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证明责任

刑事案件证明责任（精选8篇）

刑事案件证明责任 篇1

【摘要】：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诉讼证明理论中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刑事实体法规范落到实处的关键所在。长期以来，我国立法及诉讼理论均强调除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绝密、机密的文件、资料、物品罪以外，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都应由控方承担，辩方不承担任何证明责任。这体现了对被告人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却对事实真相的发现及诉讼效率的提高注意不够，使实体与程序难以结合。那么如何在保障被告人方获得充分的辩护的同时，也能符合常理的完成控诉任务？从刑事一体化的角度全盘考虑，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方面合理的分配，让被告人方也有所承担不失为一重要的解决途径，这是基于更多因素，如公平、效率以及常理的考虑，也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需要。

【关键词】：刑事诉讼 被告 证明责任

一、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的考察

（一）、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的定义分析

关于证明责任的定义目前我国诉讼法学界还没有统一的认识，这主要是因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两者是一个概念还是不同的范畴，我国法学界尤其是刑事诉讼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一种观念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可以相互混用。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第二版）认为：“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我国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可界定为司法机关应当收集证据证明其所认定的案件事实，某些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其中，当事人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否则将承担其认定与主张不能成立的危险的责任，又称举证责任。”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前后关系。为方便起见,笔者在此采纳第一种观点,并结合本文认为刑事诉讼证明责任是指诉讼当事人为了主张并证明某种诉求而向法庭提供证据的责任,控诉方对自己的指控要承担说服的责任,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风险。

（二）、在不同诉讼模式中刑事诉讼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负担

一般而言，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方也负有证明责任。罗马法还明确的提出了证明责任的原则：证明的责任由积极主张的人负担，不是由消极否定的人承担。即：每一方当事人对其陈述中所主张的事实，有提出证据证明的义务，否认的一方没有证明的责任，双方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都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负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在纠问式诉讼中，犯罪不必由被害人提起控诉，司法机关可以主动进行追究。原告方有举证责任，被告人方更有举证责任。由于当时实行的是法定证据制度，而被告人方的坦白被

认为是“证据之王”，据此就可以定罪。因此刑讯逼供就被认为是最可靠的证明方法，对被告人方广泛采用刑讯。到了近现代，在刑事诉讼证明责任问题上，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态度不完全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方承担，但在一定条件下转到被告人方身上；大陆法系国家奉行职权主义原则，大多数刑事案件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起诉，检察官应当证明自己的控诉，但也必须顾及被告人方无罪或罪轻的情况，法院根据职权积极主动地收集，调查证据，不受检察官或被告人方举证的限制。

从证明责任的历史沿革中可以发现，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自有诉讼以来就一直存在，区别仅在于其在诉讼证明中的地位不同。近现代诉讼，由于受人权、民主思想的影响，司法的文明、人道以及民主成为近现代诉讼的主要标志，进而被告人方的地位逐步得以提升，为了使被告人方不至于在诉讼中过于弱势，维护司法公正与文明，法律专门规定有罪推定原则、沉默权以及反对自我归罪等特权。即便如此，考虑到诸多类犯罪难以侦破，存在很多被告人独知的事实以及举证的公平等因素，法律并没有完全取消被告人方的证明责任，这也让我们认识到司法的天平不仅追求当事者之间的平衡，也在更高的层面追求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之间的平衡。中性的司法恰如社会的平衡器，理应不会偏私地成为任何一方的利用工具。

二、我国刑事诉讼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的合理性

我国上述的证明责任分配方式是值得肯定的，因为这有利于充分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然而现实并非如此，不加区别地规定刑事案件的事实都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虽有利于保护被告人方的权利，却不利于发现案件事实和处罚犯罪者。

首先，证明责任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因为“刑事诉讼过程不过是凭借案件遗留在时空中的痕迹（即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进而做出裁决的过程。为保证这一过程的顺利展开，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法律设定了举证责任，要求诉讼当事方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或认定的案件事实，因而举证责任是法律为诉讼当事方设定的义务。另一方面，诉讼当事方获得胜诉的关键，也恰恰在于有效地实现举证责任。因为在诉讼中，谁能提供充分确凿的证据，谁就有胜诉的可能。于是，举证责任又具有权利的属性。总而言之，举证责任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和义务本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好的理解证明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因此被告人也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辩护说明，更可以运用证据进行证明自己无罪或者轻罪或者减轻、免除处罚等。

其次，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符合现代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制度的国际化潮流。世界各国和地区对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方分担证明责任都加以规定，不论是明确的规定还是司法实践所形成的不成文的规则，该项原则已经为各国诉讼所遵循。我国当然也不能例外。随着WTO的加入，国际全球化趋势步伐的加快，我们有必要在法律制度建设上加快全球化的步伐，以更好的和国际法律接轨。

再次，符合刑事诉讼效益。刑事证明活动的价值是多元的，它不仅要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也要讲究效益和效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对某些案件中某些事实和情节的证明，公安、检察机关可能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时多日，倒不如被告人轻易地提供一个证据。由于被告人对某些证据享有证据信息优势，由被告人提供这些证据可以节省司法成本和资源，有利于迅速及时地查明案情。同时，证明的难易也有不同，如某些被告人独知的事实，被告人不提出的话，有可能使得法庭无法知道事实，不能形成争议和抗辩，增加查明案件的难度和时间，也增加错判的可能，从而损害被告人的权益。

最后，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并不违反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强调的是被告人也应拥有正常人的权利、强调定罪的法定性。被告人仅承担提供证据的责任，是基于自己的利益，仅是对自己无罪的一种证明，查明事实真相的需要，有罪证明必须有控诉方来承担。

三、完善刑事诉讼中被告的证明责任的制度。

（一）、明确规定被告人方证明责任的证明标准低于控讼方。

刑事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法律规定的程度。也就是说，承担证明责任的诉讼主体提出证据进行证明所应达到何种程度方能确认待证事实的真伪，从而卸除其证明责任。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达到了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完成了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成立；当诉讼主体提供的证据未能达到证明标准，这就意味着其未完成证明责任，其证明的事实也就不能成立。

刑事诉讼关涉到国家刑罚权的实现及被告人方的生命、自由等根本性权利，控方拥有雄厚的诉讼资源和广泛的诉讼手段，因而控方证明标准一般要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对于疑难案件采取“疑罪从无”原则。即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在质和量的方面证据都要确实充分，当用以证明的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或对于被告人犯罪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时作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理。它要求提出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方承担，控方履行证明责任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或者不存在合理怀疑的程度，如果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或证明达不到法律的要求，则应判定被告人无罪。具体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

（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

而被告人方所拥有的诉讼资源和诉讼手段都很有限，且受到无罪推定和不得强迫自我归罪原则双重保护，因而我认为其证明标准在现阶段只需达到“盖然性占优势”或“合理怀疑的证据优势”，即对于形成争议的案件事实，被告人只需对控诉方的指控提出证据来确立可能的优势或能够形成对指控的合理怀疑，即视为达到法定标准，证明责任已履行完毕。控方要想推翻这一认定，其证明标准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否则即使其证明标准超过被告人方的证明标准也不能认定其反证成立，而必须推定被告人方辩护理由成立。另外，要强化被告人方的调查取证能力。证明是以调查取证为前提的，要求被告人方承担一定范围的证明责任就必须赋予其相应的调查取证能力。

（二）、要完善刑事实体法的立法技术。

对部分犯罪的某些构成要件明确规定由被告人方承担证明责任。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是互为表里、互相关联的，只有互相配合，才更有利于发挥其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功能。而我国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在立法时是绝然分开的，程序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的查证而不考虑待查证的犯罪要件的不同，实体法的立法只考虑犯罪要件的设立不考虑不同的要件在查证上特别是在证明责任分配上有何不同。这导致了我国几乎所有犯罪的要素必须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被告人方的证明能力未得到充分调动，从而不仅损害了国家对犯罪的控制，还损害了被告人方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对一些特殊的犯罪，立法时就明确规定被告人方对某些要件必须承担证明责任，从而有效调动控辩双方的举证积极性，更准确、更有效地查清犯罪事实。

注释：

刑事案件证明责任 篇2

然而,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特殊情况, 由于没有相关的规范, 在实际适用中相当混乱。就目前而言,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比较混乱的情况主要有两类:一是法定例外情况, 如刑法条文明确规定被告人承担一定证明义务的条文、二抗辩事由, 如积极抗辩事由、被告人对待证事实的抗辩活动。上述几种情况中, 或因为法律规定原因、或因为司法实践中一些约定俗成的适用习惯, 被告人在诉讼中或多或少的需要承担一些证明责任。由于法理上对这种现象的认识存在分歧较大, 而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又没有相关法规予以明晰, 导致举证责任分配在实践中适用相当混乱, 各地区差异大, 一些地方法院任意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的情形时有发生。一直为司法界所诟病的“杜培武案”一审误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法院任意将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人。因此如何明晰证明责任分配对于维护司法公正、保障被告人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

其实, 这并非专家们通常认为的举证责任倒置, 也没有违背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从理论上来看, 无罪推定原则是我国刑法最基本的原则, 它基于一定的价值取向规定了被告人在经法院判决前均不能被认定有罪的立法推定, 根据这条推定延伸出了我国刑法的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 即控诉机关必须承担提供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的责任, 被告人没有义务证实自己无罪, 因法定推定就是无罪的, 若控诉机关的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有罪, 那么控诉机关就应当承担败诉的风险。这种原则并不会因为某些特殊规定而无效。从我国刑事法的规定来看, 不仅确定了公诉机关的举证责任, 还规定了控诉方的说服责任, 确立“疑罪从无”的原则。虽然我国没有成文的刑事证据法, 但其具体精神已经体现在刑法的相关条文中, 其对于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在这种基础上, 刑法上规定了一些举证责任的“例外”, 《刑法》的一些罪名涉及的推定事实包含了要求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义务的条款, 比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差额巨大的, 可以责令该工作人员说明来源, 不能说明来源的, 差额不分以非法所得论、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司法解释确立关于“明知”和“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主观要件事实上的推定规则等, 从表面上看, 这些规定免除了检察机关在某些要件上的证明责任, 但这却并非举证责任的倒置,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为例, 检察机关在证明相关的基础事实后, 被告人必须承担说明差额财产来源的义务, 如不能说明则承担不利后果, 但是这种说明义务, 并不等同于举证责任, 其证明标准也远低于控诉机关的责任, 被告人对于该事实的说明只有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就已经完成其说明义务, 并非必须进行举证。因此, 即便法律上明确被告人的证明义务, 其证明标准也远低于“证明责任”, 控诉机关的证明责任除包含举证义务外, 还包含论证义务和承担败诉后果的内容, 而论证义务不仅是对其所举证据证进行论证, 还包括对被告人提出证据的证伪活动, 当被告人能够提出具有一定可信度的辩解时, 即便其证据不太完备, 控诉机关仍然必须承担证伪责任, 若控诉机关不能以相关证据推翻该辩解, 那么控诉机关仍然要承担败诉风险。由此可知, 即便是在法律规定被告人承担证明义务的情况下, 其仍并非是一种证明责任, 这种义务的承担也不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况。

被告人抗辩事由问题的举证责任分配, 是实践中适用最混乱, 也是学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一般来说影响举证责任分配的抗辩事由主要有两种:一是积极抗辩事由, 如违法阻却;一是“幽灵抗辩”。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积极的抗辩事由有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 对于这类抗辩事由, 我国司法实践中通常推定其不存在, 因此检察机关不需要论证是否存在这类抗辩事由[2], 但笔者认为, 这只是免除了公诉机关主观证明责任, 一旦被告人提出具有这积极抗辩事由, 检察机关必须对此进行证伪活动, 否则将承担不利后果。“幽灵抗辩”则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针对检察官有罪控告, 为逃避刑事责任而提出难以查证的辩解[3]。针对这类辩解, 因其无法查证, 给公诉机关举证、法院审查带来极大困难,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应当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但笔者认对幽灵抗辩真实性的查证, 实质上是证实控诉机关证据体系能否排除合理性怀疑的一个特殊要求, 仍应当由公诉机关承担举证责任。公诉机关在指控犯罪时, 必须进行举证活动, 这些证据经过质证后只要达到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就能成立, 当被告人提出“幽灵抗辩”时, 公诉机需要审查的首先是该“幽灵抗辩”是否具有存在的可能性, 如果不具备存在可能性, 那么久不属于合理的怀疑, 系犯罪嫌疑人为脱罪的狡辩;但若经审查后其具备存在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 公诉机关就应当对该“幽灵抗辩”进行证伪活动, 通过调取对现有证据、事实进行论证分析, 以排除“幽灵抗辩”这一合理怀疑。若公诉机关的证据体系不能排除该抗辩事由, 则应当承担不利后果。

摘要：本文针对当前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配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 从无罪推论的角度对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承担情况试作略论, 并提出实践中如果分配证据责任提出一点浅薄的。

关键词：证明责任,证明责任倒置,无罪推定,积极抗辩事由,幽灵抗辩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证据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6.

[2]胡忠惠.影响我国刑事抗辩事由证明责任分配的因素[J].山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报, 2010.9.23 (3) .

论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 篇3

证明责任是整个刑事证明的中心环节。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对其向审判机关提出的诉讼主张有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的责任，在刑事诉讼活动中，为什么说被告人需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呢？

首先，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源于犯罪事实，即构成要件的证明。

其次，推定的广泛运用导致刑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成为必须。在刑事诉讼中，推定的运用带来诉讼上的效益，而这种效益主要体现在对证明责任分配的影响上。

再者，证明责任转移与无罪推定原则之间的深刻矛盾。由于推定具有转移证明责任的功能，因此，随着犯罪构成推定功能的产生，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普遍规定被告方包括阻却违法与责任事由需要承担证明责任。

二、我国的刑事证明责任的现状

明确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是必须的。虽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直接规定证明责任的承担者，但通过第162条的规定，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谁是证明责任的主体。从本条的规定不难看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而关于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却没有任何诉讼法上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定。

在西方国家，刑法领域实行与民法无过错责任和推定过错责任原则相对应的绝对责任 (absoluteliability)原则和严格责任(strictliability)原则，这也是与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传统意义上罪过责任相对称的两个概念。把这些概念纳入到刑事证明的体系中，明确诉讼双方的刑事证明责任。

在严格责任和绝对责任出现之前，主观犯意一直是刑事责任构成的要件之一。一个人之所以被认定构成犯罪并需承担刑事责任，除了因为他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外，还因为他在实施这些行为时具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过失。从刑事证明责任的分配来看，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控方必须对包括证明被告行为、犯意及其因果关系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否则，被告则按照无罪推定原则会被无罪释放。

西方国家实行绝对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后，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作为犯罪构成要素一般规则的例外，绝对责任是指对于某些特殊的案件，犯意并不是犯罪构成的必要要件，犯意的存在与否，不仅控方无需证明，而且被告也不能据此作为辩护的理由；即使被告不存在过错，只要检察官证明被告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被告就能被定罪。绝对责任犯罪免除了控方对关于被告主观犯意的证明责任。严格责任类似于民法中的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即某一结果的出现或某一行为的实施，我们即推定行为人对此是有罪过的，如果行为人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其行为在主观方面不存在任何的过错，发生了某种事情是由于认识错误、意外事故或其他不能控制的原因，并且他曾作过适当的努力来避免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那么就应当阻却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从证明责任的分配看，实行严格责任的案件中，举证的内容划分为两部分:关于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和关于与行为相关的主观犯意的证明。对关于行为及其违法性的证明责任仍由控方承担；但是对犯罪者的主观心态如何，控方不承担证明责任，而倒置交由被告承担。而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就没有赋予被告需承担刑事证明责任这样一个理论基础。

三、我国的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范围

虽然我国没有被告人刑事证明责任这一概念，但在现行刑事诉讼中，为了诉讼的公平和效率，往往需要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我认为，现行刑法只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部分）持有型犯罪以及强奸（幼女）罪的案件需要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

《刑法》第395条规定在本罪中的其他主要要件事实仍然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但巨额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则应由被告方承担。程序是当检察机关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之后，再由被告方承担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要件真实性的证明。如果被告不能合理地说明其巨额财产的来源是合法的，就说明被告没有完成其举证责任，进而断定其巨额财产为非法所得而予以治罪。

按照我国《刑法》第282条第2款的规定在这类非法持有型犯罪案件中，被控方应对持有的文件、资料等的合法性进行证明，如果被告人证明不了其持有行为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时，法院就可据此推定其为非法持有。在证明责任倒置的情况下，被控方需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对案件的部分事实予证明，否则将会承担有罪的责任。这类案件时属于由被控方承担证明责任的案件。

在强奸（幼女）案件中，其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办法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犯罪，而没有要求控方证明犯罪人的主观方面。但如果行为人有证据证明存在合理的认识错误，即“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不应当认定其行为构成犯罪。可见，强奸（幼女）罪的主观方面，即“不知道”的证明责任应倒置由被告方承担。

上述的三类案件，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刑法的明确规定下，犯罪构成主观方面，均由被告方进行举证，如果被告方不进行举证或者举证达不到刑事证明标准，那么被告人就会被定罪，承担败诉的责任。

有学者指出，除了上述三类案件，还有一些实体问题需要被告方举证。例如：一，关于被告人以缺乏刑事责任能力的事实主张的抗辩。二，被告方以阻卻犯罪的违法事由为由进行抗辩时，提出其行为具有合法性或正当性的事实主张。三，关于被告人无罪辩护的积极事实主张。如被告于案发时不在现场等。四，关于被告人提出的影响量刑的情节的事实主张。五，由于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而产生的，被告人以此来辫护的证明责任。但很明显，这些实体问题证明活动与上述三类案件有着天壤之别。首先，这些案件不属于刑事证明的分配。其次，在举证的顺序也有所不同。对于刑事证明责任，被告人的举证是原始举证，第一次举证，而对于后者，则对抗性举证，第二次举证，性质是不一样的。

综上所述，法律规则的发展总是与一定的社会阶段相匹配的它不能超越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所处的法律传统与民族文化背景，因此基于实质意义上的司法公正，考虑到程序对等的现代法治精神以及实体法中的刑事政策需要，在刑事诉讼中，应该明确规定被告人的刑事证明责任及责任范围，让证明责任在控诉方与被告人之间恰当的分配。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昌.罪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2}马克昌.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

{3}[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7

死亡证明案件 篇4

亲属状告公安交警处置程序违法一审胜诉，获赔5.9万元

一起车祸事故中，死者的母亲意外地发现受伤的儿子根本未经医院施救，就由交警直接下达死亡通知送入殡仪馆。

记者昨日获悉：这起死者母亲状告警方越权认定车祸死亡案一审已有判决结果，东西湖区法院判决新洲区公安分局将“伤者”送殡仪馆的处置行为违法，该局应赔偿死者母亲5.9万余元，但其他诉讼请求被驳回。

法院审理查明：2008年5月8日下午5时25分左右，新洲阳枫公路一辆轿车撞上护栏，有人受伤。交警邱某、张某赶赴事故现场，同时通知医疗、消防前往。两交警协助消防官兵将事故车内司机张某某救出，转到现场救护车上，救护车将张某某送往新洲二医院。法院查明的事实称，就在交警邱某处理事故现场时，救护车司机霍某来电话称“伤者已经死亡，如何处理”，邱某随即电话通知新洲事故急救中心司机董某，让其驾车到二医院接转张某某尸体到殡仪馆，邱某向殡仪馆出具签名的存放尸体函。

当晚，死者之母贺女士在殡仪馆整理儿子遗物时，称儿子生前佩戴的铂金项链等物不见了，并就此打官司索赔。

索赔过程中，贺女士进一步发现，儿子并未经医院抢救并出具死亡结论书后就由交警一纸存放尸体函直送入殡仪馆。她于去年10月重新状告交警这一处置行为违法，索赔59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公安部《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1条第1款规定：“交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的，由急救、医疗机构或者法医出具死亡证明”。被告警方在无急救、医疗机构或法医出具死亡证明情况下，通知他人将车祸受害人送殡仪馆保存的行为，应确认行政行为违法。

法院同时认为，张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车祸，与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之间无明显因果关系，但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死者亲属精神伤害，可酌定10%的赔偿。原告要求返还铂金项链等财产，其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是被告占有，请求返还无事实依据，遂驳回。

昨日获悉，本报7月26日报道的这一蹊跷官司又有新的进展：死者家属状告警方处置车祸程序违法被武汉中院驳回后，第三次将警方告上法庭，并将索赔金额追加到60余万元。本月15日，该案在东西湖区法院开庭。原告贺女士及其代理律师张保育认为，贺的儿子作为车祸伤者经现场救护车送往医院后，在医院根本未予接诊情况下，交警就对殡仪馆出具了“死亡证明”，这是明显的程序违法。

张保育律师认为，按公安部颁发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只有医疗急救机构及现场法医，才能确定伤者是否已死亡，交警无权代为确认伤者是否死亡。新洲交警在执法中，越权确认伤者死亡，越权处置伤者的行政行为违法，伤者的生命及财物损失系警方办案程序违法所致，理应承担其后果及责任。

15日，东西湖法院再次开庭时，作为被告方的新洲区公安局进行答辩称“伤者死亡是经医生确认的”。尽管无法提供直接证据，但该局代理人称，“医院出示的无接诊记录，只表明没作记录，而并不能证明其没有施救”。

工商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探析 篇5

[ 田凯 ]

在我们工商部门日常的办案中，案子办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符合要求，才能经得起复议、诉讼的“考验”，成为广大办案人员普遍的困惑。其实，这就涉及到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问题。证明标准不仅是重要的实践问题，更是复杂的理论问题。鉴于法律无明确的规定，对其作一研讨，对提高工商执法办案的质量和水平，具有重要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证明标准

1、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概念

行政处罚证明标准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利用证据证明违法案件事实和行政处罚程序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行政处罚证明标准的确定，是行政机关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证明标准要解决的问题是证据到什么程度时，才能认定待证事实。具体到行政处罚中，证明标准就是证据达到行政机关对待证事实进行认定的最低（必要）限度。也就是说，当用来证明一个待证事实的证据达到这个限度或者要求时，这个待证事实在法律上就视为真实存在。对行政机关来说，行政处罚必须要能够经受起法院的审查。所以行政处罚证明标准同时也是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对行政处罚进行审查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作为一种带有主观色彩的东西，它虽然是抽象的，但同时也是客观存在的，因为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过程是人有目的的认识过程，这种认识过程是有规律的，人们完全可以通过经验积累和理论分析来把握它。实际上，无论对待证明标准理论的态度如何，法律中是否明确规定，证明标准这一尺度还是在认定事实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2、三大诉讼的证明标准

在我国三大诉讼（刑事、民事、行政）中，均有“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根据案件性质的不同，对当事人权益的影响不同，又有着不同的适用标准。刑事案件适用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民事案件适用的是“优势证明标准”，行政案件介于二者之间，适用的是“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

3、工商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

工商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法律上没有具体的规定，但在不同的法律中有涉及：

（1）《行政处罚法》“以事实为依据”（第四条第二款）；“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第三十条）；

（2）《行政复议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第二十八条第一项）；

“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决定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决定撤销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

2、适用依据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或者滥用职权的；

5、具体行政行为明显不当的”（第二十八条第三项）；

（3）《行政诉讼法》“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1、主要证据不足的；

2、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

3、违反法定程序的；

4、超越职权的；

5、滥用职权的”（第五十四条第二项）。

（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条第一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之规定，笔者认为这就应该是工商行政处罚案件的证明标准，尽管没有明确说出来。

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

工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但大多数情况下，执法人员不是违法事实的直接感知者，对于执法人员来说，违法事实（客观事实）是永远不可能重现的过去。对于未曾直接感知的过去，只能通过各种手段去认识和判断。而这一认识以及判断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严格地讲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一种对过去的确信或者怀疑的心理状态。所以，作为行政处罚适用前提的违法事实，是靠执法人员透过各种证据对事实的认定。当这种认定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可以接受时，这种认定就可以作为法律上的真实而成为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律事实）。从这个角度上说，在执法人员眼中，只可能有法律上的真实，不可能有绝对的真实。试

分析一个案件查处过程：工商机关接到举报，查处一起销售假货案，工商机关对相对人是否实施了销售假货行为并未直接感知，只能通过调查取证，收集一系列的证据：如相对人的销售记录、举报者提供的由相对人开具的发票、对该物品的检验报告等等。最后，工商机关对该相对人作出了行政处罚。工商机关靠什么作出行政处罚呢？靠的不是事实本身，因为这一事实只是在过去存在的，最后促使工商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是工商机关通过证据对相对人过去曾经有过销售假货行为这个待证对象形成的确信。换句话说，作为行政处罚适用前提的是证据，而不是事实本身。

工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需要以事实为根据，事实需要以证据来体现。证据证明的事实不可能等于或者全面反映事实本身。这就要求在实务操作中，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可主观臆断；所有的事实都需要有证据的支持，证据要符合《行政诉讼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的要求。

三、工商行政处罚案件实务操作中的标准

客观的讲，工商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本身也是一种原则性规定。原则性规定具有概括性、抽象性、模糊性的特点，存在着如何理解、把握、界定的问题。下面，对工商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据正确、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予以具体阐释。

1、事实清楚

事实清楚，是对所查办案件的基本要求，即作为行政处罚相对人的违法事实是否清楚明确，尤其是决定案件性质以及案件能否成立的主要事实。包括违法行为的“五何”要素即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果，是否清楚明确。具体包括什么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采取了哪些手段、经过了哪些环节、达到了什么样的目的、造成了哪些危害后果，等等。如最常见的无照经营案件，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就应由违法主体、案发时间、行为发生地、具体行为及经过（生产或销售何种产品及数量、规格、价格、成本等）、违法行为的结果（被查获时间、非法获利、库存数量、造成的后果等）、当事人是否有账目及上缴税金等构成。上述内容齐全，方可谓事实清楚。

2、证据确凿

证据确凿，是指据以定案的各项证据均是真实可靠的，无伪造、诱导之嫌疑，亦无彼此矛盾的现象，尤其是决定案件性质以及案件成立的主要证据必须具备。违法事实需要证据来证明，证据需要具备“三性”，即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要注意：一是证据是否与案件有关联，与案件无关联的不为证；二是证据是否合法，包括证据来源是否合法和证据形式是否合法两方面。证据的形式比较好把握，证据符合书证、物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现场笔录以及计算机数据等种类要求，形式上符合法定要件即可。重点需要把握的是证据的来源是否合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对于形式上合乎要求但来源途径不合法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证据材料，以偷拍偷录窃听等手段获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材料，以利诱欺诈协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证据材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形成的未办理法定证明手续的证据材料等等；三是证据是否真实，不真实的证据自然没有证明力。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应当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证据的提供人是否合格，如，对不能正确表达意志的人就不是合格的证人，其提供的证言不能认定是真实的；二是证据是否被处理，对于非原始状态经过处理的证据其真实性要具体分析，如，被当事人或者他人进行技术处理而又无法辩明真伪的证据以及对于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原件原物又无其他证据印证且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等，就不能认定是真实的证据。以上是对证据的“三性”所要把握的，还要注意的是“孤证不立”，仅有当事人陈述没有其他证据佐证，案件不能成立；证据之间不存在矛盾，能够相互佐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3、依据正确

即案件的法律适用依据准确。对于法律适用要按照《立法法》的规定，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适法原则。应当注意的是所谓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是在法律矛盾冲突的情况下适用，如果没有矛盾冲突完全可以适用下位法或者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一般指违法行为发生时在新法颁布实施前，对其查处程序适用新法，实体适用旧法，而对于发生在新法之后的违法行为，不管是程序还是实体都应当适用新法而不是旧

法。另外，法律依据要具体到条款项目，不存在应该用该条款而用了它条款。反之，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4、定性准确

要结合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以法定依据为准绳来定性。注意一个行为只能定性一次，以准确、具体为原则。比如，同样是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可以分为11种，应具体到哪一种。

5、处罚适当

要注意两个重点，一是“法无禁止不可为”，行政处罚一定要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二是“过罚相当”，要合理运用好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要审查当事人是否有免于处罚或依法减轻、从轻或者从重、加重处罚的情节。尤其注意不能因当事人认罚则轻处，不认罚就重处。同时，对于事实、情节、规模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处罚结果应大致相当，切忌畸轻畸重、显失公平。

6、程序合法

程序合法是依法办案的保障，《行政处罚法》规定“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应遵循以下顺序：１、立案，要求办案人员填写立案审批表并呈报分管领导审批；２、调查取证；３、写出案件调查终结报告提出行政处罚建议，按照核审权限报法制机构核审；

4、报领导审批；

5、将审批结果告知当事人；

6、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

7、听证，举行听证会、制作听证笔录并写出听证报告；

8、作出处罚决定，填写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报领导批准。

9、送达；

10、案件执行。以上10个环节，环环相扣，需要注意每个环节的时限、方式、步骤等。

四、工商行政处罚案件证明标准的应用

工商行政处罚案件适用“清楚而有说服力的证明标准”，这是个一般要求。由于行政处罚的类型不同、证明的难易程度不同，在具体应用中应该有所区别。至于什么是“清楚而有说服力”，是相对于一个具有一般的认知水平的人而言的。如果能使一个正常人相信，便具备“清楚而有说服力”。在民事诉讼中，51%可信度的证据要优于49%可信度的证据（通常情况下证据的可信度无法用百分比表示，在此仅便于说明）。

1、立案

由于案件此时并未进入调查取证阶段，案件当事人只是涉嫌从事某一违法行为，因此，在此

阶段只要有初步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存在违法行为即可。此时的证明标准不能要求太高，只要达到大致可能的证明标准就可，用百分比来衡量，大致是在50%左右。

2、行政强制措施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需要具备法定的条件。主要包括：一是已经取得违法嫌疑的证据（比如发现假冒伪劣产品等），二是接到对违法行为的举报。此时的证明标准也不能要求太高，只要达到表面确信的证明标准就可，用百分比来衡量，大致是在60%—80%。

3、简易程序案件

适用简易程序案件的处罚比较轻，而且大多是执法人员当场发现违法行为，当场进行处罚，执法人员作为案件事实的直接感知者，又掌握了主要证据，对违法事实的确信也比较容易形成。因此只要掌握了主要证据，就可以认定案件事实。此时的证明标准应高于立案，达到80%以上。

4、普通程序案件

普通程序案件一般比较复杂，需要经过立案、调查取证、核审、告知等程序，因此，其证明标准应该比较高，用百分比来衡量，至少应在90%以上。

5、听证程序案件

听证程序案件在所有工商行政处罚案件中，属于重大复杂的案件，自然其证明标准要求也最高，用百分比来衡量，需要达到95%以上。

论刑事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 篇6

论刑事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

摘要在充分肯定新刑法历史性意义的前提下,对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劫持列车罪的设立、刑法第102条的罪状以及刑法等395条的罪名等问题作了质疑,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法典的若干建议。

关键词刑事责任刑事责任能力刑事政策境外国家工作人员

八

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刑法是对1979年刑法典的一次全面修订。其立、改、废所涉条文之多、修订幅度之大,为中外立法史所罕见。新刑法颁行以来,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肯定性评价占绝对多数。笔者在充分肯定新刑法意义的前提下,对其作质疑性探讨,并提出进一步完善刑法典的若干建议,以期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一、关于增设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特殊处遇之建议

新刑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体现了从轻从宽原则。例如,将刑法典中的年龄明确界定为周岁,从而避免了司法实践中有意无意地借虚岁年龄错误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情况。又如,新刑法明确规定对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缓,从而使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的行刑制度得以落实。原创：http:///这些均是在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殊性基础上所作的修订,旨在贯彻“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其意义不言而喻。

然而,新刑法典没有规定老年犯罪者刑事责任的特殊处遇,似有不完善之嫌。事实上,对老年人犯罪的处理采取从宽原则亦为必要。首先,这是由老年人刑事责任能力状况所决定的。人的责任能力不仅随着年龄之增长而逐渐形成和发展,而且随着成年人进入老年阶段,其责任能力还有个逐渐减弱甚至丧失的过程。(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修订版第262页)因此对于老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与青壮年人犯罪的处刑原则就不能没有区别。其次,现代社会刑罚的目的决定了对老年人犯罪应予以从宽处理。教育、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是当代各国刑罚目的观之主流。人到古稀之年,往往神智不清,自我辨控能力大大下降,对其犯罪均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这难于赢得社会认同,同时也会丧失或降低刑罚效果。鉴此,许多国家在其刑法中均作出了对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特别规定: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条规定,对超过70岁的犯人从轻处刑。再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刑法典》第18条第2款规定:“60岁以上的男人、妇女……不得适用死刑。”第19条规定,剥夺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过15年。但对犯罪时60岁以上的男子和50岁以上的女子,剥夺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再次,是刑罚经济性之要求。人到老年,其劳动能力减弱甚至丧失。对其犯罪的若均予以关押,不但不会创造社会价值,反而会给国家造成负担,即需要国家无偿供养,分出人、物、财力来照料其身体与生活。最后,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老年犯罪者在刑事犯罪人中虽占一定比例,但终因其占全社会人口比例小以及其行为能力弱等而使其社会危害性程度较低。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可以在其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将有关老年犯罪人刑事责任的特别规定补充进去。实践中,对那些年老力衰,神智模糊或身体有病,已失去再犯可能的老年犯罪人可依法分别予以从轻处罚或监外执行、保外就医。

二、关于新刑法第102条的修正建议

新刑法第102条第1款规定:“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第2款规定:“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将两款内容进行比较不难得出:此处的“外国”非同于“境外”。本罪中的“外国”泛指本国以外的国家。而“境外”则实际特指回归之前的香港、澳门地区和统一之前的台湾地区。鉴于香港已于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澳门也将于1999年12月31日回归,而海峡两岸的统一亦具现实可能性,因此不宜再将这些地区统而概之地称为“境外”,否则不但会不由自主地陷入理论误区,而且会在事实上给别有用心的国家或个人提供恣意侵扰我国国家统一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可乘之机。笔者建议,有权解释的部门可将刑法第102条第2款修正为:“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之规定处罚。”

三、关于增设“劫持列车罪”的建议

劫持列车的行为既可在一国境内发生,亦可成为一种跨国、跨地区的犯罪。本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已发生过一些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列车的事件。这种行为对公共安全危害极大,引起了国际刑事立法的普遍关注。许多国家适应国际、国内和平、安全之需,纷纷修改或补充其国内法,将劫持列车罪及其普遍管辖权制定为本国刑事法律规范。我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之一,有率先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

义务。然而,新刑法仅设立了“劫持航空器罪”和“劫持船只、汽车罪”,却独独未设立“劫持列车罪”,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原创：http:///事实上,与航空器、船只及汽车一样。列车亦为大型现代化交通工具,承

担着运输大量人员和物资的任务,与公共安全联系甚密,如被劫持,则可能使不特定多数人伤亡和巨额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劫持列车的事件在国际上发生过,在国内发生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对这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必须予以严惩。鉴此,笔者建议将“劫持列车罪”尽快补充进刑法分则中去。

四、对刑法第395条罪名的质疑

刑法第395条第1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等文件中,均将本罪罪名概括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笔者在分析本罪罪状的实质内涵后,认为该罪名提法欠妥。顾名思义,本罪当指罪犯本人对其巨额财产的来路不甚明了,但以罪状的实际内涵来看,本罪却是指国家司法机关对罪犯的巨额财产之来源难以查清、无法核实。

近年来,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手中职权,进行贪污受贿、非法经商、卖官鬻爵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与其合法收入明显不符的巨额财产。司法机关对其讯问时,其本人又拒不如实说明其财产之来源,加之此类犯罪的方式隐蔽,手段狡猾,而我国又未建立相应的财产申报制度,这些均使司法机关查处此类案件困难重重、阻碍巨大。为严密法网,使司法机关易于证明犯罪以及使腐败官员难以逃避裁判,立法机关在设立本罪的同时,将举证责任转移到有巨额不明财产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从而大大加强了对该种犯罪的打击力度。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及其不足 篇7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念分析

什么是我国的刑事证明标准，传统理论认为，所谓证明标准是指诉讼中对案件事实等待证事项的证明所须达到的客观要求。而笔者认为证明标准不仅是指“为避免遭到于己不利的判决，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履行其责任必须达到法律所要求的范围或程度”，也是指法官根据既有法律规范和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准确判断时所需的心证标准，就诉讼证明较为强调刑诉法“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强调实事求是 (有的提出我国的证据制度应以“实事求是”命名) ，强调“忠于事实真相” (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用语) 。鉴于刑诉法对定案证据的原则性要求是证据确实充分，案件事实清楚。因此多数人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程度 (即证明标准) ，应当是证据确实充分。还有的认为，刑事证明标准应达到“法院判决中所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完全一致”。衡量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标准说法不一，但大致包括证据之间互相映证而不矛盾，由全部证据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唯一的、排他的，证据间应当形成环环相扣的锁链，没有证据和事实间的断裂等。

(一) 证明标准是证明刑事案件事实所须达到法律规范规定的证明要求的客观标准

证明要求是指法律规定办案人员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在刑事诉讼中，对不同证明对象的证明达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尽了证明责任，完成了证明任务，达到了证明要求，不能由证明要求本身去判断，它需要一个外在的证明标准作为评价依据。证明标准与证明要求并非全然等值的术语。证明要求是立法者在法律规范中确立的目标模式，它原则而抽象，有时甚至可能过于理想化;而证明标准作为一种具体尺度，必然具有可操作性，在司法实践中，能够为办案人员据以衡量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法律的要求。在此层面意义上，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种法律规范所明确规定的客观意义上的证明要求。

(二) 证明标准是法官运用证据对刑事案件事实作出正确判决的主观性的心证标准

作为一种标准，它应该是具有可量度性、可操作性。我们企盼在案件事实认定中有这样的一个具有类似物理属性的客观证明标准，并运用此标准来衡量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否达到了客观真实的证明结果，这无疑是最为理想的一种证明标准，但这只是奢望。因为从证明标准本身来看，作为客观证明标准的客观事实并不存在;从证明方法来看，所有的判断都是人的主观判断;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也具有相对性，即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永远是过去的事实，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只能通过证据“碎片”加以拼凑而互相印证;所以证明标准还应具有主观性，即证明标准具有现实合理性，是法官运用证据对刑事案件事实作出正确判决的主观性的心证标准。

二、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明标准特点

第一，以客观性为认识支撑点。有关的法条和论著都不是从司法人员的主观意识状态提出要求和设立标准，而是强调证据的客观性，强调案件事实的客观方面。要求司法人员在使用证据认定事实时不应反求于内心，而应当始终盯住客观事实状况。主张证明结论应当是排他的、唯一的，但不用“排除合理怀疑”等带有主观色彩的概念来限定和解释排他性。这种注重客观而不注重主观的态度，似乎可以称为客观主义的认识立场。

第二，认识论的乐观主义。即以乐观主义的可知论为基础，认为“从根本上看，任何案件事实，通过正确地收集、分析证据，是可以查清的。”应当查明的案件真实，应当是“事实本身的真实，也即事实的真情，事物的真相。”由确实充分的证据所达到的案件真实应当是一种完全排除盖然性因素的绝对确定的客观事实。应当说，这种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第三，技术性不足与解释的多义性。所谓证明标准，实即确定证据充分的标准。因此，如仅以证据确实充分 (准确的说是证据充分，因为证据确实是一个质概念，而不是一个程度和量的概念) 为证明标准，没有其他辅助标准或具体指标，难免造成这种标准即大且空，难以掌握而且不便操作，加之我国诉讼理论对证据充分的具体要求研究不精说法不一，导致缺乏一个明确和可操作的标准，实际操作中往往由个人凭其法律意识和信念去掌握，以致在定案时不易形成共识，影响办案的准确性并因相互扯皮而损害了诉讼的效率。

三、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不足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29、141、162各条规定，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从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到提起公诉乃至判决，都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种大一统的证明标准，最起码有三方面的问题需要重新考虑。

(一) 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审判三阶段的证明标准相同

无论是公安机关决定移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者是检察机关决定向法院起诉，或者人民法院判决有罪，立法均要求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就证明标准而言，并非要三机关通过对诉讼程序的逐步推进，最后在审判阶段达到，而是要求在侦查终结即应达到。起诉、审判阶段则主要起审查“把关”作用。笔者认为，在侦查阶段，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固然是为了奠定好证据基础，由于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不同，工作的侧重点不同，诉讼时间的分配不同等因素，决定了三机关在对证明标准的把握上不同。由于客观事物的性质在不同阶段上的展现不相同，人们在不同的认识阶段上对该事物的认识也总是要经过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因此，在侦查阶段就要求达到证明标准有违认识规律。在实践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证据因达不到证明标准，被检察机关退补侦查的常有，而检察机关因达不到证明标准被法院判“疑罪从无”的也不罕见。在侦查阶段达不到证明标准即撤案放人;在起诉阶段达不到证明标准即作不起诉决定。总比在审判阶段判决无罪的司法代价要小的多。

(二) 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概括为证据确实、充分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狭义证明标准是证据确实、充分。有的学者认为，所谓确实是指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应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法律性。所谓充分是指实体法事实的证明对象应有证据加以证明;现有证据能够得出证明对象这一结论，并且只能得出证明对象这一唯一的结论。也有的认为，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充分是指对证据量的要求。总的来讲这样表述是对的，但具体讲，充分不单单有量的要求，也同样具有质的要求。如果现有的证据虽具有一定的量，那么，我们不能说证据充分，相反，现有证据虽然量不多，但足以证明案情，那么照样可以说现有证据是充分的。可见，对于确实、充分的理解在理论上也不尽全面。

我国刑诉法虽然对七类证据作了证明要求，也体现了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但是对于确实、充分的标准规定却概括而抽象，没有具体而相关的法律规定。从现实司法情况看，真正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的尺度难以界定，毫无量化可言。只能说案件办完后，效果良好或不出问题就达到了标准，出现了问题就达不到标准。因此，急需具体的尺度来衡量。

(三) 学理解释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法可依

对于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尚无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实践中，人们潜移默化地适用学理解释。目前比较一致的对确实、充分诠释为：一是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二是据以定罪量刑的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三是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排除;四是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以上四点必须同时具备，才能认为证据已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上述学理解释虽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并在不断影响着公安司法人员的内心确信，但是这一学理解释界定的四个条件相互之间衔接松散，缺乏严格的系统性、科学性，不符合立法体例。重要的是这一学理解释没有经过立法、司法解释的确认，只是在司法实践中靠办案人员掌握，论辩的空间又大、往往使控辩双方陷入一种各持己见的状态。而法官在居中裁判时，只能靠内心确认和逻辑推断，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做出的裁决缺乏法律说服力，难以经受上诉、抗诉、申诉的检验。

四、刑事证明标准的重构

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是惩罚犯罪，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因此，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抑或彼罪。其次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是二元化，而不应仅是“客观真实”或者“法律真实”的一元化实体标准。二元化的诉讼证明标准应包括：一是实体标准，即应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实体标准，称之为要件说;二是程序标准，即应以司法机关的诉讼证明活动是否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进行，也就是说程序是否合法、公正和有效率。犯罪构成是刑事法律规定的，决定某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为成立犯罪所必须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总和。行为人的行为具备主客观要件符合刑事法律规定，并具有社会危害性，则行为构成犯罪，依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行为不构成犯罪，应属公民的自由行为。可见，犯罪构成是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最为直接、明了的界限或标准。刑事诉讼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行为人罪与非罪，此罪抑或彼罪的问题，因此，提出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刑事诉讼证明的实体标准是科学的立法界定。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还有以下理由可以作为明证。

第一，犯罪构成要件是立法者在对每一罪名的构成要素进行分析、归纳、总结的基础之上，对人类行为客观事实的法律化。即立法者制定法律规范即是对行为危害性充分认识后以法条的形式公布于众。刑事犯罪构成要件就是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认识，是一种客观真实的法律化。因此，以是否具备犯罪构成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既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又与我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相一致。

第二，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诉讼证明标准，符合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罪刑法定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高度概括。这一原则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反对封建专制特权过程中确立的基本刑法观，后来逐渐演化为世界刑法的基本原则。刑事诉讼的任务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在诉讼活动中，通过控辩双方的举证活动，揭示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某一罪名的构成要件，并决定是否科处刑罚。在法治文明日渐发达的今日，任何决定对行为科刑处罚的裁决都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只有符合特定罪名构成要件的行为才是刑事诉讼所要揭示的行为。

第三、从司法实践来看，任何司法活动都是一个三段论式的判断活动公安机关根据自己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事实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这些查明的客观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如果符合，则将案件材料移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据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判断，如果实体上不符合某罪的构成要件，程序上不符合起诉条件，则做出不起诉决定或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如果实体上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程序上不存在违法之处，则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审判机关更是注重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是否符合某一犯罪的犯罪构成，符合则做出有罪判决，不符合则做出无罪判决。可见，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均是围绕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而展开，司法实践中的活动表明，只有犯罪构成才是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且这一标准也为证据的调查和运用指明了方向，具有简明扼要、操作性强的特点。

第四，从我国立法上看，《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这是一种共识。但由于对该条理解的偏差，引发了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大争论。笔者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理解为通过诉讼活动，控辩双方充分运用诉讼手段，根据法院确认的证据所证实的案件事实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应着重在“清楚”的程度上必须达到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标准即是否具备某一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而不应纠缠于查清的事实是法律上的真实还是客观的原本事实。

诉讼的基本功能除了其初始的解决纷争的功能外，还具有独立的程序功能。集中体现在程序正义的理论中，包括程序合法、公正而有效率等若干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价值基因。近年来，我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审判方式改革，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既将我国的诉讼模式实现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兼具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两种诉讼模式的混合型诉讼模式的转换，又重塑了程序法的价值观念，改变了传统诉讼法理论认为程序法只具有工具性价值，转而认为程序法除工具性价值之外，还应具有自身独立的价值即人权保障的观念。1996年刑诉法修改前后价值观念的转变，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与人权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兴盛密切相关的，人权保障成为各国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念。因此，在诉讼活动中，不仅在实体上要以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作为证明标准，在程序上也应以合法、公正和有效率为证明标准，即在诉讼中，必须按部就班，法庭审查判断的证据必须是合法的，保证非法证据不进入审判程序，审判人员自觉遵守审判纪律，公正地对待被告人，并且在审限内迅速对案件做出处理，实现公正与效率并举。在诉讼活动中，应该坚持实体标准与程序标准并举，不偏不倚，既要防止“乌托邦式”的客观真实说的“左”，又要防止貌似简明易操作的法律真实说的错误干扰，真正实现刑事法治。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学界和实务界争议的问题之一。证明标准是刑事司法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诉讼成败的关键。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 有利于找到重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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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篇8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仅仅表述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欠缺理论基础和实践操作性，结合我国的刑事诉讼的立法现状，本文提出了一些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对策。

关键词：证明标准；理论基础；立法现状

一、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念

在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案件事实和诉讼结果，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也由此来体现，某种程度上，也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刑事诉讼程序是否公正。在案件情况不变下，假如证明标准高，就需要司法机关加大力度调查犯罪事实来达到相应标准；假如证明标准低，司法机关就会及时结案，但是由于证明标准低，很容易侵犯他人人权。所以，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应该结合实践情况进行多方面综合考虑。

二、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特征

1.有形性和无形性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一直是一个争议的问题。从事实上看，证明标准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在立法上有明文规定的，所以是有形性的。在实践还要运用人的认识，所以是无形性的。因此，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主观的、无形的。

2.层次性和体系性

刑事诉讼程序阶段性的进展就对证明标准提出了层次要求，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一个证明标准群，各个证明标准之间的逻辑关系应很严谨的，不能出现证明标准的断层。所以，证明标准群又表现为一个证明标准体系。

3.最低性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最低性是指证明案件事实所需达到最低证明程度，是一个底线。若证明程度等于或者高于这个底线，可以认定所证事实为真；若低于这个底线，所证事实可以认定为假。

三、刑事证明标准的理论

在证据制度中，诉讼证明应当追求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实体真实还是程序真实等的争论非常激烈，这就需要对证明标准的理论进行深入剖析。我国的证明标准就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个标准可以说是“客观真实”说的典型体现，就是司法人员在依法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可能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有的学者提出了对刑事证明标准区别对待的意见，英美证据中法有一个基本的原理，就是“犯罪的性质越严重，证明标准最低性就越高”。联合国对死刑案件适用的证明标准是需要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并且对事实没有其它解释，这就与我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是一致的。有的学者称其为法律真实说，它强调的是证明资格、证据收集、证据审查等法律程序都要规范的进行，必须得到完全的遵守，而不考虑完全遵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可以说，法律真实就是一种主观真实，是一种主观证明标准。

四、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现状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表述是一个简单问题，在实践中把握证明标准就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有什么证据就可以达到证明标准，理论高标准、执行低标准的现状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标准有一定的关系，有以下表现：

首先，各个阶段的证明标准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的原则没有得到充分体现。其次，不同层次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应该在诉讼中体现出来，关键重要的事实情节，它的证明标准就要严格掌握，对于次要的事实和情节，就可以适当放宽证明标准，实际中没有体现出证明标准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再次，提起公诉时，法院在公诉时，对起诉书有没有明确的指控事实，以及证据目录、证人名单等进行程序性审查，而不对全案进行实质性审查。最后，所有案件在移送起诉时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在提起公诉时也要求证据确实、充分，这显然不符合控辩式庭审的审理理念。

五、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完善对策

针对我国刑事证明标准提出以下完善对策：

（1）對不同阶段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我国在侦查、起诉，审判等不同阶段都规定同样的要求，不仅使律师的辩护活动没有意义，并且给办案人员造成压力，容易造成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现象。加上某些案件取证困难，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得程度，就会出现超期羁押等侵犯人权现象。

（2）对不同的证明对象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对于犯罪构成要件适用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对于量刑情节，不利情节适用高证明标准，有利情节适用低证明标准，对程序法事实可适用低的法律真实证明标准。

（3）对不同的证明主体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推定的事实就不需要需证明，不同主体证明责任在于被追诉方。

六、结论

从我国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研究看来，已经暴露出了很多的弊端和不足。因此，研究我国刑事诉讼特定环境下的证明标准，建立具有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证明标准，是解决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实践困难的需要，有助于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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