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历史简述(精选8篇)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不久,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战争结果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历史影响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
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专依国联的教训,在“一面积极抵抗”之际,也“一面交涉”,与日本进行谈判。国民政府认为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极端困难,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即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就在淞沪抗战激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此即赣州战役(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赣州战役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如牵制了中央军陈诚第18军、第9师等),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见《蔡军长对官兵训话》,《大公报》1932年5月5日)一二八事变期间红军的这些进攻,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历史影响
事变后,国民党各派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团结,汪蒋合作,蒋介石复出,自此南京政府的地位相对稳固。而国内各阶层、各界人士,也因支援淞沪抗战,激发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团结。
此外,由于中共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极左思想的影响贸然发动赣州战役,致使国民政府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局部抗战发展阶段(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
1933年1月1日,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
1935年,日本策划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6月11日,梅津美治郎就华北问题提出备忘录;7月6日,何应钦复函全部承认日方要求,实际形成《何梅协定》。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于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杨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于1933.5.31签定的“九一八事变”后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是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号召全民族抗战;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平津作战(1937年7月)
1937年7月,中国第29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地区对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的防御战斗;随后在平(今北京)津地区与日军的作战,则称为平津作战。
战争结果
7月30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日军独立混成第l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平、津作战结束。
历史意义
平津作战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个战役、中日战争全面展开。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战争结果
1937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中国军队向吴福、澄锡国防线撤退,江阴保卫战开始;至此国军以60%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的代价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话语,淞沪会战拉下帷幕。
历史影响
这次淞沪会战,中国虽然战败了,但为中华民族工业内迁争取了时间。同时它让世界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将其领土一块一块地征服侵吞,也证明了中国绝不会向日本投降。在淞沪会战惊心动魄的三个月当中,全中国上下凝聚出了一个共识,就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整个民族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江阴保卫战(1937年8月16日至1937年12月2日)
江阴保卫战自1937年8月16日拉开序幕开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前后共历时108日。本次战役重创了日军,达到牵制日军西进并消耗兵力的预期目的。自甲午战争后所建造的海军船只大部分都损失于江阴保卫战中,是抗战期间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
战争结果
1937年12月2日,江阴要塞失守,史书上称其失守标志着第二道国防工事锡澄线被全部突破,中国第三战区和第七战区的军队均已撤离锡澄线及宜兴、广德等地,中国军队全面转入南京保卫战。
1937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通过该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37年11月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随后,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太原会战(1937年9月11日-11月8日)
太原会战包括有: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9月至11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
战争结果
太原会战历时2个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一次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八路军在会战中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忻口会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南下的作战行动。惟娘子关方面防范疏漏,被日军乘虚而入山西省会太原,最后会战以失利告终。
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12月13日)
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徐州会战(1938年1月至5月,抗日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防御战役)
徐州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其中以1938年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之为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对日军给予了巨大的打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台儿庄大捷
3月23日,日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24日凌晨,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台儿庄防御工事,随后以坦克为前导,冲进城内。台儿庄一带宅室多为石头建筑,故每一房屋皆为一堡垒。守军据房为垒.至死不退。日军猛攻三昼夜。与守城将士发生激烈巷战。战斗持续到4月3日,守城将士伤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己为日军占领.台儿庄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不退。日军再次调集重炮、坦克猛轰、猛冲。李宗仁一面下令坚守,一面急令汤恩伯军团火速南下增援。次日黎明时分,台儿庄北面炮声隆隆,汤恩伯军于日军背后出现,日军撤退不及,陷入重围。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血战经旬.敌军己成强弩之末.狼狈突围逃窜。除一部分突围至峄县城固守待援外,日军遗尸遍野,坦克车被毁30多辆,遗弃的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台儿庄一役连同徐州南北各战场共歼灭日军10000余人,中国军民取得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最重大的胜利。
会战结果 5月下旬,各路大军按命令的路线,全部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区。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占领开封。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河水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会战结束。
历史影响
这次会战钳制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中国军队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2.6万余人,除予日军以巨大打击外,还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此战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有击败日本的能力。
花园口决堤(1938年6月)
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
事件影响
国民政府认为,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但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
武汉会战(1938年6月11日-10月27日)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争结果 日本分兵在广州登陆,10月11晚,日军7万多人,2.7万匹马在广州大亚湾登陆成功,由于广州守备松懈,一路势如破竹,广州于21日下午沦陷。广州一失,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就更不值得用重兵防守了,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又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决定放弃武汉,10月25日弃守该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
战役影响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因为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以及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所以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调整侵华政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1938年12月29日,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
1940年3月30,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文夕大火(1938年11月13日)
文夕大火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因应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是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长沙会战(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长沙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沙是举世罕有的受灾最严重城市之一,整个城市被大火连续烧了两天两夜。在这场大火的背后,正是持续6年的四次长沙会战。
国民政府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薛岳率领的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前2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第3次长沙保卫战则是国民党军队一场典型的胜仗,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终将日军击退。第4次长沙会战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1938年至1944年,腥风血雨的四次“长沙大会战”,是八年全国抗战中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战。这场震惊世界的会战前三次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中国军队共伤亡13万人。
战役结果
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即长衡会战(是豫湘桂战役的一个战场,日本通过该战役成功打通了大陆交通线),日本动用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对一个地区进攻所使用之最多的兵力。攻击的日军人数约有36万,守势的中国国军约有30万。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8月8日,日军占领衡阳。日军以此战役为组成部分的豫湘桂战役成功打通大陆交通线,成为1944年反法西斯战场上最惨烈的失败。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
历史意义
尽管长沙会战最终在战役上以国军失败告终,但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56000余人,俘虏139人,中国军队伤亡28000余人,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惨案发生于1941年6月5日,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它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数年惨无人道的战略轰炸,惨案发生当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不同人数说法)左右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中国对日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
从1943年7月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
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也开始反攻作战。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12月10日)
豫湘桂会战,是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贯穿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包涵了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三大会战。
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8个月中,中国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60余万,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豫中会战37天失38城)、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民。
战役中至少2.4万日军死亡,加上伤病者共十万人。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除此之外,由于分散了兵力,反而为国民党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战争结果
从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豫湘桂战役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会城市和郑州、许昌、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伤亡约6000万人民。
豫湘桂战役中,仅河南就损失88家工厂,湘粤桂3省工厂全部沦于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亦被敌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豫湘桂大溃败,是正面战场继抗战初期的大溃败后,出现的又一次大溃败。
战争影响
豫湘桂战役是日军在溃败前夕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挣扎。在这次抗战中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中,日寇在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之后,使得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捣毁了数十个国军机场,占领了上百个城市。这次战役虽然以日军取胜而告终,但大陆交通线作战在战略上其实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日军兵力比战役之前更加分散,为敌后活动创造了更大空间,反而加速了日本的战败。
湘西会战(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
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在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在王耀武指挥下,湘西会战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万余人。湘西会战最后一仗主战场为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进入最后反攻阶段。
战争结果
1945年5月13日,芷江方面出动P51野马对被包围的日军进攻轰炸,同时国军各部发动猛攻。重广支队全面溃散,各部分头逃窜。最终重广支队全军覆没,只有少量残兵和47师团汇合。1945年6月1日,47师团余部全线后撤。至此,日军各部全线退回湘西会战之前地域,长达55个昼夜的湘西会战到此结束。
历史影响
雪峰山战役挫败了日军企图占领中国芷江空军机场的阴谋,提高了国军“反攻之士气”,它是国民党战场从防御转入进攻的重大转折点。极大地打击了日军士气,日军在雪峰山麓遭到惨败后,整个中国战场都陷入混乱溃逃的狼狈境地。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1945年8月15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一、中国音乐人的大团结
抗战爆发后, 中国音乐界的第一个显著变化, 就是音乐人的大团结。过去, 贫穷落后的中国, 一向被看作是一盘散沙。日本人之所以敢得寸进尺, 以小吞大, 最终作出“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四分五裂的现状。但是, 日本帝国主义者低估了中华民族自身所蕴藏的深沉伟大。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 他的生存难道仅仅是出于偶然吗?回顾历史, 抗战爆发使整个中国音乐界最令人惊奇的变化是空前的团结。在很短的时间里, 几乎所有不同创作背景、不同政治态度、不同艺术追求的中国音乐家都汇聚到了一起, 他们超越了种种分歧和隔阂, 怀着一腔爱国热血, 走到同一面抗战的旗帜下。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音乐界绝无仅有的一次大团结。
成立于1935年的“歌词曲作者联谊会” (或称“歌曲作者协会”) , 由吕骥等人发起组织, 吸收了任光、张曙、贺绿汀、周巍峙、孙慎、孟波、麦新、沙梅、江定仙、刘雪庵、周钢鸣、任钧、塞克、龙沫勋等人作为会员, 后来冼星海也积极参加到这一组织的活动中。这个组织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 其性质和意义发生了改变, 它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音乐社团, 而是为了救国的目的把社会某一方面的力量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的社会团体, 它要求参加者自愿像前方将士那样无条件地为祖国服务。这个组织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歌曲创作, 成员们埋头于神圣的事业, 展开了伟大的抗战救国的歌咏运动。贺绿汀先生1939年4月呼吁道:“同志们, 敌人疯狂的侵略使我们失去了家园, 失去了一切, 我们能够忍受吗?我们一样都是有感情、有理性的伟大中华民族的儿女, 为了整个民族的生存, 为了我们自己, 我们应该全体动员起来, 把音乐变成武器, 去武装千万个同胞, 动员千万个同胞, 为驱逐日本强盗而英勇抗战。”音乐家感受到时代激流的震荡, 重新认识了自己。这是当时音乐家们的共同特征。抗战音乐界出现的空前未有的大团结, 爱国音乐家迅速做出的一致反应和改变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中华民族内在强大的凝聚力。这种精神上的凝聚力, 即使在民族历史上最落后、最不幸的时期, 它也是不可轻视和辱蔑的。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绝不仅仅是一句歌词, 而是五千年的古老民族顽强生存精神的真实写照。
二、空前繁荣的抗战歌曲活动
抗战时期, 音乐界的另一令人惊奇的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一般说来, 每当战争爆发, 为救亡图存的需要, 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迅速转入战时状态, 而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夺取战争胜利这一共同目的, 战时文艺也和战时经济一样脱离正常轨道, 明显有别于和平时期。但是, 在中国的抗战时期, 话剧、电影、美术、音乐等艺术活动都极为繁荣。在音乐领域, 音乐团体的建立、音乐创作的繁荣、音乐演出活动的开展比比皆是。这个时期, 广大音乐家、词作家站在一起, 写出同样的战斗诗篇, 把全民奋起抗战的高昂情绪表现为一曲空前豪迈的爱国交响曲。无论是解放区, 还是沦陷区, 或是国统区, 广大音乐工作者更加热情地以音乐为武器, 从不同角度反映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意志。这期间的音乐创作内容丰富, 体裁多样, 有群众歌曲、儿童歌曲、艺术歌曲, 还有大合唱、重唱和表演唱等。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到敌人后方去》;吕骥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毕业上前线》;麦新词、吕骥曲的《保卫马德里》;麦新词曲的《大刀进行曲》、《勇敢的小娃》;郑律成的《延安颂》、《延水谣》;贺绿汀词曲的《保家乡》、《游击队歌》、《嘉陵江上》;光未然词、阎述诗曲的《五月的鲜花》;张寒辉词曲的《松花江上》;沙梅词曲的《打回东北去》;周钢鸣词、孙慎曲的《救亡进行曲》;田汉词、张曙曲的《卢沟桥》;田汉词、聂耳曲的《毕业歌》、《告别南洋》;李劫夫的《歌唱二小放牛郎》;何士德的《新四军军歌》;章枚的《黄桥烧饼歌》;李焕之的《胜利进行曲》;徐曙的《晋察冀小姑娘》等大量救亡歌曲, 以英勇的气概、激昂的节奏, 擂起了抗战中最撩动人心的鼓点。这些歌曲在群众中广为传唱, 为抗战呐喊助威, 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宣传作用和教育作用。我国近代歌曲创作也随之发展到一个新的繁荣时期。当时的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之一, 全国许多文艺界知名人士相继汇聚到这里, 一时间群英荟萃, 人才云集。这里的抗战歌咏运动也风起云涌, 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夏之秋和周小燕组织成立了“武汉合唱团”, 四处演唱抗战爱国歌曲。夏之秋为了提高合唱团的演唱质量, 还请冼星海、贺绿汀、沙梅、刘雪庵等知名抗战歌曲作家到排练现场指导, 亲身讲解自己的作品。在当时, 武汉合唱团堪称是孕育和推广抗战歌曲的重要基地。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时, 古琴艺术家、音乐教育家吴景略从常熟移居上海租界, 为寄托抗敌御寇的满腔义愤, 他与张子谦、樊伯炎合作将湮没已久、从未被人注意的琴歌《精忠词》发掘整理出来。此曲是清乾隆初年中州琴派王善根据岳飞《满江红》词谱曲。他们多次在公开场所合弹高歌, 因其有别于大众歌咏形式而受到时人的关注和嘉评。同年, 吴景略还将《潇湘水云》一曲重新处理。他一扫旧谱解题中逃遁现实的寓意, 在描绘山河之美的同时, 运用大段的快速运指, 大幅度的跌宕转折和复附点音符, 造成波涛汹涌般的乐音动势, 以描写乌云压境、风起云涌的万千气象, 借此寄托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抒发忧国之情、亡国之痛。这首乐曲的重新处理表现出吴景略思想境界的升华, 也是后来被琴界称之为“昊派”的起点。由于战争而一度中断的上海“今虞琴社”1939年也恢复了活动, 在吴景略和张子谦的共同主持下, 为宣传抗战进行了多场大、小音乐会, 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中国, 外患与内忧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 真正的民族解放必然有赖于社会解放。中国音乐家关注的, 与其说是前线的战况, 不如说是我们的社会在危机面前所作出的反应。他们更倾向于把反侵略战争看作是一种洗礼, 看作是使我们这头“东方睡狮”迅速觉醒的一次宝贵历史契机。
三、抗战音乐创作的成熟
作为民族积郁爆发的必然产物, 抗战音乐作品中的昂奋情绪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反映了中国20世纪以来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特征。但同时, 这一音乐现象又暗含着缺乏思想深度和创作上的不成熟性。首先, 正是因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愿望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愿望就不可能奢望在短时间内达到。中国是一个有着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国家, 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又处于落后挨打的被动地位, 其社会变革必定是一个混乱而痛苦的过程, 不可能朝发夕达至到光明的彼岸。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 盘根错节的反动保守势力又必定凭借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疯狂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这就势必导致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于这一点, 当时的许多音乐家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其次, 抗战音乐家们尽管自觉成为血肉长城的一砖一石, 充分发挥音乐宣传鼓动的社会功能, 全力推进文艺通俗化、音乐大众化运动的迅速开展。抗战初期的音乐创作在高昂风格空前一致的同时, 也存在着粗浅、浮躁的倾向, 有些作品甚至就像街头的标语口号。毫无疑问, 这样的作品如果单从社会宣传教育功能来说, 是起到了不小的“宣传人民, 打击敌人”的作用, 但从更深层次而言, 这些作品还缺乏思想深度, 创作上也缺乏成熟性。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斗争的深入, 广大音乐工作者逐渐认识到抗战歌曲前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些问题。我们要用音乐来动员民众, 我们可以在动员和教育民众的同时, 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平。为了这个目的, 音乐家们要理解当前的斗争实际, 理解现阶段各阶层民众生活的现状, 到战争的前线去, 到敌人的后方去, 以体验来充实自己的生活, 锤炼自己的思想感情, 创作出民众和抗战所需要的既有革命性, 又具有艺术性的音乐作品。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抗战时期的音乐创作和歌咏活动,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首先, 抗战音乐继承和发扬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统, 它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战火洗礼中, 以富有向心力的爱国主义激情, 实现了音乐阵营的团结和统一, 使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得到普遍的认同。其次, 抗战音乐家自觉和努力地深入现实生活, 从中华民族历史新觉醒的总方向上逐步深入地把握和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愿望, 使抗战音乐与时代、人民的关系空前紧密。第三, 抗战音乐在同一历史条件下, 第一次展示了现实主义音乐艺术发展的繁荣景象, 较好地完成了时代所赋予它的光荣使命。第四, 抗战音乐给予上世纪40年代后期国统区音乐创作与实践以直接和积极的影响, 在对于黑暗势力的顽强奋战中, 显示出现实主义音乐艺术所特有的强大生命力。第五, 如何使音乐既要紧密联系时代, 又能充分发挥出自身的艺术特性, 抗战音乐家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和努力, 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创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向延生.中国早期抗战歌曲[N].中国艺术报, 2005.
前不久,由杭州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共同主办的“铭记历史开创未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杭州油画作品展”,围绕抗战期间全国范围,特别是在浙江境内发生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等题材,通过艺术加工,用油画语言展现了中华儿女的英雄壮举和钢铁意志,描绘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历史画卷。
此次展览活动得到了浙江省、市画家的大力支持,老中青各个年龄层次的画家都踊跃参与,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0多岁的中国美院教授金一德先生。为了此次创作、展览活动,众多优秀艺术家特别是杭州油画院的油画家多次召开协调会,商讨创作事宜;杭州市美协在前期组织会员冒着酷暑分别去了长兴槐坎乡的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旧址、富阳受降镇等革命根据地,部分艺术家还远赴太行山老区采风写生。
艺术家们为抗战先烈的英勇事迹所感动,为革命老区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魅力所吸引,用各自的艺术视角和丰富题材来解读历史,以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和冲动,创作了百余件力作。展出的70件画作就是从中精选出来的。这些优秀美术作品以油画艺术特有的语汇和表现力,着力描绘了全民抗日的英雄气概和建立的卓越功勋。艺术上主题突出,气势磅礴,落笔细致严谨,力求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高度统一,充分体现了杭州艺术家们驾驭主题性绘画的能力与艺术水准。展出的作品中,许江、孙景刚等合作的表现南京大屠杀事件的《1937.12南京》和徐芒耀、来源等合作的《新四军车桥战役》,尺幅巨大,画面壮烈,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撼动人心,作品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杭州油画院院长潘鸿海就“铭记历史,开创未来”这个主题谈了他的思考,他说:“所有的东西都有一个历史的存在,不应该把过去的东西忘记掉。记住历史是为了珍惜和平。我们着力以纪念抗战胜利为契机,把艺术创作、展览工作做好,其中包括这次艺术家去体验生活,就是想以抗战精神激励艺术创新和精品创作。”他为此次展览创作的《抗日根据地儿童学文化》,在构思上一改以往抗战题材的传统模式,以根据地的小孩对文化知识的渴望为题材,来凸显烽火岁月中人民对文化的热爱与追求。
日期 地点或名称 中方主官 胜方
1937年8月 保定会战 刘峙 日
1937年8月 淞沪会战 蒋介石 日
1937年12月 徐州保卫战 李宗仁 日
1938年6月 武汉保卫战 蒋介石 日
1938年10月 广东战役 余汉谋 日
1939年3月 南昌会战 薛岳 日
1939年5月 随枣会战 李宗仁 中
1939年9月 长沙会战 薛岳(代)中
1939年11月 桂南会战 白崇禧 中
1940年1月 豫南会战 李宗仁 中
1940年5月 枣宜会战 李宗仁 中
1941年3月 上高会战 罗卓英 中
1941年5月 晋南会战(即中条山会战)卫立煌 日
1941年9月 第二次长沙会战 薛岳 中
1942年1月 第三次长沙会战 薛岳 中
1942年5月 滇缅公路会战 Stilwell, 罗卓英 日
1942年4月 浙赣会战 顾祝同 日
1943年5月 鄂西会战 陈诚 中
1943年10月 滇缅会战 卫立煌 中
1943年11月 常德会战 孙连仲(代)中
1944年4月 豫中会战 蒋鼎文 日
1944年5月 长衡会战 薛岳 日
1944年8月 桂柳会战 张发奎 日
1945年3月 豫西鄂北会战 刘峙 中
1945年4月 湘西会战 何应钦 中
八年抗战历史中,中国国军抗战王牌部队(排名)。
第一名: 74军, 编制:3个整旅(师),3万余人。后期全美械。
这个基本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应该没多少疑问。八年抗战中几乎打遍华中战场所有硬仗,而且多以主力使用,战功彪炳。从淞沪会战开始,1937年的南京战役,1938年兰封会战,武汉会战,1939年南昌会战,长沙会战,冬季攻势,1940年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上高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战1942年浙赣会战,1943年鄂西会战,几乎是马不停蹄,席不暇暖。国民党在抗战时期有陆海空军武功状之设,为对部队团体之最高褒扬,该军即独得四轴。第74军在1940年以最新装备进行整编,改为所谓的攻击军[注3],直属军事委员会,作为各大战场的紧急预备队。日军对这支国军中的王牌部队深为畏敬,并以“三五部队”称之。
链水之战重创共军王牌部队王必成部.虽然最早被共军歼灭,可共军上了五个第一流的15万主力部队围攻,而且牙齿也蹦松了,而这时候的整编74师早已不是抗战时的那个74军了。双方损失接近1:1。比起另外 “五大主力”的另外四个被歼灭时的表现强多了去,不愧第一主力。
第二名: 5军, 编制:3个整旅(师),5万余人。后期全美械。
第5军是国军最早的一个机械华装甲军,其下辖的200师更是中国第一个装甲师。200师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杜聿明担任该师首任师长,为我国第一个机械化师,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也成就了5军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战斗。再次作为远征军参加滇西反攻。华东作战,大大小小无数战斗,败仗很少。(5军在一年里转换指挥部就达300次以上,可见其转战的频繁。邱清泉的“逢五不战”就来源于此,46年进攻苏北解放区,参加徐州以西扫荡作战,重创豫皖苏部队,5军主攻连续攻克濮阳、大名等重要城市,给解放军根据地造成了重大损失,淮海战役中在陈官庄附近时被解放军包围,困守40多天。
成军以后,老杜便提出“训练场就是战场”、“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要求5军具“五除”(除骄、惰、伪、欲、恶)、“三习”(习精、诚、勤),39年军事考核中被重庆军委会评选为全国第一。该军战术多变,最擅长的,不是爆破而是炮火,且步炮协同密切,攻击时一般采用多梯队纵深配备,以密集队型波浪冲锋,攻击时间常常选择拂晓和中午,在山地常用多路攻击和迂回(如豫东战役战役解黄百韬之围),在平原和村落多采用正面攻击,中央破。
第一次印缅战役同古保卫战 “成功虽无把握,成仁却有决心!”的铿锵豪言最终流传开来,成为那个时代的传世经典。
第三名: 18军, 编制:3个整旅(师),3万余人。后期全美械。1946年5月整编为11师。
18军可以说是陈诚的起家资本,是五大主力中建军最早、历史最长,在军阀混战、抗日作战、国共内战中屡立战功,为蒋介石与陈诚所心爱之嫡系部队,18军的骨干基本上都是黄埔系,这些人都能以身做责,作战勇敢。18军的巅峰期是胡涟当11师师长时,胡涟,黄埔四期,由于其作战有一套,后共军送他一个外号“狡如狐,猛如虎”,从这个外号就可以看出他有着优越的指挥才能。11师在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1943年,正当11师在加固石碑要塞的时候,日军发动了鄂西攻势,在渔阳关失守后,国军准备全线撤退,但18军要坚守要塞掩护友军撤退。11师师长胡涟除鼓舞士气外,还写下了遗书要与阵地共存亡。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阵地反复争夺,胡涟亲往阵地第一线督战,他们受了要塞1个半月左右,11师孤军奋战,直到友军全面反击并彻底击败日军为止。当时有报纸说石碑一战为东方之斯大林格勒,虽然过分夸张,但是这一役在整个会战的胜利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领的整编第11师一直充当着救火队的任务,哪里有难便被投入哪个战场,取得了辉煌战绩。胡琏也被毛主席老人家称为“狡如狐,猛如虎”!大王庄一战为淮海战役最惨烈战斗。
第四名: 新6军, 编制:3个整旅(师),3.4万人。全美械。
印缅远征驻印军主力。新6军的骨干班底为新编22师,在编入新6军之前还是5军的主力,昆仑关的胜利也有新22师的汗马功劳。42年底,5军回国新22师留印(当时隶属于新1军,军长郑洞国),换装美式装备,在兰姆伽整军经武,刻苦训练,在整个缅甸反攻战役中,新22师给日军的王牌18师团毁灭性打击,攻克八莫、南坎、芒市,打通了遍染鲜血的滇缅公路。作为驻印军的主力,新6军异域扬威,在第一次滇缅作战失败后,几经曲折与磨难,在印度的蓝姆伽重获新生,在异国土地上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国威、军威,赢得了世人的尊重、赞扬,新6军成为首批进驻南京的部队。1946年远赴东北,进东北后所向无敌,多次以一个团大败东野一个军,威远堡门进攻击败3纵,沙岭防守完胜4纵,沙后所大败2纵4师。
第五名: 新1军, 编制:3个整旅(师),3.4万人。全美械。
驻印军主力“天下第一军”。新1军的前身为新38师。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而来。41年入缅甸作战,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由此声名大振。第二次印度缅甸战役武器新颖精良,智取强攻,歼灭野人山敌寇,孟拱之战,围攻密支那、八莫,整个反攻战役中战果辉煌。缅北与滇西的反攻战,是八年抗战中,中国军队取得彻底胜利的一次歼灭战。
四平之战在新6的配合下终于第一个攻进四平,重创东北民主联军。德惠守卫战充分显示了不凡的战斗力,“只要不打新一军,不怕中央百万军”是东野部队在前期的口号。
第六名:10军:编制:3个整旅(师)。3万余人,后期美械。
在衡阳保卫战中最为出彩,以一个不满员的军(常德保卫战中损失巨大尚未补充完)17600余人顽强抵抗日军4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达47天之久!创了一个伤亡比和坚守时间的记录,虽然最后弹尽粮绝放下武器了,但是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仅以日军防位厅战后统计来算,日军在进攻衡阳的过程中伤亡即达30000多人。此外在39年冬季攻势大反攻、第2、3次长沙保卫战、常德会战中均有突出表现。在第3次长沙会战中是坚守长沙的主力,给日军以重大杀伤,为国军的反击争取了时间。常德会战中是最早打到德山接应74军57师残部突围的部队。
第七名:8军(不是八路军), 编制:3个整旅(师),2万余人。全美械。
抗战中表现优秀的部队,国军1944年反攻缅甸时的远征军的主力,内战中在山东和河北也是赶着共军跑,荣誉一师更是老兵不死。建国后逃出国境的少许残部仍能打的缅甸国找不着北,在西南边境与共党作对多年。
第八名:52军 编制装备不详,人数比较多,有4.8万人。装备则不见得怎么样,战斗力强。
52军有个绰号叫“千里驹”因其善于长途奔袭,在抗日战场上,52军先后参加过长城抗战,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中越边境防御,在中国战场上都少不了52军的身影。香港歌星张明敏曾经有一首《爸爸的草鞋》就是说的52军的故事。我来简单说说长沙会战中的52军,1939年,冈村集中了其精锐第六,第13师团5万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湘北一路猛杀,由关磷征指挥的第15集团军,下辖52,79,37三个军来阻日寇。其中就52军能打,充当主力,张耀明当时任52军军长,52军在新塘河与日军展开激战,守军赵成武部胡春华营自战斗一开始就决心与阵地共存亡,坚守三日,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阵地几乎被炸平,除7名重伤号先后退出阵地外,自营长以下全体官兵全部战死,无一生还,第3日拂晓,阵地失守。在以后的2天里,双方展开了一场极其惨烈的阵地争夺战,失去阵地后,常常几经肉搏,又重新夺回。52军各部均英勇抗敌,其中以守草鞋岭的三营官兵尤为悲壮。营长史思华带领全营官兵500余人在这里与5千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日军久攻不下,他们想不到在大军面前竟被一营把守的小小的草鞋岭档住去路,战到第3天,潭异之师长打电话给三营“如无法坚持,不得以可向东靠”可史思华回答说:“军人没有不得以的时候”此时所有官兵决心成仁。第2日,全营500余人全部战死。日军支队长奈良晃少将毕恭毕敬地向他的敌人鞠躬。内战时期,光头将军刘玉章任52军军长,这位黄埔四期的将军,说话粗鲁,颇有点巴顿的风格。他率领52军猛攻山海关打开进入东北的大门,而后又参加了打营口,四平,在战场上都有不俗的表现。刘也喜欢大纵身长驱直入的进攻,在东北战场上象一只奔腾的骏马奔跑在辽阔的黑土地上,被共军视国军中少有的硬骨头。东北战场的失利,在多数部队被歼的情况下,52军能成建制的撤出,已数不易。后成为中原战场的主力,后也是为数不多成建制退回台湾的军之一,52军最后成为蒋在台湾的头号王牌。
第九名:71军 编制:3个整旅(师)。3万余人,全美械。
71军,原辖下87、88师属于国军仅有的三个模范全德械师,可谓铁血虎贲,先后参加了淞沪、南京等会战,战功彪炳。抗战后期71军改编为全美械军。71军长陈明仁,字子良,1930年4月7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市洪源乡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冬,日军渡过怒江,开始进攻滇西。陈明仁奉第十一集团军宋希濂之命,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七十一军,主攻龙陵,经过大小几十次激烈战斗,龙陵守敌二千敌人大部被歼。战后,陈明仁接任第七十一军军长。1945年1月,率部主攻回龙山,他采取空军出击,步炮协同,很快占领回龙山,歼守敌八百多人。陈明仁也被联军视为“杰出的中国名将”。随后,陈明仁协助友军攻克了中缅边界重镇畹町。不久,陈明仁配合友军反攻湘桂,收复柳州、桂林等地。日军投降后,陈明仁部被调往无锡,担任南京、上海的卫戍任务。1946年1月,第七十一军奉命开往东北进攻解放军,多次被解放军击败。6月,该部退守四平,抵抗解放军的围攻,30日,解放军主动撤围。陈明仁以少数兵力坚守四平四十多天,巷战十九个昼夜,被蒋介石擢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1949年,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通电起义,将第一兵团改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陈明仁任兵团司令官,并兼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
第十名: 35军, 编制:3个师 ,3万余人。前期国/日械,后期美械。
1937年年5月,在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关怀下,党在甘肃建立了办事机构。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第八路军后,这个办事机构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甘办事处”。9月,又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由于它设在兰州,习惯上就称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成立,打破了甘肃沉寂已久的抗日局面,是甘肃抗日救亡运动从冷冷清清走向蓬勃发展的转折点,对甘肃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是西北白区一盏红色明灯,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周恩来亲切地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接待站·指挥所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前身是彭公馆。
彭公馆位于南滩街54号(现甘南路700号),因彭加伦而得名。1937年5月29日,彭加伦从西安来到兰州,之前他是陕西云阳红军办事处主任。和彭加伦一起来的还有张文彬、朱良才等其他6位共产党员。他们带着周恩来、叶剑英写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信到兰州设办事处。10天之后,彭加伦一行设立了红军办事处。据《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记述,红军办事处设立之际,由于当时国 共合作尚未正式形成,这个名字还不便公开使用,对外便称彭公馆。
1937年8月,彭公馆变成八路军驻甘办事处。
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为了敦促蒋介石履行西安事变中承诺的条件,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围绕国共合作、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以及停止进攻西路军和南方游击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多次谈判。到1937年8月,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办事处。任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共中央代表的谢觉哉和时任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祖是同乡,党中央派他来兰就是考虑到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而此时的八办也由半公开成为公开的组织,并挂出了牌子。
抗战初期,甘肃省政府主席贺耀祖的抗日热情不高,对我党提出开展民运运动持怀疑和畏惧的态度。谢觉哉针对贺耀祖这种“叶公好龙”的思想提出严厉地批评,除了当面辩论外,还写了十多封语重心长的信对贺进行开导。经过种种的艰苦工作,贺耀祖有了一定的转变。1937年8月13日,贺耀祖公开召集省党部特派员邓宝珊、马愚忱、田昆山、戴愧生等设宴欢迎谢觉哉和彭加伦。宴后,又讨论了办事处提出的民运问题、军队调整问题和甘、宁、青、新的团结问题。这次会议打开了在甘肃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办事处在谢觉哉等的领导下,坚持了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进行了有利有节的斗争,使甘肃的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工作开展了新局面。
与此同时,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还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政策,开启民智,团结所有拥护抗战的人。谢觉哉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声望,在当地出版的各种报刊上,用本名和敦夫、佳金、无奇、明远和见心等十多个笔名,针对抗战形势尤其是国民党的错误政策和反动措施,撰写和发表了七十余篇切中时弊的论文和杂文,对于宣传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活动,揭露批评反动政府的假抗日真反共行为,起了不小的作用。在文章中,谢觉哉指出“希望各级齐心合力,共同抗敌,共同建国,只有共同的做,才能搭救自己,搭救国家,一直走上民族独立自由的大路。”在谢觉哉的影响下,一些知名的学者、作家、音乐家相继来到兰州,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兰州创办了通俗刊物《老百姓》,丛德资创办了《民众通讯社》还有作家茅盾、肖军和音乐家塞克等,都对甘肃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
1934年甘肃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后,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才建立起了工委。1937年10月二十五、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了党的甘肃省工作委员会,孙作宾为书记。工委的政治任务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依靠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日救国。虽然当时国共已经合作,但是在白区内的地下党组织依然是非法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便以其合法的公开身份给予他们种种帮助。中央对甘肃工委的指示,都是通过办事处转达,工委给中央的报告,也是经由办事处转报延安。谢觉哉经常参加工委的会议,指导他们的工作,还在办事处内为他们开办了培训干部的“党建培训班”,对一些党员和经过斗争考验的党外积极分 子,进行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就这样,在谢觉哉领导下的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密切配合下,兰州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从1937年8月起,先后成立了妇女慰劳会、省外留学生抗战团、西边青年救亡读书会、甘肃青年抗战团、伊斯兰学会回民教育促进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甘肃青年抗敌自卫会等救亡团体。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爱国文化运动的兴起,八路军办事处和甘肃工委意欲抓住这一机会,进一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唤醒民众。
在这一时期,甘肃的报刊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同仁消费合作社在兰州也销售进步书刊,谢觉哉还曾在这里接见青年抗战团的负责人和心安旅行团的成员,许多青年在此接受了谢觉哉的教诲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作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的一个缘由,解救西路军被俘人员一直是“八办”工作的重点。为了顺利营救被俘人员,办事处做了系统的工作安排,首先把营救、收容工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融为一体,利用上层统战的关系,设法营救被俘红军。谢觉哉来兰州后,根据吴鸿宾的调查,将被俘红军的分布情况写信给贺耀祖,通过他向马步芳索要。这样,从青海要回了刘瑞龙、魏传统等多名重要干部。并派高金城大夫到张掖以开医院为掩护,收容失散在河西的红军。高金城原是兰州福陇医院的院长,1937年年8月1日,谢觉哉、彭加伦、朱良才在五泉山和他会面,具体研究到河西营救西路军的对策。高大夫接受了委托后,8月8日到达张掖。他以开设福音堂医院为掩护,公开收容红军伤病员,并利用治病的机会,传达党中央和办事处的关怀。他还派人下乡发散“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宣传单,引导失散的红军。
此外,八办还承担了通向苏联国际交通线上的人员接待和物资转运工作。经办事处转运的物资有武器、弹药、医药、皮衣和书籍等。1937年冬到1938年夏,滕代远携带高射机炮、子弹和西药12车,高自立携带皮衣、军火10车,都经过兰州运往边区。办事处还将新疆人民支援八路军的3万件皮衣运到长武,由三八五旅接收转运前线。
接待来去苏联和我国新疆的过往人员,也是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成立不久,就接待了去新疆的张之夫、杜重远、周小舟和赴苏的东北抗日将领、民主人士李杜将军。苏联代表处成立后,办事处和他们建立了经常的联系,1937年12月,蔡树藩、钟赤兵、贺子珍、刘英等去苏;1938年1月,毛泽民等去新疆,办事处为他们联系搭乘苏联军用飞机;1939年9月,周恩来去苏联治疗臂伤,1940年2月回国途径兰州时都住在办事处,并作了形势报告。办事处还接待过越共胡志明主席和日共主席冈野进。同时,还接待了在新疆工作个西路军领导人如陈云、滕代远、毛泽民、李先念、李卓然、曾传
六、李天焕等。
1942年1月,林彪从苏联返回延安途经兰州,尽管最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将林彪安全护送过境,但当时兰州的局势已经非常紧张。自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危亡,加紧反 共反人民活动,特别是在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国民党顽固派借此机会大做文章,兰州局势也一样动荡,甘肃国民党当局指使特务煽动一些人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闹事,多次妄图摘掉办事处的牌子。
“鉴于八路军驻甘办事处原定的任务已基本完成,考虑到形势的变化,1943年11月2日,党中央决定撤销八路军驻甘办事处。”《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记述道。
大讲堂
正是由于其历史价值和作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位于甘南路东西两处旧址于2001年投入100余万元进行了第一次修缮,2006年又投入24万元推出了西路军事迹展。2014年再次投入181万元进行修缮,并投入557万元用于旧址展览提升。改造改版后的展览有照片238张、电文37篇、文物88件。
由于“兰州八办”在营救西路军、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1981年被辟为革命纪念馆并正式向全社会开放。期间,先后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5年入选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30条精品线路以来,更是被有关部门命名为“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百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建设项目单位,并在2013年4月被国务院批准确定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从昔日的“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成 了今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讲堂”。
2013年7月15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带领省委常委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成员,集体来到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参观学习,重温党的历史,接受党的传统教育。
站在甘肃籍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的纪念墙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说:“我们更深切地感到,在革命战争年代,条件是那么艰苦,斗争是那么残酷,环境是那么恶劣,但是驻甘办事处那么十几个人,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特殊任务,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靠的就是他们革命信念的坚定,靠的就是他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靠的就是他们坚持了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任务,但是有一条是一直没变的,就是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的理想信念和要求”。
就在记者采访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的8月27日上午,兰州市第一看守所组织干警前来参观学习。兰州第一看守所138名干警中98%的干警都是党员,将分3批参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教导员夏五州对记者说:“在全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组织干警参观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目的就是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接待我们的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宣教部副主任孙轶。她在纪念馆工作已经20多年了。她告诉记者,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不仅展示的是八办的形象,更是兰州的印象。很多兰州人在这儿生活了多年、几十年,甚至不知道有兰州八办。所以有很多单位组织来参观,通过讲解员给他们细致地讲解,了解兰州八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承担的重任、发挥的作用,让他们认知到革命老前辈在那样的一个艰苦的环境中所付出的牺牲,在今天我们和平年代里,应该思考什么、应该珍惜什么,包括青少年儿童,从而更加珍惜和平安详的生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通过展览讲述每一件历史、讲述每一个人物、讲述每一段故事、展示每一张照片,让参观者内心有真正的感触、受到教育,灵魂有一个洗涤和升华。青少年就像一棵小树一样,纪念馆的讲解员就通过交流式的、互动式的、提问式的方式,用更多的爱心、耐心细致地跟孩子们交流、提问、沟通、讲解,让孩子了解这段抗战的历史,把孩子爱国的种子、情操播散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让孩子们要有团结、要有友爱、要有互助、要有宽容、要有包容、要有奉献,要有爱国心。
今年31岁、参加工作9年的尚燕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宣教部讲解员,她是甘肃省演讲比赛二等奖、兰州市讲解员大赛一等奖的获得者。她给记者回忆了自己讲解过程中的一件记忆犹新的往事。今年6月的一天,她有幸给原北疆军区司令员、著名抗日英雄、电影《平原游击队》中“李向阳”的原型郭兴担任讲解员。在八路军兰州纪念馆听讲解的时候,3位90多岁的老人非常认真,其中一个老人还坐着轮椅。当每讲到一处,老人都是非常感慨,问她了很多问题。站在甘肃籍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的纪念墙前,郭兴老人说,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能在甘肃籍的抗战将士中找出2998人的姓名,真的是不容 易的,非常感谢纪念馆做的这项工作。当听到“有的姓名我们已无从知晓,他们的尸骨不知所终,他们的墓碑也不知在何处”讲解词的时候,3位老人非常感慨地说,确实就是这样子的。最后,老人鼓励尚燕说,既然做这个工作,就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临离开时,还主动和尚燕拍一张照片。
1991出生的傅雪薇,2014年从西北师范大学管理系毕业,是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宣教部的一名新兵。抗日战争对她来说,是一个挺遥远的事情。她告诉记者,对于抗战,她了解的也不多,但是从小的所受的教育是,正是无数革命烈士的牺牲,才使我们有了幸福安宁的生活。当时非常艰苦的环境、非常激烈的战斗,我现在虽然也体会不到,但是,珍惜和热爱这种和平年代的幸福生活的这种心情,我一直是在心底留存的。能够在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工作,她感到非常神圣;作为一个讲解员,她感到非常自豪。
中国政府隆重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目的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纪念活动,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华夏儿女的历史上,有一段血与泪的岁月,也是一段抹之不去的屈辱历程。纵然有再多的屈辱,流再多的血和泪,我们也坚强地面对。因为,那依旧是我们中华儿女历史上最为骄傲的 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彻底将中日战争拉开了帷幕。日本侵略者全力进攻中国,踏着中国将士的血泊,在卢沟桥上无数座雄狮的怒视下,迈开步子,冲向北京城。华北人民奋力抗击,我们没有战败,因为我们没有畏惧。日军对中国的发动了第一次侵略后,人们发出了“为保卫国土流血!”“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怒吼。侵略者的肆虐,彻底点燃了华夏儿女的愤怒。但战争总是残酷的,多少母亲每日都在期盼儿子的回归,多少妻子昼夜在想着丈夫的到来。却始终无法盼到他们的归来……没有人知道,有多少的家庭在战争中分散,有多少文明在战争中悄无声息的消逝。
为了保卫家园不受侵害;保卫我们赖以生存的国土,人们不惜代价,誓死抵抗侵略者。终于,经过了一年又一年的浴血奋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站了起来,将无情的侵略者赶出国土,结束了残酷血腥的战争。八年的战争中,无数的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荣耀与辉煌。因此,我们更因该珍惜今天幸福的生活,珍惜先烈为我们创造的条件,做好一个学生的本分,学习先烈们大无畏的品质,克服一切困难,迈向成功。
证文五:
牢记历史,立志报国。
在古老的东方,有一条孕育着56个民族的巨龙――中国。如今,巨龙已经腾空而飞了。但是,在70多年前,它却蒙受着巨大的屈辱,这是我们永远也不能淡忘的。
亲爱的朋友,你们可曾记否,1937年7月7日夜间,日本军队在北平南面的卢沟桥地区进行挑畔性的军事演习。他们谎称有一名士兵失踪,无理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但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于是,日本政府就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枪声、炮弹声刹时间敲破了往日的宁静,千亿多的中国同胞被处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残酷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实施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他们把人当作刀靶练习刺杀;他们用铁丝将我们的中国同胞捆绑,然后进行密集的机枪扫射,在血泊中尚能呻吟者,均被用刺刀杀戮。残暴的日本侵略者还将大批的中国人当作是细菌和毒气的实验品,残害致死……流离失所的中国子民在沦陷的国土上苦苦挣扎,一片片沃土被染成了鲜红的血色。听见了吗?黄河在悲鸣,长江在呜咽!
1937年12月13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充满血腥的一天。因为日本侵略者就是在这一天攻打南京,开始对我国同胞进行长达6个星期惨不忍睹的残杀。被枪杀、活埋的人竟多达30多万,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这就是让人触目惊心的南京大屠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记得在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外婆就曾经对我说过,我们所在的三坑也曾遭受过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那时,敌机经常在天空中轰轰地转,偶尔还投下几枚炸弹,人们都赶紧带着自己的亲人逃亡。当然,也有人被那丧心病狂的日本侵略者残害了。可见日本侵略者是多么的残暴,就连三坑这样的小地方他们也不愿意放过。
正由于侵略者的暴行,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英明的共产党顾全大局,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都为自己伟大的胜利而欢呼、自豪。
然而,也许有人还没有想,为什么一个国土只有37万多平方千米的岛国竟敢如此猖狂地侵略一个国土达970万平方千米、有4亿多人口的泱泱大国?那是因为日本有着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中国在当时却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那时候很多的西方国家甚至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东亚病夫”!这是一个多么讽刺的字眼。这样不但使中华儿女蒙受了巨大的屈辱,还使日本侵略者更加嚣张了。
我曾经听别人说:“跪着的德国人远比站着的日本人要高大!”“难道德国人的身材真的那样高大吗?”我不禁想道。原来,并不是这样的。那是因为德国也曾经侵略过别的国家,但是德国人肯为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而跪下向全世界表示真诚的歉意。这个举动使世人为之欣慰。相比之下,至到今天,日本政府不但没有承认错误,还不顾亚洲各国的强烈遣责,三番四次地到靖国神社拜“鬼”。除此之外,日本还千方百计地改编教科书,意图篡改历史,但是历史是永远也不能改变的,日本政府这样做只会再一次地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们可知道,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都遗留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铁证!
同学们,让我们铭记中国所蒙受的屈辱,牢记历史,不忘过去,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我们牢记历史并不是为了向日本发动“复仇”战争,而是为了让历史沉痛的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道理。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更应该好好珍惜,我们更应该好好报效祖国。
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未来,建设祖国的重任就落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一起把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征文六: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是人类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纪念日,也是值得中华民族永远铭记的纪念日。
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同人类文明的凶残敌人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70年前那场决定世界命运前途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转折点。正是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就是要永远铭记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无辜死难同胞;永远铭记在抗日战争中英勇战斗、为国捐躯的烈士;永远铭记参加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爱国人士、抗日将领;永远铭记为抗战胜利建立了功勋的海内外中华儿女;永远铭记支援和帮助了中国抗战的外国政府和国际友人。铭记这段历史,是因为它的悲壮惨烈与不屈抗争应该成为民族的集体记忆,更是希望从中汲取智慧启迪,获得开创未来的现实力量。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吹响了抗击外敌的第一声号角。在那场威武雄壮的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人民之所以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伟大奇迹,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意志,领导和推动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以自己最富于牺牲精神的爱国主义、不怕流血牺牲的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
重庆作为抗日战争的战时首都, 既是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同时也是国际反法西斯的远东指挥中心, 战时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心和中国民间对外交往的中心, 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舞台。对外交往频繁, 近30个国家在重庆设使馆, 有近千批次的反法西斯国家代表与要员、包括政军商文在内数以万计的各界外籍人士往来重庆。留下了丰富的对外交往文化资源和大量的历史遗址遗迹、人脉资源。
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历史资源是重庆抗战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它传递着丰厚的历史信息, 是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历史见证, 是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卓越贡献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见证, 它同时也反映了抗战时期重庆国际地位的提升, 是重庆在抗战时期重要历史地位、重要历史贡献的价值体现, 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化产业开发利用价值。挖掘、保护和利用好我市抗战陪都外交历史资源, 对于弘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维护世界和平、推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对于提升我市的国际知名度、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国际交往, 对于彰显重庆历史名城特色、提升重庆的城市形象、推进重庆的文化建设、促进重庆旅游发展均有着重大的意义。
2 资源及保护现状
重庆抗战外交历史资源丰富, 涵括了历史遗址遗迹、图书文献资料、人脉资源、品牌资源等众多有形和无形的资源。重庆有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馆藏, 重庆图书馆以抗战图书文献馆藏多著称, 重庆图书馆的前身是民国政府为纪念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美国总统罗斯福而建立的罗斯福图书馆, 现有民国时期出版物76611种、177621册, 是中国二战图书、报刊收集最全、保藏最多和最完整的图书馆。此外, 北碚红楼图书馆也收藏有相当数量的抗战时期的图书和报刊。重庆档案馆为全国抗战档案馆藏最多的省级档案馆, 抗战陪都档案是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的主要特色和优势所在, 其数量之多达40余万卷, 内容系统和完整, 被列为国家重点档案。两馆的历史文献资料馆藏, 内有不少涉及外交、对外交往事务, 极具保藏、利用和研究价值。为保护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 有关部门提出了建立抗战图书和抗战档案两个中心的构想, 重庆图书馆正积极筹建抗战图书文献中心, 重庆市档案馆则制订了一个新馆建设方案。
文物普查与统计资料表明, 重庆市现存有重要陪都遗址二百余处, 其中包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西班牙、比利时、丹麦驻华使馆和韩国临时政府旧址、印度驻华专员公署、史迪威旧居、马歇尔公馆、美军顾问团旧址、中苏文化协会旧址、苏军烈士墓等近30处重要抗战涉外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遗址。16处外国使领馆、军事文化机构驻地遗址、名人故居与纪念建筑被列为重庆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中占有得一个较高比例, 表明了重庆市对抗战时期对外交往历史遗址的价值充分肯定和对这些珍贵历史遗址资源的重视。
抗战对外交往资源的保护利用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史迪威旧居、韩国临时政府旧址和苏联大使馆旧址为重庆市保存较好的三大抗战外交历史文化载体, 在中美、中韩、中俄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三旧址得到了很好保护, 史迪威旧居博物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于20世纪80—90年代建立;苏联大使馆旧址所在的重庆第三人民医院则挂上了中俄友谊医院院牌, 友好交往频繁。三旧址以其在美国、韩国和俄国人民之中的重要地位, 在增进中美、中韩、中俄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推动重庆对外开放和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成为重庆对外交往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但抗战对外交往资源保护利用面临的问题也不少, 抗战对外交往遗址遗迹保护利用面临的问题突出, 主要表现在:毁损严重, 保护不力, 家底不清, 现状堪虞。由于城市建设提速,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矛盾凸显, 外交机构遗址生存受到威胁。国际联欢社、盟军司令部、加拿大使馆等多处重要的涉外抗战历史遗址在近20-30年中被毁。2007年, 美国大使官邸、美国新闻处、美军招待所旧址被拆除;2008年, 美国大使馆旧址也因与城市建设发生矛盾拆除。美国大使馆旧址为重庆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据悉将就近重建, 但显然其文物价值已降低。抗战对外交往遗址遗迹保护难度大是我们面临的客观问题, 建筑质量不高、年久失修是造成大量遗址毁损的重要原因, 而遗址分布散乱的客观现实也增加了保护利用的难度, 加大了保护利用的成本。而抗战对外交往文献、文物资源的搜集、整理、研究、利用方面也面临不少问题, 重庆图书馆和北碚图书馆两馆分立, 资源无法集中保护利用;国内各地抗战历史文献资料的协调利用工作没能展开, 散布于台湾和美、英、俄的大量对外交往文物文献资源没有得到征集、利用。抗战外交资源保护任务艰巨, 资源价值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3 思路与对策
3.1 挖掘资源价值, 加强对外交流, 打造中国西部领事中心、中国西部对外交流中心
加强与抗战时期驻节重庆的国家的联系, 积极开展文化交流。丰富的抗战外交资源是重庆作为抗战对外交往中心的历史见证, 它承载着重庆人对历史荣光的记忆, 也寄托承载着重庆人民建设西部对外交流中心的理想和追求。基于现实的和历史的条件, 重庆在对外交往方面理所当然地应该走在国内和西部前列, 设定中国西部领事中心、中国西部对外文化交往中心目标, 朝着这两个目标迈进。
外国领事机构的数量和派出国的国家实力是都市开放度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指标。重庆外国领事馆数量目前不多, 但发展的前景看好。作为抗战陪都, 重庆历史上曾有数十个外国使馆, 有过广泛的对外交往关系, 重庆应深入挖掘、充分利用自己独有的抗战外交资源, 拉近与当年驻节重庆国家的情感距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发展和建立新的对外关系。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推进, 外国领事馆将更多地入住西部。作为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中国西部最大、最有活力的城市, 重庆有希望争取到更多的外国领事馆入驻。重庆在民间文化交流方面也可先行, 在交流途径和方式上进行一些探索。据知, 韩国的韩中文化协会在重庆设立了重庆韩中文化协会, 其会址就设在韩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内, 该协会重视抗战时期中韩文化协会的历史联系, 在沟通重庆与韩国经济文化关系, 加强两地交流方面作了一些工作。本文认为, 重庆韩中文化协会的存在和运作或许可以视作一种模式, 应该对其推广价值加以研究。
3.2 以优先保护为基本原则, 强调政府责任, 加强对抗战外交历史资源的保护
文化资源中的有形部分是不可再生资源, 处理好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迹保护之间的矛盾, 是城市政府面临的重要战略问题。必须兼顾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生活环境的改善, 协调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 坚持保护优先, 开发利用科学合理的基本原则。历史文物是历史留下的珍贵遗产, 各级政府应该更多地承担起文物保护的责任, 全面、准确掌握抗战陪都外交历史资源的现状, 将确有价值的涉外机构遗址纳入国家、市、区三级文物保护体系, 由政府出面、用法定的形式对之加以保护, 将历史遗产保护纳入主渠道, 纳入法制轨道。鉴于前述抗战外交遗址保护层级不高的问题, 目前我们应特别强调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 做好基础工作, 积极创造条件, 争取申报成功。
3.3 发掘文博载体功能, 以文化交往平台价值、旅游价值为开发利用重点
抗战外交历史资源是重庆极富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 很有开发利用价值。由于历史原因, 许多抗战外交遗址处于无人过问、无人保护的状态, 残破不堪、价值得不到体现, 这一状况应该尽快得到改变。文物保护利用时不我待, 遵照市委关于重庆文化繁荣发展的要求, 应该对抗战对外交往资源保护利用上进行较大的投入, 充分挖掘利用抗战外交遗址的硬件价值和实体功能, 系统进行抗战外交遗址修复和环境整治, 软硬兼顾, 充实文物收藏, 根据各自历史文化背景条件进行开发利用, 把抗战外交遗址打造成中外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将外国机构遗址和外国名人故居打造成该国的文化窗口, 以丰富抗战外交历史文化为媒, 广泛结交国际国内友人, 吸引更多的国内国际游人。
3.4 资源的征集保护利用, 寻求国际合作、国外支持
抗战外交遗址的保护利用涉及数十个点、十余个国家, 涉及个体多、头绪多、国家多、资金需求多, 是一件大事、难事, 仅靠自己关起门来搞保护利用, 要搞好十分困难。抗战外交遗址的保护利用应该用开放的办法进行, 广泛寻求国际合作、争取国外支持和帮助, 包括文物资料搜集的支持和资金支持。争取外方的资金援助和文物捐赠。史迪威旧居、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是国际合作, 保护利用重庆对外交往资源的两个成功的范例, 其保护利用分别得到韩国、美国的支持, 除资金捐赠外还得到相当数量的珍贵历史图片、历史文献资料和历史文物捐赠, 史迪威旧居博物馆、韩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两馆建设的经验值得研究、推广。
3若干项目建议
3.1复建嘉陵宾馆, 辟建抗战外交历史博物馆
嘉陵宾馆亦称国际联欢社, 它位于渝中区李子坝地区的嘉陵新村, 是抗战时期专门为外国人修建的社交聚会场所, 该建筑由名家设计, 是一幢依山而建、有时代和地域特色的楼宇。由于战时房屋特别紧张等原因, 嘉陵宾馆同时也是外国机构的驻地, 比利时、丹麦、智利、挪威、缅甸、墨西哥、巴西、波兰、秘鲁、伊朗、瑞典、阿根廷等多国使馆曾设在嘉陵宾馆内, 美国和波兰的军事代表团也曾驻其中。嘉陵宾馆还是许多重大国事、外事活动的举办地, 国内外要人常聚于此, 留下了大量历史记载和历史图文资料, 历史价值、现实利用价值极高。但不幸的是, 由于年久失修, 木质主梁受虫蛀, 该建筑在未加论证的情况下于1980年被拆除, 在原址建起了一幢普通的四层居住楼。为找回被丢失的城市历史记忆, 并鉴于这幢30年前修建的已显旧陋的居民楼又在筹划改建。本文建议将之拆除, 在原址复建嘉陵宾馆。严格依据档案馆仍存的历史图纸和历史图片按照文物复建要求原貌复建, 并将复建后的嘉陵宾馆辟为重庆中国抗战外交历史博物馆 (或称“对外交流历史陈列馆”) 。
抗战对外交往中心需要一个抗战外交历史陈列展馆, 由有关设计单位编制的《重庆市抗战历史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 提出在重庆建立军事、文化、经济、外交、工业、教育、美术、戏剧在内的博物馆体系, 抗战外交历史陈列馆建设已纳入规划。抗战外交展馆可以有多个落址选择, 本文认为, 复建嘉陵宾馆是一个值得采纳的最佳方案。嘉陵宾馆很高的历史知名度且其所在地抗战历史资源、外交历史资源富集与周边环境的适宜性, 是本文主张复建嘉陵宾馆的主要理由。
嘉陵宾馆原址背靠鹅岭公园, 可俯瞰嘉陵江, 依山面江, 极具山城江城特色, 风景极佳, 有着较好的旅游开发条件。其所在地嘉陵新村系抗战时期一个高档居住区, 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史迪威、赫尔利等陪都中外名人曾居住在此, 目前仍有孙科、史迪威、吴稚晖、吴铁城等名人旧址保存着, 美国大使官邸部分遗址仍存, 史迪威旧居有望在近期升格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与其上相距不远的国际村和鹅岭公园内, 则有美国大使馆和澳大利亚使馆、土耳其大使馆等数处抗战外国使馆遗址, 其下相距不远的李子坝正街已辟为抗战遗址文化公园, 历史文化积淀厚重, 具有较大的文化保护利用价值。鉴于嘉陵新村片区历史遗存丰富、历史地位显赫, 我们完全可以将该片区辟为历史风貌保护区, 结合目前正进行的李子坝抗战遗址保护二期工程和通达鹅岭公园登山步道建设, 整体保护利用嘉陵新村陪都遗址, 把联接鹅岭公园和李子坝陪都遗址保护区的嘉陵新村历史自然人文风貌恢复好、打造好。嘉陵新村地处坡地, 属于城市建设控制区, 城市发展建设与历史遗址保护的矛盾在这里并不突出。复建体量不大的历史建筑符合该片区建设控制和风貌保护要求, 由此带来的资金、拆迁问题也因为总量不大, 而不难解决。
3.2筹办抗日战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国际纪念活动
通过举办国际性纪念活动, 来彰显重庆二战中的国际地位。作为二战历史名城、中国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重庆有资格和条件举办大型国际性活动。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应该利用其条件, 积极争取抗战纪念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纪念的主办权、参与权、话语权, 彰显重庆城市的历史地位, 并以此凸显、提升重庆的城市特色、城市形象和城市地位。2005年, 重庆学者曾建议隆重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 提出“‘两岸四城’共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建议” (“两岸”即海峡两岸, 指大陆和台湾;“四城”指二战四大盟国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的首都华盛顿、伦敦、重庆、莫斯科) 。该建议受到社会好评, 然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完全具备, 建议的设想没有得到较好实施。该年重庆对外友协和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在重庆隆重举办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 参会者有大陆、台湾、美国的二战老兵和军政经与学术界代表200余人, 多名美国使领馆高层人士参会。作为重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最重要的活动, 该活动得到中美双方的重视, 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首次在中国参与主办的抗战 (亦即二战) 纪念活动。本文希望, 下一次抗战暨二战纪念活动, 有两岸与四城 (或中美英苏四国) 官民参与, 由两岸四城 (四国) 共同隆重主办;本文并认为, 重庆举办国际性抗战暨二战纪念活动的主客观条件已日渐具备。
3.3筹建“两个统一战线”历史纪念碑、馆
汉口、武昌、汉阳,自古以来都是华中重镇。又因是汉江、长江汇合之处,将三地紧密相连,在近代历史里被统称为大武汉。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紧接着,富裕的东北三省、经济中心上海、民国中央政府南京等重要之地相继沦陷。
“此时,日本军开始将目光转向武汉。他们认为,只要占领武汉和广东,让全中国沦陷就指日可待了。因此,武汉抗战显得尤为重要。也正因这场抗战,日军侵华‘速战速决’的阴谋被彻底粉碎。”著名历史学家、前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说。
从华东沦陷到武汉抗战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12月,南京沦陷。之后,日军就开始觊觎华中地区。武汉抗战总的来说,分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概念指的是在抗战期间以武汉为中心的所有战役。狭义概念指的则是武汉会战,也就是1938年6月到10月期间的在武汉正面战场的战役。”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光耀介绍道。
他讲述,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重要机构和重要人物都迁移到武汉。中共中央则建立长江局,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办公。可以说,武汉成了战时首都。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徐州会战结束,武汉会战迫在眉睫。日军以华中派遣军和华北方面军两路夹击,向武汉步步紧逼,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6月到10月期间,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与日本展开武汉会战,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地区。武汉会战是22次正面抗日会战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战役。
国共齐救“东方马德里”
1938年3月,世界著名的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来到武汉,拍摄了众多战时新闻照片。人们将卡帕拍摄的马德里空袭后丧失家园的西班牙女性与武汉被空袭后在门槛上恸哭的女性照片并置在一起,引起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共鸣。
“马德里保卫战是西班牙共和国军队于1936年11月—1939年3月进行的首都保卫战,鼓舞了欧洲各国的反法西斯斗争。武汉那时被称为‘东方马德里’,世界人民都呼吁要保卫武汉,如当初保卫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一样。所以说,救亡武汉成为了全球反法西斯的重要一环。”章开沅说。
彼时,中华民族正在存亡之际,国民党、共产党为抗日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章开沅描述,全国军民同胞“地不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共赴战场,那时是国共两党共同保卫大武汉的年代,这也是符合历史趋势的表现。
国民政府在武汉抗战期间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策略,国军以正面战场为主,在众多大型会战中与日军“肉搏”。例如,在万家岭战斗中,国军与日军进行近距离搏斗,歼敌一万多人,日军除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率领少数残兵败将逃脱外,几乎全军覆没。
武汉抗战的空战也尤为激烈。中国空军飞行员先后击落和炸毁日机78架,炸沉日舰艇23艘。其中,年仅22岁的飞行员陈怀民在被5架敌机包围的情况下,毅然撞向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其妹妹得知哥哥遇难后,更把名字改为陈难。
另外,西南、西北地区建立了新的战时工业基地。《武汉会战方针及指导原则》明确提出,通过组织大规模的会战,阻滞日军攻势,为工厂抢运赢得宝贵时间。在短短几个月里,仅从武汉西迁的企业达223个,10余万吨设备安全抵达川、滇、陕、黔等地,为战时前方提供坚实后盾。
共产党动员全民抗战
“全民抗战是武汉抗战乃至整个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共产党所动员的群众力量与其发挥的作用是无可比拟的。”何光耀说。
1938年3月初,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起草军事建议书,提出了“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助以游击战”的持久战战略方针。不久后,毛泽东在延安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正式提出抗日持久战的防御、相持、反攻的三个战略阶段,并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详细讲解了持久战各阶段的游击战战术。
何光耀说,当时中国可以用“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来形容。到处是一片荒凉,老百姓是朝不保夕,颠沛流离,被日军蹂躏。共产党发动敌后游击战争的策略,组织人民、发动人民、引领人民,所以一呼百应。当时采取的策略,也让共产党空前地发展。“老百姓都希望保家卫国,想着参军参战也是死,在家里被侵略也是死,他们就认为参加部队还有一丝生机。老百姓就是这么朴素的感情,跟着共产党去抗日。”
1939年1月17日,李先念以河南省委军事部长的身份率领一支由160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向武汉外围挺进。当时武汉已被日军占领,它的任务就是要在武汉外围开辟敌后战场。不久,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组建成豫鄂挺进纵队,之后再整编为新四军五师,逐渐成为武汉周边敌后战场的重要战斗力量。后来,新四军五师还与美国飞虎队合作,一同为反法西斯作出贡献。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进行各种各样抗日救亡的宣传,包括歌咏、诗歌、文艺创作等。发动学生、社会各界进步人士以及普通的市民,通过办报刊、组织剧社、组织群众团体等方式把各个阶层的人民都发动起来。例如,发起了‘献金运动’,让人民捐献财物支持抗战,掀起全民抗日救亡的高潮。”何光耀补充说。
抗日战争由此转折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10月27日,日军第9师攻占贺胜桥,切断了粤汉线。至此,武汉已被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包围。为保存军力以利长期抗战,国民政府军委会下令放弃武汉,撤退武汉地区部队。10月26日,日军第6师占领汉口,波田支队占领武昌。27日,日军第116师与第6师各一部占领汉阳。日军攻占武汉三镇,武汉保卫战宣告结束。
章开沅描述,全世界都支援“东方马德里”,武汉一时间成为舆论的焦点,成为全民抗战维系的中心。“虽然武汉当时没有保住,但经过武汉会战,中国军队给日军造成很大的伤亡,牵制了很多的兵力。如果没有武汉会战,中西部大后方就无法维持下去。如果没有武汉会战,就没有接下来的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侵略的步伐无法再像之前闪占东北、速战华东那么猖狂,沦陷区与国统区的面积长期僵持在某一比例。日本军狂想“三个月占领全中国”的意图也被打破,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不单牵涉到武汉沦陷不沦陷的问题,而且还起到了安慰的作用。至少这场战役给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人心不死,这是最可贵的。当时,我们退避到穷乡僻壤,那里的人都没有想着中国会亡国,大家都有一致的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让中国亡!”章开沅说。
何光耀则认为,武汉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在这生死重要的关头,不论党派、不论富穷、不论男女老少都有强烈的抗战自觉感。“正如毛主席所评价的,这是全体中国人的胜利。而在如今和平的年代,我们更要铭记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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