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诗歌(精选5篇)
坝上
风梳着莜麦沙沙地响,
山药花翻滚着雪浪。
走半天看不到一个人,
这就是俺们的坝上。
歌声
他很少回他的家乡,
他的家乡是四川绵阳。
他每年收到家乡寄来的包裹,
包裹里寄的是干辣椒,豆瓣酱。
他用四川话和我们交谈,
藏话说得很流畅。
他写的歌子很好听,
藏族的`歌手都爱唱。
听说他已经死了,
我不禁想起他老实的模样。
收音机里有时还播他写的歌子,
歌声还是那样悠扬,那样明朗。
纪念一位入藏三十年的作曲家
①赛里木湖在新疆,离伊犁不远。“赛里木”是突厥语,意为平安。旅人到了赛里木湖,都要俯首说一声:“赛里木!”
②岑参马料帐现藏乌鲁木齐新疆博物馆。
③呼伦贝尔草原有一条河,叫圈儿河。圈儿河很奇怪,它不是径直地流去,而是不停地转着圈。牧民说,这河舍不得离开草原。
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
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他要离开草原。
他觉得草原太单调,
他越走越远。
他越走越远,
穿一件白色的衬衫。
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他要离开草原。
他觉得草原太寂寞,
他越走越远。
他越走越远,
穿一件蓝色的衬衫。
有一个长头发的青年,他要离开草原。
他蓦然回头一望,
草原一望无边。
他站着一动不动,
穿一件大红的衬衫。
三月十七日梦中作,醒来写定
赛里木
野苹果花开得像雪,
赛里木湖多么蓝哟!
塔松里飞出了白云,
赛里木湖多么蓝哟!
牛羊在绿山上吃草,
赛里木湖多么蓝哟!
赛里木湖多么蓝哟,
你好吗?赛里木,赛里木①!
吐鲁番的联想
异国守城的士兵,
一箭射穿了玄奘的水袋。
于是有了坎儿井。
有人在戈壁滩上,
捡到岑参的一纸马料帐②。
什么时候咱们逛一逛纽约的唐人街。
安西都护一天比一天老了,
他的酒量一天比一天小了。
飞机上载的是无核葡萄干。
广州的孩子没见过下雪,
吐鲁番的孩子没见过下雨。
广州、吐鲁番都有邮局。
巴特尔要离开家乡
大雁飞在天上,
影子留在地上。
巴特尔要离开家乡,
心里充满了忧伤。
巴特儿躺在圈儿河旁③,
闻着草原的清香。
圈儿河流了一前晌,
还没有流出家乡。
玉渊潭正月
汽车开过湖边,
带起一群落叶。
落叶追着汽车,
一直追得很远。
终于没有劲了,
又纷纷地停下了。
“你神气什么,
还嘀嘀地叫!”
“甭理它,咱们讲故事:秋天,
早晨的露水……”
泊万县
岸上疏灯如倦眼,
中天月色似怀人。
卧听舷边东逝水,
一.情节故事呈现出诗意之美
《受戒》虽然写的是凡人小事, 掌故旧闻, 民俗乡情, 花鸟鱼虫, 但那是一种来自生活的会意和熨帖。从《受戒》中, 我们看到小和尚明子和农家少女小英子纯洁质朴的感情, 与其说被小说打动, 不如说是被自己的青春记忆所感染。看着明子和小英子一起栽秧、车高田水、薅头遍草、割稻子、打场子, 扌歪荸荠, 在芦苇荡里划船, 那些神秘的喜悦是否会让你联想起自己年少时那纯真的恋爱?你也许想起了校园里的凌霄花和冬青树, 也许想起了黑板上粉笔的吱嘎声, 也许想起了年少的眼中那明亮的光芒, 他们就像是冬天里哈出的白雾一样, 朦朦胧胧却又依稀温暖。这, 就是一种诗意之美。
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写《受戒》主要想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 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诗意的东西, 肯定人的价值, 我写了人性的解放。”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汪曾祺是个很难归类的独特的小说家。所以说, 你根本无法用某一种定义去框定汪曾祺的小说, 它极力打破小说、诗歌和散文的界限, 它就是它, 无法复制, 不可重述。这也正是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在。
二.风格特色展现出一幅写意风俗画
在风格特色上, 汪曾祺的小说比较接近散文, 是散文化了的小说。他的小说更多地接近于生活的原貌, 有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汪曾祺自己曾说画画是自己的“业余爱好”, 并著有《文与画》等书作, 而《受戒》就像是一幅写意的风俗画, 在写法上看似随意, 却精、气、神俱全。
在文章结构上, 汪曾祺的小说看似散漫, 不求严谨, 然而转折自然, 紧贴真实生活状态。《受戒》中, 作者先是写明海由舅舅带着出家, 渡船时很自然地遇上小英子, 接着明海来到荸荠庵, 于是很自然转入写庵里的人和事, 写完之后, 由一句“明子老往小英子家里跑”, 又转入写小英子家的人和事, 后来, 由小英子送明子去受戒引出善因寺的情况, 而小英子送明子的一送一接, 又促使了两人感情的升华。文中人物出场, 不作烘托铺垫;场景的转换, 也不作交代暗示。然而转来转去, 情节却始终没有脱离明子和小英子两人的感情的深入发展这一主轴。正可谓是闲笔不闲, 散文不散, 形散而神不散。
在语言风格方面, 他的叙述语言接近口语, 充满个性, 少有冗长而累赘的文学描写。明子学写毛笔字, “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 很黑。”;描述小英子和她姐姐, “这两个丫头, 这一头的好头发!通红的发根, 雪白的簪子!娘女三个去赶集, 一集的人都朝她们望。”;教念经时, “说:嗓子要练, 夏练三伏, 冬练三九, 要练丹田气!说:要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说:和尚里也有状元、榜眼、探花!要用心, 不要贪玩!”。短短数字, 平淡无奇, 但连缀成篇, 却又充满了世俗的智慧和韵味, 常让人忍俊不禁。作者剔除了口语的琐碎、粗俗、噪杂, 保留了它的色、音、味、活、鲜, 使人感觉一种生活的气息扑面而来, 十分耐人咀嚼与玩味。
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 汪曾祺追求生活的真实和人物的平凡, 对其作品人物不作故意的褒贬和抑扬, 全都实实在在, 不事雕琢。《受戒》中的大师父仁山是荸荠庵的“当家的”, 他能把账一点一滴地算清楚, 可当好和尚的三个条件, 他一条也不具备。相貌:黄, 胖。“声音也不像钟磬, 倒像母猪。聪明吗?难说, 打牌老输。”二师父仁海是“有老婆的”, 而且“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 整天的洗涮。”而三师父仁渡“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会算账、会打牌、会飞铙、会唱小调。这可真像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平凡人, 有些优点, 但不足成器;有点缺点, 但无伤大雅。他们就是一组以“凡人小品”为题的群雕, 让人倍感亲切, 不自觉地融入其中, 看着他们的喜怒哀乐, 能够让读者心生微笑, 眼角含泪, 久久的回味。
汪曾祺在文章的结尾写道, 这是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这梦是这样的真实, 又是这样的美好, 即使它渐渐的遥远而又模糊, 也能准确无误的触动读者的心弦, 因为那是我们如诗亦如画的青春回忆。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戒》虽写凡人小事, 却在情节故事中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和人物塑造等艺术特色上更像是一幅写意风俗画, 写法上看似随意, 却精、气、神俱全。
何镇邦先生在《怀念一位纯粹的文人》中说:“受汪老指点和惠泽的青年作家不胜其数,除了鲁迅文学院历届研究生班、进修班的学员外,我常听汪老说起的是两位青年作家,一是山西大同的曹乃谦,一是安徽天长的苏北,他们俩都是汪老比较器重又受到汪老较多指点的,如今果然都修成了正果。”
修成正果我不敢说,但确实受到汪老的很多恩泽。除请他看稿写稿外,因我是外乡人,在北京的种种难处,是可想而知的。遇到求人的事,我没有别的本钱,只有来向汪老诉说,他总会为我画一些画去送人。我的一位曾经的女上司,对我多有挤兑,汪老为我画了一幅水雾淋淋的紫藤,我去送给女上司,以博取她的好感。汪先生去世后,那么多人写文章怀念他,以至整整出了两本书《你好!汪曾祺》和《永远的汪曾祺》。这些怀念文章中,除一部分汪先生的读者外,其中有大部分都是曾经和汪先生有过交往,得到过汪老温暖的人。
他的善意
汪先生不仅对我们年轻人,他对所有的人都心怀善意。
苏叔阳说,一次他和汪老在大连开会。会上发言中,苏叔阳讲了“骈四俪六”的话,顺口将“骈”读成“并”,还将“掣肘”的“掣”读成“制”。当时会上,谁也没有说什么。吃晚饭时汪先生悄悄塞给他一个条子,还嘱咐他“吃完了再看”。他偷偷溜进洗手间,展开一看,蓦地脸就红了,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纸条上用秀丽的字写着:“骈”不读“并”,读“片”;空一段,又写:“掣”不读“制”,读“彻”。苏叔阳说他当时眼泪差一点流出来,心中那一份感激无以言说。回到餐桌,苏叔阳小声对汪先生说:“谢谢!谢谢您!”汪先生用瘦长的手指戳戳他的脸,眼中是顽童般的笑。这就是汪先生,那样的目光和笑意,我是见过的。
陈国凯曾说过,80年代一次在湖南开会,餐厅吃饭,一个老头子已在那里吃了,面前放着一杯酒。主会人员向他介绍汪先生。汪先生看着他,哈哈一笑:“哈,陈国凯,想不到你是这个鬼样子!”
陈国凯是第一次同汪先生见面,觉得这个人直言直语,没有虚词,实在可爱,也乐了:“你想我是什么样子?”
汪先生笑:“我原来以为你长得很高大,想不到你瘦骨如柴。”
这正如汪先生第一次见到铁凝,汪先生走到她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说:“你脑门上怎么一点头发也没有呀!”铁凝后来说:“仿佛我是他久已认识的一个孩子。”
高晓声1986年和汪先生在广州、香港之行中同住一室。汪先生随身带着白酒,随时去喝。1992年汪先生去南京,高晓声去看他。汪先生将他从头看到脚,找到老朋友似的指着高的皮鞋说:“你这双皮鞋穿不破哇?”鞋是那年高去香港穿的那双,汪先生居然一眼认出来了。
汪先生就是以这种方式与人见面、与人打招呼的,怎么能不让人感到亲切和友爱?有一年夏天,我到山东长山岛,游了海水泳,回北京已好几天。那天我去他家,进门没有一会儿,他站在我面前,端详着,之后用手在我脸上一刮:“是不是游了海水泳?”
真奇了怪了,他怎么看得出来?而且用这种方式给你表达,让你的内心温暖無比。
“特别”的爱
有个叫谭湘的女士,因为汪先生,和丈夫“闹得天翻地覆”。1997年5月6日,他们一家约汪先生出门“踏青”,去游陶然亭,还一同乘脚踏船。可是安排吃饭时,由于她丈夫的疏忽,找不到饭店,害得汪先生在车里颠簸了两个小时,才找到一家活像是“大排档”的店。10天后,汪先生不幸去世,谭湘泪流满面。在告别了汪先生,走出吊唁大厅后,就哭着质问丈夫:“是你害死了汪老!你一个男人,在吃饭的时间,让汪老在车上颠了两个小时,能不累坏?能不饿坏?情绪能不受影响?———你就是杀害汪老的凶手!”吓得她的丈夫大惊失色。
应该说:汪曾祺的散文就是他的气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融下产生的。翻开他的散文集, 我们可以发现编者也是有意将其散文分类放置的。大概可分吃食类、玩物类、民俗类、游玩类、忆人写事类这几种。就像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散文集《蒲桥集》的内容简介中所写:“……有集诸篇, 忆人集, 写风景, 谈文化, 述掌故兼及草木鱼虫, 瓜果事物……”大致如此了。
无论是哪一类, 所叙之物, 可以说是日常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事了。可在汪曾祺的笔下, 这大俗之物却让人感觉到了大雅。例如写鸭蛋:“高邮咸鸭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 蛋白柔嫩, 不似别处的发干, 发粉, 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外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吱一红油冒出来了。”笔调平淡却亲切细腻, 让人觉得吃咸鸭蛋是有讲究, 是一门艺术, 更是一种生活情趣, 这便是俗中见雅。又如《葡萄月令》中从一月写到十二月, 不紧不慢地叙写了葡萄的十二个月, 他笔下的葡萄不仅仅是一种吃食的水果, 更像是一位老朋友。正是在这种闲话家常的氛围中俗物褪去它物质的外表, 在精神上内化成一种情调, 这种情调在作者的营造下自然而又亲切, 平淡而又优雅, 让人们在体味中感受到了平和优美, 这就是大雅。从美学角度看, 这是一种平和优雅的美, 虽不及崇高的美所带来的激情与冲击, 但却迎合了这个激情淡出的时代。人们从他的散文中获得美感, 寻得慰藉。显而易见, 汪曾祺的气质是适合叙闲的, 也只能叙闲, 传统文化在影响他气质形成的同时又使他自觉地继承了这一审美取向。这种交织让他的文字俗中见雅, 在取材上, 也正是他获得成功的要素之一。
一
汪曾祺在取材上选择了日常生活的平淡事物, 即俗事, 却在俗的物质世界里定下了雅的情调。而直接营造的工具便是他的语言。他独具风格的语言在营造雅境的同时本身也是一股新鲜血液注入了他的散文, 使之在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很显然, 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与他的话语内容是非常协调的, 而这种风格就表现在语言的温柔敦厚、高雅淡远, 在有限中营造了无限。
总体而言, 汪曾祺的语言简约而生动, 古朴而高雅, 时若涓涓流水, 不动声色却流入你的心田;时若一壶清茶, 啜一小口, 余香绕齿。那么这种“闲”的无限性的语言的艺术张力是如何表现的呢?
1. 语言的诗化。
想用白话文写出诗化的言语, 营造诗化的氛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要做到这点, 古典文学的修养、古文语言的吸收是必需的。汪曾祺具备了这一条件并进行了“汪曾祺式”的处理。总的来说, 他散文的语言短句居多, 句与句之间跨度很大, 经常几字为一句, 这使得他的语言逻辑性不强, 带着一种散漫的主体意识。如《天山行色》第五篇《伊犁河》:“人间无水不朝东, 伊犁河水向西流。……在河边小作盘桓。使我惊奇的是河边长满常所熟悉的水乡植物。芦苇、蒲草, 蒲草甚高, 高过人头。”这段文字跳跃性就很大, 作者在意识的流动中营造了诗化的氛围。
2. 语言的平淡敦厚, 在平和缓慢中见悠云野鹤。
中国古代文人向来把内心到达的一种平和状态当作是一种高的境界, 要达到平和, 须冥思。冥思须静, 而静的获得须走出社会, 走入山水田园, 所以中国有一种特别的人群叫“隐士”。隐士写出的文章便也带了“静虚”的东西, 因此内心的平和淡远带来的文字大概是“竹篱茅舍、小桥流水”, 若想读到惊天动地、汹涌澎湃是不可能了。但是若以为写出质朴平和的语言是一件容易的事便大错特错了。要在质朴平淡中现“闲”的内涵是困难的, 汪曾祺做到了。如《泡茶馆》里有这样一段:“有一个姓陆的同学, 是一个怪人……一起来就到茶馆里去洗脸刷牙, 然后坐下来, 泡一碗茶, 吃两个烧饼, 看书, 一直到中午, 起身出去吃午饭。吃了饭, 又是一碗茶, 直到吃晚饭, 晚饭后, 又是一碗, 直到街上灯火阑珊, 才挟着一本很厚的书回宿舍睡觉。”这段文字是质朴极到了, 不懂的人若认为它是段流水帐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整个一段就是写陆同学喝茶、吃饭、睡觉, 似乎觉得很啰嗦可笑, 可是在叨叨絮絮中, 用一种不带表, 温和平淡的语调叙述了这样一个事实:他对陆同学的“泡馆”功夫是佩服的。
汪曾祺的这一文风是与他的创造思想、审美取向密不可分的。本身带有闲者味道的语言在某种氛围的浸泡中冲出了语言的单一平面, 在遐想上有了更大的空间。造成这种氛围的便是叙“闲”之情。
二
不可否认, 江曾祺的散文是找不到任何激情的, 但是如果连任何情感也读不到, 那便是我们的愚钝了。因为汪曾祺摒弃了激情, 却重拾了中国传统中一个古老而有生命的美学命题, 那便是“感动”。他总是温情脉脉地抒写着他所钟情的人、事、物, 对什么都保持着一份“感动”,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那么这种感动是如何融入他的散文作品, 又如何在审美和人生哲学中最终完成了他追求“闲”的理想之路呢?我们至少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寻得得蛛丝马迹。
1. 感动于人, 浓郁的士大夫情结。
在他缓慢和平淡的笔端中, 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的人格理想, 看见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这种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忧国忧民精神不正是中国文人几千年来从未间断的一个追求吗?我们常常把这类人叫做“士大夫”, 进则忧国忧民、兼济苍生, 退则寄情于山水、淡薄名利。两种状态的把握以至达到一种理想的结果不正是中国文人追求的“闲”的境界吗?江曾祺处于一个令文人尴尬的商品经济时代, 他的个人气质与性格决定了淡泊的生活取向。在这样一个时代, 汪曾祺的散文都似乎尽量在冲淡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 在淡化人们对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的诱惑, 在回避着人们对于钱、权欲的追逐。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文化的缝隙中, 他想到了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身上打了一个洞, 流出的营养滋润了他, 成就了他, 可见他是很有意识地去继承传统文化的, 或许那些东西亦平静了他的心。
2. 感动于生命。
古往今来, 千古风流人物在成就自己辉煌一生的同时, 却对“生死”问题耿耿于怀, 帝王们孜孜不倦寻求长生不老之术, 文人们默默感叹弹指一挥间白发苍苍。时间的无情流逝, 人的“生与死”的思考一直是中国文学中的古老的母题。那么汪曾祺是怎样来回答自己的呢?仍是“感动”。
儒家认为“死”并不可怕, 但在“生”中应该有所为。孔子说:“未知生, 焉知死。”“朝闻道, 夕死可矣。”在看来, 只有明白了生的意义, 死就无可惧了, 这正是从生的自觉中消除死的恐惧, 从死的自觉中体会生的意义。或许汪曾祺正是明白了儒家解释死生的真谛, 他从不回避生死问题, 相反, 谈之亦如谈吃饭谈睡觉, 一样的从容, 一样的豁达。或许正是他对“生命”抱着一种感动, 因此他觉得活着就是好的, 活着就应该快乐着。生病、老去、死亡是无可避免的, 因此要在活着的每一天感受活着的幸福, 他在这种感动中形成了对生老病死的洒脱豁达的态度。在他的《对口》、《牙疼》、《疟病》等“旧病杂忆”散文中, 可以看到他对于疾病是很乐天的。
显然, 汪曾祺对于人生看得如此通脱和深入, 既是他知心所性, 又是他心境趋于中正和平所使然, 这种对生命以静制动的心态不正是中国古代文人追求的“虚静”的一种境界吗?他对生命的这份知性, 这份自适, 这份淡然, 使他从心境上真正走上了“闲”之路。
综上所述, 汪曾祺散文动人独到之处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有机继承。他从生活中、文学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从而从他的笔端流出来的都是传统美感的动人篇章。他用自己的笔连接了中国散文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坛追求传统中“闲”之境后的这一审美精神在散文中的断层, 再次让中国传统文化的美闪烁在当代散文中。
摘要:汪曾祺将传统文化融入散文中, 形成了轻淡闲适的风格。他在融入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机统一地融进了他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本文分析了汪曾祺散文的个性特点, 它的动人独到之处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着坚守和有机继承。
文章一开头,就写了一个教授讲课讲到跑警报结束的故事,还写了一个学生跑警报带上一壶水,夹着温庭筠或者李商隐的诗卷,从容自在地度过一天。
散文不是要抒情的吗?写这样的故事,鸡毛蒜皮的,和空袭警报的紧张环境好像不协调。这是抒的什么情呢?是不是太不严肃了?文章不是要善于剪裁吗?作家为什么不把这些个事情省略掉呢?拉拉杂杂,在文章中有什么价值呢?
读散文,欣赏散文,遇到现成的理论、概念不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拘泥于理论和概念,而要从阅读的经验出发,阅读的“实感”,特别重要的是最初的感觉或者叫做“初感”出发。我们读这样的文章最初的感觉是什么呢?是不是觉得挺有趣的?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挺有趣。有趣在哪儿?空袭、轰炸、死亡的威胁,不但没有让他们恐惧,相反,他们挺悠闲,挺自在。这样的事情写了一件又一件,全文所写的事情都很有趣。趣味就在这样的空袭中,人们不紧张、不痛苦、不残酷,相反,很好玩。如果不是这样悠闲,不是这样自在,就不好玩,就没有趣味了。
是不是可以说,本文的立意就是要追求一种趣味,一种超越战争环境的严酷性的趣味?按作家的思路,这种趣味首先集中在跑警报的地点上。
在山沟里的古驿道上,有赶马帮的口哨,有风土化的装束,有情歌,有马项上的铃声,“很有点浪漫主义的味道,有时会引起远客的游子的—点淡淡的乡愁”。
很显然,趣味里渗透着感情。知识分子对于民俗的欣赏,是情感和趣味的结合,把它叫做“情趣”是不是比较适合呢?
接下去,是“漫山遍野”中的几个“点”。古驿道的一侧,“极舒适”,可以买到小吃,“五味俱全,样样都有”。沟壁上,有一些私人的防空洞。用碎石砌出来的对联是“人生几何,恋爱三角”,还有“见机而作,入土为安”。作家对这样的对联的感慨是:“对联的嵌缀者的闲情逸致是很可叫人佩服的。”
“佩服”的对象是“悠闲的情致”,也就是情感和趣味,但这样的情趣和我们通常在抒情散文中感受到的情趣有些不同。这个“佩服”的妙处,在于其中的意思好像不太单纯,不但有赞赏的意思,而且有调侃的意味。这种调侃,让我们感到,这种趣味不同于一般的情趣,而是有点诙谐,应该是另一种趣味,如果把它叫做“谐趣”可能更加贴切。
这里透露出一点信息,作者所追求的,应该不是一般的情趣,而是谐趣。富有谐趣的散文,就不应该属于抒情散文,而是幽默散文。这一点,从文章下面的篇幅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跑警报居然成了“谈恋爱的机会”,男士还带上花生米、宝珠梨等。“危险感使两方的关系更加亲近了”,“女同学乐于有人伺候,男同学也正好殷勤照顾,表现一点骑士风度”,“从这一点来说,跑警报是颇为罗曼蒂克的”。
人的情感通过和谐的表现容易达到美化、诗化的境界,如若情感和环境的严酷不和谐,明明是血肉横飞的战事,却充满了罗曼蒂克的情调,这就不和谐了。不和谐的趣味就有点好笑,有点好玩。不把人的情操往诗化、美化的方向去升华,而是相反,往可笑方面去引申,这就是谐趣,就是幽默感。在西方幽默理论中,不和谐构成幽默感是一个基本范畴,英语叫做“incongruity”。
到此为止,我们大概可以假定:这篇散文为幽默散文。接下去,认真检验一番,这个假定在文本中是不是有充分的支持?
警报结束了,回家遇雨,就有一位“侯兄”专门为女同学送伞的故事。作家这样评述:
侯兄送伞,已成定例。警报下雨,一次不落名闻全校,贵在有恒。
本来,“定例”的指称与一定的规章条例习惯有关,是一种规定、一种约束,有一定强制性,不能不执行的。而这里却是自觉奉献的。至于“贵在有恒”,本来是指以顽强的意志坚定地追求一种学业上、道德上的目标,而这里却是为了讨好女性。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和谐、怪异,给人以用词不当之感,但是,就在这种用词不当之中,读者和作家心照不宣,领悟了作家对此人的调侃。文章的幽默感随着类似的怪异以及不和谐程度的强化而不断加深。
跑警报的人大都带着贵重的金子。哲学系的某个学生作出这样的逻辑推理:
有人带金子,必有人会丢掉金子,有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人,故我可以捡到金子。因此,他跑警报时,特别是解除警报以后,他每次都很留心地巡视路面。他当真两次捡到过金戒指!逻辑推理有此妙用,大概是教逻辑学的金岳霖先生所未料到的。
这位同学捡到金戒指,是偶然的,但作家却用一种牵强附会的、不和谐的逻辑把它说成是必然的。这里逻辑的不和谐在于:有人丢掉金子必有人捡到金子,这不是必然的。有一种可能是丢掉了,并没有给人捡去,而是失落在某一角落。至于“我是人,故我一定会捡到金子”更是不合逻辑的推理。这条推理要能成立,必须大前提是周延的,也就是没有例外的:所有的人都捡,我是人,故我一定能捡到金子。如果只有个别人能够捡到金子,并不能推出:我是人,就一定能捡到金子。不合逻辑的推演是荒谬的、不和谐的。这明显是一种歪理歪推。因为其理之歪,才显得不和谐、可笑,然而又有事实巧合,就更加可笑了。因而,谐趣在这则故事中显得更浓了,幽默感也更强了。
跑警报,有这么多趣事;不跑警报,也有趣事。一个女同学利用这个机会洗头;一个男同学利用这个机会煮莲子,即使飞机炸了附近什么地方,他仍然怡然自得地享受他的莲子。文章写到这里,几乎全是趣事,轻松无比。忽然笔锋一转,说飞机也炸死过人,田地里死过不少人,但没有太大的伤亡。这一笔,从文章构思上来说,可以叫做补笔。飞机空袭本来是一件恐怖的事情,但作家的文风却追求轻松、幽默,一连串写了许多轻松的故事,幽默随着不和谐感的强化而强化。但读者也可能发生疑问:在这样的民族灾难面前,作家怎么能够幽默轻松得起来?作家的这一笔,应该是一个交代。因为没有太大的伤亡,所以才幽默得起来。如果每一次都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再这样轻松幽默就是歪曲现实了。鲁迅在世时,对林语堂提倡幽默一直怀着警惕,就是担心把刽子手的凶残化作屠夫的一笑。
汪曾祺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作家,他对这一点是很有警惕的。除了这一笔以外,还有一笔,那是最为重要的一笔:
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为了反映“不在乎”,作《跑警报》
【汪曾祺的诗歌】推荐阅读:
汪曾祺小说的叙事特点07-06
汪曾祺散文的意境美09-30
汪曾祺介绍10-21
汪曾祺 《大淖记事》09-18
汪曾祺《聊斋新义》读后感06-19
经典诗歌:永恒的诗歌09-13
守望的诗歌05-24
岁月的诗歌06-03
我的诗歌06-19
夜半的诗歌0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