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联动社区自治(共4篇)
(一)研究背景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后,基层社区治理模式面临新的变化,原来由单位包办一切的福利模式不复存在,各类转移出来的职能落在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肩上,政府将部分管理职能交给社区来做,与此同时社区的发展为社会组织的培育,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承接政府职能转移提供了有力条件。鉴于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需求逐渐多元化,以往传统的公共服务着重社会经济方面,忽略了民众的需求。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日益增多,传统的公共服务已经难以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社区内迫切的需要一些专业社工人才,为居民提供专业化服务。近年来,各类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现。这些都为“三社联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2015年10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全国社区社会工作暨“三社联动”推进会上明确提出:力争到2020年,绝大部分城市社区和多数农村社区都能形成及时回应居民需求的社区服务体系,每个城市社区至少有10个以上、农村社区至少有 5 个以上社区社会组织,有专兼职专业社工或接纳民办社工机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达到社区社会组织更加活跃、专业社工作用更加明显、城乡社区更加富有活力。可以预见的是,5年之后,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将会焕然一新,特别是社会服务方面将会有质的提升。从2015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尝试在社区治理中运用“三社联动”模式。
(二)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将基于笔者在社工机构实习时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参与项目实施的经验,具有较强的直接性、实践性和经验性。除了自身经历之外,还将总结国内不同地区极具代表性的“三社联动”模式。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虽然已经开始探索,但仍然处于探索阶段,结合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在金川社区的实践,总结“三社联动”在社区治理中的成效,找到社会工作专业发挥专业的空间以及在社区中如何调动社区、社工和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来促进社区发展,期待这一社区治理的模式能够运用到其他社区的治理中。
二、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创新社会治理的变革,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成为创新治理的重要着力点。巴彦淖尔市“三社联动”是政府牵头购买服务,社区提供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为专业支撑,最终满足居民需求,在社会组织引入外部资源和社会力量之后,社工提供专业化、有针对性服务,把矛盾化解在社区、把多元服务供给实现在社区的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服务供给方式和全新的社会动员机制。金川社区的实践覆盖丽水社区、丽景社区、锦绣社区、今日尊府、江南华府、明珠城、北欧印象、河套书院等8个社区,社工机构深入社区,以地区发展模式为理论基础,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参与社区建设。在这个过程中建立项目运行机制以及社区照顾体系,为之后社区治理提供可持续的运行模式,达到社区治理可持续的效果,以便将模式推广到其他的社区治理中。
其目前,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在“三社联动”模式的选择上面,而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运行机制并不相同,如何根据地区情况,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和策略才是关键所在。“三社联动”机制作为一种探索社区治理的新路径,是创新民政工作,提升社会治理的一种新举措。本文以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将参与社区治理的各个主体看成是在一个社会系统之中,总结“三社联动”各方在参与社区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可行性的建议,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三、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深入研究与“三社联动”和社区治理相关的国内外文献,总结社区治理经验,研究“三社联动”机制推进社区治理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大量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
(三)比较研究法
通过比较国内典型城市社区中的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优缺点,试图为巴彦淖尔市社区治理提供有意义的启示和借鉴。
(四)访谈法
笔者通过参与巴彦淖尔市金川社区“三社联动”社区服务的实践,直接与三社联动中的各个主体进行对话,通过访谈的方法获得第一手资料。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西方是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发源地,西方社区治理研究主要涉及从公民治理视角研究社区治理的内涵和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治理的灵魂工作[2]。海伦·苏利文(2001)提出了社区治理的三大核心主题,即社区领导力、促进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管理、培育社会资本[3]。
青木昌彦(2002)认为社区中产生的自愿组织,最主要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公共产品本身,而是社会资本[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盖茨(1999)在《社区治理》中提及,城市社区治理作为一个复杂的治理结构,政府和社区之间的关系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政府、社会团体和公民要团结合作、平等协商,共同承担职责和分享权力[5]。
博克斯(2005)在《公民治理:引领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把美国社区治理模式称之为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并认为社区治理和公民治理是等同的,其目的就在于给美国社区治理打上民主化的烙印[6](P.7-9)。
L.M.Mantel 和J.D.David(2006)则认为社区听证会为居民提供交流的场所和相互了解机会,听证内容主要是关于社区公共利益、社区居民普遍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在消除分歧,达成共识,推动社区治理方面发挥巨大作用[7]。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主要着眼于治理结构、管理模式及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理论研究,这与百年以来他们长期开展社区研究所形成的学术积淀是有很大关联性。从中可以看出,国外的社区治理的研究有着良好的基础,拥有特定的机制和环境,所以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且与社区治理联系紧密。其研究方向围绕具体的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展开研究,密切注意社区的发展变化,同时社区发展中的资源挖掘也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夏建中(2012)认为社区治理的定义是在接近居民生活的多层次复合的社区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8](p.100)。王敬尧(2006)提出了在社区建设中的参与式治理方式[9];吴群刚(2011)等以北京的社区治理为例,探讨了基层社区服务管理的创新和实践[10](P.1-3)。
我国学者潘小娟(2004)认为“在社区建设中非常主要的是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三者之间的关系,三者需要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合理分工,有序互动,从而将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的出现的概率降到最低,避免造成制度性缺陷和矛盾”[11]。
我国学者冯玲、李志远(2012)认为“资源配置是影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提倡要多元主体参与资源配置,提倡多个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全方面参与社区服务”[12]。
魏娜(2003)认为“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的共同努力实现社区三个层面的转变,即改善社区环境、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将促进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建设与治理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通过以上对国内外文献研究的梳理来看,社区治理理论具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而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多元化的方式和发展“三社联动”机制是分不开的。
(二)关于三社联动的文献研究 1.“三社联动”的概念界定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三社’是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方面联合行动、互相促进,实践各自职能和获得共同发展的过程。‘三社联动’就是在三方理性基础上的联合行动,是在寻求共同目标和最大共识基础上的协作与合作”[15]。
叶南客(2010)将“三社联动”定义为: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的“三社联动”,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并提出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导性、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5种“三社联动”类型;并在相应理论支撑下,提出了推进“三社联动”的发展战略[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王华(2014)认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者之间的互动,其中社区是社会组织与社工活动的场域,社会组织是承载项目运行和提供服务的主要机构,而社工则是从事一线服务的主要职业人员,三者联动有益于整合社区资源,形成合力服务于民族地区”[17]。
介于对“三社”概念界定的不同,“三社联动”目前有三层含义:第一将“三社”均视为工作主体。社区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应该是独立注册的服务机构,社工则是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此解读,社会治理背景下的“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及其工作者)基于平等原则的互动,在应对集体事务的过程中,三个主体相互依赖、各依优势、加强对话、伙伴合作,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二是将“三社”视为多维概念。社区是由若干具体议题组成的实践场域,社会组织是具体服务的载体,社工则指社会工作方法。基于此解读。“三社联动”就应该是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工机构针对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和需求,运用社会工作方法提供相应服务。三是整合前述两者的内涵。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工机构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基于平等原则进行伙伴式互动,疏解社区民众的具体问题,满足其需求,以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18]。2.“三社联动”的模式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才(简称“三社”)的基础作用日益凸显,政府开展的公益创投推进了“三社联动”,社区、社会组织及专业社工能够形成较好的协作关系,不仅共同推进了公益项目的良性运作,还进一步丰富了“三社联动”工作机制的内涵[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在政府的领导下,专业社工介入社区建设和发展,社会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社区居委会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从而构建社区管理的新形式[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对地方实践的经验总结,归纳出“三社联动”的五大元素,分别是:当地政府的规范引导、社区居民的动员参与、社会组织的服务管理、专业社工的指导带动以及社区体制的创新变革,同时,由于对社区、社会组织化及社工的不同解读,“三社联动” 围绕以上五个元素,结合地区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出不同的模式,将其归纳为以下五种模式[21]:内需驱动型、政府主导型、项目引领型、理念践行型、体制创新型。
李文静、时立荣(2016)对“三社联动”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进行了总结归纳,将其分为一是社会组织委托型,二是社工机构服务型,三是项目指导型[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江干区按照“分类指导、分类管理、分类建设、整体推进”的思路,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重点,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着力构建以社区为基础、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者为支撑的“三社联动”服务管理模式,逐步形成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互联、互动、互补”大服务工作格局[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
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叶海波(2013)在“三社联动”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上,以泰州市“三社联动”的实践为例指出健全“三社联动”机制,搭建四位一体社区社会组织平台、探索三级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模式、在“双工”联动基础上提升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水平、最后完善相关的工作机制助推社区社会组织健康发展[25]。
陈跃(2012)在研究了美国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运作机制后,提出了如何创新张家港市社会服务的建议。他认为,发挥社区自治,提供社区服务;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承接公共服务;壮大社工人才队伍,关注介入社会问题,是创新开发社会服务领域的总体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三社联动”需要通过政策制定、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建设来推动形成由下而上、内外互动的联动形势[28]。“三社联动”机制的构建,要在明确“三社”的角色和各自职能的基础上,在地区和社区两个层面构建起社区、社区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有效的合作机制,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社会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社区在“三社联动”中角色是资源配置平台,支持和整合配置社会组织及社工专业服务;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参与的动员者,是社区服务的组织载体,也是社工专业服务的组织载体,反应社区需求,在社工协助下,设计和实施相关服务;专业社会工作者则是专业需求的评估者和专业服务的引领者,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因地制宜地评估需求,设计服务方案,通过培训、督导、评估等技术支持手段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与此同时,推动社工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29]。在"“三社联动”机制的探索路径上要着力探索“三社联动”中“三社”联合项目运作机制,项目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 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连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30]。通过对需求量大且专业化服务要求高的社区服务采用项目化运作,在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同时,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服务,探索“三社联动”机制。综上所述,学者们关于“三社联动”的研究或者是在探索“三社联动”的模式选择,或者是针对不同地区的“三社联动”机制对改善社区治理的成效进行说明,大多数改善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培养社区社会组织,提升社会组织服务水平,完善社区工作机制。很少有学者研究“三社联动”机制在改善社区治理模式的同时,为社区居民具体带来了哪些实际效益,可以为社区带来哪些可供借鉴的方式方法。
“三社联动”为社区治理开创了新模式,但是社区是否能够在模式框架下开展工作这是个问题,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社联动”机制如何参与社区治理以及取得的成效,重点是为社区提供可供复制和循环利用的工作模式,这才是支撑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保证。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社区治理的文献研究
1.国外关于社区治理的相关文献研究
社区治理是现代化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治理理论已成为理解当代社会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由于西方研究起步相对较早,因而西方社区治理研究相对比较成熟,而且理论运用也相对较多,从运用情况来分析,西方国家的社区治理比较成熟。
社会学大师安东尼·吉登斯(2000)曾认为社区这一主题是新型政治的根本所在[1]。
胡钦森(2010)则认为社区治理是公共治理的关键性工作[2]。学者海伦(2001)通过对社区治理进行研究,针对于其提出了司考,针对于社区治理提出了主题思想 [3]。
学者青木昌彦(200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最重要的意义体现在社区可以提供相应的社会资本,与公共产品并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4](P.35)。
在社区治理的应用方面,学者盖茨(1999)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一个复杂的结合体,尤其是城市社区,对其进行治理往往需要涉及非常多的内容,其中政府和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关键性内容,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5]。
学者博克斯(2005)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模式体现了社区发展方向,其在其著述《公民治理》中对美国社区治理问题进行分析,其指出这是最适合社区的发展方向,其指出社区治理就是民主化的发展过程[6](P.7-9)。
学者L.Manntel(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是居民聚集的重要场所,社区听证可以为社区的居民表达意向提供机会,一般意义上来讲,社区听证的内容是出于公共利益,是涉及社区治理方面的内容,需要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并发挥相应的作用 [7]。
综合来分析,西方国家社区治理研究起步较早,研究成果相对比较丰富,可以为我国社区治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国外社区治理偏向注重社区治理结构、社区管理等内容,注重为社区治理提供相应的联系机制,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
2.国内关于社区治理方面的文献研究
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经历了从引入到本土化并实践发展的过程。学者夏建中(2012)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是指在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的复合地区,出于维护地区公共利益的目的,通过完成社区事务管理为目标来推动社区发展的过程 [8](p.100)。
学者王敬尧(2006)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建设离不开公共投入发展,社区管理模式是地区发展的具体治理方式 [9];学者吴群刚(2011)通过结合具体的案例展开研究,其指出基层社区治理离不开地方管理进一步发展,对基层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分析[10](P.1-3)。
潘小娟(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府,政府在社区管理过程中居于最重要的地方,对此社区要积极通过加强与政府的联系提升社区的管理水平,进而促进社区管理进一步完善,避免产生相应的矛盾[11]。
冯玲(2012)通过研究指出资源配置对地区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也不例外,资源配置对社区的治理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12]。
学者魏娜(2004)通过研究指出社区治理集中体现在积极提高社区的生活质量,通过相应的措施促进社区的生活质量改进,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总量。优秀的社区治理模式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带动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进而促进整个地区经济发展[13]。
从国内学者的文献梳理来看,一方面国内关于社区治理的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仍有可拓之处,另一方面国内关于“三社联动”推进社区治理的研究已经悄然成为学术界的新热点。我国学者文献研究的背景材料、调查证据和学术观点,对于深化社区与政府关系变动,促进社区发展的内容来分析,相关研究文献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指导作用,价值与意义不言而喻。
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来社区治理理论研究具有较成熟的基础,而且可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相应的基础。在社区发展和配置资源方面,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应该多元化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这与社区联动是存在着密切关系的,因而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二)这对于三社联动方面的文献研究
1.关于“三社联动”的概念
杨贵华、徐选国(2016)认为“三社联动是在政社分工与合作的内在机制下,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等外在化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参与社会建设,促进政府与社会力量(社区主体、社会组织及社会工作者)分工协作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创新的双重目标过程及其实践逻辑”。其中社区包括街道和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层面的党组织;社会组织包括具有合法性资质的法人社会组织和法定意义以外的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指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14]。
王思斌、徐永祥、曹国会(2015)为代表的学者通过研究指出三社就是社区组织活动中的社区居住委员会、社区组织委员会以及政府组织三社联动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三个社区组织通过一定的机制联系起来,进而推动社区正常发展[15]。
叶南客(2010)通过研究指出,社区的三社联动是指社区建设、社区教育以及社区的现代化发展建设联系起来的内容,从这三个方面对社区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进而促进社区进一步发展完善[16]。
“三社联动”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应用中,汪东东以及学者王华(2014)对社区的三社联动持有不同的观念其指出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区组织者以及社区工作者三个方面联动起来的活动,从这个角度出发,三社联动更加强调通过社区的能动机制来发挥其相应的主体作用,进而推动民族社会工作发展,其理论更加强调从民族社会的角度通过整合社区的资源来推动社区发展,进而推动社区发展
[17]。
不同的学者对“三社”的认识不同,因而有着不同的概念,对此,本文经过分析认为三社是参与社区活动的重要主题,其对社区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结合前面对“三社”相关概念的分析,本文综合分析认为三社的概念可以从社区的组织者、社区的工作者、社区的服务者三个角度出发,通过三个社区机构多方联动带动社区正常运转,促使社区在科学的运作环境下取得长远的发展成就,这也是促进社区公共利益发展的重要措施,能够有效地带动社区进一步发展,进而促使公共利益最大化 [18]。
2.三社联动模式方面的研究文献
崔光胜、耿静(2015)通过分析在当前社会情况的分析,对我国基层社会管理问题进行了研究,围绕着三社联动活动及相应的社会效益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产生的积极活动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产生的公益积极性进行分析,旨在更大程度上推动三社联动朝着更高层次水平发展[19]。
陈丽、冯新转(2012)在研究江苏个案后总结认为,社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引导,社区在政府的引领下会对社区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参与其中则能够更好地带动社区发展,有利于带动社区积极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社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也是社区发展的新模式 [20]。
叶南客、陈金城(2010)通过结合具体的实践经验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活动形式以及活动进行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参与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三社联动的组织形式进行了分析总结,其通过研究总结出三社联动的活动模式主要包括五个类别,分别如下:
(1)内需带动型(2)政府引导型(3)项目引导型(4)理念实践型(5)体制创新型
可以说这五种模式是当前三社联动的主要模式,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三社联动的发展水平[22]。
郎晓波(2012)阐述了江干地区“三社联动”推进社区工作的具体模式。其从阐述地区发展的具体模式入手,通过结合地区的具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并将这种联动方式进一步发展,促使三社联动模式进一步转化运用[23]。
卢文刚(2016)对三社联动优化路径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对比得出:上海以社工专业化推动“三社联动”新格局;南京市通过街区体制改革,推动“三社联动”机制发展,需求驱动,强调创新,强调自治,项目运作,紧贴实际;广州是135“三社联动模式”;北京通过“四项机制”+“三个平台”驱动“三社联动” [24]。3.“三社联动”的机制建构
学者叶海波(2013)针对于三社联动与社区组织活动之间的联系进行研究,其通过结合地区性案例展开分析,对三社联动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泰州市为案例展开分析,通过对三社联动过程中面临着的问题及问题解决机制进行分析,从三社联动的角度对社区组织建设工作进行分析,强调通过双动来提升社区的发展水平,进而推动社区进一步发展[25]。
学者陈跃(2012)通过对美国的社会工作问题进行研究,对其社会工作模式情况进行分析,在了解美国社区运作服务的基础上对美国社区治理模式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地区特征展开分析,主要结合张家港市的情况来展开分析,通过结合张家港地区的社会服务现状,对其服务发展情况提出相应的思考,旨在提升张家港市社区服务质量,推动社区服务朝向新的发展方向[26]。
李梦娇(2015)在研究了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三社联动”的探索性运行机制后,总结出 “政府主导,社区监管,民间运作”的模式,为社区居民尤其是特殊困难群体提供多领域、综合性的专业服务。国泰花园社区服务中心采用匹配社区资源与需求,社会组织“绑定”项目促发展,找准社工定位,开发特色项目[27]。
通过结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理解三社联动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社区工作者以及社区组织者参与其中,通过以政府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工作者为主力军,社区组织者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对社区的发展机制进行完善地分析,探索社区治理参与者在发挥各自只能的情况下对三社联动机制。在探索的过程中,要注重积极探索联合机制,通过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者之间的联系,推动社区组织与政府紧密结合,进而积极培育社区的治理组织,通过与政府合作带动社区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同时,积极鼓励社区采取项目化的管理方式,对社区的治理模式走向专业化的道路,一方面可以提高社区的服务效率,另一方面还能有效地提升社区的服务质量,对于社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
自新中国成立, 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体制从单位管理转变到社区管理, 同时社区制经历的三个阶段又分别是“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80年代中期, 民政部推行“社区服务”, 率先提出“社区”的概念。不久, 又首次提出“社区服务”的概念, 将社区服务定义为“社区内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在此阶段, 是民政部的初次尝试, 但是福利性、公益性服务的重要性没有得到重视, 也不涉及治理的体制和社区建设问题。开展社区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居民的需要, 但政府要求城市社区所要承担的社会职能又难以实现。因此, 民政部于90年代提出“社区建设”理念。同时, 国务院的政府体制改革发难确定民政部在原基层政权建设司的基础上设立社区建设司和基层政权。
21世纪初,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在此过程中, 形成了“沈阳模式”, 它是在街道与居委会辖区之间成立自治组织, 如“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 (管理) 委员会”。“江汉模式”“上海模式”体现了政府管理重点下沉的特点, 并且赋予了街道办事处对社区管理的“准政府”权能, 是一种“以条为主, 以块为辅”的行政体系;而“沈阳模式”是一种“以块为主, 条块结合”的体系;同时“沈阳模式”也包涵了一些居民自治成分。这些关于“社区建设”的实际做法, 使得城市社区绿化、文化设施等物质环境、卫生得到很好的改善和加强, 也让人们的居住区有了“社区”的外在形态, 解决了部分社区弱势群体的实际困难。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战略部署, 提出用“社会治理”替代以往“社会管理”的理念, 这说明社会被赋予主体性, 也强调除配合政府工作的补充力量以外, 社会中的各方面力量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基于此背景, “三社联动”作为社区治理创新的有效机制和社区治理的新型框架, 得到了政府尤其是民政部门的重视, 开始在实际应用中积累经验。
二、发达国家高校融入社区发展分析
(一) 美国高校与我国高校融入社区发展比较分析
美国高校在社区服务方面起步较早, 成效也较为显著。当时, 本杰名·西里曼教授在严格恪守学院主义的耶鲁学院首开服务社会的先河, 为社区群众开设化学课。在农工学院的发展历程中。“大学要忠实地服务于社会的需要”的教育观念深入人心,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威斯康星思想”。到后期, 整个威斯康星州成了大学“校园”, 大学成为全州的“灵魂”和“智囊”, 因此从那时起, “服务社会”被公认为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之一。高校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会增加双方的情感, 同时付出自己的各项能力及知识, 高校也会得益于服务社区的活动, 实现自身各种功能的延展和进一步发展。
增进学校与社区的交流开始成为了世界性的潮流。高校要走出“象牙塔”, 走向社会, 要紧密关注政治、经济和文化, 还要关注社会生活。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政府对大学的影响更多的是微观的、直接的。一方面, 它们限制了大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另一方面, 也使大学养成了等待、观望的消极态度, 使之缺乏进取和创新精神, 最终导致大学模式单一化。
相比而言, 中国的大学素来就有着浓厚的“官学”传统, 需要执行的职能仅仅为政治职能或经济职能。因此, 为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就要求高校加强与社区的互动, 在服务社会中进行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
(二) 其他国家高校融入社区发展分析
牛津大学从中世纪开始就与牛津城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它与社区互动和服务于社会, 但维持了现今的高度自治的校园文化, 造就了小巧、古典、典雅和底蕴丰富的牛津城, 最终, 牛津城成为一个生活稳定富足、文化品位高尚的古典模范社区。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的时代, 它丰富着社区文化的内容, 同时也给群众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在北欧, 各国将教育政策的重点放在使学校教育与社区生活紧密地结合, 形成一体化的育人机制。高校和社区之间进行了良好的借鉴利用, 高校利用社区资源教育学生, 而社区则利用高校的教育资源和教育优势, 对社区民众实行终身教育。日本也曾提出“学社融合”计划, 并将之作为面向世纪教育发展的一项基础性的措施。“学社融合”旨在加强学校和社区的联系, 提出青少年不仅应当受到在学校内的常规教育, 同时, 社会大环境也是学习的有利途径, 并可以更好地将常规教育模式下的知识转化成实践经验。要充分发挥高校和社区、社会综合教育的作用。
三、高校融入“三社联动”尝试的现状及问题
“联动”力度不够。“三社联动”的目的是在新的社会背景下, 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 (三社) 联系互动, 以此弥补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上的不足。因此, 其核心在于“联动”, 但实际上, 三者的联系互动机制还没有效形成。三社都是分动, 而没有联动, 没有产生1+1+1>3的效果。
协调及运转体制没有形成。实际执行过程中, 一些社区服务活动和社工人员经费是靠有关领导帮助解决的, 社区活动很难运转和继续。这反映出联动很难得到高效运转和及时协调, 根本原因是原有的行政体制还没适应新的社会形式, 也反映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仍有很多实际问题亟待解决。
工作分配混淆。一方面, 作为“三社联动”主题的社区居委会没有足够的主动性去完成三社联动的要求, 甚至排斥;另一方面, 社区居委会在行政事务与工作精力分配方面, 会受制于上级部门的管制, 在工作分配上缺乏自主能力。受种种原因影响, 本来出发点是为社区居委会“减负”的“三社联动”工作, 在实际操作时有可能直接转变成对于社区居委会的压力。最终导致社区工作人员对于“三社联动”失去动力和支持。
缺乏新鲜力量。任何事务的出现都会伴随着适应、调整和推陈出新, 最终被大众所接受。作为世界各国文化体制延伸的潮流, “三社联动”也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不断增加的新鲜力量。作为一个近几年逐渐发展起来的专业, 社区服务与管理专业成为大学的一门学科, 吸引着更多的准大学生投身于社区服务的专业学习中。但实际这些大学生在毕业之后的就业情况堪忧, 形成了有社区服务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无用武之处, 和社区服务缺乏基础人员的尴尬情况。“三社联动”在中国还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理想, 高度完备的社区体系尚未形成, 急迫地需要大学应届毕业生将系统学习的专业知识付诸实践, 并加以改进完善, 在实践中巩固知识。作为高校与社区联动的关键环节, 政府和高校要加强对社会服务管理专业的大学生的引导和帮助, 让他们以实际行动为“三社联动”添砖加瓦。
四、构建高校融入“三社联动”社区建设创新管理路径机制
(一) 科学校园管理推动高校与社区互动及社会文化发展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增强大学生服务社会的道德觉悟, 真正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去, 从而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1]在大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过程中, 会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评价和激励, 这会更加促进他们的积极性和自信心, 也是证明自身价值的体现, 会为他们进一步服务社区打下良好的基础。高校本身具有其特有的价值和文化传统、教育理念。在高校与社会相互融合的过程中, 它会不断地向外输出自己的理念及文化, 以此促进社会文化及精神文明发展及传播, 同时不断地向社会输送文化。由此看来, 高校对社会有着深远而持久的影响。高校通过进行社会文化活动, 促进了它同社区文化的交流和传递, 用科学、文明的校园文化潜移默化地加深社区文化。[2]机构应包含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 如知名学者、政界人士、社区管理者及部分学生, 他们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 可以应对不同领域产生的问题, 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该机构主要负责高校与外界工作的协调, 合理安排教育及人力资源, 加强学生参与社会互动。要创新社区发展模式, 建立新型社区工作委员会, 积极配合高校开展社会教育及社会服务工作, 使二者建立良好互信关系, [3]最终使二者成为高校与社区之间沟通的桥梁。
(二) 政府—高校—社区形成三维互动融合机制
高校与社区互动是一种便民利民的尝试, 会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 政府需意识到该尝试有益于城市建设, 正确合理地引导, 明确相关责任机构, 为高校与社区互动保驾护航。[4]可以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
(1) 健全教育领域法律、法规。确保高校和社区高效互动, 政府可以制定本地区的法律条规, 让理论问题真正受到法律的保护和制约, 并将二者间的互动法制化、正规化。
(2) 建立评价、激励、改进机制。实时监管高校及社区互动情况, 对双方互动理论与实践进行及时总结, 并根据实际情况推陈出新;鼓励更多高校融入社区实践, 加大合理宣传。
(3) 政府应对社会工作专业加大保护与支持力度。随着社会需求的增多, 很多大学逐渐建立社会工作专业, 广泛培养及吸引热衷于该专业的准大学生。但往往实际情况与理想相悖, 该专业大学生在毕业就业时, 往往缺少很多优势, 根本上说就是社会中还没有健全的社会服务体系, 因此对于多数社会专业学生来说, 毕业就相当于失业。他们怀着奉献社会、服务社会的梦想钻研学习, 最终却是没有“用武之处”。政府则需要真正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并联合大学中的社会服务专业, 挑选优秀的毕业生投身于社区服务中, 选择适合他们的岗位, 用他们的专业知识武装民众的头脑, 这将是一项共赢政策。
(4) 开发和组织高校及社区间活动。制定合理方案, 而后实际操作, 提高高校内设施利用比率, 居民可以使用学校的基础设施和利用场地, 实际地获得身心娱乐、强身健体以及精神享受, 以此建设社区精神文明。
参考文献
[1]田浩.共生理论视角下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协同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 2015 (02) :30-33.
[2]李焰.高等教育与社区教育联动发展新机制的构建[J].现代教育管理, 2011 (06) :36-38.
[3]张湘富, 顾鸿鹄.高校参与社区文化建设浅议[J].中国高等教育, 2012 (01) :59-60.
一、活动内容
为了深入贯彻13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关于“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服务体制”决策部署,紧紧围绕“陕西东大门建设”的战略目标,面向相关职能部门、基层社区和社会各界广泛征集公益服务项目创意,在按照一定标准和程序进行评选的基础上对优秀项目创意进行奖励,同时根据一定原则和要求对获选实施相应项目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给予资助和能力建设支持,借此培育一批优秀公益性社会组织和优质公益服务项目,同时有效动员广大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深层次参与公益服务,进一步推动我市公益慈善事业的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
二、活动目标
(一)发现社会需求,培育公益项目。顺应形势发展需要,通过开展公益创投活动,发现和整合现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尚未普遍惠及但广大民众迫切需要且普遍欢迎的公益服务项目,有效满足社会服务需求,切实加快政府职能转换,逐步拓展公益服务的半径和内涵,不断提升广大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二)扶持社会组织,促进专业成长。通过为初创期和中小型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建立在明确的业绩追踪、组织目标和工作情况评估基础上的资助,同时在发展战略规划、人力资源管理以及品牌推广、财务管理等综合能力建设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培育扶持一批有能力、讲诚信的公益性社会组织。
(三)提高资金效益,节约社会成本。通过将公益慈善本身作为一种资本投入方式,引导广大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更好地将资金投入公益领域。同时,通过实行项目化服务和建立严格的绩效评估制度,促使接受捐助的公益性社会组织高度重视财务配置、经营效益和长期公益目标的达成,切实提高公益慈善资金的使用效率和社会效益,有效节约社会成本。
(四)推动全民公益,激发社会创新。通过有效动员广大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逐步推动全民公益。同时,将“公益慈善”与“商业智慧”理念有效结合,改变传统被动的慈善公益理念和模式,创新性地整合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力量以解决社会问题,不断激发社会创新。
三、组织领导
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成立渭南市公益创投活动领导小组。由 任组长,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由民政局副局长担任办公室主任。成员包括市委宣传部、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外经贸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市工商联、广播电视台、市慈善会、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等单位负责人。
四、工作分工
市委宣传部:负责协助主办单位协调新闻媒体开展系列宣传活动,广泛宣扬公益慈善理念,为创投活动顺利进行营造良好氛围。
市民政局(以下称“主办单位”):作为主办单位统筹协调创投活动。具体负责制定活动规划和实施方案,协调督促有关职能部门保证公益创投活动顺利开展。
市财政局:负责协调落实活动相关经费及资金绩效评估和监管工作,并协助做好获选项目绩效评估。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外经贸局、市工商联:负责组织发动企业参与公益创投活动。
市民间组织管理局:负责组织动员公益性社会组织参与公益创投活动,并作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部门做好相关监管工作。
广播电视台:负责设立专门栏目,对公益创投活动进行全过程报道,对公益项目进行全方位展示。
市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源管理局、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等及各(街道)社会事务办(局):负责引导、组织广大企业、社会组织、公益人士和社区居民参与公益创投活动,协调社区及相关单位确保获选公益项目落实。市慈善会、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负责推动市慈善会冠名基金和其它基金与公益项目对接,并协助做好创投相关工作。
具体承办创投活动的社会组织(以下称“承办单位”):按照主办单位要求具体负责公益创投活动的策划设计、组织实施,对项目进行考察、监管和评估,并为获选实施项目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咨询服务和能力建设支持。
五、活动规则
(一)创投主体
申报和实施公益项目的主体是经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及其它单位和个人。其它单位和个人提出的公益项目创意须与公益性社会组织合作并以其名义申报方可获选实施,否则只能获评为优秀创意并获得相应奖励。
(二)项目内容
参加创投的公益项目所获得的社会捐助和政府资助应符合相应资金使用范围,并确保全部用于项目运作和持续发展所需。根据福利彩票公益金使用有关规定,结合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本次创投活动资助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五类:
1、为老服务类。主要包括为老年人提供助残、助洁、助浴、助行、助医、助急等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服务,独居和纯老家庭的结对关爱、心理关怀,老年人的健康干预和健康促进,老年人的维权和文化活动以及其它满足老年人实际需要的服务。
2、助残服务类。主要包括孤残儿童照料服务、残障人士康复服务、技能培训和就业扶助、社会融入辅导以及残障人士家庭支持、文化娱乐团队建设等服务。
3、青少年服务类。主要包括社区志愿者服务、社区青少年帮教、社区少年儿童课外教育以及渭南人子女助学帮困等服务。
4、救助帮困类。主要包括对支出性贫困家庭和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帮扶,以及为其它生活困难的居民家庭提供帮扶支援和志愿者服务等。
5、其它公益类。主要包括为环境保护、劳动就业、教育培训、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卫生事业提供资助和公益性服务,以及其它有助于宣扬公益理念、促进社会发展进步的公益项目。
(三)项目要求
1、社会需求广泛性:项目所涉及的社会需求具有广泛性,在项目实施区域乃至渭南范围内有一定比例的人群遇到相同的社会问题。
2、现实需要迫切性:项目所解决的问题具有明显的迫切性,现行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尚未开展足够的专门服务以满足此部分需求,亟需公益服务项目的介入。
3、目标定位公益性:项目服务指向明确,受益群体精准,公益色彩突出,实施后有助于提升“三社互动”和“两工联动”水平,有助于优化社会治理格局。
4、项目理念创新性:项目实施理念、运作模式、参与方式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政府已经针对相应人群提供了相同服务或业已从通过其它渠道获得了足够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参与创投。
5、项目策划科学性:项目策划符合政府相关政策导向,经费预算精准,进度安排合理,评估标准科学,落地性、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较强。
6、实施主体专业性:项目实施团队的主要负责人和核心成员拥有与项目相关的专业技能和工作经验。项目执行团队人员配置得力、分工合理且普遍具有较高的专业性。
(四)服务范围
公益项目实施地点以临渭区各社区为主,服务对象以本市户籍居民和常住人口为主。
(五)项目经费
1、社会捐助。广泛动员爱心企业、慈善团体(基金会)、爱心人士对参与创投的公益项目进行定向捐助。社会定向捐助资金专项用于获选项目运作及项目持续发展所需,捐助金额达到获选项目经费预算总额50%及以上的可获得该项目冠名权。社会捐助必须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方式明确定向捐助意向,并在入选评审前注入市慈善会帐户。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以及市慈善会共同负责社会定向捐助资金的使用和监管。对于以实物形式进行的捐助由承办单位负责换算为货币价值,报主办单位同意后纳入社会定向捐助总额进行分值换算。
2、配套资金。在获选实施项目获得一定数量社会定向捐助资金的基础上,根据项目实施所需经费予以配套补助。配套比例为1:2,配套资金最高限额为50万元。对于无定向捐助或按比例配套后资金总额仍少于项目预算的获选实施项目直接补齐项目实施所需经额,资金最高限额为30万元。
3、创意奖励。将部分符合“社会需求广泛性、现实需要迫切性、目标定位公益性、项目理念创新性”要求,因主客观原因未能获选实施的项目“点子”评选为优秀项目创意,根据实际情况设一、二、三等奖各若干名,分别颁发优秀创意证书并给予3000元、2000元、1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
(六)资助周期
本届创投活动项目资助周期一般不超过1年,特殊性质项目资助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
(七)项目监管
1、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或通过其它非法手段侵占、不当使用项目配套资金和社会定向捐助,违者依法追究相应责任。承办单位及获选项目团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应主动接受财政、审计、民政等部门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2、获选项目团队因不可抗力原因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项目时,应及时向承办单位提出;未经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同意,不得擅自向其它组织和个人转让服务项目。
3、获选项目团队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认真实施服务项目的,承办单位不再申请服务项目后续资金的拨付,并追缴已拨付但尚未使用的资金。
六、创投程序
(一)项目征集(2012年11月上旬前完成)
1、发布公告。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通过媒体宣传和社区动员等形式,向社会发布公告,征集公益项目。
2、引导需求。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以专题培训和召开会议等方式,引导相关职能部门和基层社区对社会公益服务的需求进行梳理,并将相关情况以适当方式公开。
3、申报指引。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以适当形式组织进行项目申报指引及相关辅导培训。
4、接受申报。承办单位接受项目申报,并对相关资料进行汇总。
5、项目初审。承办单位对公益项目的内容和申请资质等情况进行初审,并将结果以适当方式报告申报单位和个人。总体符合要求但设计不够完善的项目可由承办单位负责指导申报单位和个人在申报时间截止前修改完善并再度申报。
(二)入围评审(2012年月前完成)
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负责选择10名以上的专家学者、有关职能部门代表和财政、审计等专业人士以及基层干群、新闻媒体代表等组成入围评选委员会,对经初审符合要求的公益项目进行评审,确定入围项目。入围评审结果在渭南市政府网站、《渭南日报》等媒体上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为5天。在公示期间,未发生举报、投诉的,开展项目推介工作。
(三)项目推介(2012年月前完成)
渭南市政府网站、《渭南日报》等媒体设立专栏(专题),对入围项目进行分层次、波段性宣传。每期选择4—5个入围项目负责人或团队代表陈述关于项目设计初衷、实施计划、预期成效以及相关感受,增加创投项目的人性化、通俗化及感染力,广泛宣传公益慈善理念,激活各界参与热情,放大创投社会效应,营造全民公益氛围。社会公众于此阶段通过指定网站对入围项目进行投票。相应项目申报团队自行动员爱心企业及慈善团体、爱心人士定向捐助。市慈善会同时负责明确定向捐助意向。
(四)入选评审(2012年月前完成)
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负责选择20名以上的专家学者、有关职能部门代表、定向捐助代表和财政、审计等专业人士以及基层干群、新闻媒体代表等组成入选评审委员会,对入围项目进行现场评审,根据一定标准当场打分。随后,按照现场评审得分占60%、已有定向捐助得分占20%、网络投票得分占20%的比例,根据总分高低确定最终入选实施的公益项目。同时,根据相关评审标准评选确定优秀项目创意。
(五)审批公告(2012年月前完成)
承办单位将网络票数、社会定向捐助意向和入选评审结果等汇总后报主办单位。主办单位负责审核并报创投活动组委会审定后正式确定获选项目和优秀项目创意。承办单位负责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六)项目实施
1、签订项目合同。主办单位、承办单位与获选项目团队正式签订项目合同。
2、申请资金拨付。承办单位根据公益项目实施进度,起草运作资金拨付申请书,并附服务项目合同书,向主办单位申请服务项目资金的拨款。经主办单位审核后,服务项目资金分三批直接拨付给获选项目团队。合同签署后拨付项目总金额的50%,项目中期评估验收合格后核拨30%,项目结束并验收合格后拨付20%。
3、督促项目实施。承办单位督促获选项目团队按照合同要求实施项目,并针对获选项目团队提供能力建设服务,以提升获选项目的实施成效和项目团队的整体能力。
4、组织监督评估。承办单位督促获选项目团队按月报送项目实施情况,并定期派遣工作人员,对项目进行监督和评估。承办单位每季度以书面方式,向主办单位报送项目实施进度、资金监管等情况及阶段评估报告,并负责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众、定向捐助团体和个人公开相关信息。
(七)项目总结
1、所辖社区事务概况及工作开展情况?
2、所辖社区管理服务中有哪些开拓创新的工作亮点?
3、社区工作遇到的难点有哪些?
4、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态度、需求和期望如何?
5、社区事务哪些可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完成,哪些必须由政府直接提供?(社区工作对社工、社会组织建设的需求及当前的情况?)
6、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
7、如何培育孵化社工和社会组织?
8、推进“三社联动”工作会遇到哪些问题及建议?
“三社联动”课题松陵办事处调研座谈问题
1、所辖社区事务概况及工作开展情况?
2、所辖社区管理服务中有哪些开拓创新的工作亮点?
3、社区工作遇到的难点有哪些?
4、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的态度、需求和期望如何?
5、社区事务哪些可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完成,哪些必须由政府直接提供?(社区工作对社工、社会组织建设的需求及当前的情况?)
6、社区、社工、社会组织及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
7、如何培育孵化社工和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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