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生经历

苏轼的人生经历（精选8篇）

苏轼的人生经历 篇1

翻开历史，与苏轼产生共鸣者，如过江之鲫，我亦如此。只要自己处于困境，我就会不由自主地的想起苏轼的《自题画像》：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写这首诗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的一生，是在党争愈演愈烈的北宋时期度过。他不为新旧两党所容，长期受到打击和迫害。他被一贬再贬，最后被发配到极度偏僻荒凉的儋州海南岛了。

这预示着他的仕途已经终结，这对于他来说，是多么无情的打击。他从小就展示出超乎寻常的才干，到后来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一直心想着着致君尧舜，出相入仕，干出一番大事业。而且还在年轻的时候，他便得到当时身为兵部尚书兼一代文宗的欧阳修的大力奖掖，有望之承其衣钵，放他出人头地的想法。他也的确没有让欧阳修失望，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政坛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成为开风气之先的文坛闯将，取欧阳而代之，成为文坛宗主，声名之显赫，一时社会青年才俊，荟萃门下，苏门四徒，辉盖千门，真可谓是门庭若市，呈殷殷之盛。

然而，有才如此，历史却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他却夹在新旧两党中间，成了肉夹馍，无端地成了两党打击迫害的对象，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从此在政坛销声匿迹。首先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谪到湖北的黄州，甚至差点身首异处。接着新党垮台，旧党执政，他再次被贬到广东惠州。当时，广东可没有像今天这样地位尊崇，而是荒僻萧条、瘴疠横行的南蛮之地，一般作为朝廷流放犯人或者贬谪官员的。被流放或者被贬谪到这里，很多官员都认为是走上了不归路，长亭送别情景，宛若生死离别，悲情浓重。所以，唐朝一代文豪韩愈被贬谪到潮州时，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必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这首诗十分形象的说明了这一切，像这样的诗歌太多了，比如柳宗元、刘禹锡的诗歌等等。

可苏轼更深重的灾难还在后头，迟暮之年，还被贬到更加偏远的孤悬海岛今天的海南。即便不久遇赦北还，可此时的他却已看破官场，正如他所说，他已是心如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了。

更为悲催的是，苏轼在北还路上，客死他乡，一代千古巨星就这样黯然殒落，恰如当年的杜甫，舟中死于湖南耒阳。美好的东西撕裂给人看，这就是悲剧，历史向来是不吝于上演这样的悲剧的。这样的悲剧看得我们胆战心惊。

对于苏轼来说，是历史铸就了他的人生的悲剧，使他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道厚重的祭品。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像周瑜那样英雄美人式的理想，建功立业，佳人在抱，所以，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里，他把这样一个理想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但是，他最后的结果却是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能做的也只能是洒酒江边，来凭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来抒发自己蕴藏胸中的块垒和愤懑。更何况，像他这样风流倜傥、英俊潇洒大才子，像他这样一个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旷世文宿，按理来说，应该是美人心仪的对象，可是，在情场上，他却无法做到象他吟诗作文那样，天马行空，纵横驰骋。

我认为，诗人不幸，诗家幸，赋到沧不桑句便工。正是他的仕途不顺之凄怆、身世漂泊沦落之感、爱情失意之苦，铸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这不能不说是历史对这位大才子的最大的补偿。

对苏轼本人来说，我是由衷地倾慕和敬仰的。我倾慕的不仅仅是他那有如浩浩汤汤的惊人才情，更多的是他那种不已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旷达的人生态度，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的悠然，可以看到刘禹锡的超然，可以看到王维的恬淡和安静，也可以看到李白的飘逸和杜甫的沉郁。即使他处于极端恶劣的环境，即使他从人生的巅峰跌入低谷，他都能够坦然面对，没有过分的郁郁寡欢，没有沉沦，没有埋没，而是一如既往地对生活充满着追求、希望和激情，有了这些，才会有《江城子。密州出猎》的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才会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薄纱似的情怀，才会有横看云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哲理和思辨，才会有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笑看风云笑对人生。更重要的是，兼济天下之志，从来没有忘记，每到一个新的任所，殚精竭虑，以民为本，造福一方百姓，留下了一段段千古佳话，留与人们作美谈。

斯人已逝，然青山苍苍，江水泱泱，东坡之风，山高水长。他的旷达、超乎物我和兼济天下之志，千百年来一直珍藏在士人的胸怀，成为他们精神的休憩所，尤其是对于那些如他一样漂泊沦落、屡不得志的士子来说，更是一剂清新剂和疗伤药，激励着他们鼓舞着他们，如被充配边疆伊犁还引吭高唱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被绑缚刑场还高喊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等，他们都是一直奉苏轼为圭臬的。

苏轼的人生经历 篇2

一、苏轼人生哲学观形成历程

苏轼, 祖籍在四川梅州, 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和书画家, 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一起号称三苏, 唐宋八大家之一, 在书法上与米芾、黄庭坚、蔡襄合称为“宋四家”。苏轼8岁入私塾, 师从眉山道人张易简, 他天生聪颖, 才能超凡, 兴趣广泛, 在琴棋书画等多方面具有卓越的成就。苏轼21岁进京赶考, 获得当时著名文学家欧阳修的赏识, 并在皇帝御试中高中状元, 考中进士, 从此名震天下。

苏轼几经宦海沉浮。曾任凤翔府签判。熙宁四年由于新党的打压, 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 从而远离京师。熙宁八年, 苏轼升迁为密州太守, 此时朝廷内新旧两派斗争很激烈。熙宁十年, 苏轼被调任为徐州太守, 此时爆发十分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在湖州入狱。元丰三年, 苏轼被贬黄州, 在这段时间苏轼历经人间沧桑, 其哲学思想逐渐走向了成熟, 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逐渐形成。元丰七年, 苏轼的命运开始出现了转机, 被任命为汝州团练副使。元祐八年, 苏轼回到京师, 出任翰林学士, 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最高峰。由于苏轼反对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完全废除新法, 又被排挤出京师出任地方官。其后, 苏轼两次被短暂召回京师, 出任太子侍读和礼部尚书, 但是因为其政见与当权者不和, 很快离开了京师。元祐八年, 新党重新掌权, 苏轼先后被贬黄州与惠州等地, 苏轼66岁病逝于常州。苏轼在被贬期间, 迎来了第二创作高峰, 对人生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体现出了超然自适的精神状态。

二、苏轼对人生的理解

1. 人生的本质———悲剧。

苏轼天纵英才, 仕途坎坷, 出仕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受排挤或者外任贬谪中度过的, 出仕30多年迁徙贬谪的地方多达20处, 经常居无定所、食不果腹, 依靠朋友的接济生活[1]。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中, 苏轼更加关注人生的悲剧意义, 从个体推之于普遍人生, 伴随着人类永恒的忧患意识。因此苏轼对人生的第一个理解是人生就是悲剧。首先, 苏轼认为人生短暂本来就是悲剧。人类始终都有对人生短暂, 命途多舛的无奈与感慨。在苏轼的诗文中, 经常可以看到人生悲剧的观点, 例如“亦知人生要有别, 但恐岁月去飘忽”[2]。苏轼从宏观上看人生苦短、宇宙无穷的生命现象, 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显得理性而深刻。其次, 苏轼认为人类在短暂的人生中往往充满各种苦难。人生短暂已经是一种悲剧了, 在短暂的人生中还存在着各种不可预见的苦难, 使人生又添加了悲剧性的色彩。苏轼这种人生就是悲剧的思想与佛家的思想是一致的, 佛教的智慧正是以人生为悲剧作为起点的, 佛教创始人在菩提树下冥想七天, 思索人生痛苦的来源以及怎样摆脱痛苦,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痛苦就是人生的本质, 人生痛苦的表现有八个。苏轼对生的理解既受到自身经历的影响, 也吸收了佛家的思想, 是十分深刻而准确的。

2. 摆脱悲剧的途径———超然自适。

苏轼人生哲学的精髓在于超然自适。他认为虽然人生的本质是痛苦, 但是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会痛苦地过完一生。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对待事物的态度, 改变对悲剧人生的看法, 以理智调节情感。苏轼将儒释道三家的观点结合起来, 提出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体系, 即以佛教观点解释人生的本质, 以儒家的观点指导生活实践, 以道家的思想来形成人生态度。因此苏轼认为, 人想要获得幸福人生, 在悲剧人生中得到解脱, 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念, 必须要学会超然自适。苏轼在官场中的大起大落, 使他形成了超然自适的人生观, 他超越了佛教中的出世与入世, 超越物质需要的束缚, 甚至超越了精神的束缚, 而得到了快乐和尊严。苏轼曾在《东坡易传》中从理论的高度探讨了这种超然自适的人生观, 他认为人生活的智慧应该是遵循万物的规律, 这样才能使自己与天地万物相融合, 持有开放的心态, 才能容纳和接受人生中不断出现的变故, 人的心灵也才能得到解放和自由。苏轼认为:“所贵于圣人者, 非贵其静而不交于物, 贵其与物皆入于吉凶之域而不乱也。”[3]苏轼一直用这样的人生态度指导生活, 这种人生观直接体现人生的美好, 完全摆脱了世俗束缚, 精神达到了绝对的自由。苏轼这种旷达的人生观受到士大夫阶层的欢迎, 他们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借用苏轼的人生观来引领自己获得心灵上的平衡。

三、苏轼超然自适人生哲学观的内涵

苏轼所倡导的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总结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乐观理性。

首先, 乐观理性是苏轼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的内涵之一。苏轼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与佛家摆脱红尘不同, 与道家追求成仙也有着根本的区别。佛家主张人们想要摆脱人生的痛苦, 就应该“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以涅槃的境界回归西方极乐世界。道家则主张清静无为, 归隐山林, 顺应自然而达到长生的目的。这两种观念对待人生都是消极避世。苏轼一生虽然历经磨难, 但是却没有消极避世的思想, 而是乐观理性地对待生活。他与和尚道士交往, 却不向往海上仙山与西方乐土, 他总是以一副愉快、乐观的形象出现在朋友身边。儒家学派倡导以“固穷”的态度来对待困顿的生活, 例如孔子就曾称赞颜回:“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4]苏轼继承了这种精神, 他在被贬蛮荒之地期间, 仍然以愉悦的态度对待困苦的生活, 对简朴的生活充满了热情。苏轼这种乐观理性的超越悲剧人生, 显得更加真切, 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苏轼在贫穷时能够安平乐道, 在显赫时也反对奢华的生活, 尽量过着简朴的生活。苏轼的乐观理性是其超然自适的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苏轼脚踏实地地对待人生, 用清醒而理性的精神来对待人生。

2. 超然旷达。

苏轼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强调超然旷达的人生态度。人类的欲望是无穷的, 对物质财富无限地索取, 无法摆脱物质欲望的束缚。对此, 苏轼主张以旷达超然的态度来应对物质的诱惑, 以审美的态度来对待生活。苏轼认为:“彼游于物之内, 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 自其内而视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 则我常眩乱反复, 如隙中之观斗, 又乌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 而优乐出焉。可不大哀乎!”[5]苏轼的旷达超然, 实质在于以审美的态度对待外物, 尽量摆脱个体与外物之间的功利关系, 从外物的蒙蔽中挣脱出来, 因此减少功利得失的烦恼。虽然苏轼仕途不平坦, 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实在太多, 但他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性格, 充满了生活情趣, 具有文人独特的浪漫主义情怀, 善于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乐趣, 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苏轼超然旷达的人生哲学为人们摆脱悲剧性的人生指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3. 任性逍遥。

很多人认为苏轼对待人生具有审美的心态, 苏轼的人生境界是具有审美性质的。这种审美的人生哲学观在于苏轼真正做到了任性逍遥, 这种态度使苏轼不再仅仅关注事物的消极面, 而是不断地给消极事物添加积极的色彩, 任性逍遥是苏轼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苏轼才智过人, 具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但却屡遭贬谪, 甚至性命堪忧, 苏轼真正体会到了人生的无奈。因此他无法在政治斗争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的关注点因此由外部转向了内部, 去深刻地思索人生体验人生。苏轼任性逍遥但又不脱离生活, 将佛道超越世俗与儒家积极入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建立了审美性的人生哲学。苏轼既超然物外, 又保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面对生活中的艰难, 苏轼并非一味向外求索, 而是向内寻找精神的家园, 在精神上与天地相融合。苏轼把人生也作为审美对象来看待, 善于把平凡的事物赋予深刻的意义, 不断美化悲剧的人生, 因此对于苏轼来说, 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依然美好。

苏轼是我国封建社会典型的官场不如意的士大夫, 在其出仕的几十年时间中, 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南部地区, 经历了许多生活上的艰难。但是失败并没有让苏轼一蹶不振, 他依然积极乐观的生活, 并发展出一套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观。苏轼对人生的理解深受佛家的影响, 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并不意味着人就无法摆脱痛苦, 人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态度, 形成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 从而收获幸福的人生。苏轼的人生哲学荣辱得失不记于心, 他融合了儒释道三家哲学观, 形成了超然自适的人生哲学。他的人生哲学立足于生活现实, 乐观理性;他的人生哲学是不囿于外物的, 超然旷达;他的人生哲学带有审美的性质, 任性逍遥。苏轼的这种人生哲学使其能真正做到“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参考文献

[1]马银华.浅论苏轼的人生哲学及其渊源[J].镇江师专学报, 1998 (1) .

[2]薛亚康.从苏轼赋看其人生哲学的内部构成[J].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2001 (18-4) .

[3]赵桂君.一蓑烟雨任平生[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07 (24-3) .

[4]张强.浅析苏轼人生观念中儒释思想的互补性[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 (37-9)

宽待人生的苏轼 篇3

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时，捕快押着苏轼将要起行还京，妻子王氏送他出门。临行前，两人一时千头万绪，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得相对大哭。苏轼很快就镇定了下来，问妻子道：“你能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也作首诗送我？”王夫人一听，顿然忍不住敛泣而失笑。苏轼随即随捕快而去。

苏轼所说的是一个典故。杨朴是宋真宗时人，有才学，颇得宋真宗的欣赏，但杨朴的性格怪異，不愿为官。一次，宋真宗祭祀经过杨朴所在的地方，派人把杨朴召来，想要封他一个官职。宋真宗问：“卿来，有人写诗为你送行吗？”杨朴知道真宗想要他入朝为官，就随口编道：“唯臣妻写有一篇。”宋真宗让杨朴念来听听，杨朴当即以妻子的口吻作了一首诗：“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作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听了开怀大笑，知道勉强不得，就赏赐了杨朴一些财物，让他回家。

于生离死别之际，苏轼还不忘用幽默的话语来安慰妻子，化解悲伤，并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既体现了他通达脱俗的人格魅力，也反映出了他高超的语言技巧。

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诏命苏轼代拟敕书，苏轼不计较个人恩怨，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文中有一段曰：“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苏轼的这种高风亮节、大公无私的精神实在令后人感动。

（编辑/杨逸）

《定风波》—苏轼的人生 篇4

很是喜欢唐宋时期的诗人，苏轼是其中之一。其诗词豪迈豁达，飘逸可喜，教人以欣赏之情来看世界，对世界的不完美处能宽容。读其作品，使人觉得自己的人生境界大为开朗可以登高望远，飘洒自如，日常的烦恼得失都不再萦绕心头。

对于自然的晴天与雨天，人生的顺境与逆境，我们大多喜好晴天与顺境，而在苏轼的眼里，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是“成固欣然，败亦可喜”的。这是一种“达者” 的境界，而他的以下这首〈定**〉，是最能表达这一境界的佳作。

莫听竹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前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苏轼在被贬到黄州时所作，写的是在沙湖道中遇雨。诗人表面上写遇雨时不必慌张，“何妨吟啸且徐行”但实际是表达一种面对人间拂逆事的哲学态度。不必去理会那穿林打叶的雨声，而只顾吟啸徐行，不久自会雨过天晴。那时候什么风雨，什么暖和也都烟消云散。何况雨有雨的可以欣赏之处，何必急急慌慌，逃避不迭呢？

用这样的态度面对人生，会觉得“成古欣然，败亦可喜”。在较高的观点来看，世间本无所谓成与败。世间事之所以被人认为有当喜当怒当避当趋，多是由观念所造成。实际上这边有所得，那边必有所失；这边有所失，那边必有所得。万事皆有得失的两面。正如庄子的“唯达者知其通为一”的道理。

正因为苏轼豁达豪放，能够因任自然，不以表面的成败为喜忧，超然于世俗之外，所以他虽屡遭贬谪，但每到一处，都能欣赏到别人未曾欣赏之美，欣赏之余把自己的感悟写成了不朽的诗文。别人认为失败的逆境，他却能借此畅游各地，留名岭外，至今各地还留有他不少遗迹。

苏轼人生遗憾诗句 篇5

这首词是宋神宗熙宁九年中秋作者在密州时所作.这一时期，苏轼因为与当权的变法者王安石等人政见不同，自求外放，展转在各地为官.他曾经要求调任到离苏辙较近的地方为官，以求兄弟多多聚会.到密州后，这一愿望仍无法实现.这一年的中秋，皓月当空，银辉遍地，与胞弟苏辙分别之后，转眼已七年未得团聚了.此刻，词人面对一轮明月，心潮起伏，于是乘酒兴正酣，挥笔写下了这首名篇.词前的小序交待了写词的过程：“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很明显，这首词反映了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思想感情.一方面，说明作者怀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当时虽已41岁，并且身处远离京都的密州，政治上很不得意，但他对现实、对理想仍充满了信心;另方面，由于政治失意，理想不能实现，才能不得施展，因而对现实产生一种强烈的不满，滋长了消极避世的思想感情.不过，贯穿始终的却是词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热爱生活与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

在大自然的景物中，月亮是很有浪漫色彩的，她很容易启发人们的艺术联想.一钩新月，可联想到初生的萌芽事物;一轮满月，可联想到美好的团圆生活;月亮的皎洁，让人联想到光明磊落的人格.在月亮这一意象上集中了人类多少美好的憧憬与理想!苏轼是一位性格豪放、气质浪漫的诗人，当他抬头遥望中秋明月时，其思想情感犹如长上了翅膀，天上人间自由翱翔.

全词设景清丽雄阔，如月光下广袤的清寒世界，天上、人间来回驰骋的开阔空间.将此背景与词人超越一己之喜乐哀愁的豁达胸襟、乐观情调相结合，便典型地体现出苏词清雄旷达的风格.

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篇6

作品的旷达

【内容提要】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调整，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文学多方面丰收的时代，苏轼做为北宋文学变革中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作品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豁达赞赏不已。本文拟结合北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联系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观点，深刻分析其人生态度的豁达和文学作品的旷达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苏轼

人生态度

豁达

文学创作

旷达

引言

中国古代文人中, 苏轼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由盛而衰的特殊时段，他将传统文人出仕与入仕、进与退完美地协调在一起。作为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他历经磨难而笑对人生，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令人叹服，而其作品则在传统的阳刚与阴柔之外，形成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研究苏轼的人生态度及其作品风

格，对我们认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作品的艺术内涵有很大的意义。

一、宋代的文化背景和文人的价值取向

㈠、宋代的文化背景。宋代的文化背景集中体现在封建统治阶层方面。由于自古以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所以无论是对宋代的文化还是文人的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而起，虽然他建立了赵宋王朝，但国力并不强大，燕云十六州始终没能收复，卧榻之下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酣睡，所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宋王朝的建立而平息。但不管怎样，毕竟北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农耕文明则自然成为主导，但依然呈现的是守势而非绝对的强势。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的心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进取渐趋内敛，由拓僵开国的豪情，逐渐变为治国守业的冷静。于是“杯酒释兵权”的出现，显得如此自然而随意，但却是极具深意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文化顺应统治阶级需要，采取了最为稳妥，最有利于调和矛盾的方式，即“三道并重”。对儒、释、道的并重很好的调节了文化界的纷争，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则进一步从精神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同时，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浮靡文风继续发展。

㈡、文人的价值取向。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特性。宋代社会可以说是大变于唐，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君主专

制的强化。二是文人政治。这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君主政权的依赖性。①宋代士大夫人格的特质突出表现在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狭窄和单一。因为宋王朝是个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社会，文人出路并不多，他们不能脱离中央集权的巨大引力。这样宋代文人只能在忠君，报国的位置上确定其政治人生的价值。理学以儒家伦理纲常的所谓道统为基础，杂以为政教所利用的道、佛思想，建立了一套为巩固专政政权服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样的思想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是非常适合的，理学的最大作用是将儒家外在伦理规范变成对人的行为。思想的约束变成内在心性的自觉要求。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宋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已是大不同于唐人了，他们收敛了内心深处放荡狂放的欲望，至情至性的浪漫，而是老成正经规矩。宋代诗文较少有至情之作，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关怀与忠君的道德意识。但是骨子里，文人士大夫所以失去自己创功建业的理想，没有失去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所以在进取与隐退、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的矛盾间徘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具韧性的，也是极具自我奉献精神的，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思考自己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实现。在宋代的历史大背景下，文人们没有失去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失去自己主动地、理性地理想追求。然而，当建功立业注定只能成为美丽的憧憬，当兼济天下的理想注定只是泡影，很多文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要么遁隐以逃避，要么变化以迎合，但也许都不是他们本意的抉择。

㈢、苏轼的典型性。于是，苏东坡走来了，带着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带着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带着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

言观色的从容，带着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带着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带着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②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争吵和喧闹，静静地看着他。喜欢的，惊为天人，恨之者，斥为妖魔，但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候出现，苏东坡的典型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阶级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③政治上，苏轼向来是积极的，饱含热情的，他所到之处，多有善政，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到了杭州，修葺了“苏堤”，他到了徐州，亲自率军民参加黄河防堵抢救工作，保全了一城人的生命财产。在琼州三年，他多方鼓励、培训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始终保持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一直坚守自己除弊救民的政治理想，却不赞成王安石比较激进的变法；他与司马光等旧党集团交谊很深，但也不同意他们尽废新法。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却表示赞同。多年来做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了解。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他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二首)。”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一个被文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要说在和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做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

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④但是，伟人就是伟人，进退维谷之间，遭遇坎坷之时，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可贵的人生热情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吗，那我就认真的自省调整，诚恳地自我剖析，不断完善自我，于是顿悟后的苏东坡成熟了，于是黄州赤壁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样光照千秋的旷世奇作，其中展现的旷达和乐观的情愫一直被人所称道。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到了晚年，哲宗亲政，大反元祐党人，苏轼又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又被一贬再贬，从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荒僻的儋州(今属海南省)。“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酱等皆无”、“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可见他在恶劣的环境里生活虽然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仍然一如既往，关心国事民情。⑤作者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地对待人生的曲折、苦难和不幸，正如他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他一生磨难跌起，但即使在艰难危苦之中，他也能苦中作乐，活得有滋有味。苏轼，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喜欢任侠居山，超然物外却又积极入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二、苏轼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

任何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感慨，苏轼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生活上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更多表现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道家的放逸有所警惕。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但在文艺创作上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总体而言，苏轼的思想特点在于：他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这使得他在政治挫折和生活坎坷中从来不放弃自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与飞跃。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具体是怎样结合的。

首先，他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学者，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也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他汲取了其中积极的进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以此来治世，始终不失自己的生活理想。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⑦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参悟佛法，用其中的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化解现实的苦难，求得内心的平衡，并以此来治心，用超然恬淡的心境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再次，他又研习道家法则，注重“回归自然”，关注今生如何度过，并以此来治身，指导自己的处世态度,把自己经受的一切都看做自然而然的事情，“知其无可奈何而安其若命”。

公事之余，苏轼博览佛道两家典籍，与许多和尚道人交往，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尤其当他贬官在野时，佛道思想时有冒头，但儒家思想也并未泯灭。佛老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苏轼并不是简单的杂合，他扬弃了其中部分消极的遁世思想和懒散的无为念头，汲取了其中恬淡而有为的积极因素，加以整合，融会贯通，加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文人特质。一般来讲，各家思想对苏轼都有吸引力，然而，他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将二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⑧。苏轼一生，并未隐遁，也从未真正归田，然而他的很多作品又如此超然和洒脱，豁然和达旷，仿佛将人世的一切苦难都看透，这是他的独到处，也是他思想特点的外在体现。

三、豁达人生态度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旷达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他的诗、词、文等所展现的旷达，正是这一人生态度的外在体现。

㈠、苏轼文学作品总的风格。概括的讲，苏轼的文学作品总的风

格就是旷达。在人们通常的认识里，苏轼是豪放派（当然这主要针对他的词作而言），其实在他的作品里，真正可以称为豪放的只有寥寥几首，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更多的以周瑜年少风发反衬自己的失意，但总体格调依然是旷达的，绝不是一味的消沉。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此外，在他的诸多散文和诗作中，也表现出旷达的艺术风格。

㈡、旷达文学风格的形成。苏轼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他的人生态度关系很大，也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最后才成为一种自觉的风格，在所有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1、苏轼对于宇宙，人生、社会彻悟后形成了正确的人生态度，他“远去了刀光剑影，暗淡了鼓角争鸣”，用一种旷达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所以对宇宙的探讨，奠定了其作品旷达的基调。

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与好友两游赤壁，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却未言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赋》，纾解胸臆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下面，就让我们以他的前《赤壁赋》为例，来见

证其作品的旷达吧。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清风明月，水光接天，本就是用来赋闲邀客的，箫歌奏和，诗酒相发，原也是借以寄情抒傲的，前两段写眼前美景自是实况真事，为全篇渲染气氛、酝酿情绪。一乐一悲，后先相应，人生之无常难测、世路之乖舛多戾不正如此吗！作者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两段叙事、写景、引情，意在铺陈，提起下文，是本赋的基础。作为“乌台诗案”受害者的苏轼，内心肯定有一定的矛盾与挣扎：一是他太出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路者沮之”；二是他的性格和遭际，早已练就了他处惊不变、逆势顺迎的本领。他不乏诗友过访，亦不缺野老相问，但是“望美人”垂顾的期望还不可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会时时撞击心扉。三四两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

变与不变的哲理，这是全文的重心。这里主也是客，客也是主，互为参照、相为表里。之所以采用此种形式，一则行文上显得奇崛多变，有助开掘，生发义理；二则与此前山川风物、心绪起落后先映照，好似此苏与彼苏在意气相斗相和、自说自话，正是如此，被排挤、遭贬谪的心中郁结苦闷，就在这轻松的对答中得以消解缓释。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操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赞耶羡耶，抑或兼而有之，但借客一声“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临渔问樵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终成过客，人还必要去执念一物，不托意于箫音、不纵情于酒歌吗！人事如此，造化亦然。水月之属，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俱进，与物相生，不会总是一种姿态和面目。在苏子看来，既然“万物皆备于我”，既然人事上所取有限，人为何不拜自然之赐，尽享清风之爽、明月之洁呢？借眼前景，因当前情，作者以旷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不滞于物，无碍于事，让自己的思想休假，精神散步，谁人能有此等襟怀和能耐？而且全篇景、情、理水乳交融、相互应发，笔端寄兴，兴尽而止。无论内容或形式此赋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垂之永久。其实，英雄豪杰之悲，不一定是嬴不得全世界的凄惨，而是窒碍难圆、赔上性命的死呆。生命的来临与消逝，即使盖世英雄也无法过问，不能预知。平凡人物的悲哀，是生无补于

時，死无伤于世，而生死动静，只不过与蜉蝣寄予天地无异。至于挟飞仙以遨遊的乐趣、抱明月而长终的梦想，不论伟大的圣贤，抑或卑小的渔樵，都无法实现。苏轼正是参透这一至理，他在精神上才占据了常人难及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思想的迈勇、精神的高贵。这就是苏轼。

2、作品无论写大材小事，都有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他的作品，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还是描写宏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景物，无不体现了作者乐观的生活态度、豁达的人生态度，其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极其鲜明。比如这首《独觉》。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诗作于诗人晚年流放岭南之时，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窘困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机盎然，意趣高远而超凡脱俗，作者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看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绵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

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表现得极其突出。

3、旷达的文学风格，是苏轼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不断自省、反思、调整、总结形成的。“乌台诗狱”之后，他痛不欲生，到黄州之后他反思历史，观察现实，调节心态，形成这种旷达。苏轼一生，饱经磨难，然而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种财富。苏轼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尽管他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形成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看看他的《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苏轼在黄州处境十分险恶，生活也很穷困，但他依然很坦然乐观。从这首

词里，我们便能看到他的开朗的性格、豁达的胸怀及超脱的人生观。词前有一个小序，介绍作者写作此词的缘由。三月七日这一天，作者和一些人因事到沙湖，回归途中遇雨，不巧的是雨具已被前期拿走，同行的人都因无法避雨而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一切都又复归如常。作者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展示了作者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干扰，总是以自己的定规行事的生活态度。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不但如此，还要吟着诗句悠然信步，这里隐含着对生活厄运的挑战。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接下来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里有点调皮的味道。别看我穿者草鞋，拄着竹杖，在这风雨横行的沙土路上，要比骑马舒服自在多了。这种幽默不仅是苏轼个性的反映，而且是他从多年的政治**中总结出来的处世之方。“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点小小的风雨有什么值得可怕，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呢！在这两句中作者已点明了穿林打叶的风雨实为生活中的灾难和不幸。不要把风风雨雨看得太重了。他本人就是以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来对待坎坷不幸的遭遇的。正是这种稳定的心态结构，才使他度过一次次的难关，始终没有垮下来。下片两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是指一阵料峭的寒风吹在他湿淋淋的身上，使他略有寒意。正在他冷冻难捱的时候，“山头斜照却相迎。”温暖的阳光已为他驱走了寒意，真是“柳岸花明又一村”，他终于送走了厄运，迎来了光明，怎不使他心花怒放呢！厄运过去了，回头看看厄运发生的地方，“回首向来萧瑟处，”作者看到的是什么呢？“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普照，一旦过去，都成了虚无，反映了他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样也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不要沾沾自喜，而要永远保持自己内心平静和超脱，只有这样，才能在世态炎凉、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生活下去。词序中说：“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八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机，但必定有雨过天晴时候。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都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⑨如此洒脱，如此旷达，几人能够。他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仕、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⑩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结束语

苏轼的人生经历 篇7

陶潜和苏轼, 他们站在历史长河的两个不同的地方, 却心有灵犀一般的共同坚守着自我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的人格, 而不为时局所左右。

陶潜为官时两袖清风, 同时他对同僚也有相同的期许, 在世皆污浊时, 他在官场上华丽转身, 留下了为中国士大夫阶层仰慕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光辉形象。后世多少文人骚客失意时, 找寻到陶潜这个精神的庇护所, 并且在这里找到了精神的平静。

苏轼乃旷世奇才, 文学多面手。年少时, 锋芒毕露, 在各类选拔考试中, 可谓出类拔萃, 成为名噪朝野的人物。但是在王安石变时, 他坚持自己的政见;司马光废他也反对, 从而招来连连贬谪。仕途中, 苏轼就这样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思想与看法, 不为仕途而委曲求全, 其身上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

二、隐逸田园

陶潜和苏轼, 他们在失意时, 从两个截然不同的王朝走向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 隐逸田园。

陶潜在无法“同流合污”时, 决然离开了宦海, 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南山”, 完全归隐于田园。他在饮酒、交游、耕种中, 觅得了一种闲适的悠然自得。

苏轼追慕陶潜, 对陶潜的随缘自适颇为赞同, 他在《书李简夫诗集后》中说:“陶渊明欲仕则仕, 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 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 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 贵其真也。”他将苏陶交融, 超越陶潜, 创作了《和陶诗》, 可见其回归于陶潜的归隐, 放任自我, 随缘自适。

三、不同心态使然

虽然陶潜和苏轼都面对人生失意, 都赞许归隐, 但是他们对待归隐的态度和姿态却各有不同。陶潜曾三次尝试入仕, 便断然放弃入仕, 安心归隐田园。他的归隐是主动的。而归隐之后的陶潜, 过着“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飞鸟相与还”的超然忘我的、与世无争的、美好闲适的田园生活。可以看出, 归隐之后的陶潜, 内心闲适而平静。

苏轼因反对新法, 遭遇“乌台诗案”, 羁押四月余, 得免一死, 谪任黄州团练副使, 本州安置。到黄州后, 苏轼答李之仪书云:“得罪以来, 深自闭塞, 扁舟草屦, 放浪山水间, 与樵渔杂处, 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初入庐山》诗的“可怪深山里, 人人识故侯”, 则是从另一方面表达同样的意思。可见这时苏轼对于做官有厌烦与畏惧心理。这是苏轼“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心情写照。而《定风波》, 发出“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感慨, 这其中都可以看见他归隐的念想.

苏轼虽然赞同陶潜, 赞许归隐, 但是对于陶潜的完全归隐, 苏轼并不赞许。从骨子里, 苏轼还是不愿意归隐的, 谪居黄州期间《念奴娇·赤壁怀古》中, 苏轼极力渲染了一个意气风发、战绩赫赫的周郎形象, 而周郎身上又倾泻了诗人本人太多的倾慕与感慨。他仍然胸怀大志, 仍然未放弃兼济天下。黄州最多只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驿站。后来苏轼一直坚守在沉浮不定的宦海中, 可见一斑。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说:“苏一生并未退隐, 也从未真正归田, 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 却比任何人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更深刻更沉重。”苏轼退隐心绪不同于陶潜, 陶潜的归隐, 是在退避政治, 是因为“荣华诚足贵, 亦复可怜伤”具体的政治哀伤。苏轼则是在回避社会, 是因为对社会、对人生的怀疑以及期许、舍弃并且解脱。所以陶潜, 能真隐, 而苏轼, 则不可能完全实现自己的退隐。在这样的矛盾当中, 苏轼反思生命, 融合儒释道, 同时又超越他们, 在人生失意, 仕途坎坷中, 仍然能够泰然处之。在如梦人生中, 他一直保持着一种豁达、一种超脱。晚年作品“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远谪海南时, “他年谁作舆地志, 海南万里真吾乡。”诗中, 我们看不到他被流放的悲情, 而见之的是随缘自适的心境。晚年苏轼的旷达乐观, 无处不故乡, 无处不有适的精神境界, 真让人喟叹不已。正如林语堂所言:“苏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 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面对官场仕途, 陶潜和苏轼从不“俯身从众, 卑论趋时”, 他们从政但是不改文人秉性, 保持自己独立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的人格;而在仕途失意时, 陶潜退避了政治, 归隐了田园, 过着与世无争的恬静的田园生活, 苏轼, 则未曾真的归隐, 虽然他遭到了连连的贬谪, 但是他很快将儒家、道家、佛家、老庄思想融合一体, 从而取得精神上的平衡, 修炼出了一颗强大的心, 练就了一种超旷达观的性格。

摘要：陶潜是东晋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隐士典型, 苏轼则为宋朝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朝代, 而且作为不同的典型屹立在中华文明中, 可是他们都因为坚守自我的主体意识和独立的人格, 而遭遇了仕途失意;面对人生困境和失意时, 他们心灵深处都涌动着归隐的情愫, 但在面对归隐生活时, 却又各有千秋。

关键词：陶潜,苏轼,归隐

参考文献

[1]王萍.外似旷达二内蕴悲伤感—苏轼文学作品中的情感状态浅论[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5 (2) .

[2]蒋勋.蒋勋说宋词.中信出版社, 2012, 3.

从课本选文看苏轼人生的自觉诗意 篇8

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苏轼被李定等人故意曲解他的诗集中的句子，那些人以苏轼讽刺新法为借口大动歪脑。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被人以“文字毁谤君相”的无须有罪名，构陷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深受牢狱之灾，饱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甚至险被杀头。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时期就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同时由他的弟弟等人多方营救，东坡这才算逃过此劫。获救出狱之后，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更严重的是此职务地位非常低微，且处于被监视地位，此时此境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虽然上任，却苦闷异常，为排遣烦忧，曾屡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诗（《南堂》《初到黄州》《东坡》《海棠》等）、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西江月》（照野弥浅浪）等）散文（《赤壁赋》等）以及数量可观的书札和笔记小品（如《游沙湖》《记承天寺夜游》《别文甫子辩》《记樊山》等），都发自肺腑，真实可感，虽为谪居却又山水寄情。高中必修课本所选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赤壁赋》以月夜美景描写入手表达月夜泛舟酾酒临江的释怀心情，用十分优美的言辞构画了一幅超然欲仙的图景。接着描写了客人的无比幽怨的洞箫声，引出了主客之间的一场问答，文章的重心就往人生态度宇宙观问题的论辩上转变。从“客人”的角度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兴衰发出慨叹，表达了时间恒久但生命短暂，宇宙无穷而个人渺小的悲叹；从“主人”的角度阐述了恒久与短暂、无穷与渺小的相对性，提出于山水间徜徉灵魂，在自然中寻求解脱的道理。文中确实流露出一些消极情绪，但更大程度地是反映了一种乐观豁达的积极精神。意在言外，情理交融，复杂而深沉的感情融于和谐的自然之中，深重而出离的愤懑寄寓在旷达的诗风之内，能让人明显感觉到他从消极落寞的情怀到寄情明月清风的内心调整。诗意看似浑然天成，实则是自觉有意而为之。

《念奴娇·赤壁怀古》借助对江上月下美景的描绘，通过对三国赤壁古战场的追思和对历史英雄人物功业、才气、风采的忆念，含蓄地抒发了词人不被赏识与重用、壮志难酬的忧愤之情，同时也传达了诗人于历史及自然中获取的旷达与乐观之意。胸怀的鼓荡、诗意的激发十分明显。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深得道家旷达豪放的精神。此词通过在户外行走突逢下雨这一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之态，在平淡的描写中展露奇景，在朴素的文字中暗藏深意，表现出超脱旷达的胸襟，寄寓着词人内心深处所向往的诗意人生。结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几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道出了词人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时，将全身心融入其中所获得的心灵顿悟和人生启示：既然自然界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都属寻常，那么宦海生涯中的风云变幻、个人荣辱又何必总牵绊于心？体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在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意境深邃，内蕴丰富，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精神追求。

苏轼在生命的跌宕中自觉地建构人生的诗意。苏轼成功地建构了他的的人生诗意，又有多少人没能在风风雨雨的人生中建构起诗意，诗意地栖居对很多人来说只停留在梦想之中。

如果说余秋雨解释“苏东坡与黄州”的关系，认为“客观景物仅仅是一种客观存在，审美只是一种可能，不同的观者以不同的视角使审美的可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在欣赏黄州的自然景物时，赋予了景物以新的况味甚至某种精神，而正是这种况味或精神，把自然界中无生命之形式变成美。”那么可以这么讲，他不光是自然美的发现者，同时也是人生诗意的自觉构建者！苏东坡在黄州的经历与杰作，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诗意人生的自觉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