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精选8篇）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篇1

摘 要:在欧洲日益走向统一、北美自由贸易区不断发展、非洲也正在走向联合的今天,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愈发具有其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东亚的政治与经济大国,中国适时推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不仅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这样一个潮流的一个选择,同时也必将对东亚区域经济的合作产生巨大的影响。

在前不久闭幕的党的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有关今后经济发展任务部分提出,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个提法无论是在党的文件,还是政府的文件里面,都是第一次。从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提法到明确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意味着党和政府已经正式把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必将对未来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进程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一、中国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于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问题上,中国一直将政策的重心放在GTAA/WTO身上,希望通过早日实现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及加入WTO,以此来加快国内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提高国内经济的竞争力,不断将本国经济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化体系中去,而对于国家与国家之间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并不热心。进入21世纪以后,伴随着欧洲日益走向统一、北美自由贸易区不断发展、非洲也正在走向联合的背景之下,中国开始逐步认识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性。

1.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区域经济合作突飞猛进,并呈现一种后来追上之势。特别是以区域贸易安排为中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过渡阶段和补充形式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一跃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导形式。据WTO官方统计,截止2007年7月,成员方已经通知WTO的区域贸易安排有380件。90%以上的WTO成员加入了一个及一个以上的区域贸易协定,而没有加入任何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国家和地区则属于例外的情况。目前,正在处于谈判阶段或者研究阶段的自由贸易协定还在迅速地增加,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自由贸易区仍然会取得较快的发展。但是,与迅速发展的欧洲与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比,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比较晚。积极融入到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去,已成为大势所趋。

2.区域经济合作是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有效途径

随着世界区域一体化范围的不断扩大,各个区域经济体内的产业分工体系将更趋完整,由此导致区域内的贸易总量及其比例将进一步攀升,虽然与区域外的贸易总量也会不断上升,但这种增速相对区域内的将要慢很多。在上述背景之下,世界各国都已意识到: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但可以回避多哈发展议程中断带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中断,同时区域经济合作还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甚至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手段。鉴于上述的认识,世界各国都在极力扩大本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覆盖面。在今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参加任何区域一体化的国家在开展国际贸易时将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因此,惟有通过积极参与以自由贸易区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国才能有效地规避集团内成员的歧视性待遇,扩大世界市场上中国商品的占有力。

3.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为中国的和平发展

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经指出,在国际

竞争中邻国越多,特别是接壤的国家越多就越不利。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国家多达29个,目前中国同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问题上仍有很多争议;一些周边国家经济上还没有完全自力,甚至有一些周边国家至今仍然还处在战乱的动荡之中。因此,构筑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尤其是周边和平环境是中国和平发展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双方经贸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并对地区稳定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4.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实现国内外生产要

素资源优化的重要途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主体内容是追求区域之间利益一致基础上生产要素的移动和优化配臵,所以区域经济合作过程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流动的加快和区位比较优势下专业化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促进各成员更有效地发挥比较优势,将内部的资源配臵将向优势产业集中,从而促进结构升级和整体效率的提高。

二、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现状与特点

自从中国政府于2001年签署了中国第一个区域贸易协定———《曼谷协定》以来,中国的区域一体化建设取得就很大的进展。截至2007年10月,我国已经商谈的自由贸易区已达15个,涉及29个国家和地区。但由于时间短、起步晚,无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成熟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相比,还存在着许多差距,表现出了诸多与众不同但却符合中国国情的个性化特点。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比较低

从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划分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由低到高可以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由于中国一体化建设起步晚且时间短,因而层次比较低。

2.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从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进程来看,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渐进原则。先从自主平等参加的、非制度化的松散区域经济合作开始,逐步过渡到具有条法协议约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国家的选择上,优先选择周边的发展中国家,再逐渐扩大到新兴市场,最后再瞄准发达国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签署的区域贸易协议不涉及在短期内难以协调和处理的敏感性行业或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标准、争端解决机制等。尽管这样做使协议的质量相对较低,但这种“避重就轻”的策略可以减少谈判的难度,促使协议早日达成。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效果非常有限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从一开始就立足于兼顾经济效益和调整国与国(地区)之间关系的政治需要两个方面来考虑。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使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为中国外交战略服务,从而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地区安全和多极世界的建立,但其负面的影响是实际的经济效果非常有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内地与港澳更紧密贸关系安排是目前中国目前实质性经济效果最大两个区域贸易协定。但由于香港的制造业几乎都转移到了内地,再加上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其绝大部分商品的关税已经为零,因此,内地与香港、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对大陆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非常有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虽然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果,但由于东盟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与中国的产业结构相似性比较大,中国从中获取的经济利益在近期内也将十分有限,最多只能说是一种次优的选择

三、促进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策措施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潮流,而且可以扩展国家利益的实现范围和方式。为了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期性目标,除了积极参与WTO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从多边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之外,还应当适应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积极参与和发展双边及多边的区域经济合作,在区域一体化中发挥积极作用并从中获益。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中国目前总体上还不具备实现完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条件。特别是汽车、石化、机械电子等支柱工业和IT等高新技术产业,目前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仍然比较低,要达到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水平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也面临着粮食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的严重考验;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还刚刚起步,对区域一体化存在的风险及谈判策略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因此,中国区域一体化的进程目前不可能像欧盟那样一下子过渡到完全经济一体化阶段,而必然是由易到难,在不断积累经验中前进。根据中国目前区域一好以下几件事情。

1.制定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体规划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带来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只有当贸易创造大于贸易转移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利益受益。从目前各国实践来看,各国在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时都会获得一些利益,同时也要支付不等的成本,有时甚至是高昂的代价。鉴于这样的状况,许多国家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专门设立机构负责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并对潜在对象国进行研究和评估。从目前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决策的过程来看,往往是政治决策在前,可行性论证在后,科学依据不足。因此,中国应该在借鉴其他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对今后可能的合作方式、合作途径、先后顺序进行详细而科学的评估,在此基础上制订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总体规划,为将来中国与其他国家开展区域贸易协议时提供参考。

2.确定自由贸易区目标签约国先后顺序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中,确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签约国先后顺序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作为确定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签约国先后顺序原则,应按照由近及远、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方针,有步骤、有层次、由低到高逐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了防范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风险,中国目前参与双边区域合作的形式应以签署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为主,谈判签约对象应重点选择相互经贸关系密切、贸易保护程度较高、市场规模大、竞争力较强的国家或地区,以最大限度获得双边区域合作的利益。按照上述思路,在经过充分经济、政治效果论证的基础上,可以从中筛选出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签约国先后顺序。

3.加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宏观调控

与全球一体化相比,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求更高。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所涉及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一般要快于WTO规则的规定,一旦参加,中国的关税减让和非关税壁垒拆除行动就必须同时执行不同的时间表,这无疑会增加宏观经济管理工作的难度。另一方面,WTO有一整套规范各国市场行为的国际贸易规则,WTO之间出现的贸易纠纷可以通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加以解决,而区域经济一体化必须依赖双方政府部门的协调与谈判。因此,在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实施过程中,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组织与协调工作,使各方面有序有效的发挥作用,以达到整体效应。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表现为各种类型的区域性集团的建立和发展,这使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从实质上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演化为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使其对国际贸易乃至整个世界的经济格局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各区域集团内部已经形成或即将逐步形成一个完全自由的统一大市场,实现商品、劳务、资本、技术的自由流动。首先,成员国间市场界限基本消除,区内客户面临多样化的产品来源,并将愿意尝试新公司,使各国企业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从而促使企业的改进与创新。其次,统一的大市场能提供更为健全的相关和支撑性产业。区域内贸易壁垒的铲除,使企业能跳出主要在本国寻求上游供应商的圈子,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上游产业的支撑。一个更健全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上游产业是企业具有国际优势的要素之一。再次,统一的大市场使大企业趋向于结成或扩大一国的或跨国的垄断组织,成员国政府也都运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在资本供应、税收政策等方面提供优惠,以促进企业规模的扩大和企业之间的合并,从而加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量。最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内部的激烈竞争也最终促进了集团内部生产分工、专业化协作及国际技术合作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较快增长。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非成员国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集团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各成员国之间相互提供某种特殊优惠,这种优惠不向非成员国提供。因此建立区域性经济组织总是意味着对本组织以外的其它贸易国家采取种种的歧视政策。因此,构成了对非成员国的某种歧视性待遇,形成了实际上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在新的国际经济发展格局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与扩大从内在含义看,都是经济集团的增长和扩大,都是资本的膨胀,竞争能力的提高,使非本集团的成员国承受更大压力和挑战,使得以集团为代表的贸易竞争更加垄断化、激烈化。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影下,国与国之间经济交往力度加大,相互联系日益密切。国际间的密切联系到一定程度,将产生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而相关国家对经济一体化的依赖,并不是同样的、对称的,而是不一样的、非对称的。通常,中小国家对一体化的依赖要远远超过大国。而这种非对称性所产生的政治权力,就必将导致大国对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格局与国际经济秩序已渡过了大动荡期,而进入扎扎实实的调整和重塑阶段。在这一阶段大国间竞争的核心是对塑造未来新格局和新秩序的主导权,特别是国际经济规则如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则的制订权。这种权力的握有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综合国力和整体实力的对比,特别是以市场规模、资本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为代表的经济科技实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使世界经济领域的竞争日益发展为区域性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对经济安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冲击国家经济主权和民族工业。尤其是在信息技术越来越先进、跨国公司越来越发达、游资和金融衍生工具越来越增多的情况下,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风险随之增加。尤其在国际金融领域,金融自由化将全世界所有的银行及金融机构连成一个相互影响的网络,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国际资本以极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流动。因此任何国家的金融政策稍为不慎或失误,不仅国际金融将发生连锁反应,而且经济会陷入困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全球化对其经济冲击的结果。但通过区域内的充分合作,国家之间连结成一个整体,国家的竞争转变为区域竞争,这将有助于增加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势力相对弱小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正是危机以后东亚各国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完成了不少令人瞩目的项目。

【参考文献】

[1]韦丽红,王汉君.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发展及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示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篇2

为增进政治、经济合作及地区稳定, 1967年8月, 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成立。20世纪80年代后, 东盟从小到大, 不断发展, 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5国先后加入东盟, 使这一组织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 形成一个人口5.7亿、面积达450万平方公里的10国集团。东盟以集体的形象面世, 以经济合作为基础, 建立起一系列的合作机制, 正日益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以及安全事务中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 并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和东盟各国均为发展中国家, 同时东盟与中国地理位置邻近、文化相通, 有利于大力发展经贸合作, 充分发挥相互间的地缘经济优势。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 中国和东盟各国已经形成良好的政治关系, 这也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 双方不但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也存在一定的互补性, 互补性主要体现在资源构成、产业结构和工农业产品等方面, 由于双方在此方面各有千秋, 使得双方经贸合作的潜力无限。纵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CAFTA) 建立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萌芽期、发展期、成熟期等三个阶段。

1. 萌芽期

萌芽期出现在1999年, 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铭基就曾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 中国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提议得到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

2. 发展期

发展期主要是以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 朱熔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标志, 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自贸区进程正式启动。

3. 成熟期

成熟期主要指2007年1月14日, 中国与东盟在菲律宾宿务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 双方在60多个服务部门相互做出了高于世贸组织水平的市场开放承诺开始一直到现在。2009年8月, 中国与东盟10国在泰国曼谷举办的第八次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共同签署了自贸区《投资协议》。双方开始开放投资市场。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自贸区协议的主要谈判, 自贸区将如期在2010年正式建成。2010年1月1日, CAFTA正式建成。CAFTA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

二、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障碍因素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强劲, 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亚洲区域合作的重点, 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重要标志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促成双方的经济合作, 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然而, 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也存在诸多障碍性因素, 阻碍了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1. 政治主导下的经济驱动式合作使中国-东盟区域内部矛盾尖锐

(1) “中国威胁论”导致双方存在互信障碍, 难以实现双赢

中国持续多年的经济增长, 吸引外资以及出口的巨大额度, 客观上使得“中国威胁论”颇有市场。区域经济一体化所需要的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和社会稳定等政策目标相矛盾,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 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 东盟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 而且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同时, 许多原在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外资企业纷纷将业务转向中国。面对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吸收外资的增多以及大量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涌入本地市场, 东盟成员国内部以及周边许多国家感到了竞争的压力, 如果“中国威胁论”继续存在, 那么对中国的提防心理就会存在, 不利于双方开展健康稳定的经济合作。

(2) 出口产品的竞争性阻碍经济一体化进程

经济优势的互补性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先决条件, 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 而中国及东盟各成员国出口的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其贸易国别分布也较为接近, 都以美国、欧盟、日本等居多。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 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成熟及在国内经济中地位的下降, 东亚成为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外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在东亚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一条特殊的产业转移链。亚洲四小龙作为中间环节, 接受工业发达国家转移来的产业, 同时将自己失去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东盟和中国。于是, 制造业在中国与东盟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并成为世界中、低档制成品的重要生产基地。因此, 中国及东盟各成员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由于出口商品与市场结构的相似性, 双方出口产品在第三国有重叠现象。例如, 在美国、日本及欧盟市场上, 泰国出口的主要产品 (美国18项、日本19项、欧盟13项) 中, 分别有6项、6项、5项也是中国出口至该市场的主要商品。据一家综合研究所统计分析显示, 东盟国家中仅新加坡与中国的贸易相关系数为负。中国与东盟产业结构的相似性极大地阻碍了双方贸易的发展空间, 尤其是各国的一些中小企业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 这也不利于CAFTA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2. 东盟内部向心力不足彰显中国-东盟区域合作壁垒较高

亚洲区域向心力不足, 多层次的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并存的状况, 削弱了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有学者评论:“东盟在和我国签署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后, 又与日本和韩国签订相似的自由贸易协议, 同时还在与美国修订和建立新的合作条约, 这虽是其惯用的平衡外交战略, 但其中也隐含着欲借重美、日牵制和防备我国的某种意图。”即使是在东盟内部的向心力也受到侵蚀, 经济发展较快的一些国家先后与区域外的国家建立双边的自由贸易安排, 试图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例如新加坡就同时与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 菲律宾也与日本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这些双边自由贸易安排, 不仅不利于东盟整体的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中国-东盟经济一体化也增加了阻碍因素。

东盟内部缺乏一个能作为核心力量的强大的经济体, 以及某些成员国面临一定程度的社会政治不稳定, 导致东盟内部“离心现象”的产生。由于“东盟方式”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各成员国在许多问题上难以统一, 使其难以在地区争端中发挥作用。虽然《东盟宪章》已经生效, 但东盟各成员国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如在讨论《东盟宪章》时, 菲律宾、泰国等一些老成员国主张“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投票表决制”、对违规成员国“实行制裁和取消成员资格”, 遭到新成员国的反对。最后, 这两条没有写入宪章。

核心经济领导力量的缺乏以及内部成员矛盾使得CAFTA经济一体化的进展布满坎坷。

3.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中的大国博弈问题严重

以东盟为主导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逐渐成为大国之间角逐的一个重要平台, 东亚的地缘政治因素也决定了其对整个亚洲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所以, 在美国、日本等亚太大国纷纷融入该自由贸易区后, 大国之间的战略较量和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东盟的困境是既担心被卷入大国的实力游戏之中又需要借力打力。东盟各国都希望日本能在美国与日益崛起的中国之间, 发挥平衡器的作用。而中日关系一直都是很微妙的, 所以中日关系的友好与否对东盟成员国也是个时好时坏的因素。随着中美日都加入到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 欧盟处于自身的考虑, 也不想被排除在亚太经济一体化之外, 也已经与东盟谈判。早在2007年欧盟就提出以“区域对区域”的方式推进双方的谈判进程。但是, 鉴于东盟和欧盟在经济实力上的巨大悬殊, 谈判就呈现了一种不对称的状态。区域内大国之间的博弈结果是很不确定的, 随着成员的不断加入, 短期内中国在其中很可能是处于不利状态的, 而大国博弈的状态如果处理的不好, 势必会成为发展的障碍。

三、加速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分析

1. 加强贸易自由化谈判, 实现各领域自由化

按照中国和东盟此前达成的协议, 中国和东盟将依次完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以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谈判, 并最终达成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政治、经济、地区保护主义的影响, 贸易谈判进展缓慢, 要想加速推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 必须加强贸易自由化谈判, 实现各领域自由化。

(1) 货物贸易

目前, 中国和东盟就货物贸易的“一揽子谈判”搁浅, 中国和泰国的双边谈判也因此中止。按照此前的协议, 中国和东盟有关货物贸易的谈判要在2004年6月30日前完成。但截至目前, 这项协议依然处于“最后的冲刺阶段”, 且中国和东盟地区国家间的一对一谈判还没有展开。出现“僵局”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东盟的一些国家正在进行大选, 并导致中国和东盟在“一些敏感商品上的谈判”出现一件分歧。今年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进行了大选, 这些国家的政治势力为了能获取国内工商业特别是制造业人士的支持, 纷纷打出保护本国产业的“政治牌”。这无疑造成了双方在敏感商品上讨价还价的力度, 从而增加了双方的谈判难度。

加速货物贸易谈判进程和力度已经刻不容缓。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的货物贸易自由化, 可以就某个领域、某种产品逐一展开谈判, 哪个领域、哪种产品双方的立场比较接近, 容易达成协议, 就先进行哪些, 逐步实现相互间的自由贸易。

(2) 服务贸易

2012年初, 中国与东盟新签署的《关于实施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具体承诺的议定书》已经生效。自2007年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服务贸易协议》后, 这是双方第二次就服务贸易相互开放做出具体承诺, 成为中国与东盟在自贸区建成后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此举将有效提升自贸区的自由化水平, 推动双方服务贸易的互利共赢发展。

中国在第二批具体承诺中进一步开放了公路客运、职业培训、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等服务部门。与此同时, 东盟各国的第二批具体承诺涵盖的部门也明显增加, 不仅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做出更高水平的开放, 许多国家的承诺还超出了WTO新一轮谈判出价水平。

根据双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业的特点, 中国和东盟的服务贸易开放应遵循渐进式发展, 未来双方还应就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开放问题继续进行磋商, 以逐步实现本地区的服务贸易自由化。

(3) 技术及知识产权

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 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也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由一般贸易向全面合作快速发展, 双方应逐步拓宽技术与知识产权合作, 挣脱传统货物贸易的枷锁。加强双方知识产权领域的合作, 能够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健全、完善与协调发展,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从而为双方经贸合作营造良好的区域投资环境, 促进经济繁荣与经贸往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双方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 经贸往来将越来越频繁, 相应地商会、企业和个人之间知识产权纠纷也会增加, 这必然会导致利益冲突, 并进而上升到国家、地区之间的摩擦, 成为双方经贸往来的不确定因素。因此, 必须加强双方知识产权合作, 不断提高双方区域知识产权一体化程度, 为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通过国家战略层面的沟通, 扩大知识产权法律领域的交流, 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的开发, 开展知识产权自动化与数据库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完善知识产权对话协调与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东盟应尽快在以上领域展开实质性合作, 拓展知识产权合作的范畴和深度, 提高知识产权商业化服务合作的成效, 从而推动中国和东盟经济交流及快速发展。

2. 优化区域内投资环境, 实施“走出去”战略

中国应致力于改善国内投资环境, 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开放度, 开辟新的投资领域, 降低外资进入的成本:开放或者扩大开放金融、保险、电信、流通等领域, 放松商业、汽车、能源化工等领域对外资的限制。中国应继续加强投资环境建设, 在保持系统性、稳定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投资政策与法规, 提高政府服务的效能;同时, 应加快要素供给的市场化改革, 加速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 增加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在吸引外资的同时, 中国正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利用东盟国家的要素比较优势和引资政策, 在合理的投资领域因地制宜地开展对东盟各国的投资。通过改革和完善现有资金扶持政策、放开各类金融工具, 来解决企业对东盟投资中出现融资难的问题。此外, 中国可适度放松对海外投资领域的外汇管制, 积极研究鼓励和支持“走出去”的税收政策, 增加中国企业参与对东盟投资的动力。

3. 开展区域特色发展, 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

东南亚的次区域经济合作主要是以地理上相近或相邻的地方经济为主体, 为实现经济互补和取得比较利益而形成的小范围跨国 (跨地区) 的多边经济合作, 并通过区内产业、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相互协作, 形成一个内部市场。

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和东盟“东增长三角”以及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为代表的次区域经济合作在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地位在不断上升, 双方投入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和解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下一步发展的规划。例如,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在已完成的第二个十年的合作后, 于2011年第四次GMS领导人会议上通过的第三个十年计划 (2012-2022) 。早在2010年的部长级会议上就进行过详细的讨论和研究;中国已由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三份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家报告。泛北部湾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一经提出, 就得到了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并将相关内容纳入到中国-东盟合作的相关文件中, 而由中国广西所主办的泛北部湾经济合作论坛也得到了越南、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等国的领导人和东盟与亚行的重视, 这充分显示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地位和在实践中的重要性。

在次区域经济合作中, 必须要建立相应的规范与制度。在这方面, 中国作为一个次区域地区的大国, 应该承担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同时应该提升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省区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 在澜沧江-湄公河的综合开发与治理问题上形成一套具可操作性的规范与相关政策措施, 保证避免对下游国家造成重大的生态和经济安全隐患。我国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从资金和技术方面为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条件, 可以考虑创建次区域合作发展基金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以帮助次区域地区的发展。

4. 保证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东盟国家内部一体化协调发展

目前东盟也在积极致力于东盟共同体的建设, 争取于2015年实现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目标。为此东盟内部也在积极地促进东盟内部的一体化建设, 缩小东盟内部的发展差距。在促进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一体化建设方面, 中国政府多年以来都积极提供的信贷和资金的支持。在支持和促进东盟一体化建设的同时深入加强双边自贸区建设、推动互联互通的合作、促进海上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可持续发展, 从而强化中国-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5. 发展区域内金融体系

中国和东盟各国的金融市场发育存在明显的阶梯式发展态势。新加坡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东盟区域不可动摇的金融中心。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文莱等国也在不断加快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国对金融体系实施了多项重大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相关法律的确立, 银行体系的改革, 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中国开展区域金融合作的环境变得更加宽松。中国国内金融资产的迅速增长、金融体系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逐步开放的金融市场, 给包括东盟在内的世界各国金融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中国应继续加强与东盟各国金融当局的双边或多边交流, 进行积极有效的政策沟通。在双边支付协议的基础上, 在代理、结算、贷款、担保、咨询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的合作, 为更深层次银行业务合作奠定基础。进一步加强汇率政策协调, 稳定区域内双边汇率以及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双边通过构筑货币协作平台, 协商解决货币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当区域内出现较大汇率波动时, 以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为主要政策手段, 稳定区域内各国汇率水平, 最大限度地预防金融和外汇风险。

参考文献

[1]贺勤志.略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法制与经济, 2009, (218)

[2]冯伟杰, 魏磊.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国际商务论坛, 22～25

[3]伍百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武汉:中南民族大学, 2007

[4]杨小雨.中国和东盟经济一体化研究及政策选择[硕士学位论文].大连:大连理工大学, 2004

[5]李宣达.中国与东盟贸易与投资发展状况分析.黑龙江对外经贸, 2011, (2)

[6]黄景贵.《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制度竞争力研究》, 海南出版社, 2008年7月第一版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篇3

关键词：区域经济；经济教学；对策

全球经济不断扩张、发展的同时，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和范围也在发生改变。很多主权国家开始注重区域内外经济的联合和发展，随着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融合，自由经济贸易、贸易集团浪潮、区域经济教学都随之发展并不断的被强化和推广。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脚步也一直稳步、快速的向前推进，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区域化逐渐成为一种新的主导趋势。根据WTO的相关数据统计，自1948年起，WTO所包含的成员国数量就在不断增加，由最初的123个逐年增加到546个，由此数据可以看出，区域经济化发展已经被接受并且成为了比较普遍的贸易合作形式。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中，中国顺应时势，在区域经济的扩展中以谋求更好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经济贸易进行整合，在此状态下，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现了发达国家强强联手的现象。自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更加的凸显。美欧、美日之间，都有了实质性的贸易区协定谈判。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很多发达国家更加明确了发展的目标，从而不断的出现各国之间的谈判和联合。在面对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竞争，发达国家积极谋求制定新国际贸易规则主导权和话语权。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

（一）贸易主张开放自由。经济的发展最主要的保障就是它的发展可持续性以及自由性，想要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可持续性，开放无疑是最佳的方法。一般而言，贸易主张开放自由就是其将发展单边贸易自由化和对外资源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两者共存的经济发展就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征的最好诠释。

（二）加强自我扩张意识。贸易的发展已经走到一定的顶峰时期，必然会出现佼佼者与失败者，贸易经济要有足够的风险意识和自我扩张意识，当两者同时被重视的时候，成功的贸易集团就将在这其中脱颖而出，所以当区域贸易集团出现后，其贸易伙伴将因担心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传统市场遭到侵蚀，而采取相应行动。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加强自我扩张的意识和积极的行动。

三、区域经济教学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对策

（一）教学计划理论性强缺乏实践性。区域经济教学是属于应用型教学，很多西方对于区域经济学教学内容的实践性是给予高度重视的，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西方国家会有充分的实践教学环节，而我国的区域经济学教学则比较注重理论性，缺乏教学的实践性，在教学内容上，教条性质的知识比较多，很少回去关注比较热点的问题和话题，实践性的缺乏不仅仅会使区域经济学教学面临无趣，更重要的是会破会学生对于经济学教学的学习兴趣，教学效果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二）教师对于授课缺乏主动性。区域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核心课程，它不是独立存在的一门学科，区域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内容息息相关，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应能够让学生明确各专业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培养学生综合所学各门专业知识，分析解决区域经济实际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撰写打下基础。尽管如此在现实教学中，教师往往围绕课本照本宣科，对于区域经济学教学的内容严重缺乏调理和理论性，在很多问题上模棱两可，导致学生最后只具备应对考试的能力。

（三）中国应积极做出战略调整明确目标。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变革应该积极做出政策和战略的调整。目前，在自由贸易区域的谈判中，中国的方向性和目的性并不是非常的明确，缺乏整体的战略规划，没有立足长远的发展目标。中国应尽快明确战略目标，加快自由贸易区域的实施，对于相对落后和发展中薄弱的环节进行深入的研究分析，最大限度的明确战略目标并向着目标前进。

（四）站稳脚跟开拓领域。在能够确保亚洲地位稳固的同时，尽快确保能够长远的立足，将目光集中到全球的经济发展上，在全球网络的构件上，力求构筑我国区域与全球的联系与合作。最佳的选择就是海峡两岸的区域经济合作，大陆与之强强联手一致对外共同挑战，尽快构建一个涵盖大陆以及海峡两岸的经济贸易区域，用共同的市场、共同的资源实现对外的经济政策，积极的参与全球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变革。

（五）适应发展趋势加强教学深度。中国投注在经济贸易的精力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的，但是随着激烈竞争的逐渐升级，中国对于贸易自由化和投资最大化的思想认知是不够深刻的，中国在经济教学的实践与思想认知上非常匮乏，应当对被教育者的思想认知度不断强化，注重实践与操作。思想深度的加强，对于中国区域经济贸易的自由化、投资化发展会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实践和操作则会将中国的经济利益保障到最大化。

参考文献：

[1]余翔.朱琨.美欧自贸区谈判前景及其影响[J].国际研究参考，2013（5）.

[2]全毅.TPP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中美对话语权的争夺[J].亚太经济，2012，（5）.

[3]盛斌.迎接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的机遇与挑战[J].国际贸易，2014，（2）.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篇4

大作业

经济一体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

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机遇，也是挑战。特别是对经济实力薄弱和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全球性的激烈竞争，所遇到的风险、挑战将更加严峻。对发达国家来说可以使全球资本更快流通,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加大。

经济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利弊

1.经济一体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

2.经济一体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产业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产业的转移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国家首先要将一些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达国家，还会将一些层次较低的技术密集行产业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当然也会有一些高新技术的转移，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3.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加强。

4.促进了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以获得更大利益。

5.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

6.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7.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比发达国家高很多。8.另外，国际资本的进入还带来了不良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使引进国的社会价值观念发生扭曲。

经济一体化对发达国家的影响

1.从国际资本流动获得好处。发达国家可以利用由其主导的世贸规则，打开别国的金融市场，服务市场等，将竞争力引向其优势领域，从而获得更大收益。推动了人才引进。

2.人才引进。经济全球化为高技能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创造了条件，而人力资源已经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资源和各国争夺的焦点。吸引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和产业高端的高层次人才，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提高国际竞争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凭借其优越的生活条件、先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高技术企业集群等优势，发达国家吸引了大量海外人才，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做出了重要贡献。

3.减缓了工资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通过将生产流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而实现了效益增长。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益，很多跨国集团通过雇用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工人来取代本土高工资的雇员。这个现象也是许多发达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在一段时期内没有任何显著增长的一个原因。

4.扩大贫富差距。

小结

经济全球化是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大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它有利于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如能加以正确引导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大作业

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回顾与思考 篇5

张宏明

新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关系始于1950年，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中非经济关系的发展历程，以中国改革开放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既体现了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亦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中非经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是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建立、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首先不是出于经济考虑，而是基于政治道义和外交需要。这一时期中非经济关系多属于“非经济行为”，其特点是：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取向的同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关系的亲疏；经济利益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外交需要；经济关系局限于双边和官方，其中又以中国单方面援助为主，双边贸易为辅；合作领域狭窄，合作形式单一。

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确定的平等互利原则，是中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发展与非洲国家经济关系的政策依据。这一指导思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中均得到体现。20世纪50年代，中国出于自身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实行与苏联结盟和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作为中国外交战略的延伸，这一时 1 期的中国对非经济政策亦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国始终把对非经济援助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重要内容。在整个50年代，由于大多数非洲国家尚未独立，因此中非经济合作还主要局限于几个国家，合作方式也较单一，“平等互利”主要表现为中国支持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及捍卫非洲新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而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和支持中国。

进入6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相继挣脱殖民枷锁，为帮助非洲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和巩固政治独立，中国政府于1963年12月和1964年1月先后提出《中国对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及《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上述原则与中国在50年代奉行的政策一脉相承。60年代的中非经济合作基本上延续了50年代的做法，中国依旧把亚非拉国家作为反帝、反殖的基本力量。这一时期，中国还在自身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无私的经济援助。

70年代是中非经济合作蓬勃发展的阶段。在中国对非洲国家经济援助方面，不仅受援国的数目增多，且援助规模与领域不断扩大。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国际处境大为改观。这一时期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数量迅速增加，这无疑为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截至1979年，与中国签订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非洲国家达到44个。

在中非经济合作的前30年，中国对非经济政策保持了明显的 2 连续性。中国的经济援助对非洲国家争取和巩固政治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自身亦获益匪浅：首先，中国真诚、无私的援助赢得了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誉，为日后经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其二，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从事国际经济合作事业的队伍，为日后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三，增进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了解和信任，拓展了中国在非洲的外交空间和政治影响；其四，配合了中国外交的开展，对打破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企图、改善中国的国际处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起到了积极作用。

勿庸讳言，这一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中国外交在非洲曾出现过“以美划线”和“以苏划线”的现象，给中非关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也连带影响到中非经济关系的顺利发展；其二，由于未按经济规律办事，部分援建项目效益欠佳，难以为继，甚至亏损倒闭；其三，随着非洲受援国数量的增加，中国援外资金与国内建设资金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大超出了中国的承受能力。简言之，随着形势的变化，中非原有的经济合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顺应时势，另辟蹊径，势在必行。

二、中非经济关系的调整、充实和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后，中非关系步入了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按经济规律和国际惯例办事，特别是互利合作成为中国对非经济政策 3 调整的核心内容。这一时期的中非经济关系又分为调整、充实（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和健康、平稳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两个阶段。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中国对非经济政策调整的酝酿期。其间，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并明确提出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从而为中国调整对非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982年中共十二大对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外交工作重心开始转向为国内现代化建设服务。在非洲大陆，随着“非殖民化”进程的终结，发展经济成为非洲国家的主要任务。非洲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对内、对外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中非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对于改革开放以前重视政治利益和外交需要，经济因素在中非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中国对非政策的调整在经济上主要反映在：中国政府于1983年1月提出了“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明确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合作的方式和目的。“四项原则”的新意在于：其一，与以往以经济援助换取非洲国家政治支持的“互利”相比，更侧重于经济上的互利合作，讲求经济效益；其二，强调“从双方的实际需要和可能条件出发”，这表明中国对非经济援助将量力而行，不会不顾国内建设的需要而盲目扩大对外援助；其三，强调合作形式的多样性，4 逐步由以提供援助为主转变为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投资等多种形式，合作领域逐步拓展。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初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重新定位是依据时势变化在政策层面进行的调整，这种调整实际上是60年代“八项原则”的延伸和发展。虽然80年代由于中国对非经济援助的减少、非洲经济形势恶化及台湾岛内形势变化，使一些非洲国家与中国关系因台湾问题而处于不稳定状态、但从总体上讲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富有成效的。

90年代是中国对非经济政策的充实、完善期。冷战结束后，为了适应时势变化，中国政府针对非洲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995年7月提出发展中非经济合作的“四点建议”，其要旨是开展形式多样的互利合作，促进合作主体的多元化。同年10月，国务院召开援外工作会议决定对援外方式进行改革：（1）将过去的政府无息贷款改为具有援助性质的政府优惠贴息贷款；（2）按照国际惯例，推动有竞争力的中国企业和受援国企业就援助项目开展合作；（3）实施以援助和投资带动贸易的战略，以拓展非洲市场。1996年5月提出的发展中非关系的五点原则建议，又特别强调在保持政府间合作的同时大力加强双方企业之间的合作，让企业成为双方合作的主体。1997年，根据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战略方针，中国政府有组织、有步骤地推动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非洲投资设厂。

世纪之交，为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21世纪长期稳定的全面合作关系，同时也是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国政府又采取了一项新的重大举措——通过启动“中非合作论坛”，在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多边协商对话机制。同年10月在“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成为中非在新世纪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行动指南。中国政府作出四项承诺：第一，根据非洲国家的不同情况，继续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各种援助，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逐步扩大援助规模；第二，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债务；第三，设立合资合作专项资金，支持和鼓励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投资，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第四，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逐步扩大基金规模，帮助非洲国家培训各类专业人才等。为贯彻落实中国在论坛上承诺的各项任务，协调行动，全面深化中非经济合作，外经贸部和外交部继2000年11月联合举办“全国对非工作会议”之后，又牵头于12月成立了由21个部门组成的“中非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从而为后续行动的有效运作提供了组织保证。近年来，为落实2003年12月在埃塞俄比亚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上作出的承诺，中国政府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措施:（1）为便利非洲商品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伊始，给予28个非洲国家190个税目的对华出口商品免关税待遇；（2）增加“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为非洲培 6 训1万名各类人才；（3）为鼓励中国公民赴非旅游，给予12个非洲国家“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目的地”地位。

进入21世纪，中非经济合作关系步入健康、平稳、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具体表现在：中非经济磋商机制趋于多元化，中国既与30多个非洲国家建立了双边经贸混（联）委会机制，又有“中非合作论坛”多边性质的集体对话机制。中国对非洲的贸易、投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都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可喜局面：双边贸易持续增长，其特点是中国对非洲的出口增势强劲，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技术含量提高；经济援助工作进展顺利，非洲已成为中国实施优惠贷款项目的重点地区；中国在非洲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发展迅速，利用带资承包工程项目带动出口和劳务输出；对非投资起步良好，中国鼓励有条件的各类所有制企业到非洲投资，以加工装配为主的生产型企业逐步增多。此外，中非双方在人力资源培训、医疗卫生、青年交流、旅游、金融、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

中非经济合作关系的持续、健康发展，既是中国和非洲国家客观形势的变化造成的，也是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对非经济工作意义、加强工作力度、适时调整政策等主观努力的结果。首先，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及中国“入世”为中非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二，非洲国家在完成政治体制转轨后，开始致力于振兴经济并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合作，继2001年通过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纲领性文件《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7 之后，2002年非洲联盟的成立标志着非洲国家间的团结、合作已从政治领域向全方位拓展，并将社会、经济发展提上首要日程；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政府加大对非经济工作的力度，将中非关系提升到战略高度，明确提出做好对非经贸合作工作关系到中国外交总体战略全局，是增强中国国际地位的需要，是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遏制台湾当局弹性外交、巩固中国外交阵地的需要。

虽然中非在有些经济问题上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吻合，双方也存在贸易摩擦，但从总体上看，中非关系正在朝着积极务实、全方位和机制化合作的方向发展。2006年1月中国政府发布《中国对非政策文件》,在继往开来的基础上全面规划了新时期加强中非友好合作的方向和重点;4月胡锦涛主席访非又提出“政治上增强互相信任、经济上扩大互利共赢、文化上注重互相借鉴、安全上加强互相合作、国际上密切互相配合”推动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发展的五项建议；11月还将在北京召开首次中非首脑会议，相信上述重大举措必将为中非经济合作关系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篇6

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即邓小平南巡谈话。谈话针对当时改革开放中人们思想中存在的疑虑，提出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观点，并着眼于中国特色的国情，从我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观点、产生了思路，出现了新突破，这些理论和观点我国现代化建设以后的发展特别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发表的南方谈话，以朴实的言论和睿智的预测，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前行。由此可见，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我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就无从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

对于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国际国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邓小平同志经过多年的思考，终于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9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在这一阶段，主要成就是突破了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概念，形成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想。邓小平在1979年同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邓小平的谈话第一次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之后，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得到了党的十二大的肯定。第二阶段是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重新解释了计划经济的内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是，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来应当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第三阶段是从1988年到1992年lO月党的十四大，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关系的论断，明确界定了市场经济的属性，从而摆脱了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思想束缚，为我国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此，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

自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由局部的、单项的领域朝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向展开，空间上由沿海、沿江、沿边城市，到全面开施逐步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性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城市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综合实力得到极大的增强。在这三十年中，城市经济、城市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城市的发展方向日趋合理化。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次深入推进，都是一次城市经济的活力巨大的释放。我国经济生活领域的制度变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有效地配置了社会资源，推动了经济迅猛发展。以2008年为例，当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067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8年的7．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1元上升至2008年的22640元。

改革所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然而，像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改革中也伴生着很多负面问题，如：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官员腐败、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等。中央领导同志不止一次指出：当前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多发期。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本身的功能性缺陷造成的约束机制软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与法律制度建设的滞后。这些体制性障碍的存在，极大地遏制了各类经济主体，特别是“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扭曲市场经济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严重影响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面对历史发展的新时期，对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将是我国发展的重要问题。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同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其实，这“两个毫不动摇”是十六大提出的。十七大报告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对基本经济制度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指导我国今后优化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针。这里提出的“两个平等”，即法律上的“平等”保护和经济上的“平等”竞争，这是所有制理论的最大亮点，是非公有制经济理论的又一次飞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而巩同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离开公有制为主体，就不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这是量的要求；二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质的要求。因此，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必须要既有量的优势，也要注重质的提高。在量和质统一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我国宪法总纲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只有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计划经济时期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到十五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十六大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再到十七大的“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破除体制障碍，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公有制经济终于走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前台，由制度外转变为制度内。1999年和2004年，两次宪法修正案，都以最高法律的形式，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社会制度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虽然已经取得巨大发展，一些重要领域包括垄断行业，已逐步向非公有制经济开放。但是从整体上看，进一步发展还存在着种种制约和障碍。当前非公经济的发展面临困境，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非公经济发展面临着行业垄断的问题，即“玻璃门”现象还存在。二是融资难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很难从银行融资，这就影响企业做大做强。由于在金融支持上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导致更容易遭受投资周期的冲击。目前，发展非公经济，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人手：一是解决准人上的不平等，创造各类市场主

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打破一切限制非公经济发展的“玻璃门”现象。二是解决资源配置上的不公平，革除一切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三是解决价格、税收、融资方面的差别待遇，改变一切束缚非公经济发展的做法和规定。四是清除舆论环境上的歧视，冲破一切妨碍非公有经济发展的思想观念。通过以上四点，解决公平准入问题和改善融资条件，从而促进非公经济的发展。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平等保护物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决定的。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享有相同的权利、遵循相同的规则、承担相同的责任。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特别是像保护国家、集体的物权那样平等保护私人物权，有助于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坚持平等保护物权，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基础，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条件。

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思考 篇7

改革开放三十年, 迅猛发展的中国经济使中国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同时巨大的国内市场的存在, 使中国成为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舞台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应该说, 只有中国的加盟才能保持东亚任何形式的合作的完整性。当然, 中国政府正全方位参与东亚经济金融等多层次的合作。

据统计, 2008年在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中, 31.1%来自于亚洲, 其中中国来自于东亚的进出口金额为6, 892.45亿美元, 同比增长28.6%。金融危机下的2009年中国有31.2%的进出口贸易额来自亚洲。其中中国对东亚进出口金额为4, 765.62亿美元。作为其中代表的是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发展, 自中国——东盟自贸区货物贸易协议实施以来, 中国原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现在为其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自2003年的782亿美元升至2008年的2311亿美元, 年均增长幅度24.2%。2010年1月1日自贸区的正式运转形成了双边的经贸交流的明显带动力量。

2 中国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及贡献

中国一直积极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贡献。当前我国与东亚多个国家间建立或者正在致力于建立贸易自由区, 例如已经启动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在建设重的中国——新加坡自贸区、中国——韩国自贸区等。

2.1 中国在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重大举措

首先, 2003年10月中国与东盟签署并发表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这是中国第一次同一个地区组织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同时也是东盟的第一个战略伙伴;2003年10月中国正式签字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TAC) , 中国成为条约的首个非东南亚大国, 也是中国首次加入区域性条约。中国与东盟10国于2009年8月15日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于2009年10月25日中国与东盟签署多方协议。同时, 中泰两国总理共同签署了《跨湄公河大桥融资安排协议》。中方同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共同见证了《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经济合作框架》, 共同签署了《10+3粮食安全和生物能源开发合作华欣声明》。

第二, 中日韩间的合作步伐也越来越快。2003年10月中国与日本、韩国经协商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 于2004年11月见证了《中日韩三国行动战略》和《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的签署。三方于2009年10月发表了《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中日韩可持续发展联合声明》等。

中国与东盟先后签订中国与东盟海运协定、服务贸易协议、航空合作框架协议、投资协议等, 在这些协议推动下, 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当然中日韩经济关系的发展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是功不可没的, 其中仅以2010年4月为例韩国对华出口61.7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4%;韩国自中国进口40.7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5.6%;同时三国间也加强了合作, 共同支持东盟一体化和共同体建设, 东盟和中日韩、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多形式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就是明显的表现。

2.2 中国——东盟自贸区体现亚洲经济模式转变方向

金融危机发生后, 让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次盛行, 亚洲经济的增长模式面临转换, 要转变为主要依赖以自身内部需求, 这种转变, 很难靠一个国家的内部需求来支撑, 换句话说亚洲经济增长来自于整个区域各国间的需求, 在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对于亚洲各国转向区域内需求无疑是一种新思路。

可以说, 本次金融危机蔓延时, 正处中国和东盟10国之间互相大力开放市场之时, 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被大大减轻。据中国海关统计, 中国仅在2008年为来自东盟进口的产品减少了36亿元人民币的关税, 极大刺激了东盟产品进入中国的力度。金融危机发生后, 中国政府迅速于2008年11月启动扩大内需措施以及高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 同时加强铁路、公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对高技术产业化建设和产业技术进步进行大力支持, 及时推出钢铁、汽车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让东盟各国也受惠。数据显示, 在2009年前11个月, 东盟与中国的贸易额为1870.53亿美元, 虽比2008年同期比有所下降, 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降幅远远低于东盟对全球其他地方的的降幅, 显然对稳定东盟的外贸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的市场的需求让亚洲各国的经济恢复很迅速。

3 中国进一步参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对策

3.1 处理好与东亚各国间的关系

3.1.1 妥善处理中日韩之间的问题

亚洲地区素来历史遗留问题多, 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 制约着国家间的互信与合作。在中日韩之间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因此必须要增强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间的政治互信, 尽量求同存异, 加强相互的沟通与理解, 弃小利顾大局, 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是要尊重各国自身的发展。同东亚国家, 我国应加强同其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同其加深相互理解, 共同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气氛。前几年, 我国与日本的贸易争端问题被成功的解决, 同时在对待东海问题上, 中国一直都坚持自己的立场, 由于日方对以上问题并没有完全正确认识, 所以在处理东海问题时, 我国一直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同时在进行贸易谈判的时候, 与有争端分歧的国家面对时中国均倡导不触碰所谓的政治、历史等敏感问题, 这种积极宽容的态度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3.1.2 处理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

虽然看起来我国和东盟各国的经济属于互补型经济, 但事实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却是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和东盟 (不含新加坡) 共同的出口特色, 并且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都是中国和东盟出口的主要市场。简单的说, 中国和东盟在向欧美和日本出口方面相互间存在强烈的竞争。所以, 提升产业结构, 增加产品技术含量, 是我们当前赶紧应该做的, 这样才尽量避免与东盟国家的产业趋同, 减少与东盟国家的产品趋同, 不至于共为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却相互间发生恶性竞争。遵从鼓励“走出去”的战略, 我们同样要积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 鼓励这些企业进入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我们可以选择“以东亚为中心, 逐步拓展”的战略, 一方面可以考虑将一些已经在中国发展成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移到东盟欠发达国家去生产, 另一方面, 中国也应该发挥技术优势, 将相邻的东盟国家作为我们投资的重点。

3.2 促进国内与区域经济同步和谐发展

3.2.1 中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

一方面, 可以加强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 例如如越南与接壤的广西的合作、湄公河澜沧江流域的开发等, 以促进中国西南的经济增长;应继续强化闽、粤、琼、港、澳、台、的经济联系, 促进南中国海次区域经济合作, 珠江三角洲经济才得以有新的发展;继续加强与韩国的经贸联系, 大力提升环渤海区域经济的长足发展;同时将有关省份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 充分考虑利用地缘上的近便性, 促进东亚区域内经济体的合作;深化东北亚经济合作, 例如图们江流域合作开发、中俄韩日间的能源合作与资源开发等, 以发展中国东北的经济。另一方面, 在大力吸引外资转向中西部地区的同时, 应积极引导东亚区域内的外资投向中西部地区作, 实现协调发展区域经济。经济发展以及优惠政策逐步规范和减少, 中国东部地区要及时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升级, 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重点, 在吸引外资时要考虑产业导向, 促使劳动资源密集型的外资企业逐步转移到向中西部。与此同时, 在华外商投资的目标也会从较低层次的谋求低廉的生产成本转移到到系统的战略性布局, 已经存在的中西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对外资的吸引力会逐渐加大。

3.2.2 积极推动区域贸易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启动, 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参与经济一体化方面做出的努力以及我国正在不断地完善体制, 最终将合作以协定的形式机制化, 形成体制框架来约束双方。为保障自由贸易区的顺利运行, 在关税减让方面中国显示出了积极的态度, 并准备好了国内某些产业的进一步开放, 同时基于增进双方了解和信任中国东盟也达成一些减让成果, 例如:第一是2010年对东盟的平均关税则从2010年1月1日起降至0.1%, 93%产品的贸易没有关税, 而与此同时我国对外贸易平均关税为9.8%。第二是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也开始实施, 第二份中国——东盟自贸区服务贸易方面相互开放市场的文件将被签署, 将会促进双方投资市场的开放和服务贸易市场的更大开放。当然我们也应加强相互的理解和信任, 比如在关税减让的双边谈判中, 要积极争取东盟国家对我们对一些关键产业保护的理解, 将心比心, 我们也应照顾到东盟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

3.3 建立与完善科学的体制保障

3.3.1 加强金融体制改革

回顾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 由于东亚国家间缺乏金融危机的区域性制度安排, 东亚各国被迫接受近似苛刻的借款条件, 例如按照IMF的要求, 大力消减公共财政开支, 大幅度实现国有企业私有化等等, 加重了各国的经济负担。东亚各国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深刻认识到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和加强金融合作及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的重要性。在中国, 第一, 彻底实现国有银行商业化。第二, 加快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步伐, 当然要和市场发展的进程相适应。第三, 应完善金融监管制度, 充实相关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 实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当前我国在金融监管方面还是要应落实分业管理、分业经营的原则, 集中统一监管金融市场, 将行之有效的保障金融安全机制建立。

3.3.2 倡导建立有效地激励——约束机制

区域经济合作与协调做的不好, 也可能失败, 这是在推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注意的问题。基于维护中国自身经济利益, 中国应积极倡导行之有效地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健全, 倡导惩罚或约束那些不认真履约或不希望承担责任的成员, 又能够鼓励为自己也为其他做出并认真履行协调承诺的区内成员。所以建议由中日韩牵头, 在东亚建立起权威统一的一体化协调结构, 有力保证区域利益能的有效发展, 其主要内容为研究制定区域经济统一发展规划, 制定比较统一的政策, 积极主动组织协商协调。

参考文献

[1]李峰.东亚经济一体化研究[J].国际贸易, 2009, (7) .

[2]陈光武.东亚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新趋势[J].国际问题研究, 2009, (6) .

经济一体化下的中国经济与股市 篇8

麦哲伦基金的林奇是投资界的一个传奇人物。他也曾经讲过怎么在鸡尾酒会上判断股市泡沫。在鸡尾酒会上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你跟别人说你是基金经理，大家马上会离开你，谈论天气，球赛，或是找牙医谈牙斑。这说明股市基本健康：第二个阶段，你说你是基金经理，别人跑过来跟你聊两分钟股票，又去找牙医了。这说明股市开始进入牛市；到第三个阶段，听说你是基金经理，所有的人，包括牙医在内，都过来听你谈股票，最后一个阶段，大家开始向你推荐股票，连牙医也会头头是道地讲，你该买什么股票。毫无疑问，这时候就是泡沫即将崩溃的前夕。

按照这两个标准，我想不难判断，中国已经出现股箭泡沫了。但是，之所以在股市泡沫问题上还有这么多的争论，根据我的观察，可能是来自于学者所持方法论的不同。如果是本土派，只和中国自己的过去比较，就会觉得非常乐观，因为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中国会和别人不一样。如果是国际派，看多了别人的经验和教训，就会变得忧心忡忡，担心中国会重蹈别人的覆辙。我是属于后一派的。我相信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是一个非常愚蠢、健忘的物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错误常常惊人地相似。

当然，我并不是说当前股价的上涨没有基本面因素的支撑。股权分置改革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原来股票市场各方利益矛盾的问题。上市公司不再是大股东圈钱的工具，相反，大股东和管理层都有积极性向上市公司注资，：实现其市值的增加，但是，这种激励作用也有可能带来短期行为，刺激管理层盲目追求增长速度，而不关注长期的发展战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来了企业盈利状况的改善，但是，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企业业绩的增长也有虚增的因素，比如在牛市状况下，企业持有的股权不断升值：但是这并非企业改善经营之后真金白银赚来的钱。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是光明的，但是，股市能否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真实面貌?中国经济中真正有活力、有竞争力的企业，有很多根本就不在股市上。比如说，外资企业可能是在中国经营得最稳健、最成熟的企业，但是外资企业无法在国内的股票市场上市。很多民营企业应该是中国最有活力，成长性最好的企业，但是它们也很难出现在股票市场上。由于这些致命的缺陷，中国的股市变成了一个投机的市场，而非一个投资的市场。

同样要说明的是，即使泡沫崩溃，也能留下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美国铁路股的泡沫崩溃后，铁路还在；网络泡沫破裂之后，WEB2.0的平台留下来了。但是，按照《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上金德尔伯格的定义，资产价格泡沫是指“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过程中陡然涨价，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预示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人一般只是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这些资产本身的使用和产生盈利的能力是不感兴趣的。随着涨价常常是预期的逆转，接着就是价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所有的泡沫都是一样的，是泡沫就要破灭，就要带来巨大的损失。

如果股市泡沫崩溃，投资者的财富会减少，这会影响到他们的消费，同时，企业融资的成本会提高，这会减少它们的投资，消费和投资都减少，经济就会陷入衰退。当然，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股市总市值占GDP的比例还不算很高，股市崩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不大，但是，如果股市仍然疯狂的上涨，其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夫，到时候可能真的会带来经济地震。其次，由于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仍然处于垄断地位，当股市出现泡沫之后，可能会有银行资金流^股市，或是很多人用银行贷款炒股，这就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风险。如果突然出现大规模资金从银行存款转移到资本市场，也会给银行带来压力。再者，在股市上涨时期，企业融资的机会非常容易，这个钱来得太容易了，企业的投资就可能头脑发热，带来很多没有效率的投资，企业改革的动力也会减少。最后，很多小投资者把钱都投到股市里，如果股市泡沫崩溃，极易引发社会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