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精神（精选16篇）
看了《钟南山精神》后，我觉得钟南山一家都很善良。
钟南山的父亲为了中华人民，不顾自身危险，永远奋斗在一线，而父亲说:“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着，就一定要做点什么。”原来，做点什么就是为了我们不断努力，还影响着自己的后代，让自己的后代也能像自己一样，为中国奋斗，这句话，让钟南山一直记在心里，也一直为中国做奉献。
钟南山的母亲对钟南山影响也很大。他的母亲很善良，她一直教导钟南山，而自己母亲的话也记在心里，一直帮助别人。
由于自己父亲和母亲的善良、助人为乐的性格被钟南山深深认可，便铭记于心。
上一次非典，钟南山就在一线冲刺，现在冠状病毒正在不断蔓延，80多岁的钟南山依然冲在一线，成为我们全国人民的依靠，他经常让我们呆在家里，自己却近距离地与病魔较量，为让我们恢复以前的平静生活奋斗。
我希望这次冠状病毒的灾难能早点过去，让我们，让全世界人民都恢复以前的生活，让在一线奋斗的医生护士的家人不再担惊受怕，我们也一定要配合医生护士，早日让危难过去。
钟南山心中的“大家”有两层意思:一是国家、社会;二是他所在的战斗集体。
他懂得, 要取得抗击非典型肺炎战役的胜利, 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医务队伍。这支队伍不仅要技术过得硬, 更要思想过得硬。为此, 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凝聚这支队伍。
早期危重的非典型肺炎病人, 病情重、传染性强。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初始阶段, 由于医护人员与病人“密切接触”, 往往是抢救一个人, 放倒两三个医务人员。广医附一院有20多位医务人员感染得病, 同时该院还收治了许多兄弟医院的医务人员。钟南山那颗心哪, 时常揪得疼。“这个时候不能再让医务人员倒下。倒下的要让他们尽快康复。”每天, 不管多忙、多累、多晚, 他必定要到病房走几趟, 除了看病人外, 还要了解每一位同事的身体状况, 检查每个医护人员的隔离措施是否到位。
ICU的护士们说:“没有谁比钟院士更细心周到了。看见我们口罩戴得不规范, 他马上走上前‘纠正错误’。”对患病医务人员, 他每天都要送上问候, 即使出差在外, 也不忘打电话问候患病医生的病情。ICU病房医生郑则广感染得病, 情绪不太稳定, 钟南山在外开会得知后, 立即用手机发来信息:“感觉怎么样?不要灰心, 我们都在支持你!”医生何为群因抢救病人感染住院, 时常处于晕眩状态。那天, 钟南山在巡视病房后, 突然走到病床边向她祝贺:生日快乐!原来, 钟院士记得今天是她的生日。一时间, 小何感动得热泪盈眶……
作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 钟南山还要经常到兄弟医院指导救治工作。面对病人, 他总是亲切地询问病情并亲自检查。“钟院士查房时极富人情味。天冷时, 他总要用手把听诊器搓热, 并从语言上给病人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当时社会上谈虎色变, 许多病人情绪低落。钟院士是想通过细致入微的诊疗为病人树立信心。无论钟南山出现在哪家医院, 病人都觉得快乐和放心。他一出差, 病人就会着急地问:钟院士什么时候回来?
钟南山实在太忙了。他参加会诊, 出席讲座及各种指导活动, 曾经一连38小时没合过眼!由于过度劳累, 他病倒了。2003年2月18日下午6时, 钟南山检查完病房, 看望了一位住院的同事之后, 突然感到头晕、眼花, 身上发烫。
钟南山知道, 此时此刻自己绝不能倒下。坚守在岗位上, 就是病人和医务人员的希望。钟南山在医院住了一晚之后, 偷偷跑回家, 以家为病房, 进行自我治疗。在相濡以沫的夫人的悉心照料下, 钟南山两天后就退了烧;稍微休息两天, 他又活跃在病房。即使在休息的日子里, 他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研究和工作。ICU护士长谭婉媚说, “那天, 我敲开钟院士的家门, 看到屋子里坐满了院领导。钟院士正和他们讨论救治非典工作。他把办公室搬到了家里!”
这就是钟南山——广医附一院这个团结战斗集体的灵魂, 病人心目中的精神支柱。
病人心中的精神支柱
哲人说:“谣言止于智者。”
节后, 疫情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夸大或无中生有后,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钟南山深知社会安定的重要性。而要保证社会的稳定, 就要用事实说话, 让病人尽快康复。
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是收治非典型肺炎危重病人的重点医院, ICU病房的病人几乎均合并有细菌感染, 多数已出现多器官衰竭。据文献报道:人体有四五个以上的器官衰竭, 死亡率将在90%以上。通过死亡病例的尸检发现, 非典型肺炎病人的病理机理主要是“肺硬”, 即肺组织纤维化。要治疗好非典型肺炎患者, 必须解决肺的纤维化问题。
钟南山知难而上。他成立了以肖正伦、陈荣昌、黎毅敏为骨干的老中青呼吸病专家组成的攻关小组, 配合广东省“非典”医疗救治小组夜以继日地查阅文献, 严密观察病人的变化, 细致记录各种可供研究的资料。试行了多少方案?谁也记不清了。终于, 他们找到了突破口:当病人肺部阴影不断增多, 血氧监测有下降时, 及时采用无创通气, 病人的氧气吸入量就会增多, 能较好地改善病人症状;当病人出现高热和肺部炎症加剧时, 适当给予皮质激素, 从每日80毫克至500毫克不等, 能有效地减轻肺泡的非特异性炎症, 阻止肺部的纤维化病变;而当病人继发细菌感染时, 必须有针对性地使用抗生素。
实践证明, 这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救治方法, 大大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成功抢救率, 降低了死亡率, 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两位双肺渗出病灶弥漫、生命垂危的非典型肺炎患者, 经以上方法抢救, 奇迹康复。喜讯立刻上报卫生厅, 卫生厅马上组织专家讨论, 修改完善以后, 以《广东省医院收治非典型肺炎病人工作指引》下发各地市与省直、部属医疗单位。
2月11日,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新闻发布会, 钟南山以医学专家的渊博学识, 沉稳地告诉大家, 非典型肺炎并不可怕, 可防、可治、可控。他通过新闻界告诫社会不要惊慌, 而要在政府和卫生部门的指导下, 共同抗击病魔的挑衅。同时, 卫生厅还通报了广东卫生防疫部门已排除了禽流感、鼠疫、炭疽等病的可能性。很快, 社会情绪开始趋稳。
以事实为依据探索中国经验
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关键时刻, 钟南山临危不乱, 显示出科学家的严谨治学态度与高度责任感。
抚今追昔, 他忘不了一生追求医学科学的父亲的临终告诫, 忘不了在广州华师附中读书时接受的人生观教育, 忘不了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皇家医院和伦敦大学摘取6项科研成果、为国争光的那份自豪, 更忘不了他立志行医时发出的为全人类健康而奋斗的誓言。
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 一位严谨认真的学者, 他救死扶伤的仁厚品性, 也体现在追求科学真理时的执拗不屈上。
2月18日, 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 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中, 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当天下午,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紧急会议, 对这一报告进行讨论。轮到钟南山发言了, 他沉默良久, 摇摇头。大量的事实表明, 临床症候与治疗用药均不支持这个结论。他不同意典型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病因的观点, 认为典型的衣原体可能是致死的原因之一, 但不是致病原因。在他有理有据的论证下, 会议最后采纳了钟南山的意见。
会后, 有朋友悄悄问他:“你就不怕判断失误吗?有一点点不妥, 都会影响院士的声誉。”钟南山平静地说:“科学只能实事求是, 不能明哲保身, 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广东抗击非典型肺炎能取得阶段性成果,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钟南山在医疗技术方面的独到见解的正确。他的医疗观点为广东卫生行政部门及时制定救治方案提供了决策依据。
2003年4月3日,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小组一行7人在广州迎宾馆听取广东专家的情况汇报。刚从日本参加完学术会议并在香港作关于非典型肺炎治疗讲座的钟南山, 代表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进行了40分钟的汇报。钟南山侃侃而谈, 旁征博引, 有理有据, 实事求是。这位中国院士的发言, 令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连连称道!他们认为, 世界卫生组织希望得到的治疗非典型肺炎的经验在广东找到了。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统计资料显示:当时广东非典型肺炎的治愈出院人数已占总报告病例数的86.3%, 死亡率仅3.5%, 是世界范围内对非典型肺炎治疗成绩最好的地区之一。钟南山说, 广东防治非典型肺炎主要有三点经验:一是重视流行病学、病原学、临床医学的信息交流, 最早提出了非典型肺炎的传染性与家庭、医院聚集性两大特征;二是总结出四项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中西医结合治疗、按需适当的大剂量皮质激素、无创通气与重视继发感染;三是及时将危重非典型肺炎患者集中到专科医院, 从而减少传染机会, 并增强了抢救成功率。
这些经验, 是钟南山领导的治疗小组全体专家的智慧结晶, 是广东医务工作者努力探索的结果, 也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科学需要博大胸怀呼吁国际大力协作
钟南山的人生字典里似乎没有“停顿”二字。非典型肺炎疫病使这么多同胞倒下, 他痛心疾首;而科学家对于未知领域的求索精神又让他激情满怀。长期养成的执拗性格促使他勇往直前, 不断取得的研究成果坚定了他必胜的信心。钟南山并不满足于临床治疗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他还要进一步探寻非典型肺炎的病因。
2月中旬, 在钟南山的倡议下, 广州市科技局、广州市呼吸研究所、广医附一院、广州胸科医院、广州儿童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广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共同协作的“广州市非典型肺炎流行病学、病原学及临床诊治课题”联合攻关项目正式启动。4月12日, 好消息传出:从广东非典型肺炎病人气管分泌物分离出2株新型冠状病毒, 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极可能是非典型肺炎的主要病因。4月16日, 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正式确认。
此时此刻, 钟南山显得非常冷静。他指出, 非典型肺炎是一种非常新的疾病, 人类要完全攻克它尚需时日。下一步, 除了要进一步确认全球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的病原体是否全属于冠状病毒的同一亚型外, 还要找到能杀灭病原体的药品, 研究出预防的疫苗, 探寻出其感染源等等。这就需要更多地区、更大范围的合作。科学需要博大的胸怀。他说, 科学无国界, 国际大协作不可缺少。他也真诚表示, 由于非典型肺炎首先在广东发现, 而且中国病例最多, 有研究的充足资料和基础, 他特别希望解决方案最后能由华人提出。
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位普通医生”,但时势所迫,良知所系,却每每要他扮演英雄。SARS、禽流感、H1N1,多灾多难的世纪初叶,他怀揣一颗“勇敢的心”,冒着某种可能的政治风险,不讳上,不畏权,一再撞响警钟,直陈利害,这位工程院院士的信条是,恪尽医生之职守才是“最大的政治”。
钟南山在很多人心目中不仅是一名妙手仁心的医生,更扮演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代言人”的角色
“谁都有个家,钟院士心中有个‘大家。”钟南山的同事们这样评价他。
2003年1月21日,钟南山接到通知,前往中山市两家医院调查一种“怪病”。此时,在乍暖还寒的南国,一种人类从未见过的疫病——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悄然肆虐广东部分地区。后来,经过复杂缜密的科学鉴定,这种病被正式命名为“萨斯(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
众多医务人员立即投入到一线救助病患,这其中,有一个忙碌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专家钟南山。在疫情最危急的时候,钟南山主动请缨,他要求“把最危重的病人往我们医院送!”
作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钟南山要经常跑到兄弟医院指导那里的救治工作。面对病人,他总是亲切地询问病情并亲自检查。钟院士查房时极富人情味。天冷时,他总要用手把听诊器搓热,并从语言上给病人极大的鼓励和安慰……
抗击“非典”的突出贡献令钟南山的名字尽人皆知,然而,早在这以前,钟南山的名字就已经牢牢印在他救治过的患者心上。钟南山曾在多个场合表达这样的心声:“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我的工作就是治病救人。如果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就会达到国富民强的目标。”
70多岁的钟南山他在年轻时是一名运动健将,在大学期间,曾经以54.4秒的成绩打破了400米栏的全国纪录。在广州医学院任院长期间,钟南山对于学生的体育锻炼也十分重视。他常对学生说,“我为什么到现在还喜欢体育活动呢?因为它能培养人的三种精神,一个是竞争的精神,一定要力争上游;第二是团队精神;第三是如何在单位时间里高效率地完成任务。把体育的这种竞技精神拿到工作、学习上来是极为可贵的。”
这些年来,钟南山在很多人心目中不仅是一名妙手仁心的医生,更扮演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代言人”的角色,遇到这方面的突发事件,老百姓迫切希望听到钟南山怎么说。而另一个让人们记住钟南山的原因,就是他直言不讳的风格,而且他讲话总是“火力”十足。近年来,被钟南山“炮轰”过的事情实在不在少数,小到伪劣药品,大到国家的医疗体制、政府的信息空开,全被他“数落”个遍。
有人不禁要问,作为一名医生,同时又是一个“公众明星”、义务的“公共卫生事件发言人”,钟南山不会觉得累吗?对此,钟南山显得并不在意,“我没有感到很大的压力,因为我都是在专业的基础上来发言的,每次我都有亲身感受,都是有根据的。”
钟南山说,“为什么我讲的话有可信度?我想,是因为我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有把握的事情我才会说话。” ★
人物简介:
钟南山,福建厦门人,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1960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并留校任教。1970年到广州医学院进修。1979年4月到英国进修。1981年8月回国。1984年被授予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1995年任博士生导师,同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2003年,钟南山作为中国抗击SARS的领军人物,因功勋卓著,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同时被广东省荣记特等功,被广州市授予“抗非英雄”称号。2005年,他当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2008年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言论:
“科学只能实事求是,不能明哲保身,否则受害的将是患者。”
灯，于黑暗中长明不灭，给予希望的火光;灯，于阑珊处飘忽摇曳，湮没在喧器之间。
有这样一盏灯，一个人，十七年前一句“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来”，打响了抗击非典的反击战;十七年后，新型冠状病毒在华夏大地肆虐，又是他，費素之年，临危受命，义无反顾地投入疫情阻击战。平日里默默无闻，坚守岗位，只有危难之时，人们才得以通过媒体，了解那个传奇——钟南山。流光一瞬，华表千年。
流光一瞬，华表千年。
他是彻夜长明的灯光，誓与时间赛跑，奋斗在抗击疫情最前线。钟南山生于医学世家，自幼耳濡目染，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惑之年赴英进修，回国担任教授，导师，院长等要职。冬，突发非典，医生束手无策，官员瞒而不报，疫情建虐，举国恐慌。是钟南山第一个站出来，以自己的声誉担保：非典并不可怕，可防，可治。展开一些列防控治疗措施，有效抑制了非典传播。冬，新型冠状病毒来势汹汹，84岁高岭的钟老又一次奔赴抗疫前线通过媒体向国人传达最新消息与防控措施，以一己之力发出灼灼之火，点亮了武汉人民每一个不眠的夜，为黑暗中恐惧的人们带来黎明的曙光。
一眼繁华处，兰膏明烛，华燈错些;转瞬危难间，火光灼灼，再定乾坤。
他是热烈燃烧的烛火，拯救数万生命，践行着悬壶济世的承诺。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多少人闻之色变，而他依旧沉着冷静，毫不流露畏惧之姿!耄耋之年的他得知新冠肺炎越发严重时，他偏偏深入最危险的地带，乘着高铁连夜赶到了武汉，他以医者妙手仁心挽救中华大地的苍生，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对这次“战斗”，以勇者临危不惧地姿态向世界沉稳而有力地宣称：“把重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他就是——钟南山先生!让我们为他的无私奉献致以最热烈的掌声，他是当之无愧的民族的脊梁!
——题记
疫情当前，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众志成城，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由于疫情来势凶猛，短时间内物资紧缺。不仅仅是医疗物资，生活用品和食品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所迫切需要的。关键时刻，很多的民间群体和个人涌现出来，纷纷向疫区捐助资金和物资，其中“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得到了多数人的一致好评。
这个基金会就像一只“出头鸟”，在抗击疫情工作中奋勇当先。既是“出头鸟”，便有“枪来打”。有网民实名举报韩红基金会，各项工作不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存在违法行为。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后得出结果：韩红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总体上运作比较规范,特别是在抗击疫情中做了大量工作，应予以支持和肯定。事实证明，清者自清，无论你如何抹黑她，她都是清白的。
居心叵测的举报人，在国难当头，十四亿人民响应国家号召合力抗疫的时刻，他不但什么贡献都没做，还出言不逊、诋毁他人，使那些争先恐后抗击疫情的人们，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钟南山院士，耄耋之年依然坚持工作。自疫情发生以来，他逆行抗疫一线，没日没夜的操劳，与时间赛跑抢救生命。分析疫情，稳定民心。如此可敬的一位老人，居然有人在网络上对他进行诬蔑。
这位自以为是的“键盘侠”先是批评钟南山院士在2月18日在广东疫情发布会上不戴口罩。其实此前早有解释：发布会场内每天会进行严格消毒和通风，且发布人和记者进入现场的通道是分开的，同时还加大了主席台与记者席之间的距离。为便于记者能更好地听清楚，所以取下口罩。
可“键盘侠”并未放弃对他的攻击，再一次“鸡蛋里挑骨头”：钟南山院士在发布会上竟然面带微笑，危难关头，他是如此的铁石心肠?其实这纯属无稽之谈，钟南山院士的感人事迹众所周知，从抗击“非典”到“新冠病毒”，他无数次出入重症病房，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并希望早日找到解决病症的方法，解救病人于水火之中。这样心系病人的老者，他的笑是代表一个月来抗疫取得阶段性胜利，欣慰的笑;是敬畏生命不怕困难，坚强的笑。
那些无知的人们啊!身体病了可以治，但如果心病了，那可就真的完了。我们的白衣战士不畏牺牲战疫情，无私奉献救生命。他们如天使一般张开翅膀，守护着我们，我们应对其心怀感激，而不是恩将仇报。
从SARS到PM2.5，他是坚守一线、学识渊博的医学权威，他高调问政，是直言敢谏的社会良心。
乱世里“自医”
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扛过批斗风，喝过洋墨水，斗过非典，骂过政府，上过京，钟南山这一辈子算是活开了。然而却鲜有人知道，这位经历过中国最怪诞时光的老者是如何活下来的，他似乎也从未对人提起过。“医者难自医”，出生于医学世家的钟南山，似乎从人生的第一幕起就是高潮。
生于1936年的钟南山“生逢乱世”。1948年，其父钟世藩时任广东最大的医院——广州中央医院院长，与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们并不了解国共斗争，仅是凭着济世救人的信念留了下来。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钟世藩由于留学经历被勒令退休，并终身未能再恢复党籍。而钟南山的母亲、广东省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的廖月琴因不堪红卫兵羞辱而自杀。在当时年轻的钟南山眼中，这份痛苦难以言喻。
而曾为了行医梦想放弃体育的他，也发现距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从北京医学院毕业之后，钟南山因父母身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后代”，先是当辅导员，后到放射医学教研室任教，又插队到了农村，干过工人，做过校报编辑，期间还有一年多的文艺宣传经历。
1971年，当钟南山调回当时的广州市第四人民医院时，他已经失去了人生中最具活力的10年，“钟南山，你这么老了，还搞什么外科啊。”一位老同行同情的话语足以令人抱膝伤感。而因为刚刚毕业就经历下放，钟南山甚至没搞过临床，在一次出诊时竟将一名有结核病史的胃出血病人，误诊为“结核性咳血”，差点儿铸成大错。
趟过那场社会的大病，钟南山感到“自医”或许更加重要，只有恢复自己精神的活性，才能重新上路。“从那之后的半年，我足足轻了4公斤，干什么？补回自己失去的医学知识。”他从零开始，一共写了4本笔记，对每一个病例都进行仔细记录，终于跑回了迷失的起跑线，从那之后，“急诊室大多数的病人我都能应付了”。
就在43岁生日那天，他又推开了大洋彼岸的学府之门。在通过外派学者资格考试之后，钟南山获得了为期两年的赴英进修机会。然而刚到英国爱丁堡大学，钟南山就收到了指导老师弗兰里教授的一封信：“根据英国的法律，中国的医生资格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你不能搞临床，只能在这儿参观实验室或病房。这样的话，你来8个月就可以了，时间再长，对你对我都不合适。希望你在伦敦的时候早点儿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总的来看，这并没什么‘不友好’，只是一种合理的提醒。在国外，学术逻辑并不同于政治，证明自己才是唯一的路径。”钟南山深知，要想获得认可，必须在学术上下功夫。他很快发现，导师所进行的戒烟项目，与自己的呼吸系统研究方向一致。不过，他对弗兰里教授报告中的推导结果表示怀疑，于是开始自己验证。
“为了做这个试验，我要不断吸入一氧化碳，然后抽血检测。其实当时吸入到15%（血中碳氧血红蛋白达15%）的时候我有感觉了，但我估计要到18%报告才能完成，结果一直吸到22%。”3个月后，钟南山完成了自己的试验报告。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当向这位英国爱丁堡大学附属皇家医院呼吸系主任报告成果时，弗兰里一把就抱住了他：“你这个试验太好了，我要把它介绍到英国医学委员会去发表！”钟南山说仿佛英伦天空中的华彩终于照醒了他医者的宿命。
混沌中“治世”
和很多成功的故事一样，钟南山的成功成为了一种标识，时过“知天命之年”，他浑身已经铺满“锦衣华服”，不仅于1985年被指定为中央领导保健医生，更受聘为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国际胸科协会特别会员、亚太分会理事。在60岁时，钟南山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广东医学界难以企及的第一人，在“医者”这条道路上，他算是走通了。
但是他很快明白过来，能救更多人命的东西远远出离医学之外。
2006年，在两会上一句“药监局的领导来了没有”语惊四座，摆在时任药监局局长郑筱萸面前的是钟南山的一组详实的PPT，“当时我就直接向他提问，1年批1万多新药，怎么批的？”等到郑氏落马之后，人们感慨不已，方才念及当年的“鲁莽”之士。
2008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医改方案成功与否，关键是“谁来改”，管理过于分散的卫生体制实际上相互掣肘，“医疗卫生工作是系统工程，目前，中国防与治分开、医和药分开、医疗服务与保健分开、中医和西医分开，这情况非常不利于医改。”为此，他建议国家整合相关部门资源，建立“大卫生部”。
如果说钟南山以上两则谏言还都在医学领域，那么此后两年，这位医者的涉及范畴可就越来越广了。2009年，他痛批会场歪风，炮轰大会小会上的“歌德”现象；2010年，他直斥报纸刊登壮阳保健品广告，力呼整顿保健品市场；2011年，他更是抛出“广州负债2100亿办亚运”的质疑，曝出广州亚运财政缺口。2012年，他又提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医患关系紧张”的观点。每一年，他的谏言都“刀刀见血”。
听一位医生回忆“非典”时期的钟南山，语气格外复杂。在他看来，钟南山做的，每个医生都应该去做，只是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情况下，只有钟南山有这份胆气，有这个资格去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存在改变了很多事情”。
9年，让他成为“讲真话”的代名词
2012年3月8日，在钟南山和同仁的不断呼吁努力之下，广州——这个有着花城美誉的南海滨城，正式开始检测并公布PM2.5检测数据。每一位市民，无论是否专业人士，无论是否享有“涉密”特权，都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自己所在城市的PM2.5状况。
PM2.5是指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也称为可入肺颗粒物。它的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用钟南山的话，PM2.5直接“侵肺”，人体的生理结构决定了对PM2.5没有任何过滤。
“普通病人超过50岁，肺都是黑的，即使病人不抽烟，而健康的肺应该是粉红色。大气污染，特别是PM2.5会进入肺泡，被肺泡中的巨噬细胞吞噬，而永远存在肺里面，日积月累肺部就成为了黑色，很多人即使没有发病症状，肺也是这个样子。我看的病人都是这样，没有信口开河。”
从2008年致力于呼吁对PM2.5进行监测和防控算起，如今整整4年。虽然他给相关环保部门写信几乎从未收到答复，但是公众和媒体已经有意识地参与到呼吁的队伍中。
自SARS之后，人们对钟南山这个名字便不再陌生：他敢于向权威提出学术争论，最后权威落荒而逃；面对错误疫情报告时，他又率先揭开真相，导致部级官员引咎谢幕……2010年4月29日，在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对中国名人受信任度进行的调查中，他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得票最高。
“讲真话会让你感到孤独吗？”这是某位记者向钟南山抛出的问题。
“不会孤独。讲真话到哪儿还是有很多人支持。”钟南山给了他的回答。
他正在跟“不那么给力”的控烟政策PK
人前的钟南山干练、消瘦，一头乌发，走路轻快，你实在看不出他是一个76岁的老人。据说曾经有人拿他的身材和施瓦辛格比较，虽然夸张，但对于年逾古稀的人来说，保持这样健康的体魄也是着实不易。
难得的是他还有一颗优良且坚强的心脏，被外界称为“良心”。
PM2.5关注的多了，不代表其他热点议题就被钟南山忽略。
比如“禁烟”话题，钟南山就跟媒体“抱怨”了很多。有些话可能不太“好听”，当然，都说好听的，出了事会更“难听”。
他直言：“禁烟问题，有关机构有两面性。我国于2003年加入了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是，相关机构又管卖烟又管控烟，这怎么可能？这是完全对立的事情。”
针对2011年某烟草公司专家当选了院士，钟南山说：“降焦减害，还成为院士，这太荒谬了。降焦是做出来了，但重要的是，焦油降了，危害并没有减少，所有的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企业用降焦的噱头作宣传，卖得还更好了！”
有人提醒钟南山，中国是个讲究人情世故的社会，他似乎应该接受某种模式下的生存法则。他的答复则是：“‘文革’时，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后代，早就经历了一些磨炼，即使现在再有什么，也不会放在心上；再有，不担任行政职务，我无所求，就想专心做好学术方面的事情。极力呼吁戒烟与控烟，这是我目前的主要目标，毕竟，它也是绿色环境保护的应有之义。”
“退休时，也就是我见马克思的时候”
如今，76岁的钟南山依旧坚持着门诊、查房、会诊工作，并笑言自己：“完全第一线。”
从世俗的角度看，钟南山早已功成名就，也注定是新中国卫生史上浓墨重彩的人物，但他却从未考虑过退休的问题。他说：“到我退休时估计也就是要去见马克思的时候了，除非有老年痴呆，否则我会一直坚持。”
他的忙异乎寻常。钟南山每周都有门诊。曾经，他的号一直排到两年之后，他急了：“等两年，病人要么好了要么死了。”后来改了方法，有人提前筛选，虽然一下午只看10个，但都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所以每次门诊对他来说都是考试和挑战，每个病人都要花很多时间，有些病例甚至是他之前没有见过的。“这是个享受与挑战并存的过程。”
钟南山的同事曾经这样评价他：“谁都有个家，钟院士心中有个‘大家’。”而他直言：“没有那么高的意义，我觉得还是医生的责任，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而已。就像2003年也只是撞在枪口上了，要是突发性的是心脏疾病，我想全中国的心脏科医生都会顶上的。”
对于近年比较严重的医患关系，钟南山曾不止一次地表达“医学人文精神沦落成医患关系紧张原因之一”的观点。他十分惋惜地说道，在我国，人文医学的教育很是不够。比如南海红会医院“活婴当死婴弃”事件，如果这个早产儿的妈妈并非外来工，而是某领导、企业家，医护人员还会这样处置吗？为何会因人而异？
从照片上看，钟南山的容貌更像父亲钟世藩。他说，他从不认为某一个特定的人是他追求的榜样，但如果有这个人，一定就是他的父亲。对钟南山来说，坚持真相，坚持事实，最初是父亲所教导他的。父亲钟世藩先生曾经对钟南山殷殷嘱托：“人一辈子要做点儿有用的事情，在社会上留下点儿什么。”
而对于今后的生活，钟南山的理想状态是：“做好医生，如果能有10年，比较单纯的查房、会诊做科研，比较少的行政社会事务，我就开心了。”
轻描淡写，一笔10年。届时钟南山86岁。
您好!
我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没想到我以这样的方式认识了您。在电视新闻上我看见您的英雄事迹非常感动。您是一位84岁高龄的老爷爷。这次新型冠病毒来势汹汹，钟爷爷您不顾个人的生死安危，冲到了疫情最严重的武汉，给了全国人民战斗疫情的信心，在我的心中您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随着新闻不断报道，我对您的了解也越来越多：在中国爆发了非典病毒，也是钟爷爷您挺身而出，除了研究抗病毒的药物，还亲自给重症患者喂药、喂食物。虽然这件事已过去，但它一直被人们记着。如今，新冠病毒又一次席卷武汉，席卷中华大地，钟爷爷，您又冲在抗击疫情的最前沿。您告诉我们勤洗手、不乱摸、常通风，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你还告诉我们呆在家里，不出门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钟爷爷加油!我们期待着您和抗战在一线的叔叔阿姨们凯旋归来。
这个团队的领军人物，就是后来闻名动全国乃至国际的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无硝烟的战争，惊心动魄。从收治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开始，其时67岁的钟南山就以非凡的勇气站在战斗的第一线：非典病人送来时，他亲自检查，制订治疗方案;检查患者口腔，头凑到和病人距离不到20厘米处;提议把各医院不幸感染倒下的医护人员和最危重的病人送到呼研所来……
别人赞他将自身安危置之度外，钟南山付之一哂：“我们就是搞这个的，不干谁干?”
真正的压力，来自那几次著名的“发言”。从“非典可防可治不可怕”到质疑权威机构的结论，钟南山站在了风口浪尖上。
疫情正肆虐，有权威机构传来消息，在病例中发现了典型衣原体，并建议对同类病例使用抗生素进行治疗。钟南山对此表示质疑：“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临床的实践都不支持衣原体是非典致病病原体这一结论。我认为非典由一种未知病毒致病的可能性较大。是什么，不能轻率定论。”
后来，在一片“对非典已经有效控制”的乐观判断中，钟南山又一次直言：在病原体未明，没有找到对病原处理方法的情况下，不宜用“有效控制”的说法，用“有效遏制”比较客观合适。
钟南山的几次讲话对稳定人心起了很大作用。最早被非典灾难侵袭的广东，社会稳定，不停课，不停产，不停市，不停止办公，还如期举办了广交会。
出现在媒体前的钟南山，面沉如水，语气平淡，无人窥见他内心的波澜。事隔一年，在和网友对话时，他终于打开心扉：“在大家都对疫情缺乏把握的时候大胆发言，压力可想而知。这个事情你没有完全的把握，但需要你做出决策。我所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生与死。科学研究往往在反复验证以后才做出最后判断，但紧要关头如果你慢慢研究，后果不堪设想。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如果你还不敢负责任，犹犹豫豫，就会导致更多的死亡。当然，我大胆发言不是没有依据的，是集中了多数人的看法和智慧才得出的结论。”
钟南山介绍，去年发在“科学通报”的一篇题为《中国地表水环境中药物和个人护理品的研究进展》的文章指出，目前我国地表水中含有68种抗生素，且浓度较高。排在前几位的是磺胺类、喹诺酮和头孢菌素，其中部分抗生素在珠江、黄浦江等地的检出频率高达100%。
钟南山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广州石井河的一个水段，曾检出磺胺类药浓度达到1080纳克/升，是相关规定上限（100纳克/升）的十倍多。“如果喝这些地方的水，就像是吃药了。细菌对磺胺的耐药性会越来越高。”
河流中检出的抗生素从哪里来？钟南山认为，水体中的抗生素主要来源有三个：动物的排泄物、水产养殖业、未达标处理的医疗废水。其中，最让钟南山担忧的是畜牧业、养殖业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污染。
“长得又肥又大的鱼，我是不吃的。”钟南山表示，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所滥用的抗生素转移到人体的可能路径有两种：一是直接食用肉类；二是排泄物污染水体后，经生态循环传递到人体。“这可能会使人体内的细菌耐药性增高。一些抗生素在人、畜身上共用，已经显示出令人担忧的情况。”然而，目前畜牧业、水产养殖业使用抗生素处于“都能管、都不管”的局面，他呼吁由更高层部门来破解“多头管理”的难题。
他是一位84岁的疾病专家，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却依旧炯炯有神，透露出坚定与沉着。在，广州地区一个被称为“非典”的疾病如止不住的洪水猛兽般扑面而来，有权威认为“非典”是由衣原体细菌导致的，人皆敬从。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非典”是病毒性疾病。他紧跟真理之神的步履，让“非典”工作少走了一些弯路。
今年新春新禧，新型冠状病毒如梦魇侵入武汉，打破了一派繁荣祥和之景。在这个深思存亡的紧要关头，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赶往了武汉，不惧一切地与疫情拼搏着。他那英勇无畏的精神让人敬佩;他那沉着而又坚定的眼神让人安心。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给全国人民的定心丸——钟南山爷爷!
而正是在同一天，中心党支部书记周密同志在 “坚持党建引领，推动集约运营高质量发展”专题党课上对中心的老同志们的贡献作了肯定，老同志们都是广东行和中心发展的见证人，他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行。在不同的岗位都发挥了自己的经验优势和专业优势，为中行、为中心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为年轻一代树立了榜样。
当前是中心发展的转型期，中心今年将全力推进总省行集约运营上收，需要依靠我们中心全体员工一起去实现。中心的优势是有老同志，他们不论职位高低，都是每个工作岗位独当一面的专家，如果每位同事都能发挥老同志积极向上、毫不懈怠的优良作风，认真履行职责，保持激情，保持动力，用心用情做好工作，带动身边的同事，中心员工的积极性就可以调动起来，中心就有信心去做好各项工作。
身体不舒服就给自己按摩，并找到了治疗的“窍门”。
拥有好心态，每天生活在幸福与祥和中。
经常有人上门求医，老人家很乐意帮忙，并且分文不取。
沿着福建厦门老城区，穿过蜿蜒的小巷子，眼前是一栋有100多年历史的木制老房子，院子里还有两株高大的杨梅树。这里是当年抗击“非典”风云人物钟南山祖先留下的房子，如今住着钟南山的姑姑百岁老人钟明贤。
自学练就“正筋”高手
1913年9月15日，钟奶奶出生在厦门医学世家。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已信仰基督70多年。据了解，百岁老人钟明贤的哥哥、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小儿科博士，钟南山的儿子钟惟德也从事医疗工作，是泌尿外科教授。钟奶奶告诉调查人员，在上世纪60年代，她还曾为钟南山带过小孩。
在调查人员采访中，钟奶奶的教友登门拜访，因为手臂经常感觉又麻又痛，过来请钟奶奶帮忙治疗。原来，钟奶奶还是一位自学成才的“正筋”高手。她身体不舒服就给自己按摩，并找到了治疗的“窍门”。无论别人哪里痛或是扭到筋，她都能找到病痛对应的那个“点”，通过按摩缓解并治疗病痛。
因为医术高明，经常有人上门求医，钟奶奶很乐意帮忙，并且分文不取。钟奶奶当年在大同中学读书，由于要在家照顾中风的妈妈，因此只读到初中，没想到这一照顾就是12年。调查人员不禁感慨，如果当年钟奶奶继续深造，想必也是一位医学方面的专家。
医学世家也是长寿家族
钟家不但是医学世家，也是长寿世家。钟奶奶的姐姐也是一位百岁老人，此外，钟奶奶的堂姐当年也有99岁高寿。百岁老人钟明贤的外甥王先生表示，钟奶奶膝下没有子女，他和哥哥两个人每天轮流照顾老人。
近十年来，钟奶奶动过4次手术，舌头和腰部关节各两次。老人告诉调查人员，自己10年前就没有牙齿了。这么多年来，钟奶奶如何进食？原来，钟奶奶的每一餐都要提前3小时准备，东西炖到入口即化的糊状才能食用。
据了解，钟奶奶人缘非常好，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望她，或陪她聊天，或找她治病。谈及成为百岁老人的秘籍，王先生表示：“阿姨的心态特别好，她每天读圣经、唱诗，生活在幸福与祥和中。”（据《海西晨报》）
现在已经是2月2日上午九点了，不知道您昨晚睡觉了吗?不知道您吃饭了吗?不知道您喝了水吗?我很担心您!
很惭愧地跟您说，我做为一个零零后，以前竟然没有听过您的名字，更没有见过您的照片，我看电视只关注像鹿晗、黄晓明、李晨那些明星。
由于新冠状病毒，最近您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网络上，我对您也产生了深深地敬佩之情。我在网上也搜索了好多您的资料。有次您要去英国学习，打算呆3年，可是英国人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所以最多只让您呆9个月。你却不服气，要证明中国人的能力不在英国人之下，所以你更加刻苦地学习医术。
证明您的实力的机会终于来了!有一个人中了毒，您凭借自己强硬的专业知识判断为碱性中毒，并给那位病人开了药，英国医生半信半疑，但那位病人吃了药，很快就康复了。从此，英国人对你刮目相看。
非典时期，您冲在第一线，而且说：“把病情最严重的患者给我送来!”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精神!现在新冠时期，您又是冲锋在一线，每天都要接触许多病人，难道您就不怕被传染吗?您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很让人敬佩!
听说您的体育也不错，您经常和家人去打球。我们都有共同的爱好——篮球，希望你平安归来，我们一起在篮球场上驰骋。
您现在已是84岁的高龄了，像一般人，早已在家颐养天年了，看电视、下棋、出去散步……哪会操心什么事，更不会身担重任。而您仍然在一线身先士卒、日复一日的救人，我真为您的身体感到担忧，我相信您一定能成功。
钟南山爷爷加油!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此致
清早，我与家人一同观看疫情通报，至今全国确诊人数已有14000多人，还有很多疑似病例或者被排除或者被确诊，这些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而您挺身而出，和全国各地的白衣英雄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义无反顾地选择逆流而上。想着你们每天穿非常厚的防护服，只能休息3、4个小时，只能吃快餐、方便面，这一幕，让我既心酸又感动，看到这些场景我不禁感动地流泪。
钟南山爷爷，您现在觉得当医生辛苦吗?如若是我，恐怕连半天都坚持不下来，你们的工作不仅需要耐心、吃苦，还要不怕艰难，逆流而上，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我佩服您坚持不懈的精神，更佩服您勇于牺牲的精神。
钟南山爷爷，今后我要向您学习，努力的掌握科学文化知识，长大造福人民，造福社会，报效国家。
最后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此致
敬礼!
我在美国是做心血管内科的，我们最常见的急救工作，就是对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进行处理。在美国，病人进急诊室后，需要在90分钟之内给病人做球囊扩张和支架放置手术。这个90分钟的时间规定，是从大量临床数据得到的，并且进入了美国的临床指南。然而在中国国内，目前除了几个大医院有这样的能力，下面的大部分医院包括市级医院还做不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霍勇所说的，“不仅没有滥用，相反，我们的支架做得完全不够”是有道理的。在国内，急诊支架的使用率才达到5%，剩下90%到95%的急性心梗病人得不到治疗。
那么，钟南山院士的指责错了吗？实际上，他的话也是有道理的。他所指出的问题是：很多病人在指征不足的情况下也被安放了支架。例如，在美国，稳定型心绞痛一般是不放支架的，有的病人虽然有70%、80%的梗阻，但因为他是稳定型的，药物是可以进行良好控制的，所以按临床指南的要求就不需要放支架。但是，在中国，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临床医生却偏偏给这种病人放支架。
霍勇和钟南山两个人说的都没有错，那么，究竟是谁错了？答案也许是中国的临床医疗错了。从钟、霍二人所提出的问题来看，心脏支架在中国存在着“该用的不用，不该用的滥用”的现象，而这种现象背后直指中国医疗界最突出的问题——临床医疗行为不规范。
我在中国做了五年医生，后来一直在美国从事临床工作，依我对中美两国医疗行业的了解，我愿意对两国临床医疗的差距做一些分析。
美国有一套很规范的医疗制度。比如说，美国的医学生培训、住院医生和专科医生培训，包括做医生之后的继续教育等等都是很规范的。规范化保障了医疗高水平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不管医生是在哪个医院培训出来的，他们看病的思路、诊断和治疗的方法一般都是一样的。例如，我们看到一个肺炎病人，不管医生是从哈佛医学院出来的医生，还是从另外一个普通医学院毕业的乡村医生，在处理病人时，他问诊的方式、检查的次序、拍胸片、做血培养、给药治疗，这两个医生的诊断过程和最后给的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中国的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分配到不同的医院，最终的水平就会不一样，而且差距会很大。一名医学生毕业以后如果分配到了协和医院，他就有机会受到很好的培训，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医生。而如果另一个医学生毕业之后分配到一个县医院，他受到良好培训的机会就少很多。五年之后，他就不能和协和的医生相比了。
而进一步来看，就算是在中国最好的医院，医生的很多处理也是不够规范的，其中夹杂着很多主观的东西。中国的医疗培训基本上还处在师傅带徒弟的阶段，“三级查房”制度束缚了青年医生的能动性，低年资医生很难独当一面。这就带来了临床工作的规范化程度不够的问题。
在美国，每一个疾病、每一个处理都有临床指南。中国其实也有，美国每新出一个指南，中国都会有翻译，而且中国也制定了很多自己的指南，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人去执行。这种情况就相当于“有法不依”。
再举个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父亲得了癌症，在一个市级医院看。医生说，“你这个病得做化疗，可是你都70多岁了，我怕你身体吃不消，化疗我们就用半量吧。”听说此事后我就对朋友说，你把美国的指南带给他看，指南怎么说，你就跟医生建议怎么做。因为这个指南是根据成千上万个病人的资料制定出来的，癌症治疗的方案和效果不能靠想当然。医生制定化疗方案的唯一依据就是临床指南，医生不是饭店里的大厨——可以“看人下菜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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