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个人简介（共11篇）
高尔基笔名玛克西姆·高尔基，原名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他是苏联著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政论家，学者，11岁时当过学徒。他是前苏联下诺夫哥罗德人，俄罗斯族。1868年3月16日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的一个木工家庭。是苏联文学的创始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政治生活1892年用笔名“玛克西姆·高尔基”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他的主要作品有：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长篇小说《母亲》，散文诗名篇《海燕》等。从此专心从事写作。1936年6月18日在莫斯科逝世。世人遗憾，悲伤。
别了!
我扬起了航帆,
叹息着站在船舵旁边,
一群群海鸥飞驰欢叫,
一排排浪花白沫飞溅,
就此告别了,陆地
和我……再见!
遥远的航程布满灾险,
我的心灵里愁闷无边,浩瀚的大海白浪滔天……
但是——纵然用全部海水冲洗,
你的倩影依然留在我的心田!
啊,冲不掉的!再见!……
这是高尔基给我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首爱情诗,从摘引的两段中就可以明显看出,当时诗人在爱情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挫折,心中充满了难言的苦衷:一方面是离别,一方面是倩影还留在“心田”,甚至用“全部海水”都冲洗不掉。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倩影”是谁?这个“倩影”不是别人,就是1894年12月才和他分手的第一个妻子奥莉加·卡明斯卡娅,他们之间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罗曼史。
奥莉加·卡明斯卡娅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助产士,3岁起就跟姨母住在波兰,从贵族女校毕业以后回到莫斯科,嫁给农学院学生费·卡明斯基。由于丈夫患神经病,两人分手。她带着女儿到梯弗里斯,与博列斯拉夫·科尔萨克结婚。她是在1889年6月与高尔基相识的。可以说,高尔基对她一见钟情。高尔基只和她谈了五分钟的话,便觉得自己“能够一动不动地一连坐上五小时,五天、五年,默默地望着这女人的可爱的椭圆形小脸和她那双温情脉脉的眼睛。”奥莉加对他微笑,高尔基认为这种笑才真正是自己“长久以来求之不得”的,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一个在生活的险涛恶浪中备受凌辱的人,心灵渴望的……”两人的关系“发展得很快”。有一次,高尔基游泳跳水时受了伤,在家里休养。这时奥莉加来看望他,高尔基便向她表达了自己爱情。她也承认了自己爱上了高尔基,但认为这“很不好”。几天后,他们俩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她向高尔基明确表示,她“不喜欢悲剧”,她不能离开“懦弱”的丈夫。当时高尔基除了“心中暗自发誓”,要把自己的“全部心灵奉献给她”以外,两人的关系再没有发展下去。
1890年6月,卡明斯卡娅去巴黎找自己的丈夫,高尔基也于次年4月离开下诺夫戈罗德城。
1892年9月,高尔基在梯弗里斯《高加索报》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这时,他听说奥莉加·卡明斯卡娅也在这座城市里,并同丈夫结束了夫妻关系。23岁的高尔基兴奋得“有生以来第一次昏过去”。正当高尔基犹豫不决之时,奥莉加·卡明斯卡娅主动向他发出了邀请。在这相离的两年时间里,高尔基见过许多比奥莉加·卡明斯卡娅“更漂亮、更聪明”的女性,但他始终没有把她遗忘。现在两人终于重逢了,他们一直攀谈到深夜才分手,第二天高尔基立即给她寄了一首诗:
夫人!
因为您的厚爱和那温柔的双目,
机灵的魔术师愿当您的奴仆,
他十分精通娴熟,
这令人娱乐的艺术,
即使一无所有,也能用琐事
去创造微小的欢乐!
请您收下这愉快的奴仆!
可能,他还能用这微小的欢乐,
创造出巨大的幸福——
难道这个世界
不是由人用微粒所构筑?
啊,是的!创造的世界并不欢乐,
人间的喜悦实在太少!
但毕竟还有不少事令人高兴发笑,
比如,您的忠顺的奴仆
——他心灵的向往就是美好
我说的就是您!
您!
但是——请保持沉默,
在这个缺少鲜花的世界,
和您那美好的
用鲜花铸成的心灵相比,
这笨拙的语言又算什么?
在这以后,高尔基还赠给心上人一首诗:
我的生活有了新的感受,
新的力量充溢着我的全身;
今后我要用紫墨水写作,
这首小诗将为此作证。
高尔基的赠诗还很多,但保存下来的就只有这两首,人们从中可以看出,高尔基当时已完全沉浸在爱情之中。他请求心上人和自己一起生活。奥莉加·卡明斯卡娅经过一番考虑之后,终于来到下诺夫戈罗德城,和高尔基住在一起了。
这是一桩奇特的婚姻,因为奥莉加·卡明斯卡娅比高尔基整整大10岁,用世俗的眼光看这不免有些荒唐。但事实却不是这样,高尔基对自己的追求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当时很年轻,脑子里塞满了“一些奇怪和荒诞的念头”,而且从未得到过女性的爱,他认为这个女人能帮助他“认清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且她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把他“这个看不见一线光明的人,从黑暗的现实生活中解救出来”,并使他的心中“充满无穷的力量,燃起无比欢乐的火焰”,高尔基甚至觉得,“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从对女人的爱情力量中产生的。”
然而现实终究是现实,新的家庭生活只延续了两年,两人就不得不分手了。首先是奥莉加·卡明斯卡娅发现自己不是高尔基“需要”的人,尽管她感到和高尔基在一起,尝到了“从未尝到过这么多的欢乐”,但她仍认为两人的结合全是自己的过错。另一方面高尔基也发现了彼此之间的差异。他写道:
“我如饥似渴地埋头学习,读书,并开始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文学创作”,但奥莉加·卡明斯卡娅却组织了一个“馋肚皮会”,经常请客聚餐,而且“客人们越来越妨碍我,他们都是些无聊的人,人数也越来越多”。“妻子用相当冷漠的态度对待我写的小说。”
有一天,高尔基彻夜不眠写完了《伊则去尔老婆子》,小说里有不朽的丹柯形象。为了照亮黑暗森林里人们前进的道路,丹柯毅然从胸中掏出了燃烧的心。高尔基认为这篇小说是自己“用胸中那生命之火铸造的铜钟”,会唤起女人们“对自由、对美的向往和追求”。可是当高尔基在早晨把小说念给奥莉加·卡明斯卡娅听的时候,她竟然睡着了。高尔基只觉得“胸中阵阵刺痛,心灵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1894年12月,双方分手。
1921年,高尔基接受列宁劝告,出国养病。当时他和独子马克西姆在一起。当他听到奥莉加·卡明斯卡娅因病去世的消息时,便提笔写了一篇题为《初恋》的自传体小说,艺术地概括了自己初恋的经过。作品中所表现的生活乍看起来,特别是对于高尔基这样有崇高威望的人来说,真有点不可思议。但高尔基是个严肃的人,他的伟大就在于他的质朴和平凡。他用优美的文笔,描绘了奥莉加·卡明斯卡娅的为人,坦率地承认自己向第一个妻子“学会了不少东西”,字里行间除了向她表示追悼哀思之情外,还告诫后人:
《在人间》是前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创作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是其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二部。
小说描述的是主人公阿廖沙(高尔基的文中的名字)1871年到1884年的生活。这段时期他为了生活，靠与外祖母一起摘野果出去卖糊口，他当过绘图师的学徒，在一艘船上干过洗碗工，还做过圣像作坊徒工。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历尽坎坷，与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们打交道，但他一有机会就阅读大量的书籍。生活的阅历和大量的阅读扩展了阿廖沙的视野，他决心“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要为环境所屈服”。他怀着这样的坚定信念，离开家乡奔赴喀山。
《在人间》是高尔基用圆润的笔法写了自己少年时代的生活，他用亲身体验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生活的一些典型特征和当时社会的风俗人情。
就其成就而言，高尔基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组织成立了，并于1934年主持召开了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培养文学新人，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高尔基的作品自19
高尔基童年就开始介绍到中国。他的优秀文学作品和论著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共同财富。列宁称他为“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
高尔基为什么要反对十月革命？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回顾一下当时的形势。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的政权由临时政府和苏维埃分享，从法理上看，二者都具有过渡性质：前者是在由沙皇退位和由全民选出的立宪会议产生正式政府之间的过渡，后者则是由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在革命过程中自发组织起来的类似于地方自治性质的代议制权力机构，倘若宪政能顺利进行，它将为正式议会所取代。当时俄国的困境是：一方面宪政的建立必须待以时日和各政治力量的妥协和合作，另一方面四年的战争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如土地问题)又十分尖锐。列宁的路线是立即用社会主义革命来解决社会矛盾(当然列宁更深一层的考虑实际上是用俄国革命来引发欧洲甚至世界革命)。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变，布尔什维克控制了苏维埃的多数并于十月份武装推翻了临时政府。实际上，布尔什维克的夺权并未遇到有力的反抗，多数反对派当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即将召开的立宪会议将用合法的形式产生宪法和政府。一九一八年初召开了立宪会议，在全国范围内选出的代表中主张首先确立民主宪政体制的其他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占了多数，他们拒绝讨论由布尔什维克政府提交的议案，于是第二天即被布尔什维克用武力驱散，列宁宣布“人民委员会”为正式政府，苏维埃为正式议会。
这一时期的高尔基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身份创办了《新生活报》(一九一七年四月)用“不合时宜的想法”为总标题发表了大量文章，反对日益激进的社会政治倾向，主张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文化、科学、教育和改造人的灵魂。《新生活报》创刊号的文章即题为“革命与文化”，其中高尔基提出了“心智是首要和最终的创造性力量，各阶级应该持久地为它的发展而努力”的观点并成为后来所有政论的主题。一个月后高尔基发起建立了“实用科学自由协会”，次年三月又建立了“文化与自由，纪念二月革命协会”。这两个组织中除了科学家以外，还包括了大量的非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其宗旨是在日益激烈和压倒一切的政治斗争下为科学和文化的传播保留一块阵地。
对当时的政局，高尔基主张维护多党竞争和向宪政过渡的局面。他和当时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包括“四月提纲”以前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样，认为俄国的经济和阶级状况远未成熟到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程度，当前任务是巩固民主成果，发展工人力量。但列宁回国后的“四月提纲”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并基本统一了布尔什维克的认识，俄国的政治局面变得尖锐起来，这使得高尔基深为不安。在六个月中，他一再呼吁抵制革命。十月间他除了发表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透露布尔什维克即将发动政变的谈话，而且于十月十八日(离革命仅一周)发表题为“人们不能沉默”的文章，要求布尔什维克中央澄清关于政变的传闻。十月二十五日革命发生后，高尔基的反应是又惊又怒，十一月上旬他接连发表了《致民主派》和《致工人》两篇文章，指责布尔什维克逮捕临时政府的成员并向工人呼吁不要支持布尔什维克，说他们正成为布尔什维克“政治实验”的牺牲品。在这一点上，他的“列宁对待工人阶级就像工匠对原材料一样”，以及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被权力所“毒化”的话至今仍然被西方学术界广为引用。在他看来“和平法令”完全是空洞的，因为国内冲突已经代替了国际战争，而对银行和大工业的国有化也并不会带来更多的面包。当立宪会议被驱散时，高尔基说布尔什维克的来福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在立宪会议被驱散的当天(一月五日)彼得格勒发生了部分支持立宪会议的工人上街游行但被镇压的事件。针对《真理报》的游行是由“资产阶级和银行家”所组织的说法，高尔基反驳说：《真理报》在说谎，它明知游行的参加者来自彼得格勒的几个最著名的工厂区，他们支持的是立宪会议中的二百四十六个非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而并非被认为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立宪民主党。而即使对立宪民主党的代表，高尔基认为也不应被排除出民意之外，因为他们不但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且代表着俄国最有教养的阶层，并得到一部份技术工人的支持。高尔基谴责这次镇压的文章用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把这事件与一九○五年一月五日沙皇军队对请愿群众的镇压相提并论(高尔基曾有《一月九日》一文纪念那次事件)。
高尔基对革命的这种态度与他对俄国历史文化特点和所谓“国民性”的认识有内在的联系，这一点使他区别于那些因拘泥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反对俄国革命的人。作为对社会底层有深切了解的作家，高尔基对俄国人民和文化传统中的消极面有深切的体验，尤其是野蛮，残酷，既怯懦又好斗，盲从权威但又没有真正的组织意识，忍受苦难的同时又充满迫害欲，等等。一九○五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流亡西欧，直到一九一三年由于沙皇庆祝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三百周年大赦时才回国。在这段时间里他对西欧文明有了切身体验，反过来加深了他对俄国问题的认识。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我们俄国人总是被黑暗和邪恶的东西所吸引……在欧洲我们也总是寻找那些和俄国相似之处，当我们发现了肮脏、欺诈、谎言和粗俗的时候，我们是多么满足——原来和我们一样！一个俄国人总要花上很长时间才会发现那种使得欧洲不同于俄国的地方：他的稳定和发展着的民主，对个人的尊重，对组织和训练的接受能力，在精神领域的创造性才能。”他甚至认为俄国只有“脱亚人欧”才能进步：“只要我们不同亚洲决裂，只要我们不属于欧洲，我们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这种对俄国问题的认识，加上四年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失序，道德感和人的生命价值的进一步遭蔑视，使高尔基认为一场不成熟的、依靠煽动、诉诸暴力的革命将以合法的形式将俄国群众中最具破坏性的本能释放出来。在他那封要求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澄清有關政变的传闻的文章中他说这样的革命“将把群众中所有被分崩离析的生活、被谎言和肮脏的政治所激起的黑暗本能像野火一样煽动起来，人们将被愤怒、仇恨和报复所毒化。”革命后高尔基的文章中充满了对街头暴力和在他看来完全丧失了理性的暴众行为的谴责，例如十二月七日他在一篇讽刺“无产阶级是新文化的创造者”和“群众专政”的文章中描绘了“群众”是如何“民主”地表决把一个被打得半死的小偷扔到冰河里淹死的场面。他认为俄国人在心理上仍然生活在一个大众迫害和谋杀能不受惩罚，个人生命一钱不值的国家中。他甚至把街头暴力和充斥于报章的对政敌或论敌的欲置之于死地的攻击都视为一种从致人痛苦中得到快乐的病态心理。
更为尖锐的是，高尔基不同意那种认为革命激发了群众的“阶级意识”的看法。在“文化与自由”协会的一次讲话(发表于“不合时宜的想法”专栏)中，他针对“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和“农民的作用”的问题说：“我不认为人们能严肃地把整个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有文化的心智的力量来谈论。也许在同资产阶级的论战中，为了压倒对方和鼓舞自己的士气这样做是有必要的。但在这里，在严肃地聚集在一起深入思考俄国命运的人们之中这样做是完全不必要的。无产阶级就其大部分来说仅仅是一个物质力量，一点也不多，农民也是如此。”他说如果一个工人以属于某种特殊的社会等级的口气炫耀说“我是无产者”，那么他的腔调正像一个贵族声称“我是贵族”一样让人生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他断言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群众中已经产生了一种与过时的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态度作斗争的新的意识。”
高尔基在反对革命的同时，认为唯一能拯救俄国的是联合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全国建立起传播教育和知识的网络，用“文化”来取代“阶级意识”，他说：“首先要建立起由这样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他们认识到单靠政治教育和政治宣传不可能培养出新人：煽动敌意和仇恨将把人们导向纯粹的残酷和野蛮；立即的和大量的文化工作对国家的复兴是必需的。”他在这些文章中一再提出知识分子是俄国的大脑和心脏，是唯一的理性的力量。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就对等级制社会崩溃后大众地位的上升和一定程度上的强权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压力深表忧虑。他在五月二日的文章中强烈谴责了一个士兵团队的代表委员会通过决议把五十三个艺术家送上和德国作战的前线服役。他说他并没忘记平等，但并不认为在托尔斯泰、拉赫玛尼诺夫和这些士兵之间存在着这种平等。十月革命之后知识分子的处境使他更是忧心如焚，他一再用“大脑在流失”、“俄国在出血”来形容由于政治原因和生活物质的匮乏使俄国知识分子遭受的损失。
列宁对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想法”给予了最大的宽容。这部分出于对这位具有世界声望的“无产阶级作家”的尊重，部分出于对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深厚的历史渊源的珍惜，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对高尔基的了解。自《母亲》出版之日起，列宁即视高尔基为属于工人运动的作家，尽管他们在一九○八年和一次大战时有过分歧(前者是因为高尔基在党内分歧中支持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后者是因为高尔基经手出版《帝国主义论》时曾坚持要列宁删掉批判考茨基的部分)，但这种分歧只是让列宁相信高尔基最终会回到“我们”这一边来。然而，进入一九一八年后，在布尔什维克把巩固政权作为压倒一切的任务的局面下，高尔基对革命的日益尖刻的攻击逐渐变得无法被容忍。当高尔基在《一月九日和一月五日》中把新政权与沙皇政权相提并论时，《真理报》和其他布尔什维克报纸开始反击，它们从说高尔基“正在离开人民”到“卸下他的面具”和“憎恨人民”。彼得格勒苏维埃曾动员承印《新生活报》的印刷厂工人罢工，但未成功，后又断绝其纸源，但高尔基设法从芬兰进口了纸张。一九一八年六月，《真理报》发表“群众来信”对《新生活报》的经济来源提出质疑，高尔基立即发文澄清了这一问题并反唇相讥，说从一九○一年到一九一七年，有难以计数的钱款经他的手交给了布尔什维克用于出版报刊，它们倒确实多数来自“资产阶级”(高尔基曾经不但用自己的稿費和版税资助布尔什维克，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布尔什维克向他的一些富商朋友募捐，例如纺织厂主莫洛佐夫和家具商施密特，他们甚至把遗产都指定留给布尔什维克)，并说列宁对于这点应该记得很清楚。这次笔战之后不久，彼得格勒苏维埃经请示列宁封闭了《新生活报》。列宁在指示中说：毫无疑问，当全国都在为苏维埃政权的生存而战斗的时候，“任何知识分子的悲观主义都是极端有害的”。
《新生活报》被封闭后，高尔基失去了公开的论坛，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就给前妻佩什科娃写信说他打算同布尔什维克在自愿的基础上合作，他“对没有实际效果的文字抗议感到厌倦”了。八月底列宁的遇刺受伤提供了一个机会，高尔基前去探望(他们已有六年未见面了)。除了高尔基自己多次删改直到一九三○年才最终定稿的长文《列宁》，没有别的材料对这次会面提供更进一步的描述。从高尔基的文章中，结合后来的情况，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次会面意味着一种“休战”，并进一步达成了某种“君子协定”：列宁同意高尔基从事拯救俄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工作并允诺给予最大的帮助，而高尔基则答应为建立知识分子和苏维埃政权的联系而努力(从《列宁》一文中看，列宁对此是保留怀疑的，他对高尔基说“正是我们负起了唤起人民行动、向世界说明生活的全部真理这一巨大任务，我们给各民族指出了一条通向人类生活的康庄大道”并“为此而吃了知识分子的一粒子弹”。见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列宁》第四十六页)。此后，高尔基为处境艰难的俄国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工作，他频繁地往来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他不愿离开“资产阶级”的旧都，搬进“无产阶级”的新都)，为被捕者求情，为饥寒交迫的知识分子申请食品券。最难以置信的莫过于他竟然为公爵加夫尔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夫妇弄到出国护照(在他眼里他们是学者和演员，当时另外三个公爵已被处决)，公爵夫妇去了芬兰后又到了美国，有《大理石宫殿》一书记述此事。一九二一年当苏俄面临大饥荒时，高尔基在苏维埃政权和知识分子之间斡旋，组织了一个非官方(有政府官员参加)的“全俄救灾委员会”(其中甚至包括托尔斯泰的女儿，很多人当时还在狱中)与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救济署签署了粮食和药品的援助协定。当时高尔基在欧美报纸上发表文章，呼吁援助“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巴甫洛夫、莫索尔斯基和格林卡的国家”。这或许是高尔基唯一的一次在苏维埃政权和旧知识分子之间的成功的联系。
曾经大声疾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然而当暴风雨真正来到时这种大声疾呼却又变成了“不合时宜的想法”，这是高尔基让左派朋友吃了一惊。十年以后他“一边倒”(这是他一九二九年给老朋友库什科娃信中的话)向斯大林体制，又让他的右派朋友吃了一惊。这里无法对高尔基的这两个极端背后的一致性详加探讨，只是想指出其中并非毫无踪迹可寻。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那些促使他反对十月革命的因素导致他拥抱斯大林体制。他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一元论者：他们相信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够彻底解决——借助一种方法，通过一条道路，依靠一种力量。十月革命前后他的一元论是文化精英主义，科学救国论，奉知识分子为弥赛亚和普罗米修斯(其散文诗《丹柯》就塑造了一个在黑暗中把心掏出来点燃为迷路的大众指引方向的英雄)，视群众为必须重新塑造的旧人。这使得他无法接受以大众动员为基础的以上层社会和知识阶层为对象的革命，触目之处都是破坏和毁灭。然而十年之后，革命的破坏阶段结束，进入建设时期，新文化和新人已具雏形，高尔基所最担心的农民(他曾经在《不合时宜的想法》中说：“如果我们的农民是野兽，我们必须承认”。在《列宁》中则比较缓和地说：“农民的动物式的个人主义，以及他们几乎全无社会感情——这一切使我苦闷了一生。”)正在被集体化，这一切与高尔基的理想殊途同归。没有别的比看到俄国成为一个有秩序的大工厂，俄国人被脱胎换骨更让他高兴的了：俄国的问题终于有了一个解决。此刻他的一元论的社会哲学从文化精英主义合乎逻辑地转向了国家和政治崇拜。正是出于对高尔基的这种一元论本质的洞察，列宁在封闭《新生活报》的指示中强调说他毫不怀疑高尔基仍然属于工人阶级的事业，他只是暂时迷路，将来会归队的。高尔基的这段曲折一定程度上在激进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朋友或同路人中颇具代表性，那些与革命时分时合，虽有龃龉但最终仍然认同的人为数不少，只是不如高尔基富有戏剧性罢了。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地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 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
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fèn）怒的力量，热情的火焰（yàn）和胜利的信心。
海鸥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呻（shēn）吟（yín）着，—— 呻吟着，它们在大海上飞窜（cuàn），想把自己对暴（bào）风雨的恐（kǒng）惧（jù），掩（yǎn）藏到大海深处。
海鸭也在呻吟着，——它们这些海鸭啊，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hōng）隆（lóng）隆（long）的雷声就把它们吓坏了。
蠢（chǔn）笨的企鹅，胆怯（qiè）地把肥胖的身体躲藏在悬崖底下 …… 只有那高傲的海燕，勇敢地，自由自在地，在泛（fàn）起白沫（mò）的大海上飞翔！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唱歌，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fèn）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kuáng）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jù）浪，恶（è）恨恨地将它们甩（shuǎi）到悬（xuán）崖（yá）上，把这些大块的翡（fěi）翠（cuì）摔（shuāi）成尘雾和碎（suì）末。
看吧，它飞舞着，象个精灵，——高傲（ào）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hǎo）叫 … … 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hǎo）叫！
这个敏（mǐn）感的精灵，—— 它从雷声的震（zhèn）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fá），它深信，乌云遮（zhē）不住太阳 —— 是的，遮不住的！
狂风吼（hǒu）叫 … … 雷声轰响 … …
一堆堆乌云，象青色的火焰（yàn），在无底的大海上燃（rán）烧（shāo）。大海抓住闪电的箭光，把它们熄（xī）灭（miè）在自己的深渊（yuān）里。这些闪电的影子，活象一条条火蛇，在大海里蜿（wān）蜒（yán）游动，一晃（huǎng）就消失了。
—— 暴（bào）风雨！暴风雨就要来啦！
这是勇敢的海燕，在怒吼（hǒu）的大海上，在闪电中间，高傲地飞翔；这是胜利的预（yù）言家在叫喊：
1、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
2、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泉源!
3、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书籍是青年人不可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
5、学习——永远不晚。
6、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7、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8、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人的自我完善。
9、生活的价值在于创造。
10、不要慨叹生活的痛苦!慨叹是弱者。
11、天才出于勤奋。
12、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能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
13、如果不想在世界上虚度一生，那就是学习一辈子。
14、让整个一生都在追求中度过,那在这一生中必定会有许许多多顶顶美好的时刻。
15、劳动和科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两种力量。
16、人需要真理，就像瞎子需要明快的引路人一样。
17、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我们只能说还有尚未被认识的东西。
18、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19、我一向憎恶为自己的温饱打算的人。人是高于温饱的。
20、一个人的价值，全决定于他自己。
21、真实的十分理智的友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无价之宝。
22、理智要比心灵为高，思想要比感情可靠。
23、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
24、生活的情况越艰难，我越感到自己更坚强，甚而也更聪明。
25、贫穷能使人沉沦，也能使人升华。
26、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的聪明的手创造出来的。
27、我知道什么叫劳动：它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美好事情的源泉。
28、做一个善良的人，为群众谋幸福。
29、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
30、人应该装饰的是心灵，不是肉体。
31、我知道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32、劳动使人建立对自己的理智力量的信心。
33、读书愈多，精神就愈健壮而勇敢。
34、书籍是青年人不可以分离的生命伴侣和导师。
35、只有满怀自信的人，才能在任何地方都怀有自信沉浸在生活中，并实现自己底意志。
36、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37、没有任何力量比知识更强大,用知识武装起来的人是不可战胜的。
38、应当热爱科学，因为人类没有什么力量是比科学更强大、更所向无敌的了。
39、青春是有限的，智慧是无穷的，趁短短的青春，去学无穷的智慧。
高尔基被誉为无产阶级文学之父。然而,他与俄国“革命之父”列宁发生过多次观念冲突和政治冲突,几乎决裂。我们以前知道,高尔基和列宁有伟大友谊。事实上,他们有过几次严重冲突。他们在1905年相识。那时,高尔基如果观点有所摇摆,列宁就会批评他。高氏则诙谐一笑:“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说去,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那么几分傻劲儿……”
十月革命后,高尔基在《新生活报》左派孟什维克办的日报,1917年4月在彼得堡出版发表文章,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悲剧和毁灭。由于高尔基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1918年夏,列宁一纸命令,这家报纸被关闭。
列宁和高尔基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20年10月20日。关于此次相见,许多人做过描述,加以戏剧化,例如电影《带枪的人》1938年。这个相聚,实际是分手。那时,列宁一再要高尔基移居国外,并且告诉他:“如果你不走,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送你走了”。这话使高尔基永难忘怀。
这种驱逐,是对待持不同观点者的一种方式。两年之间,有数十位知识分子被驱逐出国。可是,对于另一些需要出国的人,政府却又不让他走。1921年,诗人布洛克重病在身,高尔基一次次发电报催促苏联领导人,要他们放布洛克去芬兰治病。在他们讨论是否给这位诗人发护照时,诗人去世了。十八天后,即8月25日,另一位诗人尼古拉·古米廖夫被处决,罪名是白卫分子,尽管根本没有证据。高尔基的求情,对于此案同样毫无作用。
这两位诗人在1921年8月的死亡,开启作家无辜受害的时代。1921年10月8日,高尔基写信和列宁告别,他要离开苏联去欧洲了。此后,一系列事件,使高尔基置身于知识界和当局之间,置身于俄国和西方之间。他很痛苦,既想坚持独立,又怕被革命的火车头抛弃。
1922年夏,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们在莫斯科受审。高尔基在德国北部一个小城得知此事,于7月3日写信给法国作家法朗士,希望在欧洲唤起公众关注此事。此信后来发表在流亡国外的孟什维克人士主办的杂志上:
尊敬的安纳托尔法朗士:对社会革命党人这种审判搞得很滑稽,而且公开准备要谋杀那些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的人士。我最诚挚地请求你再一次向苏维埃当局呼吁,告诉他们这种罪行是不能容许的。也许你的强有力的观点能够拯救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宝贵生命。随信附上我写给一位苏维埃领袖的信。顺致良好祝愿。
高尔基
高尔基的信是7月1日写给苏维埃政府首脑里科夫的:
亲爱的阿列克谢:如果对社会革命党人的这场审判以谋杀告终,那么这将是一件有预谋的罪恶谋杀。我请求你把我的观点告诉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我希望这不会使你惊讶,因为在整个革命期间,我已经向苏维埃当局一千次指出,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这是愚蠢和犯罪行为。我现在坚信,如果社会革命党人被杀害,这一罪行将会使俄国在道德上自绝于社会主义欧洲。
高尔基
他写给法朗士的信,产生广泛影响,惊动了克里姆林宫。列宁称高尔基的信“卑鄙”;托洛茨基则指示《真理报》“就作家高尔基,写一篇措辞温和的文章,搞政治的人不会把这种文人放在眼里,要用外文发表”。很快,一篇题为“几乎堕落到极点”的措辞严厉、猛烈批判高尔基的文章问世,谴责他:“这种政治声明可以看到,身在国外的高尔基在危害我们的革命,他的危害极大……”
国外这些呼吁起了效果。尽管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革命法庭通过的死刑判决,却没有执行死刑。
高尔基《论俄罗斯农民》一书的出版,引来克里姆林宫更大怒火。一家流亡报纸谴责高尔基诽谤俄国农民,另一家报纸宣布苏维埃政府这项决定:如果他进入俄国边境,将会被逮捕。1922年秋,他们幡然一变,联合起来,一致攻击高尔基,迫使高尔基马上声明自己忠诚于苏俄。他唯一不能同意的就是他们对待知识分子采取的那种迫害手段。
高尔基1924年3月3日致叶卡特琳娜·彼什科娃信,下面这段话在发表的各种版本中,总被删去:
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不要再谈论什么我是受某个人影响这种话。大家应当知道,我五十五岁,我自己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如果我那么容易受影响,那么我很久以前就应当服从伏拉基米尔·伊利奇,他在影响别人方面无人能及,那么今天我就应当灯红酒绿,有芭蕾舞女演员们簇拥,坐着最豪华轿车满城兜风……
高尔基和家人住在意大利的索兰托别墅,他工作勤奋,在整理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撰写文章和回忆录,与外界保持广泛的通信关系。这种生活状态,实在不能再好。至于怀乡之情,高尔基说,他没有这种痛苦。
高尔基是个流亡者,尽管并非自愿。他已年近花甲,似乎应当决定自己晚年的去留问题了。可是,当他听到列宁的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了一个书单,要所有图书馆把《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的著作下架的消息,他决定宣布放弃他的苏联国籍,甚至为此事写了一份声明。
他受到来自两个阵营的强烈批评。激进派人士马雅可夫斯基公开说,高尔基是一具僵尸,在文学上已成废物。巴黎的白卫人士则强烈谴责他,把他那篇关于列宁的随笔视为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奇耻大辱。
高尔基1927年9月8日写给身在苏联的年轻作家朋友维·伊凡诺夫的一封信,可以看出此时他的观点:
我天生就不能理解那种把群众、把一个民族或是一个阶级理想化的做法。我是一个很差劲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喜欢把人生的责任由个人转移到群众、集体、某个党或某个集团。而且,我知道,一粒胡椒子比一把罂粟种更有生命。我相信,如果我倒过来看问题,那就虚伪可笑了。
高尔基和多人有着大量通信。他培养了整整一代苏联作家,其中包括一批大作家,诸如巴贝尔、奥莱莎和巴乌斯托夫斯基。
1928年,高尔基回到阔别七年的俄国。他要在苏联度夏天,每年秋天回索兰托。斯大林亲自在莫斯科为他找了一幢房子,离克里姆林宫很近,那是一位百万富翁的豪宅。这里很快成为苏联领袖和艺术家、作家们聚会的地方。他还分到两座大别墅,有警卫保护,一座在克里米亚,一座在莫斯科近郊。秘密警察立刻开始操纵高尔基,秘密监视他的活动。
高尔基的秘书从1918年开始为他工作,逐渐控制了高尔基的社交、文学和出版方面的联系。他得到信任,也聪明能干,成为高尔基工作和生活中不能缺少的人物。后来在狱中,这位秘书承认,1932年,秘密警察头目雅果达给他四千元,为身在国外的高尔基买轿车;1933年,雅果达给他两千元,用这笔钱买下了索兰托的别墅。
这一事实意味着,高尔基在意大利居住时就受到秘密警察资助。高尔基当然知道这笔巨款事。秘书的招认,不仅涉及高尔基,而且揭露高家其他成员也受到资助;他好几次从雅果达那里拿到现金,是给M·巴德勃格高尔基实际上的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同时又是H·G·威尔斯的情妇的。1936年,雅果达交给他和高尔基的儿媳彼什科娃四百英镑,也是给巴德勃格的。最后一次是在1936年9月即高尔基去世后,彼什科娃告诉他,她从雅果达的私人秘书那里收到一大笔钱。她迷惑不解地说:“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硬塞给我呢﹖”
他的口供中,提到两个与高尔基有特殊密切关系的女人。一位是玛丽娅·巴德勃格,她是个迷人而大胆的女人,她有几个有名的情人,其中有威尔斯和高尔基。有人认为她是双重特务,既为英国服务,也为苏联工作。高尔基秘书的调查案卷中有一个八人名单,她被列入“参与反苏右派分子组织”的名单,但只有她既未被逮捕也未被处决。1938年雅果达等人受审时,她已经远在伦敦,秘密警察鞭长莫及。
另一位女人是纳狄娅·彼什科娃,高尔基的儿媳。雅果达试图通过她,更深地打入高尔基家庭内部。他的手段包括情感拉拢。人们都知道她很美,极有女性味,罗曼·罗兰说她“年轻,非常美丽,单纯而且快活”,她的才能在艺术上,也使家庭充满生气。
高尔基于1933年回苏联定居后,便受到秘密警察的来访和包围。甚至他的日常用品,都与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一样,要由秘密警察部门负责。
庆祝高尔基创作四十年,曾闹得红火一时。斯大林下令以高尔基名字命名城市、研究所、街道等等。有人战战兢兢对斯大林说,莫斯科艺术剧院是契诃夫创办的。斯大林回答:“没关系。高尔基是个无用的人,我们必须把他拴在党的身上。”高尔基毫无反对地接受了这种礼物。他不必害怕批评家,政府不许他们批评他。这样,在斯大林的主持下,文学界开始崇拜高尔基。
1932年10月26日,在莫斯科高尔基家有一次著名聚会,来客云集。其中有克里姆林宫首脑们: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罔诺维奇等等,他们谈笑风生,觥筹交错,兴高采烈。还有五十余位作家,其中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普拉托诺夫、布尔加科夫、巴贝尔等等,他们举止却相当恭谨自制。
夜深了,酒浓了,作家们的心情似乎也放松了。作家马利什金来到斯大林面前和他碰杯。诗人卢果夫斯科依大声喊道:“让我们大家都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
此时,坐在斯大林对面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猛地站起来。斯大林给他满了好几次酒,酒劲使这位小说家胆气倍增。他说:“我听厌了这种话我们已经为斯大林的健康干了一百一十四万七千次了。他大概已经厌烦这套了……”
顿时冷场。斯大林站起来,伸出手,握着这位小说家的指尖说:“谢谢你,尼基夫洛夫,谢谢你。我确实厌烦这套。”室内顿时热闹起来。
那时,斯大林称作家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理论。高尔基在早些时候的聚会中,曾提出要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起来,以明亮的笔墨描写英雄的现实。
第一届苏维埃作家代表大会,分别经过斯大林和高尔基细细策划两年后才举行。几年后,那天晚上参加聚会者中,每四位就有一位被投入监狱,许多人被枪决。被枪决者中,毫无疑问包括那位率性天真、说话轻率的小说家尼基夫洛夫。
后来,高尔基的秘书在狱中揭露,雅果达在幕后积极操纵文学界活动和作家协会主席人选,特别是在1934年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他要高尔基写信给斯大林,推荐阿维尔巴科作主席。
在集体化时期,他们与“富农”斗争,高尔基提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1930年11月15日真理报。同时,当局策划公开审判“工业集团”,包括那些革命前的老一代工程技术人员,高尔基这样写道:“读到关于那些恶棍的报告,我怒火填膺。”1931年3月,他同意孟什维克人士受审,其中包括他以前的一些朋友。他称他们是罪犯和破坏者。他甚至还说,他们还有人漏网,应当继续搜捕。他在一封信里称赞:“斯大林干得多漂亮呵”
1934年12月,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基洛夫被刺,成为斯大林清洗反对派的良机,许多人未经任何调查或审判,就被安上间谍罪名,立即遭到枪决。高尔基在1935年1月2日发表在《真理报》的一篇文章里为斯大林呐喊助威:“必须无情地、毫无怜悯地消灭敌人,不要理睬那些职业的人道主义者们的喘息和呻吟。”1926年,斯大林安插基氏去列宁格勒,意在将来取代季诺维也夫,然而基氏在党内威望直线上升,特别是在1934年1月举行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基氏声望如日中天,使斯大林心怀恐惧,于是将他除掉。
1934年5月,高尔基的儿子马克西姆突然死亡,这是对高尔基晚年的沉重打击。随后,高尔基的家庭医生维诺格拉多夫死于秘密警察之手,对马克西姆的死因调查就此中断。克里姆林宫医疗局长柯多洛夫斯基在调查中也死去,死因也不明。
著名的布尔什维克老革命家拉科夫斯基受审时这样说:“总有一天这些尸体会站起来讲话。”
生命中最后两年,高尔基不倦地颂扬斯大林,可是后者对他已毫不在意。他建议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恶魔》,《真理报》发表一个御用文人的文章,批判高尔基犯了自由主义。
高尔基深感压抑,决定去意大利旅游,可是得不到批准。此时,表面上,高尔基功成名就,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实际上,他的生活形同软禁。作家什喀帕在回忆中,谈到高尔基绝望地喃喃自语:“我实在太疲倦了。好像他们把我圈在篱笆里,我走不出去。我落在陷阱里。进退不得我不习惯这种生活……”
他们不让高尔基看到报纸,有几次还专门为他印了一份报纸,其中做了删节和改动,高尔基纪念馆就保存这样一份报纸。这种常年的抑郁寡欢,比老年和疾病更快地使这位文学老人濒临死亡。
高尔基在克里米亚他的别墅,度过最后一个春天。法国作家安德列·马尔罗去那里访问他,巴贝尔清楚地记得,马尔罗问高尔基,苏联文学现在是否正处于衰落阶段,高尔基的回答是肯定的;那时,高尔基非常关心《真理报》上展开的那场批判什柯洛夫斯基等人的文学形式理论以及批判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这种运动,他不同意那些批评;他心情抑郁而孤独,多次说有人不许他回莫斯科,去从事他热爱的工作。雅果达和克鲁奇科夫安排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和高尔基一起彻夜纵酒狂欢,直到高尔基昏昏睡去。
这位无产阶级“文学之父”死了,官方对高尔基之死做的解释是,这是一桩罪恶的谋杀,是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庞大阴谋的一部分,由布哈林、里科夫、雅果达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直接操纵,阴谋在于推翻斯大林政权。他死了,还被斯大林利用来大做文章。
俄国最出色的心脏病专家普列提约夫在狱中写了一份上诉书,有这样的话:“所有对我的指控都是捏造。我的‘坦白’都是在暴力和欺骗中被迫说出的……我不屈服,审问者就干脆说:‘如果领导说你有罪,即使百分之百无罪,你也一身是罪。’”
高尔基死后,他的房子被彻底搜查,而且不只一次。他的秘书克鲁奇科夫被捕时,秘密警察甚至把土豆一个个切开,寻找他们需要的材料。
2) 在一个人感到自己是别人注意的中心时，他的头脑会很像样的膨胀起来，忘乎所以，妄自尊大。
3) 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也是一个真理。
4) 时间是最公平合理的，它从不多给谁一份，勤劳者能叫时间留给串串的果实，懒惰者时间留予他们一头白发，两手空空。
5) 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忽视而令人后悔的是时间。
6) 青春是有限的，智慧是无穷的，趁短短的青春，去学无穷的智慧。
7) 时间给勤劳者留下串串的果实,而给懒汉只留下一头白发和空空的双手。
8) 我扑在书籍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9) 我一向憎恶为自己的温饱打算的人。人是高于温饱的。
10) 一切出色的东西都是朴素的，它们之令人倾倒，正是由于自己的富有智慧的朴素。
11) 理智要比心灵为高，思想要比感情可靠。
12) 你要记得，永远要愉快地多给别人，少从别人那里拿取。
13) 拳头打不倒真理。
14) 人需要真理，就象瞎子需要明眼的引路人一样。
15) 个人如果但靠自己，如果置身于集体的关系之外，置身于任何团结民众的伟大思想的范围之外，就会变成怠惰的、保守的、与生活发展相敌对的人。
16) 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由人的聪明的手创造出来的。
17) 只有人的劳动才是神圣的。
18) 我知道什麽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19) 天才是由于对事业的热爱感而发展起来的，简直可以说天才，就其本质而论只不过是对事业、对工作过程的热爱而已
20) 智慧是宝石，如果用谦虚镶边，就会灿烂夺目
21) 志在顶峰的人，决不会因留恋半山腰的奇花异草而停止攀登的步伐。
22) 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事的人是不幸的人。
23) 人类最不道德处，是不诚实与怯懦。
24) 果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一生中留给人们的都是些美好的东西——鲜花，思想，以及对你的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你的生活将会轻松而愉快。那时你就会感到所有的人都需要你，这种感觉使你成为一个心灵丰富的人。你要知道，给永远比拿愉快。
25) 人类最不道德订户，是不诚实与懦弱。
26) 一个人的价值，全决定于他自己。
27) 生活的价值在于创造。
28) 要是人没有了恐惧心就一切全完了!一切全毁了!一切全垮了!据说，世界就是靠人们的恐惧心来维持的啊!
29) 做一个善良的人，为群众谋幸福。
“我来到人间”，仿佛就暗示着这人间的媚俗和可憎可笑的面目;
而普希金的`诗集、阿克萨夫的《家庭记事》、著名的俄罗斯史诗《在森林中》等书籍构成了高尔基的天堂，这个“人间”里的天堂，
我佩服高尔基的毅力和恒心，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仍手不释卷，不理会别人的反对而做自己认为对的事。“真理永远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高尔基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也阅读了许多，包括生活这本难“啃”的书。我羡慕高尔基灵活、流畅的文思，随时随地就能吟出一首小诗来抒发情感。
当然，这自然是他的外祖母的功劳。 高尔基的勤勉、毅力和恒心，还有他高尚的外祖母、外祖父不也构成了一个天堂吗?
天堂与人间只一线之隔，却就大不相同了。有的人家有万卷书，却腹无点墨;有人做乞丐，却也能读好书，学到不少的知识。
人间与天堂是人心的两个表现，被凡尘俗世所污染的心就是人间;反之高洁的心灵就如鸡群中的鹤，与众不同，成了天堂。
只要肯干，脚踏实地，人间也会变成天堂。
他的出走以及很快在一个无名车站逝世，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一个创造出伟大作品，在俄罗斯乃至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作家，为什么会作出这种选择，采取这样非常的行为？
根据托尔斯泰留下的书信，人们很容易将他的出走行为，与其妻子索·安·托尔斯泰娅（以下称索菲娅）联系起来，后来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在陆续整理发表的托尔斯泰日记，部分托尔斯泰崇拜者的文章，一些同时代人的回忆，一些诸如“托尔斯泰出走”的研究著述，都清晰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从实际情况看，这也是无可置疑的。
对于伟大人物的崇仰，很容易的，人们也会将更多的珍惜情感投注进去。对于与其产生分歧的另一方，也会轻易地予以排斥，甚至指责，这是很难避免的。索菲娅，由于她的个性，由于生活中间与丈夫的实际冲突，她受到的指责，就格外多而集中，这似乎有些无可奈何。
索菲娅当然感受和意识到这些。在托尔斯泰逝世后的几年时间，她失去了“惯常的爱情的支柱，精神上的支柱，智慧和生活中美好的趣味激发者”，内心充满痛苦。她常常回溯往事，想弄清楚造成家庭不幸的原因，于是，日记里便不时流露出忏悔，也常常自责自己使托尔斯泰遭受到痛苦。
为托尔斯泰，仍然是托尔斯泰，索菲娅加紧着编辑、出版他数量庞大著述的工作。她首先将托尔斯泰写给她的书信编辑出版。当然，这个工作有其别一番意义：“我之所以要出版这些信件......是因为我知道，在我死后定会有人妄评我对丈夫以及丈夫对我的关系。既然如此，那就叫他们来研究这些活的真实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来评论，而不要根据猜测，流言蜚语和臆想来妄评吧。”
这是预见，这预见终于成为现实。索菲娅去世后不久的1922年，一本名为《托尔斯泰的出走》的小册子，在圣彼得堡出版。该书的作者，是切尔特科夫。这是一个值得略加介绍的人物。
19世纪80年代，托尔斯泰在直面俄罗斯贫富悬殊情形时，精神产生莫大的痛苦。渐渐，对照更广大的人群，他对自己富足的生活感到极大不安。他不仅开始尝试平民的生活方式：戒烟、戒酒、素食，还参加各种体力劳动：劈柴、生炉子、修鞋、耕地……不仅如此，他还要求放弃自己的庄园，放弃可以有很大收入的著作版权……这些，在托尔斯泰个人，或许是可以做到的。可他有一个很大的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几乎全部靠这些收入维持，而这个家庭生活的管理者，正是托尔斯泰夫人——这，就造成了托尔斯泰与索菲娅最基本的冲突。
当托尔斯泰以文字宣扬他的平民生活，宣扬他放弃财产的观念后，在社会上形成了一批这种观念的追随者。切尔特科夫，是这些追随者中一个特别狂热者。
切尔特科夫出身俄国贵族，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他趋于极端，一些托尔斯泰的主张，如“不抵抗”学说，他自认为在结识托尔斯泰之前就有了。当他们两人见面后，由于观点、志趣十分相投，由此结缘。此后，切尔特科夫参与进托尔斯泰的宣传等工作中，甚至“帮助”托尔斯泰实践自己提出的主张。自然，他也就介入了托尔斯泰与索菲娅的冲突之中。索菲娅由此对他十分反感，视为仇敌。他对索菲娅也很不客气，甚至当面威胁：“只要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将您和你们一家搅个一败涂地……”
这部在索菲娅逝世之后出版，出自切尔特科夫之手的《托尔斯泰的出走》，对索菲娅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应当说，在当时的氛围下，这样的著述是会得到一些人响应的。但是，终于有人出来反驳辩护。这个人，是真正的平民出身的平民作家，读“人间”大学毕业的著名作家高尔基：
“我读了切尔特科夫的小册子《托尔斯泰的出走》以后，我心里想：一定会有人出来在报上指明这个著作的唯一的、直接的目的便是中伤索·安·托尔斯泰娅。”
这是高尔基写的《关于索菲娅·安德列夫娜·托尔斯泰娅》一文的第一句。但是，很长时间了，高尔基并没有读到一篇揭发这样明显“意向”的文章。这令高尔基感到不安。他认为，如果沿续这样的思路，那么就算有人出来说托尔斯泰的妻子是丈夫的罪人，说她是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妻子一类的泼妇，也会受到一些精神或物质上喜欢看别人笑话的人欢迎的。这是高尔基不能容忍的，所以，他要以自己的观察，用自己的笔，写下他了解的“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唯一的妻子的事情……”
人们此时也许会产生疑问，你高尔基为什么要站出来为许多人都指责的人辩解呢？是否索菲娅对你不错，使你因情感因素起而撰文，这样，你的言论是否会受到“公正”的置疑？事实恰恰相反。因为托尔斯泰身边常常围着许多人，使索菲娅对他们产生很大反感。除去个别而外，一律排斥。这排斥对象就包括高尔基。
1900年1月，高尔基初次拜访了托尔斯泰。同年10月，他到波良纳的托尔斯泰庄园住了一些日子。1901年底，他在克里木，与正在那里养病的托尔斯泰有过多次见面和交谈。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以及对托尔斯泰的观察，高尔基写进了那篇文学肖像《回忆托尔斯泰》里。但是，在这篇被后来许多人赞誉的文章中，高尔基却基本没有提及索菲娅，即一直在托尔斯泰身边的夫人。“因为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她对我也无好感，她本着她那正直的性格，并不在我面前隐藏她的这种不快。”不仅如此，索菲娅的态度表达得如此明晰，叫高尔基感到受辱。尽管在后来的文章里，高尔基说自己“毫不在意”，因为他看出来索菲娅不仅对他。她认为包围着她那位伟大殉道者丈夫的人，大部分都是小苍蝇，蚊虫——总之，是“寄生虫”。高尔基，不幸被索菲娅看作这样的人物。
这虽然实际上引发了高尔基内心的不快，可他仍认为，索菲娅这样认为，有她充分的理由。因为确确实实有这样一批人（她感觉为“苍蝇”），非常“适切”，非常“机警”地大吃着托尔斯泰的精神，并竭力想在大作家的生活和记忆中留下印记。他们的干扰行为有时还相当放肆，叫作家本人或家人难以忍受。索菲娅意识到，托尔斯泰跟他的某些崇拜者和“弟子”的亲密友谊只会给他带来麻烦和痛苦。
这样的情形，即使局外的高尔基，也能明显而大量地感受到。从他后来读到的资料看，一些自称或曾经是托尔斯泰主义的追随者，一转身，便一方面以托尔斯泰为朋友炫耀，一方面又发表许多不实的文字，用以批评甚至诋毁托尔斯泰。这些，在高尔基看来，应当是索菲娅反感这批包围托尔斯泰人的一个理由。她的反感和拒斥，是对其丈夫“伟大工作和高度精神生活”的保卫，“不用说，靠了她，托尔斯泰才免掉挨到许多蠢驴的脚踢，靠了她，许多的污泥和唾沫才没有落到托尔斯泰的身上。”
高尔基的这些话，虽带有推想的成分，但他这些基于人性的合理判断，却得到实际的印证。在后来出版的索菲娅的日记里，有许多对围绕着自己丈夫的这些人的不满言辞。虽然她还得安排他们的吃、喝和住，但厌恶之情却溢于言表。
在高尔基的理解中，假使我们公正无私地去观察那些大师的生活，我们就会看出来，通常人们只想着大师改变弟子，可实际弟子也影响大师。这些“弟子”中，有些还是愚蠢、卑污的。他们的热烈赞誉，大师们并非全然不动心。从这一点看去，索菲娅的看法和作为也是有充分理由的。何况要让这位天才作家创作艺术作品，而“要把那么多的诬蔑陷害和卑污丑恶隐瞒着不让托尔斯泰知道，使他看不见，听不到那些不论是他或者任何人都用不着知道的事情以及那些会影响到他对人的态度的事情，这的确需要很多的心灵的力量和充分的仔细周到。”
这还不是全部。由于灵魂上永不懈怠地求索，“列夫·托尔斯泰是19世纪的伟大人物中间最复杂的一个。”精神的强烈运动，使这部分走得特别高远。这时候，他常常是不管，不顾世俗生活层面的，甚至生活层面常常成了他精神的严重负担。而这个严重负担，是由其妻子承受的。为了自己的理念，托尔斯泰要放弃庄园，放弃所有著作版权，而这，正是他们一家生活来源，包括他那帮追随者的吃、喝、住……有时，也许托尔斯泰自己并未想到，倘若没有索菲娅的坚持，以这些来源维护生计，那托尔斯泰也就不可能静心坐下，一部部完成他那么伟大而辉煌的长篇巨制。从这一点看：“做列夫·托尔斯泰的唯一的亲密友人，做他的妻子，做他的许多孩子的母亲，做他的家庭主妇，这的确是一个很艰难而责任繁重的任务。”
有些东西，也许只有也是艺术创造者的高尔基才体会得深入。仅从托尔斯泰小说中女性形象看，高尔基认为：“我自然不会忘记那个天才的过人的聪明，可是同时我也认为他那气象万千的大小说中的一些女性的笔触只能够被一个女人认识，而且那个小说家是从一个女人得来的。”这部小说，是指《战争与和平》。高尔基甚至说：“我以为在托尔斯泰的那本雄伟的历史小说中倘使没有了像现在我们所感觉到的女性的影响，那么它里面一定会含着更多的哲学和更少的和谐。”这影响作品的女性，高尔基指的正是索菲娅。
就从个人生活说，“我们……最好不要忘记托尔斯泰虽然是怎样地热烈多情，可是差不多在半个世纪中间，他就只有这唯一的妻子。她也是他的亲密的，忠实的，而且我相信还是唯一的朋友，虽然列夫·托尔斯泰因为对他自己的精神的财富有着天然的慷慨心，把‘朋友’这个称呼送给了许多实际上只是他的弟子的人。此外，我还可以承认说，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真正能够做托尔斯泰的朋友的人。”
当然，索菲娅也有弱点。她有着一种始终是强烈的而且也许还是带病态的猜忌的欲望，想把她丈夫的一生中所担负的大得无比的任务特别表示出来。这也是她对托尔斯泰周围的人（包括高尔基）不满的心理因素，但是，高尔基仍愿意理解她。因为在高尔基的印象里，托尔斯泰一家人，大都软弱多病，几乎全凭索菲娅在“那磨人的琐细事情的漩涡中”辛苦挣扎。一天从早累到晚，几乎全家人个个需要她的安排和照顾，否则，这些琐事会给创作需要安静的托尔斯泰极大的烦扰。
从许多研究家叙述的事实看，索菲娅是托尔斯泰最好的助手。几部巨大著作的誊抄工作，几乎都是由索菲娅承担的。而托尔斯泰又是一个每每反复修改作品的人，这样，一部作品的抄写，常常是作品字数的几倍。索菲娅就是这样直接参与进托尔斯泰的艺术活动之中。这在当时是无人能简单插手的。而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寻常生计，那种紧张、忙乱，读读索菲娅的日记，那会体会得更为深入和真切。所以，高尔基感叹地说：“那个女人跟一个富于独创性，而又烦躁不安到极点的大艺术家在一块生活了50年的难堪的长岁月……而眼下，人们只有在高兴毁谤她的时候才记起她来。”
婚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可它又是由无数琐细繁杂的具体事物组成，与恋爱之时有极大差别。托尔斯泰与索菲娅之间，在长久的生活过程中，确实产生了许多冲突，这些对对方都造成了伤害。倘若我们不一一分辨，只简单概括，应当是理想主义（托尔斯泰），与现实生存（索菲娅）之间的冲突。有意思的是这发生在两个人身上。这种分裂、撕扯，便造成了两人反复长久的冲突。但是我们应当注意，高尔基在文章中几次说到，索菲娅是多情的托尔斯泰几十年里唯一的妻子。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仍然有一根线牵连着。这根线，应当是爱情。经过长久婚姻生活的人，大约能领会这样有些别异的说法。但这也许是事实的恰当描述。
在托尔斯泰的日记里，常常有对索菲娅种种行为的谅解的话，他也认为索菲娅的行为是因为爱。而索菲娅，在她成了许多人指责对象后，在她也自认为对托尔斯泰出走负有责任后，临终之时，她仍然对自己的孩子说：“我要告诉你们，我知道我是你父亲的死亡的原因。我非常后悔。可是我爱他，整整爱了他一辈子，我始终是他一个忠实的妻子。”
伟大的人物，常常会因为其辉煌的精神和事业而领受景仰的目光。这时，对伟人生存最重要的周围人便被忽略了。而且，他们还常常会获咎，为伟人的过失。这在历史中常常可以见到。高尔基是一位在底层挣扎起步的作家，他对人性，婚姻的本质，倒见得比一直生活在贵族圈中的人更为深刻透辟。所以，在有人攻击索菲娅时，他起而为这位他并不喜欢的人辩护，这的确显现了他的目光和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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