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讲座

现代学术讲座（精选8篇）

现代学术讲座 篇1

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人民的素质逐步提高。自古以来就很重要的礼仪更加被国人重视起来。作为一名大学生干部，必须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除了提高成绩锻炼智商外，还应该提高文化修养来培养自己的情商。21世纪，充满着机遇和挑战。如果仅仅因为礼仪问题，而丧失商机甚者丢掉工作，难道我们不应该重视吗？因此，学习礼仪知识，运用礼仪规范，对提高我们自身综合素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明礼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如今，文明礼仪内容之多，范围之广，可谓包罗万象，无处不在。一个人的举止、表情、谈吐、待人接物等方方面面，都能展示一个人的素质修养，一个班级的整体形象。因此，在平时的学习与生活中，着重注重四个方面提高：一是强化自律意识，提高自身服务能力；二是端正思想态度，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三是讲究学习方法，提高自身礼仪水平；四是注重学以致用，提高学习效率。

听了礼仪讲座，使我深深的感到礼仪的重要性。我更深一步地感受到一个人的高尚的人格，它们不仅应当反映内在的精神境界上，而且更加应当体现在外在的言谈举止上。我们同时也意识到原来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做得不到位，从小小的坐姿、站姿到文明用语，似乎我们都有太多的忽略。

礼仪，不仅仅是面子问题，更是一门文化。中国文化博大精神，两千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学的时候就非常强调礼仪。他认为，通

过对礼仪的实施，才能真正安邦治国。他同时还认为，礼仪能够引导社会安定。既然大家都持礼以待，哪会有那么多的犯罪事件呢？ 在现代社会，礼仪不仅仅是关系到我们的个人形象，更是一门非常有用的学问，也是一门高深的文化。说它有用，是因为通过合理的着装以及礼仪，来促进贸易谈判，这不是很好吗？说它高深，同样是交谈，为什么有人能谈的很和谐，而有的人却把人惹的大发雷霆，生意告吹。

在班级工作中应该真正做到“注重细节、追求完美”，力求做好每一件事。那么，我们的生活将更加丰富多彩，我们的社会将更加温馨和谐。毛主席曾经说过：“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 ”认真可以把一件事情做成，用心则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认真是我们对待班级工作的第一态度，认真就是要求我们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严格按照规则办事做人，就是在别人苟且随便时自己仍然坚持操守，就是高度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就是一丝不苟的做人态度。

这次礼仪讲座传达的不仅仅是要注重礼仪的重要性，更是为人处事的基本道理——换位思考；为别人着想；多认真的听和学；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工作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等等。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有助沟通。作为一名年轻的大学生干部，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认真的态度，树立积极的心态。

现代学术讲座 篇2

坚持实行高等教育分级管理制度

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以地方高校为主体,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教育格局。省级政府应拥有以下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贯彻执行和指导检查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制定地方性高等教育政策;根据本地区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制订地方高等教育发展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 调整高等教育的布局和结构;根据地方的实际, 依照国家的高校设置标准, 设置、撤销和合并地方主办的高等学校;组织领导招生工作, 指导毕业生就业工作;审批地方高校本、专科的专业和学位点, 以适应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大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 负责地方高校的教育经费预算的分配和决算的审核;任免地方高校负责人, 组织和指导地方高校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除此之外, 省级政府还应具有指导地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学、科研和后勤工作, 组织本地区高校的教育质量检查与评估等权限和职能。

应依法落实省级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这样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高等教育的积极性, 更好地体现高等教育发展上责、权、利相统一的原则;有利于深化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克服条块分割办学体制的弊端, 协调教育部门与其他部门的相互关系, 形成有效的宏观调控机制;有利于提高办学效益、优化高等教育结构, 实现高等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 提高高等教育的总体效益;有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多样化, 促进高等教育更好地为地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形成高校与社会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实行高等教育分级管理体制, 应落实和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要增强高校办学活力, 就必须使高校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政府要承担起发展教育的责任, 但必须转变职能, 把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要减少并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和直接干预, 更多地运用法规、政策、标准、公共财政等手段, 引导和促进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保障高校依法自主开展教学、科研活动, 自主调整学科、专业, 自主进行内部管理。扩大高校在办学模式、育人方式、合作办学等方面的自主权。

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进一步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 应把党对高校的领导体现在管理体制中。要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高校党委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和对办学方向的把握。对重大问题的决策, 要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 建立党委集体决策的制度和机制。要把党委集体决策的制度和机制具体化, 能够真正设计出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具体制度, 明确党政决策的权限、程序和责任。

高校党委应履行五项职责: (1) 把好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统筹改革、发展和稳定工作, 统筹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社会服务三大任务。 (2) 抓好大事。集中精力抓好学生培养教育、教育教学改革、学校管理等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重要工作。 (3) 用好干部。着力构建“赛场上选骏马”的干部选拔评价机制。不仅要看高学历、高职称, 更要看高觉悟、高能力。 (4) 带好队伍。坚持严格管理, 从严要求, 切实加强高校党政管理队伍、教育教学师资队伍和科研创新人才队伍建设。 (5) 加强党建。坚持党要管党, 从严治党。

要坚持发挥校长负责制的作用。校长负责就是让校长充分行使《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行政权力, 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校长既是先进教育思想的探索者、承载者、宣传者和贯彻者, 也是学校行政管理系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校长为首的行政管理系统是大学内部治理机构中行政性权力的体现。针对我国高校现状, 要强调行政管理对教学、科研等主要学术活动的保障、支持、组织、协调和服务功能。坚持校长负责有利于校长和其他行政管理人员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使校长能够切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赋予的权利, 集中精力办学, 当好教育家, 切实承担作为学校法人代表的所有责任。校长不仅是学校行政系统的首脑, 也应是行政性权力和学术性权力之间的桥梁。

建立并完善学术民主制度

大学的学术事务特别是重要的学术事务要由学术人员参与决策和管理。学术人员对学术的发展规律、学术内在要求、学术标准有着深刻的理解。学术人员参与学术决策与管理应该制度化, 有相应的组织形态和规章制度。

大学建立学术制度的关键目的是充分发挥高校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作用。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科学划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 不能用行政权取代学术权, 把各种学术性质的委员会作为“点缀”和“花瓶”, 作为行政系统的附庸;也不能用学术权取代行政权, 搞所谓的“教授治校”。现在高校最大的问题是行政权代替学术权, 学术组织的作用发挥不充分。明确在学科专业设置、教学科研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研成果、人才引进、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以及学科科研资源配置方面, 应首先经过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等学术组织的审议。学校发展中的重大事项也要征求学术组织和专家学者的意见。学校领导要定期向专家教授通报情况, 与专家学者交朋友, 虚心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使高校决策更具科学性。

大学学术制度要实施教授治学。高校基本活动的主要形式是教学和科研, 教授是实施这些基本活动和承载学术性权力的主体。教授治学不仅体现在学科层面上, 而且在本质上也具有很强的学术属性。教授治学就是要在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和体制上为学术性权力参与决策和管理定位, 并加以制度化和规范化。实施教授治学有利于增强教师队伍的凝聚力。仅仅依靠经济措施无法从根本上吸引和凝聚人才, 在制度上确保学术性权力对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参与是尊重知识的体现, 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

坚持规范完善院系领导和管理体制。院系是高校科研、教学和学科建设的主要承载者, 学校要转变行政管理职能, 强化战略规划、政策引导和综合服务协调功能, 把更多资源下放。高校的管理权限必须重心下移, 健全院系的领导体制。要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要规范党政联席会议集体决策重要事项的工作机制, 健全党组织参与基层重要决策的有效制度, 督促并确保院系重大科研项目、专业技术职务评聘、人才引进、财务收支等重要事项公开、公平、公正地实施。要保持学校宏观调控能力, 对重大项目要整合各方资源来建设, 防止资源的分割使用。

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和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制度

坚持完善教师管理制度的核心是完善教师素质提升和激励保障机制。要以转换机制为核心, 强化岗位责任, 变教师的“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要根据学科专业发展要求按需设岗、以岗聘任、以岗定酬, 做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能高能低。改革分配制度、聘用制度, 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完善准入制度、推出制度、培训制度, 提高教师素质。通过完善机制, 使教师队伍更有开放性, 在更大范围内选择师资;使教师队伍更具流动性, 促进人才队伍的新陈代谢;使教师队伍更具有竞争性, 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从而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 改变近亲繁殖、论资排辈等弊端, 激活每一名教师的潜能, 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教书育人能力和学术竞争力。

坚持完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制度。高校学科建设要考虑投入和产出的效率。过去对高校评价, 往往只看产出, 很少看投入。评价高校办学绩效要按照14项投入指标和16项产出指标进行测算 (投入指标主要包括教职工总数、博士学位教师比例、科研教育经费总额等, 产出指标主要包括在校学生数、学术刊物发表论文数、科技奖获奖数、技术转让当年实际收入金额等) 。对高校学科建设绩效的评估, 特别是对产出的评价, 不能简单看SCI论文、科技获奖数或博士点数量, 要防止办学短期行为和急功近利。科学的学科建设绩效评估应该是:高校学科投入的方向是否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定位, 体现了社会需求, 体现了学校的优势。评价学科投入以后, 是否对加强教育教学、人才梯队建设和夯实学科基础、优化学科生态发挥了强有力的牵引作用, 评估学校在学科建设中是否依然存在求高求大求全的倾向。

学科建设战略上要讲“有所为, 有所不为”, 战术上要讲“有所不为, 有所为”。“有所不为”往往要比“有所为”更难。学科发展要集中在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和社会需求的学科。不属于这个目标的, 就应该舍弃。从这个意义上讲, 学科增加是一种发展;学科减少, 重新优化组合了, 强势更强了, 同样也是一种发展。学科发展要注重拉长学科链, 培育学科群, 形成良好的学科发展生态。

现在学科发展在边缘交叉领域最能形成突破点。因此, 学科发展既不能盲目扩张, 也不能单打一。要以核心强势学科为圆心, 向周边扩展, 发展支撑学科, 建设新兴学科。要把没有明显优势的学科整合到强势学科的支撑体系中, 实现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新兴学科与传统学科的统筹发展。特色学科、重点学科要做强, 新兴学科、应用学科要“出新”, 传统学科要搞活。

高校要建立有进有退的学科建设新机制, 就要防止求全求大。具体来说, 就要建立对学科的重点发展机制、淘汰机制和重组机制。建立重点发展机制就是要集中有限的资源重点发展特色优势学科, 打造学科品牌、学科高峰;建立学科淘汰机制, 就是要优胜劣汰, 对于质量不高、缺乏后劲或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的学科要舍得放弃, 防止有限资源空耗浪费;建立学科重组机制, 就是要构建高校合理的学科生态, 形成以主干学科为核心, 相关学科相互配合支撑的学科群, 促进学科交叉, 发展新兴学科。

中国现代学术转型的德国背景 篇3

晚清时局巨变，中西文化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美国中国学家任达（Douglas R.Reynolds）所说：“在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十二年后，到了一九一○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是革命性的。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的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借此表达思想。在体制方面，他们按照外国模式，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建立的政府组织，改变了形成国家和社会的法律制度。”这种重大的变化在学术上就是“援西入中”，以“六艺”、“四部”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和框架被解体了，中国现代知识体系和学科建构开始逐步形成。

如果我们想解释清楚今天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科思想的根源，那我们必须回到晚清的“西学东渐”时代，近二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为此已经有了许多重要的进步，使我们开始逐步摸清我们今天所表达的学术思想、语言以及我们今天所生存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来源。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著作（《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人群》）就是沿着这样一个学术路向展开的，如果将其放在近年来的学术发展脉络中，这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我想以下两点是应该注意的：

第一，在学术界首次如此清晰地勾画出了德国思想对中国近代学术体制的影响，从而使我们对晚清传来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具体、深入的认识。在以往的研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讲“西学东渐”的“西学”时不太细分的，当时传来的思想是美国的思想还是法国的思想，这种学科体制是德国还是英国的，研究者关注不多，大都一概说成“西学”。其实，西方是分为不同的国家的，每一个国家的思想和文化有着重要的区别。只有具体地研究当时“西学”的来源国，这种研究才会具体化，也才有深度。二是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时，研究者的重点大都放在中国本身。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这样的重点没有一个前期对西方思潮和体制的了解，不了解当时西人所介绍的西学来源和所在国的关系，对“西学”本身的特点和“西学”本身的形成和变化注意不够，我们就很难从中国文献本身揭示中国近代制度变迁的特点。作者在书中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将晚清所接受的“西学”放在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变迁之中加以考察，使我们对晚清所接受的“西学”有了一个更为深入地认识。

这本书的看点之一在于此。正如作者所说：“理解德国的意义，必须放置在现代世界形成的整体框架中，才更易看得清楚。在我看来，虽然可将现代性的开端追溯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但真正之潮流涌动、山雨欲来，仍当属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其标志有三：一曰传统秩序的终结，以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为标志；二曰科学话语的确立，以柏林大学的建立与费希特的《知识学》为标志；三曰思考方式的呈现，以歌德的《麦斯特》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标志。”这样十八至十九世纪初西方思想的中心是德国，像哈耶克所说的一八七○年之后“六十年中德国成为一个中心，从那里，注定要支配二十世纪的那些思想向东和向西传播。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马克思，李斯特还是施莫勒，桑巴特还是曼海姆，无论是比较激进形式的社会主义还是不那么激进的‘组织’或‘计划’，德国的思想到处畅通，德国的制度也到处被模仿”。作者甚至认为，“应该说，自十九世纪以来，在长达二百年的时间里，现代世界几乎可以说就是在德国思想的笼罩之下”。

我想这样的结论，这样一种对十九世纪西方思想的解释是过去许多做晚清史的学者很难听到的。德国在十九世纪对西方如此重要，德国拿什么东西献给西方现代社会呢？这就是建立在德国哲学思想之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和学术体制。这样我们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时，就必须重视德国，就必须了解德国在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和历史。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到一九○○年为止，横渡大西洋到欧洲伟大的学术研究中心，主要是德国的大学留学的差不多一万名美国学者，坚定地服膺于学术研究和以科研为基础的教学和学习的思想回到美国”。这就是说，美国当时在思想和学术上是跟着德国跑的。

正是如此清晰、明确地指出德国在西方现代思想和学术体制上的地位与作用，我们才能更为深入具体地理解晚清以来我们所接受的西学的特点，特别是在学术体制确立上的西学来源，没有这样对“西学”的具体研究，对近代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深入的研究。

第二，这本书对在中国传播德国思想的主体的转换做了深入的研究。以往在对来华传教士的研究中，对其在中国的活动比较关注，对他们在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和作用与其本国文化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他们在华活动的影响研究不够。作者在书中再次展现了他熟悉德国近代文化和制度的特点，在谈到德国来华传教士的这种主体作用变化时他讲了三条原因：“其一，传教士思路从‘功利利益’到‘文化立场’的变迁，反映出帝国消解是大势所趋。这不仅表现在传教士作为政治力量的‘逐渐黯淡’，同样也表现在帝国政治精英层面的‘流水落花春去也’。”“其二，某种意义上具有传统延续性的‘现代性’命题正为新一代传教士自觉所认知，现代的兴起乃是不可抵挡的大势所趋。”“其三，由‘帝国话语’到‘现代转型’的转折，为日后的‘双边学术场域互动’铺垫下很好的基础。”德国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在向中国介绍西学时是直接和德国思想，和德国本身在欧洲地位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通过他的研究我们看到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是如何和德国的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相通、互动，并深刻地受到本国思想的影响。德国在欧洲地位的下降和变化直接影响到在华的德国传教士的传教路线的变化。这点在英美来华传教士中也有同样的特点，他们在华的传教特点和路线直接源于其教派在国内的地位和宗教理解，不同的教派，宗教思想的不同，他们在华的传教路线就不同。以往的来华传教士研究中，这点是个薄弱环节，学者们往往只根据传教士在中国的材料来讨论他们的思想。殊不知，西方才是其思想的大本营，所在国才是其传教动力之源。传教士是跨越在中国和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我们必须对这座桥梁的两端的文化都十分熟悉，才能做好来华传教士的研究。

在书中，作者对卫礼贤从传教士转换为汉学家的分析十分精彩，对西方汉学的发展来说，卫礼贤的转型具有全局性的意义。从“传教士汉学”到“专业汉学”是一个历史性的趋势，但像卫礼贤这样将两种身份聚于一身，并成功地完成这种转变，具有很大的戏剧性，个人命运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分离，在这里显示出历史的吊诡。同时，在卫礼贤的经历中我们也看到近代中国学术的转型，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的形成与来华的汉学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许多门类的建立，许多学科的形成不少都和来华的汉学家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四部”到“七科”，从经学到现代人文学科，近代来华的汉学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本书对卫礼贤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借鉴。

作者通过对卫礼贤和蔡元培、杨丙辰的合作完成了在中国介绍德国西学思想主体的转移的研究，说明了中国近代学科体制的建立是如何从传教士、讲学者、汉学家转换到中国本土学者手中的。同时，他以中研院和德语专业的建立与发展，说明以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中国近代学科形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这本书的研究中我体会到，我们在讨论现代中国学术的形成和现代学科的建立时必须考察当时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背景，新文化运动，近代学术和文化的产生都是在中外文化的激荡中形成的，而以往的形成研究要么只从中国文化本身考虑，要么只从外部力量考虑，都有道理，但显然不全面。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指出中国近代学术和学科体制是在中外文化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是一种“学术互动”。而且更深入地分析作为西学内容的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传入的具体内在过程，是如何催生了一个新的学科——德语的产生。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们看到对西学的介绍从传教士到留学生主体的转变。这样作者就真实而细致地通过德国传教士和德国留学生这样两个群体展现了德国思想和文化、德国的现代学术体制和制度在中国近代学术形成的实际过程。

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是一个多重、多方面、多种力量的复杂过程，实际上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和学科的形成是多种力量集合的结果，是西学在中国长期传播的结果。从卫礼贤到蔡元培，在传播德国西学思想上主体发生了变化，但并不能说传教士从此退出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建立的历史舞台，或者不再发生作用。从同文馆的建立开始，现代学科体制就开始启动，但就是在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以后，民国初年的教会大学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形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即便从德国来说，民国期间的辅仁大学和同济大学的建立，在中国大学历史上和学术体制与学科制度的建立上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就是说在中国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的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传教士—汉学家—留学生”这种主体的转换并不是线性的过程，而是一个立体的过程，是一个混合而不断渐进的过程。这点作者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从而揭示出，中国近代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建立的丰富历史画面。

近代以来，在“‘援西入中’的大潮中，中国社会有关现实世界及社会理念合法性论证的思想资源，渐次脱离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转而采纳西方现代性的知识样式”（《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复旦大学历史系编，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二○○七年版）。从历史说，“如果把一九一○年和一九八九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地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自近代以来，在中国传统思想和现代学术体制之间有了巨大的间隙，随着中国自己的学问“国学”转换为各门具体学科，学科化的中国学问开始一一纳入了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尽管民初关于“国学”的理解曾引起重大的争论，但西方学术体制和学科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已成历史大潮，无法阻挡。

百年西潮最终导致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变化，并由此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之路。当下，被压抑的现代性在这个千年文化古国中以人类史前所未有的形式喷爆出来，一发而不可收，其现代化进程之猛烈，社会变迁之巨大，在整个人类的现代化史上都未曾见。

当中华民族开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当中国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成为我们现实生活的环境时，文化自觉之心、之求，油然而生，此刻，中国学术界开始反思百年西潮在推动中国思想变化与发展的同时，由此所造成的对中国思想资源的冷漠、忽略，开始反思百年西学思潮所引起的学术制度化、学科规范化在推动近代中国学科发展的同时，这种规制对中国精神把握的隔离与漏缺。争论由此而产生。

问题的实质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关注国别中心的创造性发展的同时，也应思考具有‘普遍主义’的问题。作为人类整体的世界，是否具有普遍主义的真理可能？或者这只是一种虚构的大同理想？如果每个民族（这里主要指以国家为载体的国家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历史和传统，并且仍将在很长时期内按这样的基本轨迹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是否需要建构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与共识？它与民族—国家本身的发展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尝试去回答的问题。”民族文化理解和世界认知，西学学科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这些百年前曾经困惑我们前辈的问题，今天又以另一种形式开始困惑我们。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很像陈子昂在诗中所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过去已经失去，未来尚在探索。 学术从未像今天这样活跃、混乱，思想从未像今天这样分歧、多元，书写从未像今天这样繁荣而无力，观念从未像今天这样纷杂而各奔东西。但这正是伟大时代的特征, 这正是一个新思想、新学术诞生的前夜，探索中预示着光明，争论中渴望着新生。

现代学术讲座 篇4

8月31日至209月2日,由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墨子研究会和河南省鲁山县人民政府联办,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大陆6个国家地区80多位学者参加的“墨子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召开.此次会议主要有三大主题:一、逻辑、宗教与科学;二、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三、里籍、生平与版本.会间与会代表考察参观了相家沟墨子故里、墨子庙、墨子染织坊、墨子著经阁等墨子遗址遗迹.

作 者：李骥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学院,中文系,湖南,永州,425006 刊 名：零陵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5(5) 分类号：B224 关键词： 

现代学术讲座 篇5

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库恩将科学进步的图景描述为：范式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在调适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范式的建立。(1)清末民初，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之学术状态恰好符合库恩的这一描述，各种新范式的生成直接建构了中国现代学术。而实际上，这种现代学术的形成，是以“红学”，即对《红楼梦》的专门性的学术研究作为开端的(2)，这也是中国学术研究发生巨大变革的开始。《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学金字塔尖的明珠，它的研究历程、研究范式，从诞生之日起的变化，很大程度反映了中国学术发生发展的轨迹。考查这条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以“红学”为一个样本的中国现代学术，始终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思想的交融碰撞中发展变化。自19王国维发表第一篇真正意义的现代学术论文《红楼梦评论》以来，几乎每一种后续出现的红学研究范式都带有中西文化“杂糅”的痕迹。外来的研究方法、哲学思想、理论工具与中国本土文化原有的学术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红学，乃至中国现代学术的雏形。这种杂糅和融合并不是无规律的嬗变，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西方学术思想和范式中有选择性的汲取并与自身固有学术体系相结合的成果。其中，“新红学派”作为红学研究的最大流派，在红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贡献最为卓著，研究队伍也最为壮大，考查“新红学”派这一红学研究范式诞生的轨迹，其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特别是中国文人对外来思想、理论工具的选择利用，与本土固有理论工具融合的过程，可以更好的把握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脉络。

一、中国传统的“红学”批评

《红楼梦》诞生于18世纪中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的批评研究就开始了――脂砚斋、畸笏叟等人在成书过程中的评点即可看作是最早的《红楼梦》批评，也就是说，实际上，“红学”与《红楼梦》的成书过程相伴而生。此后，《红楼梦》的影响日渐广泛，所谓“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清朝的文人士大夫对于《红楼梦》的推崇和喜爱尤甚，并且纷纷著文进行专门的评论、研讨。李放在《八旗画录》注中写道：“光绪初，京朝师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徐珂在《清稗类钞》也记载：“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尝讪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尤熟读《红楼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友瞠目。朱曰：‘红学耳’”。可见，“红学”一词在当时已经较为风靡。同时，红学研究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有了一定的成果，这一阶段的红学批评流派主要是小说评点派和索隐派。

小说评点派起源于明代中期，金圣叹、毛宗冈、张竹坡等人对《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等小说的评点可看作是脂砚斋、畸笏叟的样板。一般说来，评点有一套基本固定的格式，如：回前后总评、眉批、行间批等。批评者主要对书中的人物、情节，以及作者的写作和艺术手法进行分析评论，阐述批者对作品的理解，或是由此及彼的抒发批者自己的人生感悟。到程伟元、高鹗排定一百二十回《红楼梦》刻本之后，评点者尤众，比较著名的有“护花主人”王希廉、“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及“耽墨子”哈斯宝等人。而书商也大量出版附有评点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到道光年间，“《红楼梦》批点，向来不下数十家”。(3)

索隐派红学盛行于清末民初，方法是用正史或野史中记载的故实去比附《红楼梦》，力求探究出《红楼梦》所隐藏的“真故事”，索隐，“顾名思义，是对‘隐’的索解，它是传统国学中对于文本的一种重要的解读方式。这种解读方式的产生是以‘隐’的问题为对象的。”(4)索隐派的学者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而是作品所蕴含的政治事件及其意义，他们对《红楼梦》的主旨提出了“明珠家事”说、“清世祖与董鄂妃”说等说法。清末，为了配合反清的革命需要，蔡元培在《石头记索隐》里又提出了“排满”说，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此说当时影响颇大。实际上，索隐派的研究方法秉承的.是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之文化旨趣。

二、胡适的“新红学”及其本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大量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有如开闸的洪水般涌入这个古老的国度，西学东渐成为一个历史潮流。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是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论文。但真正使红学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领域的却是胡适肇始的“新红学”派。(5)

究其开端，始自胡适在19发表的《红楼梦考证》(6)，第二年，胡适又发表了《跋<红楼梦考证>》，其后的几年里，他又陆续发表了几篇关于红楼梦考证的文章，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红学体系。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开篇就指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胡适认为，索隐派的研究“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并且运用考证方法将索隐派的代表者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随后，他运用了若干史料，用参考互证、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证出“著者”和“本子”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且宣布“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即认为《红楼梦》是以作者曹雪芹自己早年的经历作为蓝本进行创作的。这个观点即“新红学派”的核心，此后，尽管后继的俞平伯、周汝昌等人在某些问题上和胡适的观点并非完全一致，但“新红学”派的所有衍生的观点和结论都是以胡适的这篇《红楼梦考证》为基础，他们的研究方法也是以胡适的方法为准绳。《红楼梦考证》的意义在于：胡适有意识地用一种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学术研究的进行，从而开辟了一种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他明确提出：“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7)胡适的这种重考据的研究方法在学理上虽然是乾嘉考据学的继续，但是从指导思想来讲，用他自己的话总结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指导思想不能不说来自于胡适留美期间杜威的实验主义对他的影响。

因为实验主义哲学的确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考据学具有诸多异曲同工的相似之处。

首先，中国传统考据学重视客观事实，特别强调要与史实相符，而实验主义也强调充分证据下的真实情况，一定要用严密的推理来论证材料的真实性才能够得出结论;其次，考据学虽然注重再现真实的史实，但是对于史实本质的探寻并不作探讨，只是一种技术性的追踪，同样，实验主义也是更注重实际发生的经验，而对意义诠释则不作停留。实际上，杜威一直在强调的是“以实验研究为模式的科学探索方法”，重点在于科学方法论，在这里，杜威对以前的西方传统哲学过于关注形而上学而忽视实际经验是一种反拨。同样，考据学发展到最鼎盛时期的乾嘉学派也是在对明末空谈义理的空疏学风的反拨上取得了很多成果。

胡适作为学贯中西的学者，“旧学邃密，新识深沉”(蔡元培语)，他自己也对此微有自得：“很少人曾经想到现代的科学法则和我国古代的考据学、考证学，在方法上有相通之处”(8)，他是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和西方现代的哲学理念相结合并推广之。余英时也就此指出，胡适把杜威的实验主义和中国考证学的传统在方法论的层次上融合在一起，是他的思想能够在当时发生重大影响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胡适深信这种“科学方法”又比考证学高出一个层次，因此可以扩大应用于解决一切具体的社会问题。由此也就有了他的一些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如“问题和主义”之争中他坚持的“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主义”，都和他的这种相信“科学”的理念有着极大的关系。而在此之前，中国传统学术与科学理念之间是毫无关系的，进一步说，传统学术所缺乏的工具理性在这里被胡适所提出，之所以胡适的“新红学”能够在当时有巨大的反响，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胡适所倡导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前者的影响意义更大于后者的实践意义。

三、作为一种新范式的意义

可以说，胡适肇始的“新红学”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不只是红学领域上的学术变革。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一度处于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之中，中西文明在此刻也发生了巨大的碰撞。

此时的中国学人面临着一个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使命，然而，破旧立新并非易事。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代学人对传统文化开始了猛烈批判，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样的批判面临了一个尴尬的境地。

于是，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很快认识到：学习和探究西方思想文化的脉络及理念，是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的途径，而整理和传承传统文化的精髓，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这二者的交汇，才是塑造现代中国学术精神的正确道路。胡适等幼时接受了完整的传统国学教育，后来又留学西方的学者，对此更加感同身受。他们敏锐的意识到，建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学术模式，必定要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吸收二者的精华部分，加以融合改造，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雏形。胡适的“新红学”恰是此交汇融合的产物。胡适的尝试是立足于传统国学的基本治学方法，从“新红学”来讲，便是以汉代以来即有，到乾嘉年间发展到顶峰的考据学为方法，将其与西方的实验主义思想相对照，找到了二者的共通之处，从中寻找到它的科学依据，用实验主义思想来作为指导，有效整合两者，从而找到一种全新的中西方结合的学术范式。这种学术范式，既秉承了几千年来的国学传统，又融汇了西方的先进理念。虽然也有诸多不足，比如在后期，胡适也不自觉地偏离了最初的方向，甚至也有偏离到了他当初的批判对象索隐派之老路的嫌疑，他的“大胆假设”往往便成了最终的“结论”，还有，传统的考据学方法与实验主义方法在他那里并没有完全达到真正的相通，在整合上还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胡适的这种新范式的建立，的确使红学研究走入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标志着红学研究从此开始了观念和方法上根本的转换。胡适多次在不同场合下说过，他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最重要的是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和指导学术研究的一种科学精神。这是现代学术有别于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表现。改变了中国传统学术只重道德传统而不重知识论的方向。

从开创现代学术范式的角度来说，胡适的“新红学”也无疑是一种重大的革新。“新红学”在日后的蓬勃发展，给整个红学研究带来的翻天覆地之变化，以及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也印证了这种范式的成功。而《红楼梦考证》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验范例，胡适“新红学”的范式建立以后，后继的研究者不断发现新的文献资料，也纠正了胡适的一些片面和错误的结论，但是，胡适当初在《红楼梦考证》中划定的研究范围和基本命题依旧是今天红学界的范围和基本命题。可见这一范式的影响深远。可以说，胡适这一代学贯中西的学者，以丰厚的中西文化知识底蕴，开阔的视野，发愤图强的精神，为从清末开始的中国现代学术的构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释：

(1)见周昌盅《西方科学方法论史》,第342~348页,上海人民1986年版。

(2)见刘梦溪：《红楼梦与百年中国》，第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6月。刘梦溪提出：“传统学术和现代学术的分野，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一是学者是否把学术本身当作了目的，二是学术研究中是不是有了知识论的因素掺入。”

(3)见张新之：《妙复轩评石头记自记》，《中国古典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第34页，中华书局，1980年。

(4)见陈维昭：《红学通史》，第6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9月

(5)“新红学”一词最早见于1922年顾赂崭俞平伯的书信。在此处，“新红学”的“新”，主要应该是针对《红楼梦考证》之前的小说评点派和索隐派等“旧”红学研究方法。它其实并不能说比之前就已经存在的王国维等人的范式和观点更为新颖，但是“新红学”的说法已经约定俗成，提到这几个字，一般说来指的就是胡适开创的这种重视考据和实证的红学研究流派，故沿用之。

(6)《红楼梦考证》有初稿和改定稿两种不同的版本，1921年5月在亚东本初排版的卷首登出了初稿，而在1922年亚东本的再版卷首，则附录了胡适于1921年11月写成的改定稿。改定稿和初稿有一定内容上的不同，特别是对曹雪芹身份的认证，初稿中，胡适采取了袁枚在《随园诗话》中的说法，即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而改定稿中，胡适根据敦诚的诗句，认定曹雪芹并非曹寅的儿子，而是其孙子。本文凡引用《红楼梦考证》，皆以改定稿为准。

(7)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红学研究资料》，第26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年10月。

现代学术讲座 篇6

一、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及弱点

“知识与社会是一种双向建构，知识行动既重构了当代的社会结构，又受到后者的反身建构”，具体的知识可能是个体的、零散的、偶然的，但知识的格局和体系则是社会性的，因此，社会转型通常也伴随着知识体系的重构。古典知识重视知识的伦理价值，重视各种知识万水归源式的形而上的最高统摄，现代性则空前提升了科学理性的地位，使之成为检验知识合法性的标尺。科学精神成为现代社会对于一切知识的基本设想，形成了关于知识的三大神话：独立性、专业性、客观性，这三大神话构成了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学科门类的不断分化，学术生产和评价体系的体制化，学者的专家化和职业化。如果说这种意识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那么，它给人文知识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

独立性神话要求人们相信知识和学术的独立和自足，区分知识和信仰，区分认识论和价值论。在积极的层面上，它使人文学术有意识地抵制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政治和道德的干扰，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消极的层面，它掩盖了意识形态对知识的影响和渗透。专业性神话要求人们相信知识应该分门别类，在不同的领域实行不同的学科规范和价值标准，它回应了现代以来社会生活日益复杂，社会分工日益细密的趋势，在知识爆炸的时代，前现代意义上的通才和鸿儒已不再可能，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和学者的专家化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在积极的层面上，它促进了人文知识的精细化和深化，催生了新兴学科;在消极的层面上，它回避知识是一个整体，陷入隔行如隔山，画地为牢的泥潭，滋生学术繁荣而思想匮乏的现象。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就预见了这种知识状况的危机，反对把社会学、哲学降低为局部科学。毕竟，不同知识领域之间并非完全隔绝，不仅道德、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民族性、地域性与人文知识的形成密切相关，自然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发展也常常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世界、对自身的认识，对专深学问的推崇，对专业规范的固执，弱化了现代性学术的整体意识和思想性，掩盖了知识领域划分的人为性和历史性。客观性神话要求人们相信人文知识可以摆脱经验的干扰，知识主体采取中立立场是可能的，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客观真理是知识追求的最高目标。在积极的层面上，它造就了现代人文知识追求纯粹的学术立场、拒绝随意性、防止偏见的面貌;在消极的层面上，它把对客观中立的追求与对客观中立的实现混为一谈，掩盖了人文知识与经验、权力、学术体制的复杂关系。

独立性、专业性、客观性三大神话都来源于科学精神在现代社会文化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是科学精神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知识扩张、渗透的结果。为什么说它们是神话?人文知识的核心是主体、意识、语言/符号，这些因素具有渗透性和历史性。说它们具有渗透性，是因为它们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呈现自身，发挥影响;说它们具有历史性，则是因为它们永远没有静止和终极的形态，封闭和静态的研究难免陷入盲人摸象的误区。独立性、专业性和客观性，作为人文知识的自我约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如果视之为人文知识的终极价值，则无异于自欺欺人，使人文知识对自身的有限性缺乏反省。这种情况如果发展到极端，对人文知识的损伤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整个20世纪，人文知识对自身特殊性的坚持也一直以对抗的姿态修正着现代性学术的科学主义倾向，从狄尔泰对体验、阐释与实验、观察的区分，到克里斯蒂娃在语言和话语/意指实践两者中对后者的强调，到福柯对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的洞察，到伊格尔顿在文学美学理论中突出意识形态，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以差异性经验揭示客观知识的虚假性，无不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三大神话的去魅(disenchantment)。“文化研究”的兴起，既是对20世纪人文知识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的反省，也是对上述对抗性知识序列的整合，简言之，人文知识自身的性质和现代性学术观念的弊端，必然导致跨学科的，重视经验的，承认知识的有限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反思知识主体和学术体制的“文化研究”的兴盛。

二、西方社会现实对现代性学术体系的挑战

上面的分析，是从人文知识内在的学术逻辑出发揭示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弱点。而作为孕育“文化研究”的现实土壤，西方社会在20世纪的历史经验更直接地映射出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弊病。

当人文知识越来越趋于专业化，它就既无法提供关于人类、历史、文化、社会的整体观点，也很难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内理解西方文明的真相。由于国际交流空前频繁，异质文化之间的冲突、融合是20世纪人文知识的重要主题。既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已不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单独发展，文化史实际上成了文化关系史，任何一种文化的自我映像中都包含着对“他者”的理解，因此跨文化比较成为当今人文知识的必然选择。显然，局限在专业学科之类的各种人文知识很难单独完成这一任务。因此，综合文学、艺术、史学、语言学、伦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研究等多种资源的跨学科方法最早在一些文化比较领域中产生，不是偶然的。

人文知识的专业化，也无助于理解后工业社会中产生的复杂文化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西方世界率先进入了后工业社会，随着物质的丰富，社会福利制度的施行，技术发展极大地降低了体力劳动强度，社会从温饱型向消费型转变，政治对抗的根源逐渐从经济上不同阶级、集团的矛盾转向文化差异群体的矛盾，显性层面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关系淡化，意识形态以更微妙、更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日常感性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开始凸显，深刻地改变了当下的公众意识，符号秩序、性别政治、消费主义、媒介帝国、技术霸权纷纷涌人人文知识的视野，这些议题在现代性的学术分科中很难归类，它既是文学、美学，又是社会学、伦理学。技术与人文不再泾渭分明，不断涌现的概念和理论挑战了人文知识的疆界，更挑战了人文学者的学术储备和知识结构。当前，“文化研究”通常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再强行对研究对象进行学科归属的分类，正体现了人文知识面对当下社会文化现象所作出的自我调整。 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最为沉重的记忆，对于发源地和主战场的欧洲更是如此。然而，非政治化、非道德化的现代性学术观念，使人文知识在对切身经验的处理中表现得冷漠，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界在反省中认识到人文知识没有担负起它应该承担的任务，没有有效地处理切近的历史——纳粹主义和大屠杀。当奥斯威辛成为欧洲知识分子良心的重负，人文知识就必须对自己提问：对中立、冷静的专业立场的追求，能否成为放逐价值判断的理由?对独立、客观的科学主义的信仰，是否掩盖了人文知识的意识形态真相?由此，感性具体的经验，重新成为人文知识追求真实、质疑权威的基点。

对感性具体经验的重视，在边缘性知识对西方思想传统和学术现状的挑战中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当女性主义、性别研究、后殖民主义真实面对差异性群体的切身经验之时，西方中心、白人中心、男性中心、异性恋中心的西方知识的虚假普适性就暴露无遗了，所以女性主义把西方历史视为男性书写的历史，黑人批评把西方话语视为对“黑色经验”的剥夺，赛义德把西方的“东方学”视为“虚构性叙事”，“他们在遮掩事实，空许承诺，漠视复杂而又令他们感到不快的史实”。这种质疑始于边缘群体对西方知识真相的发现，随后则发展为对在当代西方占统治地位的现代性学术体制的整体批判，以差异性经验挑战所谓的.中立立场和虚假的普适性，以跨学科挑战现代学科分类对人文知识的割裂，承认人文知识不可能绝对的客观，正面探讨产生偏见和盲点的原因和机制。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兴起，与“文化研究”的出现是大致同时的，它们反映了共同的意识：一是认识到知识生产不可能脱离知识主体的经验，“人文学科的知识产生永远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作为人类社会之一员的生产者与其自身生活环境之间的联系”;二是认识到现代性学科体系对人文知识的割裂;三是认识到科学理性的强势地位对人文知识的边缘化，加剧了技术社会管理体系对差异性生存的放逐，对心灵生活的漠视，“就现代世界而言，没有一个社会的人文和精神方面的因素比技术来得重要”。

从西方20世纪人文知识的历史来看，我们应该区分“文化研究”的两种涵义。一是以威廉斯、霍加特、汤普森等人为开端的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文化批评流派，它与法兰克福学派、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批评流派的关系是并列的;二是作为当前人文知识热点的“文化研究”，它与包括英国“文化研究”在内的上述批评流派，以及福柯学说、媒介研究、城市研究、消费社会研究等理论是包含关系，也就是说，“文化研究”是对这一系列知识运动进行整合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学科，一个流派，而是一种对待人文知识的态度，一种对于人文学术建制的设想，一种对于人文知识分子的要求。这样，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文化研究”的对象何以包罗万象，“文化研究”的理论资源何以遍及一切人类文化遗产，“文化研究”在方法论上何以必然是跨学科的。

三、从意识到方法：“文化研究”对人文知识的更新

“文化研究”对现代性学术体系的反思和批判，对新型人文知识的设想，主要是一种意识的改变，而意识的改变则带来相应的方法与体制的变革。

英国“文化研究”、女性主义批评针对西方经典学术对边缘领域的排斥，把工人阶级文化、青少年文化、日常生活、女性经验、通俗文化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冲击了学术研究以经典文学、高雅文化、书面文献为主的学术意识形态。经典的人文学术以文本阐释为主要方法，而面对活生生的、以非文本形式存在的文化现象，问卷调查、跟踪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的重要性日渐突出，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交叉互补成为趋势。因为对上述领域的研究难以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归类，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化研究”，最初是对现有学科体系的补充，而随着它在方法上的跨学科要求，最终走向了对现有学科体系的颠覆。

“文化研究”对差异政治、身份认同等问题的关注，以对差异性经验的忠实挑战了普适性知识的虚假性，冲击了西方人文学术的科学性、中立性神话，揭示知识中的权力关系，揭示知识与意识形态的瓜葛，揭示意识形态如何以符号权力的方式对日常生活、感性经验进行渗透。这样的批判意识，必然在方法上体现为对感性经验、具体事例的忠实，动摇了西方学术自17世纪以来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对逻辑演绎、规律提取、抽象本质的偏好。

“文化研究”，尤其是它的重要分支如性别研究、传媒研究，重视文化对形象的再现，致力于探讨再现的动机、过程和效果。再现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行为，文学理论、美学、符号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都对此有所涉猎，但这些研究分属于各自的领域，在推崇专业性的学科体系中缺乏沟通，“文化研究”之所以能突破这一限制，是因为它不是以文化对形象的再现去证实某种艺术规律、心理机制、符号体系，而是研究再现本身。可见，方法论的突破仍是以意识的革新为前提的。

现代学术讲座 篇7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是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院之一, 学院以西方经济学和数量经济学为主攻方向, 高起点开展经济学教育和科研, 在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领域形成了鲜明的学科特色, 为国家和区域发展提供了大量具有重要的学术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学院重视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的训练, 注重学术型、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的分类培养。历届毕业生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 在学界、政界、商界成绩突出, 涌现出一大批的杰出人才。其中活跃在国际国内的一批知名经济学家, 被誉为“华中科技大学的经济学家群现象”。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学优秀成果奖和中国经济发展论坛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要学术品牌。华中科技大学创新发展研究中心是湖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创新发展”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研究为主题, 跟踪国际创新发展战略和国内建设进展情况, 开展创新发展建设对策和创新发展理论、战略与政策研究。基地充分利用学校学科综合优势, 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 为创新型国家战略实施 (特别是湖北和武汉创新发展) 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同时培养创新战略与政策领域的高层次跨学科人才。基地研究依托国家重点学科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 联合管理科学与工程、公共管理和系统科学等学科专业, 聚焦于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理论和政策研究, 应用系统方法将理论研究转化为可度量、分析的指标, 对定性的创新能力进行量化评价。致力于本领域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和重要的经济政策和咨询服务。

《现代商贸工业》杂志是中国商办工业杂志社主办, 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政策指导与理论研究的学术期刊, 是中国知网首批优先数字出版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 (遴选) 数据库来源期刊, 2015年荣获“湖北省优秀期刊”称号。《现代商贸工业》杂志致力于宣传党和国家有关经济改革、建设与发展的方针、政策, 探讨国内外现代经济管理领域及相关自然科学领域的新理论与新观念, 反映国内外现代经济管理及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与科学研究成果。杂志主要栏目有产业经济、区域发展、现代物流与采购、国际商贸、品牌战略、电子商务、劳动经济、财经管理、职业教育、商法研究、工业与工程技术等。《现代商贸工业》杂志近年来在新闻出版广电行政部门和主管单位领导和关怀下, 坚持转制改革, 提升学术水平, 实现质量兴刊。《现代商贸工业》杂志2012年被国家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为首批新闻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试点;2013年4月24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新闻出版报》刊登了题为《现代商贸工业》:转企改制后的“减肥瘦身”的文章, 报道了《现代商贸工业》杂志改革发展、质量兴刊的成绩和做法;2014年6月20日人民网刊发了题为《现代商贸工业》杂志再次荣登国内数字阅读前100期刊排行榜的文章, 报道了《现代商贸工业》杂志数字化建设和新媒体运用取得的成效。2015年2月13日人民网、新华网、中国青年网、中国经济网刊发了《现代商贸工业》杂志荣获“湖北省优秀期刊”称号新闻。

双方决定自2015年起通过《现代商贸工业》杂志平台, 进一步聚焦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的品牌和形象, 反映该院的优秀理论研究与科学研究成果, 同时由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创新发展研究中心的教授、专家、学者为杂志编辑出版和发展出谋划策, 提供优质稿件, 共同打造优秀学术期刊, 为促进学术科研和教育文化事业的繁荣做出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张建华、《现代商贸工业》杂志总编辑汪洋感谢社会各界和专家、学者、广大读者、作者对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和《现代商贸工业》杂志的支持与关注。

现代学术讲座 篇8

【摘要】2014年4月，郑进教授在首届兰茂中医药学术发展论坛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兰茂医学”学术品牌并进行了深入阐述，学界为之鼓舞。为进一步加深同行和社会对“兰茂医学”文化与学术品牌的认知，此文对“兰茂医学”研究的学术进行回顾，对“兰茂医学”的现代价值两个维度进行粗浅分析。云南发展中医药学术要充分认识和领会“兰茂医学”的现代价值，以“兰茂医学”品牌统领发展格局，通过系列的主题活动，把兰茂中医药文化与学术品牌立起来、亮出来、强起来。

【关键词】兰茂医学；学术品牌；现代价值；中医学

【中图分类号】R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6）07-0141-02

兰茂中医药文化与学术品牌对于云南中医药而言，意义非同一般。2014至2015年，先后召开了两届云南兰茂中医药学术发展论坛，首届论坛旗帜鲜明的亮出了“兰茂中医药学术论坛”的招牌，这是云南多年来对兰茂医学研究隆重的学术盛会。通过两年来的学术论坛，中医药行业和社会对兰茂中医药学术文化品牌打造的认知度逐步提高，影响力逐步扩大。

1 “兰茂医学”文化与学术品牌的内涵与发展

1.1 “兰茂医学”的提出与内涵 “兰茂医学”概念提出并完整深入阐释，首推民族医药研究专家郑进教授的《兰茂医学与云南中医学》一文，该文是首届兰茂医学中医药学术论坛的大会主旨交流论文，为论坛开篇倡导力作。

郑进教授认为，兰茂遍历云南，尝尽百草，对千百年来云南各个少数民族的宝贵医疗经验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整合，奠定了云南地区常见、多发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基础，将云南地方性医学的发展推至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在云南本土医学之中最具代表性，他将兰茂及其地方性医学著作所表达的学术思想统称为“兰茂医学”[1]。

兰茂医学是中医药学与云南地方性、区域性医药的融合，是中原文化与边疆多民族文化结合的结果，具有传承性和延续性，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医学系统。兰茂医学统领着兰茂医药学术思想，还应包括其产生的文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影响。

1.2 “兰茂医学”研究与学术活动回顾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繁荣文化成为软实力打造的重点，文化名人经常被地方政府发展经济补贴为吸引关注的标签。兰茂的故地嵩明县也不例外，当地政府先后举办过兰茂文化节和学术会议。同时，一些政府组织和兰茂的学术研究组织也举办过学术研讨会，简要梳理如下。

1983年6月，嵩明举办兰茂学术纪念会。这是至今可查最早一次兰茂中医药学术研讨纪念会。纪念会的召开推动了“兰茂医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学术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97年嵩明县举办兰茂学术研讨会。省、市、县的30多名“兰茂医学”研究者和热心人聚集一堂，畅谈“兰茂医学”研究心得，总结成果提出新的课题。2005年11月27日，嵩明县举办首届兰茂文化节。文化节开展系列文化活动和招商引资洽谈。本次活动中与中医药相关的项目为龙润集团的中国酒城及药物园区建设项目。2010年9月6日，云南省文联举行兰茂学术暨《状元神医兰茂》剧本研讨会。这也是首次借助影视剧的手段宣传兰茂的卓越成就，对宣传云南、提升云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2011年9月17日，“中医中药中国行”暨兰茂中医药文化节在嵩明启动，为期9天的活动深入农村、社区、家庭，开展贫困山区送医送药、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员培训以及中医药知识技能竞赛等。2014年1月8日，嵩明县委宣传部举办兰茂文化座谈会。与会专家分别从兰茂集整理与出版、兰茂传奇的创作与演绎、兰茂与书院文化、兰茂与养生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2014年4月12日，首届兰茂中医药发展学术论坛暨云南省中医药界学术年会在昆明召开。全省中医药专家学者齐聚昆明，共同就国内外中医药发展的趋势，中医药、民族医药的传承和创新理论与实践，中医药、民族医药发展的理论创新和产业发展，民族医药科技工作者的学术经验与积累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交流。2015年3月18日，嵩明县2015年兰茂文化研讨会在杨林镇政府召开。会议现场观摩兰茂纪念馆改扩建工程及兰茂文化长廊，省市专家学者代表、职能部门领导为杨林兰茂文化的发展出谋划策。

1.3 “兰茂医学”研究的现实需要与迫切性 从上述这些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上看，以往的活动没有连续性和系统性，主题不集中，缺乏有效的上層设计，兰茂文化品牌仍然没有形成聚合力，没有进入云南文化建设高层智囊视野中。在学界，兰茂的医药学术思想研究早已有之，但总体呈分散状态，个人研究较多，没有形成合力，没有较高层次的组织和团队支撑。

由此可见，兰茂医药文化和学术品牌的打造，特别需要省级医药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整合民智，输出政策咨询并影响政府决策。从无到有，从有到强，打造兰茂医学文化与医学学术品牌。立足于当下云南发展的大好形势，必须把兰茂品牌立起来、亮出来、强起来。以“兰茂中医药”招牌统领发展格局，落实《云南省加快中医药发展行动计划（2012-2020）》和云南发展中医药大会提出的各项任务。

2 “兰茂医学”文化与学术品牌的现代价值

2.1 “兰茂医学”是云南鲜亮的文化名片 兰茂一生著述丰硕并躬身实践、呕心沥血，于医药、韵律、阴阳、地理、丹青、文学、戏剧、军事亦皆通晓，是云南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文化名人。他的著作留存并影响深远，他的文化学术思想对云南的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关系生命健康的中医药文化，是集大成者，影响力无人能及。

兰茂文化应该成为云南文化软实力的鲜亮名片，以打造“兰茂医学”文化为切入点，带动“兰茂医学”发展，云南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推进“一带一路”和“桥头堡”战略实施，落实《云南中医药行动计划（2014-2020）》和云南发展中医药大会精神，把云南中医药文化名人树立起来，以重振文化自信。

2.2 “兰茂医学”是云南中医药独特的学术品牌 鉴于人们对兰茂学识和人品的推崇，社会对“兰茂医学”研究蔚然成风，从明、清至今，“兰茂医学”一直绵延不断。明正德《云南志》称兰茂有“滇人多传之”的书籍11种，明万历年间，浙江、山东、山西等地都有《韵略易通》的刻本。兰茂中医药学研究更早，明嘉靖年有《滇南本草》最早的抄本。从康熙丁丑（1697年）至光绪丁亥（1887年）的二百余年间，就有六种抄本和一种刻本在云南广为流传，并通过中原传到国外。云南历来重视对《滇南本草》的研究和利用。从50年代起，省卫生厅组织专家，历时近20 年完成了《滇南本草》三卷整理本的出版工作。后来各种研究著作陆续问世[2]。

20世纪80年代起，对兰茂医学的研究转向了对其学术特色、方药运用特点、药物辨性、养生理念、附案研究等方面。比较有代表的有：朱兆云、赵毅等主编《滇南本草》图册；曾育麟《<滇南本草>、<玉龙本草>收载几种云南习用中药的考正》；杨国祥、马培洲《浅论<滇南本草>的学术特点及其影响》，杨国祥、吴宗柏《浅谈<滇南本草>附方》；楚更五、李平《<医门擥要>主要学术观点的研究》，《<医门肇要>主要内容的统计分析》；张晓琳、楚更五《<医门孽要>中附子方药运用的特点探要》；赵荣华、戴万生《滇南本草附方统计分析》；诸葛连祥《学习<滇南本草·卷一>》方药运用的体会；王寅、盖沂超、 张晓琳《从<滇南本草>谈云南地方中医药发展的思考》等。

兰茂中医药学术思想影响深远，明清医家直到民国的云南四大名医以及后来新中国学校教育的中医药人才，无不受其熏陶。兰茂医药学术思想是云南独特地域时空环境下产生的，在保持中医药主体理论下，融会贯通地域性和民族性的地方医学理论，鲜明独特。

2.3 “兰茂医学”是云南中医学鲜明的医药特色 兰茂精通医学，成就卓杰。《滇南本草》最早的抄本载药274种，整理本载药544种，附方600余首。是一本方药结合，有独创性的药物学专著[3]。《医门揽要》共二卷。上卷专论脉法，载望、闻、问、切四诊，总论及脉诀歌。下卷论方症，主张疗疾要从实际出发，诊断要全面慎思。每症先论病理，再予临床处方[4]。其复方配伍精当，单方简易实用，无不体现兰茂渊博的学识和精到的诊疗经验。

兰茂医学是地方医学的杰出代表，是治疗地方病和多发病的理论源泉。明清以来的云南人是兰茂医学的受益者和认同者，兰茂医学文化已经渗透到云南多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

郑进教授认为兰茂的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天人相应、三因制宜，兼容并蓄、相得益彰，方药精简、灵活多变，扶助阳气、重调脾胃；药食同源、调治并进。”[5]兰茂医学丰富了中医学学术体系，有利于探寻云南道地药材品种的迁徙演变及地方病的防治规律。兰茂医药学思想充分体现了地方医学特色，这是云南中医药界今后为之研究及开发的方向。

2.4 “兰茂医学”是云南医药经济发展的潜在的科技优势 学界专家一致认为，兰茂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就是中医药。《滇南本草》比著名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还早142年，《滇南本草》与《医门覧要》在祖国医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许多种草药及其验方至今被医家广为推崇和使用，成为后世产品研发的土壤。著名品牌云南白药以及杨林肥酒、灯盏花、虎力散等均来源于此。

尽管云南白药成就了现代著名制药企业“云南白药集团”，但云南医药产业的发展与“动植物王国”和“生物基因宝库”极其不匹配，其成果只是九牛一毛。云南还没有把兰茂医学的富矿挖掘出来。《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中药（民族药）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云政发[2015]27号）指出“推进‘云药之乡建设，将中药（民族药）产业培育成为富民兴滇的新兴产业”、“建成国际化天然药物产业基地”，这些目标实现离不开对“兰茂医药学”的潜心研究。云南的生物医学产业要以“兰茂医学”为轴心转，推出有分量的、有重大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产品。

2.5 “兰茂医学”是云南绿色生态产业发展显著的健康标志 兰茂在《滇南本草》序中云“……留心数年，合滇中蔬菜草本种种性情，并著《医门览要》二卷，以传后世”。兰茂所著全书500余味药物中，药食兼用者首推瓜果蔬菜，其中水果类计约20余种（水果以第一卷居多），瓜豆类约30余种（瓜豆以第二卷居多），蔬菜类30余种，瓜果蔬菜约占全书总录近20%，可见先生“于滇中所产之灵药百草，无不备极精研，区类辨性”，为后世果蔬养生提供了翔实的资料[6] 。

兰茂数十年积累的果蔬养生思想，贯穿于整部学术巨著之中。书中所蕴含的中医文化的精髓，实属现代保健之灵魂，特别值得现代人认真研究推广。兰茂的医学养生思想符合现代医学“绿色疗法”的回归，食疗重于医疗，养重于治，是现代医学健康绿色生态疗法的显著标志。兰茂医学是云南生物医药核心竞争力的营养源泉，是云南中医药发展的风向标和带动力。

2.6 “兰茂医学”是云南中医药文化和学术品牌打造的聚焦点 文化名人最具有号召力和民众亲和力，符合现代传播学的品牌代言效应，传播力很强。所以，打造“兰茂医学”文化与学术品牌具有天然的历史与人文优势，要精心設计活动，将文化核心沉淀其中，通过活动传扬文化精神。

目前，除了办好现在的兰茂中医药发展学术论坛外，还要设立如：“兰茂之声”中医药文化发展国际高峰论坛；“兰香聚慧”大学生中医药文化节；“兰茂之道”中医药大众养生节；“兰网情深”中医药文化与信息化发展论坛；“兰韵悠悠”兰茂医学研究会等主题系列活动。通过活动丰富内涵，提升影响力。为推动活动落地，要尽快挂牌建立省级“兰茂中医药研究中心”、“兰茂中医药科研转化基地”、“兰茂中医药博物馆”、“兰茂医药文化与信息化传播中心”、“兰茂中草药种养殖发展联盟”、“兰茂中医药与旅游养生基地”等。尽快设立并启动“兰茂医学”研究基金。重赏致力于兰茂医药学研究与发展的个人和集体，让兰茂医学强大起来，让兰茂医学普惠天下苍生。

总之，集中力量打造“兰茂医学”文化与学术品牌，整合资源，抱团发展，是落实省委书记李纪恒发展中医药大会讲话精神：“振兴发展中医药事业，是云南医药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云南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突破口，是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的有力举措，是云南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要内容，是云南与周边国家加强交流合作的桥梁和纽带”的责任之举和历史担当。

参考文献

[1]郑进，罗艳秋，熊金富.兰茂医学与云南中医学[C].//云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兰茂中医药发展学术论坛论文汇编.昆明：2014.

[2]翟昌礼，郭美全，李兆祥.兰茂生平初探[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1988，（04）.

[3]胡晓，肖林，张秋云.《滇南本草》对现代云南医药的研究和利用价值[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12，23（2）：23，25.

[4]楚更五，李平.《医门擥要》主要学术观点的研究[J]，云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9（4）：6-9.

[5]郑进，罗艳秋，熊金富.兰茂医学与云南中医学[C].//云南省中医药学会.首届兰茂中医药发展学术论坛论文汇编.昆明：2014.

[6]李斯文.兰茂果蔬养生学术思想初探[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14，32（2）：3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