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三个故事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三个故事（共11篇）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三个故事 篇1

三个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

“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了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

“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倒塌。”

三个故事的含义

故事1的含义：社会中伪道德的盛行，会殃及淳朴正直的人;社会要允许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和个人生活方式。要提高社会的包容性，如果一个国家民族，什么事情都只有一种声音，那是非常荒唐和危险的。历史上不缺乏这样的祸患和教训。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需要保持多样性，那样才是百花齐放的美好生态环境。

故事2的含义：在官僚主义的社会，社会上层或者领导阶层，有许多把底层人物不当人看的人，很难想象这样目中无人的人会为广大的人民大众谋福利，他们只会把大众作为忽视、渔肉和玩弄的对象，xx富之流。那个顶嘴的士兵就是象征一个真正的“斗士”。之所以顶嘴后又要道歉，意思是这种不是有意针对个人，而是针对现象。这种道歉，应该是莫言对可能因为他的小说及获奖前后言论受到一定刺激而耿耿于怀的一批人的礼节性的道歉，我怀疑这道歉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本来就不需要道歉，要道歉的是那个“老长官”。

故事3的含义：庙可以解为社稷国家的。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充斥着自私自利的人，他们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或利益，不惜手段(扔草帽占卜)把自己的同类“扔出庙门”接受灾难，而不管那个被扔出的人是否无辜，其实作孽而要受惩罚的恰恰是那心狠手辣的七个人，破庙没有塌掉之前，他们之所以历风雨雷电而暂且生存，正是因为那个有阴德的人和他们在一起，上天怕殃及无辜而不好下手。但当那个不该死的人被扔出庙门后，上天一雷就把破庙劈倒了，让那罪恶之徒“死得其所”。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三个故事 篇2

作为一种双语处理艺术,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 是两种文化和思维角度的转换。本文探索的主要方向是在英汉翻译过程中进行两种语言的视角转换, 以符合译入语的思维表达习惯, 缩小源语与译入语之间的语言与文化差异, 同时使译文更具有可读性与通俗性, 也使译文产生与原文同样的表达效果。就英汉翻译而言, 由于英汉语语言本身风格迥异, 许多文化的观察视角也就有了很大差别。因此, 在翻译中, 为了清楚了解到各自语言所传达的意思, 视角转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而且这种转换不仅体现在选词、形式上, 还涉及到思想、深层结构等诸多方面。

2“视角”与“视角转换”定义

视角, 就是说话和写文章时所依据的立场与角度, 在内容与结构的构建中起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探讨的视角转换主要指翻译过程和翻译研究中的视角变换。具体来讲, 视角转换指一种变通手段, 译者在将源语译成目的语的过程中, 在结构上虽然大多采取对等翻译, 但在选词与语气上则采取不同的形式, 这样可以增加译文的灵活性与变通性, 避免了进入硬译与死译的误区, 同时也能使译文贴近译入语的习惯表达方式。不同人对同一事物或现象的看法往往会有千差万别, 甚至截然相反, 利用语言描述与表达这些事物或现象时, 出发点或者描述的角度各有千秋。比如“手杖”表示使用方式为“手持”, 而译成英语则为“walking stick”, 代表该产品的功能是可以协助行走。翻译过程中, 通过视角的转换, 译入语读者能深刻了解到这些语言与非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 深入探讨视角转换这一翻译技巧的可行性与局限性, 对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

3视角转换在葛浩文英译文中的体现及理论依托

视角转换就是在翻译中获得目的语与源语信息对等的必不可少的应变对策, 以形式的偏离换取信息的一致。视角转换是翻译过程中常用的技巧之一, 可以解决语言与文化交流时产生的误读现象。通过对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诺贝尔奖讲座”英译文的研究, 笔者发现其译本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视角转换方法:即正反转换、形象转换、语态转换与虚实转换, 并结合相关理论说明了视角转换的翻译方法对于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与精炼性有很大作用。本文以莫言的“诺贝尔奖讲座”的汉英翻译为例, 翻译时考虑视角的变化, 充分运用视角转换这一翻译策略, 使译文更符合译语习惯, 同时也更好地传达原作信息。

3.1正反转换

正反转换是重要的视角转换方法之一, 即翻译方法中介绍的“正说反译法与反说正译法”, 也即从反面来译那些正面译不通顺的表达, 或者从正面来译那些从反面译不通顺的表达, 这样译可以保证语义明确, 加强修辞效果和符合英语表达习惯。

由于英汉语言产生的背景以及经历的历史大不相同, 且英汉语都可以从正反面两个角度出发表达相同的意思, 有时为了使语义明确, 会采用正反面表达。根据泰特勒的第三条原则, 翻译时, 要注意译文语义与原文的一致性, 保证语义明确。分析如下:

1a) 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 一人一小碗, 连半饱都吃不了!”

1b) I reacted just as angrily:“We’re lucky if we eat jiaozi a couple of times a year, one small bowlful apiece, barely enough to get a taste!”

上述例句在翻译时采取了正反转换这一方法, 以重组源语的表达方式。这样, 通过视角转换, 译文语义明确, 简洁易懂且重点突出。如果不通过视角转换, 将原语“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译成“We cannot eat jiaozi many times in a year”, 则会使译文语义晦涩, 且读起来诘屈聱牙。以此看来, 正面翻译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相应的词汇来表达时, 可以改用反面表达, 同时还能保留源语的风格与意义。因此, 在翻译时, 可以对正面译不通顺的英语表达从反面来译, 从反面译不通顺的表达方式从正面来译。通过这种转换方式, 译文句意更加流畅连贯, 也符合目的语的要求。

3.2形象转换

语言是特定文化特定环境的产物, 每个民族的生活、生存方式与交流方式都会直接反映在其语言中。英汉双语中都存在大量习惯用语与文化特色词, 有些意思相似, 有些则采用截然不同的形象来表达, 这时候, 为了使译文更切合译入语环境, 就需要转换语言形象, 这种情形集中体现在习语与固定表达方式的翻译中, 所以视角转换常体现在形象转换方面。

2a) 俗话说“江山易改, 本性难移。”

2b) A popular saying goes“It is easier to change the course of a river than a person’s nature.”

英汉双语中的寓意形象有时彼此空缺。汉语“江山”一词无法从英语中找到完全对等的词, 所以不能直接转换。在中外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中, 从主观的视野出发, 将汉语特色词汇“江山”译成“the course of a river”, 略去了源语的形象, 汉语中存在一些典型且具有文化特色的比喻形象, 而很难在英语语言中找到对等的形象, 这时, 将这些汉语形象转换成英语常用形象, 可以使英语读者更好地理解与接受原文的信息。

3.3语态转换

英语的被动结构使用十分广泛, 与此相反, 汉语中被动语态用的较少, 而通过词汇手段, 如动词, 表示被动的情况相对而言较多。如将英语中的表达方式“It is said that”和“It is believed that”分别灵活译为“有人说”和“人们相信”, 汉语中的“有人”“人们”就可以清晰表达英语中的被动语态。因此, 英汉互译时经常需要互换主动式与被动式, 以使译文更加切合译入语, 即所谓的语态转换。

3a) 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 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

3b) Speech is carried off by the wind;the written word can never be obliterated.

将“随风而散”“永不磨灭”分别译成“is carried off by the wind”“can never be obliterated”, 视域之丰富令人眼花缭乱, 英译文形式是被动的, 但意义是主动的, 这样更符合英汉表达习惯。

3.4虚实转换

虚实这两个概念不容混淆, 同时又可以相互变换, 将抽象的概念与具体的描写, 或者将眼前现实情况和回忆与想象结合起来即虚实结合。翻译时两种语言所涉及的语言形式与意义不同, 译者在某些形象或事物的翻译上需要进行虚实转换, 以完整而准确地传递原文信息, 降低语言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影响, 使译文读者接收到的信息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在进行虚实转换翻译时, 译者首先要明白原文本身到底是虚指还是实指。其次译者要弄清楚这种虚指和实指方式是否与译入语的语言与文化表达方式相符合。

4a) 很快的, 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 我在复述的过程中, 不断地添油加醋。

4b) It did not take long to find retelling someone else’s stories unsatisfying, so I began embellishing my narration.

本句将具体表达“添油加醋”转换成了抽象和引申的概念“embellishing my narration”, 经过虚实转换, 译文语义清晰明了, 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理解与欣赏习惯。相反, 如果将原文的“油”与“醋”直接具体翻译成“oil”和“vinegar”, 则会使译文冗长呆板, 生涩难懂。因此, 如果译文受到原文形式的影响, 一词一句、亦步亦趋地依照原文, 则译文缺乏流畅性与灵活性, 难以为目的语读者接受。

4结语

由于英汉的语言特点与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互译不可能存在形式与意义完全对等的情况。英汉文化差异导致英汉语言叙述角度的不同, 翻译中常常需要改变视角来叙述才能更好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同时又使译文更加自然流畅。英汉翻译时, 视角转换方法的充分掌握和丰富文化知识的培养与积累, 对于有效转换信息与提高翻译质量都大有裨益。本论文分析了视角转换在翻译中的必要性, 并详细探讨了视角转换在葛浩文“诺贝尔奖讲座”英译文中的集中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1]顿官刚.西方翻译理论文献选读[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2]刘保华.英汉翻译技巧:视角转换[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6.

[3]万莲, 王城.英汉翻译中的视角转换[J].教育管理, 2009.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篇3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1981年开始创作，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代表作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其中《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管谟欣（莫言的二哥）：他从小就对文学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6岁上学，8岁开始看大部头的文学名著。他喜欢看书，我们这农户家里书比较少，他就一户户去借，还拿我的新华字典来背。他写的每篇作文都会被老师当作范文来读。当时我们这个地方还不是机器磨面，是石磨，他帮人家推磨，博取邻居的好感，好去借书来看。

毛维杰（莫言文学馆馆长）：前天，莫言还在和我一起逛超市、赶大集。我们做过交流，对能否获奖，莫言老师表现得非常平静。他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也是在老家，当时他女儿生孩子。其实他还是很平静地看待这些奖项。但作为高密人，我还是非常盼望、期待他能获得这项世界的文学奖项，国际的文学大奖。

大江健三郎（日本作家）：如果继我之后还有亚洲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话，我看好莫言。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 篇4

【法新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瑞典文学院今天宣布，中国作家莫言因其作品将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通过融合幻想与现实、历史视角与社会视角，莫言创造了一个复杂性堪比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世界，同时从中国古代文学和口述传统中找到一个起点，”瑞典文学院表示。

莫言原名管谟业，生于1955年，评委会称他“将梦幻般的现实主义与民间传说、历史和当代相融合”。诺贝尔奖评委会指出，虽然莫言的社会批判使他在国内被视为最优秀的当代作家之一，但他发表过各种题材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散文。

莫言的作品取材于他年轻时的经历，故事背景往往是他出生的那个省。

【路透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中国作家莫言11日因其作品将“梦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以及中国当代生活融为一体而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颁发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为800万克朗（约合120万美元）。莫言在山东高密县长大，父母是农民，作品场景主要设置在中国。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说：“他的写作方式是如此独特。只要你阅读半页莫言的作品，你就能马上意识到这是出自他的手笔。”

《红高梁家族》是莫言在西方最有名的作品。他的作品还包括《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凭借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中国作家莫言今天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多少有点出入意料，因为评委会近年一直青睐欧洲作家。

莫言是第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本土作家。他原名管谟业，在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选择了这个笔名。莫言本性话多，他说，这个笔名的意思是“别说话”，旨在提醒自己保持沉默以免惹麻烦。

他的突破来自1987年发表的小说《红高粱家族》。跟他的许多小说一样，《红高梁家族》的背景是一个小村庄，讲述了抗战时期一个朴实的爱情故事和农民的抗争。根据这部小说拍摄的电影在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它提升了莫言的知名度。

莫言描写发自肺腑的快乐和存在主义的困窘，笔下的人物往往鲜活生动、夸夸其谈。他早期的作品坚持直白的叙述结构，以生动的描写和粗俗的幽默见长，后来变得更勇于尝试变换讲述者身份和采用天马行空般的叙事风格，常常被称为“中国魔幻现实主义”。过去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有四次授予了欧洲作家。

淡然面对意外殊荣

【法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作家莫言11日说，他很高兴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表示会“继续努力”创作。

中新社援引莫言的话说：“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他说：“接下来我还是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我会继续努力，感谢大家。”

【德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11日表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

半官方的中新社援引莫言的话说：“听到获奖的消息，我很高兴。” 莫言说：“但是我觉得获奖并不能代表什么，我认为中国有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优秀作品也可以被世界所认可。接下来我还是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至于是否前去瑞典领奖，我会等待诺贝尔奖组委会的通知和安排。”

【美联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今天说，文学院在宣布获奖者之前联系了莫言。

“他表示非常高兴，简直受宠若惊，”恩隆德说。

【法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得到国家认可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位官员说，诺贝尔文学奖今天授予作家莫言对中国文学界而言可喜可贺，该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在接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此事对中国文学界而言可喜可贺。

【德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中国国家媒体日称赞莫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公民。中国央视插播了莫言获奖的消息，其他媒体则援引莫言的话说，莫言在接到瑞典文学院从斯德哥尔摩打来的电话时感到“受宠若惊”。

在武汉大学的一位作家和批评家对德新社记者说，莫言的成就是“中国作家的骄傲”。

【中央社北京10月11日电】中国大陆作家莫言今天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大陆网友在新浪微博反应热烈，直说是中国文学的骄傲。

日前传出莫言有可能获奖的消息时，不少中国大陆舆论认为是炒作。不过，得主今晚揭晓后，新浪微博马上掀起热烈讨论，莫言获奖的讯息被转发超过300万次。莫言获奖前，他的二哥管先生曾被问到对自己的弟弟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感想。管先生表示：“高梁地里出来的文章，都是平常东西，有啥可说的？”莫言的父亲今年已90多岁，他对相同的问题则回答，莫言“不可能得奖”。艺术风格备受肯定

【法新社北京10月11日电】莫言作为过去50年里重要的中国作家之一，成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令人渴望奖项的首位中国公民。这位作家在国外最知名的作品或许是1987年创作的中篇小说《红高梁家族》。该小说描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滋扰中国东部农村地区的残忍暴行。而他正是在当地长大的，后来，中国第一流的导演张艺谋将上述故事改拍成了一部备受好评的电影。

莫言的写作风格被比作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他写出了其他广受称赞的作品，其中包括《丰乳肥臀》、《酒国》和《生死疲劳》等。

此外，他还创作过多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基本上都避免谈及当代问题，而是对20世纪喧嚣的中国进行了回顾。其中通常会谈及政治问题，揭示黑暗现象，也充满了幽默感。

他的不同作品所涉及的背景包括推翻中国最后—代帝王统治的辛亥革命、日本充满兽性的战争入侵，以及毛泽东1966年至197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等。

莫言具有得到国家支持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这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同样对官方贯彻的艺术和文化政策予以支持。有关政策规定，文学艺术必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埃里克·亚伯拉罕森称莫言是讲述中国重大事件，撰写中国伟大小说的“了不起的作家”。

【英国广播公司网站10月11日报道】英国著名汉学家闵德福曾这样评价莫言的作品：“其小说澎湃激昂、风格独特，勇于反映中国农村生活的残酷现实。”

曾将多部莫言作品翻译成英文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表示，莫言与很多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相比更加“有历史感”。

【德新社斯德哥尔摩10月11日电】瑞典文学院今天称赞中国的莫言为具有独特写作风格的作家，称他从自己成长的背景中获得了灵感。该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使用的语言非常奇妙„„你看了他半页长的作品就会知道，这是他写的。他从自己的成长背景中汲取素材。” 恩隆德说，他今天已与莫言通了电话。莫言当时正在中国高密自己父亲的家中。

瑞典文学院成员约兰·马尔姆奎斯特在二人通话时充当了翻译。当被问及莫言的反应时，马尔姆奎斯特说：“他是一个生长在农村的男孩，牢牢地植根于这片土地。”

莫言荣获2012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文学进入国际视野

2012年10月12日 07:36

中广网高密10月12日消息（记者温飞 肖志涛 栾红）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北京时间昨天（11日）晚上7点，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诺贝尔文学奖创设117年来，中国籍作家首次获此殊荣。据了解，莫言将在12月10日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摩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

莫言的作品如何打动了诺奖评审委员会？莫言又如何看待这项荣誉？昨晚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正在山东高密老家的莫言。

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隆德：2012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他作品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融合了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历史以及当代现实。

莫言：得知获奖后 既吃惊又高兴 听到获奖的消息时，莫言正在山东老家高密，这里恰恰是莫言走上文坛的起点。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莫言，在这里听到获奖的消息，得到这个奖项，似乎也是一种注定。莫言说，得知获得诺贝尔奖，第一反应就是吃惊和高兴。

莫言：因为我觉得诺贝尔奖离我是很遥远的，而且在全世界各地有许多非常杰出的作家，他们都在排着队等候，我觉得短时间内不可能轮到我。得到正式的消息之后，我很吃惊，当然也很高兴。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表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莫言表示，在自己的作品中，直面人生，立足写人是他一直的追求。这也许是诺奖评委们看重他作品的主要原因。

莫言：当然我的作品里也表现了我对人生、对社会的看法。更重要的是，我的作品一直在写人，既直面人生又立足写人的这样一个角度。我的小说里，无论是所谓的好人还是所谓的坏人，在我的笔下都用一种充满着同情的态度。不是要把一个人美化或丑化什么，就是站在人的立场上的一种写作。我想这可能是我获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学的品质获得了文学奖。

莫言立足于写人，将继续探索文学艺术风格。在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时，莫言曾经说，获奖十分钟就要忘掉，不然作家会失去目标，对读者最好的感谢是写出比获奖作品更好的作品。而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未来的写作之路该如何行进，莫言表示：还是沿着过去这种写法，沿着过去对文学、对社会的看法，还是立足于写人。当然，一定要在文学的艺术风格上大胆的进行探索，哪怕是失败也要探索。

莫言获奖标志着瑞典文学院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

莫言的获奖，也引起了中国文学界的强烈反响。长期研究莫言文学的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副主任栾梅健表示，莫言的获奖标志着瑞典文学院对中国文学辨识度的承认，中国文学也得了到国际的关注和认可。栾梅健：莫言的前瞻性态度、天才性的想象，表达得非常充分。比如之前的红高粱系列，还有后来的《生死疲劳》，到最近的长篇小说《蛙》，他都写得非常的精准、深刻、显得非常博大。莫言的作品真正能够从民间出发，从底层出发，写出中国原生态的生活状态，这更加靠近了文学的一种本性，所以莫言的评奖实际上是一种文学性的胜利。诺贝尔奖对他的肯定，无疑是对他文学性的一个肯定。

其实，在瑞典书店里，莫言的书并不多见。了解莫言的北欧读者不算多，新华社驻瑞典记者刘一楠表示，甚至在奖项颁发的现场，很多瑞典记者临时抱佛脚，向中国记者打听莫言的背景，不过，文学家花落中国的确让瑞典媒体感觉很新鲜。

刘一楠：瑞典媒体还很关注文学奖，在现场至少有5家瑞典媒体在做直播，尤其今年这个奖发给了一个中国作家，他们可能也觉得有一点新鲜的感觉，所以瑞典媒体对这个事的关注度也很高。瑞典比较大的报纸《每日新闻报》也请了曾经翻译过莫言作品的瑞典汉学家在网上和读者进行互动，解释一下关于莫言的问题，介绍他的作品。瑞典有家出版社表示要尽快加印莫言的作品，这些作品现在在瑞典的图书市场上是断货的状态。

世界各大媒体也均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文学奖的获得者莫言，BBC说莫言这个笔名的意思是“不说话”。文章引用专家观点，认为莫言的作品是独一无二的，只要读上半页，便知道是莫言写的。美联社对莫言的作品做了深度解读。报道称，莫言的突破之作是《红高粱》，他的作品多表现朴实的乡土之爱，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生动饱满的人物形象。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全文 篇5

莫言诺奖颁奖词全文

他有技巧地揭露了人类最阴暗面 编辑：山间溪流

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

导读：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报导：

北京时间12月10日，2012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隆重举行。0点16分许，中国作家莫言正式领取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文学院成员作家、瓦斯特伯格为莫言领奖致辞。他以介绍莫言为一个诗人开头。“莫言是一个诗人，他把过去传统的诗文揭示出来，把个人从无名的人群中提升出来，通过一些讽刺主义的手法，莫言能够信奉历史，并且能够站在超脱于政治的层面之上，通过比较戏谑的方法和个体的愉悦揭示了人性体验、人性存在的各个方面，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强势的、符号式的重量。”

颁奖词全文如下：

瑞典文学院诺奖委员会主席瓦斯特伯格：

尊敬的国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莫言是个诗人，他扯下程式化的宣传画，使个人从茫茫无名大众中突出出来。他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和政治虚伪。他有技巧的揭露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在不经意间给象征赋予了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莫言的故事有着神秘和寓意，让所有的价值观得到体现。莫言的人物充满活力，他们甚至用不道德的办法和手段实现他们生活目标，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

《丰乳肥臀》是莫言最著名的小说，以女性视角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大饥荒。他讥讽了革命伪科学，就是用兔子给羊受精，同时不理睬所有的怀疑者，将他们当成右翼。小说的结尾描述了九十年代的新资本主义，会忽悠的人靠卖化妆品富了起来，并想通过混种受精培育凤凰。

莫言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虽然无情但又充满了愉悦的无私。每一个瞬间都那么精彩。作者知晓手工艺、冶炼技术、建筑、挖沟开渠、放牧和游击队的技巧并且知道如何描述。他似乎用笔尖描述了整个人生。

他比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之后的多数作家都要滑稽和犀利。他的语言辛辣。他对于中国过去一百年的描述中，没有跳舞的独角兽和少女。但是他描述的猪圈生活让我们觉得非常熟悉。意识形态和改革有来有去，但是人类的自我和贪婪却一直存在。所以莫言为所有的小人物打抱不平-从日本占领到毛泽东的错误到今天的疯狂生产。

在莫言的小说世界里，品德和残酷交战，对阅读者来说这是一种文学探险。曾有如此的文学浪潮席卷了中国和世界么？莫言作品中的文学力度压过大多数当代作品。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词 篇6

North-eastern Gaomi county embodies China’s folk tales and history.Few real journeys can surpass these to a realm where the clamour of donkeys and pigs drowns out the voices of the people’s commissars and where both love and evil assume supernatural proportions.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在这些民间故事中，驴与猪的吵闹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被赋予了超自然的能量。

Mo Yan’s imagination soars across the entire human existence.He is a wonderful portrayer of nature;he knows virtually all there is to know about hunger, and the brutality of China’s 20th century has probably never been described so nakedly, with heroes, lovers, torturers, bandits – and especially, strong, indomitable mothers.He shows us a world without truth, common sense or compassion, a world where people are reckless, helpless and absurd.莫言有着无与伦比的想象力。他很好的描绘了自然；他基本知晓所有与饥饿相关的事情；中国20世纪的疾苦从来都没有被如此直白的描写：英雄、情侣、虐待者、匪徒--特别是坚强的、不屈不挠的母亲们。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Proof of this misery is the cannibalism that recurs in China’s history.In Mo Yan, it stands for unrestrained consumption, excess, rubbish, carnal pleasures and the indescribable desires that only he can attempt to elucidate beyond all tabooed limitations.中国历史上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的行为证明了这些苦难。对莫言来说，这代表着消费、无节制、废物、肉体上的享受以及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才能超越禁忌试图描述。

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济账 篇7

前瞻产业研究院文化行业研究小组认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主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其一，线上线下作品大热。10月8日-10月14日统计的图书榜单销售数据显示，虽然只有短短三天，莫言作品仍强势挺进十强，两部上榜，“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蛙》空降虚构类图书榜首，该书监控销量较获奖前翻了近7倍。另一部读者较为熟悉的《丰乳肥臀》则排名第7位。

与火爆需求相反的现实是从网上到实体书店“缺货”声一片。10月16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6册莫言小说正式上架，但数量仅8000套，其余仍在抢印中，大批量的供应预计将在下周。据悉，应对断货，电商方面已用预售方式来弥补，另外，首期发行20万册的莫言新作《我们的荆轲》在当当网、京东商城的网络预订已超过5000册。

实体书热销之余，也搅动了电子书市场的“一池春水”。盛大文学旗下的云中书城拥有《蛙》的独家电子书版权，诺奖宣布后，他们随即把全本价格从5.4元降至0.99元大促。目前《蛙》的日销量较获奖前已翻了惊人的100倍，强势占据书城“传统畅销榜”头名。

其二，互联网平台成受益方。莫言获奖，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互联网平台从中获益。虽然不一定所有关注此事的网民都会选择去读莫言的作品，但作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或诺奖的作家而言，网民对事件保持了极大的关注度。不少互联网公司也迅速抓住了这个话题进行营销。

腾讯微博上“莫言”这个关键词的广播数量从10月6日左右开始上涨，在10月10日为18500条。但是在获奖确认后，这个关键词在10月11日的广播数量迅速增长到53万条以上。

如果从更细的时间点看，10月11日莫言获奖确认后，相关广播数量才真正出现井喷。在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有超过14条广播里含有“莫言”――相当于每秒同时发布近40条。

除了社交网站能通过传播消息借光莫言获奖，受益最直接的就是各大电商网站，这些电商公司纷纷开始借此力推自己的图书频道，莫言的图书作品更是成为畅销品。

据了解，在网上流传莫言将获诺别尔文学奖时，以图书起家的当当网就开始给用户发短信，吸引用户前往当当网买书。随着瑞典文学院揭晓莫言获奖，一些电商大佬开始在微博上推广自己的图书频道。同时，当当、亚马逊和京东等一些电商网站则纷纷推出了莫言的专题页面，来推广莫言的图书，并且很多莫言的图书都打出了一定的折扣来吸引用户购买。

其三，或将促进中国文学类图书发展。莫言获奖具有很大的新闻标题效应，可能会带动人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注，促进文学图书的销量，另一方面也会鼓舞更多人从事文学创作。

此外，前瞻产业研究院文化行业研究小组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奖将会提升中国文学作品的海外知名度，能让更多西方读者关注中国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一次良好契机。对出版商而言，也将会促进其版权输出工作，莫言获奖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文学在国际文学交往中的自信心。预计未来莫言的作品会更多地被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三个故事 篇8

——2012年莫言赴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演讲稿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移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在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之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的时候，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流泪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眼中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颤，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警钟。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床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腔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市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说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春春叫敦敦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后，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很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范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够，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许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赶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需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需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恩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需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么样干的，随即我也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母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需虚构，必需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着。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不尽相同。

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武术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到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需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叫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型的朦胧地带。

而这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它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子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疑义的。这样一种崇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

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这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一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这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转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这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了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

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哄然倒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三个故事 篇9

近日知道，我国作家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随即点开了几个有关莫言的视频，有获奖后的感想，也有获奖前的社交、演讲、交流活动。因为前几天就知道莫言是获奖热门人物，所以并不感到太突然。

知道莫言，从《红高粱》电影开始，没细看；感觉他也是一个走性情路线的作家。至于获奖主要作品《蛙》，据说去年已获茅盾文学奖，也未一读。这位凭借作品改编的电影成名，继而创作不止的作家，给我的印象是纯朴、厚重、随意、对人生有着深刻的历练。观其在香港一大学的演讲，说到其当初的心态，只不过想脱离农村而已；获得这所大学荣誉博士后，其还开玩笑的说，将对其父亲报喜，说这个头衔相当于副县长的官云云。不刻意修饰，也不哗众取宠，这就是莫言，人如其名。

莫言的获奖引起众多不同的议论，有力挺的，也有非议的。树大招风，一个人成为世界知名人士后，引起众人的关注与评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感慨于莫言自己对镜头所说的，并不把诺奖看得太重，而且其说，历史上诸如托尔斯泰等有才华的作家都没有获得此奖，而获奖的一些作品读起来也有点名不副实。此当为清醒之语。

不管如何，中国本土人士获得诺贝尔奖还是第一次，一定如某些评论所说，会对中国青年作家有激励作用。而且，通过获奖，也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一扇窗户，让世人更想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多的展示在世界面前。

莫言的获奖，意义不仅仅如上，更多的告诉我们，追求梦想、积累梦想是多么的重要。早在电影《红高粱》开机时，莫言曾与剧组人员合影，包括姜文、巩俐、张艺谋等。有网友在照片下点评“如果当时有一高人对他们说，以后某某会获戛纳、金熊奖，某人会获诺贝尔奖，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而今天，这已经成为事实。这个事实来自于人们不同常人的志向与对志向的不懈行动。也许在同龄人喝酒玩乐的`时候，他们或构思镜头，或沉迷文字，或体验生活，这样的区别，成为他们与众不同最合理的解释。

当然，获奖不代表真正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也不代表所有人都会欣赏、追慕，因为世界是多元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也许更多的人依然爱看金庸，爱读南怀瑾，爱欣赏张晓风、林清玄、刘墉……获奖是好事，如果带来心态的浮躁与失衡就是坏事了，这个度需要认真的把握。

莫言诺贝尔文学奖中的三个故事 篇10

10月30日，中国首家培养网络文学原创作者的公益性大学“网络文学大学”开学，莫言担任该校的名誉校长。据不完全统计，莫言的作品目前至少已经被翻译成40种语言。

【莫言作品创作特色】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

1987年莫言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的中篇小说《欢乐》曾引起文坛较大争议，由于小说中赤裸裸的描写和“那些超时空的变换，那些人称的跳跃，那些几乎是不加节制的意识流”，令当时很多保守派文人无法接受，《欢乐》也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对象。当时《人民文学》杂志的主编刘心武遭到停职检查。余华重提这篇小说，特意撰文支持莫言，他在《谁是我们共同的母亲》一文中说，莫言对事物赤裸裸的描写激怒了那些批判者，而他却因为这篇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而流下了眼泪。

莫言的短篇小说集《师傅越来越幽默》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文坛不小回响。美国评论家认为莫言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和黑色幽默，莫言的大多数作品，令人回想起了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的一句话——现实即是讽刺。

莫言的.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经常被拿来与《变形记》作比较。他的《小说九段》也被认为是卡夫卡式的荒诞寓言。西班牙凯拉斯出版社创始人安赫尔·费尔南德斯曾说，莫言的文学作品令人们想起两位熟悉的作家，仿佛是在同时阅读卡夫卡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

莫言的诺贝尔获奖感言全文 篇11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地，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

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说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