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论（共8篇）
1、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现状，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2、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使用权课程结构具有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3、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偏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4、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5、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评价的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6、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现状，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组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本次课程改革努力在以下几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1、明确区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建立合理的课程结构，更新课程内容。这次课程改革采取九年一贯整体设置义务教育阶段课程的方式，构建分科课程与综合的课程结构。
2、突出学生的发展，科学制定课程标准。
3、加强新时期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以创新的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点，建立新的教学方式，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
5、建立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的评价体系。
6、制定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提高课程的适应性，满足不同地方、学校和学生的需要。
课程改革的根本任务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课程类型主要有：
1、学科课程与经验课程。
2、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
3、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
4、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
新课程结构的主要内容：
1、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义务教育课程。
2、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
3、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
4、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课程标准的意义和功能：《纲要》指出：国家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的基础。应体现国家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基本要求，规定各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提出教学建议和评价建议。
课程标准内涵：
1、它是按门类制定的，2、它规定本门课程的性质、目标、内容框架。
3、它提出了指导性的教学原则和评价建议。
4、它不包括教学重点、难点、时间分配等具体内容。
5、它规定了不同阶段学生在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所应达到的基本要求。
新颁布的课程标准主要特点：
1、努力将素质教育的理念切实体现在课程标准的各个部分。
2、突破学科中心。
3、改善学习方式。
4、体现评价促进学生发展的教育功能，评价建议有更强的操作性。
5、为课程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本次教学改革主要任务是：
1、要改革旧的教育观念，真正确立起与新课程相适应的体现素质教育精神的教育观念。
2、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转变。
3、要致力于教学管理制度的重建。
关注人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在教学中的具体体现，它意味着：
1、关注每一位学生。
2、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
3、关注学生的道德生活和人格养成。
“一切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是新课程的最高宗旨和核心理念。新课程具体的学生观：
1、学生是发展的人。
2、学生是独特的人。
3、学生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的。
新课程中教师角色将发生哪些转变？
1、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2、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3、从教学与课程的关系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4、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来看，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社区型 的开放的教师。
新课程中教师的教学行为将发生哪些变化？
1、在对待师生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尊重、赞赏。
2、在对待教学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帮助、引导。
3、在对待自我上，新课程强调反思。
4、在对待与其他教育者的关系上，新课程强调合作。
当前课程评价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什么？
1、重视发展，淡化甄别与选拔，实现评价功能的转化。
2、重综合评价、关注个体差异，实现评价指标的多元化。
3、强调质性评价，定性与定量结合，实现评价方法的多样化。
4、强调参与与互动、自评与他评相结合，实现评价主体 的多元化。
5、注重过程，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实现评价重心的转移。学生评价的改革重点：
1、建立评价学生全面发展的指标体系。
2、重视彩灵活多样、具有开放性的质性评价方法，而不仅仅依靠纸笔考试作为收集学生发展证据的手段。
3、考试只是学生评价的一种方式，要将考试和其他评价的方法，如开放性的质性评价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全面描述学生发展的状况。
教师评价的改革重点：
1、打破惟“学生学业成绩”论教师工作业绩的传统做法，建立促进教师不断提高的评价指标体系。
2、强调以“自评”的方式促进教师教育教学反思能力的提高，倡导建立教师、学生、家长和管理者共同参与的、体现多渠道信息反馈的教师评价制度。
3、打破关注教师的行为表现、忽视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传统的课堂教学评价模式，建立“以学论教”的发展性课堂教学评价模式。对课程实施评价的改革重点：
1、建立促进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
2、以学校评价为基础，促进新课程的实施与发展。考试的改革重点：
1、在考试内容方面，应加强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经验的联系，重视考查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2、在考试方式方面，倡导给予多次机会，综合应用多种方法，打破惟纸笔测验的传统做法。
3、在考试结果处理方面，要求做出具体的分析指导，不得颂学生考试成绩并按考试成绩排名。
4、关于升学考试与招生制度，倡导改变将分数简单相加作为惟一录取标准的做法。
新课程提出发展性评价，其基本内涵表现：
1、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发展。
2、与课程功能的转变相适应。
3、体现最新的教育观念和课程评价发展的趋势。
4、评价内容综合化，重视知识以外的综合素质的发展。
5、评价方式多样化。
6、评价主体多元化。
7、关注发展过程。
如何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
1、明确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
2、选择并设计评价工具与评价方法。
3、收集和分析反映学生发展过程和结果的资料。
4、明确促进学生发展的改进要点并制定改进计划。把握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 坚持“一个为本”
一、坚持一个为本，就是在课堂教学中要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这里的“发展”是指：
1、学生的全面发展，即使学生在德、智、体、美诸方面行到主动、全面和谐的发展示。
2、学生的个性发展，即发现学生的潜能，发展其个性、发展其特长，同时根据学生基础和程度等不同，使其分层发展。
3、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即为学生终身发展打好基础。以学生发展为本是课堂教学改革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根本。
二、搞好“四个调整”
1、调整课堂教学的目标。
2、调整课堂教学中的师生关系。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要实现三个重新“定位”：一是师生关系的定位，师生关系定位为交往，即在课堂教学中，师生双方是共存的主体，师生之间通过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实现共识、共享、共进。二是教师的定位为主体，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不再是单纯的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课堂教学的策划者、课堂教学的组织者、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学生学习的参与者、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教师的这个定位决定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要努力实现如下五个转变：（1）由重知识传授向重学生发展转变。（2）由重教师的教学向重学生的学转变。（3）由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变。（4）由封闭向开放转变。（5）由信息的单向交流向信息的综合交流转变。三是学生的定位，学生的定位也是主体。在课堂教学中，学生不再是教学的被动者或知识的接受者，而是课堂教学的主动参与者、学习的评估，在课堂得到充分发展的主体。
3、调整课堂教学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教师要调整好教学方式在运用教学方式努力做到以下几点：（1）要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2）要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3）要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4）指导学生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5）要尊重学生的人格（6）关注个性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7）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育环境（8）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9）培养学生挖掘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10）要使每个学生都做到充分的发展。同时，教师也要指导和帮助学生调整好学生的学习方式，积极倡导主动、探究、合作学习。以及上述学习方式的交互使用和整合。
4、调整课堂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的普遍应用。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工具。要把现代教学技术与传统教学手段结合起来，努力挖掘所有教学技术手段的使用价值，促进各种教学技术手段之间的协同互补，从而促进教学技术体系整体协调发展。
三、明确新课程下课堂教学的主要特征：
1、要有科学的教学目标
2、要有和谐的课堂氛围
3、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活动
4、注重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方式的转变
5、要有充分的思维训练
6、方法最优化，手段现代化
四、课堂教学的基本观念和基本原则
（一）课堂教学应该树的基本观念
1、全面发展的质量观
2、以人为本的学生观
3、民主合作的教学观
4、优质高效的效益观
（二）课堂教学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
1、目标导向性原则
2、主体性原则
3、面向全体的原则
4、知情并重原则
5、开放性原则
五、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在把握学生的知识、能力、思想、情感等实际的基础上，根据课程标准要求、教学内容，确定恰当的教学起点和标高，将教学诸葛亮要素有序、优化地安排，形成教学方案的过程。
1、教学目标设计
教学目标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规定，即预期学生在认知、情意和行为方面应产生的变化的具体明确的规定。
教学目标一般分为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方法目标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教学目标的设计应以认真研究课程标准、教材和分析学生认知水平、生理心理特点、所学内容的心理认同程度以及学校情况和社区课程资源为基础，查阅相关资料，精心设计出既全面具体、又重点突出的单元（或章节）教学目标和课时教学目标。
2、教学过程设计
课堂教学是由组织、认知、情意、评价四项活动组成。这四项活动功能各异，而又彼此联系、相互作用。应根据课堂教学目标设计出有利于学生知、情、意、行和谐发展的教学过程。
（1）组织活动设计（2）认知活动设计（3）情意活动设计（4）评价活动设计
3、课后教学评价的设计
六、课堂教学要求
（一）创设良好氛围，激励学生学习
（二）围绕教学目标，开展教学活动
（三）突出思维训练，培养思维能力
1、坚持启发式教学。
2、留给学生思维的时空。
3、教给思维的方法。
（四）着眼学生发展，组织学生活动
1、改变“教师讲，学生听”单一的接受式学习课堂教学模式。
2、学生活动的形式要灵活。
3、强调师生交流，构建师生互动的教学关系。
4、课堂教学的基本思路（或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应该是“目标——活动——发展”，即“以发展为中心，在活动中学习，在活动中体验，在活动中发展。”
（五）运用多种教学方法，选用恰当教学媒体
（六）重视教师的价格力量，规范教师的课堂行为
高中音乐课程标准
（一）前言
一、课程性质
普通高中音乐课程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音乐或艺术课程相衔接，是高中阶段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是面向全体学生的必修课程。
在普通高中音乐课程中，通过鉴赏与表现音乐，及其他艺术形式的审美活动，使学生充分体验音乐的美和蕴涵于其中的丰富情感，为音乐所表达的真善美境界所吸引、所陶醉，进而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和情感体验。
二、课程的基本理念
1、以音乐审美为核心，培养兴趣爱好。
2、面向全体学生，注重个性发展。
3、重视音乐实践，增强创造意识。
4、弘扬民族音乐，理解多元化。
三、课程设计思路
高中音乐课程的结构由六模块组成，供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它们是：音乐鉴赏、歌唱、演奏、创作、音乐与舞蹈、音乐与戏剧表演。
（二）课程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体验、比较、探究、合作）、知识与技能。
（三）内容标准：
1、音乐鉴赏：是培养学生音乐审美能力的重要途径。具备良好的音乐鉴赏能力，对于丰富情感，陶冶情操，提高文化素养，增进身心健康，形成完善的个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2、歌唱：是实践性很强的学习内容，是培养学生音乐表现能力和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
3、演奏：是实践性很强的学习内容，是培养学生音乐表现能力和审美能力的有效途径。
4、创作：高中学生尝试音乐创作是激发想像力、培养创造力的有效途径，是发掘创造性思维潜能的过程和手段。
5、音乐与舞蹈：是亲密无间的姊妹艺术，其直观的艺术感染力，对丰富学生的艺术体验、形成健康的审美情趣、促进身心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6、音乐与戏剧表演：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与戏剧表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拓宽艺术视野、提高审美能力。
（四）实施建议
一、教学建议
1、遵循听觉艺术的感知规律，突出音乐学科的特点。音乐是听觉艺术。听觉体验是学习音乐的基础，发展学生的音乐听觉应贯穿于音乐教学的全过程。以音乐审美为核心的基本理念，应渗透在不同的模块中。教师应坚持以音乐为本的教学原则，2、面向全体学生，注意因材施教。
3、建立平等互动的师生关系。
4、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电脑和网络使音乐的传播和复制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制约，极大地丰富了音乐教育的资源，对音乐教育的方法和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评价建议
（一）音乐课程评价的原则：
1、导向性原则
2、科学性原则。
3、整体性原则
4、可操作性原则。
（二）评价内容：
1、学生
2、教师
（三）评价的方式与方法：
1、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2、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
2、自评、互评及他评相结合。
一、音乐课程性质与价值：
1、审美体验价值
2、创造性发展价值
3、社会交往价值
4、文化传承价值
二、基本理念
1以音乐审美为核心 2以兴趣爱好为动力 3面向全体学生 4注重个性发展 5重视音乐实践 6鼓励音乐创造 7提倡学科综合 8弘扬民族音乐 9理解多元文化 10完善评价机制
三、程标准的设计思路
课程目标（体现在三个层面）：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过程与方法、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包含四个教学领域）
1感受与鉴赏 2表现 3创造
4音乐与相关文化
四、课程目标
（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丰富情感体验，培养对生活的积极乐观态度。
2、培养音乐兴趣，树立终身学习的愿望。
3、提高音乐审美能力，陶冶高尚情操。
4、培养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
5、尊重艺术，理解多元文化。
（二）过程与方法
1、体验
2、模仿
3、探究
4、合作
5、综合
（三）知识与技能
1、音乐基础知识
2、音乐基本技能
3、音乐创作与历史背景
4、音乐与相关文化
五、内容标准
1、感受与鉴赏： 音乐表现要素 音乐情绪与情感 音乐体裁与形式 音乐风格与流派
2、表现： 演唱 演奏
综合性艺术表演 识读乐谱
3、创造：
探索音响与音乐 即兴创造 创作实践
4、音乐与相关文化： 音乐与社会生活 音乐与姊妹艺术
关键词：新课改,理论基础,动因,价值
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讨论是新课改学术争鸣中的热点问题之一, 众多学者专家参与其中, 发表了各自不同乃至矛盾与对立的观点, 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 蔚为壮观的讨论背后, 对于“新课改理论基础”这一命题本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却缺少本体层面的追问。基于“基础”的本体含义考察新课改理论基础这一命题, 或许对于我们理解新课改与理论的关系以及理论对于新课改的价值带来新的启示。
一、新课改理论基础的讨论及其主要观点
1. 新课改理论基础的讨论扫描
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讨论发端于2005年5月靳玉乐、艾兴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一文。该文指出:“不赞同以理论的多元性来模糊新课改的理论基础, 要旗帜鲜明地明确新课改的理论基础”, “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1]以此引发了课程改革理论基础问题的大讨论。《中国教育报》 (教育科学版) 专门开辟专栏进行讨论, 持续了半年之久。针对靳文的观点, 同年8月高天明在该报撰文, 认为“课程理论必须在知识、文化和社会三个维度去解决, 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不是课程理论所要讲的直接理论”, [2]对于新课改的理论基础“不能够泛泛搬用马克思的认识论”, “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3]王华生对两种观点进行了整合, 认为“新课改应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为指导思想与多样化理论相结合的原则”。[4]马福迎进一步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又广泛吸收了当今世界先进的教育理论研究成果。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鲜活的、清晰的、也是先进的”。[5]崔国富则从另一个层面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问题, 并不是具体的课程理论本身的问题, 它实质是深层次的教育思想观念问题。换言之, 并不是课程改革设计方案所依据的具体理论不清晰、不明确, 而是我们的教育基础理论模糊不清, 教育思想观念的改革还没到位”。[6]新课改理论基础的讨论引起了众多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参与, 纷纷撰文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至今仍余音不断。
2. 讨论所反映的主要观点
概览新课改理论基础的讨论所反映的观点, 大致有三:一是一元论, 即新课改只有一种主要的理论作为基础;二是多元论, 认为多种理论共同构成了新课改的理论基础;三是模糊论, 认为新课改理论基础模糊不明, 缺乏清晰的理论基础。
一元论承认新课程有且仅有一种理论基础, 即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如靳玉乐等认为“在课程改革中, 必须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赖海燕等也主张,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新课程改革的价值取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新课程改革的哲学基础”。[7]王策三先生也基本持这一主张:“关于指导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根据, 是有明确共识的。我们教育的基础理论是‘全面发展学说’”。[8]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新课程改革的唯一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其他理论虽然有其重要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属于同一层次, 不能构成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
多元论认为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应坚持多元化, 在课程改革的国际大背景下, 应放眼世界, 采取“国际视野”, 兼收并蓄国际国内一切先进的教育理论作为我国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如有学者指出:“鉴于新课程改革既具有现代民族特色, 又具有‘世界眼光’, 其理论基础必然具有多样性特征。”, 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 “积极借鉴与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教育和课程理论……有现代课程理论 (如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以及目标分类学等) 和现代教育论 (素质教育思想、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等) ……后现代课程观、建构主义教育观和多元智能理论等”。[9]还有论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我国这次的课程改革, 充分吸收古今中外的研究成果, 坚持理论的多元性, 融会贯通, 理论基础厚实, 具有时代性、全球化的视野, 是正确的。”“我国这次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除了‘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 还是常提常新的杜威的实用主义’外, 还有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马克思的全面发展学说等”。[10]
另有论者指出本轮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含混不清”, 没有谁对“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到底是什么”作出明确的回答, 这会导致“改革实践的不知所措”。[11]也有论者提出:“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到底是什么?……从某些带有倾向性的倡导和似曾相识的概念中, 我隐约觉察到这次新课改的理论支撑相当匮乏和凌乱”。[12]还有论者认为新课程改革“实际上反映着两种教育思想观念——培养塑造人与引导生成人——的激烈碰撞。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观指导下, 新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必然暴露出模糊的问题”。[13]也有人认为新课程理论基础之所以“模糊”, 是“由于正式的政策文件推进文本以及解读文本中缺乏有关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阐述和说明”, 从而导致了“无论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还是一线的教育教学实践工作者都对本次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问题进行了质疑”。[14]
二、“新课改理论基础”命题的不合理性
1. 概念运用中的问题
纵观新课改理论基础的探讨, 论者众多, 观点各异, 各说各理, 难于统一。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口难调的歧义,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相关概念的运用中存在的误用、混用等问题, 缺少统一性。诸多争论看似针对某一问题的探讨, 实则站在各自立场, 自说自话。如在“理论基础”概念之外, 还有诸如“指导思想”、“理论依据”、“理论支撑”等, 很多论者并未对这些概念加以解释、辨析和比较, 就想当然地使用、甚至混用或通用, 使本来就模棱两可的问题, 更加难以把握。如有论者归纳了讨论中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两个概念的使用情况:“第一, 将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等同, 认为应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探讨”;“第二, 认为理论基础应在哲学层面上探讨”;“第三, 认为理论基础应在操作层面上探讨”。作者在极力分析和比较二者的使用层次时, 却又归纳出“一种观点主张, 必须旗帜鲜明地指出新课改的理论基础, 要坚定不移地将马克思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理论依据”的观点。[15]这种观点本身就把理论基础和理论依据当做同一概念使用。另有论者既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全面发展学说作为指导思想, 也作为理论基础, 又可作为理论依据, 但到底是指导思想还是理论基础, 还是理论依据, 抑或三者兼具, 根据何在?还有作者在探讨同一论题时, 论点是讨论理论基础问题, 但在论证时却用理论支撑、理论依据等概念;或者, 明明是在讨论理论基础问题, 在引用别人文献作论据时, 却引用理论依据、理论支撑的说法, 让人产生偷换概念之感。这种对相关概念的误用、混用甚至乱用的现象, 反映了论者对概念的本体含义缺少清晰的界定, 把本来似是而非的概念当做确真的含义使用, 从而悬置了事实, 遮蔽了真相。
2. 命题本身的不合理性
“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这是本次讨论的关键语。人们往往从论题所指的内容或对象上考察, 却鲜有对这一论题本身的内涵及其合理性进行追问, 亦即缺少“元认知”层面的概念分析。
(1) 何谓“基础”
《辞海》对“基础”的解释有三条: (1) 把建筑物、机器设备等的荷重传递给地基的结构。……基础应有足够的底面面积和埋置深度。 (2) 泛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如物质基础;基础知识。 (3) 特指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生产关系总和, 即“经济基础”。[16]我国另一部权威性辞典《现代汉语辞典》也与上述解释基本类似, 只是稍微简略些。上述解释第一条为其基本义, 第二条是其规范义, 第三条则是专用义。规范义源于基本义, 把基础作为事物本身的一部分, 并指对事物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和起始意义的因素。日常用语中说基础的时候, 并不像上述第二条的规范义那么严谨, 一般会对规范义加以延伸, 只要对事物形成和发展起到某种推动作用的因素都可以称作基础。本次讨论中之所以产生诸多概念混用现象, 如把基础等同于“根据”、“依据”、“支撑”甚或“指导思想”等, 似乎就在于没有在严谨的规范意义上使用“基础”的概念。
(2) 何谓“理论基础”
“理论基础”这一概念, 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进行解读。一是指“理论的基础”, 一是指“……的理论基础”。按照“基础”的规范义, “理论的基础”是指在某一理论中起根本作用的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仍然是理论本身的组成部分, 只是在理论的整体中居于特殊地位, 对于理论的发展起到某种奠基和推动作用。如我们可以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的理论基础”则是指某种现象、事物或活动在形成发展中所依据或借鉴的理论是什么。这是一种在延伸意义上使用“基础”概念, 与“依据”、“支撑”等概念接近。如我们可以在“……的理论基础”中的省略号处加上某种现象、某个事物、某项活动等作为其所指。所指称的对象与理论已不是同一事物而是处于不同的层次, 虽然二者可能有某种关系, 甚至是非常密切的关联。“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在此种语境下使用的。
(3) 何谓“新课改的理论基础”
如果从延伸意义上来理解“基础”的内涵, 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就是在课程改革中所借鉴或运用的理论, 以之作为新课改的理性参照。那么所谓新课改的理论基础就不是一元而是多元的, 而且只要古今中外对新课改有参考价值的理论都可以为之所用。“理论基础”、“理论根据”、“理论依据”、“理论支撑”也可以顺理成章作为统一用语互用和通用了。但如此一来“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探讨也就并无多大意义, 并且带来了不必要的混乱。我们只要对各种理论进行辨析和扬弃, 找到与新课改的适切性并以之为新课改寻求某种理论支持就可以了。
从“基础”的规范意义审视“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这一命题, 则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课程改革作为实践中的教育变革, 对新课改起根本和起点作用的因素即它的基础是什么呢?是理论吗?我们也可以把“课程改革的理论基础”中的“理论”替换为“实践”、“历史”、“资源”、“人力”等概念, 究竟何者才是课程改革的真正基础?虽然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 有学者据此指出“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就把常识性的东西弄颠倒了。不是理论先行, 而是以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推动一场革命, 难免陷入盲目性甚至是危险的境地”。[17]但是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 理论和行动的先后并不必然具有一成不变的定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不是也“摸着石头过河”吗?因此, 新课改理论基础这一命题, 从“基础”的延伸含义上说是一个并无多大价值的命题;从“基础”的规范意义上讲则是一个虚假的命题。
基于上述分析, 由于“新课程改革理论基础”的讨论中, 对前提性的概念“基础”的理解缺乏精确性和科学性, 因此, 无论是一元论、多元论还是模糊论, 都缺乏正当性和合理性。显然, 作为从国家层面进行的社会变革, 新课改从准备到发动再到推行这一过程, 起根本或起点作用的因素即“基础”应从国家社会发展对新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和教育现状的矛盾问题中去找寻, 亦即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实践中去找寻, 而不是从理论中获得。
三、价值取代基础:理论之于新课改的真正使命
新课改作为一种实践变革, 本身就反映了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新课改需要理论也离不开理论, 但新课改所需的理论不是抽象的。不同性质和层级的理论对于新课改具有不同的价值和作用。
首先是宏观层次上抽象度较高的基本原理形态的理论, 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哲学层面的相关理论, 由于它们从形而上层面反映了实践的规律性, 具有相对的“普遍真理”意味, 对新课改起着指导和引领作用。这种引领是一种观念、价值引导, 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思想的启迪, 观念的改造、理念的创新, 是把新课改导往正确目标的方向和“路标”, 同时又对新课改实践的各个环节进行调控和检视。
其次是处于中观层次上的学科理论侧重对具体实践的解释和说明, 揭示实践中的因果联系, 有利于人们正确科学地认识和把握实践。如各种教育 (课程) 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为人们对教育实践作出科学的说明和解释提供了依据。它有利于人们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和了解, 帮助人们对教育实践作出科学的判断, 也有利于人们根据教育规律的认识去预测和推断未来的教育事实, 从而提高实践者的理论素养和认识能力。
再次是处于微观层面的应用性理论, 或称为策略性知识或理论。它们往往对新课改的具体实施起到具体的策略和方法的作用。新课改在需要一些原理性的理论作为引领的同时, 更需要贴近实践并为教师的教学行为提供策略和方法的应用性理论。这一方面需要理论工作者加强对宏观理论的深化和细化的研究, 把抽象的理论具体化和显性化, 同时转变思辨式的研究范式, 积极开展行动研究和“田野”式研究, 尤其是要走进学校、走进课堂, 与一线教师进行合作研究, 为新课改实践提供应用性、策略性、操作性的知识。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教学改革
西方政界和理论界一直以后研究的一个热点就是政府的改革和创新。70年代以后许多发达国家形成了很多政府改革的理论流派，其中主要包括公共选择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企业家政府理论和治理理论等。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在美国诞生。
首先，应该应该让学生们了解新公共管理学的核心是所谓“对公共产品市场价值的重新发现与利用”。我们把这种新公共管理者的私营的管理手段运用到了公共部门，在公共领域引入市场机制，来促进竞争，提高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是提高政府组织的效率，纠正政府失败的最佳方法。供方和面顾客市场关系等同于把政府和公众的关系简单化，从新的公共管理者来看，公民就是面额的消费者，而政府就不再是官僚机构，而是有责任的企业家。在此基本上，市场化还有顾客的导向则是新公共管理的价值主要体现。
奥期本和盖布勒的《再造政府——企业家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当中体现了“企业家政府理论”这本书可以让学生更加了解新公共管理的主要特征。这个理论也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的核心。代表人奥斯本指出：长期汲取私营部门的经验和做法来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的人被称之为公共机构的企业家。对于新的公共理论有以下两个理念：（1）自由化管理 管理才需要从繁文缛节中解脱，去掉不必要的规则和制度，解除规制和分权，使管理过程合理化。（2）市场化的管理，主要分为竞争和私营管理普遍化，竞争主要是针对公共部门内闻的一个效率，和降低成本问题，私营部门的管理实践和技术优越于公共部门并且可以且于公共部门，公私管理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假像，管理就是管理。
公共管理理论，不仅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而且强调效率，法治，责任的公共服务体系，强调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和私人部两者间的合作。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就要对合作网络进行管理，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管理主体彼此合作，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治理就是从“划桨”转变为“掌舵”；治理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但不一定是支配性的作用”。公共治理是由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组成的公共行动体系，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基于伙伴关系进行合作的一种自主自治的网络管理。
下面，就应该让学生们掌握所谓“新公共服務”，指的是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目前，与其说公共行政官员正集中于控制官僚机构和提供服务，倒不如说他们更加关注掌舵而不是划桨的劝告，即他们更加关注成为一个更倾向于日益私有化的新政府的企业家“新公共服务理论”代表人物——美国的罗伯特·V·登哈特、珍妮特·V·登哈特夫妇将公共服务的理念总结归纳为7点：（1）政府的公共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对于公务员来说，要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和满足共同的利益需求，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领导们的帮助，而不是想方设法的控制和掌控社会发展的新方向。（2）公共利益并不是副产品，所以要追求。（3）建立集体的共同的公共利益观是行政官员必须去建立的，这个目标是需要创立共同的利益的责任，而不是由个人来选择快速的解决方案。要有战略性的思想，民主性的行动：通过集体的努力和合作过程来满足公共需要的政策和项目。（4）为公民服务，而不是为顾客服务：公共利益不是个人利益的体现，而是共同利益对话的结果。所以，我们不仅要在公民间建立信任和合作，还要关注顾客需求。（5）承认责任并不简单：市场不但要关注，宪法，社区会价值观，职业标准和公民的利益都是我们要关注的。（6）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通过和领导的共同合作来参于其中，从长远看，会有更大的成功。（7）公民权和公共服务比企业家精神更重要：想要更好的促进公共利益，公务员和公民所做出的贡献远远大于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因为后一种管理者的行为似乎表明，公共资金是他们自己的财产。
重点是让学生们了解它们两者的区别，也就是说“新公共服务理论”强调的是一种以公民为服务对象，以尊重公民权、实现公众利益为目标，重视社会、公民参与，以实现公务员、公民、法律、社会协调运行的综合治理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是以公众服务为核心，以民主参与为手段，以是否实现公众利益为评价标准。
第一，关于政府社会和公民的关系上，政府再不是社会价值的主体，政府行为是以公民利益为中心，公共利益为目标的。
第二，建立弹性组织，废弃传统官僚主义，在规则模型，组织结构方面都有很好的效果。在保证公共性和公正的前提下引入竞争机制；强调公民参与和“责任政府”的建立。
第三，在方法上面，管理学和经济学都要在方法上利用起来，而且要发挥这种公共政策手段在公共领域当中的作用。
新公共服务的倡导者提出，政府或公务员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并实现其公共利益，而不是试图去控制或驾驭社会，即“服务而非掌舵”。建立在管理与服务相区别的基础上，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也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公共服务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公共管理有所不同：①公共服务的问题意识没有那么明显，即并不是明确为了解决某类公共问题。②公共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公民实实在在的公共需要。也就是说。公共服务是公民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而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是公共利益，则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③公共服务采取的手段显然与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活动不同。它并不要求管理者一定对管理对象施加主动影响，服务者与服务对象之间更多的是平等互动的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１］［美］珍妮特·登哈特，罗伯特·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２］［英］托尼·麦克格鲁：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
● 李洋 柴中达
新公共管理的出现被称为行政管理范式的转换。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它涉及到以往的公共行政领域所未涉及的大量专题，如公共物品、外部性、公共服务供给、理性人、交换范式、制度选择、政府失败、自给型公共组织等，成为当代西方行政改革的主导理论。
第一，政府的管理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通过“政府公共政策化”将政府从管理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解决机构臃肿、预算超支、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与腐败盛行的顽症。“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策组织与规制组织的职能是负责“掌舵”，而服务提供组织与服从型组织的职能是“划桨”。这样做可以自然而然地达到消肿减肥的目的，减少开支、提高效率。
第二，将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引入公共部门。“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企业先进的管理方式和手段、服务理念都可以为公共部门所用。应该打破政府部门的垄断，通过公开竞标的方式将公共服务承包出去，实行全面质量管理和目标管理；对产出和结果高度重视，而不是只管投入，不重产出；人事管理上实现灵活的合同雇佣机制和绩效工资制，而不是终身任职。
第三，营造“顾客导向”的行政文化。“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政府的社会职责是根据顾客的需求向顾客提供服务，政府服务以顾客或市场为导向，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于是，“新公共管理”理论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负责任的企业家，公民则是其“顾客”。
第四，采用授权或分权的方式进行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倡以授权、分权的办法来对外界变化迅速做出反应。与集权的机构相比，授权或分权的机构有更多优点，比集权的机构有多得多的灵活性；对于新情况和顾客需求的变化能迅速作出反应；比集权的机构更有效率；比集权的机构更具创新精神；能够比集权的机构产生更强的责任感、更高的生产率。
第五，实施明确的绩效目标控制。“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制，实行严明的绩效目标控制。即确定组织、个人的具体目标，与之签定绩效合同，并根据绩效目标对完成情况进行测量和评估。这是组织由过去的“规则驱动型”向“任务驱动型”转变。
第六，考虑外部性问题。“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由于公共产品消费的非排他性，政府可以将一些公共产品实行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实行公共产品消费低收费制，从而减少人们对公共产品消费，增加私人产品消费，同时也改变公共服务者激励机制，减少公共产品带来外部性。
第七，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了在人员录用、任期、工资及其他人事管理环节上的灵活性，如以短期合同制替代常任制，实行不以固定职位而以工作实绩为依据的绩效工资制等。
“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进行公共管理信息化改革，主要目标是建立电子化政府。随着知识爆炸性的增长，政府原有的管理模式和运转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效能，为改革这种状况，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和实现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
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首先，自20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弱、西方各国高额的财政赤字、福利国家的不堪负重以及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浮出水面，成为引发政府改革的直接原因；其次，经济全球化对政府的公共管理提出的更高要求，是西方政府改革的重要推动力；再次，自二战以后，由于政府职能的不断扩张，政府规模的无限膨胀，使得西方各国政府普遍臃肿，效率低下；最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要求西方各国对政府组织作出适应信息时代的变革与调整。这些因素共同促成西方各国公共行政管理的改革浪潮，西方国家普遍进入新公共管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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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赫南·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是以色列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1997年起），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他于1946年生于前苏联，1957年移居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9）和硕士学位（1971）后，于1974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旋即回到特拉维夫大学任教，并多次在哈佛大学（1982-83、1988、1991-92、1996-97）和麻省理工学院（1983-84、1987-88）等著名高校做访问学者。先后当选为经济计量协会会员（1986，2000年为会长）、以色列经济协会会长（1989-1991）、美国经济协会外籍荣誉会员（1991）和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外籍荣誉会员（1993），并获得马哈拉诺比斯纪念奖章（印度经济计量学会，1990）、以色列奖（1991）和伯恩哈德-哈姆斯奖（1998）等多项荣誉。
赫尔普曼是一位博学多产、富有创造性和合作精神的经济学家，自1974年起出版或编辑了13部著作、发表了12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城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国际金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诸多领域。尤其是在近来颇为活跃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领域，赫尔普曼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尽管他所涉猎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但其脉络和研究方法却是相当清晰的：作为以色列的经济学家，赫尔普曼的学术研究大多与开放经济密切相关；作为富有合作精神的学者，赫尔普曼的许多研究是合作完成的，从中不难发现他的研究脉络：在1980年前，他主要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同事合作，研究重点是以色列所关注的财政理论、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和金融理论；在1980年以后，他更多地立足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与美国一流经济学家合作创立新的理论体系，研究重点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
在80年代，赫尔普曼主要与克鲁格曼合作，先后出版了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融合传统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学术巨著《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和论述不完全竞争下贸易政策问题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从而确立了新贸易理论奠基者的地位。1980s末开始与格罗斯曼合作，提出了以有意识的R&D活动为创新的来源、以创新的垄断收益为动力的新增长理论，与罗默（1990）和阿洪&豪伊特（1992）共同构成了第二代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并以其对贸易、创新和增长相互关系的研究而独具特色。最近则与格罗斯曼一起研究政治经济学，出版有《特殊利益政治学》（MIT，2001）和《利益集团和贸易政策》（普林斯顿，2002）等。鉴于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重要性以及赫尔普曼的突出贡献，本文拟重点评述赫尔普曼在这两个领域的学术贡献；同时，由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是它们的共同基础，我们拟结合赫尔普曼（1984）的论述，先对这些基本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式做概要的介绍。
一、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
在当代经济学文献中，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愈益成为频繁出现的词汇，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基石。以国际贸易为例，从6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学家注意到战后的国际贸易主要表现为产业内贸易的巨大增加，而这是传统的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为了解释这一经验观察，经济学家转向了收益递增或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而这必然意味着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同时，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和兰开斯特（1979，第9章）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法，为深入研究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国际贸易提供了易于处理的分析框架。因此，发轫于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新贸易理论，与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产品差异等概念具有内在的密切联系。在为《国际经济学手册》撰写的《收益递增、不完全市场和贸易理论》（1984）一文中，赫尔普曼对这些重要概念及相应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并分析了它们对国际贸易、尤其是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的影响。在这篇综述性、但不乏创新性的论文中，赫尔普曼对规模经济、竞争的类型、产品差异和进入限制等的处理方法及其对贸易理论的含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着重分析了不同类型的规模经济（包括企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行业水平上的规模经济、国家层次上的规模经济和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对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不同含义。
（1）规模经济。赫尔普曼（1984）指出，规模经济包括内在于企业的规模经济和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或国家、世界）的规模经济。前者主要有两种度量方法：一是根据生产函数，一是根据成本函数。以规模收益递增为例，第一种方法意味着对于任何1有fvfv，其中f和v分别是生产函数和投入向量；第二种方法意味着平均成本大于边际成本（由于该方法能够度量每一点的“局部”规模经济性，赫尔普曼喜欢用这种方法）。对于外在于企业但内在于产业（国家或世界）的规模经济而言，如果企业的产出yfv,Y对产业（国家或世界）产出Y的弹性为正，则意味着在产业（国家或世界）范围内存在递增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论证，即使不同国家的偏好、相对生产率和相对要素禀赋等完全一样，世界范围的规模经济和一国范围的规模经济均能引起国际贸易（产业内贸易）。
（2）竞争类型和市场特征。收益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理论，涉及到关于企业行为的各种假定，这些假定对市场结构和贸易模式有重要的影响。赫尔普曼总结了两个方面：其一，企业的竞争类型，包括完全竞争、伯特兰（价格）竞争和古诺（产量）竞争；其二，市场的基本特征，包括自由进入或存在进入障碍、同质产品或差异产品、一体化市场或市场分割等三个方面。赫尔普曼认为，一旦将收益递增引入分析框架，第二个方面的假定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即使每个产业仅有一个垄断企业，“自由进入”仍会迫使企业采取平均成本定价，从而使得整个行业表现为不变规模收益。根据赫尔普曼的分析，竞争类型和市场结构特征对贸易模式和贸易得益有重要的影响。例如，假定存在两个规模不同但偏好相同的两个国家，每个国家都具有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的两个行业。那么，较大的国家将进口垄断行业的产品、出口竞争行业的产品，而较小的国家则在垄断行业享有比较优势。
（3）产品差异。将产品差异纳入模型是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共同特征，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1977）提出的方法（D-S方法），它假定消费者偏爱产品种类的多样性；二是兰开斯特（1979）提出的方法，即假定每个消费者的心目中有一种最理想的差异产品，所有偏离其理想形式的差异产品在进入效用函数时要经过兰开斯特补偿函数的调整。具体而言，D-S方法假定消费者对于某种产品i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1,,yinnyk1ik1，其中yik是消费者对产品i第k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显然，1产品i的差异形式越多，消费者从产品i的消费中得到的效用水平就越高（例如，假定消费者对各种差异形式的消费量相同，则uinyik，即n越大则ui越高）。兰开斯特（1979）则假定产品i产生的子效用函数形式为uiyi,diyihidi，其中di是产品i距离其理想产品的距离，hi是兰开斯特补偿函数（它是hi01的递增的凸函数）。这两种方法具有不同的含义：在D-S方法中，不同差异形式之间是完全替代的；但在兰开斯特的方法中，不同差异产品的替代性有所不同（取决于它距离理想差异产品的距离）。由于D-S方法能够产生不变的、由唯一给定的需求弹性（当n很大时），能够大大简化模型的分析，因此几乎所有新增长理论和大多数新贸易理论文献均采用了D-S方法。不过，赫尔普曼最初使用的是兰开斯特的方法，后来才开始注意D-S方法（也许归功于克鲁格曼）。
三、新贸易理论
早在赫尔普曼和雷辛（1978）一书中，赫尔普曼等人就针对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相互独立论述的不足，提出了一种立足于不确定性、融合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并能够对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做出统一解释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初次显示了赫尔普曼构建庞大理论体系的魄力和能力。不过，赫尔普曼的成名之作仍是与克鲁格曼合作出版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1985）一书。该书以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结合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理论的最新进展，提出了融合完全竞争下的传统贸易理论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新体系，是新贸易理论里程碑式的作品。稍后出版的《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1989）着重于对不同情形下的贸易政策进行分析，可视为前者的姊妹篇。
在论述新贸易理论的第一篇论文赫尔普曼（1981）中，赫尔普曼通过一个两种投入（劳动和资本）、两种产品（食品和制造品）和两个国家的2-2-2一般均衡模型，初次提出了综合传统贸易理论（赫克歇尔-俄林方法）和新贸易理论（即体现产品差异、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张伯仑方法）的分析框架。不过在对产品差异的处理方式上，该文采用了兰开斯特的方法。这篇论文的基本结论包括：赫克歇尔-俄林原理可以解释产业之间的国际贸易，而产品差异、收益递增和张伯仑不完全竞争可以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两个国家要素禀赋的差异越大，产业内贸易在贸易总量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反之越小；如果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提高了资本富裕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降低了资本稀缺国家的资本-劳动比率（且以国民收入衡量的国家规模保持不变），则国际贸易量将增加；同样，如果保持资本-劳动比率不变而各国的相对规模可以变化，那么减少各国规模差距的资源重新配置将扩大贸易量，而使各国规模差距变大的资源配置将降低贸易量等等。
因上述论文而在新贸易理论方面初露头角的赫尔普曼，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结识了卸职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并返回MIT的克鲁格曼——他在1979年的论文中应用D-S方法提出了一个简洁的新贸易理论模型。二人合作（1983-84）的结果是新贸易理论经典著作《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的出版。该书的主旨是将侧重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新贸易理论与立足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贸易理论进行融合，从而提出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在对传统贸易理论（要素比例理论）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后，他们首先对处理收益递增的几种方法进行了介绍（第二篇，类似于赫尔普曼1981的分析）。第三篇是该书的重心和新贸易理论的核心，在对D-S方法和兰开斯特方法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后，他们立足于差异产品提出了一套贸易理论，分别对差异产品情形下的贸易模式、贸易结构、贸易得益等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最后的第四篇中，他们对跨国公司及其对贸易问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
该书的基本结论是（国内已有中译本，篇幅所限，不再展开论述）：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产业内贸易、无法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和贸易的福利含义等重要的国际贸易现象，而一旦将差异产品、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引入贸易理论，就能大大简化、深化和扩展贸易理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尽管如此，传统的贸易理论在完全竞争和不变规模收益情形下仍然适用，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补充而非替代。也就是说，传统贸易理论将各国之间的差异视为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因，而新贸易理论则引入了另一个重要动因：规模经济和递增收益。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除了传统贸易理论分析的贸易得益外，一个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世界的国际贸易还将提供额外的贸易得益：其一，贸易引起的收益递增产业的产出增加；其二，国际贸易在某些情形下将引起收益递增部门的生产在不同国家的集中，从而增加世界范围的产出、降低世界范围的价格而使各国受益；其三，国际贸易将加强竞争，在自由进入和退出的情形下将减少企业数目、增加每个企业的平均产出，并进而提供生产率；其四，由于消费者偏好消费种类的多样性，贸易能够通过增加差异产品的种类而提高社会福利。
在对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下的新贸易理论的“实证”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后，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贸易政策和市场结构》一书中基于同样的目的，对新贸易理论的“规范”方面（即贸易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该书的重点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对不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完全竞争或国内和国外一方是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2-4章），一是对存在战略性反应情形下（即国内和国外都是不完全竞争的）的贸易政策的分析（第5-6章）。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认为，不完全竞争情形下的贸易政策，通常具有不同于完全竞争下的贸易政策的结果；市场结构对贸易政策的实际影响具有重要的影响。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行为的不同：在完全竞争下，企业的最优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价格；在不完全竞争下，企业将使得边际成本等于预期边际收益。由于企业的预期边际收益不仅取决于需求曲线的斜率、而且取决于企业之间的相互反应，因此贸易政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具有更为复杂的内在机制。一般而言，自由贸易政策对于不完全竞争的产业不是社会最优的，适宜的贸易政策能够改进社会福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这两部力作的结尾处均指出的，新贸易理论和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未来研究方向，是引入真正的动态理论。我们在下文可以看到，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及一系列关于内生增长的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这一任务。
四、新增长理论
以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和李嘉图土地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为人们提供了一幅悲观的经济增长画面，新古典增长理论通过把资本、而非劳动置于理论的核心而提供了不同的增长图像。不过，由于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长期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于神赐之物——外生的技术进步。所谓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不外乎从经济本身寻找某种内在机制，使得资本收益递减不至于下降得太快。最简单的方式是直接放弃资本收益递减规律的假定，这正是AK模型的做法；不过，大部分内生增长模型则是围绕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的内在机制展开的，并以此克服资本收益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下降的趋势。
由于新思想的生产往往具有很大的固定成本和较小的边际成本，因此生产过程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知识积累或新思想的生产视为经济个体进行有意识投资的结果，那么就难以保留完全竞争的分析框架；反之，如果保留完全竞争的假定，则难以通过市场机制对知识积累提供补偿。在这一重要问题上，有两种基本的处理方式：一是将知识积累视为其它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即其它经济活动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效应），从而不需要对知识积累进行补偿；一是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把知识积累视为R&D投资的结果（垄断利润构成了对R&D投资的激励），从而在模型中明确引入创新和技术进步。这两种处理方式，分别是第一轮内生增长理论和第二轮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赫尔普曼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基本属于后者。赫尔普曼对新增长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和格罗斯曼合作完成的（从1990年开始合作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多数内容总结在《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一书中。现主要根据这部力作，简要介绍赫尔普曼等人关于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明确指出，《全球经济中的创新与增长》试图建立一种以内生创新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其中，创新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进行的有意识的R&D投资，创新带来的垄断利润是企业进行R&D投资的基本动机。在对经济增长事实和传统增长理论进行了概要的回顾后，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在第三、四章中提出了以产品种类增加（可以理解为新行业的开辟）和产品质量改进（可以理解为同种产品的升级换代）为创新表现形式的增长模型。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新产品独立于原来的产品；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新产品是旧产品的替代者，即新产品的出现意味着旧产品的过时。尽管存在这种不同，二者具有近似的结论：经济中的资源基数越大、R&D活动的生产率越高、人们越有耐心（贴现率越小）、社会对创新性产品的评价越高，则创新率和经济增长率就越高。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福利性质上：在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总是低于社会最优水平；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创新率和增长率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同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85）一样，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1991，第五章）也试图对重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传统理论和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进行融合。他们认为，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间存在的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事实上，资本积累之所以能够产生的真正原因，是技术创新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从而使得资本投资有利可图；技术创新不仅驱动了经济增长，而且驱动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
从第六章开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转向了开放经济情形，以七章的篇幅详细地分析了创新、贸易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首先研究了一个小国开放经济，其中创新发生在非贸易的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则以外生给定的世界价格进行国际贸易。他们发现，国际贸易对创新、从而对增长具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效应。由于贸易能够促进国外技术的传入，因此国际贸易的直接效应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创新和增长。同时，由于中间品部门（从事创新活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都需要人力资本投入，因此进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将发现贸易减少了最终产品部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从而能够降低研究部门的创新成本；在这种情形下，贸易的间接效应能够促进创新和增长。但在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家，由于从事出口的部门（最终产品部门）从研究部门拉走了人力资本，因此国际贸易将阻碍创新和增长。在第七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运用第三、四章中提出的增长模型，对两个均从事创新活动的大国经济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创新部门和高技术的制造业部门都密集地使用熟练劳动，因此人力资本富裕的国家将比原始劳动富裕国家具有更高的创新率和增长率；长期贸易模式由各国的相对要素禀赋决定。之所以得到这种类似于赫克歇尔-俄林命题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他们假设知识溢出是世界范围的。在第八章中，他们对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的情形进行了考察。他们发现，如果知识溢出是一国范围的，那么就存在“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即任何一个起步于较大知识存量的国家都将享有初始的创新优势、并能够在以后阶段一直保持这种优势。只有在如下两种情形中，才能打破“一旦落后，永远落后”的命题：一是落后国家远远大于它的贸易伙伴；二是落后国家的政府利用政策干预来促进本国的创新活动（这会出现“临时的政策能够产生永久性效应”的有趣情形）。
第九章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分别分析了四种影响机制：第一，国际贸易为技术转移提供了新的渠道；第二，国际竞争促使每个国家的企业追求世界范围的创新，从而减少了重复研究和资源浪费；第三，国际贸易扩大了企业面对的市场规模，这一方面增加了给定市场份额的销售额和利润量，另一方面使得企业不得不面对更多的竞争者；第四，不相似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会引起国内资源在研究部门和生产部门、以及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从而对贸易模式、创新和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一般而言，一国通过参与国际贸易能够促进其创新和经济增长，但也存在贸易损害经济增长的情形。例如，当知识溢出局限于一国范围且各国在规模上存在差别时，国际贸易将降低小国的创新和增长；研究生产率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加入国际竞争后，其创新和增长速度都会下降；贸易将使得非熟练劳动充裕的国家集中于传统产业的生产，从而减少其创新率和增长率等等。在第十章中，他们就各类政策对长期创新率和增长率的影响、以及政策的国际传导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当各国运用适宜的政策工具促进该国的创新和增长时，它们一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但通常以损害贸易伙伴的创新和增长为代价。
在第十一和十二章中，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针对南北贸易情形，分别在“技术模仿”和“产品周期”的题目下考察了南方的模仿对创新和增长的影响；其中，对前者的分析采用了产品种类增加模型的框架、对后者的分析则采用了产品质量改进模型的框架。与前面的结论不同，在南北贸易和南方模仿的情形下，这两种模型对创新和增长具有非常不同的影响。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研究结论，非常不同于人们通常的直觉：南方的模仿很可能促进北方的创新和增长。南方的模仿对北方的创新激励有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直接的负效应（即南方的模仿减少了北方创新者的垄断期间和预期垄断利润），一是间接的正效应（模仿减少了北方企业的竞争者数量并为幸存者释放出更多的资源，因而幸存的北方垄断者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生产更多的产出）。一般而言，在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中，正效应将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南方的模仿能够提高北方国家的创新和增长。但在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中，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低，那么正效应将占主导地位；反之，如果南方模仿者的效率较高，那么负效应就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总之，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通过提出产品种类增加和产品质量改进的两类内生增长模型，大大方便了人们对有意识的创新、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观点和结论。不过，他们提出的新增长理论具有不同于其他新增长理论的显著特点：其一，它侧重于开放经济情形，着重分析国际贸易、创新和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的产品种类增加模型和产品质量改进模型不过是为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工具；因此，与其说他们试图提出一种新增长理论，不如说他们提出了一种对新贸易理论进行动态化处理的方法。其二，赫尔普曼和格罗斯曼使用的方法与多数增长经济学家也有所不同，他们更多地采用国际贸易、微观经济和产业组织理论惯用的数学工具和几何图形；就我个人感触，这些方法虽然简单，但远不如罗默等人采用的、类似于索洛总量生产函数的宏观分析方法精练优美和计量检验的方便。
参考文献
1．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或以学生为本。2．新的课程体系涵盖：（幼儿）教育、（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3．新课程改革要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评价不仅要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而且要发现和发展学生（多方面的潜能），了解学生（发展中的需求），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促进学生在原有水平上的发展。4．新课程提出的三维教学目标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价值观）5．新理念下的课程评价要改变（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或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6．《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通知》中指出，建立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评价体系主要包括（基础性发展目标）和（学科学习目标）两个方面。7．《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大力推进信息技术的应用，逐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
8、面对新课程改革，需要尽快建立（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机制，探索一条新的教师专业发展之路。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性文件，是课程建设、课程设置、课程标准、教材编制、课程管理、课程评价的依据和基础。10．本次课程改革的显著特征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教师的教学方式的转变。11．课程改革提出了培养学生的四种能力是：搜集和处理信息能力、获取新知识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交流合作能力。12．评价的五个功能是：反馈调节功能、展示激励功能、反思总结功能、记录成长功能、积极导向功能。13．教学过程管理包括：备课、上课、作业、辅导、考核等教学基本环节的常规管理工作。14．新课程所倡导的评价理念是：发展性评价观。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体系包括：书面性评价、过程性评价、表现性评价。15．本次课改的重点之一就是转变学习方式，提倡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
* 党的教育方针：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六个改变
1．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和过程。2．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3．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4．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第1页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能力。5．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6．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 关于我国的政治制度
1.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3.我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
生存工资论是由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魁奈·杜阁尔提出, 并由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全面论述的理论。生存工资论认为, 工资水平与人口变化相互影响促成自然工资水平的存在, 劳动力工资水平围绕自然工资上下波动。工资水平超过自然工资, 刺激人口增长, 工资回到自然工资水平。工资水平低于自然工资, 人口减少, 工资回到自然工资水平。
1.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 在“论劳动工资”这一章中讲到“雇主虽常居于有利地位, 但劳动工资有一定的标准, 在相当长的期间内, 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 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①“在某些情况, 有时也使劳动者立于有利地位, 能够得到大大超过上述工资的工资。很明显, 上述工资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①“什么时候, 要是劳动报酬不够鼓励人口增殖, 劳动者的缺乏不久就会抬高劳动的报酬。什么时候, 要是劳动报酬过分鼓励人口增殖, 劳动者的过多不久就使劳动的报酬减到其应有的程度。在前一场合, 市场上的劳动供给, 如此不足, 在后一场合, 市场上的劳动供给, 又如此过剩, 结果都迫使劳动价格, 不久又回到社会所需要有的适当程度。”①。可以看出, 他要描述的自然工资, 并不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
同时, 亚当·斯密也指出, “使劳动工资增高的, 不是庞大的现有国民财富, 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因此最高的劳动工资不在最富的国家出现, 而却在最繁荣, 即最快变得富裕的国家出现。”①因此, 资本增加的速度决定工资水平的高低。
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 忽视了一个问题。当工资超过自然工资时, 会促使人口增加, 但此时由增加的人口到成为劳动力需要很长的时间, 不会在短时间内对劳动力的供给造成影响。
2.大卫·李嘉图的工资理论
大卫·李嘉图在《经济学及税赋之原理》的工资论中, 认为自然工资受劳动者维持自身及负担家人所需的食品必需品和习惯享乐品决定, 而非货币的多少。他在“工资论”中是这样讲的:“劳动者维持一身维系一家, 以保持族类的力量如何, 非决定于他们在工资名义下获得多少货币, 乃取决于此额货币能够购买多少食品必需品和习惯享乐品。”②他还认为“社会进步, 劳动自然价格, 常有腾贵趋势。支配劳动自然价格的, 是几种主要商品。在这几种商品中, 有一种商品, 有因生产困难加大而腾贵之趋势。但因农业改良或输入食品的新市场发现, 必需品涨价的趋势, 得暂时抵消, 甚至, 使必需品价格跌落。因之, 劳动自然价格, 亦会发生相应的结果。”②据此可以推断, 他认为, 支配自然工资的是几种主要商品, 自然工资的高低跟这几种主要商品的相互价格有关, 并没有认为这几种主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是会变化的。
关于资本增加与工资的关系, 他认为, “人口二十五年增加一倍, 一国资本总额, 也许不要二十五年, 就可增加一倍。在这场合, 劳动需要的增加, 较速于劳动供给的增加, 工资常有腾贵的趋势。”②“以文化先进国之技艺知识, 输入新殖民地, 其地资本的增加, 往往会较速于人口的增加。若不能由人口稠密国移入劳动者, 劳动价格将大涨。此后, 人口愈稠密, 劣等土地愈有耕作必要, 资本增加的趋势, 亦愈减退。现人口的欲望满足以后, 社会上究能有若干剩余的生产物, 那须看生产的便利程度如何, 生产上所须雇佣的人数, 究曾减到什么程度。这时, 景况若佳, 生产力或仍可较大于生殖力。但可惜这种情形, 不能长此继续下去。土地量既有限, 质又不等, 把资本逐次加投下去, 生产率亦必递减下去。人口增殖力, 却不易变动。”⑦可以看出, 李嘉图认为:资本的增加对工资的高低有决定性的作用, 若资本增加的速度快于人口增加的速度, 工资将提高;而人口增殖力不变, 资本增速到一定程度后会减慢, 生产力会递减, 所以会出现人口压迫生活资料。对于人口压迫生活资料, 他给出了两条方法, 一为减少人口, 二为加速资本蓄积。
大卫·李嘉图的工资理论, 也忽视了一个问题。支配自然工资的商品种类和数量是会变化的, 也就是人们的必需品和习惯享乐品是会变化的, 特别是资本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较快增速时。
二、工资基金论综述
工资基金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全面描述了工资基金论。穆勒认为, “工资主要是由对于劳动的需求和供给所决定的, 或者, 正像人们所经常表述的那样, 是由人口与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所决定的。这里所谓的人口, 仅指劳工阶级的人数, 或者更确切地讲, 是指雇佣劳动者的人数;这里所谓的资本, 仅指流动资本, 而且并非指全部流动资本, 而是指直接用于购买劳动的那部分流动资本。”③他还认为, 除非资本本身 (用于支付劳工的各种资金的总量) 相对于愿意接受雇佣的劳工的人数有所增加或者减少, 否则, 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永久性地改变一般的工资水平。因此, 这与资本增加的速度决定工资水平的高低的含义大同小异。
穆勒还认为, “当已经习惯于改善了的舒适生活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以后, 新的一代人在生育方面的习惯是在一种较高的最低生活水准上形成的, 同时, 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善具有了永久性。”③当工资持续较长时期较高时, 劳动者的生活将永久性地习惯于较高的生活水准。他以法国的例子说明了生活水准永久性地提高后并不会带来人口增长, “关于这种情况, 最典型的实例莫过于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顷刻之间, 绝大多数法国人的生活由悲惨的境地上升到了自立并且相对舒适的水平;而其直接的后果是, 尽管处于遭受战争破坏的时期, 但人口仍然实现了空前的高速的增长。部分原因是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使更多的儿童长大成人, 否则, 他们早已夭折;部分原因是由于出生的人数有所增多。然而, 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生活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 尽管法国当时处于空前繁荣的状态, 但是法国每年的出生人数几乎没有变动, 而且人口的增长也极为缓慢。”③
穆勒的工资理论中, 有两点可以借鉴, 一工资基金相对于劳动者人数的增减决定工资水平的变化;二劳动者生活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种类和数量是会变化的, 并且在永久性地改善后, 难以降低。
三、古典工资理论视角下自然工资新析
从生存工资论和工资基金论可以看出, 资本的增加速度对工资的高低有决定性的作用, 自然工资仍然存在, 自然工资不是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自然工资由劳动者生活的必需品和习惯品决定, 而必需品和习惯品由经济发展水平和习俗决定, 并且其数量和范围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不断变化。自然工资的永久性改善需要很长的时间, 并且永久性地改善后, 难以降低。本文认为, 自然工资水平的演进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人口压迫生活资料, 促使分工和科技的缓慢发展, 资本增加速度小于人口增加速度。人口缓慢增长。自然工资所对应的必需品和习惯品范围较小。
第二阶段, 资本累积到一定程度后, 分工和科技较快发展, 资本增加速度大于人口增加速度, 拉动工资增长, 工资增长促使人口增长。但人口从出生到能够成为劳动力需要较长的时间。这段时间较高的工资就会使劳动者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永久性地变大, 变多了的必需品和习惯品就会使自然工资发生变化。等到前期增加的人口加入到劳动力队伍, 又会出现人口压迫生活资料, 这时人们整体上不会放低生活标准, 而会焕发出勤劳和创新精神, 推动新一轮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会抑制人口增长。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很长, 如果采取控制人口的措施, 经济发展能够更快地过渡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 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伴随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 会不断改变劳动者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和数量, 而且人们能容易地掌控生育。这时科技的发展和资本的增长, 会拉动工资的增长, 但工资的增长不会促使人口的增长。一方面, 人们的必需品和习惯品的范围不断增大, 能够抚养小孩的剩余收入仍然没有大幅增加;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必需品和习惯品跟时间有关, 抚养小孩的时间成本大幅增加, 抚养小孩能够带来的快乐和享受, 是以失去一些快乐和享受为代价的, 人口增长的速度非常小。
注释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郭大力, 王亚南,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2.
2大卫.李嘉图.经济学及税赋之原理[M].郭大力, 王亚南, 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孙绵涛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孙绵涛教授撰写的国家级规划教材《教育管理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作者积二十多年教育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之所得而撰写的一部教材式专著，对教育管理学的理论范畴与理论逻辑进行了新的探索。
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建设来说，该书的理论范畴和逻辑有助于提升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品位，改善教育管理学的知识状况，改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形象。在一般人眼里，教育管理学仍然是一个没有多少理论的“小儿科”，缺少自己独特的话语体系。该书力图改变这一认识，以一种独特的理论视角探讨了教育管理活动、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管理机制、教育管理观念和教育管理中的人性这样一些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改革中的重要问题，从而夯实了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理论基础，创新了教育管理学的知识体系，改变了教育管理学没有多少理论、缺乏自己独有的理论范畴和逻辑的现象，提升了教育管理学的学科地位，使教育管理学的形象得到了改观。
从教育管理改革来说，书中所创立的理论范畴及其逻辑有助于厘清教育管理改革的思路。从总的方面来说，教育管理改革就是要改革教育管理活动、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管理机制和教育管理观念，而所有这些改革都要以教育管理中的人性为基础。从具体方面来说，对教育管理活动、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管理机制和教育管理观念的改革，也可以按照这些范畴的组成要素所体现的逻辑关系来进行。如改革教育体制，可以改革教育体制的两个组成要素即教育机构和教育规范，也可以改革教育体制和两个子体制即学校教育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教育机制，可以改革教育的层次机制、教育的形式机制和教育的功能机制等。
《学研合作创新：理论、实践与政策》
定价：39.00元
作者：孙福全 等著
出版社：科技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ISBN：9787502375379
为了进一步促进产学研的紧密结合，加快技术创新体系建设，财政部与科技部、教育部组成联合课题组，对促进我国产学研结合的相关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在客观评价我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借鉴国外产学研合作创新的成功经验，从公共财政和公共科技的角度，提出促进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的政策建议，为政府部门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本书就是课题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研究
定价：45.00元
作者：张烨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ISBN：9787010111575
从总体上来说，本书是一部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整体反思的论著。这种整体反思始终贯穿着对于“精英”和“大众”两种既相互冲突又不断调和的教育变革价值观念在中国的具体体现而展开。本书力图体现论与史的结合，紧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和其中若隐若现的“大众化走向”之间的关系展开，并以60多年来中国高等教育不同发展阶段的典型变革事件及其典型高校组织进行仔细分析，以此来勾勒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脉络。
《现代性与大学——社会转型期中国大学制度的变迁》
定价：37.00元
作者：朴雪涛 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1月
ISBN：9787010110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