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法院调解

论人民法院调解（通用8篇）

论人民法院调解 篇1

发布时间: 2009-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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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西市鸡冠区人民法院民一庭 谭宝昌

内容提要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自愿、平等原则很好地体现了法院调解的本质，但由于我国采取的调审结合、交互运行的调解模式往往会造成调解与审判的混同，不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因此本文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经验，重点分析我国调解制度的存在问题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并就如何对其进行制度完善和改革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 法院调解 制度 完善 改革 建议

一、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特点

（一）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

法院调解，亦称诉讼调解，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自愿就民事权益的争议，平等地进行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在我国调解制度可谓源远流长，原始社会纷争的解决基本上都采用民间调解的方式，到了阶级社会，调解更是被官吏及普通老百姓所接受，调解制度在中国古代之所以这么盛行，是由于深受儒家贵在持中、贵在尚中思想及“合文化”的影响。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儒家的纲常伦理深深的渗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普通性的社会规范和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准，这种文化传统使调解的作用经久不衰。同时也正由于调解的盛行，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整套的制度，为以后西方国家把调解作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借鉴提供了依据。当然，这种制度辨明是非、平息纠纷对于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状态，对于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稳定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又因为调解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及宗法关系的基础上的，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秩序为目的，忽视了个人的权利，所以又具有明显的落后性。它要求通过劝和的办法折中妥协的解决双方的纷争，追求息事宁人的效果，这不利于维护当事人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从而不利于法治的形成，与现实的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法权要求明显相悖。

现阶段，在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全部民事案件中，调解结案的比率 虽然呈下降趋势，但与判决相比仍占绝对多数，这也与我国现存的民事审判方式有关，在我国的审判方式中，调解占据重要地位，并且已形成“调解型”的民事审判方式，这种模式虽然已暴露出许多弊端，但并不全是调解制度本身的问题，调解作为处理和消弭纠纷的一种方式，确实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和重要的作用，且与我国特定的文化历史、法律传统、心理定势、经济基础、基本国情等诸多背景因素紧密相连，在审判实务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如避免可能因此而造成的反目成仇，促使他们心平气和的达成协议，以及对改革我国诉讼模式的超职权主义也可起一定的作用。

（二）法院调解的基本模式

根据调解和审判间的关系的不同，各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大体上可分为以下3种模式：

1、调审结合式。即法院调解与审判没有分开，没有专门独立的调解程序，调审互相结合、交互运行。德国、法国和我国均采用此种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德、法等国的法院调解是通过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方式进行的，通常使用“和解”来表述。但由于这种“诉讼上的和解”的达成是在诉讼中进行的，法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且和解协议具备形式上的法律效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与我国民诉上的和解含义（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1]）完全不同。本质上与我国的法院调解的含义是相同的。[2]

2、调审分立式。即单独设立调解程序，同审判程序并立，一般将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调解成立，调解协议书具有类似判决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立，则转入诉讼程序，进行审判。日本、丹麦、中国台湾省的法院调解均属于这种模式。[3]

3、调审分离，审前调解。即将调解程序从审判程序中分离，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另一种方式。放在审判之前进行，代表国家为美国。[4]

（三）我国法院调解的特点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是从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司法工作沿袭而来。历经了六十多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被誉为“东方经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制度以及对法治的相对忽视，法院调解制度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计划经济的烙印，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特点。从本质上来看，我国法院调解采取的是调审结合模式，但在具体操作上却与其他实行调审结合模式的国家有诸多的不同。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则结束诉讼；未达成协议则进行下一诉讼程序，这种调审紧密结合、交互进行的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曾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了它的滞后性。

二、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存在问题及消极影响

(一)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

《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因此在事实未查清楚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也不能结案。笔者认为该原则值得商榷：

1、它混淆了判决和调解的界限。“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5]。查清事实、分清是非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调解和判决二者手段不同、程序不同、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不同，其前提条件也应有所区别。

2、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减少诉讼成本。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缩短诉讼时间，减少诉讼成本，而如果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话，则当事人被迫继续举证，法院被迫继续组织质证、认证，从而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占用有限的司法资源。

3、与民事诉讼法其它规定相矛盾，违反了民事权利合法自由处分（私法自治）原则。《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它肯定了当事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而在没有查清事实、分清是非的情况下，当事人即达成调解协议，正是当事人行使自己处分权的一种表现。因此法院强令当事人不得放弃这一诉讼权利实际上是剥夺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侵害。

（二）审判的公开性与调解的不公开要求发生冲突。

审判公开是民事审判的一项基本原则,除了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外,其他所有的案件都应当公开审判,包括允许群众旁听,允许记者采访报道。调解与此不同,调解需要和谐气氛,没有必要在公开场合进行调解。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贯穿于审理活动的全过程,即使在庭审过程中,在公开的法庭上,也应当根据自愿合法原则进行调解。然而,由于法庭是一个严肃的场所,再加上群众的旁听,当事人往往难以达成调解协议。

（三）调解的规定过于简单，容易使调解形成强制合意。

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仅数百字，对调解中的许多具体做法并未作具体规定。在调解适用阶段上，法律未具体规定，只是笼统地规定在判决或裁决之前的任何一个阶段可适用调解。在调解的组织形式上，规定随意。民诉法第86条规定调解既可以由审判者一人单独主持，也可由“合议庭主持”，使当事人无法判定调解意见到底是法官个人意见还是合议庭意见。这些简单的规定也大大促使了审判人员在调解适用上的随意。在我国现行制度环境下,审判人员在调解时容易使调解形成强制合意。审判人员为了回避判决带来的风险，往往利用特殊身份劝说甚至诱逼当事人接受调解。当事人迫于对可能产生的不利判决以及主审法官的畏惧，通常可能迫于压力而被迫达成合意，这就形成了强制的合意，违背了合意的本质要求，使调解的正当性失去基础，甚至是不平等的调解方案。另外，审判员在合意庭评议之前对当事人进行的“分清是非、说服教育”的工作，如果与合意庭意见不合，也缺乏法律依据。

（四）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规定本身尚有矛盾。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 条规定调解是“当事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肯定了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对案件本身客观真实的放弃。但第7条又规定了案件的审理“必须以事实为根据”，第85 条又规定了调解必须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进行。这样，即使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调解协议，事实未查清也不能结案。审判是强制性的解决纠纷的方式,这就在本质上要求审判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规则,要给当事人充分的程序保障,并且应当查清事实分清是非。调解与此不同,它是建立在双方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较为灵活的解决纠纷方式,并非一定要严格遵守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程序,也并非一定要像判决那样查明事实。当事人接受调解的目的就是息讼，减少诉讼成本。结果为了查清事实，又不得不继续审理。违背了调解的本身所具有的效率优势，同时是对当事人法律权利的一种损害，不符合法律的基本精神。

（五）缺乏对调解过程的有效监督。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法院都建立了错案追究制，将主审法官的错案率与工资待遇、职务升降等直接挂钩。这就导致主审法官在审判时面临着判决可能产生错判的风险压力，特别是在一些法律依据比较含糊或不完备以及当事人双方证据势均力敌的情形下，为了规避风险，法官往往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调解劝说，甚至有可能进行威胁。因为主审法官在调解中得到的好处相对于判决而言，几乎没有多少风险可言。另外，律师也可能在调解过程中配合法官劝告当事人息讼。因为缺少监督和法律风险的调解简单而有效，对律师而言，不仅省时省力且可以与法院搞好关系。[6]这一切都导致了调解结果有欠公正的可能性，与民事诉讼的目的有悖。

综上所述,自由与效率价值在现行的法院调解制度中得不到充分的、有效的实现。

三、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完善

针对我国法院调解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国理论和实务界提出一些建言。主要的观点有全盘否定说、审前调解说、全程调解说。

（一）全盘否定说

全盘否定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应当完全取消法院调解,即取消现行立法意义上的法院调解,但这并不是说民事诉讼中不允许当事人合意解决纠纷,依民法的自愿原则和民事诉讼法的处分原则,当事人在诉讼中具有和解的权利, 因而能够依双方当事人的合意达成和解解决纠纷。就诉讼上的和解而言,在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之前,审判人员是无法主持、无法实际介入和干预,因而也难以将其意志和影响力渗入和解中,[7]诉前调解说主张像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那样,把法院调解作为审判的前置程序加以规定,设调解庭,专司调解工作。[8]

（二）审前调解说

审前调解说认为,无论是从调解结果的公正性,还是从诉讼成本的节约方面来看，审前调解比其他几种调解模式更适合纠纷的解决的需要。它以当事人自由合意的运行方式来积极回答对“审判式效果”的社会心理,同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强化审判、弱化调解”的基本思路相一致,应成为我国法院调解模式的改革方向。审前调解仅适用于一审庭前准备阶段。

（三）全程调解说

全程调解说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法院调解原则和制度既有实践经验的基础,在原理上也并不违背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原则,符合民事纠纷解决的特点和规律,并且与现代世界民事司法改革的趋势殊途同归,无取消之必要。调解原则仍应作为基本原则贯彻于诉讼程序的始终,并应该强调法官的调解义务。但可以在普通程序中通过确立审前准备程序,加强审前调解;同时,把审判中的试行调解时机调整到法官认证之后判决之前。[9]

笔者认为,在考虑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时,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又不能囫囵吞枣,照搬照抄。要总结我国法院调解的经验教训,又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做法，在此，美国和德国的做法都值得我们借鉴。完善法院调解制度的基本目标是落实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合意，保障当事人在调解或和解过程中的意志自由。为此,笔者总体上赞同全程调解说。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应当注重审前准备阶段的调解,即调解主要在审前进行,随着审前准备程序的改革,审前准备阶段将成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在此阶段,当事人完成了起诉与答辩,甚至完成了证据交换,双方各自对对方的观点及双方争议的争执点有了基本的认识,此时,法院可以通过适当方式进行调解,如有的法院开预备庭进行调解,调解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审前准备阶段的调解是不公开的。在开庭审理阶段,如果当事人愿意自行和解的,可以自行和解,要求法院出面调解的,法院也可以帮助当事人和解。在二审阶段,也可以按此去做。审判公开并不意味着调解也要公开,庭审中的调解原则上应当是不公开进行。在法官进行调解时,法官可以视情况命令所有的旁听人员包括新闻记者都退出法庭。当然,调解需要案外人协助时,协助调解的人员不应退出法庭。法官也可以决定将法庭移到适宜调解的地方如法官的办公室进行调解。当事人双方愿意在公开的法庭上调解的,法官也可以在公开的法庭上进行调解。调解或和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并记入法院笔录后,即产生与终局判决一样的效力。

四、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改革

随着民事审判方式发展改革，建立和完善与人民调解工作相衔接的简捷、经济的诉讼程序近年来，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案件呈逐年下降的趋势，一方面人民调解没有起到“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增加了人民法院的负担。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这是因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调解协议效力规定不明确，人民调解组织在实际工作范围、组织形式、队伍素质等方面与社会发展不符。对于一些不遵守调节的纠纷情况束手无措，或者置之不理任其发展，到最后把部分可以用调解能解决的问题诉诸法院。此时人民法院也应该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工作，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使当事人自愿作出调解协议，努力使法院调解起到重要的作用，无形中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

（一）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

1、在适用诉讼阶段上，我国法院调解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无论是庭前、一审、二审还是再审阶段都可适用。

2、在适用可调解案件范围上，除一些非诉案件外，其他一切涉及此事权益的案件和经济纠纷的案件都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应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中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诉讼调解一些改革，凡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合伙协议纠纷、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在开庭审理时，应当先行调解。[10]

笔者认为，在诉讼阶段上，法院调解仅适用于一审庭前准备阶段，在诉讼的其他阶段，不再适用调解程序，同时完善诉讼中和解制度作为补充。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并非所有民事案件都适用调解。首先，适用调解的民事案件必须是涉及民事权益纠纷的案件。而对于特别程序的案件，如宣告公民失踪或者死亡等以及法律推定为理论基础的督促程序案件、公示催告程序案件等，并无明确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因此，无法适用法院调解。其次，对一些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民事经济案件，不适用调解。否则无法对这些案件进行经济制裁，违背了立法意图。如对于确认违法的经济合同无效的诉讼案件中就必须以判决的方式。因此，法定的可调解案件范围应排除以下几种：（1）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2）严重违反法律，侵犯国家、集体或他人合法权益的案件；（3）涉及确认民事行为无效的案件。

（二）规范法院调解的方式

我国民诉法及相关解释并未规定法院调解应采用的方式。实践中最为流行的则是所谓“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即法官与当事人各自协商，在双方之间穿针引线，最终促成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实际上采用这种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大多数是在双方都不曾知道对方的真实意思下形成的，与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背道而驰。笔者认为，应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对调解的方式应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原则性的规范，即从调解开始，进行到达成协议必须是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共同在场的情况下方有效。这样有利于杜绝调解人员的暗箱操作，有助于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自由协商达成协议。

（三）关于调解效力问题

对调解协议的生效方式也作了特别规定，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签字或捺印即生效，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字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民诉法规定调解成立的效力等同于生效的判决效力。但却规定不得就调解协议提出上诉，笔者认为这与两审终审的原则相悖，其限制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即使调解是在当事人合意的基础上达成的，但却不能否认调解协议有可能存在错误，或者一方当事人被迫的情形存在。因此，应该允许当事对有缺陷的调解协议申请再审予以补救。

（四）关于调解无效的认定标准

关于调解无效的认定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侵害案外人利益的；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第13条规定：“当事人各方同意在调解协议上签名或者盖章后生效，经人民法院审查确认后，应当记入笔录或者将协议附卷，并由当事人、审判人员、书记员签名或者盖章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拒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当事人可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即调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反悔也不能确定调解协议无效。

在这个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人们思想行为也尤为变化无常的社会，如果要保证社会的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要做好如何对待纠纷的对策，在这些对策的发展中调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把各个阶段的调解工作做好，才能使案件得到有力的解决，对方便人民群众诉讼，提高办案效率起着积极的作用，使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更加权威，实效地化解民间纠纷，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五、结束语

论人民法院调解 篇2

关键词：法院调解,审判行为说,处分行为说,审判行为和处分行为结合说

一、“法院调解”概述

“调解”, 是请第三方作为协调矛盾的中间人的纠纷解决机制, 可分为“诉讼中的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而“诉讼外的调解”, 包括“人民调解”、“仲裁中的调解”以及其他“行政性调解”。“诉讼中的调解”就是俗称的“法院调解”。

“法院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的进行协商, 达成协议, 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在诉讼中进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 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案件, 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 人民法院不予调解。除法律规定可以不能进行调解的案件外, 对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就与生效判决书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双方不能就同一事实再次起诉、上诉, 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申请再审。但是一方不履行协议的, 对方当事人仍可向法院起诉。

“法院调解”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主题, 达到了良好的“定分止争”的作用, 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诉讼成本, 提高诉讼效率。“法院调解”能为社会公众提供低成本的司法救济途径, 集法、理、情于一体, 避免纠纷各方对立关系的进一步加剧, 能较好的平衡利益, 节省司法资源, 对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法院调解制度”的良好的运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而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长盛不衰, 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而应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成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和热点问题。而研究“法院调解”的性质, 对加深理解并灵活运用于司法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法院调解”性质的学说

关于“法院调解”的性质问题, “法院调解”是法院行使职权的行为, 还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双方合意解决争议的行为与结果,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史上形成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审判行为说”, 二是“处分行为说”, 三是“审判行为和处分行为相结合说”。

第一种观点是“审判行为说”。该学说认为“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和诉讼活动。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 贯彻调解原则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其二,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解决民事纠纷, 结束诉讼程序的一种结案方式。在整个调解过程中, 审判人员均居于主导的地位, 并对调解程序的选择与调解协议的达成施加决定性影响。审判行为说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串通学说,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为主流学说。

但是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学说具有片面性, 强调法院在调解中的作用, 仅看到法院的作用, 片面突出强调了法院的作用, 仅从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角度说明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 实际上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调解观的反映。却忽视了调解是在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的本质性, 忽视了调解与判决的不同性质、不同特征, 忽视了调解与判决的区别。另外, 这种学说在司法实务中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作用, 使有些审判人员在进行调解工作时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 强迫或者变相当事人达成他们实质上并不愿意达成的调解协议, 造成强制调解。因此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质疑。

第二种观点是“处分行为说”。这种学说从诉讼调解的实质内核观察, 对法院审判行为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认为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当事人相互协商, 经过谈判与利弊权衡, 最终达成协议解决争议, 以致诉讼程序结束。法院调解尽管是在法院主持下进行的, 但它不同于法院运用审判权以判决方式解决争议的活动, 它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的解决纠纷的活动, 当事人的合意是法院调解的本质。若无当事人之间的协商或达成协议的结果, 法院做再多的调解工作也无法达到目的, 无法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经过相互协商, 行使程序上的处分权与实体上的处分权, 是诉讼调解的必要条件。

“处分行为说”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调解与判决的不同性质, 指出了法院调解与判决的本质区别, 前者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严格适用作为审判获得正当性的基础;而后者则以追求当事人的合意为审判获得正当性的前提。对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审判行为说, 以及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但是这种学说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仅着眼于强调当事人行为在诉讼调解中的作用, 没有同时正视法院的行为和作用, 使法院调解和诉讼和解无法区别。

第三种观点是“审判行为和处分行为相结合说”。这种学说以全面的视角考察法院调解, 对法院审判行为说提出了批评意见, 认为应当从法院的审判行为和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两个方面全面观察诉讼调解藕节这一事物。法院调解如果没有当事人相互协商达成协议的行为和结果, 就不成其为调解, 与判决无异;入股没有法院主持调解工作, 也不成其为调解, 与诉讼和解无异, 因此诉讼调解的性质应当是审判行为和当事人处分行为相结合。该说主张, 应当从法院的审判行为与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两个层面去认识法院调解的性质, 应当把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看作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从人民法院的角度讲, 法院调解不仅仅是纯粹当事人之间私权的合意, 而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通过审判人员的说服教育, 使双方当事人明了法理, 知晓是非, 从而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审判行为与处分行为相结合说则既避免了处分行为说所面临的前述理论解释上的困境, 又避免了仅仅将调解视为法院审判行为带来的片面性, 不失为相对合理的解说。其实很多学术争议的解决方式就是中庸。作为两种学说的融合, 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学说, 倒不如说是两种学说相互扬长避短的结合产物, 具有二者之长而回避双方之短。

“就法院调解的诉讼属性而言, 它要求法院调解程序应当符合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 应当体现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如法官中立、程序的参与、程序对当事人的公开、平等对待等。就法院调解的合意属性而言, 其程序的设计要考虑协商过程的保密性 (不对社会公众公开) 、协商的环境要求、程序的可选择性、当事人本人参加、法律适用的开放性等合意解决纠纷的特征。值得关注的是, 于2004年9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有所体现, 如将调解过程是否公开的选择权赋予当事人, 体现了对当事人合意的尊重。”

本文认为“审判行为和处分行为相结合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 也从侧面体现了我国“法院调解”在实践和完善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即体现了法律正义和效率的协调统一。任何学说如果是片面的, 就不能海纳百川。而这种相结合的学说, 不是一味的中立, 而是互相补充、互相发展的作用着, 扬长避短以求完美。

因此, 看待法院调解的性质, 既不能单纯的认为是审判行为, 也不能只是一种处分行为, 而应该看成是两种行为的结合。在性质上的认识逐渐清晰帮助法院调解在更多更广泛的场合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法院调解必将逐渐完善, 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3].王怀安.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

论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 篇3

关键词：人民调解；调解制度；社会稳定

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在调解矛盾、化解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由于国家改革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法制进程逐步加快、公民诉讼意识日益增强，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定性

人民调解作为我国独创的法律制度，在当今社会经济文化极大发展的新时期有着不可动摇的调解基础性的地位、维持社会稳定与促进法治进程的重要作用，是保证我国和谐发展的“第一道防线”。

（一）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内涵

人民调解又称诉讼外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通过说服，促使当事人在平等协商基础上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

（二）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特征

人民调解制度有着诉讼不可替代的独特特征：

第一，人民性。人民调解员是由人民群众推选信得过的热心为群众服务，有政策法律知识的人担任的，他们调解的纠纷是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准司法性。人民调解是在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的司法活动，不是群众自发的活动。人民调解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且接受司法行政部门和人民法院的指导与监督。

第三，先期介入性。人民调解适用于纠纷产生的初期，其先期介入的特殊方式能够有效预防纠纷升级，把矛盾和纠纷消灭在萌芽阶段。

二、目前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存在的缺陷

随着人民法治意识的增强，诉讼案件在不断的增加，但人民调解的案件却在下降，其主要的缺陷有：

（一）人民调解协议的约束力、执行力较弱

人民调解協议的性质和效力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关于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法律规定对当事人执行调解协议的规定属任意性规范，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起诉到法院，法院通常也不予考虑调解协议，调解协议甚至不具有普通契约的效力。因此除了即时履行的协议外，凡涉及重要利益和长期履行的纠纷处理，当事人宁可通过诉讼解决，以避免调解不成的尴尬和达成协议后遭遇反悔的风险。

（二）调解的工作过程及方法存在问题

人民调解的工作过程和方法本身存在许多缺陷，削弱了这一制度的效用充分发挥。比如，调解人员与当事人往往居住在同一社区，容易受到各种利害关系的影响，难于保持中立性；人民调解在实践中存在的这些缺陷，往往导致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公平、适当和及时保护，从而造成调解工作的被动和无效。

（三）立法滞后

人民调解现有法律规定实际操作性不强，如调解程序具有明显随意性、调解员如何保持中立以及调解协议的内容和形式等。调解程序不公开和不规范，当事人无法获得程序性保障。各种法律、法规、规章之间不统一，人民调解的组织架构、调解协议效力等基本上由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调整，而这些恰恰使人民调解在性质和法律地位等根本问题上与上位法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人民调解发展的不确定和不规范。

三、完善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议

为了使人民调解制度更好地发挥作用，针对以上缺陷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制度的组织建设

基层人民调解具有利民便捷、低耗性、地域性等特点，其基础地位必须夯实。具体要求是：第一，根据《人民调解制度》中规定，夯实农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的实力；第二，人民调解委员会可由委员3人以上组成，实行主任负责制；第三，基层人民政府要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组织建设，派出专门人员经常到基层去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大力加强人民调解制度的宣传工作，对农村人民调解加强财政支持。

（二）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员的综合素质

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素质，要求人民调解员具有较高的思想道德水平，为人公正，能联系群众，有威信民望，与时俱进，根据社会发展变化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具体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定期例会学习、分析案例等多种方式，加强对调解人员的岗前培训，提高其法律政策水平、文化水平和调解工作技能。

（三）不断提升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

强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是保障调解工作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赋予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执行力问题上，可以借鉴仲裁制度中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凭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请求法院出具调解书，而法院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具有给付内容的法院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也可以直接以法院的审核确认书来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

人民调解制度关系到国家法治化建设的进程。我们必须不断总结和反思，吸取国外已经制定、颁布的调解法的做法和我国各地在人民调解工作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完善人民调解制度，通过立法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法律地位、调解原则和程序、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将其建立成一个完善的、独立的、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推动人民调解工作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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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恒勤.人民调解理论与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2011.

作者简介：

黄蕊（1988.11～），女，河北唐山人辽宁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

论人民法院调解 篇4

论文关键词 基层法院 交通事故 调解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因涉及身体伤害，触及当事人切肤之痛，与当事人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不仅需要法官精准的审判水平，而且需要法官在案件处理上给予受害者及其家属心理上的抚慰，更适合用和谐的方式处理。调解因具有处理时间短、工作效率高、社会效果好、节省司法资源的优势，在审理交通事故案件中适用调解机制，不仅能达到及时、高效、便捷的化解矛盾，而且符合诉讼的价值追求，做到案结事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必要性

1.交通事故案件数量逐年递增

截至2010年12月底，东莞市现有机动车保有量超过92万辆，驾驶人超过128万人，随着机动车保有量和道路里程的不断增长，道路交通事故呈现逐年上升趋势。2006年度，原东莞市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371宗；2007年度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610宗；2008年度受理交通事故案件4719宗。自2009年1月1日起，原东莞市人民法院撤销，新成立东莞市第一、第二、第三人民法院。2010年度仅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029宗，2011年度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454宗。

2.交通事故案件处理急迫性

交通事故案件大多涉及受害者身体需要及时救治，如果按照传统的审判程序时限处理，即使适用简易程序，解决一起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一审阶段约需三个月时间，若再加上二审及执行阶段，受害者拿到赔偿款大概需要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这对于急需等钱治病的受害者是无法承受的诉讼之痛。因此，寻找一种快速处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3.基层法院案多人少压力较大

以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民三庭为例，共有法官7人，2011年受理交通事故案件3454宗，已结案件3152宗，人均结案数为450.28宗。因此，基层法院适用调解机制能够节约司法成本，缓解案多人少压力。

（二）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可行性

1.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特点

交通事故案件涉及的案情一般比较简单、涉案标的额相比其他民商事案件较小、法律关系较为明确、赔偿标准比较明确具体，而且交通事故案件具有偶发性和车辆购买保险的特点，保险公司是主要的赔偿义务主体，比较适合调解。

2.交警部门前期处理，当事人具有调解意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前，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作为交通事故案件提起诉讼的前置必经程序，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处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交警部门具有多年丰富的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经验。交通事故案件经过交警部门的勘查，询问调解意愿，事故责任认定等一系列过程，到法院受理阶段，一般经历了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受害者或者受害者的家属，其希望得到赔偿、抚慰的心理更加迫切，希望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处理，因此希望调解的意愿更加强烈。

二、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困难及不足

（一）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困难

1.保险公司调解意愿较低或参与调解人员权限不足

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赔偿义务人，保险公司同意调解是调解成功的关键因素。但由于保险公司为了追求利润，除非降低赔偿数额，否则保险公司拒绝调解。同时，由于保险公司内部制定的赔偿标准低于法定的赔偿标准，且较为苛刻，如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赔偿，医疗费扣除社保用药等等，在法院审理中在证据充分的前提下，是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医疗费并不扣除社保用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法院要求原告调解的话，有可能损害原告的利益。这样造成了调解难度的加大。另外，参与调解的多为东莞本地的保险公司，东莞本地的保险公司多为分公司或者中心支公司，受省级保险公司的分级管理，赋予的调解权限不足。而且，参与调解的保险公司授权人员多对调解程序不尽熟悉，并且公司授权范围也较小，调解难度较大。

2.交警部门与法院审判标准未统一

交警部门对如何划分事故责任及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对于相关赔偿标准的掌握不一定清楚。在审判实践中发现，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以交警部门的答复作为抗辩，如责任比例的问题，车辆与行人相撞司机与行人负同等责任，交警答复是各赔偿一半，这是与法律规定相矛盾的。这样导致调解时，当事人不知应该听法官的还是交警的，导致调解不成。

3.基层法院之间审判标准未统一

基层法院的审判标准不统一，虽然东莞市三个基层法院对交通事故案件的审判标准大部分是统一的，但在一部分证据认定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东莞市周边各地的赔偿标准差别较大，如佛山市，当事人在城镇居住满一年以上且有固定收入的，赔偿标准是按照城镇户口计算，并且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一个案件中一并处理。在深圳市，精神损害抚慰金是按照伤残等级来确定的，一个伤残等级是10000元，而在东莞市是一个伤残等级5000元。不同地区按照不同标准进行赔偿，这样就导致了“同命不同价”现象，当事人心理落差很大；法院进行调解工作时，很难取得当事人信任，调解工作较难开展。

（二）基层法院审理交通事故案件存在的不足

1.审判力量需要进一步加强

交通事故案件的调解因涉及当事人人数众多，法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居中调解。但对于一个法官有时候一天要安排六个庭审，在每个庭审半个小时的紧迫时间内，在下一个案件的当事人在庭外等待开庭时，法官很难抽出更多的时间予以调解。由于案多人少，每个法官的时间有限，也成为调解难的一大原因。

2.法官调解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东莞市基层法院是非常年轻的群体，法官平均年龄在三十多岁，以东莞市第二法院为例，截至2010年11月法官平均年龄是33.6岁。很多法学专业的学生一毕业就进入法院系统，为法院注入年轻的活力。不少年轻法官对法律的规则及程序有着清楚的学理认识，更注重法律的审判流程，不注重调解，认为判决更能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由于年龄阅历和工作经验的不足，年轻法官较为缺乏调解的经验和技巧。

三、提高基层法院交通事故案件调解的对策分析

（一）加强与保险协会的沟通，促其认识到调解的重要性

1.加强与保险协会的沟通，宣传调解的优势

保险公司作为主要的赔偿义务主体，法院应向其宣传调解的好处，提高其主动参与调解的积极性。对于保险公司来说，调解的好处有：（1）减少理赔环节。交通事故的交强险和商业险在东莞地区的审判实践是分案处理，是车方赔偿给伤者之后再向保险公司索赔第三者商业险，若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时，车方需向法院另案起诉保险公司。如果是调解的话，在调解过程可以达到交强险和商业险同时处理，避免了车方在赔偿给伤者之后再次向保险公司索赔商业险，减少了保险的理赔环节。（2）节省理赔成本。根据保险公司的商业性质，一般来说，保险公司接受的调解方案是协商赔偿金额低于法院判决金额。原告方是用减少的金额换取保险公司的快速赔偿，因此，调解对保险公司是非常有利的。（3）节约司法资源。调解的及时高效，不仅当事人可以节省诉讼费和律师费，而且可以及时领取赔偿款医治伤痛，降低诉讼成本。并且，对于案多人少的基层法院来说，可以节约出宝贵的司法资源处理重大疑难案件。

2.对保险公司进行普法宣传，促其统一内部赔偿标准

保险公司不愿调解的一大原因是误认为调解的赔偿金额高于保险公司内部的赔偿标准，保险公司不仅不通过调解方案，反而影响了调解人员的业绩。其实保险公司内部制定的赔偿标准部分不符合法律规定，过于苛刻严厉，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支持。法院对保险公司进行普法宣传，对其理赔人员予以指导，使保险公司内部赔偿标准与国家法律相统一，这样理赔人员的授权范围也会得到扩大，进一步促进保险公司的调解意愿。

3.参与保险协会评价活动，敦促保险公司主动参与调解

法院参与保险协会对保险公司的评价活动，对积极参与调解的保险公司和调解人员予以表扬和鼓励，在一定程度上，敦促保险公司主动参与调解。

（二）加强与交警部门的联动，共同促进调解工作开展

1.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统一法定赔偿标准

法院应加强与交警部门的沟通，对处理交通事故调解的人员进行法定赔偿标准的指导，对负责调解工作的交警予以培训，促使交警部门与法院统一赔偿标准，有助于调解工作的开展。

2.交警部门调解成功，法院给予司法确认

交警部门在调解成功后，应告知当事人及时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由法院出具裁判文书，赋予调解协议法律强制力。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内容时，另一方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便捷快速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同时，达到充分保障自身权益的目的。

3.交警部门调解不成功，应给予当事人权利保护指引

双方当事人在调解不成功时，交警部门应及时指引当事人保护自身权利，比如向法院申请诉前保全、先予执行等诉前保护措施，以保护自身权益。

（三）进一步加强基层法院调解能力

基层法院调解能力的加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统一基层法院之间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

如前所述，由于周边基层法院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不统一，造成部分当事人不愿意调解。鉴于此种情况，应统一基层法院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在一定条件允许下，在上级法院的指导下，全省或者部分地区基层法院开展联席会议，统一全省或部分地区的交通事故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如珠三角城市统一交通事故案件的赔偿标准和证据认定标准，以促进调解工作的开展。

2.加强法官培训，提高调解能力

法院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提高法官调解能力：一是培训法官调解能力，邀请法院调解能手或者调解学术专家一起探讨调解方法及技巧。二是树立正确的调解观念，正确看待调解，不可轻视调解工作。

3.设立人民调解员机制，吸收公民参与调解

设立人民调解员机制，吸收优秀的公民参与到调解工作中，社会各界热心的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公民均可参与调解，包括退休法官、退休检察官、律师、保险理赔员以及具有多年调解工作经验的社区委员、具有调解经验的村委会委员或者其他行业的调解员，人民调解员由于具有较多的社会基层调解经验，调解更加亲切，更能深入当事人心中，增强当事人的同感及信任，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吸收公民参与调解，也是体现司法阳光化的一项重要措施。

4.加强理论研究，为实践提供指导

众所周知，理论指导实践，反过来，实践也能促进理论的升华。为了更好的做好调解工作，提高法官的调解能力，法官必须注重调解的理论研究。在工作时间中不断积累调解工作经验，并形成一定的学术成果，为同行提供参考，为调解工作贡献力量。

四、结语

人民调解员调解技巧 篇5

调解民间纠纷要准确把握纠纷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情节以及原因是民间纠纷的五大要素。及时了解和掌握这五大要素是做好各类民间纠纷调解工作的基础和前提。也可以说，掌握好这五大要素是调解好民间纠纷的最基本、最关键的技巧。

一、时间要素运用技巧

民间纠纷所涉及的时间问题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纠纷发生的时间；纠纷持续的时间；调解纠纷的时机。民间纠纷发生的时间往往具有季节规律，它是调解人员做好预防工作所必须掌握的。民间纠纷持续的时间，往往说明了民间纠纷的复杂程度和调解工作的难易程度。对于这类时间长、隔阂深、问题比较复杂的纠纷，调解人员要做好持续作战的准备。调解纠纷的时机，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对于持续时间长久调未决的纠纷，调解人员要选取最佳时机再一次进行调解；二是指在调解纠纷的过程中，调解人员要把握好说话的时机。

如何实活把握调解纠纷的时机呢？首先，在调解时不要急于求成而是要反复调查研究，耐心细致做工作，抓住有利时机稳妥解决。如果遇到当事人不懂法时应当先宣传有关法律，循循善诱，积极疏导，进行调解。如果遇到当事人冲动发火不冷静时，不能强行调解，这样是起不到调解的作用的。应等待时机再行调解。-1-

其次，根据谈话的环境和当事人的心态决定谈话的内容。特别是批评教育的话，提出要求的话，更要注意说话方式和说话时间，以免引起当事人的反感和敌视。

二、地点要素运用技巧

受生活环境和传统习俗的影响，发生在不同地方的相同民间纠纷，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譬如：同样是因为建房时所建房屋高于邻居家的房屋而引起的房屋纠纷，在发达的农村地区，邻居往往会因为采光权受影响而与建房者发生纠纷，大多表现为争吵；而在落后且封建迷信思想严重的农村地区，邻居往往会以自家的风水受影响而与建房者发生纠纷，发生打架斗殴的概率大大增加。调解人员只有熟悉掌握地点要素，才能因地制宜，采取行之有效的调解方法。

纠纷发生的地点不同，纠纷态势的发展程度就会不同。例如：婚姻家庭纠纷，如果是发生在家庭之外，其严重性就会增加，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就要升级甚至已经升级，调解的难度也就会增加，而如果发生在家庭内部，问题也许会比较容易解决。因此，纠纷发生的地点不同，调解纠纷所要采取的对策也要随时调整、改变。正确掌握纠纷发生的地点要素，便于正确选择适当的调解方法，也便于灵活运用其他调解技巧。

三、人物要素运用技巧

纠纷的主体是双方当事人。调解纠纷实际上是调解人员对双方当事人所做的疏导、说服工作。由于自然状况、社会阅历、文

化素质和道德观念的差异，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个性特征的当事人对纠纷和调解人员的工作会有不同的看法。如外向型性格的人感情外露，内心想法会很快通过表情和行为表现出来；而内向型性格的人感情深沉，内心想法不易形于色和付诸于行动。这就要求调解人员善于察颜观色，通过分析纠纷当事人的表情、言语和行为，异清楚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再如，文化水平、法律素质高的人，其自我调节能力较强，纠纷心理不容易形成，即使形成也不易外化为纠纷行为。如果这类人与其他人发生了纠纷，他们对调解员有道理的话容易听得进去，也能理解调解员的工作并给予配合；反之，文化水平、法律素质低的人，其自我调节能力较差，纠纷心理容易形成并容易外化为纠纷行为。对这类纠纷当事人，调解人员就必须多花功夫，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法律和政策讲清楚、讲透彻。针对这种类型的当事人，平时的帮教工作和回访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

总之，调解人员只有把握了纠纷当事人的个性特征，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针对性的采取各种调解方式和方法认真讲解法律，攻心为上，破当事人的种种心理障碍，以达到息事宁人的目的。

四、情节要素运用技巧

纠纷的情节要素主要是指纠纷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的真实情况。纠纷的萌芽、发生、发展乃至激化的全部事实经过、纠纷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各有哪些过激的语言和行为、甚至双方当事

人各自的企图、动机和目的等等都是调解纠纷的事实依据。掌握充分的事实依据，做到有备无患，打有准备之战，对于蛮不讲理、死不认账、心存侥幸的当事人，调解员出示真实全面的事实证据，可以起到威慑当事人，促使其低头认错的作用。而对于心存疑虑，有所顾虑的当事人，一个充分掌握纠纷情节的调解员更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和配合。对调解人员来说，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掌握这些事实依据，才可以在调解中灵活运用多种多样的调解方法，继而使当事人双方心服口服，使纠纷顺利得到解决。

五、原因要素运用技巧

论人民法院调解 篇6

实施二十周年活动情况总结

按照县人民调解员委员会的部署要求，为纪念《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实施二十周年，大力宣传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积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公德意识。6月17日，镇司法所集中开展了纪念《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施行二十周年人民调解专项活动，此次专项活动形式多样，收到明显效果。现就有关情况做如下简要汇报：

一、活动的指导思想

此次专项活动以《条例》发布实施二十周年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服务群众、关注民生为宗旨，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员的作用和优势，积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并通过调解活动宣传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通过人民调解专项活动，预防和化解一批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矛盾纠纷，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公德意识。

二、活动的主要做法和活动进展情况

1、精心筹备，周密安排，做好“动员部署”开篇文章

镇司法所在接到县开展纪念《条例》实施二十周年专项活动之后，立即召开会议，就我镇如何贯彻、实施这一“活动”做了初步的分析、研究。为全面启动此次活动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情和积极性。

2、大力宣传、营造氛围

在全镇统一动员的基础上，又全力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一是设立了宣传站点，展示宣传展牌，播放法制宣传音像制品，大力宣传《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及《宪法》、《刑法》等法律法规。二是精选了《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民法》等法律法规条款和具体案例，并印发了500多张法律明白纸。同时，组织普法工作者面对面地向广大市民宣传宪法和国家的基本法律，并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进行详细讲解。三是设立了法律咨询服务站，现场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在服务站周围，广大群众踊跃咨询，法律服务工作者们详细解答，仅一上午时间，就现场为群众解答涉及宅基地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人身损害赔偿、妇女维权等二十多个法律政策问题。

3、全面细致、重点突出，排查到位。在对矛盾纠纷的具体排查工作中，我们强调了：“深入、细致、全面、力避死角”的十字工作方针。具体做法是：双线并行，齐头并进。所谓“并行”是指我们司法所与各村（居）的排查同时进行；所谓“并进”则是指司法所不搞孤军作战，而是和派出所、土地、城建、民政等部门同志相互配合，并在他们协助下，在各村进行普查的基础上，积极选择重点区域、重点情况、重点人群、进行重点排查，突出重点，以点带面，深入开展工作。

三、工作中的不足

1、下沉力度不够，未能全面掌握一线工作情况，对基层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滞后。

2、思路不够开阔，调处方法过于简单而缺乏技巧。

3、重视力度不足，尚未形成“大调解”工作格局，影响了活动向纵深推进。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此次活动结束后。我们将继续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在机制建设上狠下功夫，创新大调解机制，构筑大稳定格局。具体分作三个方面：

一是联动调处机制。按照信息联网、部门联手、上下联动、条块联合的原则，对涉及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矛盾纠纷，或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在镇司法所的统一组织下，实行各涉案单位共同调解、联合调解方式进行调处。

二是配套调处机制。即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应与基层法律服务配套，与律师参与配套，与公证确认配套，与法律援助配套，与法制教育配套，切实为群众提供便利、及时、周到、全面的调解服务。

试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 篇7

一、人民调解工作的价值

1、符合群众利益

我国古代社会崇尚和谐, 儒家的理想就是实现“无讼”的社会。这一传统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 特别是在农村中。大家生活在一个即使不算是纯粹的“熟人社会”, 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 他们不仅关心当前问题的解决, 还希望问题的解决不影响后续的彼此之间的关系, 在他们的眼中,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尽管“半熟人社会”中, 这些因素的作用渐渐退去, 至少从当前看还是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的。因此, 对于这些纠纷采取人民调解的形式, 通过一种诉讼外的方式来达到化解矛盾的目的, 这种方式既调解了群众之间的矛盾, 又不至于让大家撕破脸皮, 因此, 人民调解工作符合群众利益。

2、具有民主法治精神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居民群众的自治性组织, 人民调解委员会通过对矛盾纠纷进行调处, 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立起沟通渠道。当人民之间出现矛盾时, 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可以防止国家权力对人们社会生活的过渡干预, 在纠纷调解的过程中, 人们也可以更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意愿, 自主做出妥协和让步, 从而使解决结果更加符合自己的真实意愿。因此, 人民调解工作是具有民主法治精神的, 有助于维护公民个人自由, 有助于维护公民个人权益。而且人民调解工作本质上也是一种对基层群众的教育和管理工作, 在我国, 人民调解是基于社会调整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治理手段。

3、妥善处理纠纷缓解社会矛盾

人民调解工作还有助于妥善处理纠纷, 缓解社会矛盾。因为经济和社会的转变,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日益复杂, 出现矛盾和问题的几率自然也会加大。如果这些矛盾和纠纷都诉诸法律, 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则必然会在财力、时间等方面增加费用, 而且在诉讼的过程中双方之间的关系也更加可能出现恶化。从这个角度来看, 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方式更有助于妥善处理纠纷。同时, 人民调解组织更接近群众, 也较为熟悉纠纷双方, 通过化解矛盾, 可以消除积怨。一些积怨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处理, 有可能会转化为仇视社会的行为, 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 有时甚至会影响社会的和谐安康。因此, 人民调解工作对于社会矛盾的解决起到特殊的作用。

二、新时期做好人民调解工作的对策

1、完善人民调解组织

要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首先就需要完善人民调解组织, 主要是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 事业单位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并存, 以及一般与专业结合的人民调解组织。在市一级, 成立人民调解委员会, 并针对一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 比如医疗事故、劳动关系等, 成立专业调解委员会, 将那些品格端正、经验丰富、具备较高法律素养的人吸纳到专业调解委员会中来, 构建专业化的调解队伍。同时, 政府还要鼓励社会力量来“办调解”, 除了事业单位之外, 还要发动群众的力量, 特别是那些离退休法官、检察官、律师等, 这些人之前从事的工作跟调解工作相关, 关键是具备扎实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工作经验。如果这些人能够以合伙制等方式开办人民调解服务所之类的, 必然可以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大展拳脚。在乡镇层次, 还要通过资源整合, 来构建大调解格局。在村级层次, 要配备调解委员会主任, 设立专职调解员, 使人民调解员由“岗位兼职”变为“社会岗位”, 提高工作效能。

2、做好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

为了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还要做好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之间的衔接问题。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都是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 而且每种方式都有自身的优势和劣势, 因此, 要在几种方式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 实现总体效用的最大化。在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之间,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主动与相关职能部门联系, 在公安派出所、信访等部门设立人民调解窗口, 鼓励人们通过人民调解这种成本相对较低的方式来化解纠纷, 同时也减轻了行政部门的负担, 使行政部门可以更加专注于其他行政职能的履行。在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之间, 要建立诉前调解机制, 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窗口”, 在法院立案之前通过立案庭的宣传将人民调解的优势告知当事人。在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 通过人民调解的方式来化解矛盾, 解决纠纷。在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体系, 使矛盾能够通过适当的途径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之间有秩序地化解时, 整个矛盾解决机制的效能就是最大化的。

3、配备充足的人民调解经费

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是非营利性的, 在处理案件时是不向当事人收取任何形式的费用, 尽量节省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这个意愿是好的, 但长期以来也导致了人民调解工作经费的欠缺, 而在当前经费欠缺已经成为影响人民调解工作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一问题在落后贫困地区更为严重, 因此, 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成为必然的选择。首先, 将人民调解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 为调解工作提供物质保障。有了物质保障, 业务经费支出才有保障, 人民调解员的福利待遇也才能保证, 人民调解的设施、设备等也才能改善。除此之外, 还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员和调解组织的激励力度, 设立调解奖励机制, 根据处理案件的数量和质量给予工作人员相应的物质奖励。

三、结语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项独特的制度, 在我国具有悠久的传统, 在基层纠纷解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在维护社会稳定、解决不太复杂的矛盾纠纷方面。因此, 人民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是认同的, 支持的。当然,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各种社会关系日益复杂, 人民调解工作本该大展拳脚, 但却出现了萎缩的局面, 人民调解工作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因此, 要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 从根本上认识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性, 并在此基础上, 从组织完善、经费保障等方面提出改进我国人民调解工作的对策和措施, 使人民调解在新形势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充分显示这一“东方经验”的魅力。

摘要：人民调解工作在当下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维护群众利益、彰显民主法治精神、妥善处理纠纷和缓解社会矛盾方面都起着正面的作用。新时期, 为了进一步做好人民调解工作, 要积极完善人民调解组织, 做好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 并为人民调解提供充足的经费。

关键词：人民调解,群众利益,民主法治精神,调解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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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范愉.社会转型中的人民调解制度——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调解组织改革的经验为视点[J].中国司法, 2004 (10) :55.

论人民法院调解 篇8

胡总书记2011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提出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建立健全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相结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作为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这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早在2003年，为进一步强化新时期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召开人民调解工作专题座谈会，提出建立“探索诉讼调解工作在法官主导下适度社会化的新模式”，选定普陀、黄浦、长宁等区进行试点，试点法院在“案件立案后庭审前，可将部分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的纠纷，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委托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如果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能够有机地结合，形成一种有效的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机制，不仅可以将争议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而且可以达到和谐息讼，终止纠纷的理想状态，更有利于减少甚至合法消除无休止的上访现象，从而使社会达到持久的和谐状态。这就是本文的目标和宗旨。

根据我们对已经试点的普陀、黄浦、长宁和浦东新区法院进行的调研，通过分门别类召开主审法官、司法调解员和街道人民调解员的座谈会和访谈的形式，查阅相关案例文本和调解协议书，面谈部分通过双调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发现人民法院主导型的“诉调对接”，在当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发展中独树一帜，作用突出。法院在“诉调对接”工作中，扮演构建协调机制的统筹者、机制运行的协调者及制度层面保障者的角色。浦东新区法院与浦东新区的梅园和潍坊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方面有着长期的合作实践，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宝贵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一、 目前上海市双调对接中心的运作模式和成效

1.运作模式

首先是调解格局。目前上海诉调对接中心通常由区法院设立“诉调对接中心”与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办公地点直接与法院立案庭相邻。诉调中心主任通常由区法院任命民庭副庭长或资深法官担任外，法院还聘请退休的资深法官及邀请区司法局选派人员担任中心副主任，协助主任管理中心的办案业务和日常事务，同时基本上形成了包括专职调解员调解、退休法官调解、行政调解在内的诉调对接“大调解格局”，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通常由司法局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发放。以普陀法院为例，诉调对接中心现共有专职调解员14人（其中包括退休法官4人、人民陪审员4人，社区法官3人），另外还与公安交警等部门合作，成立了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形成了综合大调解格局;二是调解人员除资深法官担任调解员外，对聘请的调解员都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司法专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其三是案号规范化，中心一般都设立案件检索系统：如普陀法院的诉前调解立案号，从原来的缴字号、预字号，现统一规范到“诉前调字号”，并在院办公室及立案庭帮助下设立了案件检索系统，随时方便调解员及当事人查寻。

2.工作成效

从调解范围看，纠纷调处类型趋于多样，如普陀区院调解工作室诉前调处纠纷案由2008年8种到2010年1月已达25种，目前已包含所有民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涉少等案件，较2008年案由种类增加了三倍多;从工作成效看，现有的对接中心通常为法院工作减负明显，分流民事纠纷案件近三成：以普陀对接中心为例，2010年中心包括诉前调解、审前调解在内，共接受各类法院委托调解纠纷5843件，调解成功2728件，真正实现了以“调”止“诉”的目的。同时快速提升纠纷化解率：如普陀中心诉前纠纷平均调处周期为10.2天，相较于民事案件通常需要50天左右的平均审理速度，缩短了约80%的时间，且接近七成纠纷在7天内调解成功，远低于市高院关于委托调解的期限规定。上海其他区级法院也因为诉调对接中心的有效工作而极大减少了工作负担，同时矛盾和纠纷也能得到较早较快的解决。

3.相关经验的总结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和其他区人民法院与其所辖区人民调解庭有效的联动合作经验，重点考察了庭前调解制度、委托调解制度和庭中调解制度的运行和效果。庭前调解制度是指将人民调解设定为法院调解的前置条件。即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和邻里之间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必须首先申请人民调解。因人民调解无效或超过人民调解的范围或能力的，由人民调解员出具书面受理结果，然后当事人才可以去申请法院调解或诉讼；委托调解制度是指由人民法院将某些已经立案的较小的民事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委托所在区域的人民调解庭预先调解，将矛盾和问题通过人民调解先行化解。法院可以根据所在辖区的人民调解庭调解的能力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劝说当事人先行人民调解，这样既可以节省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的司法成本，也可以维护当事人双方的情面。庭中调解是指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直接将人民调解作为法院调解的一部分。即由调解法官决定是否直接邀请所在辖区的人民调解庭参与调解已经审理的案子。最终形成一套有效的系统的双调对接机制。目前，上海区级法院设立的诉调对接中心受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法院通过立案庭委托的庭前或诉前调解。

二、仍然存在的问题

1.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

根据2011年元旦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2条规定: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法在两种调解对接上有个新规定，即第33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生效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但法条并没有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去申请司法确认，使得案件没有终结。鉴于没有经过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书都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的，当事人都有反悔的权利和可能，这样人民调解协议书达成后仍然有不少反悔案件，因此案件并没有完全终结。

2.关于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资待遇的问题

目前上海市区级法院设立的双调对接中心的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人民调解员，有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仅凭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专业水平和法学理论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在转型期间我国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涉及的案件越来越复杂，新的法律不断出现，旧的法律也在不断修改，比如最近最高院关于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离婚案件中房产分割纠纷案件的调解和审判影响甚大，这就要求调解员要不断跟上形势，掌握新的法律知识和精神。

同时由于调解的案件不断增加，调解的工作量也迅速加大，而调解人员待遇普遍过低，以普陀双调中心为例，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津贴共为1420元/月，而工作量却相当大，这样不利于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关于双调中心体制完善的问题

目前上海各个区级法院已经先后建立了双调对接中心，但是各个对接中心的队伍建设和办公设备的配制是不尽相同的，工作效果和成效也不尽相同。由于体制的问题和领导重视的程度不同，使得有的对接中心工作弱化，可有可无；更有些中心有名无实，徒有其名，难以实际运作。

三、建议与对策

1. 关于调解书的法律效力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由于人民调解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签字后，仍然可以申请仲裁或上诉到法院，纠纷或案件可能并没有终结。但经过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诉讼和司法成本，而且能够保障协议的有效执行，是运用法院机制对人民调解给予支持的重要保障性措施。但《人民调解法》第33条只是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可以”申请法院确认，而不是“必须”申请法院确认。因此特建议将第33条中的“可以”改为“必须”，将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权改为一种义务。

为减少和降低人民调解协议的反悔率，尽早尽快终结案件，因此特建议:制定《人民调解法实施办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已经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双方都必须申请法院确认，申请司法确认的费用可以免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31规定:“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

申请司法确认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但不是所有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都能获得法院的司法确认，而必须根据调解协议书的合法程度和专业质量，法院可以依法并有权决定是否给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司法确认。只有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才具有法律强制力。

2.关于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资待遇的建议

针对目前双调对接中心的调解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因此特建议:双调对接中心的所有未曾做过法官的兼职调解员，都必须经过相应的培训和考核取得上岗证书，以提高调解队伍的专业水准，可考虑制定调解员工资分级制度，将调解员分为资深调解员、一般调解员和助理调解员三类，制定各类调解员的岗位要求和工作职责。

同时鉴于双调中心的调解员工资待遇普遍较低的现状，因此也特建议提高现有诉调中心调解员的工资津贴标准，将工资与级别挂钩，同时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照调解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建立绩效奖励机制。

3.关于完善现有双调对接中心制度的建议

首先是各个区级法院必须高度重视双调对接中心的工作，在人员配置、办公场地和设备方面要给于应有的重视，同时要将各个区级法院的双调中心是否能够有效地正常运转，纳入到区级法院和同级司法局的工作考核当中。以使双调对接工作长效化和制度化。

4.在完善现有的诉调对接机制的前提下，完善多元调解机制，充分发挥多元调解机制在化解矛盾和纠纷中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除了要求人民调解协议书必须申请法院的司法确认外，鉴于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数量巨大，还特建议可以由立案庭或案件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根据案情程度依法决定，并征得案件双方当事人的书面签字同意，由法院委托所在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通过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直接由法院书面给予确认，并视同于法院调解的协议书，其协议书具有终结案件的法律效力;其三是应法院邀请的人民调解员参与庭中调解，其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应该视为法院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和实施的强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