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精选5篇）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篇1

这一段中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非常明显——“右手牵猎狗，左手托苍鹰”，原句是“左牵黄，右擎苍”，左右颠倒了。

第二，此时苏轼是37岁吗？不，应该是40岁。

据孔凡礼《苏轼年谱》卷十四说：

熙宁八年（一○七五年）乙卯，〔苏轼〕四十岁。

在这一年八月的谱文中，孔凡礼先生写道：

祭常山（在密州城南。苏轼时任密州知州）回，小猎……赋诗，并赋《江城子》。

又注文说：

词见《东坡乐府》卷下，末云：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文化苦旅·道士塔》

三、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9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

根据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一书所收《王道士荐疏》的记述，王圆箓在这篇上报天恩佛祖的疏文中，具体陈述了自己发现藏经洞的确切时间，是在光绪“贰拾陆年伍月贰拾陆日清晨”。当时的中国处在清朝末年，还没有使用公历，这里所写的年月日，毫无疑问是用的旧历，如果要用公历来表示，按照历表的推算，应当是1900年6月22日。

四、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

叶昌炽（1849—1917），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督庐主人。原籍是浙江绍兴，后来入籍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晚清金石学家、文献学家、收藏家。

这里的.名字明显有误。

《文化苦旅·莫高窟》

五、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莫高窟对面，是三危山。《山海经》记，“舜逐三苗于三危。”…”

在任何版本的《山海经》中，都没有这句话，类似的句子最早出于《尚书·舜典》（或作《尧典》），后也载于《孟子·万章上》、《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等典籍。六、

“公元366年，一个和尚来到这里。他叫乐樽，戒行清虚，执心恬静，手持一支锡杖，云游四野。…”

“反正当时的乐樽和尚，刹那间激动万分…”

“不久，乐樽和尚的第一个石窟就开工了…”

在敦煌文献中的李怀让《武周圣历元年（698）修莫高窟佛龛碑》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敦煌学大辞典》，这位和尚的法名均作“乐僔”。而自古以来的和尚，没有以酒樽的“樽”字作为法名的。

《文化苦旅·柳侯祠》

七、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客寓柳州…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

荔子碑碑文颂柳宗元，文辞来自韩愈，笔书来自苏轼，故又称“三绝碑”不可能是柳宗元“手迹”。

八、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 《汨罗遇凤》”

“做”当为“作”字之误。文言文只用“不作”而无“不做”的说法。“不做”只见于白话文。

《文化苦旅·都江堰》

九、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守。”

据《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秦灭周移九鼎，在昭襄王五十二年（前二五五）。又四年，王卒，孝文王即位。《秦本纪》谓其：“十月己亥（四日）即位，三日，辛丑（六日）卒。”秦以十月为岁首，故史表有孝文王一年。然据《史记》、《索隐》孝文王即位时已五十三岁。则昭襄王晚年，孝文王实际已主秦政。以此推之，冰为蜀守在公元前二五六——〔前〕二五○年间。

故而妄断为公元前251年，是轻率的。

《文化苦旅·洞庭一角》

十、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

据年谱记载，“庆历新政”是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九月开始的。庆历五年（1045）正月，范仲淹罢去参知政事（副宰相）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这是他被贬的开始。同年十一月，又被解除四路帅任，以给事中改知邓州。次年（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才在邓州应滕子京之请写了《岳阳楼记》。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篇2

关键词：余秋雨,苦旅,文明,历史,文化

在现今,余秋雨无疑是全球各华人社区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他的《文化苦旅》在巴金先生主编的《收获》杂志上连载,不仅奠定了文革之后新时期文化散文的创作根基,同时也使文化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他曾说 :“近年来在学术上想得最多的是以中国文化史为背景的中国文化人格。因此,一接触山水,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在这方面的感悟投注上去了。”[1]余秋雨以他深沉的文化情思,把历史感悟、文化关怀及自然之美统合在一起。对于文化,他不奢望有什么祝祈,但毕竟是有着希冀与期待的,他“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有一种苦涩后的回味,焦灼后的会心,冥思后的放松,苍老后的年轻”[2]。多情而苦涩的心灵与斑驳历史文化的碰撞,到底给了余秋雨怎样的沉郁风骨与苦旅情结?中国历史文化的悠久魅力,到底又让余秋雨产生了怎样的思考与企盼?他的“苦旅”情结,笃行于文明、历史、文化的层面之上,他以一位文化精英的睿思和学者的洞见,独行于历史的峰峦,凝眸王朝的背影,与历史精魂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

一、踏访千年足迹,捡拾文明碎片

80年代后期,余秋雨抑或是出于心理上多种年龄的叠加,有着对儿时奔跑于山路的渴望,抑或是出于对“书斋著作”与“文化现实”脱节而产生的困苦。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期他最终选择离开案头,开始漫长“田野式创作”的目的只有一个,去到那些文人先辈曾经驻留的地方,找寻文化的遗留,找寻文明的碎片。他从祖国大西北,转到西南蜀地,再走笔吴越春秋,最后以境外南洋的丛塚作结。他就那样“边走边想,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3]

余秋雨独自一人出行,独自一人进入远山远水,独自一人进入文化腹地,独自一人默默无言地面对默默无言的土地,这所谓的“孤旅”,也许正是“苦旅”的最初由来。台湾老作家欧阳子在分析《文化苦旅》时,曾经精到地点出了余秋雨“苦旅”的含义。她认为《文化苦旅》的“表面意思,当就是作者浪迹天涯,一站又一站地走访‘人文山水 ',行行止止,风尘仆仆,劳苦了四肢筋骨,也有了不少苦涩的感想,故谓之‘文化苦旅 '。”[4]

“走惯了远路的三毛唱道‘远方有多远?请你告诉我! '没有人能告诉我,我悄悄出发了。”[5]余秋雨这样说着,带着李白在轻舟上的希冀和陆游在毛驴上的怀想,走过一个又一个地方,他就如同一位虔诚的僧人那样义无反顾,为着尘世的救赎和佛门的普度,芒鞋破钵,苦行佛陀。在面对已有2500年历史的苏州城,他驻足写下《白发苏州》。通过历史,他看到吴越混战,看到百姓的苦难,看到“馆娃宫”里的西施,看到苏州人的委屈。“苏州城,是苏州文化静谧的后院。”[6]他要道出苏州的见识与度量,但他同时又感到困惑,困惑人类最早的城邑之一,会不会、应不应消失在后生晚辈的竞争之中?时髦的年轻人,还能不能保存苏州风韵的核心?余秋雨害怕现代文明掩埋苏州厚实的灵魂,他想要保留苏州城的古老文明,保留它的从容与宁静。

余秋雨跋远山、涉远水,踏访千年足迹,在古人的步履之上怀想超越时空的祝祈,在无言的冥想之后举起驱散愚昧阴霾的火炬。《道士塔》是《文化苦旅》的开篇之作,当余秋雨走进被王道士请人刷白了的洞窟中,他低声哀求。莫高窟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象,就像王道士木然的痴笑一般,让他几次梦醒难寐。他对这笔文化重债好恨、好恨!几摞银元,就像“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7],悄悄换走了祖先留给我们的馈赠。在凄艳的莫高窟门外,在王圆箓的圆寂塔前,余秋雨仿佛看见装满经书的牛车走出大漠,他那嘶哑的声音在竭力呼喊,企图阻止那双罪恶的手。残破不堪的洞窟,是一个古老民族滴血的伤口。昔日的荣光,像片片瓦砾,散落在荒草之间,像断残的石柱,在夕阳下战栗。历史的进程常常与蒙昧、野蛮相伴,最终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当余秋雨在历史遗迹之中捡拾文明的碎片时,他有过恼怒,有过悲哀,有过惋惜。但他还是期待,期待那碎成了碎片而依然发亮的文明的出现,就如同家乡上林湖中破碎的陶片,但这一次他不会选择丢弃。

《文化苦旅》的基调沉重而苦涩,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文化指令,让余秋雨对那片土地、那个时代坐立不安?“雷达把新时期文学概括为重塑民族灵魂,这是对的。再深化一下,这个‘灵魂’是什么,不就是余秋雨苦苦寻找的‘远年的灵魂’,不就是民族深层的精神和文明么。”[8]文化的苦旅就是文明的苦旅,余秋雨将那些“远年的灵魂”唤醒,用自己的生命对晤,为的只是在现世将文明保留。“每一次搏斗,文明都未必战胜,因此我们要远远近近为它呼喊几声”[9],哪怕是徒手开辟荒草掩埋的路途,走上万里沙地。

二、提携万卷文书,补缀历史沧桑

余秋雨有着古代文人一脉相承的对民族文化、历史使命、文明传播的强烈忧患意识和忧切的文化良知。他相信有一种神秘的“人格传递”,融入到山水大地、风土人情之中,无形而悠长。特别是他一直引以为傲的余姚籍文化大师们,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都是姚江的儿子,都是河姆渡的后裔。这样的传递促使余秋雨找寻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通过文人先辈的典籍,将历史的沧桑补缀。但就像修书人看到残破文书时的痛心,他面对历史遗迹时的心境也可谓悲凉凄切。

作为历代文人的子孙,他带着先辈的企盼熟读诗书,渴望有一天能够将他们的夙愿,放回心的归处。文革那些年,余秋雨在一天的劳累之后,凑着蚊帐中昏黄的灯光,翻看着曹雪芹的著作,感受人世间似乎还存在的些许的温暖与欢乐。文革后期回乡养病,在蒋经国先生早年的读书室里,他全身心地钻入到《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四部丛刊》、《万有文库》等大量旧书经典中。到了切切实实谋生的而立之年,他潜行在13平米的小房子里,用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四部戏剧文化史论专著,这期间所接触到的大量史论著作,都为余秋雨历史文化人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来自书籍的供养,为余秋雨提供了广博的历史知识和历史眼光,让他能够在宏阔的视野上进行文化涉猎。当然,也正是基于对历史的了解,他对历史文人更有着感同身受的情怀。

待到不惑之年,余秋雨终于提携万卷文书,开始了补缀历史沧桑的苦旅。他客寄柳州,在柳侯祠的回廊中,静听自己的脚步声,追忆宗元客死南荒的文豪悲哀 ;他南下蜀地,在急流浩荡的都江堰,为“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10]而感叹,遥远的缔造者的面容渐渐清晰 ;他梦临西湖,在两条长长的生命堤坝上,倾听着“不为游观为民耳”的吟诵,讲述着苏小小背后的垂泪人生,感叹着无惧于死的白娘子形象 ;他忆起水乡,在笃笃的船帮声中,在欸乃的橹声中,手持张岱的《夜航船》,心头却卷起幻想的波澜 ;他远走南洋,在冷僻安静的坟地里,巡睃着一个又一个藏在这片泥土下的故事,他说那个地方,“神秘得像寓言,抽象得像梦境”[11]。走过那么多的路,他的心总是被山水扇动得疯疯癫癫,面对过去的历史他有着说不尽的惭愧。美好的山水啊,它接纳了历代多少文人无可奈何的叹息,悠长的山风和流水寄托的是无尽的哀怨啊!

“对历史的多情总会转变成对历史的无奈”[12]。余秋雨在山水风物之间,寻绎历史积淀,延展文化情怀,慨叹人文心理,试图以对历史的冥想和洞见的阐释来补缀历史的沧桑。《风雨天一阁》是余秋雨描写家乡藏书楼——天一阁的历史文化散文,从中讲述了天一阁这一文化奇迹的古今历程,包括它的产生,它的保存,它的世代守护,以及它近代的遭遇。余秋雨在钦佩范钦强健人格和范氏家族不移意志的同时,也着实为天一阁近代的浩劫而悲哀。中国文化的保存和流传的艰苦历程,是何等的悲怆与神圣!脆薄的纸页经不起野蛮战火的焚烧,经不起人类贪婪的欲望。余秋雨小心翼翼地登上楼梯,颤巍巍地捧起书阁中取出的书函,面对这数百年苦役的结晶,他的双手是沉重的,面对苍老文化屈辱的遭遇,他的心情是沉重的。

余秋雨对于历来文人学者珍视的文化,在近代遭遇所谓文明产物的摧毁而痛心,强烈的文化良知促使他完成文化人世纪性精神引渡的使命,延续肇始于鲁迅“拯救国民性”的命题。他徘徊于悠长历史的坎坷命运,低沉、忧伤的心绪成为他一种固有的情结。每到一处,他强烈的使命感自然而然成为一种精神上的压迫,现代社会太多的弊病,堵塞了历史文明的涌流。当然,也正是因为余秋雨对于历史沧桑强烈的苦涩情怀,他在挖掘历史时所体现的历史向度、历史价值,也让儒雅、高格、修养,因为历史的厚重而流露在云水间。历史因他而鲜活,他也因历史而变得博大。

三、探索生命潜能,抚慰文化灵魂

可以说,余秋雨这般跋远山、涉远水,所要找的,即是文化的灵魂。为了能够读懂山水风物的文化内涵,余秋雨探索着自身生命的潜能。当他抚摸历史痛处的时候,文化灵魂也终于在喘息之间得到安慰。“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13],然而那些地方,有多少去的游人能真正读懂它们封存的文化?又有多少文人会走出书斋,走进远山远水,给予文化灵魂以抚慰?这样的人少之又少,也许大地已经等待了几百年,等来的许是修缮,许是成为废墟。

在这长长的跋涉之路上,余秋雨好似一位身着长衫的文人,一路走来。在他脚步停留的地方,他惊叹,他惆怅,他沧桑,他苦涩!在《文化苦旅》中,有一篇名叫作《狼山脚下》的文章,苍劲之中不乏文雅。在南通狼山东麓,余秋雨找到了猜测了千年的骆宾王墓,冷僻的墓茔,甚感悲凉。投笔从戎的文学天才,在起兵失败之后,竟然躲到了这里。一抔黄土,半截石碑,也可想初唐的这一才子晚年的孤寂与落破。余秋雨俯下身来,默读碑文,悉听一声长叹。若是骆宾王晚年真的皈依佛门,倒也是一个安慰,至少这一位文化大师能够有一个心的归属,能够在禅堂之中写写弄弄,吟吟唱唱。

在《庙宇》一文中,余秋雨同样讲到一位僧人,那就是弘一法师李叔同。在近代历史上,李叔同这样一位精通文学、书法、绘画的全才出家为僧,一直是一个猜不透的谜。余秋雨通过弘一法师在五磊寺的行迹,道出了“返璞归真”的心灵诉求在新时代的尴尬。为弘扬佛法律宗,弘一法师创建道场的倡议得到支持,然而经费哪里来?可以说,佛教走到现代,曾一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举步维艰。按照当时的情状,光光靠僧徒“广结善缘”得到的施舍,还不够寺庙的日常开销。弘一法师的发愿又怎能离得开“藉名敛财”,怎能不去招惹诀别的世事?余秋雨在故乡庙宇的黄墙曲廊之下,低吟送别曲,感受晚风拂柳笛声残。在弘一法师的佛门经传之中,感受黄卷青灯,感受萧然落寞。

余秋雨自问不及历代文人大师的学识与涵养,然而为了读懂他们生命的情感,他探索着自身生命的潜能,希望能够超越时空的阻隔,给予他们所寄寓的文化灵魂以安慰。余秋雨在面对历史人物时的忧伤,在于他感同身受的苦涩,也在于对先辈文化灵魂难得安慰的愧疚。余秋雨的“苦旅”情结在这里因为文化的遗落而痛心,他找寻并试图解读文化灵魂,这在安慰文化的同时,也安慰自己忧切的文化良知。

《文化苦旅》中的苦涩情怀,写到这里,已绝不仅仅止于它的表面意思,而这“苦旅”的深义,欧阳子女士从两个方面进行剖析 :“一是观照个体的生命,一是观照中国文化的生命。就前者解,作者(一个现代中国文人的代表)的这一旅程,是他本人对于人类的生命以及文化走向的问题,由困惑而至感悟的心路历程。这历程相当辛苦,故谓之‘文化苦旅 ' ;就后者解,这辛苦的旅程,不再是作者的旅程,而是中国文化的旅程。我们中国文化,在时间的长途中,已跋涉了数千年的路,其间所见证的天灾人祸,沧海桑田,岂是言语所能说尽!而数千年所积累下来的旅行包袱,变得如此沉重难荷,今后还走得下去吗?”[14]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亦谓之“文化苦旅”。

余秋雨感知着大地的温度,在山重水复、苍苍莽莽的大地上,寻找中国文化的真实步履。他在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中抚慰文化灵魂的同时,立足并守望今天的文明。所以我们常常感到在他用生命与历史对晤的时候,充满了忧伤的叹息、沉思与反省。他在挖掘自身生命潜藏的同时,也在一路苦苦探寻着我们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新鲜血脉。他渴望促膝长谈,他渴望用生命交流,他渴望成为祖先流浪长途中的一个留驻点。对笔墨的祭奠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祭奠,而是借以祭奠的形式,牵连出一个完整的世界,宏阔整个历史文化长河,将中国文化推上一个逐步进化的台阶。

余秋雨 “苦旅”中的文化行者 篇3

文化，是中国的脉络和灵魂

《文化苦旅》，中国历史命运和文人人格的构成，是他探讨的主题之一，问世以来受到海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山居笔记》，探讨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宿和社会灾难，文笔澄澈精致、万物溶情；《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中，他把世界文明与中华文明作出理性的对比和思考。

2011年11月初，余秋雨与豫西进行了一次亲密的文化接触，一场题为《文化创意与特色文化建设》的演说，从上古到明清，余先生深入浅出地侃侃而谈、如数家珍，故事与哲理结合，人文与地理细分，条理清晰，见解独特。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领域内一直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余秋雨经常思考社会现象类问题，特别是中国文化界的社会现象类，他说，“现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很多乱局，这个乱局是我从事文化以来一直想清理的，但是没有想到我们无法清理它……”余秋雨认为，人类的文化教育造成了一种错误的惯性，一代一代地误导下去，应该引起人们注意。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上学、考试、就业，升迁、赚钱、结婚、贷款、抵押、买车、买房、装修……层层叠叠，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而且，总是企图按照世俗的标准活得像样一些，大家似乎已经很不习惯在这样的思维惯性中后退一步，审视一下自己，问：难道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文化问题往往没有简单的是非。作为中华文明的子民有这样一种奢侈感：从不同的记忆起点出发，都会延续到我们脚下。能够讲这句话的民族，在当今世界已经不多了。”这是余秋雨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说的话。他道出了中华文明与世界古印度、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相比，是唯一硕果仅存且令炎黄子孙值得为之喝彩、为之骄傲的心声。余秋雨说，由于文化不鼓励这种后退一步的发问，因此每个人真实的需要被掩盖了，“需要”变成了“想要”，而“想要”则来自于左顾右盼后与别人的盲目比赛。明明保证营养就够，但所谓饮食文化把这种实际需要推到了山珍海味。极端豪华的地步；明明只求舒适安居，但装演文化把这种需要异化为宫殿般的奢侈追求……大家都像马拉松比赛一样跑得气喘吁吁，劳累和压力远远超过了需要，也超过了享受本身。莫里老人认为，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他说：拥有越多越好。钱越多越好。财富越多越好。商业行为也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我们反复地对别人这么说——别人又反复地对我们这么说——一遍又一遍，直到人人都认为这是真理。大多数人会受它迷惑而失去自己的判断能力。

创造，是艺术的代名词

人类早已建立的交通规则、文明约定，没必要去突破；但对于真正的大问题，例如疏离盲目的物质追逐、确立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他人的关爱等等，必须自己拿主意，自己作判断，不允许任何能言善辩的旁人和从者如云的诱惑，来代替自己的选择。

自《文化苦旅》出版以来，余秋雨专事“大文化”散文创作，其学术著作出版从此中断。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余秋雨以《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笛声何处》成为海内外知名的作家，而他的学者身份，渐渐被人淡忘。

在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那些年里，他完全不参加各种研讨会，不发表一般的演讲，也不写小文章，全部心思都投在补课性的学术研究上。“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在2005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推出。“余秋雨学术专著系列”包括《艺术创造论》、《观众心理学》、《中国戏剧史》、《戏剧思想史》四种，这些学术著作是余秋雨花8年时间完成的，在当时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一本《戏剧理论史稿》有68万字，西方东方14个国家的戏剧理论思想都涉及了。它将传统理论讲到19世纪。这是中国第一本研究戏剧审美心理的书。他说：“从戏剧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集体心理。”

《艺术创造论》（原名《艺术创造工程》）一书中余秋雨醒目的提出“创造”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对艺术有绝对意义，对整个中国文化没落和再生也有绝对意义。他说，“我没有预料到后来我们会面对那么长时间的文化保守主义和艺术保守主义，但似乎又有一点模糊的预感。因此，我在论述这个概念的时候十分动情，在写完十章之后又附加了写法比较特别的一章。”余秋雨说过，他希望艺术实践者面对艺术理论的时候，不要被学究式的重重分割所吓退，因此本书在探寻一种对古今中外都大致适合的“通理”结构。我把不同时空的艺术经验邀于同室、熔于一炉，来展现人类对艺术认知的“异中之同”。

境界，让人生充满韵味

从《文化苦旅》到《借我一生》，余秋雨的书一直在畅销，他的身影经常在一些公共活动中出现，他也一直被媒体所包围。有人说余秋雨是“文革余孽”，还有人说他“拒不认错”，甚至有人说他是“文化骗子”。余秋雨则简单的回应说自己是个自由人，“我没参加作协，没参加文联，除开我自己写的文章外，和任何单位都没有关系，完全脱离所谓的文化圈。以后连文章也不写，也不再住在上海和深圳，到一个冷僻的地方，让他们继续骂去吧。”

曾经有一位患了绝症的社会学教授给学生上最后一门课，每星期一次，时间是星期二。这门课讲授了十四个星期，最后一堂则是葬礼。老师谢世后，学生把听课笔记整理了一下交付出版，题目就叫《相约星期二》，这本书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连续四十四周名列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1998年10月，余秋雨在四川成都府南河畔为《相约星期二》写了序，序的开头，就设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什么样的人谈人生才合适。现在的九零后，动笔会写“生活的风帆啊”之类的句子；还有街头的老大娘，开口会发“人这一辈子啊”之类的感叹。兼有人生阅历和思考水平的人，一般就不谈人生了，余秋雨说，“大多数智者躲避这个问题，是因为领悟到自己缺少谈论的资格。再大的专家也不能说自己是人生领域的专家，一时的感悟又怎能保证适合今后、适合别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成功远不是人生上的成功，一个领导者可以在诸多方面训斥下属却必须除开人生。”

人人都在苦恼人生，但谁也不愿意多谈人生。身在人生而蒙昧于人生，大多数浅陋而造作的小故事，发几句评述，吐一点感慨，好像一谈人生，作者和读者都必须一起返回到极幼稚的年岁。越有教养越明白这些道理，因此就越少谈论。余秋雨认为这是一种身心的自我洗涤，洗去一切原先自认为合理却不符合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大原则的各种污浊，哪怕这种污浊隐藏在最后一道人生缝隙里。

余秋雨文化苦旅的错误 篇4

关键词：《文化苦旅》 创作特色 “美调”与“苦蕴”

引言

山水文化、历史文化、人文山水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的表征，也是实现文化之苦的寄托点，其感情的隐性表现，是其创作的最大特征，而分析《文化苦旅》自身的散文价值，其在语言、文字以及情境蕴含上呈现出“美”的姿态，而《文化苦旅》的散文价值和情感价值激化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新走向，实现着整个文化文学的承接与发展。

一、《文化苦旅》创作之“美调”

若说《文化苦旅》是美的，肯定会引起众多人的反对，因为文化的思想是“苦”的，这就是文学思想的作用性的力量，但若说《文化苦旅》言语、表达、情调衬托之美，则就恰如其分了。

(一)言语之美

文化散文是对《文化苦旅》的属性之解说，而作为散文，其主要特点便在于语言艺术，通过言语表述，文字调整，以及字间组合实现着散文之魅力，对于这个响世文学作品来说更是如此。其一，用字之美。语言之壮气，文字之霸气，字字简洁，字字着力，是余秋雨用字的关注点，而在文化描述之中，也许只有这样的文字，才能够将其心声放出，且看《夜雨诗意》中“将军眉舒了，谋士自悔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率平缓了。”其中的动词，是点点入心，而通过各项人物及事物的变态用字，使我们感受到战场之平息，体味激情下的平静。其二，组句之美。运用多种形式进行组句，是《文化苦旅》的重要特征，其不仅在于句子与句子间的整齐美，而且以每句自身美，实现着整体性的语言、句子美。多种修辞方式是文章组句的基本承载体，其中对偶、排比、顶针、回环等是文章中最常见的，如在“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道士塔》，在借助历史文化之瑰丽的同时，以短语对偶的形式，让我们感受到文字之美，而“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泥巴”，则以婀娜的体态――柔美的浅笑，变成碎片――变成泥巴，形成单句对偶。此外，文章中，还包含长句对偶、上下句对偶和段落性对仗的情况;而如上面《夜雨诗意》中的十五个短句，通过句与句之间的人物、事件呼应，动词变化呼应，以及结果程度呼应，实现了短句对偶的同时，运用了短句排比的形式，这就以排比力量增添了文章的磅礴气势;而“以漫想走向清晰，而又从清晰走向漫想”(《柳侯祠》);“侏儒变成巨人……巨人也变成了侏儒”(《阳关雪》)等句子，则实现了回环反复，以回环辨证的语言，将自身的感受言表;而在“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废墟》)中，则以“悲壮”顶针方式，实现了上下递接，首位蝉联。从中可见，散文之文字美，句子美以及组合美，在《文化苦旅》之中表现得到位足调，不得不让我们感受到余秋雨的文化之博大，用字之精湛。

(二)形式之美

《文化苦旅》虽是散文集，但是，从文章表达方式来看，散文的抒情、描写成分较少，而集中于议论叙述，但是，又在议论中注入了浓浓的抒情意味，这就使得枯燥的议论文学变得有声有色，有情有味。同时，也就是这样的笔调，使得《文化苦旅》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学著作。如“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弛了，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为废墟，变成荒原……”(《阳关雪》)，文章中并没有以直接的议论来说明民族之沦落，也并没有直抒胸臆进行情感表达，而是借助于“废墟”“荒原”将内心之情怀寄托，这就使得文章婉转、含情，使得文章主见鲜明，而又渗入无穷的深思韵味，不得不让我们感受议论文字背后的悲情，不得不让我们体会感情之后的悲冷。景象描写是散文著作的基本笔触，而《文化苦旅》中的景象描写，却给人大无边、深无涯的感觉，这不同于沈从文的清美、天然、纯情，也不同于朱自清的清新、精致、细雅，更不同于郁达夫的忧郁、深思、伤怀，而是将余秋雨的淡淡的忧伤、轻轻的绚丽、静静的感悟融合在一起，如《道士塔》《阳关雪》描述的荒凉大漠之黄河文明盛衰景象，其悲凉、其沉寂流于词表;如《江南小镇》、《白发苏州》描写的桥流之柔丽凄迷、清新婉约，则将美景背后之文化、之人格，以淡淡的笔调呈现出来。《文化苦旅》是美的，因为作者的足迹已经渗入到祖国的各大江山，其心灵触动，已经与江山、河水、一草一木溶于一体。

(三)孕情之美

正如上面我们所说，《文化苦旅》的景象描写是美的，其情感融入是美的，那么我们就借助这些美的分子，将《文化苦旅》的美进行到底――其情境之美。大漠、风沙、山水、古迹是作者感情的寄托物，也是散文集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景物名词，也就是借助这些地域性、民族性的景物，让作者的感情有所依靠，而这种融情于景、融情于物的方式，深化了我们的`“美景”，然而这份美景却在美丽的同时，让我们感受到淡淡的忧伤。正如《沙漠隐泉》中所说“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闲，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惟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

二、《文化苦旅》创作之“苦蕴”

《文化苦旅》是“苦”的，因为历史是苦的，景象是苦的，人物是苦的，情感也是苦的。是的，《文化苦旅》的悲情情调，为余秋雨的文化之旅程注入了苦涩与艰难成分，也为今天的文化探索与文化回归渗透了悲苦情调。

(一)情之苦

“我是一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产出文化”，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思想，造成他笔下的文化“并不纯洁”，造成他周围的山水“并不优美”。 其一，自求探索之苦。在文化旅程之中，余秋雨涉足了几乎整个中国，他追寻着古人的踪迹，力图实现自己与古人之共鸣，于是他自身感受着独自旅行之孤单，文化求索之艰难，所以，他将“全身心的苦恼、焦灼、挣扎、疯狂在散文作品中燃烧”。正如我们所说，无论何种景象或是古迹，都是余秋雨笔下的附属品，他们都是余秋雨为求古人而进行的介体，或者说，他们对余秋雨的文化追溯只是起到引子的作用。从余秋雨的笔触上看，他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古人身上，通过自身的旅程，企图实现全程性的把握故人情怀，把握文化之真谛。然而这耗尽了他的精力，也许就是这种拼了命的挣扎使他感到阵阵苦楚，然而，这份苦楚来得还不是那么明晰。他感情的表达，不像鲁迅那样敢骂敢言、淋漓尽致，也不像郁达夫那样自怨自艾、独悲苦楚。“手无缚鸡之力”是对古代文人的点评，若将其用在余秋雨的文人旅程情感实践上，则体现出了余秋雨面对文人不幸之无奈，也暗示了现阶段文化苦求的“米粟力量”。如《柳侯祠》中“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其不单单说出了古代文人的艰辛之苦，也暗示了现阶段的文人力量之薄弱，或说是文化前途之危难。

其二，文化命运之苦。文化的论析、文化的零落是《文化苦旅》要表达的关键旨意，如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笔墨祭》，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牌坊》《庙宇》等，而作者在书中摘要也说，“本文的主调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如在《道士塔》中，将敦煌石窟的变化、沦落一步步展现在我们面前：王道士毁坏殆尽――雕像被刷白并改换头面――低价卖出中国文化，将中国文化的变迁、将文化的不幸步步深化，而今天，当专家进行研究时，只能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微缩胶卷，他们叹息，他们无奈。这种文化命运之苦，在全书中随处可见，大到国家文化，小到个人情怀，无一不渗透着忧苦与情愁，如《老屋窗口》中的河英小人物之沦落，《信客》中两代人都逃不出交通不便之约束等。

(二)蕴之苦

其一，景物孕情之苦。山水是作者情感的借助物，在作者赋予情感的情况下，他们都带有了苦涩，然而，就其本身来看，也表现出无尽的“苦”处。如《道士塔》以漫漫黄沙开篇，让我们感受到环境之恶劣的同时，想到孤独者的行程之艰辛，以异乡漂泊者的脚步声结束，让我们感受到探求者的心灵之孤寂，行动之无助，精神之沉重

其二，人物孕情之苦或是古迹孕情之苦。古代文人是余秋雨进行情感表达的直接力量，因为自身的文人特征，也因为文人力量的共同性，更是由于文人的精神走向，一般来说，古代文人都有忧国忧民的意识，然而他们是“苦”的。如《都江堰》《莫高窟》《风雨天一阁》中的古迹表象，作者并没有为我们详细描述，甚至是只字不提，而仅仅将各种古迹作为引子，进行古迹背后的故事讲述、或是事迹评论，如《都江堰》将笔落于李冰身上，以人物之描述，揭示独特的精神世界;而《风雨天一阁》也是通过描写范钦的意志力与人格特征进行情感表达;《莫高窟》关注于乐尊和尚等人物刻画，在其出场时，以其动作、表情之描写“怔怔地站着”“庄重地跪下身来”“朗声发愿”，以及出场后的影响力“天地没有一点声息”，突出人物的情感特征，这就打破了以往文题对应的特征，甚至表现出文不对题，但是，从其情感抒发，以及文化之苦的基础写作目的上来看，这些古迹形象，完全实现了物的价值，同时，让我们从其背后感受到的是“有点冷，有点野，甚至有点残忍”。

结语

纵观余秋雨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的旅程，他步伐沉重，内心充满了淡淡的苦楚与忧愁。但是，在苦涩之余，他并不消极，而是用一种文化的力量支撑着自己，正如上面《沙漠隐泉》中所说的那样，他有从“苦”中寻乐，从“苦”中找美的精神，他试图从文化中寻求历史、古人、精神、人格的足迹，试图以“米粟”力量支撑一份文化家园。语

参考文献

[1]任继梅.超凡的睿智来源于独特的感悟――谈余秋雨的散文[J].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01).

[2]万瑛.《愚溪诗序》教学实录[J].语文建设，(03).

[3]张新平，贺永芳.负重的灵魂 放达的笔――简评余秋雨的《文化苦旅》[J]. 焦作大学学报，2008(03).

余秋雨文化苦旅简介 篇5

余秋雨文化苦旅简介

《文化苦旅》一书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19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历史、文化散文，另一部分为回忆散文。甫一面世，该书就以文采飞扬、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而备受万千读者喜爱。由此开创“历史大散文”一代文风，令世人重拾中华文化价值。他的散文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入历史文化长河，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文化价值。书中多篇文章后入选中学教材。但由于此书的重大影响，在为余秋雨先生带来无数光环和拥趸的同时，也带来了数之不尽的麻烦和盗版。誉满天下，“谤”亦随身。余秋雨先生在身心俱疲之下，决定亲自修订、重编此书。

新版《文化苦旅》作为余秋雨先生30年历史文化散文修订自选集，新增文章18篇，其中入选教材的《道士塔》《莫高窟》《都江堰》等经典篇目全部经过改写、修订。新版内容与旧版相比，全新和改写的篇目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对新老读者都是一场全新的阅读体验和人文享受。堪称余秋雨30年来不懈的文化考察和人生思索的完美结晶。

作者简介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著有《文化苦旅》《何谓文化》《中国文脉》《山河之书》《霜冷长河》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

二十多年前，他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之后又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文化探索的人文学者，他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