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案例分析题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题答案及解析
关于刑事诉讼中几种不起诉的条件汇总
刑事诉讼法案例分析题答案及解析
案例一 被告人王明，国有宏源股份有限公司经理。1998年市检察院收到一封检举信，揭露该公司偷税100万元的事实。检察院经调查后，认为该公司确有偷税事实，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遂经检察长批准对该公司立案侦查。1998年7月2日检察院批准逮捕王明，并派检察院侦查人员将其逮捕。7月8日犯罪嫌疑人王明聘请的律师向检察院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检察院提出需缴纳5万元保证金，并提供保证人。7月9日律师向检察院缴纳了5万元的保证金，并且提供了保证人，王明被取保候审。后经侦查发现，该公司自1996年到l998年间，共偷税漏税50万元，检察院冻结该公司账户，并将50万元作为税款上缴国库。该案于l999年8月1日向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经法庭审理，认为该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偷税罪，判处被告人王明有期徒刑3年，缓|法律;教育n网整j理|刑3年，对该公司判处200万元的罚金。检察院认为一审法院对被告人王明量刑过轻，直接向二审法院提交抗诉状，提起抗诉。抗诉期满后，对该公司判处的罚金一审法院即交付执行。二审法院经不开庭审理后，认为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正确，但量刑过轻，裁定撤销原判，改处被告人王明有期徒刑7年。现问：(2002年试卷四第3题，本题10分)
1.该案中人民检察院有哪些程序不合法?
【答案】检察院不合法的程序：
(1)检察院对于国有宏源股份有限公司涉税案件的立案侦查违反了有关规定。《六机关规定》第l条规定：对于涉税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不再受理。因此检察院的做法是错误的。
(2)检察院派检察人员直接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违法的。《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的批准或者人民法院的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因此，题中检察院派检察人员直接逮捕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违法的。此外，此案由人民检察院进行的立案侦查，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时，应当是人民检察院决定逮捕而非批准逮捕。
(3)检察院要求同时提供5万元保证金和保证人的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六机关规定》第21条明确了不能要求同时提供保证人和交纳保证金。题中检察院要求同时提供5万元保证金和保证人的做法违反了上述规定。
(4)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的判决就将该冻结的存款上缴国库的做法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
(5)检察院没有经过原审人民法院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做法违法。《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抗诉，应当(通过对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书，并且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将抗诉书连同案卷、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并且将抗诉书副本送交当事人。题中检察院没有经过原审人民法院直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的做法违法。
(6)人民检察院收取保证金是错误的，应当由执行机关即公安机关统一收取后管理。
【解析】本题的考点有立案管辖、逮捕、取保候审、执行、提起抗诉。
(1)《六机关规定》第l条规定：按照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案件管辖的分工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管辖“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对于涉税等案件由公安机关管辖，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不再受理。任何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案件管辖分工规定的文件一律无效。
(2)《刑事诉讼法》第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书后的7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
(3)《六机关规定》第21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根据这一规定，不能要求同时提供保证人并交纳保证金。
(4)《刑诉解释》第29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时，对于侦查机关冻结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应当审查是否附有金融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原件，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通知金融机构上缴国库，同时将判决书送达有关财政机关。《刑事诉讼法》第l9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扣押、冻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者自行处理。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对违禁品或者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对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应当随案移送，对不宜移送的，应当将其清单、照片或者其他证明文件随案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对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没收，上缴国库。司法工作人员贪污、挪用或者私自处理被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六机关规定》第48条第(2)项规定：侦查机关冻结在金融机构的赃款，应当向人民法院随案移送该金融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待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后，由人民法院通知该金融机构上缴国库，该金融机构应当向人民法院送交执行回单。因此，本题中人民检察院在人民法院尚未作出生效的判决就将该冻结的存款上缴国库的做法是违法的。
(5)《刑事诉讼法》第l85条第l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的抗诉，应当通过原审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书，并且将抗诉书抄送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原审人民法院应当将抗诉书连同案卷、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并且将抗诉书副本送交当事人。因此，本案中人民检察院没有通过原审法院提交抗诉书是错误的。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6条规定：取保候审保证金由县级以上执行机关统一收取和管理。因此，应当由公安机关收取保证金。
2.该案中二审人民法院有哪些程序不合法?
【答案】二审法院不合法的程序：
(1)二审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不开庭审理是违法的。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因此题中二审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不开庭审理是违法的。
(2)抗诉期满后，一审人民法院就将该公司的罚金交付执行是错误的。应当等二审程序结束后再交付执行。
【解析】本题的考点有：二审程序、执行。
(1)《刑事诉讼法》第l87条规定：对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开庭审理。题中二审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不开庭审理违反《刑事诉讼法》上述规定。
(2)《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判决和裁定难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下列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①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的判决和裁定;②终审的判决和裁定;③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的判决和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由于人民检察院提出了抗诉，所以一审判决并未生效。
案例二 某市公安局于1999年1月4日对刘某(男，24岁)、张某(男，21岁)持刀抢劫致人重伤一案立案侦查。经侦查查明，刘某、张某实施抢劫犯罪事实清楚，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刘某、张某抢劫案于1999年3月30日侦查终结，移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该案部分事实、证据尚需补充侦查，遂退回市公安局补充侦查。补充侦查完毕，再次移送市人民检察院。市人民检察院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遂向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刘某当庭拒绝法院为其指定的辩|法律;教育网,整.理|护人为其辩护，要求自行委托辩护人;张某拒绝其自行委托的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法院为其指定一辩护人。合议庭经研究，同意二被告请求，并宣布延期审理。重新开庭后，张某在最后陈述中提出，其参与抢劫是由于刘某的胁迫，由于害怕刘某报复，以前一直不敢说，并提出了可以证明被胁迫参与抢劫的证人的姓名，希望法院从轻判处。
法庭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刘某构成抢劫罪，后果严重。根据刑法有关规定，判处刘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判处张某有期徒刑10年。一审判决后，刘某不服，以量刑过重为由向上一级法院提出上诉;张某未上诉，市人民检察院亦未抗诉。(2004年卷四简析题第5题，本题12分)问题：
1.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在多长时间内补充侦查完毕?
【答案】1个月。
【解析】本题的考点是补充侦查。补充侦查，是指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在原有侦查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调查、补充证据的一种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3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本案中，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公安机关应在1个月内补充侦查完毕。
2.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认为案件需补充侦查时，可否不退回补充侦查，而由检察院自行侦查?
【答案】可以。
【解析】本题的考点是补充侦查。《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因为，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期间认为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时，可以不退回补充侦查，而是由检察院自行侦查。
3.重新开庭后，如果刘某再次拒绝自行委托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应当如何处理?
【答案】不予准许。因被告人犯罪行为严重，有可能被判处死刑。
【解析】本题考点是拒绝辩护。《刑诉解释》第165条规定：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同意，并宣布延期审理。被告人要求人民法院另行指定辩护律师，合议庭同意的，应当宣布延期审理。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合议庭应当分别情形作出处理：(1)被告人是成年人的，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另行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也不再另行辩护律师，被告人可以自行变化;(2)被告人不具有本解释第36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不予准许。
依照本解释第164条、本条第1、2款规定另行委托、指定辩护人或者辩护律师的，自案件宣布延期审理之日起第10日止，准备辩护时间不计入审限。
《刑诉解释》第36条规定：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为其指定辩护人：(1)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2)开庭审理时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3)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
本案中，刘某属于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重新开庭后，其再次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不予准许。
4.重新开庭后，如果张某又提出拒绝法院为其指定的辩护人为其辩护，合议庭应如何处理?
【答案】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另行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也不再另行指定辩护律师，被告可以自行辩护。
【解析】本题的考点是拒绝辩护。根据《刑诉解释》第36条和第165条的规定，重新开庭后，被告人再次当庭拒绝重新委托的辩护人或者人民法院指定的辩护律师为其辩护的，如果被告人是成年人且不是盲、聋、哑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可以准许。但被告人不得再另行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也不再另行指定辩护律师，被告人可以自行辩护。
5.对于张某在最后陈述中提出其受胁迫的事实，合议庭应如何处理?
【答案】 应当恢复法庭调查。
【解析】 本题的考点是法庭调查。《刑诉解释》第l68条规定：被告人在最后陈述中提出了新的事实、证据，合议庭认为可能影响正确裁判的，应当恢复法庭调查;如果被告人提出新的辩解理由，合议庭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恢复法庭辩论。本案中被告人张某在最后陈述中提出其受胁迫的事实，该事实可能影响正确裁判，合议庭应当恢复法庭调查。
6.刘某直接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应如何处理?
【答案】在3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法院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
【解析】本题的考点是提起上诉。《刑事诉讼法》第l84条第2款规定：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法;律教j育网h整g理|民法院应当在3日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人民法院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对方当事人。《刑诉解释》第237条进一步加以明确：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直接向第二审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上诉状后3日以内将上诉状交第一审人民法院。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审查上诉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接到上诉状后3日以内将上诉状连同案卷、证据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时将上诉状副本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和对方当事人。本案中，刘某直接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应在3日内将上诉状交原审法院送交同级人民检察院。
7.假如刘某在上诉期内撤回上诉，一审判决从何时生效?
【答案】 在上诉期满之日起生效。
【解析】本题考点是一审判决的生效。《刑诉解释》第238条规定：被告人、自诉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在上诉期限内要求撤回上诉的，应当准许。本案中被告人刘某在上诉期内要求撤回上诉，应当准许。《刑诉解释》第244条规定：“对于在上诉、抗诉期满前撤回上诉、抗诉的案件，第一审判决、裁定在上诉、抗诉期满之日起生效;对于在上诉、抗诉期满后要求撤回上诉、抗诉，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第一审判决、裁定应当自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书送达原上诉人或者抗诉的检察机关之日起生效。”《刑诉解释》第337条规定：判决和裁定在发生法律效力后执行。下列判决和裁定是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I)已过法定期限没有上诉、抗诉|法律;教育m网整[理|的判决和裁定;(2)终审的判决和裁定;(3)高级人民法院核准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判决、裁定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授权核准死刑的判决和裁定;(4)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的判决和裁定。本案中一审判决在上诉期满之日起生效。
8.假如本案受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应在多长时间内请求人民检察院?
【答案】应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请求后5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请求人。
【解析】本题的考点是抗诉的提起。本题考查的是案件受害人对一审判决不服，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有关内容。《刑事诉讼法》第182条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的，自收到判决书后5日以内，有权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5日以内，应当作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且答复请求人。
关于刑事诉讼中几种不起诉的条件汇总
一、决定不起诉在法理上称为酌定不起诉或相对不起诉。从公诉的角度看，相对不起诉是检察机关在拥有诉权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权衡后认为舍弃诉权更为适宜时作出的不起诉决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规定：对于犯罪情形轻微，不需要判决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根据这一规定，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有两层含义：一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触犯了我国的刑法规定，已经构成犯罪;二是该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这里实际包含了两种情形：一种是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形;另一种是犯罪情节轻微，既属于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条件，同时也属于免除刑罚条件的下述几种情况：
(1)嫌疑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在外国已经受过刑事处罚的;
(2)嫌疑人又聋又哑，或者是盲人犯罪的;
(3)嫌疑人因防卫过当或者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并造成不应有危害而犯罪的;
(4)为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
(5)在犯罪过程中自动中止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
(6)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的或者辅助作用的人员;
(7)被胁迫、被诱骗参加犯罪的胁从人员;
(8)嫌疑人自首或在自首后有立功表现的，等等。
酌定不起诉在司法实践中应用时，还要根据犯罪嫌疑人的年龄、动机、手段、危害后果、认罪态度、一贯表现、社会和被害人的反映等因素综合考虑，在确认没有追诉必要时，才能适用不起诉决定，不能随意扩大不起诉范围，以防止执法不严的情况发生。
二、法定不起诉区别于酌定不起诉是拥有诉权而予以舍弃，法定不起诉是起诉机关对案件没有诉权或者丧失诉权，因此而不提起公诉。凡符合绝对不起诉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都应作出不起诉决定，而无自由裁量的余地。
我国法律规定与其他国家关于法定不起诉的条件较为一致。
1.实施的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
2.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
3.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4.依照刑法规定，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
5.被告人死亡的。
6.其他法律、法令规定免予刑事处罚的。
传闻证据规则是普通法中最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著名证据法学家Wigmore说:“它是英美法上最具特色的规则, 其受重视的程度仅次于陪审制, 是杰出的司法体制对人类诉讼程序的一大贡献。”[1]尽管如此, 由于传闻证据本身的极度复杂性, 并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权威定义。在立法方面, 人们普遍引用《美国联邦证据规则801 (c) 》作为传闻证据的定义:由陈述人在审判程序或者听证程序外作出的、作为证据证明所声称事实的真实性的陈述。在学理方面人们比较认同美国学者乔恩·R·华尔兹所下的定义:“在审判或讯问时作证的证人之外的人所表达或作出的被作为证据提出以证实其所包含的事实是否真实的, 一种口头或书面的意思表示或有意无意地带有某种意思表示的非语言行为。”[2]由此可见, 传闻证据包括两个方面的要素:其一, 陈述人的陈述是在审判或听证程序之外作出的;其二, 该陈述被用作证明所声称事实的真实性的证据。根据《美国联邦证据规则802》, 除了本规则、最高法院确定的规则或者国会立法规定的例外情况, 传闻证据不能被采纳作为证据使用。
传闻证据规则被认为是英美证据法的核心和灵魂。虽然近年来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规定不断扩大, 但传闻证据规则在英美证据法中的地位仍然是无法取代的。值得注意的是, 除少数几个国家外大陆法系并没有引进英美的传闻证据规则, 这大概是由于传闻证据规则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两大法系诉讼文化和诉讼制度之间的巨大差异所致。
二、传闻证据规则的制度基础
(一) 陪审团审理
传闻证据规则从诞生起就是为了防止没有宣誓的证人所作的没有经过交叉质证的陈述误导陪审团, 所以传闻证据规则与陪审团审判有着天然的联系。作为非专业的审判人员, 他们不可能像专业法官那样能够熟练地运用法律和审判技巧。正如美国学者达马斯卡所言:“就法庭上出演的戏剧而言, 陪审员是新手, 他们在控制自己的情感方面不够麻木不仁”, [3]陪审员可能会因为个人的情感和偏见而偏离中立的原则, 由此对案件事实作出错误的判断。如前所述, 美国法院的上诉审无法推翻下级法院所作的事实认定, 传闻证据所造成的对陪审员的误导的后果可能是无法弥补的。因此, 在陪审员接触到传闻证据之前就将传闻证据予以排除可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这也催生了传闻证据规则的诞生。
(二) 对抗式诉讼制度
对抗制要求法官原则上处于中立状态, 当事人双方在其律师的帮助下, 决定哪些事实必须提交证明, 同时要为证明这些事实寻找足够的证据材料, 以最能说服陪审团的方式予以呈现。在早期的普通法审判中, 当事人律师可能故意隐藏证人、用长相出众且能言善辩的人代替长相不讨人喜欢、不善言辞的证人在陪审团面前作证。在传闻证据规则出现以后, 这种怪现象才得以避免。传闻证据规则否定了传闻证据的证据资格, 要求当事人想尽一切办法让证人出庭作证, 接受交叉询问。
(三) 以证人为中心的交叉询问的证据调查方式
英美法系的证据调查方式主要是围绕着证人进行的交叉询问, 在反复进行的询问和反询问过程中案件事实逐渐得以明了。这种证据调查方式要求知悉案件事实的证人要出庭接受交叉询问、接受双方当事人和陪审团的察言观色, 从而保证证人证言的可靠性。此外, 交叉询问还确保了当事人对质的权利, 该权利被作为正当程序的必然内容而被纳入了美国宪法。传闻证据既破坏了交叉询问机制难以保障证言的可靠性, 又违反了正当程序, 自然不能被采用。
(四) 辩诉交易制度
在当今这个诉讼爆炸的时代, 很多国家的司法机关都承受着巨大的案件压力, 压力面前案件审理的质量难免下降。美国用独具特色的辩诉交易缓解了这种压力。来自美国司法部统计局的资料表明, 有罪答辩大约占美国全部刑事案件定罪率的90%。根据该局对美国37个大城市检察官的调查, 每100名因涉嫌重罪而被捕的成年人中, 约有一半最终被定罪, 其中90%是有罪答辩的结果, 经审判定罪的只占6%。[4]从某种程度上说, 是辩诉交易制度保证了传闻证据的运行:由于最终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占全部案件数量的比例很小, 因此可以确保证人出庭作证、进行激烈的询问对质。
三、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传闻证据规则的障碍分析
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存在着证人出庭率低、庭审形式化的顽疾, 很多学者主张引进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 试图缓解甚至消除这些顽疾。但如前所述, 传闻证据规则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 它的运行需要诸多的配套制度, 而这些制度往往都是英美法系特有的制度。尽管近年来,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正在互相学习借鉴, 但两大法系的区别还是非常显著的。对于特点和大陆法系比较接近的中国来说, 引进传闻证据规则有着重重阻力, 如果处理不好, 不仅引进传闻证据规则的预期目的无法实现, 还可能给中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造成更多的混乱。
(一) 追求客观真实的诉讼理念
英美普通法的诉讼理念强调正当程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宪法权利, 并不一味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体现在证据制度方面就是设置了大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将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证据排除在外。我国的诉讼理念是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 强调凡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都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传闻证据规则符合正当程序的诉讼理念, 因为传闻证据不仅可靠性低、容易误导陪审员, 而且剥夺了宪法赋予的询问对质权。但传闻证据规则不符合我国追求案件客观真实的诉讼理念, 因为传闻证据规则虽然可靠性低, 但毕竟对案件事实还是有证明价值的, 不能轻易予以排除。
(二) 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典型的职权主义模式。刑事诉讼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个独立的阶段, 其中以侦查为中心, 赋予侦查机关强大的几乎不受限制的侦查权力, 审判则流于形式。相反, 犯罪嫌疑人在整个刑事诉讼中始终处于被动受审的地位。英美传闻证据规则的运行要求赋予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及其律师足以和控诉机关相抗衡的权利, 地位上和控诉机关平等, 这样才能保证被告人一方说服证人出庭作证、搜集其他证据代替传闻证据、对控诉机关提交的传闻证据提出及时的反对。此外, 对于审判十分依赖的侦讯笔录, 显然属于传闻证据。但在未设立证人和警察出庭作证以及相关证据规则等配套程序制度保障下, 仅以传闻规则来排除侦讯笔录是不现实的。[5]
(三) 相互印证的证明模式
我国的诉讼证明模式既不是英美法的排除合理怀疑, 也不是大陆法的内心确信, 而是证据间的相互印证。[6]这种证明模式要求证据间的相互呼应、联系和印证, 最终形成一个证据链条, 作为裁判结论的依据。传闻证据虽然有一定的瑕疵, 但不必因此被排除, 因为它可以和其他证据相互配合作为证据链的一环起作用。如果传闻证据是虚假的, 它和其他证据无法相互印证, 自然会被法官排除。英美陪审团审判时只要求陪审员们达到内心确信即可, 并不要求向外详细阐述其心证过程。但我国的法官必须在判决书中列明判决的依据和判决形成的过程, 轻易排除传闻证据显然是法官无法接受的。
(四) 落后的律师制度
我国律师队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难以令人满意。更关键的是, 刑事诉讼中律师被赋予的权利非常有限,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 这也导致我国刑事诉讼中律师代理率很低。传闻证据规则是一个复杂而专业的规则, 没有律师的帮助被告人很难符合传闻证据运行的要求。
(五) 成文法传统
传闻证据规则发展到今天, 其例外规定已经成为它的主要内容。而且由于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这种例外规定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传闻证据规则天然地适合判例法国家, 法院可以通过判例随时确立新的传闻证据例外规定, 由此推进传闻证据规则向前发展。我国是一个具有成文法传统的国家, 而且立法一向原则、粗糙, 显然无法适应传闻证据这种复杂、精细和动态变化的制度。
(六) 沉重的案件压力
英美法系通过科学的案件分流制度, 如前所述, 使最终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数量的6%左右, 这样才能保证毫无顾忌地排除传闻证据, 进行复杂有效的庭审程序。相反, 我国虽然也有简易程序, 但简易程序适用率非常低, 大部分案件都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而且简易程序本身并不“简易”。如果引进传闻证据规则, 证人就必须出庭作证, 否则其证言将不被采纳;如果无法找到证人, 就要搜集其他证据予以代替。无论哪种情况, 都要耗费比目前形式化的庭审程序多得多得资源。我国目前的司法资源非常有限, 而且能否具备实质化庭审的能力也值得怀疑。
(七) 超低的证人出庭率
我国的证人出庭率低已经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的顽疾。证人不出庭既有证人本身的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 甚至有侦查机关的原因, 确认其不出庭的正当性恐怕比审理案件事实还复杂。7很多学者寄希望引进传闻证据制度来消除我国证人不出庭的顽疾, 未免有些太过理想化。传闻证据规则排除了书面证言, 如何使证人出庭作证就成为控辩双方的焦点, 控辩双方会想尽一切办法说服自己的证人出庭作证。但证人本身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利益, 他们出庭作证的动力并没有增加。所以, 通过引进传闻证据规则消除证人出庭率低的顽疾的目标能否实现值得怀疑。从另一方面说, 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的天然要求, 如果证人不出庭, 书面证言又被排除, 很多案件的审理将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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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零口供”规则;口供;司法程序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4—0105—02
一、“零口供”规则的含义
随着现代刑事诉讼中人权观念的兴起、强调落实保障当事人人权,使口供的地位在刑事诉讼中出现了回落,产生了不能仅依口供进行定罪量刑,必须要与其它证据形式加以结合来处理案件的呼声。2000年“零口供”规则诞生了。该项规则的定义为:当侦查机关将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即口供呈至检察机关提请批捕时,检察机关视其有罪供述不存在,即为“零”,同时通过在案的其它有关证据进行推论,证明其有罪,不仅仅依据供述作为定罪的因素。检察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仅允许其作无罪、罪轻的辩解还允许其保持沉默,在排除有罪供述的前提下,按照是否有犯罪事实的发生,危害后果如何和犯罪事实发生的经过等要素,运用全案证据进行论述,得出嫌疑人涉嫌犯罪的结论[1]。
二、“零口供”规则的法理分析
“零口供”规则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多方质疑[8],本文从法律价值和自身价值两个方面综合对“零口供”制度进行法理分析,阐明其积极价值
(一)“零口供”规则的立法价值
立法价值是指立法主体的需要与立法对象(法律所要调整的对象)间的相互关系,具体表现为立法主体通过立法活动所要追求实现的道德准则和利益借助,立法活动的内部准则和外部利益的统一是其价值的最终体现[2]本文从实体真实和程序正当两个方面来探讨“零口供”规则的立法价值。
1.实体真实。实体真实分为积极性的实体真实主义和消极性的实体真实主义[3],区分这两种主义的标准是其依据的处罚原则不同:积极性的实体真实主义秉持“有罪推定,有罪必罚”的思想,认为法律的实体价值在于对犯罪的处罚,只有以“罚”结案时才能实现法律的实体价值。这种主义重视的并不是受罚主体是否真的有罪,而是认为所有犯罪都理所应当存在受罚主体,只要被公众认为是应受罚者同时处罚手段不违背道德,就理应受罚;相反,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秉持“慎用刑罚”的思想,这种主义以最大限度的避免错罚无辜为追求目标,认为只有做到不误杀无辜才能使法律的实体正义与人权保障真正的协调一致。在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看来决不能为罚而罚,为罚找罪即不能为了刑罚的适用需要,为了找到该刑罚所规制的对象,就采用“罚”来逼供认罪。从以上的分析看出,传统司法理念中对待口供的态度是以积极的实体真实主义为依据“有罪必罚”思想作为时代的标志,以此为指导很容易造成司法工作者定罪时“先入为主”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主观武断,造成冤假错案。相反,“零口供”规则以消极的实体真实主义为基座建立起来,充分体现慎用刑罚,不轻信有罪证明的理念,试图将口供所指明的有罪证明影响力降低到“零”,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补强,待对案件事实有了比较客观全面地把握时再进行处罚。“零口供”规则的实体真实价值是要将发现案件的真实,实体的真实与尊重当事人人格,保障人权真正结合起来。在司法实践中正确使用“零口供”规则,司法机关人员工作的指导思想会转变为“慎罚”,错杀无辜、逼供取证的现象就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
2.程序正当。所谓程序的正当主义,即在刑事诉讼中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应当依据合理适当的程序来进行,力图奉行无罪推定和无辜者不处罚的程序原则[4],不可否认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对案件内容和真实情况的可知度十分有限,口供能够帮助他们直接、快速的了解案件,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过度的夸大口供的有益性价值会使我们忽视口供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因此在刑事讼诉程序中,并不是所有口供都能将我们带向案件的真实。“零口供”规则实际上是将真实情况设定为在诉讼程序之外,先于诉讼程序启动时就已经发生,但尚未知晓的客观实在[5]。将当事人的供述和辩解(即口供)仅看作是来自于实际参与人对未知事实的主观描述。能否将这些不知真伪的主观描述与尚未知晓的客观事实划等号要通过进一步的诉讼活动,结合各种智慧和能力借助其它证据分析才能加以确定。可以看出程序的正当性是“零口供”强调的重点:正因为重视程序的正当性,才会引发对审案程序由“口供”—“证据”—“定案”的三步传统模式转换为“预设”—“口供”—“求证”—“定案”的四步模式;正因为重视程序的正当性,才会引起人们对于弱化口供影响,排除刑讯逼供所取证据效力的注意;正因为重视程序的正当性,使得“零口供”规则更加凸显人权保障理念。由此可见,“零口供”规则对口供的谨慎态度以消极性的实体真实主义与程序正当主义为依据。从法律的保障价值出发,显示了人权观念在我国法律制度中地位的提升。
(二)自身价值
1.有助于正视口供的地位。“零口供”规则从客观上要求对待口供应采取慎重的态度,尤其对有罪供述更应“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6]弱化口供影响的理念并不是要司法机关办案人员在审案中有意回避、忽略、不获取口供,只是希望对“拒不招供”和“有罪供述”两种讯问结果改变以往“刑讯逼供”和“认罪结案”的处理方式,而能以“接受尊重”和“弱化不轻信”的态度来对待。在个案侦查过程中,我们总在主观上认为有些证据的证明力度大于其它证据,但实际上当多种证据形式交错出现在侦查过程中时,各种证据间的主次关系、证明力的大小、重要性的高低很难区[7]。“零口供”规则就认为其它证据和口供具有同等的证明力,各种证据形式间不存在地位上的优劣差别。只要其它相关证据间互相关联,互相印证,能构成完整的证据链,并得出唯一的在同等条件下不可辩驳的结论,就能成为定罪的依据。
2.有助于传统司法观念的转变。本人认为可以从提取口供的方法和定位口供在证据链条中的地位两个方面进行转变:首先,“零口供”规则出现前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某些案件根据其它证据已经能够确定犯罪事实及嫌疑人的罪行,但唯独缺少了嫌犯的口供刑事司法人员就不能“心安理得”的处理案件。而当“零口供”规则提出后,将有罪供述假定为“零”,用无罪推定原则取代有罪推定原则,明确规定“有罪供述可不作为摘卷内容”[8]。将客观理性的查明案件事实,审查证据间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作为执法者更应重视的环节。对口供的欲求不再表现出极端的执着,自然就能遏制这些现象的发生。其次,传统司法观念认为“口供”和“完整证据链条”两者间互为充要条件,刑事司法人员希望通过口供得知全部犯罪细节,单由口供作为定罪的证据。但随着司法观念的转变我们认识到:证据链条是否完整并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证据形式是否齐全或是否有口供存在,而是要看它的逻辑是否严密合理[7]。正因为“零口供”否认缺少了口供的链条是断点,所以提出了“零”的构想。该规则实际上是希望执法者能够通过综合分析所有证据,再得出确切唯一的结果。“零口供”的现实使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可能不得不对案件的某些细节进行自主推理分析[7],如果相关人员不具备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那么就不能够将犯罪事实还原到令人可信,没有偏颇的程度。就这方面而言“零口供”规则也有利于对提高刑事司法工作者的能力。
3.切实有助于人权保障的加强。慎用刑罚、慎重定罪的理念渗透在“零口供”中,现代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平衡打击犯罪与保障被告人基本人权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在该规则中。打击违法犯罪行为与保障被告人基本权利两者间的权衡实际上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博弈。随着人权思想的渗透和我国法制观念的改良,现代司法实践活动所追求的是一种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对平衡的局面更倾向于保护个人权利。以往看来打击犯罪是为了带来社会秩序的安定平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但究其根本社会的安定,社会利益的优化实际上是为了给社会成员营造更好的生存环境;整顿国家秩序,完善国家法治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的权利。“零口供”规则的内涵,充分体现着对人权保障的重视:“不轻信有罪供述”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了可能性;“重证据调查分析”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了可靠的方法;“慎用刑罚” 为保障公民权利提供了最后的安全线。 “零口供”规则充分尊重言论自由权,它不仅能唤醒人们的权利意识,教导人们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维护权利的有效方法,落实了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的人权保障。
三、“零口供”规则的合理性分析
“零口供”规则适用的主要着眼点是“有罪供述”,不能片面地将“零化”口供的证罪作用等同于没有口供,“零口供”规则由“零”和“口供”共同构成,“零”是处理“口供”的一种方式,是对已存的“有罪供述”作出“零化”的处理,加以质疑,进行证明的一系列司法活动。对于当事人的所提出的有罪供述视为未知,通过与案件相关的其他证据之间的互相印证,来判断该有罪供述的真伪,最终通过完整的证据链条来定罪量刑。口供不论真假,它的价值绝不可能为零[9]。“零口供”证据规则的根本目的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过其它证据形式对口供去伪存真,使真实口供发挥其正面证明作用,查明虚伪口供,从正反两方面综合发挥口供的证明作用。客观的看,它是一项从“弱化”口供价值出发,以期待更好的实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规则。“零口供”规则的出现是我国法制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在承认进步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只有不断配以保障措施,不断完善指导理念才能使“零口供” 规则没有争议的合理运用在司法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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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述刑事鉴定与司法鉴定的异同。
3.简述刑事鉴定与刑事鉴别关系的。
4.简述检验与鉴定的关系。
5.简述司法鉴定的作用。
6.简述鉴定客体的基本内涵。
7.简述同一认定的基本含义。
8.简述同一认定的基本形式。
9.简述同一认定的基本步骤和方法。
10.简述同一认定与种类认定的关系。
11.简述被寻找客体与受审查客体的关系。
12.简述供认定客体与被认定客体的关系。
13.简述被寻找客体与检材的关系。
14.简述受审查客体与样本的关系。
15.简述客体特性与特征的关系。
16.简述客体特殊性形成的原因。
17.简述客体特征稳定程度与鉴定的关系。
18.简述简述客体特征反映性的基本含义。
19.简述鉴定人主义的基本内涵。
20.简述鉴定权主义的基本内涵。
21.简述集中型鉴定机构设置模式的基本含义及代表性国家。
22.简述分散型鉴定机构设置模式的基本含义及代表性国家。
23.简述司法鉴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
24.简述司法鉴定人的基本权利。
25.简述司法鉴定人的基本义务。
26.简述鉴定人与证人的区别。
27.简述我国司法鉴定人的法律地位。
28.简述我国刑事鉴定决定权的分配。
29.简述重新鉴定与补充鉴定的区别。
30.简述鉴定人适用回避的几种情形。
31.简述文书检验中文书含义。
32.简述文书与违法犯罪的关系。
33.简述文书检验的作用。
34.简述文书检验的主要对象。
35.简述文书检验的任务。
36.简述提取现场文书应遵循的原则。
37.简述紫外荧光检验的原理及其在文检中的运用范围。
38.简述书写习惯与书写技能的关系。
39.简述笔迹一般特征在笔迹鉴定中的作用。
40.简述笔迹细节特征在笔迹鉴定中的作用。
41.简述笔迹样本的种类及作用。
42.简述笔迹实验样本的收集方式。
43.简述左手伪装笔迹的特点。
44.简述临摹笔迹的特点。
45.简述伪装笔迹与伪造笔迹的关系。
46.简述伪造文书与变造文书的关系。
47.简述喷墨打印文书与激光打印文书的特点区别。
48.简述文书水印的特点及种类。
49.简述凸版印刷文书与凹版印刷文书的特点区别。
刑事诉讼辩护制度案例
犯罪嫌疑人马林，男，1986 年 3 月 6 日出生；吕阳，男，1983 年 7 月 1 日出生。二人均是中学毕业待业在家，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时常搭伴出去玩乐。2002 年 1 月 9 日，马林与吕阳一起去县城里的网吧。二人玩了一上午的游戏。中午因费用问题与网吧老板田云发生激烈争执，被田云推搡了几下，二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当晚 23 时许，二人商量好后，带上事先准备好的汽油，趁人不备，将汽油洒在网吧的木质大门、窗户上，用打火机点燃。由于网吧出口已被大火封住，导致正在上网的人员中 6 人死亡、17 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市公安局立即组织侦查人员对案件进行立案侦查，经检察院批准对二犯罪嫌疑人执行了逮捕。在对二人进行讯问时，均未通知其父母等到场。吕阳的父亲吕森请求会见吕阳，并为其聘请律师，被侦查人员以侦查阶段无权委托辩护人为由予以拒绝。案件侦查终结后移送至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市人民检察院于接到案件材料之日起的第 5 日告知马林和吕阳有权委托辩护人。吕阳委托其叔叔吕鹏（某公司职员，中专学历）担任其辩护人，马林表示不委托辩护人。吕鹏经检察院许可，会见了吕阳，查阅了本案的所有诉讼材料，并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取证工作。检察院经审查起诉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遂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在审理过程中，吕鹏经法院许可又查阅了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吕阳，会见时人民法院派员在场。马林仍然不愿委托辩护人，审判人员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刘敏担任辩护人，但马林拒绝辩护，法院遂准许其自行辩护。经审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吕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马林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问：．本案中公安局进行的诉讼程序有无违法之处？并说明理由。．本案中检察院进行的诉讼程序有无违法之处？并说明理由。．本案中法院进行的诉讼程序有无违法之处？并说明理由
本案中甲乙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目前有盗窃罪、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敲诈勒索罪三种不同的观点。
对于是否能够认定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关键在于能否将“机动车牌照”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伪造、变造、买卖民用机动车号牌行为能否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问题的请示》的答复中认为“不能讲机动车号牌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另一方面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存在盗窃、抢夺、毁灭情形，第三款对居民身份证件不存在盗窃、抢夺、毁灭情形。由此看来对于国家颁发给个人的证件即使出现盗窃、抢夺、毁灭情形客观上也没有侵犯社会公共秩序，因此本案中甲乙的行为不应该按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敲诈勒索罪的基本结构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者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本案中甲乙行为不能算得上威胁，被害人也并非出于恐惧心理交出钱财，因此不宜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秘密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甲乙两人的行为可以分为秘密窃取他人车牌和索要财物两部分，秘密窃取他人车牌的行为按照犯罪四要件分析，客观上具有秘密窃取他人车牌的行为，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存在争议，部分人认为甲乙以盗取车牌来换取钱财，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车牌的目的。但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和“利用意思”构成，排除意思包括行为人虽然只有一时使用的意思，但没有返还的意思;行为人具有返还的意思，但具有侵害相当程度的利用可能性的意思;行为人虽然具有返还的意思，而且对被害人的利用可能性的侵害相对轻微，但具有消耗财物中的价值的意思的。以上三种情形均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结合本案，甲乙秘密窃取他人车牌，在得不到钱财时将车牌丢弃，这种行为导致被害人的车辆处于违法状态，具有侵害相当程度的利益可能性，因此应认定甲乙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因此甲乙的行为定盗窃罪比较适宜。
法条链接：
第二百八十条 伪造、变造、买卖或者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对于正在前进中的我国法治建设,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影响性诉讼出现, 期待它能记录变迁我国复杂、困难的法治实践, 积极影响民众的法治观念进而促进法治的发展。基于此, 我们应该加强影响性诉讼的实证研究, 譬如, 什么是影响性诉讼?它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类型?暴露了哪些法治问题?对中国法治的影响力如何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或途径进行影响的?
一位美国的当代学者曾指出:“当你能够测度你所谈论的问题, 并且能用数据来表达它时, 你就对问题有所了解了;然而, 倘若你无法对它进行量度时, 那么, 你的知识只具有一种贫乏、无法令人满意的性质。” (2) 事实上, 在笔者看来, 对一种法律现象的量度分析, 是法学研究当然的内容。因此, 本文以2005年—2009年度5年间“十大影响性诉讼”中的23个刑事影响性诉讼为素材, 力图从年度、地域、所涉罪名与指向的法治问题等3个反映法治面貌的指针来展示刑事影响性诉讼的全貌, 努力让这些数据透露出当下中国刑事法治的气息。
一、年度分布
在2005年—2009年50个影响性诉讼中, 有23个是刑事影响性诉讼, 占总案件的比率为46%, 其中2005年的刑事影响性诉讼5件, 即佘祥林案, 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连环腐败案, 黄静案, 奥拓车撞人案和顾雏军案, (3) 占该年影响性诉讼的50%。2006年的刑事影响性诉讼有5起, 即邱兴华杀人案、“齐二药”假药案、阜阳法院腐败案、上海社保基金案和药监局郝和平落马案, 和2005年一样, 占当年影响性诉讼的50%。2007年的刑事影响性诉讼4件, 即崔英杰案、“纸包子”案、陈超诉劳动教养委员会案以及许霆案, 占当年影响性诉讼的40%。2008年的刑事影响性诉讼4起, 即杨佳故意杀人案、周正龙诈骗案和阜阳白宫案, 占该年影响性诉讼的40%。2009年的刑事影响性诉讼有5件, 即“躲猫猫”案、邓玉娇案、李庄案、“临时性强奸”案和胡斌飙车肇事致人死亡案, 占当年影响性诉讼的比率为50%。下面是一个简单的历年刑事影响性诉讼件数和比率表。
从表一中我们可以发现如下现象:根据部门法的划分, 中国的刑事影响性案件所占比例很高, 占到全部影响性诉讼的46%, 而且刑事影响性案件在各年间的分布非常平均, 基本上是每年4件或5件。但是, 影响性刑事案件多究竟是一种现象还是一个规律?目前看来, 可能还只是一种现象, 是不是一种规律, 仅依靠5年的数据还说明不了, 这需要我们作长期的跟踪研究。高比率的刑事影响性诉讼蕴含的一个核心法治意义是:为什么中国的影响性诉讼多为刑事案件?在其他国家中, 刑事影响性案件占影响性诉讼的比率会是多大?如果比率有差异, 这种差异揭示了什么法治问题?
笔者认为, 在浅层次上说, 如果是网络时代的媒体、律师群体、公众和专业人士等力量制造出了中国的刑事影响性诉讼, 那么, 这就说明, 当下中国的媒体、律师群体、公众和专业人士等最关注的还是刑事案件。因为刑事案件涉及的是个人的生命、健康、自由等最重大的利益或者说是最基本的人权;在深层次上说, 中国的法治状况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 其一, 当人们过于关注刑事案件中的重大利益和基本人权时, 说明我们对这些重大利益和基本人权的保护和实现还存在诸多的问题。其二, 对民事法案件、社会法案件、宪法行政法案件以及其他部门法案件的忽视或者不那么感兴趣, 恰恰是法治不精致、不发达社会里的人民法治观念的表现。换言之, 在法治精致和较发达的社会里, 人们会逐渐地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关注民事法案件、社会法案件, 以追求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实现。
学者吴革以影响性诉讼所追求或者涉及的权利为标准, 将其分为宪法权利型影响性诉讼、公益型影响性诉讼、基本人权型影响性诉讼、民事权利确认型影响性诉讼和规制公权力型影响性诉讼等五种类型。 (4) 据此, 笔者希望, 在中国未来的法治建设中, 多一些宪法权利型影响性诉讼、公益型影响性诉讼和民事权利确认型影响性诉讼。
二、地域分布
之所以分析刑事影响性诉讼的地域分布, 是因为这种分析, 如同年度分析一样, 也具有法治意义。地域分布的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诉讼所暴露的法治问题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们关注的法治问题也略有不同。换句话说, 诉讼的影响或其法治意义对不同地区的人们来说是不一样的, 根本原因在于不同地区的社会矛盾和利益诉求的差异性。
刑事影响性诉讼的地域涉及案件的发生地和案件受理地, 考虑到诉讼的影响性是在诉讼过程中形成的, 故本文选择案件受理地为分析对象。此外, 虽然大多数刑事影响性诉讼的受理地是县级或市级法院所在地, 但本文仅考察刑事影响性诉讼在不同省份的分布情况。
在所有22个刑事影响性诉讼中, 北京5件, 广东、上海、安徽、湖北、浙江等五省各2件, 黑龙江、湖南、天津、河南、陕西、云南、重庆等七个省市各1件。
根据表二, 可以发现5年间23件刑事影响性诉讼发生在14个省市, 其中发生在北京的刑事影响性诉讼最多, 共有5件, 占总样本的21.7%, 这说明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更容易产生影响性诉讼。笔者认为, 原因在于, 其一, 北京有比其他地方更大或更多的制造影响性诉讼的力量, 比如公益律师比较活跃, 媒体记者最为集中等;其二, 发生在北京的案件也更容易引发全国性的关注, 因为, 在百姓的眼里, 北京司法似乎代表了中国法治的最高水准。
在23件刑事影响性诉讼中, 发生在中国东部的有22件, 约占总样本的91%。发生在中国西部的仅2件, 即云南1件、重庆1件, 占总样本的9%。这是否就意味着刑事影响性诉讼的发生跟经济发展程度有某种内在的关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 影响性诉讼也越多?笔者不这样认为, 因为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山东、辽宁等省在这5年间没有刑事影响性诉讼发生。事实上, 中国西部的法治程度要远低于东部, 西部诉讼中存在的的法律实体问题和程序问题也要远多于东部, 这些暴露出诸多法治问题的诉讼之所以没有形成为影响性诉讼,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应有的关注、报道。此外, 跟人们的法律意识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主客观的原因, 中国法治的发展不平衡, 西部法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落后于东部的法治, 人们内心已经接受了这个现状, 这样, 对西部法治建设也就没有对东部法制建设持那么高的期望, 对于西部司法中充分利用本土资源所运用的诉讼程序, 很多并没有严格遵循制度的规定而违反程序正义的。但只要能够实现实体正义、解决纠纷以及社会秩序的和谐, 民众就可以容忍。
三、所涉罪名与指向的法治问题分布
刑事影响性诉讼所涉罪名与指向的法治问题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 对其所涉罪名的分析, 旨在说明哪些犯罪最有可能成为影响性诉讼;对其指向的法治问题 (5) 的分析, 旨在说明当下中国存在哪些主要的刑事法治问题或者人们最关心的刑事法治问题是哪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有助于了解中国刑事法治的状况和检验社会大众的法治意识。在23个影响性刑事诉讼中, 有些所涉罪名与所指向的法治问题是紧密相连的, 而另一些所涉罪名与所指向的法治问题则没有必然的联系。
(一) 2005年刑事影响性诉讼所涉罪名与指向的法治问题
在佘祥林案件中, 佘祥林曾于1998年9月被湖北省荆门市中院上诉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后于2005年因“被害人”活着回归而被证明是冤案。这个被江平教授评论为具有如同孙志刚案影响力的案件揭示出如下多方面的法治问题:其一, 疑罪从无与无罪推定的彻底贯彻;其二, “命案必破”的政策;其三, 死刑复核权下放与死刑存废之争;其四, 刑讯逼供与口供的证明力问题;其五, 防止冤假错案产生的机制。
马德、韩桂芝、田凤山连环腐败案, 马德、韩桂芝、田凤山都因为犯受贿罪先后受到了司法追究, 但这不是一起普通的腐败案, 如果是普通的腐败案, 也许成不了影响性诉讼。其特殊之处在于:其一, 马德、韩桂芝、田凤山均曾是的高官, 马德曾任绥化市市委书记, 韩桂芝曾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 田凤山曾任国土资源部部长;其二, 三位高官的腐败方式是卖官, 而卖官可以列为最厉害最根本的腐败, 这样的腐败对于一个国家的法治乃至命运前途都是致命的。笔者认为, 这两点正是此案反映出来的核心法治问题。
发生于湖南湘潭的黄静案, 可以说是普通人物犯的普通案件, 但影响甚大, 不仅千万网民参与热议、媒体广泛报道, 而且本案于2004年3月获37名教授学者签名支持并列入1342号提案。该案历时3年多最终于2006年7月以法院宣告犯罪嫌疑人姜俊武的行为不构成强奸罪而尘埃落定。侦查机关没有遵行正当的侦查程序、超长的审理期限和等待宣判的时间、被告人姜俊武被无罪释放后认为判决结果是公正的但认定的一些事实不准确等问题无疑是本案揭示的法治问题, 但本案所暴露出的核心法治问题是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的亟待改革。
围绕“奥拓车撞人案”及其判决依据———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争论凸显了有车一族与步行大众的利益冲突。此案之所以备受关注在于其包含的深层次法治问题:如何对利益受到限制的主体提供相应的法律保护;有车一族与步行大众的利益冲突之间的平衡仅有《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不够的, 还需要系统的法制做支撑。
2005年, 顾雏军这位颇有传奇色彩的民营企业家犯虚报注册资本罪, 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翻身落马, 使得证监会监管漏洞、独立董事会形同虚设、经济学界公信力等问题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对于本案的制度性反思与2005年《公司法》和《证券法》中涉及“资本制度”和“公司治理”的诸多修订, 以及2005年最后一天颁布的《证监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相互辉映。
(二) 2006年刑事影响性诉讼所涉罪名与指向的法治问题
陕西农民邱兴华一夜之间连杀10人后逃匿, 在逃亡途中又杀一人, 这是2006年最血腥的暴力案件之一。尽管二审律师向法院申请对邱兴华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 一些法学家和精神病专家也根据他们的职业判断认为应当对其进行精神病鉴定, 但是陕西省高院的法官屈服于民意拒绝了这一申请, 做出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本案暴露的核心法治问题是:其一, 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是否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 在现行司法精神病体制下, 将进行鉴定的决定权绝对地赋予检察官和法官是否正当的问题。其二, 本案中法官拒绝为邱兴华作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背后根源在于, 舆论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独立审判”, 牺牲“程序正义”而实现所谓的“实质正义”, 最终是人情战胜了法治。其三, 本案也暴露出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一些缺陷。
“齐二药”假药案是当下中国危害民生比较严重的生产、销售假药罪的一个缩影, 这个案件的特殊之处在于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有限公司的假药生产、销售和上市畅通无阻, 且通过药监局的GMP认证, 这充分暴露了药品监督制度的无力。
2006年, 曾经担任阜阳中院院长的尚军、刘家义、张自民前腐后继, 均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时下, 法官腐败显然已不是个例, 而日益成为腐败领域中的重灾区, 作为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屡屡被突破。如果说卖官腐败是危害一个国家前途命运最厉害的腐败, 那么, 司法腐败则对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是最致命的。因此, 如何从制度上和根源上根除法官腐败和司法腐败则是一个紧迫而任重道远的需要解决的法治问题。
上海社保基金案和药监局高管落马案之所以在众多腐败案件之中脱颖而出而被社会关注, 共同特点在于这些腐败发生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公共卫生安全的社保领域和医药领域。表明关系国计民生的腐败应成为今后反腐败的重中之重。
(三) 2007年刑事影响性诉讼所涉罪名与指向的法治问题
在崔英杰案中, 杀人者崔英杰与被杀者李志强, 一个是生活困苦, 无奈杀人;一个是严格执法, 意外殉职。一个原本普通的刑事案件, 由于当事人双方的身份特殊性而引起了不一样的关注。这个案件被关注的社会背景则是社会转型期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大中城市转移, 他们在城市里的生存权利该如何得到保障?在城市管理与人的生存权的选择中, 该寻找怎样的平衡?或许城市管理制度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但执法观念和法的实现在中国则存在很大的问题。
“纸包子”案中的“首犯”———北京电视台记者訾北佳因制造假新闻构成损害商品声誉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罚金1000元的处罚。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因假新闻获罪, 訾北佳或为第一人。因此, 此案的核心法治意义在于影响并改变了人们的法治观念———新闻自由是有刑法底线的。不可忽视的是, 许多学者则认为訾北佳的行为是一个新闻媒体职业道德和纪律的问题, 并不构成犯罪, 这些声音促使我们应认真思考这样一个法治问题:用刑法来规制假新闻的底线是什么?毕竟, 在一个开放、新闻自由的社会里, 刑法制裁不慎, 将有可能误伤舆论空间和媒体空间。
2007年9月, 陈超因“涉嫌损害财物罪”被洛阳市劳教委决定劳动教养, 同年10月陈超状告洛阳劳动教养委员会, 这使得劳动教养制度存废这一被社会各界久为诟病的问题再度成为热点问题, 从而使得这一诉讼具有了制度意义。
2006年4月, 打工者许霆发现ATM机故障, 分17次从ATM机中提取了17.5万元。2007年11月, 广州市中院一审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许霆无期徒刑。在铺天盖地的民意的影响下, 此案后经上诉、发回重审、再次上诉后许霆最终获判有期徒刑5年。许霆案所引起的法治问题是多方面的:适用民法还是刑法?是否构成盗窃金融机构罪?量刑是否过重?法院判决书能否更加“说理”?银行本身要承担什么责任?我们的刑事政策是否需要群众基础?
(四) 2008年刑事影响性诉讼所涉罪名与指向的法治问题
杨佳故意杀人案这一造成6位民警死亡、5位民警受伤的惊悚案件, 在紧张的警民关系背后揭示的是我国社会防控机制的脆弱以及司法应对机制的不理性。该案最为引人注意的是程序正义问题。
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村民周正龙一夜之间成了公众关注的“名人”, 一时间“正龙拍虎”也成为了网络流行语。这一切都源于周正龙事件离奇曲折的情节。随着二审判处周正龙犯“诈骗罪”和“非法持有弹药罪”, “闹剧”可以说暂告一段落, 但周正龙案让公众对网络、媒体特别是政府的信任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让我们看到了政府诚信还是一个亟待努力的方向, 司法审判还难以承受政府参与的“事件真相”之重。
阜阳“白宫”案中, 举报人李国福之死再次唤起民众对近年来不断出现的举报人遭受被举报人打击报复现象的高度关注和沉重反思, 让我们对现实中举报人权益保护、公权力滥用、官员腐败、审判公开和司法独立等法治问题进行深层反思。
(五) 2009年刑事影响性诉讼所涉罪名与指向的法治问题
24岁的李荞明在看守所离奇死亡, 公安机关的解释是玩“躲猫猫”游戏所致。2009年8月, 法院判处“狱霸”张厚华等犯故意伤害罪, 判处看守所民警李东明犯玩忽职守罪、苏绍录犯虐待被监管人罪。这一事件暴露出来的主要核心法治问题有:其一, 如何赋予和保障犯人的基本权利?其二, 谁来监督和如何有效地监督看守所以及监狱?
2009年的邓玉娇案, 是一个从弱者自卫发展到巨型公共事件的案件。官员强逼提供异性服务, 年轻服务员不堪其辱刺死对方受到刑事指控。一时间举国愤怒, 虽然司法机关最终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 缓解了社会压力, 但这究竟是司法自觉而为还是受社会政治力量尤其是舆情的影响而为?在权力缺乏制约、社会诉求强烈的背景下, 司法应如何应对权力和社会舆情的施压, 是该案件暴露出来的核心法治问题。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庄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一案事发于2009年12月止于2012年检察院撤回起诉告终, 中间充满了各方力量特别是律师界与司法界的博弈。本案暴露出如下几个核心法治问题:其一, 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究竟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其二, 侦查权与辩护权的冲突与化解;其三, 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与程序正义的坚持。其四, 中国刑辩律师的执业困境。
“临时性强奸案”的风波源起于浙江南浔法院对一起轮奸案的判决:“根据犯罪事实, 考虑到两人属临时性的即意犯罪, 事前并无商谋, 且事后主动自首, 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给予酌情从轻处罚, 判决两被告各入狱三年。”后在网络舆情的影响下, 湖州中级法院依法改判。本案暴露出的法治问题从表面上看是法院的量刑依据是什么?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的界限是什么?其实, 在笔者看来, 严格来说这起案件的问题不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出现了问题, 而是法官的素质有问题, 没有正确地理解和适用法律。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车祸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交通事故, 但杭州胡斌飙车肇事致人死亡案之所以成为一起非同寻常的车祸, 在于肇事者的“富二代”背景和飙车的社会危害性。社会舆论认为胡斌应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予以严惩的观点, 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公民缺乏公共安全感, 另一方面反映出中国民众骨子里潜在的对“富二代”犯罪应该严惩的非理性法治观念。
为了对上述23个刑事影响性诉讼所指向的法治问题看得更清楚, 笔者将指向的法治问题分为所涉罪名、侵犯诉讼权利、制度缺失或不合理、程序不正义、因法律理解和适用所导致的判决结果不公正等五类。
就刑事影响性诉讼所指向的法治问题而言, 侵犯诉讼权利的诉讼7起, 占总样本诉讼的31.7%。暴露出制度缺陷或不合理的诉讼最多, 共有16起, 占总样本诉讼比率为70%。因程序不公正而受到关注的诉讼7起, 占总样本诉讼的31.7%。因法律理解和适用所导致的判决结果不公正而受到关注的诉讼也是7起。这大体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的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是制度缺失和不合理, 其次则是程序不公正、因法律理解和适用所导致的判决结果不公正以及侵犯诉讼权利。
摘要：文章从年度、地域、指向的法治问题等3个反映法治面貌的指针来展示2005年—2009年5年间23个刑事影响性诉讼刑事影响性诉讼的全貌。按年度来看, 刑事影响性诉讼在各年间的分布非常平均, 这可能只是一种现象, 而不是一种规律。按地域来看, 发生在北京的刑事影响性诉讼最多, 发生在中国东部的远比西部的多。从指向的法治问题上来看, 主要是侵犯诉讼权利、制度缺陷或不合理、程序不公正、法律理解和适用所导致的判决结果不公正等。
关键词：刑事影响性诉讼,年度,地域,法治问题
注释
1 吴革主编:《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第1 页。
2 William Thomson, “Electrical Units of Measurement”, in Thomson, Popular Lectures and Address, vol. 1, p. 80 (1891) .转引自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 徐昕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209页。
3 本文使用的刑事影响性诉讼的名称主要参考了吴革主编的《中国影响性诉讼》 (2005—2009) , 法律出版社。也有人指出《中国影响性诉讼》中使用的案件名称是不规范甚至是不严肃的, 具有浓厚的情感倾向和哗众取宠的目的。本文之所以仍予以沿用, 旨在忠于原著——本文分析对象的载体和约定俗成, 但在分析中作者会坚持情感中立和法学理性。
4 吴革主编:《中国影响性诉讼2005》, 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第7页。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公安；执法；分析
刑事诉讼法是公安刑事执法、检查部门进行起诉以及法院审判的重要依据。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不断进步，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迫切需求，在2012年的全国第五次人大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的提案，将对之前的刑事诉讼法进行内容的增加和修改，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与公安刑事执法有着紧密联系的条例进行修改。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对公安刑事执法提出的新要求
1.公安刑事执法的理念
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公安刑事执法的以下4个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①人权的理念。在之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对人的权利和尊严进行强调，而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人们权益和尊严的保障，以及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中不得强迫犯罪人员认罪等权益进行了着重的强调，要求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的过程中要对人权的观念进行树立，做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②证据理念。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不仅对证据的含义进行了明确的指出，而且还将犯罪的证据与确立案件的依据进行了明确的区分，面对这样的修改在要求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的过程中要对犯罪现场的数据以及证据进行全面的收集，为案件的确立提供可靠的依据。③程序的理念。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后不仅对公安人员办案的程序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而且对申诉、控告等程序的相关制度和流程进行了规范和完善，该条例的修改就要求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的过程中要将轻程序、重实体的错误观念进行转变，要根据相关的规章制度以及流程对案件进行规范化、流程化的办理。④监督理念。刑事诉讼法在修改之后对律师的辩护制度进行了完善，通过这次完善使得辩护律师在公安人员办案的过程中都可以向公安部门提出建议并进行辩护，而最为重要的是辩护律师可以要求法庭对检查部门提交的证据进行排除，对当事人的权利进行确保。
2.公安刑事执法的侦查模式
在之前的刑事诉讼法中对公安部门的侦查模式没有给出清晰的定义，使得公安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没有可靠的依据。而通过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公安部门的侦查模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和完善。首先，公安人员在对犯罪人员进行录口供时，不得采用强迫的手段让罪犯承认自己有罪，该项规定的增加为公安人员的办案难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加，在录口供的过程中办案人员如果出现压迫的询问语气和口吻，就会导致犯罪嫌疑人以及辩护律师控告办案人员使用强迫的手段进行逼供，从而拒绝供述，因此办案人员在录口供的过程中就必须要对侦查的策略进行提高。其次，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要求公安人员在对犯罪现场的证据进行收集时必须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合法的流程进行，向法院提交的证据文件也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的要求，在收据证据的过程中一旦由其中的一项不合法，该证据在法庭中都可以进行排除。同时，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将公安部门的侦查手段以及模式由幕后转向了前台，给公安部门的侦查模式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最后，在公安人员录口供的过程中必须对问询的场景进行全程的录音和录像，以防逼供现象的出现，并对公安侦查人员的权利进行保护。
3.公安刑事执法的规范活动
第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增设了口头传唤的环节，公安人员在办案时可以出示自己的证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口头的传唤，使其配合公安人员的工作，在录完口供之后，必须对该情况进行标注。第二，对犯罪嫌疑人的穿缓和拘留时间进行了延长，在重大、复杂的案件中，公安人员有权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传唤、拘留和逮捕，但拘留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在拘留的时间内公安部门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食物和休息。第三，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以及羁押制度进行了完善，当犯罪嫌疑人的被确立拘留之后，应在24小时内将犯罪人员送至看守所羁押。
二、公安刑事执法应对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的方法
1.公安部门的执法理念进行转变
公安人员在刑事执法过程中，首先不仅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严重的打击，而且还要树立人权理念的思想，并根据合法的制度实施侦查模式，从而对犯罪嫌疑人所享有的辩护权利以及其它的权利进行保护。其次公安人员在在刑事执法的过程中要将公平正义作为首要的工作，不能为了快速的破案，在办案的过程中不遵守相关的制度以及流程，从而造成无法挽救的错误和损失。最后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时要将办理的过程进行公开和透明化，自觉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促使公安人员在办理案件时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文明、规范的办案。
2.公安部门对侦查模式进行改进
公安人员在办案的过程中要将口供为主的侦查模式进行改变，在犯罪现场必须要通过司法的科学技术采用全面、科学、合理的证据收集，并对侦查的中心主义进行摒弃，从接到案件之后，在办理案件的每个环节都必须按照案件起诉、审批的要求进行办理，从而对办案的质量进行提高。同时，在侦查案件的过程中要对落后的侦查方式进行抛弃，采用先进科学的侦查手法进行证据的收集、DNA的比对，并对办理案件的信息进行共享，提高公安人员办案的能力。
3.公安部门对执法程序进行规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公安人员的执法程序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所以公安人员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每涉及到的领域都必须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流程进行工作，在进行犯罪现场证据收集时不仅要对物证的痕迹进行提取，而且来源必须是合法的。同时，建立网络的执法平台，将执法的过程进行公开和透明化，接受群众的监督，防止办案过程中错误的出现。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