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2024-09-19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通用9篇)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篇1

副国级以上女领导明细表姓名

出生 年月

籍贯

担任副国级

担任正国级

时间

职务

时间

职务 邓颖超

1904.02

河南光山

1976.12

第四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1983.06

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

宋庆龄

1893.01

海南文昌 1949.09

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1981.05

国家名誉主席

序号

姓名

出生年月

籍贯

担任正省部级

担任副国级

时间

职务

时间

职务 何香凝

1878.06

广东南海

1949.10

华侨事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

1954.12

第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李德全

1896.07

北京通县

1949.10

卫生部部长 1965.01

第四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江

1914.03

山东诸城

1966.05

中央文革小组 代理组长

1969.04

第九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 叶

1917.12

福建闽侯

1967.08

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央军委委员

1969.04

第九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 吴桂贤

1938.12

河南巩县

1969.05

陕西省委副书记/副省

1973.08

第十届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 蔡

1900.05

湖南双峰

1941.00

中共中央妇委书记

1975.01

第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素文

1933.00

河北乐亭

1973.05

辽宁省委常委+ 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

1975.01

第四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1900.03

江苏常州

1949.10

司法部部长

1978.03

第五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陈慕华

1921.06

浙江青田

1977.01

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

1978.03

国务院副总理 康克清

1911.09

江西万安

1978.09

第四届全国妇联主席

1983.06

第六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郝建秀

1935.11

山东青岛 1981.03

纺织工业部部长

1985.09

中央书记处书记 雷洁琼

1905.09

广东广州

1979.10 第六届民进中央 常务副主席

1986.04

第六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钱正英

1923.07

浙江诸暨

1975.01

水利电力部部长 1988.04

第七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彭佩云

1929.12

湖南浏阳

1988.04

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1993.03

国务院国务委员 何鲁丽

1934.06

山东荷泽

1992.12

第八届民革中央 常务副主席

1996.03

第八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吴

1938.11

湖北武汉

1993.03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

1997.09

第十五届中央 政治局候补委员 顾秀莲

1936.12

江苏南通

1983.05

江苏省省长

2003.03

第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陈至立

1942.11

福建仙游

1997.07

国家教委党组书记

2003.03

国务院国务委员 刘延东

1945.11

江苏南通

1998.03

中央统战部 常务副部长

2003.03

第十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乌云其木格 1942.12

辽宁北票

2000.08

内蒙古自治区 政府代主席

2003.03

第十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梅颖 1944.01

四川南充

2002.12

第九届民盟中央 常务副主席

2005.03

第十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张榕明

1944.06

浙江宁波

2002.12

第八届民建中央 常务副主席

2005.03

第十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林文漪

1944.09 台湾台南

2005.12

第七届台盟中央主席

2008.03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严隽琪

1946.08

江苏苏州

2007.07

第十一届民进中央 常务副主席

2008.03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志珍

1942.07

江苏苏州

2007.12

第十二届九三学社 中央常务副主席

2008.03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孙春兰

1950.05

河北饶阳

2005.12

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2012.12

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 李海峰

1949.02

河北乐亭

2007.05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主任

2013.03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沈跃跃

1957.01

浙江宁波

2007.07

中央组织部 常务副部长

2013.03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委员长

正省部级女领导全名单

类别

序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籍贯

初次担任正省部级

时间

职务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机 关 钱

1903.05

湖北咸宁 1954.09

中央监委副书记兼监察部部长

曹轶欧

1903.01

北京大兴

1961.05

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康生办公室主任

刘湘屏 1920.09

山西解县

1973.07

卫生部部长

1911.04

湖南宜章

1977.12

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 5 帅孟奇

1897.01

湖南汉寿

1978.12

中央纪委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央组织部顾问

陶桓馥

1901.02

湖南岳阳 1964.00

国务院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农业部正部级顾问

1918.03

河南新安

1982.04

核工业部部长

蕴 1905.05

湖南望城

1983.03

中央纪委副书记

吴文英

1932.02

江苏常州

1983.03

纺织工业部部长 10 李淑铮

1929.10

安徽当涂

1993.03

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朱丽兰

1935.08

浙江吴兴 1993.05

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兼党组书记

汪家镠

1929.03

浙江平湖

1993.07

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刘丽英 1932.01

山东东平

1997.09

中央纪委副书记

陈玉杰

1941.11

吉林榆树

2003.01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吴爱英

1951.12

山东昌乐

2003.11

司法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

1947.07

河北吴桥

2004.01

中央纪委副书记

杨衍银

1947.12

山东新泰

2004.11

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书记

1954.10

辽宁抚顺

2007.08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书记兼副主任

胡泽君

1955.03 重庆

2010.06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察长

1954.05

陕西清涧

2011.12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地 方 党 政 人 大 政 协 区梦觉

1906.05

广东南海

1959.02

广东省政协主席

李坚真

1907.01

广东梅州 1979.12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1919.09

浙江绍兴

1985.03

北京市政协主席

李桂英 1927.08

云南峨山

1985.05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万绍芬

1930.08

江西南昌

1985.06

江西省委书记 6 谢希德

1921.03

福建泉州

1988.05

上海市政协主席

陈铁迪

1935.12

湖南长沙 1993.02

上海市政协主席

巴桑/藏族

1937.03

西藏贡嘎

1994.04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协副主席兼党组书记

张帼英 1937.03

广东东莞

1998.03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桂芝

1943.02 黑龙江 哈尔滨

2002.01

黑龙江省政协主席 11 秦玉琴

1943.01

山东荣成2002.04

四川省政协主席

程世娥

1940.07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篇2

“这块金字招牌是对随州专用汽车产业的充分肯定, 为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州要以此为契机, 引进国际国内资本, 抓住沿海产业转移机遇, 把整车做强、专汽做专、零部件做精, 提升产业层次。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随州专用汽车产业发展, 把‘中国专用汽车之都’这张名片越擦越亮, 把随州建成全国最具竞争力的专用汽车名城。”

2008年3月2日,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随州“中国专用汽车之都”命名揭牌仪式上, 时任湖北省省长、现任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在致辞中如是说。

支持随州打造千亿专汽集群——湖北省人民政府省长王国生

“湖北是重要的汽车工业基地, 产业基础好, 配套能力强, 比较优势突出, 具备加快专用汽车产业发展的雄厚产业基础。随州市被授予‘中国专用汽车之都’几年来, 发挥品牌效应, 大力开展招商引资, 积极推动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的兼并重组, 取得了显著成绩。”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专用汽车产业发展, 全力支持随州市建立‘湖北专用汽车产业园’和湖北专汽产业的公共服务中心, 支持随州打造千亿元专用汽车产业集群。”

2010年12月16日, 湖北省省长王国生在省部共建专汽之都协议签订仪式上致辞如是说。

随州要做好“引领辐射示范”——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 王瑞祥

“随州专用汽车产业有良好的产业基础, 成长性强, 发展突飞猛进, 为全国专用汽车行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是汽车行业的骄傲, 是中国人的骄傲。”

“十二五, 中国机械工业将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跨越, ‘中国专用汽车之都’随州, 要扛好大旗, 发挥好中国专汽工业的引领、辐射、示范作用。”

2012年12月15日,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到随州调研时高度肯定随州专汽发展成果并提出殷切期望。

随州专汽要整合和创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张小虞

“30家专汽企业, 43家汽车零部件企业, 汽车产品400个品系, 零部件1000多种。一个地区有如此完善的专汽产业链, 如此高的产业集中度, 目前全国没有其他任何地区能与随州专汽产业媲美。希望进一步整合产业, 加快技术中心建设, 增强企业科技创新能力, 把随州专汽做得更好。”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张小虞先后4次到随州调研和讲学, 2007年7月3日, 他在首次到随州调研时对随州专汽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如此要求。

专汽之都命名是新起点——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 杨学桐

“随州专用汽车产业链完善, 有厚实的基础, 上游有产品配套, 下游有广泛市场, 产业集中度高, 其他地区往往只能生产少数几个品种, 配套能力很弱, 只能算‘基地’;随州不光有制造, 还有配套的、现代化服务和汽车文化积淀, 在国际国内形成了品牌, 因此命名为‘之都’。‘基地’可以有很多, 但是‘之都’只有一个。”“中国专汽之都命名是起点, 不是终点, 希望随州承担起引领全国专用汽车行业发展方向的重担。”

“60后”省部级干部成长路径 篇3

截至2008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中央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政府中共有“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71人。其中,女性7人(均为省部级副职),约占10%;少数民族10人,约占14%;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约占16%;省部级正职5人,约占7%。

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

“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中分布较为均衡。71人中,中央政府各部委局中共有15人,省级政府中共有56人。中央政府分布在国防科工委、农业部、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司法部、监察部、中国人民银行、环境保护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海关总署、体育总局、邮政局和保密局,除国防科工委和环境保护部各有2名“60后”外,其余部门各有1名。

“60后”还广泛地分布在除甘肃省以外的其余30个省份中,分布最多的省级政府是北京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都是5人。其次是西藏自治区有4名“60后”副主席。再次是上海市、湖南省、福建省和青海省各有3名“60后”副市长或副省长。另有9个省级政府中(山西、广西、江西、江苏、贵州、辽宁、山东、重庆和内蒙古)各有2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其余14个省级政府各有1名“60后”副省长、副市长或副主席。

这种均衡分布状态,不仅对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年轻化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同时也体现了中央对省部级领导干部年轻化整体布局的精密安排。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提出实现领导干部“四化”和破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两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目标要求以来,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步伐就从未停止。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不能不说与领导干部年轻化改革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的“工程师治国”局面正在改变

在71名“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100%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中,获得博士学位的19人,约占27%;获得硕士学位的36人,约占50%(其中获得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的15人,约占36人的42%,说明党校学历教育在省部级领导干部学历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获得学士学位的13人,约占18%;专科学历的3人,约占4%。

学历层次提高(研究生学历约占77%)是“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突出特点。在获得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干部中,逾2/3是通过在职学习获得的,说明“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取得高层次文凭和学位的强烈欲望,同时说明他们是学习型的一代高级领导干部。在68个学士学位中,文科學位获得者31人,约占46%;理工农医学位获得者37人,约占54%。

这两个比例说明传统的“工程师治国”的局面正在改变,将来治国安邦的高级领导人中将会出现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毕业生。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60后”省部级领导干部中,已知确切入党时间的49名中共党员的年龄入党平均为22.05岁,这说明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60后”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比同龄人更早地追求政治上的进步,也间接地说明“60后”从政愿望在青年初期就已经表现出来。

“60后”的平均任职年龄

及晋升时间间隔

从职务晋升的速度来看,“60后”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60后”担任副部级领导干部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3.8岁,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担任副部级职务时平均任职年龄为41岁(比43.8岁降低了2.8岁,说明他们的晋升速度更快),他们担任省部级正职的平均年龄为45.2岁。“60后”从大学毕业开始工作到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平均年限为21.3年,其中5位省部级正职领导干部晋升到副部级职务的平均年限为18.2年(比21.3年缩短了3.1年)。晋升到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是14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陆昊),晋升到正部级领导干部的最短年限为22年(农业部部长孙政才)。

按照干部职务晋升制度规定,大学本科毕业生初任职务为科员,晋升副科、副处、副厅和副部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3年以上,晋升正科、正处和正厅职务的要求在下一级职务上任职满2年以上。根据逐级晋升规定,本科毕业晋升至副部级职务最短时间要求18年以上,年龄最小应在40岁以上。

从21位“60后”的详细晋升资料分析,他们由副科晋升到正科平均年限为2.4年,正科到副处为3.4年,副处到正处为2.7年,正处到副厅为3.2年,副厅到正厅为3.7年,正厅到副部为5.1年。这说明在同一层次职务中“副”升“正”时限较短、较易,但由下一职务层次中的“正”升到上一职务层次中的“副”时限较长、较难。

平均来看,“60后”的各级职务晋升时限大体上与前述职务晋升规定相符,但其中不乏破格(破格规定年限)记录。破格次数占职务晋升次数的24.7%,几乎每位“60后”(占总数的80%)都有破格经历,科、处、厅的六个职务层次上都有不同比例的破格晋升者,说明“60后”在不同时期或者不同工作阶段都有优异的工作表现,并得到组织人事部门或者上级领导的赏识。

“60后”的六大从政路径

“60后”的从政路径根据他们担任省部级领导干部之前的主要任职经历为标准进行划分,大体上分为以下六类:

第一类是机关路径,即大学毕业后直接进入党政机关工作,由科员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行列。经由机关路径而晋升的“60后”25人,占35.2%。机关路径又分两种情况,即高层机关路径和基层机关路径。高层机关路径的主要工作经历是在中央政府或者省级政府工作。如原人事部副部长唐军,1983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于劳动人事部,历经科级、处级和司级领导干部,一路走来,2007年担任人事部副部长。高层机关路径缺少基层从政经历和基层工作经验,弥补缺陷的组织手段就是挂职锻炼。唐军任人事部副司长期间,曾挂职于银川市副市长一职。基层机关路径指大学毕业后从基层政府工作做起,逐步晋升至省部级领导干部。

第二类是共青团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共青团工作,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共青团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胡伟。胡伟从1984年任浙江省德清县团县委书记开始,主要供职于“团口”,除1986年至1994年的8年担任浙江省安吉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外,几乎一直任职“团口”,2001升至团中央书记处书记,2005年调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

第三类是国有企业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国有企业工作,并逐步晋升到高级管理人员行列,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国有企业(主要是央企)路径晋升“60后”13人,约占18.3%。最典型者就是原国防科工委主任张庆伟。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国有企业从事飞机设计和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晋升至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组书记的位置,后进入中央政府担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现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第四类是大学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高等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大学高层管理人员,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大学路径晋升的“60后”16人,约占22.5%。最典型的莫过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章良。陈章良于1987年毕业于美国华盛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1995年升任北大副校长,2002年升任中国农业大学校长,2008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第五类是研究机构路径,即大学毕业后主要在科学研究机构从事科研工作,逐步晋升至科研机构的高层管理职位,后转入党政机关担任省部级要职。经由科研机构路径晋升的“60后”7人,约占9.8%。最典型者是国家保密局局长夏勇。他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2002年升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后于2004年进入党政机关担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2005年升任国家保密局局长。

第六类为其他路径,包括从新闻媒体单位、作家协会和军队各晋升1人,约占4.2%。

这些路径既是对“60后”成长道路的客观描述,也是中央多渠道选拔培养高级领导干部制度的真实写照。

机关成长道路虽在比例上占第一位,但也仅占1/3强。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熟悉政府机关决策程序,人脉较好,对政府工作驾轻就熟。

排在第二位是高等院校成长道路,比例上占到近1/4,但若连同科研机构成长道路一起计算,比例上接近机关成长道路,也占1/3。这个数字说明有大量专家学者进入党和国家高层机关中。这条途径既实现了专业化和知识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要求,也给高层决策带来更多的理论指导,使得公共政策制定的理性程度逐步提高。

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进入政府排在第三位,比例上占到近1/4。通过这条途径成长起来的“60后”,他们的经济头脑和市场视野给政府带来的冲击是其他途径无法取代的,在经济导向的政府决策中,这些“60后”一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出身于“团口”的“60后”在比例上仅占7%,没有印证某些港澳媒体认为“团口”干部占高层领导干部1/3的观点。“团口”出身的“60后”,对党内决策过程更为熟悉,与党内高层领导关系更为密切,这是他们的优点。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篇4

习近平指出,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党必须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每一个党的组织、每一名党员干部,无论处在哪个领域、哪个层级、哪个部门和单位,都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

习近平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党的重大决策都要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做到兼听则明、防止偏听则暗,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着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把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引导党员、干部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时代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紧跟时代步伐、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及时发现和解决党内出现的新问题,使党内政治生活始终充满活力。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坚持党的思想原则、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工作原则,按原则处理党内各种关系,按原则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战斗性,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要旗帜鲜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每个党组织都成为激浊扬清的战斗堡垒,使每个党员都成为扶正祛邪的战斗员。

习近平强调,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才能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要兴党强党,就必须以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只有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才能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加强自律、慎独慎微,经常对照党章检查自己的言行,加强党性修养,陶冶道德情操,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对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来说,加强自律关键是在私底下、无人时、细微处能否做到慎独慎微,始终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作斗争,从自己做起,从身边人管起,从最近身的地方构筑起预防和抵制特权的防护网。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在选人用人上把好方向、守住原则,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带头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防范被利益集团“围猎”,坚持公正用权、谨慎用权、依法用权,坚持交往有原则、有界限、有规矩。领导干部严格自律,要注重自觉主动接受监督,对党忠诚老实,党员、干部决不能以任何借口而拒绝监督,党组织也决不能以任何理由而放松监督。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准则》、《条例》,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既指出了病症,也开出了药方,既有治标举措,也有治本方略。学习领会《准则》、《条例》,必须紧密结合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来进行。《准则》、《条例》每句话都有深刻内涵和明确指向,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大家要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对照,不能大而化之、囫囵吞枣。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担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使贯彻《准则》、《条例》成为每一个党组织、每一名党员的自觉行动。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亲自抓、亲自管,确保贯彻落实不走偏、不走样。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检查和考核,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严格落实执纪问责,完善抓落实的长效机制。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的自己必须首先做到,凡是要求党员、干部不做的自己必须首先不做。希望在座各位带个好头,在全面从严治党中作出新业绩、树立好形象。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党和国家全局高度,深刻阐释了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大问题,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要联系实际学深悟透,把握精髓要义,更加扎实地落实到各方面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上率下,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加强严格自律、强化责任担当,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汇聚促进改革发展的强大力量,扎实苦干、积极作为,以推进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班式。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篇5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2011年02月19日

来源:新华社

【字体:大 中

小】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出席习近平主持

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李涛 摄

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记者徐京跃、李亚杰、周英峰)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19日上午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目标,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李克强、贺国强、***出席开班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主持。

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中央举办这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目的是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为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凝聚强大力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胡锦涛强调,社会管理是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项管理活动。在我们这样一个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国家,社会管理任务更为艰巨繁重。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包括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好社会管理工作,促进社会和谐,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

胡锦涛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为形成和发展适应我国国情的社会管理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取得了重大成绩,积累了宝贵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我们不断就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制定方针政策、作出工作部署,有力推进了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我国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总体上是适应的,我国社会大局稳定,社会形势总的是好的。

胡锦涛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建设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这为我们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打下了重要物质基础。同时,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既要增强紧迫感、又要长期努力,加强实践探索和工作落实,深化认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开拓创新,全面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胡锦涛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胡锦涛就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出8点意见。第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切实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第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源头治理,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第三,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第四,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第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完善应急管理体制。第六,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明确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管理和服务员工的社会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第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第八,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思想道德建设,持之以恒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增强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增强社会诚信。

胡锦涛指出,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着力抓好就业这个民生之本,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加快推进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继续推进扶贫开发,发展妇女儿童事业,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健全残疾人服务体系,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胡锦涛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社会管理规律,加强调查研究,加强政策制定,加强工作部署,加强任务落实,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不断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努力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创造更加良好的社会条件。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篇6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深刻阐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深刻把握其重大意义、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实际成效。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短短九个字高度凝练和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百年实践表明,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中国人民才能浴血奋战、百折不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才能取得如今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为之瞩目的伟大成就,书写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最恢宏的史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发展中国、强大中国,这是经过无数风浪考验和实践检验的真理。新的“赶考”路上,广大党员干部要不忘历史、珍惜当下,从百年波澜壮阔的历程中汲取丰厚滋养,转化为坚如磐石、坚不可摧的强大动力,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树立永不变色的信仰、坚定永不变质的信念、培育永不变味的信心,在党的领导下豪情满怀、信心百倍地开创未来。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的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适合自身发展特点的道路、制度、模式,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是我国坚定不移地遵循正确发展道路、尊重历史发展规律、树立科学发展理念的成果展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无数事实雄辩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顺应时代要求、受到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无论将来走得多远、发展到哪个阶段,我们都要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矢志不渝地走下去。新的“赶考”路上,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以“风吹浪打不动摇”的坚毅、“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带领人民群众百折不挠干、持之以恒干,久久为功,接续奋斗,推动中国这艘巍巍巨轮行稳致远,驶向光明未来。

坚持人民至上。回望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永守的初心、努力的方向,任凭时代变迁和形势变化,初心不改、使命不移。从红军“半条被子”的故事,到雷锋同志“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从孔繁森同志“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的誓言,到抗疫斗争中坚持“人民至上”涌现出无数“最美逆行者”……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来自人民、扎根人民、造福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这既是党的百年征程中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制胜法宝,更是未来我们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的强大武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心怀“国之大者”,立足本职岗位,发扬奉献精神,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以百姓心为心,以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永不忘本的姿态苦干实干,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履新新疆的正部级维族干部 篇7

2015年1月2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担任新疆自治区政府代主席不足一月的雪克来提·扎克尔当选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新疆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新疆高院原院长乃依木·亚森当选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

两人皆是维吾尔族,此次也一同履新为正省级岗位。对于雪克来提·扎克尔来说,这是他一年内的第二次正部级岗位调整,第一次就是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职务上,转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代主席。

在新一轮的省部级高官大调整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层人事的变动引起广泛关注。

雪克来提.扎克尔:少数民族“红二代”

雪克来提一履新,就被视为2014年末中国政坛的一匹黑马。

从省级人大转任同级政府一把手,雪克来提.扎克尔仕途的“华丽转身”,在31位现任省级政府主官中绝无仅有。

官方简历显示,雪克来提.扎克尔1953年8月出生,新疆伊宁人,维吾尔族,1984年仕途起步于新疆经委,2000年12月任乌鲁木齐代市长,后任市长,2006年1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常委、兵团副政委,

2011年6月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并明确为副部长级,2013年12月任新疆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后接替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艾力更.依明巴海,当选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并晋身正部级至今。

雪克来提·扎克尔,出身红色革命家庭。公开资料显示,雪克来提·扎克尔的父亲阿不都拉·扎克洛夫,早年在苏联留学,归国后组建伊犁地区第一个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参加了三区革命。1949年,阿不都拉·扎克洛夫成为中共在新疆发展的第一批15名少数民族党员之一,建国后担任新疆省人民政府秘书长,195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后,又担任了人民委员会第一任秘书长,还曾兼任人事厅厅长、语委会主任、教育厅厅长等职。1959年后担任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1981年12月在乌鲁木齐病逝,终年63岁。2015年正值新疆自治区成立60周年,雪克来提担任政府主席,对于自治区首任秘书长、副主席的其父来说,可谓是最好告慰。

2010年,时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的雪克来提在接受网络访谈时,向记者介绍了父亲的几幅照片,其中就包括习仲勋与阿不都拉·扎克洛夫的合影。据雪克来提·扎克尔介绍,当时其父作为祖国慰问团西北分团的副团长,随廖承志在朝鲜前线听取朝鲜人民军给祖国慰问团介绍情况,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在西安欢送西北分团并合影。

抛却家庭背景,研究雪克来提的履历,其有着长期的政府工作经历。1984年至2000年在新疆经贸委工作长达16年,由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副主任,一级一级晋升上位。2000年底接替努尔·白克力,担任乌鲁木齐市市长,长达5年。作为自治区首府,乌市市长是全疆最重要岗位之一,历来由维族干部担任,几乎每一任都晋升为省部级领导。

而时隔14年,雪克来提再一次成为努尔·白克力的“接班人”,担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雪克来提·扎克尔、乃依木·亚森三人的仕途环环相扣,实不多见。

乃依木·亚森:唯一由高院院长升任人大常委会主任者

时隔三年之后,乃依木·亚森重返新疆人大常委会并升任主任,跻身正部级。在31省份现任人大常委会主任中,由高院院长直接升任省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乃依木·亚森是仅有的一例。

官方履历显示,乃依木·亚森1952年11月出生,新疆吐鲁番人,维吾尔族,26岁时步入仕途,任职于新疆吐鲁番地委统战部,曾任吐鲁番市市长、共青团新疆区委书记、乌鲁木齐市市长;2008年当选新疆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跻身副部级;四年后转任新疆高院院长,并被批准为二级大法官。

作为新疆本土成长的少数民族干部,在担任新疆旅游局局长期间,乃依木·亚森曾于1999年挂职担任国家旅游局质量规范与管理司副司长,2007年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城市规划与信息化专题研究班学习,此外他还是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

2012年,在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期间,乃依木带领法院秉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方针,积极参与创新和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基层法院普遍设立人民调解室,健全法官深入乡村社区开展矛盾纠纷调处指导的工作机制和调解网络,注重运用诉前调解和委托调解化解矛盾纠纷。

针对新疆地域辽阔、人民法庭布局不合理的实际,2012年乃依木·亚森提出,新疆全区法院将积极组织法官深入乡村牧区、街道巴扎、田间地头巡回办案,充分发挥“毡房法庭”、“巴扎(集市)法庭”、“马背法庭”的巡回办案优势,努力使绝大多数基层纠纷化解在基层,让各族群众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司法服务。

此次担任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是乃依木·亚森仕途中第二次接棒雪克来提·扎克尔。上一次是2006年1月,乃依木·亚森接替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的雪克来提·扎克尔,担任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市长。

从人大转到政府任一把手曾有先例

由人大转到政府任一把手的情况,在全国已经有多年未曾出现。同为自治区的西藏,由政府主席转任人大主任,基本是“惯例”。

其实,雪克来提并不是新疆的第一例此类情况。

早在1985年,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就转任政府主席,在此之前,他已经担任人大主任6年时间。雪克来提也不是第一位曾担任兵团副政委的自治区主席,司马义·铁力瓦尔地1995年至1998年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副政委,后调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党委副书记,2003年出任政府主席。铁木尔·达瓦买提、司马义·铁力瓦尔地后来都官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然而,雪克来提却是第一位有中央机关工作经历的新疆政府主席,其他人都是在卸任之后调往北京任职。

编辑/张玉荣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篇8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7月26日至27日在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坚定斗争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应变局、育新机、开新局,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最根本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谆谆教诲,醍醐灌顶,我们要牢记殷切嘱托,用实干书写无悔青春。

一要勤学苦练,增强做好自己事情的底气。新时代已然到来,作为时代的“赶考人”,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坚定信念、善于学习、勇于实践,不断提升能力素质,切实增强做好自己事情的底气。要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做到系统全面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自己的工作摆进去,把自身的职责摆进去,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破解难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不竭动力。同时,要以人民为师,向能者问道,向智者请教,以过硬的理论素养、丰厚的知识储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去从容面对风险挑战。

二要铭记初心,牢记做好自己事情的使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悠悠万事,民生为大,我们要找准做好自己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造福人民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坚持人民至上,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基层、深入一线,察民情,知民意,解民忧,把群众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努力提高办事效率,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交出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 篇9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南方周末试图通过勾勒出首都之地的官员升迁规律,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成长的城市样本,进而折射出中国官员的普遍升迁法则。

北京当下正在进行该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局、处级官员公选,所涉及职位高达两百多个。引人瞩目的是,有三百多人竞争市发改委副主任一职。

而此前的四个月内,北京刚刚任免近四百名局、处级官员,这也是北京近两年来最大规模的官员人事调整。不到半年,对于北京政坛来说,至少涉及几千名官员或喜或悲。

“集中调整官员和大规模公选,体现了首都发展定位对官员转型的现实要求。”从事官员培训三十余年,与北京各级官员长期接触的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张勤说。在眼花缭乱的官员动向背后,一个由来已久的疑问是,中国官员的升迁之路到底遵循什么样的法则。

一个官员如何从普通科员到官至省部,甚至更高一级?其中关键因素是什么?哪些环节最重要?当下什么样的官员又较容易被纳入培养程序?“经验型”官员与“专业型”官员的优势和劣势何在?各自遵循什么道路?机关官员与“地方诸侯”的升迁之路,又有何异同?

南方周末记者对北京近400名官员的履历进行了分析调查,并采访了长期从事官员素质和能力研究,关注其成长规律的北京市委党校专家。南方周末试图通过勾勒出首都之地的官员升迁规律,以此作为地方官员成长的城市样本,进而折射出中国官员的普遍升迁法则。

初始:什么样的人有优势?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鄯爱红长期关注官员成长规律问题,在她看来,官员的成长主要受制于组织因素(组织部的干部培养机制和干部政策)、社会环境(比如文革时代和改革开放时代对官员的要求各异)和个人素质三方面的因素。就个人因素而言,除了品德和能力的因素,年龄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硬线。“此前北京历次公选,副局级官员的年龄界限为45岁,但今年放宽至48岁。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

张勤说:“从官员的履历中可以看出,北京一个正厅局级官员(作为直辖市,北京的级别是省部级,各市属委办局正职和区县党政正职都是正厅局级)升至此级别时平均年龄大概在45岁左右,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平均花费的时间是25年多一些。”

事实上,作为佼佼者的正局级官员们,在这其中的25年中,大多在每个阶段都能在合适的时间完成所需的跳跃——比如说,在从副处升正处的时间上要尽量缩短。

按照干部任用的规定,从普通科员升至副处大约需要12年左右。鄯说,此后出现了一个分水岭——能否以尽量短的时间完成副处到正处的升迁非常关键,因为,这往往意味着这个官员是否能在有条件升迁的情况下确保年龄不过线。通常,如果一个官员能在3—4年内由副处晋升为正处,那么他由正处升为副局、正局的空间就较大,而如果由副处升正处的年限太长,那么再进一步升迁时就可能遇到年龄的瓶颈。

显然,在现行的“逐级提拔”制度体系内,“小步快跑”是升至较高级别的不二法门。南方周末根据公开资料统计,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的政坛新星孙政才就是从北京“小步快跑”脱颖而出的官员。他先后在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和顺义区任职,仅用15年时间就完成了从副科到副部(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的七级跨越。

当然,对于大多数北京官员而言,在仕途上需要更多的耐心。

但上述专家的研究表明,一个官员的仕途是否顺畅,有一些初始的标准可以衡量。比如说:早参加工作,早入党都是能晋升到高级别官员的有利条件之一。南方周末所调查的样本官员履历中,升迁顺畅的官员很多在20岁左右就已经参加工作,而且党龄都颇长。而官员在起步阶段,越是能够在年轻的岁数而升至较高的级别,往后就越能区别同级而拥有年龄优势,进而实现良性互动,进入“小步快跑”的“车道”。

此外,足够的学历也是必须的,鄯爱红说,“与10年前相比,北京官员的知识水平和学历层次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无论是先前获得还是职后进修,现在北京市的局处级官员中,研究生以上学历就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相当一部分博士研究生。”

起步:机关有速度,基层有后劲

一个北京官员如果具备上述条件,只意味着初始优势,对官员来说,此后的关键则是基层经验。

尤其是担任正职的官员,基层经验几乎是不可缺少的,而组织部门对官员综合能力的培养亦越来越重视。北京市党政主要领导干部成长规律调研组所做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调查报告显示,北京市官员自己认为的晋升最有效的几种途径是:进行基层锻炼、增强个人修养、提高群众威信、轮岗交流和争取领导重视。基层锻炼还排在增强个人修养和争取领导重视之前。

而基层主要指的是位居区县有机会负责“全面工作”的官员。在北京的代表是乡镇的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很多都有过乡镇党委书记的经历。”鄯爱红说,和基层官员相对应的,是各级委办局这样的机关官员。

由于工作性质迥异,委办局官员和区县官员也显示出不同的特质。“一个官员在机关工作,只要踏踏实实,在本系统升迁至处级干部只是早晚的事,只要没有大毛病。”张勤说,而区县乡镇官员不一样,“思路要开阔,要能解决复杂尖锐的党政、财政和社会问题,包括能跑项目,跟上面的职能部门要熟悉,还要有群众基础。”“年富力强”、业绩突出的乡镇书记在升入区县领导班子之前,往往会调任到少数重点乡镇任党委书记,这通常是培养的征兆。“大乡镇经济基础好,场面大,官员获得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多。”张勤说。

而自乡镇调任区县的委办局,则可能是因为年龄偏大,“一些乡镇党委书记岁数大了,会调任区局当正职。因为委办局工作范围清晰,规范性强,相对轻松。”张勤说,这既有充分使用他们的“成熟”之意,也不无尊重“养老”之意,日后多从职位上退休。但对市局的机关官员来说,调任区县或委办局,则通常是提拔“培养”。

虽然基层经验颇为重要,但若仅以速度论,专家认为在从普通干部升至正处官员的阶段,市直委办局的官员在升迁速度上较占优势。因为区县“僧多粥少”——官员众多而职位相对少,而市属委办局的单位人数则相对少,但职位不少。不过也有特例,比如一些专业性过强的部门,系统外流动不多,官员相比而言难以很快升迁。而比较“普适性”的委办局官员,则比专业部门更容易在岗位“流动”中升迁。

但机关的处级干部,如果不补上基层经验这一课,就不容易有上升的空间。鄯爱红说,特别是官至副局级之后,拥有基层经验的官员则会有更大的升职优势。

“就区县来说,还有一种现象是,一个地方的官员稳定,往往地方经济发展就快,本地官员也鱼贯而起。”张勤说,“而某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官员更容易攀比、计较,也就越发难以产生出心量大、眼光远的官员,既然本地缺乏,就只能从外地选派,这就减少了本地官员的升迁机会”。“相反,一些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前后任发展思路有效衔接,官员眼界开阔,优势明显,就可以为其他区域和部门输出干部,从而为本地官员升迁提供更多机会。”鄯爱红说。

助跑:“交叉锻炼”与升迁“福地”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官员便已经属于政坛的佼佼者。此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事实上,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此间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上文提到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官员六成以上认为轮岗交流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鄯爱红说,“区县岗位事无巨细,涉及面广,机关岗位,规范性和专业性较强。由此需要官员的风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交叉任职可以使官员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尤其是机关官员,适时至区县任职锻炼是一种必要的经历。人们常常因此认为从市直委办局进入区县是“升格”,而区县的优势在这个特定的层面上明显起来。

根据南方周末的统计,在现任北京市委常委中,有多人的成长带有此种轨迹。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晋升常委前担任了密云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在晋升常委前被安排至西城区,先后担任政、党“一把手”;总工会主席梁伟在晋升常委前任通州区委书记。

从已有的官员调动看,在北京,通过跨部门、跨区县的锻炼调动来完成官员成长和职位升迁,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履新的几位副区长即是此种调动方式的体现,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科委、财政局、城管执法局。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区县还是市直委办局,都有几处升迁“福地”存在,事实上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张勤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鄯爱红说,所谓“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动作用的结果——能够担任重要区县和部门领导的官员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得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场外因素:“一把手”的判断

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而官员选拔政策的摇摆,往往会造成这样的“夹心”官员群。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张勤说,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操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而处理得好则能充分培养一批官员。北京奥运会之后,一批经过奥组委锻炼,有了相应成长的官员等待安排——很多人得到了适合的职位,但显然职位总是稀缺,未安排下的优秀官员则让北京市颇为踌躇。最后北京找了一个好办法。“干脆免职学习,做一个干部蓄水池。所以去年北京办了第一期一年制领导干部研修班,21位副局级以上的官员在党校免职学习一年,结业之后,大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任命。”张勤说。当时有些干部不愿意来,怕将来没着落,日后才发现,这对于祛除干部“躁气”和静心总结有相当的好处,也可谓是用“时间”换“空间”。

市委书记的决心和实验者的示范效应显然鼓舞了后来者,局级官员的一年免职培训今年又举办了第二期。这次调来学习的官员积极性更高,一下来了6名正局级官员,其中包括区委书记、区县长。而“参加上述学习的官员,想来是被寄望未来的”。张勤说。

另外,主要领导的经历和喜好也不可避免的决定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官员选拔标准大而言之永远是‘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在不同领导眼里千差万别。”张勤说,“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实践型的官员;如果是‘海归’,他就更喜欢‘专业型’的官员。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补视角用人的领导。”

厅局之后的去向

然而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张勤说,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提到: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北京市市级官员)的北京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

在此次大规模的北京官员人事调整中,曾经担任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和新闻发言人的王伟,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副省部级)的位置上任职未满一年,便被调至中国红十字会任党组书记,并当选常务副会长。

事实上,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与进入中央任职相比,北京官员赴外省任职的数量要少得多。在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20多年来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中,仅有3人从北京市领导的位置调至其他省市任职,最著名的是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强卫。

不变的法则:适者生存

事实上,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官员们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肯定是造反派起得快;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搞经济的干部就上来了;现在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管理社会的官员则容易被选中。”张勤说。

具体到北京,官员们需要适应首都定位的需求,比如国际视野、大局意识、现代意识要强,依法行政的水准要高,以及对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格外重视等。因为“北京是首都,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官员的政治素质就显得特别重要”。鄯爱红说。

当然,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是北京干部必须具有的。“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张勤说。

如此状况下,北京市地方官员往往显示出更为老练过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北京市干部比较‘聪明’,他们做事时,常常是‘原则不变,方式多样’,具有在不同场合选择恰当言行的智慧和功夫。”张勤说。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些民望较高的个性官员,二是少数官员根据对自己性格、兴趣的再认知,离开官场,重新选择职业”。

近年来,来自高校的官员日益增多。“一是北京市干部公选力度加大,在以笔试、面试为主要环节的官员公选中高校官员显然比基层出身的官员更有优势;二是有些或不太重视研究趋势和形势,或是不太重视学习的‘草根派’官员,逐渐跟不上现在的需要;三是北京对现代人才的超前储备。”张勤说。

在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学者型官员显然受到了青睐。仅市内某区新上任的三名副区长中,就有两位拥有博士学位。此外,12名履新的法院院长学历也全部在研究生以上。

张勤说,“‘草根派’官员解决具体问题的本事非常强,像维稳、拆迁等都得靠他们。这批官员在完成使北京‘由穷变富’的历史使命中,具有重大贡献。但是他们也有先天的弱点,一些人在‘由富变更富’的这个坎上略显观念不及,知识不够。”

然而让北京不得不小心的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经验型”与“专业型”这两批官员之间的融合和衔接。“如果‘博士’取代‘草根’的速度过快,可能会因‘博士’的实战经验不足而大大降低行政的质量,甚至导致基层失控;如果‘草根’占的比例太大,就容易影响北京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的‘脱胎换骨’和‘品位升级’,而且时间特别持久的话,会严重影响北京现代化的速度。”

上一篇:药品两票制管理制度下一篇:学生交通安全反思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