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治原则（通用5篇）
作者：乌有之乡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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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4-3-12
重新认识历史和现实
——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导读
一、新政治经济学的重大意义
可以有很多标题来描述新政治经济学的全方位、深层次的冲击，重新认识政治和经济，重新认识权力和资本，重新认识计划和市场，重新认识垄断和竞争，重新认识人性和兽性，重新认识文艺复兴，重新认识工业革命，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重新认识西方历史，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重新认识革命和改良，重新认识东方和西方，重新认识自由和必然，重新认识民主和专制，重新认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重新认识国际共运，重新认识孔夫子、柏拉图、墨子、卢梭，重新认识中外历史上的各思想流派，重新认识中国近、现、当代历史的每一次重大转折，等等。有了新政治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重新认识。
二、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
新是与旧相比较的。人们所熟悉的政治经济学一般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应地，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亚当·斯密的学说，把市场看成是一个自我调节、自动均衡的一个价格机制。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实际上是“看不见的手”的另一种表达。价值规律存在的前提是没有任何类型的垄断，无论是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还是权力垄断。如果存在垄断，则即使某产业的利润远远高于平均利润时，资本也无法流入该产业，从而无法使“价格回归价值”，使价值规律失效。事实上，商品价格取决于价值的说法，从根本上掩盖了每一次交易双方的力量不对称，掩盖了每一次交易的不平等，从而使价格神秘化、合理化了，使市场机制神秘化、合理化了。因此，价值规律和“看不见的手”在客观上虚构了一个没有政治权力、法律、道德文化存在的市场，一个能够在长期竞争中自我均衡、不导致垄断和危机的完美市场，从而曲解了历史和现实。
相反，通过对西方崛起的历史的重新梳理，新政治经济学认为，贸易、市场、商品、货币的历史远比近现代资本主义悠久，但所有这一切都是嵌入在政治制度、法律、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内部的活动。如果说自我调节的市场等价于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今天也不存在。如果说市场等价于资本主义，则资本主义从来（至少从部落社会解体之际起）就存在。
资本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需要重新定义。布罗代尔认为，人类生活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不进入交换的物质生活（按文化习俗进行的日常生活等，其间大量的人际分工和交换在亲人、熟人之间发生，不服从讨价还价、弱肉强食原则）；第二层是市场经济，小规模、短距离、低利润、剩余物品的交换，以农村的集市为典型；第三层是资本主义，由大商人经营的大规模、长距离、高利润、垄断性的贸易。按此定义，工业革命以来，垄断程度不断增高，资本主义日益进展，市场经济则不断萎缩。这种定义的好处是，将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突出强调垄断在经济现实中的存在，有助于反对垄断，而保护比较透明、公平、微利的集贸市场型的市场经济，特别是揭露国际垄断资本借自由市场之名而行世界性垄断之实的真面目。借助这一定义，布罗代尔栩栩如生地揭示了15-18世纪西欧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给人极大的震撼和启示。
还可以从另一角度定义资本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权力和资本是社会组织化的两种基本途径，谁也没有离开过谁。事实上，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都是在国家权力强大以后，才有资本积累的急速扩张。相反，国家权力衰弱的国度，如土耳其、印度、中国，以及南美、非洲等国，则成了欧洲资本积累的来源。因此，不能因为有资本存在，就称该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也不能因为有权力存在，就称该社会为封建主义或其他权力主义社会。要害在于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还是资本体系支配权力体系。资本体系支配权力体系的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相反，则是非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这一定义，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大陆各国，基本上都是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的国家，因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发达国家，恰恰是资本，特别是跨国资本支配本国权力的国家，因而不但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是从属于世界资本的资本主义国家。从阿锐基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和我们社会的根源》中可以隐隐见到这种定义。同样按照这一定义，中国至少从秦汉以来，与现代欧洲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存在高度垄断、庞大的资本集团[1][1]，也不在于权力体系支配资本体系，而在于权力体系的构成和权力文化不同。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定义一旦更新，全部历史就必须重写。新政治经济学之新正在于此。
三、新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何在？
当今世界，新自由主义正在席卷各国。新自由主义实际上一点都不新，无非是自我调节的自由市场的理念穿上了马甲。面对这股潮流，世界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纷纷或者丢盔弃甲、败下阵来，或者改弦更张，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代理人。绿党、NGO大声疾呼：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但是，人们实际上却失去了另一个世界的想像。为什么？因为世界各国无分男女老少，无分有产无产，无分左派右派，或者接受的是自由主义历史观，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实际上都是新自由主义历史观[2][2]。一个市场逻辑受到约束的世界是怎样的？肯定是一个有权力、有文化存在的世界，是一个公共权力高于资本权力的时代。但是，一切公共权力已经都被批透了，或者是封建的，或者是专制的，或者是腐败的，总而言之是不好的。
那么，没有权力和文化的社会是什么社会？就是新自由主义所推崇的自由竞争到自由垄断的社会，就是跨国公司统治世界经济和世界人民的社会。
因此，必须摆脱新自由主义历史观。为此，则必须重新认识权力和资本的关系，重建历史真实。
四、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和真实世界基本书目是什么关系？
真实世界基本书目是一份初级书目，旨在打开新的阅读思路，了解世界历史的基本脉络，懂得人类历史的复杂性、残酷性和曲折性，理解人类、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关系，特别是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革命史、当代史，从而认识当代中国的改革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和意义。真实世界基本书目的最后一本书，《开放社会科学》，其实就是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著作之一。
新政治经济学核心书目则是一份高级书目。阅读完本书系，就可能建立一种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历史视野，可以与洛克、斯密、马克思、韦伯等西方思想大家对话，看到这些思想家各自的贡献和历史局限，可以看到这些思想过去是怎样征服自己的，或者说自己是怎样被引导而误解历史的。更进一步，可以看到现当代中国各派思想家和学者是怎样受新自由主义历史观迷误而对自己的国家作出错误诊断，开出错误处方的。这一书系还可能培养起一种严谨的学术作风，学会透过重重的历史迷雾，在古今中外的广泛比较中建立自己的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
正如开篇所述，这一书系的理论潜力十分巨大，是一座有待大规模开发的思想金山。布罗代尔、沃勒斯坦等人还只是探索了这一思想金山的部分矿脉。一旦其潜力完全开发出来，我们对历史、对现实、对自身的认识都将有一个极大的飞跃，更进一步，甚至不排除改写人类的实践进程的可能。在这里，人类社会或者能够找到摆脱毁灭阴影，实现世界大同的全新道路。中国的学人，以及现在正思考社会问题的学生，应该完全有能力成为这座思想金矿的开发者。
五、新政治经济学书目的内在线索和阅读顺序
卡尔·博兰尼（又译波拉尼）的《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撇开理论成见，研究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市集。他揭示出，至少直到19世纪为止，市场都只是在复杂的社群生活网络中受到高度限制的一个子网络。由于市场内在地具有分裂社会、瓦解信任关系、制造人际对立的倾向，把市场交换行为限制在长期密集互动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和文化礼仪中，可以消除或者减弱市场的破坏性。该书有力地打破了将市场等同于进步和文明的思维定式，对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锐基等都多有启发。
布罗代尔同样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享的理念提出了质疑。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布罗代尔“以极为详尽的历史叙述奉献给读者一个结构性的理论”。读完该书，人们很难不赞同布罗代尔对人类物质和经济生活的观察和分析，真正站到反对各种形式垄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平民立场上来。由此，人们还能清楚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所要求的自由，其实是国际垄断资本全面控制各国经济生活的自由，而不是无数人民平等交易的自由。
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的重心则在于揭示一个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和运动。同样是通过对13世纪以来欧洲世界经济历史的分析，沃勒斯坦告诉我们，奴隶制、农奴制、雇工制并不是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界标，而是采取不同用工制度的地区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不同。处于中心地位的国家，产业多样，技术复杂，需要采取自由雇工制；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产业单一，技术落后，需要采取奴隶制；而半边缘地位的国家，则可以采取农奴制或隶农制。这意味着，历史并不是按部就班地进步的。发达国家的今天并非是不发达国家的明天。相反，发达国家之所以发达，是因为在源源不断地吸取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和资源，从而制造和巩固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当然，现代世界体系并非象古代帝国那样有明确的统治中心、疆域，这两者都会不断迁移。但是，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却是很难变化的。
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的视野更加开阔。弗兰克通过对早期欧亚经济联系的考察发现，15至18世纪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欧洲则是边缘地区。美洲大陆的开发，使欧洲能够用美洲的黄金、白银买到一张以中国为火车头的世界经济列车的三等车厢的车票。当然，最后欧洲客人穿越各节车厢，夺取了火车头的地位。但是，这至少说明，那种认为亚洲经济停滞、僵化，缺乏市场、货币和资本主义的“文明制度”的传统看法完全错误，欧洲中心论完全错误。
阿锐基的著作《漫长的20世纪》则对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中心的不断转移作了深入考察。他将布罗代尔提供的丰富的历史事实，“整理加工成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崛起和全面扩张的一个简洁的、前后一致的和言之有理的解释”。该书有两大命题值得高度重视。一是每一个霸权都对应着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而每一个周期都有物质扩张和金融扩张两个阶段。因此，金融资本主义是一种周期性现代，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最高阶段。二是，新的霸权替代老的霸权，新霸权的集权程度一定会更高。美国霸权的崛起，是由于美国发生了一场管理革命，是用大规模的集权企业体系取代了英国小型的市场型的企业体系，从而决定性地提高了生产和组织的效率。
这五种书的学术性很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读起来可能会有困难。相比之下，《漫长的20世纪》稍微轻松有趣，现实感也最强，可先读。《白银资本》的主要价值不在逻辑上，而在史料对比的新颖和丰富上。首次阅读可以忽略论证过程，这样该书将变得轻松易懂。沃勒斯坦、布罗代尔和博兰尼的书也可以这样读，先忽略比较论证，注意事实和逻辑。如果有兴趣进一步研究，再注意浩如烟海的文献。
在来源性和介绍性著作中，汪晖和许宝强主编的《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值得特别重视，该书精选了上述作者的代表性观点和论述，评论也很精当。
六、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
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新，从根本上说是采取了整体主义方法论。奠基于19世纪，流行至今的西方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是原子论的，即总是希望寻找一个事物的基本构成单位，从基本构成单位的特征中推演出事物的性质。因此，斯密假设了一个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模型，并把该模型无条件地推广至全部人类生活；马克思则从商品的二重性中推演出剩余价值的存在，进而推演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原子论相应的，则是决定论。经济决定政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等，都蕴含着原子决定整体的基本假设。在同样的逻辑演绎中，一国如果不发达，是因为该国的国民性，而不是因为该国在国际经济中遭到中心国家的剥削。一个人如果犯罪，或者是因为这个人受本能驱动（弗洛伊德学说），或者是因为这个人有某种犯罪基因，而不是这个人受贪婪的社会文化鼓动、急于摆脱贫困。由于原子论或原子主义是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共同特征，因此西方学术研究越来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学科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窄，越来越看不清复杂事物相互作用的整体规律，迷失在浩渺的原子性现象的海洋中。在主观上，原子论似乎有助于民主价值观，因为原子论强调国家由每一个公民构成。在客观上，当所有的知识分子引导公众迷失于细碎的现象中时，掌握全局的政治家反而能够摆脱公众的制约，专制地操纵舆论、操纵社会。
物极必反，整体主义方法论终于开始有了微弱的呼声。在自然科学中，杰里米·里夫金等人著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伊·普里高津著的《从混沌到有序》开创了这一局面。在社会历史领域，则是以布罗代尔、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即新政治经济学。
整体主义方法论并不是什么最新的方法论，而是中国从易经、道德经以来的长期学术传统，也是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基督教的传统。由于牛顿力学的胜利和工业革命的到来，东西方的整体主义传统被原子主义的方法论取代了。应该承认，整体主义方法论可能不利于相对静止、孤立、可分割的自然现象的探索。但是，社会却是迅速变化、联系复杂、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原子论引入社会历史研究时，盲人摸象的错误就注定了。而整体论引入自然现象的研究，则是大炮打了蚊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沃勒斯坦全盘否定了19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流行的社会科学，否定了无数仍然沉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社会科学教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新政治经济学将揭开社会历史研究的一个崭新时代。
七、善恶历史观的回归
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有一种奇妙的逻辑。人是自私的，无数自私者的相互作用将形成相互牵制和平衡，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都认为，恶是历史进步的杠杆或动力。
然而，在整体主义方法论下，在新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恶固然促成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商品的丰富，一部分人生活的便利，但也促成了无数次战争、危机、饥饿、疾病，促成了“人对人是狼”、“他人即地狱”的人际关系，促成了资源枯竭、环境危机和热核战争的危险，从而使人类走上毁灭之路。
出路只有一个。至少要有一部分人能够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相互联系，站在整体的立场上（整体利益驱动，善），而不是个人的、民族的、阶级的立场上（个体利益驱动，恶），挺身而出，引导公众弃恶从善，追求长远和整体利益，避开自相残杀的毁灭之路。如此，则一种善恶史观，而不是进步史观将回到日常生活中。只有善占据历史解释的至高点，现实生活中的利己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才能够从根本上受到约束和引导，一切罪恶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消失。（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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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根据彭雨新主编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清朝最大的商人——宁波商人拥资2000万两白银，为清朝财政收入的一半。这意味着，清代中国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远远超过同时期欧洲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就单一资本集团的资本量占全社会资本总量的比例而言，清代中国也远远高于当代中国、美国和欧洲各国。要达到这一比例，美国单一资本集团的规模必须达到1万亿美元左右。）
[2][2]有公共权力存在并制约的资本主义，可能不会走向两极分化，可能不会产生完全的无产阶级，从而与马克思的历史期望不同。马克思事实上已经把一切用权力约束资本，从而阻缓无产阶级化的社会主义都打上了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标记。
新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论）核心书目：
1、波拉尼：《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9年；
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书店，2002年5月,定价90元(3卷)；
3、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I,II,III》，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4月,定价95元(3卷)；
4、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定价35元；
5、杰奥瓦尼·阿锐基：《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根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定价25元。
新政治经济学（世界体系论）介绍性及来源性书目：
1、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3月,定价18.40元；
2、沃勒斯坦：《沃勒斯坦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定价33元；
3、汪晖、许宝强：《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定价23元；
4、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定价21元。
5、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8年3月,定价28元。
6、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商务印书馆,定价21元;
7、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经济和社会秩序》,商务印书馆;
8、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月，定价28元。
9、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商务印书馆，1990年3月，定价17元
1制度变迁理论与新医改
诺斯将制度定义为“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2]。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制度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降低交易成本、服务经济、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提供激励机制、实现外在性的内在化、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制度供给。新医改中,政府制度供给职能应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1 建立各项正式约束
赵人伟指出,西方福利国家的转型仅是福利制度本身的转型,基本不存在我国面临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发展转型问题。而我国既存在体制和发展转型问题,又存在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或转型问题[3]。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医改意见》”)指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同时,完善医药卫生的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体制机制,加强科技与人才、信息、法制建设,保障医药卫生体系有效规范运转。可见,我国新医改中,制度建设的任务非常艰巨。
1.2 建立非正式约束机制
卫生部门属于公共部门,较之于企业具有特殊的公共性,理应将社会目标而非利润目标放在首位,其管理层和医务人员不能追求私益最大化,而应担负公共责任与使命。赫茨琳杰指出,我们将最重要的社会职能——启迪心智、升华灵魂、保护健康和安全等托付给非营利组织及政府组织;然而我们却发现,不法行为和不善经营已经严重地削弱了公众对此类机构的信任。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在于责任制[4]。因此,在新医改中,应使公共部门的全体人员深刻认识卫生服务对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基础性意义,从而建立起以公共责任为导向的非正式约束,使其自觉履行公共责任。
1.3 强化制度创新的实施机制
新医改的主要难点在于政策执行和落实。我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在创新实施机制方面应更易于有所成效。近来,政府采取层层签订责任书的形式落实医改任务,就是为了强化新医改的实施机制。
2公共选择理论与新医改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在公共物品供应上,应该而且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实际上,市场化已被我国决策层作为新医改的一个重要路径。《医改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促进非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发展,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办医体制。”但在医改回归公益性、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主流”话语作用下,支持和促进卫生服务市场化的声音似乎难以得到认同。笔者认为,对待新医改过程中市场化的正确态度和做法如下。
2.1 积极稳妥
市场化不失为新医改的一个方向,但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审慎对待。撒切尔夫人积极推行“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其“试探沿着美国的路线发展私人保险”……但考虑到巨大的政治风险,最后不得不以形成“内部市场”或“准市场”而作罢[5]。我国当前应注重为促进卫生服务市场化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市场化步伐不宜过大、过快。
2.2 区别对待
城市医疗机构因其处在买方踊跃、信息充足的环境下,引导其部分机构走向市场化,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方向。而公共卫生和农村基层卫生机构处于外在性很大、自然垄断趋势明显、市场不愿进入、分配目标很重要的环境下,则不宜市场化,而应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2.3 创新形式
市场化并不只是出售医疗机构一种形式,放松管制、合同外包等多种形式皆可运用。由于政府垄断供应会产生官僚成本,而引入民营化的市场机制则会出现交易成本,因此,可以根据对两类成本的谨慎权衡,进而对不同医疗机构灵活采取不同的市场化形式。
2.4 法制保障
为防止市场化出现不良后果,致使医改的初衷——在公共物品供给中引入竞争机制落败,需要通过立法明确规定限价措施、服务质量的保证措施等。公立医疗机构产权改革必须在相关法律范围内公平、公正、公开进行,杜绝国有资产随意流入私人手中,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
3委托代理理论与新医改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良好的委托代理关系需要以代理人全心全意为委托人服务为基本前提。要使代理问题的危害减少至最低,必须构建起对代理人的有效激励机制。医疗服务委托代理链冗长,从最初的委托人(全体人民)到最终代理人医务人员,经过了多级委托代理。初始委托人无法对最终代理人的行为进行直接监督和约束,而只能通过中间委托人对最终代理人进行监督。因此,如果没有适当的激励机制,容易产生“代理风险”和“委托风险”、服务质量和效率低下、医疗费用高等现象。
因此,必须构建起针对医务人员的适宜的动力机制,最重要的动力机制是要使代理人出于团结的考虑,将委托人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这在基层小型群体中是可能的,即使在较大的经营单位中,合作者们也能通过教育形成忠于委托人的习惯,形成自我激励和自我监管。全科医生制度是现代医疗服务体系的基础环节,作为一种嵌入性的制度建构,要特别注重构建起针对其适宜的动力机制。
4结论与展望
科尔奈认为,卫生部门改革研究的主题是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应该管理其卫生部门的资源配置,而不是其资源是否充分以及如何分配。他指出:哪里要进行社会主义卫生部门的改革,哪里就有一部分社会主义存在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中[6]。奥巴马竭力推进医改,被许多人指责为“马克思主义者”,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致信奥巴马,劝其“别怕被称马克思主义者”,要相信医改从长远来说会节省费用,并不要低估了其长期的政治效应[7]。我国医改应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医改之路。为此,要把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作为医改工作的重心,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8]。
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因极力推进医改而被许多人指责为“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国无论在医改实践、还是在理论研究中,却很少有提及“马克思主义”。这表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改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含义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长期忽视这一问题,不但有使我国医改实践成为对西方发达国家医疗模式无声复制、从而使医疗问题成为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一大障碍的巨大危险,而且会限制我们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可能性,从而丧失中国政治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的“比较优势”。
因此,新医改固然要学习借鉴“英、美等模式”,但我们还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传统智慧和自身经验基础上,不断探索医改这个世界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建立适合中国国情、政情的保障人人享有健康的新模式。西方学术界对医改问题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虽然对我们有启发作用,但不能代替医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在保持研究立场和深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具与方法,推进医改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不仅有助于破解医改世界难题,促进人人健康,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可以相信,随着新医改的全面推进与不断深化,中国学者有可能对社会主义卫生政治学或卫生政治经济学新学科的发展作出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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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变迁[M].陈郁,罗华平,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185.
[3]赵人伟.对卫生部门改革的有益探索[C].//吴敬琏.比较第7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7):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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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rugman P.What Obama must do:a letter to the new president[EB/OL].(2009-01-14)[2012-05-03].http://blog.163.com/yangxd002@126.blog/static/4170695420092339422639/.
包括张维迎先生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曾提出，只要是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改革，就是政府应当推进的改革。
关于福利经济学中“卡—希标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鲍莫尔曾这样理解：无论是卡尔多提出的所谓“合意的革新”还是希克斯提出的“可容许的改革”， 其实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这种革新或改革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的总收益，在补偿改革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的总成本后，还有净收益。但也正如鲍莫尔分析指出的那样，这种“合意的、可容许的”改革标准，说到底是一个“集体效率的目标”，简单地说，是“总成本与总收益相抵后还有净收益”，而显然没有考虑“净收益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问题”。
而不同成员是否支持改革，又恰与改革净收益的分配状态相关。这方面，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实用的标准即“戴维斯—诺斯标准”：只有支持改革给他的预期收益超过他为支持改革可能付出的预期成本，此成员才会支持改革。但是，戴维斯与诺斯引入了不确定性后分析又认为，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确定性太大，而社会各阶层中成员有着相对于制度“现期消费”而言不同的贴现率，因此，社会中各阶层成员对于制度的“预期净收益”中“预期”的时间期限也不相同。基本结论是，低收入者贴现率较高，更选择倾向于当前报酬流量的安排，这就好比一个行将饿毙的乞讨者讨到两元钱首先考虑的是填肚子，而不可能拿两元钱买一本《致富指南》，成为百万富翁再到五星级饭店吃燕窝鱼翅一样；社会高收入者贴现率低，更看中时滞相对较长的预期。
真实世界的改革，可能是符合“卡—希标准”，即能够增进生产力与全社会的财富；但同时却往往是使得一部分人福利得到增进，一部分人福利受到相对损失——这种使一部分人福利得到增进而另一部分人福利受损的状态，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称为“利益不一致（Heterogeneity）”——即不可能同时符合每个成员的“戴—诺标准”。这个时候改革能否继续顺利推进，就取决于支持改革的利益阶层与反对改革的利益阶层之间的博弈结果。假定是在民主制度下，以简单多数票决制(majority rule)决定一项改革决策是否被采纳，即使是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改进”的改革，仍然可能将因不符合多数人的“戴维斯—诺斯标准”而遭杯葛。而改革最难处理的恰就是这样的问题：可以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的方案，却可能因为分配导致的利益不一致而无法顺利采纳与实施。反过来说，改革能否得到顺利推进的关键，并不在于改革能否极大增进生产力与社会财富，而在于能否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问题。
一九八五年三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首次谈到“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时，同时指出了“改革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而原因就在于，“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害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3页）。这表明，在改革之初，邓小平就将处理改革中“利益不一致”问题放在关键性环节予以考虑。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伟大的革命”之所以能在过去三十年间得以顺利推进，原因也恰在于较好地处理了“利益不一致”问题。
一九八四年以前的农村改革以土地承包责任制为主要举措。几乎所有社会阶层都能直接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农民阶层自不必说，城镇居民不仅从做大的蛋糕中得到好处，而且最直接的实感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农副产品的供应从来没有如此丰富过。这种改革既符合“卡—希标准”，因而也是合意的改革；同时也符合“戴—诺标准”，改革也因此受到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的支持。那也是中国改革的黄金年代。其最突出的效果就是：它是一项全面改革的总动员，它空前地激发了全国上下每个阶层对改革收益的良好预期，这种良好预期又在相当时期内使人们忽视或能够忍受改革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后、由于分配性冲突导致的“利益不一致”问题。这种效应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中后期。
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进一步扩散，基本上采取的是渐进式策略：即“先易后难”。而所谓“先易后难”的实质，其实就是将改革领域以“利益不一致”按小到大进行排序，利益冲突越大的改革，越往后押；同时对涉及重大利益格局调整的改革方案采取各种过渡性安排。比如，改革是在存量不动时对增量的改革，即我们常说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所以，国家首先并没有急于改革传统的公有制经济，而是在公有部门之外发展起乡镇企业、“三资企业”与私营企业；即使是改革已经推进到不得不对“存量”动手术的时候，改革仍然安排了大量过渡性策略：如用了整整十年时间逐渐消化“下岗职工”。再比如，分税制改革中为了最大限度减少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不一致”可能造成的影响，国家确定了“中央税按比例返还地方”的过渡方案。
也就是说，中国渐进式改革在处理“利益不一致”问题上，能够绕开就绕开，如果的确绕不开，就通过各种过渡性方案，最大限度降低利益冲突的程度。“使改革的力度与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这是中国三十年改革最可宝贵的经验之一。
然而，也正因为中国改革在处理“利益不一致”问题时采取了上述策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利益不一致”的累积。
以“存量不动先对增量进行改革”而言，为了使改革有动力，同时具备“示范效应”，策略上也必须使改革先入者受到激励，得到更多的好处，否则谁还愿意改革？改革之初，由于增量一块当时很小，存量较大，所以，分配上的差异并不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了，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无论合法与否，其从改革中得到的收益越来越大；无论合法与否，其利益越来越大；而增量改革的成本基本由存量一块承担，比如，东北地区当年承担改革成本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承担了中央财政因对沿海地区税收减免后的亏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整个八十年代，国家对东南各省的优惠政策一个连一个，但此时东北却承担了全国最重的税收负担。在九十年代初期，鞍钢流动资金困难到连买煤的钱都要职工捐资,可是上缴给国家的利税仍然高于上海宝钢若干倍。但此时由于类似“拨改贷”等各种政策的出台，支持存量的财政支撑基本断流，对于作为依附在存量上的那些为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现在又在为改革支付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不仅没有进行足够的补偿，且没有兑现以前有过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少有所学”的事实承诺。这使得其与增量一块之间的利益差别更大。还有一块，增量改革市场化进程，这是一种借助于政治框架推进市场化的进程。由于缺乏必要的制度上的规范，发生了较为普遍的权力资本化现象，特别是有权者非法侵吞或转移国有资产以及部分官员的腐败——民间称之为“掌勺者多吃多占”——实际上也是在侵害存量一块的利益，使本来相对利益已经受损的存量与增量一块之间在利益上的矛盾更加突出。
也正因此，改革三十年后，即使是涉及存量的改革，其导致的损益分布也呈现出这样的规律性：此前与增量改革相关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新兴的资本阶层与知识阶层”，仍然是受益最大的群体。
正因为渐进式改革导致的“利益不一致性”也由小往大积累，加之由于补偿的不及时，随着制度转型的不断深入，矛盾也将不断累积，中国社会公平状况也不断恶化。这与俄罗斯的爆炸式改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我们常用这样一个隐喻比较两种不同改革的进程与后果：苏联与俄罗斯的大爆炸式改革，是从存量开始，相当于先用推土机将所有的旧房子都推倒，在空地上盖新房子。因而，在新房子盖起来之前，全体俄罗斯人都有一个无房子住的艰难时期，但随着新房子不断盖，被转移进新房子的人越来越多，俄罗斯社会矛盾越来越小。而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不动旧房子，在旧房子旁边先盖新房子，盖新房子的成本是由居住在旧房子里的人承担的。但新房子不断盖起来的同时，旧房子却失去了维修的经费来源。更有甚者，有人为了盖自己的新房子，甚至干起了偷拆旧房子砖瓦的勾当，而且这种现象还相当普遍。如果新房子足以使所有住旧房子的人迁出来住进去倒也可以，但问题在于，承担了建房成本的原来住在旧房子里的人至今也很少有能够住进新房子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住在已经不堪风雨的旧房子里。
以“戴—诺标准”衡量，正是由于自觉处于利益相对受损者的位置，所以，附着在存量上的社会阶层成员——主要由国有企业职工与农民组成——支持改革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对于改革有一种抵触的情绪；尽管政府常常对他们进行这样的教育：“改革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而且的确可以预计改革继续推进将有利于这些阶层成员，但正如上文所述，收入相对较低阶层贴现率太高，使得他们更看重眼前的利益，并以此确定自己对于改革的态度，所以，以一种远期的预期净收益来试图说服收入本来就低的阶层成员支持改革，效果肯定不明显。
也因此，一些学者看到了在当下中国社会中低收入者中间弥漫着一种气氛，学者们称之为“民粹主义”，认为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大障碍”。
但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中低收入者是下一阶段改革的主要障碍并不客观。
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中国改革就已经越过由“自发秩序”而进入“建构秩序”阶段。即制度的变迁不再是由下而上并最终得到“上”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而是一个由政府强力推动，得到经济精英以及知识精英协助的过程。所以，一定程度上，精英阶层对于改革的前途具有更关键性作用。那么作为改革中相对利益上升的精英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又如何呢？作为增量改革的获益者，精英阶层在成为社会较富裕阶层后，又比较看重继续改革的预期，也就是说，他们考虑得更长远。而在当初的设计中，当改革进入由增量带动存量的阶段时，将轮到增量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更多地分担改革成本，因而，在后续的改革中，对精英阶层来说，预期收益未必会超过预期成本，也就是说未必有净收益，因而他们害怕进一步的改革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也因此变得保守起来。于是，此前的改革中坚力量完全有可能实现由改革者到保守者角色的转换。尽管这时“改革”仍然挂在他们口头，但更多时候他们在以“改革”的名义在行反改革之实，当然他们自己甚至也不自知。这些既得利益者才是后续改革的最大障碍。而且，更复杂的情况在于：从既得利益者口中吐出的“改革”字眼越多，下层民众中对“改革”的失望也可能越多。
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复杂的共谋”：不仅前一阶段改革的利益相对受损者支持改革的热情下降，而且前一阶段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也不太愿意推动后续改革。在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热情的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中国改革的确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在经济思想史上，鲍莫尔曾经设想过，一个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方案，在因“利益不一致性”而无法被采纳时，可以通过将补偿转化为符合“帕累托改进”的方案，从而可以被通过。
我们给出以下一个典型案例说明这一过程：
假设某单位有一百个人。现在有一项改革决策，如果被采纳，可以为这一百个人中的某一特定的人带来三百元的收益，而给另外九十九个人每人带来一元钱损失。如果这个决策用民主投票的方法付诸表决，结果一定是以九十九票反对一票赞成而无法通过。但从总福利改进的角度看，决策通过后会给单位增加三百元的福利，带来九十九元损失，两相抵消，仍有二百零一元的净福利。而决策不被通过，净福利改进为零。如果以“希克斯”标准衡量，上述改革是“可容许的改革”，因为成本与收益相抵，净收益为二百零一元。因此，应该推进这样的改革。但这样改革却因“利益不一致性”而无法被采纳。这时，可以用做实的“卡尔多补偿”来协调利益上的冲突，即由改革受益者对改革受损者进行补偿。如果在民主投票前，受益者做出承诺：改革如果继续进行下去，他将从增加的三百元钱收益中拿出一百九十八元钱， 给其他九十九个人每人补偿两元钱，那么，这项本来只有一个人受益而九十九个人受损的改革，就变成了每个人都能改善其状况的一种典型的“帕累托改进”。其中九十九人每人增加一元钱收入，而另一个人增加一百零二元的收入。也因此， 改革一定会受到百分之百的支持。
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由于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补偿过程不会自觉地在改革的损益双方之间进行，这个时候，必须借助于国家承诺： 即政府可以通过自己的强制力量来保证事前承诺是可置信的，并且可以借助于再分配制度保证事后补偿能真正进行。
而实际上，邓小平一开始也是这种思路。他说，要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以先富带后富。他还特别讲到所谓“两个大局”：内地先要支持沿海，无条件富的人要支持有条件富的人；称“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地区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并称“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里显然隐含了一种政治策略：让改革即时受益者与即时受损者都进行相互的承诺——受损者先投票支持改革，受益者在受益后对受损者进行补偿。
因此，要化解中国改革当下所出现的困境，要继续推进这种“合意的可容许的改革”，当务之急是将符合“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改革，同时转变为“成果共享式”改革；手段则是大胆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使改革中感到相对利益受损者能得到应有的补偿，使改革重新获得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支持。
要探讨战后德意志民族 (联邦德国) 的政治文化转型的相关问题, 我们就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这个民族的政治文化发展规律性东西。自从“黄金诏书”颁布以后, 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诸侯领地被帝国法律所确认, 成了世袭领地, 造成了诸侯的封建割据。由于各封建诸侯国实力的大小取决于他们世袭领地的大小, 因此各诸侯国都热衷于保护和扩大自己的势力, 互相混战不休, 难以形成民族的向心力。同时, 由于帝国地处欧洲大陆的中央, 土地自西往东开阔延伸, 无法形成天然的疆界和一个共同的地域, 使得长期以来未能造就一个民族中心。当西欧各国摆脱了皇权, 民族意识不断加强时, 由宗教冲突引发的三十年战争 (1618 ~ 1648) 却又进一步加剧了德意志分崩离析的政治局面。直到1871 年普鲁士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 德意志才作为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实现了统一。长期的分裂给德意志民族历史进程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首先, 德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 它的成型极为迟滞, 而且在政权形式上一直纷争不断。在被普遍接受的德意志民族理想 (由德国诸多思想界领袖确定的) 与实际建成统一的德国之间的脱节, 造成德国因与其它邻国相比在建立民族国家方面的失败而产生的普遍受挫感, 这种受挫感反过来又产生出夸大了的极端形式的国家主义。即就是国家意志高于任何社会意志;个人自由服从共同体自由;国家和民族的自由统率社会自由。
其次, 它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双重权威和双重自由观念。在封建制度下, 领主分封采邑赐予臣属, 彼此形成一种契约关系。领主与臣属均有一定的权利与义务。臣属还可以把自己的采邑分封给下一级的部属, 而一跃成领主身份, 他也需承担责任, 维护臣属利益。因此他既是臣属, 又是领主, 他受上级保护, 又需要保护下级利益, 这就形成了双重自由和双重权威观念。既是保护者, 又是被保护者;既是自由的, 又是不自由的, 是受限制的具体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同于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说, 它是受权威保护和施予的。这种自由使得人们产生了对权威和法制的敬服。
第三, 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平原, 东西边境都是极为渗透性的。当可渗透性的边境问题产生出的离心阻力成为建国过程中的障碍时, 对国家的防卫与安全的关注就成了民族性的精神, 规模巨大的常备军由此而产生, 军事的重要性在政治文化中的变得尤为突出, 导致了后来“国家至上”主义的泛滥。俾斯麦通过发动“铁血”战争实现了德意志民族统一, 却使得普鲁士的精神和文化席卷整个德意志, 国家至上、军国主义、专制主义、铁的纪律、服从权威等等成为第二帝国的信条, 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文化环境, 潜移默化地渗入到了社会的深处, 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积淀, 并长远地影响了德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二、二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变迁的推动因素
战后联邦德国政治文化从传统“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转型, 证明了政治文化的可塑性, 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究其原因, 除了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外, 德国政治教育的重构与发展则在改变、创造、维系政治文化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社会经济因素
20 世纪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对魏玛共和国经济的严重冲击和纳粹法西斯政权的建立, 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这些都促使东西方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在二战结束之际思考德国经济体制的弊端, 美、英、法等盟国的领导者们也在思索如何改造德国法西斯的战争经济体制。1947 年6 月, 美国提出“欧洲复兴计划” (即“马歇尔计划”) 是把德国作为未来欧洲复兴的一部分来对待的。联邦德国经济体制按照自由市场原则进行改造的序幕是由货币改革拉开的。20 世纪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联邦德国通过建立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限制垄断组织的反竞争行为, 重建并维护竞争性市场、建立保持社会经济稳定和收入平衡的机制、建立财权和事权相一致的三级分税制等措施, 最终促成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型。这也促成了联邦德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
2、政治体制改革与更替
政治体制改革将系统地影响政治文化中的认知系统, 迫使其对新产生的政治体制中的新结构以及新型的输入和输出的功能关系进行重新认识。通过1933 年3 月的《授予政府权力法》等立法, 希特勒建立起法西斯独裁的“民族的元首帝国”, 史称“第三帝国”。二战后, 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和《波茨坦协定》, 德国作为战败国分别被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四个战胜国分区占领。联邦德国于1949 年颁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 规定其为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联邦共和国, 并于1954 年通过《巴黎协定》结束被占领状态, 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
3、政治教育
政治教育贯穿于政治文化变迁和发展过程始终, 是系统的、有组织的、有效的政治文化传承和创造机制。政治文化的学习和传播过程有多种途径和方式, 其中政治教育是有组织、系统化的途径和方式, 也是政治体系能强力主导的途径和方式, 是政治文化变迁的基本途径和手段。在新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的运行过程中, 政治教育通过潜移默化的过程, 不断移易其中不相适应的内容, 大力提倡新的政治文化认知和政治价值观, 培养民众对新的政治体系的情感, 逐渐促进政治文化观念和形态的改变。
三、德国现当代政治特点
综观当代德国政治文化整体状况, 可以看出其主流政治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当代德国已经从以往缺少政治民主传统逐步过渡到在整个德国完全确立西方的政治民主制度, 并且已经站稳脚跟, 魏玛共和国民主制度遭到失败的历史已经不可能重演。
2、德国的政治文化已经从昔日以臣属型为主、民众对政治参与冷淡, 过渡到民众积极参与政治活动, 摈弃了以往单纯信赖和服从政府的权威主义、国家主义传统。
3、从根本上摈弃了极端民族主义传统, 以积极的姿态投入到欧洲一体化事业中并积极融入欧洲, 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范围的和平与发展事务。不过, 由于社会和思想方面等多方面原因, 其极右翼和极左翼思潮及势力作为政治亚文化仍将长期存在, 但是几乎不可能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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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玉如.新世界政治与德国外交政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城市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
历史学家们认为城市是人口向一定地理空间持续聚集的结果，其形成存在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为社会精英吸收以支持非农业活动；二是居民形成稳定的交往关系和成熟的社会规范。贝纳沃罗认为城市一开始只不过是扩大的村庄（居民点），当村庄（居民点）持续扩大形成权势中心而统治者又通过权力中心控制更为广阔的地理区域时，城市便成为政治核心。然而剩余产品总是有限的，城市汲取剩余产品时必须形成正当合理的传说，而这种传说的最初形式便是威胁和宗教。考古学证实古埃及、印度、中国、柬埔寨、秘鲁、墨西哥、尼日利亚等国的城市文明都以威慑、宗教影响和封建主义作为基础，而这种威慑和影响力又随着城市的增长而减弱。安东尼·吉登斯恰如其分的指出城市汲取着农村的资源，是“权力的存储器”。
人类早期的城市体系都只是区域性的，物质基础主要来源于腹地剩余产品，而威慑和宗教影响力也都局限于当时技术条件能够传播的范围。城市要形成跨区域的影响力就必须实现权力基础从威慑、宗教到经济贸易体系的转换。中世纪晚期，归功于独特地理和生态环境，多元化、竞争性政治主体以及一致性的宗教力量，欧洲城市获得其他区域不可能具有的机遇，布鲁日、热亚那、威尼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在互通有无的贸易中先后兴起，成为连接东西方的中心。商业城市繁荣不仅带来了金钱，也为艺术、政治抱负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它们一方面争先恐后的争夺、维护霸主地位，另一方面在贸易进程中创造出普适性的贸易规范，如合理的定价机制、交易规则、结算买卖、合约履行、银行、信用券等金融安排，更催生适应商业阶层生产生活的公共空间和集体公共秩序。工业革命的需求、地缘政治竞争和战争等因素使统治者不得不彻底改革政治系统。因此，领土国家在所有形式的政治形态（帝国、城市国家、贵族领地等）脱颖而出。“城市孤立一隅、或是基本孤立，他们对相邻经济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无法从中汲取力量，领土国家将不得不接过它们的任务。” 自此热亚那、威尼斯、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为核心的经济转换到领土经济，而工业革命将伦敦的城市经济进一步整合成国家市场，服从国家权力。城市虽继续作为国际贸易和早期殖民扩张的据点，但城市间直接贸易已为领土国家关系所淹没，经济也必须接受国家的指导，亚当·斯密也在这个阶段写出了服务于国家财富增长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城市为国家接管说明中世纪晚期社会秩序组织方式已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需求，城市虽仍是经济空间的主要载体，但动力源已不在城市而在国家。随着国家建构变化，殖民主义兴起，城市也在帮助殖民主义的进程中迅猛成长。英国等欧洲先进国家通过城市进口咖啡豆、黄麻、棉花、羊毛和各类谷物等原材料进行机器加工；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自身的港口城市出口特定原材料。这一对应关系的结果便是不仅仅是伦敦，圣保罗、加尔各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都在迅猛成长。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依附学派”认为，外围国家最初的沿海城市是对外依赖的结果，由发达世界引入和强加，世界城市体系自然成为剥削—被剥削、不平等交换、核心外围权力关系的空间表现。工业资本主义成功构建了统一的国际国内市场，核心国家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城市化对同质化商品和服务产生了巨大需求。伴随着美国成为世界霸权，纽约、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与伦敦并驾齐驱。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城市的重要性虽有所上升，但依然保持着对北方国家城市的垂直依赖。
二、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逻辑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全面推进，价值增值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灵活累积和后福特的生产方式。虽然跨国公司越来越全球化，信息科技也降低了各类行动上的物理限制，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没有消失反而愈加殊异和细化，正是这种殊异和细化使城市具有了作为联系和接触节点的重要性。约翰·弗里德曼认为城市正取代国家重新成为资本主义的领土基础设施和空间本体。城市在新的经济体制下重新成为全球体系的基础设施和空间本位说明：（1）城市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组织节点；（2）国家权威的流散和地方分权使城市获取广泛的自治权力，人们更乐于依托城市而非国家在全球范围的活动；（3）城市和主权适度脱离，一些国家出现整体衰落而城市却令人瞩目的成长。其实，城市作为全球体系本位绝非孤立、零散和抽象的个体所能创造，而是在于外在牵引，这种牵引正是网络创造并赋予了城市在全球层面的崛起的动力。
大卫·克拉克（David Clark）对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主导城市（dominant city）的梳理间接说明了城市网络形成深深植根于经济体制变迁。1780—1880年机器化工业发展迅猛，英国拔得头筹。该时期城市远未构成网状关系，财富累积和殖民主义的核心使伦敦率先成为大英帝国政治权力中心和全球主导城市；1880—195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世界大战使大规模生产、消费的福特生产方式成为财富源泉，多国公司成为生产关系主要承担者，城市间横向联系逐步加强，纽约作为强大制造业中心崛起；1950年尤其1970年以来，全球化和信息化使财富创造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和后福特生产方式，生产结构分散化和灵活累积特性愈益突出，城市网络完全形成。城市的管理控制能力就必须聚焦金融、会计、法律等高级生产性服务业，比如，东京在服务日本的对外贸易和投资需求中迅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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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泰勒认为城市网络存在三个层次：系统层次，城市嵌入的世界经济是网状的；节点层次，城市间互动创造出等级和结构；次节点层次，作为网络构造者城市内部的跨国企业通过分支机构为顾客提供全球无缝服务。城市网络等级和结构关键在于城市控制性资源所代表的世界控制能力之间的差异，然而这种控制能力又如何衡量呢？有人以属性数据，比如经济增长、人口规模、地理面积、跨国公司机构数量、股票交易和专业从业人员规模；还有人依据城市间关系数据，比如航空流量、外资流入、货物贸易等等。无论属性数据还是关系数据表示的都是服务能级和全球联结度。如果把全球主要城市的服务能级数据一定标准全部计算出，将最高值和最低值作为基数，而其他城市分别与这两个基数比较再通过比率的比较，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城市对全球体系的联结主要分为三类：支配性联结、顺从的联结和中立联结。皮特·泰勒为代表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按照会计、广告、金融和法律的“高阶生产者服务业”计分给城市排名，将世界城市分成Alpha，Beta，Gamma，呈现金字塔形。约翰·弗里德曼认为按照联结经济区域大小城市可分成全球金融节点、多国节点、重要的国家节点、次于国家级的区域性节点，其中联结度可形象描绘从一个点出发的线的密集度。国内专家倪鹏飞以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提炼出了500个城市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序。虽然最新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城市网络金字塔形开始朝着钟形演变，但最顶端的依然是伦敦、纽约、东京、巴黎等发达国家城市。城市间互动出现清晰的等级结构说明城市网络已最终形成。
然而，这种等级结构植根的基础依然是世界经济，但如果仅限于世界经济时，城市网络遇到政治和社会，便不得不有所后退，譬如冷战时代的莫斯科被排除在城市网络之外，没有太多跨国企业的华盛顿、布鲁塞尔也不具备体系的重要性，但显然不能否认莫斯科和华盛顿是当时全球最重要的管理和控制中心，也不能否认华盛顿、布鲁塞尔具有相当的全球影响力。为使城市网络更具解释力，已不能将网络构造者局限于跨国企业，皮特·泰勒认为全球体系中的城市网络并不是一个而是数个相互嵌套、相互啮合而成。除了跨国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构成的世界城市网络外还存在国家间城市网络、超国家城市网络和次国家城市网络。国家间城市网络由政府机构特别是首都城市外交圈构造。由于外交代表国家主权而主权一律平等，因此网络结构呈现块状水平分裂；超国家城市网络由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联合国机构构成，由于联合国诸多行动如人道主义援助、工程开发、维和与金融支持的地理分布极为分散，管理和执行却仍位于纽约、日内瓦、巴黎、海牙等城市，自上而下的决策路径和联合国机构官僚等级决定网络结构是强烈的首位城市（Primary city）主导；次国家城市网络由NGO（非政府组织）构造，虽然全球公民社会存在联盟、合作伙伴和社会活动等多种形式，但NGO最关键，他们以城市作为组织和活动据点自下而上寻求对政府政策和公众影响的最大化。虽然非政府组织在全球分布并不均匀且高度碎片化，但内罗毕、布鲁塞尔、曼谷、伦敦、新德里、马尼拉等城市呈现明显集中，由此该城市网络结构是并不强烈的首位城市主导。
表一列出城市网络的类型，这四类网络相互嵌套、相互啮合共同构造出全新城市网络政治经济地理学。这里仍存在一个关键过程即这四类网络究竟是如何嵌套、如何啮合的。要破解这一问题，必须引入曼纽尔·卡斯特尔创造的概念——“流动空间”。根据卡斯特尔的解释，“流动空间”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而“流动”、“共享时间”关键在于空间距离的瞬即，而空间距离瞬即不可能依靠铁路、公路、海运等传统交通基础设施，而只能是航空和信息基础设施。由此，先进基础设施的广泛铺设至关重要。正如道路需承载汽车、货物，先进基础设施需要内容才成为“流动空间”，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首先带来了商品流、资金流、服务流甚至人才流，紧接着政府机构、联合国超国家机构、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先后带来更为丰富的信息流、资金流、服务流和符号流，最终经济流动空间、政治流动空间和社会流动空间被广泛创造。虽然政治流动空间很大程度由核心区域“首位城市”和外交圈自上而下进程所主导，而社会流动空间则为地域广阔的、相互链接的、多层次的个体、非政府组织自下而上的过程所引领，但经济流动空间、政治流动空间和社会流动空间通过先进基础设施的汇流说明世界经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全球治理和公民社会都融入了城市网络。
三、新政治空间的创造逻辑
米歇尔·达文曾经指出，任何网络都有四个维度：结构、资源、规范和社会动态过程，这同样适用于城市网络，而城市网络也通过结构、资源、规范和社会动态过程通过创造出新的政治空间，使全球体系呈现出不同面向。具体表现在三方面：
（一）通过动态过程和规范传播减弱全球体系的无政府性，增强社会性。网络动态过程是网络内部信息和物质的流动性，包括网络内部交流以及网络与外部交流。应用到城市网络上最重要的便是与全球体系的交流。全球体系最核心特征是“无政府状态”，虽然学术界对无政府内涵存在多重解释，但基本同意“缺乏绝对权威来管理主权行为”。现实主义认为处于无政府状态国家缺乏依靠对象，为安全和独立只能自助，而自助又创造出信任缺乏以及更为严重“安全困境”，由此国际秩序的创造和维持只能依靠均势和力量制衡。然而赫德利·布尔为代表的英国学派认为全球体系虽然是无政府状态但还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不是来自别处而是人内在的群体性。社会性、群体性不仅创造这一共同的原始需求，还塑造规范和共同价值观念以及基于利益、价值规范基础上的习俗、道义规则甚至国际制度，由此全球体系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无政府社会。无政府社会中城市网络依然不能管理国家行为，更不可能获取超越国家的权威，但“流动空间”内嵌的配套基础设施、有序交往关系和制度安排都极大促进各类行为主体意图相互了解和承诺的可信度，安全困境得到稀释，用罗伯特·基欧汉与约瑟芬·奈语言，全球体系更为浓厚(thick)，无政府程度由此降低。而城市往往是有着良好意识的行为主体，既对和平与战争等高级政治议题，对气候变化、金融危机等低级政治有着价值判断和诉求，流动空间更内嵌了规范扩散的渠道和能力。城市向下可推动居民内化既有的观念以指导自身行为，向上可动员其嵌入的国家对“适当性准则”支持并接受，向外通过网络将自身行为标准化加以推广，经过一系列运作，来平衡体系内部的规范群以及规范群所掌握的力量分布动态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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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间合作和制度化平台成为全球体系中新的议题，城市网络搭建的政策网络日益成为全球体系的结构之一。城市网络本身的多元化说明城市环境异常复杂，经常受到不同向度甚至相反力的作用，流动空间又使得公共政策的设置、制定、执行和评估与以往大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四方面：1）信息瞬息万变，不确定性日益突出；2）诸多政策问题相互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3）各类组织的自治能力增强，互动和交往愈加频繁，政策干预合法性和力度史无前例的减弱；4）政策关联性日益显著，一个政策往往影响甚至决定其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政府越来越不可能依靠自身就能实现政策资源的动员，越来越需要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才能实现问题解决所需的集体行动，这时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企业和个人等各类行动者关系的重要性凸显，或通过协商、或通过讨价还价、或通过博弈来整合各类资源，最终呈现出政策网络态势。一方面网络嵌入到议题，另一方面政策网络又镶嵌到国家制度和全球化环境，由此形成一种双重嵌入，而双重嵌入最终使城市获取三种能力：整合、综合和扩大。整合效应即表明城市围绕某个具体议题可吸引到不同的资源和行为主体，搭建出适宜的政策框架和工具。综合效应即表明议题整合和相关经验的提供。譬如城市相对于国家更容易处理好经济复苏和减排的关系，如低碳城市就成为低碳经济的有效实现方式。扩大效应即城市的杠杆效应，城市网络赋予城市国内/国际的双重身份，而这种双重身份使城市获取额外政治施展空间和“便宜性”，城市完全可以在母国政府和网络的双重要求中间做出取舍。除此之外，通过有效沟通行为和杠杆效应，城市还能增强国际和全球政治利益的组织能力，譬如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大国一方面通过城市将国家和全球流动空间有效链接，同时又利用城市推动经济转型和社会变革，从而获取新的国际战略空间。
（三）城市网络自身构成全球体系新的分析层次，层次政治清晰可见。网络优势并不在于垂直性而在于横向的延展性和开放性，随着网络对城市编织速度的加快，城市内部各种活动、事件直接暴露于其他城市和全球体系，创造出新型的层次空间。卡斯特尔认为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地方活动主义在全球的兴起，地方也通过技术进行自发的横向链接。地方可以用这种链接执行旧战略，譬如民族主义，也可以延伸出公共外交这样的全新的组织和操作方式。萨斯基亚·萨森指出城市空间确实容纳大量未经正式政治体系过滤的活动——静坐、示威、游行等各种形式——哪些权利或者没有授权的移民、弱势群体、少数族裔、无家可归者甚至恐怖分子、政治派别有选择的在城市政治空间轮番出现。这些活动大致三层：（1）地方性目标，比如环境保护、工厂罢工，但无论环境目标、失业就业还是其他仍或明或暗地来自全球其他地方以及全球类似色彩斗争运动的汇合；（2）国家目标，比如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利比亚的黎波里反对卡扎菲示威游行甚至莫斯科发生的反对普京的游行，这些斗争具有明显的国家政治特性，但脱离不了外来体系影响譬如金融危机和外部干涉；（3）体系目标，比如WTO、IMF或者跨国公司，地方行动直接成为全球网络的一部分，同时也没有丧失对地方目标聚焦。需指出的是，“流动空间”塑造的层次政治并不遵循从地方—→国家—→全球体系或者全球体系—→国家—→地方的路径，一些“胆大妄为者”完全可能在几个层次同时操作以追求目标的实现。城市内部各类行为主体也不一定获取具体的权力和物质资源，但确实通过相互依赖获取有效支持，他们植根于具体议题并聚焦于全球网络操作的地方性，使城市不得不嵌入到多层空间治理和制度设置。自此，地方性不但直接具有全球性（globality），还成为全球循环和跨国网络不可脱离的组成部分，地方性的国际管理、组织框架和实践决策越来越多的或参与、或建立、或加强地区和全球经济文化社会活动中去。
四、结论：多层外交的兴起
城市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全球城市网络创造形成逻辑和内嵌的新政治空间充分说明城市网络在全球体系内部已形成一种自我维持的本体性存在，由此成为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层次。目前我国正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并试图将上海、北京塑造成世界城市，现行城市化战略也似乎更多的理解为经济进程、资源配置和地区布局，并未涉及相适应的制度政策调整和政治进程。由此我们必须将城市化的政治性考虑在内。这种政治性既可能是流动空间内嵌的多样化的政策网络、规范创新，也可能是以异常激烈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地缘政治的博弈。对城市精英、居住者和政策制定者等试图自下而上主动链接全球体系的人来说，注重城市网络构造者的多样性，既要采取多种措施吸引跨国公司，提升自身的经济服务能级也不妨适当考虑各国际机构、外国政府办事处和重要的非政府组织。当然这一切都需要信息基础设施和便利的交通作为链接的前提。大外交和多层外交注重公民社会、地方政府和国际体系融合而成的多层舞台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层博弈，将城市外交和次政府外交提升至外交战略重要组成部分，并根据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不同目标开展收放有序、紧弛有度的公共外交。
（责任编辑：骆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