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判决书

行政诉讼判决书（精选8篇）

行政诉讼判决书 篇1

（2002）慈行初字第40号

原告慈吉中学，住所慈溪市浒山街道新城大道南段。

法定代表人徐娣珍，慈吉教育集团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施可群，浙江慈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慈溪市卫生局，住所慈溪市浒山街道南二环东路1411号。

法定代表人俞白桦，局长。

委托代理人郑国军，浙江上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沈际伟，浙江凡心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慈吉中学不服被告慈溪市卫生局2002年10月21日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于2002年11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同月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12月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慈吉中学的法定代表人徐娣珍及其委托代理人施可群，被告慈溪市卫生局的委托代理人郑国军、沈际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2年10月21日，被告慈溪市卫生局以原告慈吉中学食堂在2002年7月15日中餐供应了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白斩鸡，造成41人食物中毒为由，作出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对原告慈吉中学处以罚款10 000元。

原告慈吉中学诉称，由浙江省六厅委主办，原告承办的“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天航空模型锦标赛在原告校园举行。2002年7月15日，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代表队陆续抵达。当日中午、晚上在原告食堂就餐的运动员分别超过500人和700人，另外还有300多位教职员工和锦标赛组委会及后勤人员等。由于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当日，本市气温达到了历年来的最高点，炎热致人中暑、腹泻等情况也常有出现，加之饮食不当，参加该次锦标赛的东阳、义乌二支代表队中共计28人于次日凌晨，不同程度地出现腹泻症状。这些人即至慈溪市人民医院就诊，但由于医院就诊病人甚多，导致部分人难以得到及时治疗，故前述二支代表队中有教师向“110”报警，以致警方介入并进行了必要的调查。经警方查明，腹泻病人绝大部分就餐于原告食堂，除了食用原告食堂供应的鸡肉等菜外，还于晚餐后，食用了桃、瓜、冷饮和乡巴佬鸡腿等零食。但该次因多种因素造成特定对象的腹泻，却被被告定性为“41人食物中毒”事件，并于2002年7月16日专报省政府。后在未确诊致病原因的情况下，于2002年10月21日对原告作出罚款10 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原告认为，被告在证据尚未取得的情况下即在上报的信息中将该起事件定性为“食物中毒”事件，以后又未将食物检验结果告知原告，剥夺了原告申请复检的权利，这既违反了法定程序，又属事实依据不足，请求撤销被告作出的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

1、慈溪市公安局民警对蔡俊琳、厉粲、厉雪林、朱国文、王峰、王冠、朱跃望、翁望江、王登第、李

通、王鲜艳、包健彪、朱浩、张庆丰、许炎杰等人的询问笔录，证明腹泻人员发病前的饮食情况。

2、2002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名单，证明参加锦标赛的人数。

3、关于慈吉杯航空航模锦标赛中部分师生腹泻事件的情况汇报，证明部分腹泻人员饮食复杂，原告要

求被告对该起事件慎重处理。

4、关于要求对慈吉杯航模锦标赛中部分师生腹泻事件进一步调查的报告，证明原告向被告反映腹泻人

员的致病原因有多种，要求被告进行必要的调查分析。

5、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秩序册，证明参赛队员、举办单位及后勤情况。

6、对龚狄伟、陈寿甫的调查笔录，证明原告食堂2002年7月15日中餐供应鸡肉的数量在600份以上，及当天中午原告食堂工作人员对供应的食物留样，被告的工作人员于次日对原告留样食物进行采样的经过。

7、慈溪市人民医院门诊处方复印件共10页，26份，证明腹泻人员均没有使用退热药物；就诊用药的人数没有被告所认定的那么多。

8、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对原告进行处罚的事实。

被告慈溪市卫生局辩称，2002年7月16日凌晨，被告接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关于慈吉中学发生疑似食物

中毒报告后，即指派工作人员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对有关病人开展个案调查，随后对原告食堂进行卫生学调

查，并采集原告食堂中、晚餐留样食品8份送实验室检验。调查表明，2002年7月16日0时30分至同

日15时30分止，参加原告承办的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的600余人中，共有41人发

病。该41人均于2002年7月15日12时至14时在原告食堂进餐，都食用了原告食堂供应的白斩鸡。病

人的症状以腹痛、腹泻为主，部分伴有恶心、呕吐、发热，具有细菌性食物中毒的特征。而原告食堂2002

年7月15日中餐供应的白斩鸡，在上午10时30分左右由厨师斩好后，长时间放在无任何降温设备的售

菜间内，且斩鸡块的刀具、砧板生熟未分，易使细菌繁殖，又存在着严重的交叉污染。实验室检验结果在原告留样的白斩鸡中检出沙门氏菌。根据调查分析及实验室检验结果，被告按照《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

术处理总则》第4.1.5条要求，请宁波市卫生监督所三名食品卫生副主任医师组成专家组，对该起腹泻事

件进行评定。专家组认定，该起腹泻事件系食用原告于2002年7月15日12时至14时供应的，受沙门氏

菌污染的白斩鸡而引起的食物中毒。在此基础上，被告对原告的食物中毒事件进行立案查处，于2002年

10月9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原告查明的事实、依据的法律法规和拟给予的处罚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并对原告的申辩作出书面答复。然后于2002年10月21日作出了慈卫食罚字（2002）年

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被告认为，被告依据《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向上级机关报告原告单位发生

食物中毒事故是其业务行为；对食物中毒事故进行的调查取证、采样检验等符合《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

术处理总则》、《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依据《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对微生

物检验结果不做复检并不违法。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法庭提供了下列证据：

1、个案调查表41份，证实该41名病人所表现的症状符合食物中毒的病理学理论。

2、对朱志刚、方文伟、陶夏东的询问笔录，证实2002年7月15日，义乌市城西镇东河初中、义乌市

柳青初中、温岭市新河镇中学三个代表队因没有在原告食堂食用中餐而没有发病的事实。

3、对王峰的询问笔录，证实王峰、朱跃望、翁望江三人在原告食堂食用中餐未食用晚餐仍然发病的事

实。

4、对陈寿甫的询问笔录，证明原告食堂人员违反卫生操作的规程，刀具、砧板生熟未分。

5、慈溪市卫生防疫站（慈卫防）检字第200201207号检验报告书及采样记录、检验报告单，证明被告

采样程序合法，通过实验室检验，在原告留样的白斩鸡中检出了沙门氏菌的事实。

6、慈溪市卫生局慈卫发（2002）60号、61号文件，慈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慈疾函（2002）01号文

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计量认证合格证，吴建根、岑迪、陆书君的任职资格证书，证明被

告主体及其内部检验人员主体适格。

7、发病曲线图，证明病人发病的情况符合食物中毒的特征。

8、关于慈溪市慈吉中学发生一起沙门氏菌食物中毒鉴定意见书，证明食品卫生专家认为，该起食物中

毒是食用了原告2002年7月15日中餐供应的白斩鸡所致的沙门氏菌食物中毒。

9、周乃根、蔡海珊、邱维丰的任职资格证书，证明上述三位食品卫生专家具有食物中毒鉴定的资格。

10、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GB14938-9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行政

处罚办法，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原则

（WS/13-1996），证明被告诊断、取证、处罚等符合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

11、案件受理记录，证明被告得知慈溪市人民医院有人食物中毒，即依法进行处理的事实。

12、立案报告，案件调查终结报告，合议记录，卫生行政处罚审批表，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申辩书与

回复各一份，证明被告作出的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合法。

13、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证明被告根据查明的事实，依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对原告作出处罚决定。

法庭审查时，原告慈吉中学的委托代理人对被告慈溪市卫生局所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意见：证据1个案调查表中有些涂改、修改的地方，未经被调查人的按指印或签字认可；编号为12、19、22、30、31的个案调查表被调查人没有签字；还有编号为1、2、3、7、9、13、16、17、18、19、21、22、26、29、30、31、32、36、34、39等20份个案调查表表明被告的同一工作人员在同一时间对不同的腹

泻人员进行调查，说明被告在调查取证的程序上是违法的；按照规章的规定，个案调查表应当反映腹泻病

人在48小时以前特殊情况下应当是提前至72小时的进食情况，除了个别有所反映外，基本上没有反映；

个案调查表明确载明临床诊断是食物中毒，但没有提供客观诊断依据；记载的用药情况比如输液等也没有

提供有关用药凭据及其他证据。所以，以上个案调查表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不符合被告的主管部门卫生部等相关部门对被告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所作的规范，不能作为认定相关事实的依据。

证据2的三份调查笔录不具有代表性，原告食堂进餐的有700多人，而被告仅调查了三人，不足以证明进餐与腹泻之间的因果关系。

证据3有修改的地方没有按规定经被调查人的按指印或签字认可。王峰的晚餐不在慈吉中学吃，应反映晚餐的情况，抽象地推定中餐与腹泻之间的关系，而否认晚餐与腹泻之间的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证据4不能推定原告食堂的鸡肉都是在生熟未分的情况下进行斩块的。

证据5从程序上违反了5日内出具的规定；检验报告书没有反映检验的整个过程或环节；采样操作违反了《浙江省食品卫生采样检验工作规程》的要求，存在交叉污染的可能，因此该检验报告是无效的。证据7并不是食物中毒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证据8没有加盖鉴定部门的印章，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的要求，不能作为认定本案的有效证据。证据9周乃根等三人供职于什么单位，他们的资格证书现在是否有效均无证据证明。

证据11是被告方的主观判断，并不能代表客观事实。

证据12是被告方的主观评价，缺乏必要的客观证据予以证明。

证据13由于行政处罚决定书所依据的事实，即中餐供应了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白斩鸡这一事实，被告未提供证据，因此该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是不清楚的，据此所作出的罚款也是不恰当的。对证据6、10没有意见。

针对原告方的质证意见，被告方提出如下反驳意见：

证据1个案调查表中记载的只是调查开始的时间，没有写明结束的时间，不能据此认定被告在调查取证的程序上是违法的；个案调查表系原始证据，无须其他证据印证。

证据5的检验报告单是2002年7月21日出具的，而该天是星期天，故2002年7月22日出具检验报告书并不违法；法律没有规定检验报告书中必须反映检验的环节和过程，因此不必罗列；对原告食品采取的是留置采样，不同于随机采样，如有交叉污染，不可能只污染白斩鸡。

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提出如下意见：

证据1的调查笔录是由公安机关制作的，不是食物中毒的法定调查机关，且这些调查笔录不是为了解食物中毒过程制作的，因此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证据3纯粹是业务性的向上面报告的材料，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时没有引用该材料，因此不能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

证据4是原告向被告所作的请求，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已考虑了原告的要求。

证据6的证人是原告单位的食堂职工，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其证言不能采信；其所反映的食用白斩鸡人数及采样过程、时间不能否定2002年7月15日12时至14时，在原告食堂食用白斩鸡的41人发生食物中毒的事实。

证据7的26张处方不能证明就医人数为26个；病人没有用退热药品并不表明没有发热。

对证据2、5、8没有异议。

针对被告方的质证意见，原告方提出如下反驳意见：

证据1公安机关介入该起事件的前提是合法的（有人报警），被告未提供证据证明卫生事件中公安机关没有资格取证。证据6法律没有规定有利害关系的人不能作证。证据7被告没有提供反证材料来证明真正发病的人数。

经庭审质证，本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1与本案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所认定的事实无直接关系；证据3、4是原告向市领导和被告反映情况的报告，与本案无直接关系；证据7只能证明这些人使用过治疗腹泻的药物，但不能证明腹泻的原因及确切人数，上述证据本院不予采纳。证据2、5能证明参加浙江省青少年航天航空模型锦标赛的人员情况；证据6能证明原告食堂2002年7月15日中餐供应白斩鸡的数量及被告对原告留样食物采样情况，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证据6中龚狄伟所作的刀具、砧板生熟分开的证言本院不予确认。

被告提供的证据2只调查了3个人，不具代表性，该证据与证据3不足以证明在原告食堂食用中餐与腹泻之间的因果关系；证据7只能证明发病时间与病人在原告食堂进食中餐时间的关系，但不足以证明病人的腹泻确系在原告食堂进食中餐食物引起；证据8被告在作出处罚决定时未引用，不能证明被告在作出处罚前，三名食品卫生副主任医师对该起腹泻事件进行过评定；证据9与本案无关，上述证据本院不予确认。证据4证明原告食堂人员违反卫生操作规程，刀具、砧板生熟未分的事实；证据6证明被告主体合法；证据11证明被告接到慈溪市人民医院有人食物中毒的报告，即进行处理的事实；证据12可以证明被告对腹泻事件立案处理的过程；证据13（即原告提供证据8）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处罚的事实，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中的编号为12、19、22、30、31的个案调查表未经被调查人签字，其余个案调查表在调查时间的填写等方面存在瑕疵，只能证明被告对腹泻病人进行调查及病人所具有的症状，但该证据因缺乏其他证据印证，不能证明腹泻病人症状发生的真正原因。证据5中的采样记录与原告提供的证据6相印证，可以证明被告对原告留样食物采样的方式，本院予以确认；而检验报告书虽未经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负责人签发并加盖公章，但其所附的对白斩鸡等样品的检验报告单，可以证明被告对从原告处提取的食品进行检验，并在白斩鸡中检出沙门氏菌的事实。但检验报告单尚不足以证明腹泻病人所食用白斩鸡中是否含有沙门氏菌。

根据上述据以采信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事实： 2002年7月16日凌晨，被告接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关于慈吉中学发生疑似食物中毒报告后，即指派工作人员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对病人进行调查，并从原告食堂采集2002年7月15 日中、晚餐留样食品8份送实验室检验，但未采集病人的呕吐物、大便或血液，也未对同食人员的发病情况进行调查。经调查，参加原告承办的慈吉杯浙江省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的有600余人；在慈溪市人民医院就诊的41名参赛人员均有腹泻、腹痛症状，部分病人还有呕吐和轻度发

热现象；这41人均于2002年7月15日中午在原告食堂进餐，都食用了原告食堂供应的白斩鸡；部分病人还于晚餐后食用过桃子、西瓜、冷饮等零食；而原告食堂又存在切菜的刀具、砧板生熟未分现象。实验室对送检的食品进行了检验，在白斩鸡中检出沙门氏菌。但未将检验结果告知原告。2002年7月22日，被告决定对原告的该起腹泻事件进行立案查处。根据上述调查、检验，在流行病学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在2002年7月15日供应了受沙门氏菌污染的白斩鸡，造成41人食物中毒。于2002年10月9日向原告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拟给予罚款10 000元的处罚及享有的陈述申辩权。2002年10月13日，原告以被告查明的事实缺乏依据为由，向被告申辩。2002年10月20 日，被告对原告的申辩作出书面答复。然后于2002年10月21日作出了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本院认为，被告在接到慈溪市人民医院关于慈吉中学发生疑似食物中毒报告后，按照《食物中毒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向本市人民政府和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紧急报告并不违法。被告在2002年7月21日出具检验报告单，未超过《食品卫生监督程序》规定的时间，之后虽未将检验结果告知原告，但原告也未主动向被告查询。而被告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未按照《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原则》和《食品卫生监督程序》的要求，收集同餐人员发病情况等证据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也未采集腹泻病人的呕吐物、血、便等进行检验。在未确认病人腹泻的真正原因和污染食品的情况下，仅凭病人有类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和留样食物中检出沙门氏菌来推断病人的病因，从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被告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了《关于慈溪市慈吉中学发生一起沙门氏菌食物中毒鉴定意见书》，但被告在作出处罚时未引用该证据，故对被告所主张的，其在作出行政处罚前按照《食物中毒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第4.1.5条要求，请宁波市卫生监督所三名食品卫生副主任医师组成专家组，对该起腹泻事件进行过评定的事实本院不予采信。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之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慈溪市卫生局2002年10月21日慈卫食罚字（2002）年第（018）号行政处罚决定。本案诉讼费80元，由被告慈溪市卫生局承担，交纳本院。

行政诉讼判决书 篇2

2015 年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第73 条规定,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 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即在原有的六种判决类型[1]基础上, 增加了一般给付判决这一判决形式。这意味着我国给付行政发展到了历史新阶段, 为行政诉讼相对人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救济。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但这一规定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 在现行法背景下如何理解一般给付判决? 再者, 许多学者在讨论一般给付判决增加时, 总会不由自主地将一般给付判决和给付诉讼划上等号, 将其推导为我国给付判决诉讼的建立。那么, 一般给付判决与给付诉讼能否直接等同? 此外, 由于立法的粗陋, 我国一般给付判决客体仅包含积极给付中的财产性给付, 忽视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消极给付, 不利于公民的权利在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时得以全面救济。为加强对公民权益的保障, 立法上应适当扩大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二、一般给付判决之概述

( 一) 一般给付判决的概念

博登海默如是说: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 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2]因此, 明确一般给付判决的概念, 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一般给付判决和给付诉讼的关系, 准确地界定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广义的给付判决, 包括一般给付判决和课予义务判决。一般给付判决, 是指法院通过审理, 查明行政机关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 判令其向行政相对人为一定财产性给付或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非财产性给付的判决。课予义务判决是德国法上的概念, 是指法院判令行政机关向原告作出原来拒绝作出或未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两者均以实现相对人公法上请求权为目的, 区别在于给付的客体范围不同。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给付, 包括财产性给付和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非财产性给付。而课予义务判决的对象为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权的行使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 该判决的作出仅针对行政机关应为具体行政行为却怠于作为或拒绝作为的情形。[3]简言之, 如果行政相对人请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作出某一事实行为或给付财产性利益, 这属于一般给付判决客体的范畴;若是请求行政机关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 则属于课予义务判决的客体范围。譬如, 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甲支付抚恤金的判决为一般给付判决, 而要求行政机关授予行政相对人乙开办医院的行政许可的判决则为课予义务判决。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扩大了相对人的权益保障范围, 弥补课以义务判决的救济空白。可以说, 一般给付判决对课予义务判决具有补充作用。[4]

( 二) 一般给付判决的立法背景

一般给付判决的产生是我国给付行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德国公法学者福斯多夫在《当代服务主体的行政》中提出, 生存照顾乃现代行政之任务。[5]许多国家逐渐在立法上承认公民获得国家的给付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行政机关如果拒绝违法拒绝给付或怠于给付, 与违法的干预行政一样会侵犯公民的权益, 公民对此类违法行为有权寻求救济。[6]向公民提供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是我国政府一项重要的职责。如果公民依法应当享受社会保障, 而行政机关没有提供, 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行政机关给付相应的待遇。[7]随着类似案件的增多, 审判实践亟待立法上增设相应的判决形式。一般给付判决因此应运而生。

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其一, 弥补了我国判决种类的不足, 有利于对公民权利进行全面保障。一般而言, 法院在行政诉讼审判过程中, 要根据诉的种类作出相应的判决。倘若缺乏相应的判决形式, 法院在面临此类行政侵权行为时便难以下判。即便想给予行政相对人及时的救济, 也苦于没有法定救济形式而无能为力。[8]随着我国从管制行政走向福利行政, 要求政府给付一定财产性利益、作为和不作为的案件层出不穷。而增设一般给付判决, 能够使这类纠纷得以解决。其二, 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客观上节约司法资源。作出一般给付判决的案件通常与财产性给付有关, 行政赔偿纠纷案件更是如此。在过去, 法院先将行政纠纷中的行政行为确认违法, 相对人再申请行政赔偿, 最后再通过行政赔偿案件的执行加以给付。这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 不利于及时救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9]而通过设置一般给付判决能够直接达到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给付一定财产性利益和行为的目的, 满足诉讼经济的要求。

三、一般给付判决与给付诉讼之争论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我国并未对行政诉讼进行分类, 仅粗略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判决形式及其适用条件。然而, 一些学者[10]认为,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不同的行政诉讼判决, 标志着我国已将行政诉讼类型化。因此, 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 可推导为给付诉讼的建立。那这一观点是否合理呢? 在探讨之前, 首先需要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有初步了解。

给付诉讼是行政诉讼的类型之一。台湾学者蔡志方所认为的行政诉讼类型, 是指习惯上仍遵循一定之方式、形式或类型, 原告始得就其所受侵害, 请求行政法院提供救济, 而行政法院亦仅能就法定之诉讼种类所相应得以救济之方法为裁判。此种诉讼方式或裁判形态之格式化, 谓之“行政诉讼之种类”。[11]对原告来说, 行政诉讼类型是由原告被法律保护的权益决定的, 什么样的权利及谁的权利受保护, 相应地就可以提起与之相匹配的诉讼; 对被告来说, 诉讼类型是由行政行为的种类及通过诉讼而设立的监督手段的种类决定的, 前者如行政处罚案件、行政许可案件等, 后者如撤销之诉、履行之诉等; 对法院来说, 诉讼类型又是与其判决的类型相对应的。[12]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 行政诉讼被划分为不同类型。例如, 德国《行政法院法》将行政诉讼的诉讼类型分为撤销之诉、义务之诉、一般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13]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第3 条规定: “前条所称之行政诉讼, 是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14]

将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视为给付诉讼的建立, 笔者实难苟同。行政诉讼类型与行政判决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即对某一类型的诉讼可能会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判决, 而同样形式的判决完全可能出现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譬如, 以广义上的行政给付诉讼为例, 它是相对人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要求行政主体作出某种给付的诉讼, 这种给付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为及金钱给付。在法院审查后, 如果支持原告的诉求, 则作出给付判决; 如果不予支持, 则会作出驳回判决。因此, 不能以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不同作为界定行政诉讼类型的标准, 而应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标准, 通过行政诉讼的类型化的实现得出最终的行政判决。此外, 上述推理方法也忽视了不同诉讼类型最根本的差异。不同的诉讼类型的起诉条件、审理规则、举证责任、适用范围和判决形式都存在区别。然而,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法院在作出不同判决的时候, 在起诉条件、审理程序等方面都适用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国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类型化的行政诉讼, 充其量只能说存在几种类型诉讼的萌芽。[15]行政诉讼类型的建立, 需要立法上对不同类型的起诉要件、审理规则、适用范围等方面加以明确区分, 并非对判决形式进行分类就得以构建。因此, 一般给付诉讼的增加不能视为一般给付诉讼的确立。

四、一般给付判决之应有范围

根据给付对象的不同, 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积极给付和消极给付。积极给付为法院判令被告为行政处分以外的某种积极给付。与之相反, 消极给付则为法院判令被告禁止作出某些对原告不利的行为, 甚至包括尚未作出的行为。目前, 在我国仅有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财产性给付纳入客体范围之列, 行政相对人在面临行政机关的其他侵害时便显得救济不足。因此, 我国立法上应当借鉴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 界定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加强对相对人权益的保障。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可归纳如下:

( 一) 积极给付

1. 财产性给付。财产性给付是一般给付判决最为常见的客体, 其对象主要包括金钱或具有交易价值之物。此类给付主要基于原告的财产性给付请求权。该请求权的产生原因主要包括: 一、法律规定。譬如, 我国《行政诉讼法》便规定了行政相对人享有的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社会保险待遇的财产性给付请求权。当然, 请求权不限于此, 社会弱者也可以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享有向政府请求给付救助的权利等。[16]二、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例如行政相对人请求行政机关退还多缴纳的税款。三、公法上无因管理。四、损失补偿。例如请求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五、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管理职责而与行政相对人所签订的权利义务协议。法院经过审查后, 发现行政机关因行政合同而负有给付报酬或违约金的义务, 则判决行政机关给付相应的财产。

2. 行政事实行为给付。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明确排除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因此, 行政事实行为给付成为此类判决非财产性给付的典型代表。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第8 条就将非财产性给付限定为“作出行政处分以外之其他非财产上之给付”。判决行政机关提供信息、准予原告听证、除去违法状态, 甚至生存照顾均属于此类给付的客体。将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纳入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是因为尽管行政行为是行政权行使最为常见的表现, 但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 事实行为已深入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 行政机关及时发布公共信息也成为公众知情权实现的必然要求。[17]

3. 规范颁布给付。规范颁布给付是指根据法院裁判, 规范制定者应当颁布或补充相应低于法律的规范。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通过考察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可以发现规范颁布基本被排除在一般给付判决客体范围之外。[18]“这一漏洞令人担忧, 因为公民和团体的权利不仅会由于个别决定被拒绝, 而且也越来越多地由于未颁布相应规范而受到侵害。特别是在基本权利保护领域内, 对一个为公民授益的规范颁布的停止行为, 常常相当于一种来自国家权力的侵害行为。”[19]我国目前仅有对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规定, 却没有赋予相对人规范颁布的给付请求权。从权利救济的完整性考虑,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应当考虑将规范颁布给付归入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 二) 消极给付

1. 停止作为给付。即法院判令行政机关禁止作出某种已经或正在进行的事实行为。其中, 最主要的事实行为是信息行为, 即声明、警告、评价或传播数据、发表一个报告或公布一份名单等。[20]在信息时代, 行政机关通常选择采取公共警告、信息披露等规则手段代替行政行为进行社会治理。诚然, 正确作出的信息行为无疑能够维护社会大众的权益, 但一旦行政机关所传递的信息失实, 将严重侵害使因信息遭受不利主体的权益, 故有必要赋予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停止作为的权利。例如,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某产品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该产品制造商认为该信息失实, 损害到其自身合法权益时,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行政机关不得再作出妨害其商誉的宣传行为。[21]此外, 停止作为的请求权也包括请求行政机关不为一定公害行为, 譬如军用机场附近的居民可请求空军指挥机关不要在特定的区域作低空飞行演练等。[22]

2. 预防性不作为给付。即法院命令行政机关禁止作出有侵害相对人权益可能的行政行为。[23]与停止作为给付不同的是, 其针对的对象是尚未作出的行政行为。这是基于某种担忧———一旦行政行为作出后, 撤销、确认违法判决等事后救济都难以及时发挥作用, 而有提前保护的必要。此类给付请求提出的前提是, 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足够具体显示出相当的威胁性。[24]为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理论及实务均承认预防性不作为给付的存在。[25]因预防性不作为给付是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前, 司法权便提前介入, 这可能对行政权的正常运转有损, 所以适用该判决时有一定的限制。例如, 适用的时间仅限于行政行为即将作出或已经作出即将进入执行的阶段; 适用的范围是一旦实施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的行为, 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 ( 如行政拘留) , 行政行为 ( 如行政机关批准建设的垃圾场将对周围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 和事实行为 ( 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即将发布的影响企业声誉的信息) 等。[26]可见, 预防性不作为给付是极其特殊的一种给付, 使公民在遭受行政权侵害之前及时消除不利影响。

五、结语

浅谈行政诉讼之维持判决评析 篇3

关键词：行政诉讼；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

行政诉讼维持判决是指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行政案件，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而予以维持的一种判决形式。此判决形式自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以来，学界就对其争论不断，特别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增加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以后，要求取消维持判决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认为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包含维持判决的功能，今后应扩大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范围，进而全面取代维持判决的适用。笔者认为维持判决虽然有其存在的作用，但也有许多问题，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优于维持判决的适用，维持判决这一判决形式应予废止。

一、我国目前行政诉讼维持判决的相关规定

我国行政诉讼维持判决最早出现在《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款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判决维持。”行政诉讼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审查对象，维持判决即意味着经过法院的审查，不仅驳回了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而且法院对该行为的合法性作了进一步肯定。

二、我国行政诉讼维持判決制度之评析

1.从司法权的性质来看，维持判决违背了判诉相一致的原则

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行使的是司法权，“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被动性的权力，司法权的行使遵循不告不理原则。”由司法权的性质所决定，判决要与原告的诉讼请求相衔接，判决是对诉讼请求的回应，判诉应当一致，而不能脱离或者超越诉的范围作出判决。任何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法院都不应主动去裁判，否则就超出了司法权的范围。

维持判决所针对的诉讼请求是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行为侵害其合法权益，请求撤销具体行政行为。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判决维持并非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这种判决方式违背了判诉相一致的原则和司法权被动性的特征。

2.从行政权的运行来看，维持判决影响了行政权的灵活性

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在被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确认违法、确认无效之前，应当视为具有法律效力，即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并不因被提起行政诉讼而中止或者终止。如果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人民法院作出“维持早已生效的合法行政行为”的判决，不具有实际的现实意义。

法院判决是司法权对行政行为具有既判力的判定。一旦法院判决维持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会给行政机关将来变更或废止该行政行为带来困难，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政机关根据条件的变化和行政管理的需要作出应变的灵活性。在此情况下，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既可以达到肯定该具体行政行为的目的，又可为行政机关变更或废止其行政行为留有余地。

3.从维持判决制度本身来看，司法实践中的维持判决被滥用了

在目前我们的司法实践中，维持判决的适用标准被人为地降低了，法院的审判容易受到行政权的干预。从而造成了法院对维持判决的适用中，合法性要求由最严标准变成了最宽标准。因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条件很容易被含糊表述，有时甚至因为法院怕得罪行政机关，对合法但不合理的具体行政行为，甚至明明有违法现象的行政行为，也作出了维持判决。

三、域外行政诉讼判决方式的相关规定

从现有资料来看，无论是与我国法律制度相似的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现行行政判决方式中均没有维持判决这一判决形式。域外行政诉讼的主要判决形式有：

普通法系国家行政判决的种类：美国司法审查的判决分两类：第一类上的判决。包括私法上的禁止令和确认判决，也包括公法上的特权令状，如提审是法定判决，由各行政机关设置法规定。第二类是普通法令、禁令和履行令等。英国的行政判决与其诉讼令状制度相关联。

由以上域外关于行政诉讼的一些规定可以看出，在与我国相似的日本以及欧洲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中，没有维持判决形式。在英美法系国家，更没有维持判决形式。在我国适用维持判决的情形在日本是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抗告诉讼中）。维持判决只是曾经出现在前苏联的行政程序法中，这或多或少是我国设立维持判决的因素之一。从比较法的角度而言，我国行政诉讼中维持判决虽然有其制度宣示功能，也并不能因此具有充分存在的价值。

四、对我国维持判决这一判决形式的建议

1.在理念上，革新行政诉讼价值观念

经过多年的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以及理论研究，行政诉讼“维护行政权行使”的价值倾向应当向行政诉讼“控制和监督行政权行使”、“保障社会公众合法权益”转变。当然，这个价值观的转变，并不仅仅是删除《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维护”两个字，更重要的是要让“行政权应受到限制和监督”、“行政权在于应服务社会公众”等观念深入中国社会的血液中。

2.在具体的制度上，以驳回诉讼请求逐步取代维持判决的适用

（1）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优于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把裁判的中心放在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只是意味着原告的主张不成立，而被告的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由于涉及合理性问题法院不便审查；还可能是因情势变化，行政行为作出的法律依据已不合法，法院不便妄加评论等。

（2）在司法实践中，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应逐步取代维持判决的适用。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应当逐步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代替维持判决的适用。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除社会影响较大的典型行政案件，法院可逐步减少维持判决的适用，增加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的适用；在《行政诉讼法》修改时，应彻底废止维持判决，在行政诉讼类型化的架构下，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将之完全取代。

这样做不仅符合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理，使得行政诉讼真正成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有效救济手段；而且提高了行政判决制度的运作效率，提高了我国司法权的权威；更为重要的是行政权应保障社会公众权益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张红菊，王庆伟，赵晖.2009至2011年省高院审理再审案件维持原判决的案件比例及成因分析[J].特区法坛，2012（4）：18-20.

[2]郑金玉.和解协议与生效判决关系之债法原理分析——兼论“吴梅案”的规则解释[J].比较法研究，2015（4）：97-114.

行政诉讼判决书 篇4

作者： 时间：2006-2-11 15:23:00 点击：

『背景』中国博士生招考第一案宣判

中国法院网讯 因未被厦门大学录取为博士生，林群英认为厦大在招生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于是将厦大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录取原告为该校的博士生。1月26日，福建省厦门

市思明人民法院对这起被媒体称为“中国博士生招考第一案”的案件作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林群英的诉讼请求。

2005年3月，原告林群英报名参加厦门大学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报考导师为廖教授。原告的初试单科成绩和总分成绩均超过被告划定的复试分数线。同年5月，林群英参加了厦大法学院组织的复试。原告在报考廖教授的学生中总成绩排名第三，在报考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研究方向的19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中最终成绩排名为最后一名，在进入复试的25位国际法专业考生中的最终成绩排名也是最后一名。2005年5月24日，厦大法学院网站公布了拟录取名单，原告未在廖教授名下录取名单之内。2005年6月6日，原告为此分别向厦大法学院和招生办提出异议。2005年6月10日，厦大研究生院对原告所提录取名单的异议作出的书面答复，说明因名额所限，故无法录取原告，并希望原告理解。

原告认为，厦大在招生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于是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厦门大学按公布确定的录取规则录取原告。

思明法院经审理认为，博士生招生权，性质上属于教育行政职权，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招生管理部门和招生单位按各自职责范围行使。被告厦门大学作为公立高等学校，其所享有的博士生招生权属于法律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一种行政权力。被告有权在考试阶段对不合格考生直接作出不予录取行为，有权在有关部门审核后录取考试合格的考生。本案中，由于原告的实际成绩排名是最后一名这一事实的存在，故未被被告录取。被告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符合择优录取和公平、公正原则。故法院对原告的诉求不予支持。（法院网 李辉东）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行 政 判 决 书

（2005）思行初字第80号

原告林群英，男，1979年4月24日出生，汉族，住厦门市长青路283号嘉华大厦1010室。委托代理人孙克愚，福建厦门秋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厦门大学，住所地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422号。法定代表人朱崇实，校长。

委托代理人朱福惠，厦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原告林群英不服被告厦门大学教育不予录取行为，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2005年8月4日受理后，于当月8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由审判员林伟斌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林美、王宇凡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林群英及其委托代理人孙克愚、被告委托代理人朱福惠到庭参加诉讼。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05）闽行延字第345号批复，批准本案延长审理期限三个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林群英诉称，其报名参加厦门大学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入学考试，所报导师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廖益新教授。原告于2005年3月经过初试，成绩为国际法73，国际经济法69，英语78，总分为220，并进入了复试。经过复试，原告复试成绩为70.8，最终成绩（初试＋复试）在报考廖益新教授的学生中总成绩排名第三。2005年5月24日，厦门大学法学院网站公布了录取名单，却无原告的名字，前两位是总成绩排名第一、第二的学生，第三位是报考曾华群教授的丁××。根据《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规定的精神，每位博导招生数不超过三名，原告初试和复试的成绩均符合规定的要求，原告应当被录取为廖益新名下的位列第三的博士研究生，而非被曾华群名下成绩排第五的丁××替代。被告的行为，实际上剥夺了原告被录取为博士生的资格，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原告认为，被告针对原告作出的招生行为和之后的一系列做法不具有合法性，其在招生过程中存在暗箱操作，滥用权力的违法行为，具体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违法挂靠。古祖雪是厦门大学法学院老师，并无博士生导师资格，其挂靠廖益新招收博士研究生，导致廖益新少了一个指标，只有两个指标，就只录取了前面两名，没能录取原告，该行为规避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选聘博士生指导教师工作的几点原则意见》规定的选聘博导的基本原则、基本程序以及博导的基本条件。

（二）违反行政程序公开的原则与规定，暗箱运作一个名额。复试之前，每位考生可以领到一份《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及调剂申请表》。根据这份材料，考生通过填写调剂表，在考生上线多的导师与考生上线少的导师间调剂。但是，法学院没有告知在调剂表上可以填上古祖雪的名字，只有丁××知道，对其他考生无公平可言。

（三）被告滥用招生行政权，庇护法学院违法及暗箱操作后的录取结果,维持一种非法状态。在原告提出质疑后，被告就招生名单做了调整，将廖益新的招生指标减为两名，曾华群增加到四名，利用自己掌握的行政审批手段，把不符合录取规则录取丁××的行为表面合法化，封堵原告的质疑，被告的行为明显属于滥用职权。故请求法院：

1、撤销被告作出的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录取名单；

2、判令被告按公布确定的录取规则录取原告。原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厦门大学报考2005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考试证》，用以证明原告的身份及所报考的导师、专业等有关内容。

2、厦门大学法学院公布的《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博士生录取名单》，用以证明导师廖益新和曾华群所录取考生的名单。

663 责任编辑

3、厦门大学法学院公布的《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博士生入学考试成绩表》，用以证明原告及其他考生的最终成绩及排名。

4、《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和《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申请表》，用以证明2005年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的录取规则和调剂办法。

5、原告向厦门大学各部门及领导提交的《关于2005年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录取名单的异议》，用以证明原告就法学院的录取名单与被告交涉并提出异议。

6、厦门大学研究生院于2005年6月10日对原告所提录取名单的异议的书面答复，用以证明厦门大学研究生院的答复内容。

7、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布的《2005年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法学专业拟录取名单》，用以证明厦门大学对法学院的录取名单作了调整。

8、《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用以证明2005年厦门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的录取规则和对博导招生数的要求。

9、《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博士招生目录》，用以证明博士招生的专业及导师姓名，并以此说明古祖雪没有博导资格。

10、厦门大学法学院公布的《2005年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办法》，用以证明2005年博士生入学考试复试的办法及项目，并以此说明对考生的全面测评、录取，除成绩外，不再有其他标准。

11、（2005）厦鹭证内字第03610号《公证书》，用以证明厦门大学法学院公布2005年博士生录取名单的时间。

被告厦门大学辩称，原告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报考了被告2005年的博士研究生，并于2005年3月19日和20日分别通过了英语、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初试，成绩分别为 78、73和 69分，总分为 220分。根据被告2005年划定的复试分数线，该生初试成绩合格。同年5月11日和12日，原告参加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组织的复试，复试成绩为70.8分。根据复试排名情况，因原告初试和复试总成绩排名本专业最后一名，故被告决定对原告不予录取。原告要求撤销由专家考核小组确定的2005年国际法专业博士生录取名单没有依据，要求录取原告的诉讼请求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被告博士研究生的复试录取在程序上是公正的。被告于2005年先后下发了《关于做好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工作的通知》和《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对于各学院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作出了具体的要求。原告不仅在报考本校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研究方向的19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中最终成绩排名为最后一名，就是在报考国际法专业4个研究方向25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中，他的最终成绩也是最末一名。故原告不但不能录取为其原先填报的导师廖益新教授指导下的国际法专业博士生，而且也不能被调剂录取为其他导师指导下的国际法专业博士生，这是学校“择优录取”的录取原则的具体体现。

（二）原告认为《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的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以下简称《调剂办法》）是法学院公布的2005年博士生招生的录取规则，这是错误的。《调剂办法》只是法学院具体就国际法专业博士点考生调剂录取的具体实施办法，并非脱离学校规定的博士生复试录取规则而另行制定的复试录取规则。法学院向参加复试的25位国际法专业的考生发出《调剂办法》，并附上空白的调剂申请表，目的就是征求25位考生的调剂意愿，而调剂申请表允许考生填报三个调剂志愿，就是为了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尽可能保证最终成绩排名位序在前的考生能够优先于排名位序在后的考生被录取。该《调剂办法》中所述的由“各指导教师从报考自己的考生中按总成绩（初试和复试成绩的综合）从高到低录取”一语，并非只限指原先报考时填报了某个导师的考生，还应该包括在征求考生调剂意愿时可能在调剂申请表中填报了该导师的其他考生。因此，丁××的录取并不存在挤占了廖益新教授的名额问题，而是符合择优选拔的原则。

（三）原告认为被告暗箱操作一个名额和古祖雪教授违法挂靠，存在程序违法问题，这一结论也存在误解。古祖雪不是博士生导师，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招收博士研究生，其只是参与协助其他博士生导师指导博士生的国际法专业教授。在2005年学校和法学院的招生专业目录导师名单中也没有古祖雪教授的名字，因此法学院不能也不会告知考生在调剂申请表中可以填报古祖雪教授，同样也不存在某个导师让一个招生指标给古教授来录取考生丁××的情况。法学院原同意以廖益新教授名义招收、实际却由古祖雪教授指导丁××的做法，学校招生办认为不妥，因此学校招生办要求法学院改正。法学院向招生办提出了改正意见，因曾华群教授有较多的科研项目且无行政职务，丁××就由曾华群教授录取，再由古祖雪教授协助指导，招生办也批复同意曾华群教授2005年可以带4名博士生。综上所述，被告对原告作出不予录取为博士生的决定是合法的，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供以下证据材料：

1、国际法专业25名初试考生复试后的总排名表。

2、国际法专业初试上线考生复试后按报考方向排名表。

3、法学院博士生招生简章。4、2005年法学院博士招生工作总结。

5、法学院的申请报告及招生办同意不录取林群英的批复。

6、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同意博导招生数超过3人的批复及《2005年厦门大学拟录取博士生超过3名的导师情况一览表》。

证据1-6，用以证明原告复试后总成绩的排名情况，并以此说明被告招录博士生的程序合法，决定对原告不予录取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原、被告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5年3月，原告林群英报名参加被告厦门大学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入学考试，报考导师为厦门大学法学院廖益新教授。经初试，原告的英语、国际公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初试成绩分别为 78、73和 69分，总分为 220分。原告的初试单科成绩和总分成绩均超过被告划定的复试分数线。同年5月，原告参加了厦门大学法学院组织的复试，复试成绩为70.8分。原告在报考廖益新教授的学生中总成绩排名第三，在报考国际法专业国际经济法研究方向的19位参加复试的考生中最终成绩排名为最后一名，在进入复试的25位国际法专业考生中的最终成绩排名也是最后一名。

2005年5月24日，厦门大学法学院网站公布了拟录取名单，廖益新教授名下录取的姓名分别为黄××、付××和丁××，原告未在名单之内。2005年6月6日，原告为此分别向厦门大学法学院和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2005年6月10日，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对原告所提录取名单的异议作出的书面答复，说明因名额所限，故无法录取原告，并希望原告理解。

2005年6月20日，被告在其网页上对公布的“2005年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国际法学专业拟录取名单”作出调整，将考生丁××的导师调整为

其原报考时所填报的导师曾华群教授名下，并注明“最终录取结果以教育部审核通过名单为准”。2005年6月22日，厦门大学法学院向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递交了关于调整2005年博士生考生丁××的博士生导师的申请报告。同日，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同意了法学院的意见，考生丁××仍由曾华群教授招收，并由古祖雪教授协助指导。原告认为被告在上述招生过程中存在违法行为，便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另查明，厦门大学法学院于2005年3月25日向参加复试的25位国际法专业的考生发出了《厦门大学法学院2005年国际法学专业博士生录取的指导教师及专业方向调剂办法》，并附上空白的调剂申请表。该《调剂办法》规定：“本国际法学专业将分指导教师招收博士生，由各指导教师从报考自己的考生中按总成绩（初试和复试成绩的综合）从高到低录取。一个指导教师的招生指标录满后，仍有上线考生未能录取的，可由考生自愿申请调剂到其它指导教师的专业方向；如其它指导教师尚有招生指标，并愿意接受调剂的，也可予以录取。”原告填写了申请调剂的指导教师姓名和专业方向。

2005年6月4日，厦门大学招生办公室经过研究讨论作出批复，同意包括曾华群教授在内的2005年博士生导师招生数超过三人的名单，同意曾华群教授招收4名博士生，理由为“考生成绩突出，业务素质好，曾教授承担课题也较多”。

本院认为，被告厦门大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由国家举办的高等院校，是国家设立的公共教育机构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第（三）项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招收学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硕士研究生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录取，取得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并参照原国家教育委员会[87]教学字015号《关于扩大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工作权限的规定》和教育部教学[2005]6号《关于做好2005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等规定，本院认为：博士生招生权，性质上属于教育行政职权，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招生管理部门和招生单位按各自职责范围行使。在博士研究生招生实际操作中，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对招生工作进行宏观管理，省级招生管理部门对招生单位的招生行为进行监督，招生单位则具有高度自主权。具体而言，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编制招生计划、制定全国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招生简章、对招生单位执行招生计划进行审核。而报名、资格审查、发放准考证、考试命题、组织考试（包括面试）、试卷评阅以及录取，都由各招生单位负责。各博士生招生单位的录取名单应经省级招生管理部门审核通过，由招生单位对外发出录取通知书后方可确定对某一考生予以录取的结果。因此，本案中，被告厦门大学作为公立高等学校，其所享有的博士生招生权属于法律授权的组织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一种行政权力。被告有权在考试阶段对不合格考生直接作出不予录取行为，有权在有关部门审核后录取考试合格的考生。被告的博士生招生行为，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合法性审查。本案中，被告决定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已于2005年5月24日通过厦门大学法学院网站公布的博士研究生拟录取名单予以体现。原告的名字不在该名单之列，实际上已将原告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可能排除在外。被告于2005年5月24日后所作的一系列行为，系在招生单位对拟录取为博士研究生的考生已经确认之后的行为。至于招生单位在招生录取过程中的调整是否违反国家的有关规定、是否徇私舞弊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依法应由教育行政部门先行处理。换言之，被告已对拟录取的考生发出录取通知书，即作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录取行为。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厦门大学作出的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录取名单，实际上是对被告作出录取行为之前的阶段性行为不服，而该阶段性行为不属于人民法院司法审查范围，故在本案中本院对此问题不予审查。

本案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被告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故本案中，本院仅对被告的这一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一）关于被告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

根据教育部《关于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录取博士生要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确保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教育部《关于做好2005年全国研究生录取工作的通知》亦重申了上述原则。参照被告公布的录取规则（即《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的相关规定，在进行录取工作时要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择优录取；录取工作原则上按总成绩高低顺序依次录取；调剂录取原则上在同专业不同导师间进行；拟录取名单的确定应根据考生总成绩高低排序和学校确定的录取原则等。本案中，由于原告的实际成绩排名是最后一名这一事实的存在，故其未被被告录取。对此，本院认为，被告不予录取原告的行为，并未违反被告公布的公平、公正、公开和择优录取的原则，本案的实际录取情况也完全是严格按照各个考生最终成绩排名顺序，被告的行为符合择优录取和公平、公正原则。

（二）关于被告是否违反《调剂办法》规定的问题

被告对该问题的辩解理由为“《调剂办法》只是法学院具体就国际法专业博士点考生调剂录取的具体实施办法，并非脱离学校规定的博士生复试录取规则而另行制定的复试录取规则；该《调剂办法》中所述的由„各指导教师从报考自己的考生中按总成绩从高到低录取‟还应包括在征求考生调剂意愿时，在调剂申请表中填报了该导师的其他考生。”本院认为，教育部教学[2004]31号《关于做好2005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规定，在2005年负责博士生招生工作中的是招生单位的博士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厦门大学招生领导小组在博士生复试录取中已提出了《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制定了相应的录取规则。《调剂办法》是被告下属法学院制定的，目的是为了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尽可能保证最终成绩排名位序在前的考生能够优先于排名位序在后的考生被录取，对该《调剂办法》的理解不能违背《厦门大学2005年博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意见》规定的择优录取、从高到低的招生录取原则。而且，该《调剂办法》的执行结果对其他考生而言也是公正的。故被告对此问题的辩解，符合择优录取的基本原则，也不违反公平、公正的原则，其理由成立，本院予以采纳。

综上，本院认为，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厦门大学作出的2005年国际经济法方向博士生录取名单并非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予审查。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按公布确定的录取规则录取原告，实际上是不服被告作出不予录取行为提起的诉讼。因被告对原告作出不予录取为博士生的行政行为并不违法，故原告的诉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林群英的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林伟斌

审 判 员 林美

审 判 员 王宇凡

人民法院第一审行政判决书及范例 篇5

一审行政判决书，是一审法院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对于审理终结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依照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参照有关行政规章，就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处理的书面决定。

人民法院通过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并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公正、合法做出正确的判决，可以及时解决民与官的纠纷，有力地监督制约行政机关的行政工作，这对于调整，稳定行政法律关系，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

二、格式、内容及写作方法

一审行政判决书由首部、正文和尾部三部分组成。

(一)首部 1.标题

标题分两行写明人民法院名称和文书种类。

2.编号

在标题右下方写明案件编号。如：“［］×行初字第××号。

3.案件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的基本情况

判决书中原告基本情况的具体写法是：原告是公民的，须写明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民族、职业或者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住所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原告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须写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和所在地址；另起一行写明该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职务等。如果原告是没有诉讼行为能力的公民，除应写明原告本人的基本情况外，还应另起一行写明其法定代理人或指定代理人的姓名、性别、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住址，及其与被代理人的关系。有委托代理人的，应另起一行写明委托代理人的基本情况，如委托律师作诉讼代理人，只须写明姓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即可。

判决书中被告基本情况的具体写法是：被诉的行政机关名称、所在地址；另起一行写明该机关的法定代表人的姓名和职务，再另起一行写明其委托代理人的姓名、性别、职业或工作单位和职务，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只写明其姓名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共同原告或被告，则应在判决书中依次写明，具体写法如上所述。

判决书中第三人基本情况的写法与原告基本情况的写法相同。无第三人的案件，此项不写。

4.案件由来、审判组织、审判方式和开庭审理过程

按照《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规定，按如下格式写作：

“原告×××不服××××(原行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或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或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写到庭的当事人、代理人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根据不同案件情况，有的表述要作相应改变。可参阅一审行政判决书的格式。如果是移送管辖或指定管辖的案件，还要写明“由××人民法院移送(或指定)本院管辖”。如果有的当事人经两次合法传唤拒不到庭的，则应写明：“×告×××经本院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二)正文 1.事实

包括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和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两个方面。

(1)本案当事人争议的事实。一般应概括写明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简述原告诉称的事实和被告辩称的事实，如有第三人参加诉讼，则应简述第三人的意见。

(2)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这里应写明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程序经审理查明的本案事实，在行政诉讼中，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对本案当事人向法庭提供的若干证据，合议庭经依法审查，应当将本案的定案证据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中凸现出来，表述清楚，据以证明已经发生的客观存在的本案事实的关键部分。

2.理由

理由包括判决的理由和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1)判决的理由

针对行政诉讼的特点，要根据查明的事实和有关法律、法规和法学理论，就行政机关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否有理进行分析论证，阐明人民法院的观点。说理要有针对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理讲法，恰如其分，合科逻辑。

(2)判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2条、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并可参照有关的行政规章。需要参照行政规章时，应当写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参照××规章(条、款、项)的规定”。一审行政判决书中除适用实体法的有关条款外，还要引用《行政诉讼法》第54条中的(一)、(二)、(三)、(四)项的规定，据此作出相应的判决。

3.判决结果

这是人民法院对本案当事人之间的行政争议在依法审理的基础上作出的司法结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判决结果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准确的表述。

(1)维持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表述为：

“维持××××(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者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2)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表述为：“

一、撤销××××(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者其他具体行政行为)；

二、……(写明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如不需要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此项不写)”

(3)部分撤销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表述为：“

一、维持××××(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者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第×项，即……(写明维持的具体内容)

二、撤销××××(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复议决定或者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第×项，即……(写明撤销的具体内容)

三、……(撤销部分，写明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如不需要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此项不写)”

(4)判决行政机关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的，表述为：

“责成××××……(写明履行法定职责的内容和期限)”

(5)判决变更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的，表述为：

“变更××××(行政机关名称)××××年×月×日(××××)×××字第××号处罚决定(或复议决定)，改为……(写明变更后的处罚内容)”

(6)单独判决行政赔偿的，表述为：

“被告××××赔偿原告××××……(写明赔偿的金额，交付的时间，或者返还原物，恢复原状等)”

(三)尾部

依次写明下列内容： 1.诉讼费用的负担

在判决结果之下另起一行，写明“本案收取诉讼费××××元，由×告承担”内容。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谁败诉，谁承担诉讼费的原则，据此应明确写明败诉方承担的数额，如果均有过错的可根据过错程序的大小，合理分担。诉讼费不能与判决结果并列，因为它不属于争议的实体问题。

2.交代上诉权

用一段固定的文字向当事人告知上诉期限、上诉方法和上诉审法院，应用如下一段文字表述：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人民法院。”

3.合议庭成员署名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46条的规定，行政案件的审理，实行的是合议制，不存在独任审判。据此，在判决书右下角位置由审理该案的合议庭成员即审判长，审判员(或代理审判员，人民陪审员)按序署名。

4.判决日期及用印

署名之下注明制发判决书的年月日，并按“骑年盖月”的原则，在日期上加盖人民法院公章(在正本或副本上盖印)。

5.书记员署名

在判决书正本及副本尾部左侧空白处，加盖“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校对戳记。

三、注意事项

 当事人基本情况的表述，要准确、清楚。所谓准确，就是要正确认定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第三人等)，不要错列、漏列当事人，这里有几个具体问题特别需要注意：

第一、本具有原告资格的公民死亡时，应依法由其近亲属为原告，其近亲属包括该公民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不能把已经死去的公民列为原告。

第二、本具有原告资格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时，终止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能列为原告，而应将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列为原告，如兼并后的企业，分立后的组织只要继承了已经终止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就可以将其列为原告。

第三、任何个人，包括行政机关的办公人员、法定代表人等都不能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第四、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被撤销的，应当将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列为被告。

第五、只有与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才能列为行政诉讼的第三人。

 阐述理由，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即不论是维持被告的处理或处罚决定，还是驳斥原告方的诉讼请求，不论是支持原告方的正当合理、合法之要求，还是否定被告方的错误决定，都要以事实、证据为基点，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去进行言之有理、持之有据的分析和评论。

 主文表述，要明白、肯定、具体和完整。在语言文字表达中，不能语意两歧，使人发生误解；语言要斩钉截铁，一目了然，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对当事人必须履行的具体事项，做出明确的结论。如履行什么、怎样履行、何时履行等等，都要表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凡应当由当事人履行的，都必须全部交待清楚，不能遗漏。

【 范 文 】

××省××市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199×)×法行初字第×号

原告：吕××，男，73岁，汉族，住××市××镇××村××组。被告：××市××镇人民政府。法定代表人：×××，该镇镇长。

委托代理人：×××，男，47岁，××市××镇人民政府司法助理员。

原告吕××诉被告××市××镇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吕××及被告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我与胡××为土地使用权发生纠纷，多次要求被告作出明确处理，被告一直未能履行法定职责。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被告执行1994年8月31日调解协议和1995年4月30日界限划分的规定。

被告辩称：原告吕××与相邻胡××争议的土地使用权属集体所有，并未明确划分给个人使用，原告无权要求政府履行法定职责。

经审理查明：原告吕××(住××村××组)与胡××(住××村××组)为左右邻居，两户住房之间留有一块24384平方米的空地，双方曾为该地的使用权多次发生纠纷。1994年8月31日，××村村民委员会组织原告与胡××达成了调解协议，协议规定：“双方相邻地基，以××组与××组沟心为界，南北一条线，线东归甲方(原告)使用，线西归乙方(胡××)使用；界东乙方临时利用的猪舍，乙方在春节前拆除，其地基转让给甲方，其中草堆地在10月底让给甲方。”后原告又要求以路心为界重新作出界限划分。1995年4月30日，××村村民委员会又召集该村××组和××组共同磋商，作出了《关于××组与××组庄台之间界限划分的规定》。该规定明确了“两组之间的界限以沟心为界，两侧的土地为集体所有，不得划为个人承包面积和旱地，已划入的由各组划出核减；界限中心两侧各留30cm不准搞建筑物(除胡××原有的猪舍，草堆能让出外，厕所限在冬至拆除)”后××镇××村村民委员会出面拆除了胡××的猪舍，但是厕所未拆除，草堆未搬出。原告吕××多次要求被告履行协议。

本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土地系集体所有，未明确划分给个人使用，故原告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作出相邻之间土地使用权界限划分规定，无事实与法律依据，依法不予采纳，且原告所诉要求执行《调解协议》和《界限划分规定》又不属被告职责范围，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4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吕××要求被告××镇人民政府执行1994年8月31日调解协议和1995年4月30日关于界限划分规定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元，由原告吕××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双方当事人人数提供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 审判员：××× 代理审判员：××× 199×年×月×日(院印)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行政诉讼判决书 篇6

北仑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撤销拆迁行政裁决书）

发表时间:2007-1-22 18: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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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6)甬仑行初字第12号

原告张增余，男，1955年3月17日出生，汉族，务农，宁波市人，住宁波市北仑区大矸街道后洋村。

委托代理人(特别授权代理)袁裕来。浙江之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住所地宁波市三市路1号。

法定代表人邬明德，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毛裕挺，男，1946年4月29日出生，汉族，该局干部，住宁波市北仑区检察院宿舍。

委托代理人巢惠明，男，1965年6月20日出生，汉族，该局干部，住宁波市北仑区新矸街道。

第三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住所地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港工业城。

法定代表人冯虎翼，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世滂，男，195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北仑区大矸街道支大指挥部干部，住宁波市北仑区大矸街道新灵峰公寓20幢301室。

原告张增余不服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2006年2月9日作出的甬仑土拆裁字(2 0 06)第01号土地行政裁决，于2006年6月27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因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依法通知其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并于2006年6月29日向被告、第三人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8月15日、8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同年8月22日，因原告张增余就本案涉及到的房屋拆迁许可证另行提起诉讼，本案中止审理。2006年12月14日本案恢复审理，2007年1月4日公开开庭审理并当庭作出判决。原告张增余(第三次除外)及其委托代理人袁裕来，被告的委托代理人毛裕挺、巢惠明，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王世滂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06年2月9日，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甬仑土拆裁字(2006)01号]土地行政裁决，认定原告张增余在拆迁地块上共有三处建筑为合法建筑，包括祖传老木屋一处、89年批地新建一幢楼房及9 8年购进的二间一弄平房一处，总面积3 05.5 3 m²。其中，老木屋“由于„„批文中同意保留30平方米，从有利于拆迁入出发，认定老木楼中的30心占地面积为合法面积，折成建筑面积5 0.7 m²(楼下30 m²+楼上2 0.2 m²)”，即老木屋全部建筑面积计算时应除去2 0.2 5 m²，另有的一间31.2 m²的祖传平房和99年从乐银伟处购入的32.67 m²的房屋均属隐瞒不报、应拆未拆和未经批准擅自拆建的违法建筑，不予补偿。原告可以选择调产安 1 置，调产安置资金为405869．4元，也可以选择迁建安置，安置用地面积为95平方米(中户)，同时可得资金为169001.7元。

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于2006年7月26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裁决申请书、受理决定书和案件受理通知书、对张增余调查笔录、裁决书、限期搬迁决定书、行政复议提出答复通知书、行政复议申请书、行政复议决定书各一份及送达回证，用以证明裁决的经过与程序。

2、宁开经(2 0 05)1 02号立项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及红线、建设用地项目呈报材料、委托书及拆迁计划、房屋拆迁许可证、房屋拆迁公告各一份，用以证明拆迁许可证颁发合法。

3、评估报告及评估清单、关于张增余房屋评估情况的说明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占有四处房屋，包括祖传老木屋一处(木结构楼房下层一全间37.62 m²接壤的一小间8.06 m²、木结构楼房上层一全间25.27 m²，合计70.m²。)、祖传砖木平房一间31.2 m²、89年批地新建一幢砖混楼145.36 m²，购进的三间一弄平房142.64 m²(9 8年购进的原邬忠秀二间一弄平房109.97 m²及99年从乐银伟处购入的32.67 m²平房一间)，总面积390.15 m².4、张增余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建设用地规划定点许可证存根各一份，用以证明1989年12月由原告申请建房，当时其家庭有人口三人，政府部门按照有关政策同意批给原告家庭90 m²的土地来建房，另外，原告申报其家庭原有房屋一处，两间，共占地30 m²，政府同意保留30 m²面积的房屋。

5、大矸镇后洋村委会证明和北仑区房屋买卖契约各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在1998年经政府部门批准购买了邬忠秀的两间一弄平房，是应计算的合法面积。

6、乐加武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北仑区房屋买卖契约及税单各一份，用以证明1996年乐加武在申请建房的时候把自己的房屋卖给了顾善伟。

7、大矸街道房屋拆迁办公室对张月意、张富昌的调查座谈笔录两份及平面图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对原来是很破的木结构房屋进行了拆建，房屋的结构、面积都进行了变化，原告的行为未经批准，所拆建房屋属于违法建筑。

8、大矸拆迁办谈话笔录、关于大矸街道后洋村张增余房屋拆迁说明各一份，以证明拆迁过程中，拆迁人与原告进行了沟通。

9、房屋拆迁安置资金预算表，用以证明原告可以选择调产安置补偿金额，选择迁建安置情况。

10、张增余答辩书及相关证据(协议书、房契)，用以证明老楼房不是属于原告张增余，而是属于原告妹妹张丽萍的说法不成立。

11、张增余户住宅现场照片，用以证明原告房屋的情况。

12、裁决依据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宁波市城市建设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15条、第17条、第18条；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府《关于城市建设征用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安置的若干意见》(仑政[2003]66号)第12条、第13条、第15条、第23条；宁波市滨海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执行省人大颁布(浙江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的意见》(滨政发(1987)93号文件第5条)；《宁波市房地产价格评估管理办法》，浙江省国土资 2 源局《关于<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九条具体应用问题的答复》(浙土复[1990]11号)、《关于对<省土地管理实施办法>第九条执行中有关问题的答复》(浙土复[1991]3号)。

上述材料被告用以证明在进行裁决时，已经查明了全部事实，正确适用了法律，并有充足的证据，相应的裁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适用准确。

原告张增余诉称，2006年2月9日，被告作出[甬仑土拆裁字(2006)01号]裁决，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1、裁决所依据的《拆迁许可证》不合法。

2、裁决认定的建筑面积错误，原告实际应予补偿的建筑面积是390.65平方米，自己在申请建房前拥有的两处房屋(祖传老木屋一处、31.2 m²的祖传砖木平房一间)都是合法建筑，但裁决不认可该31.2 m²。的平房，并且老木屋也少计算了20多平方米，即祖传老屋共少计算了51.95 m²，从乐银伟处购入的32.67 m²。的房屋也不予计算。另外，围墙、花岗石、地板等价格评估不符合实际。

3、即使拆迁入单位委托评估机构所作的评估报告能够作为计算依据，也不能裁决确定合法建筑面积为305.53 m²，因为拆迁纠纷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既然裁决申请人愿意计算31.22 m²，被告所作出裁决认定的面积就不应该少于这个数量。

4、适用法律错误，应适用《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甬仑土拆裁字(2006)第01号裁决，事实不清，法律适用错误，裁决内容不合法，应予以撤销。

原告向法庭提供如下证据：

1、原告身份证一份，证明原告身份情况。

2、宁波市人民政府甬政行复(2006)43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一份，证明原告起诉前曾经申请行政复议。

3、裁决申请书及甬仑土拆裁字(2006)第01号裁决书各一份，证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

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辩称，1、裁决程序合法。被告颁发拆迁许可证和依第三人申请作出裁决都是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的。

2、裁决的内容合法。(1)《拆迁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拆迁住宅用房，实行迁建安置或者调产安置。”原告作为被拆迁人有权选择安置方式。因而，我局裁决中分别列出了调产安置和迁建安置的补偿方案，并由被拆迁人选择。(2)评估机构的确定，不应按《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进行，采取“被拆迁入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等方式”这一操作规程，并非对于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上的拆迁都能够适用。(3)正因为拆迁双方对“搬迁期限、安置地点、安置方式与面积、补偿办法及金额等内容经协商达不成协议”才申请裁决，而被告只能根据事实和法律来裁决。裁决书将从乐银伟处购入的32．67平方米房屋不予计算，原有的老屋少计算51.95平方米均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综上，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且程序合法，请求法院维持。

第三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述称，被告的裁决合法，请法院予以维持。第三人没有提供证据。

法院经原告张增余的申请于2006年6月19日向宁波市人民政府调取行政复议决定书送达回证一份，该证据证明原告的起诉是在法定期限内，原、被告及第三人对此均无异议。

经庭审质证，对被告提供的证据，原告认为，证据

1、申请人提出的318.22平方米，这是申请人能够接受的面积的表示，现在被告不予认定，没有依据。

证2，对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拆迁许可证颁发违法。

证3，原告认为评估机构是单方面的，其评估金额偏低，要求由被拆迁人投票或拆迁当事人抽签选择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原告认可整个房屋各部分的计算方式，总面积是390.15平方米。

证6，对真实性无异议，但顾善伟没有实际买入争议的房子。

证

7、原告对其合法性有异议。张月意、张富昌这二个人的笔录中最后都有写明“所以我们在拆迁认定房屋时把此屋认定为违法建筑房屋”。这房屋是否违章建筑，是由这二个人认定的，因此原告认为此二人与本案有利害关系，不能作证。

证10，原告认为乐银伟的房屋是原告买进的，即使没有纳税，也不能否定原告买进房屋的事实，关于与原告妹妹之间的协议书原告不再坚持，即同意认定所涉房屋仍然属原告所有。

对其他证据无异议。

第三人对原告、被告的证据无异议。

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被告无异议。

原、被告及第三人对申请建房前原告家庭拥有两处房屋(包括砖木平房一间、木结构楼房加偏头)的事实均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对申请建房审批表、许可证的真实性各方也没有异议。对评估机构作出的四处房屋的建筑面积的认定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以。

经审理查明，1989年12月前，原告拥有相互独立的房屋两处，中一处为31.2 m²的祖传砖木平房，一处为祖传的木结构的楼房，下层一全间37.62 m²，接壤的一小间8.06 m²，上层一间25.27 m²，合计70.95 m²，1989年12月，原告张增余申请建房时，政府职能部门根据原告的申请，批准其用地90 m²用于建造房屋。并注明现有房屋两间占地面积30 m²，允许保留30 m²。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认定“邬字(89)第0811号农村私人建房用地呈报表”批文中老屋同意保留30 m²，从有利于拆迁人出发，现有的房屋楼下的3 7.62 m²，楼上25.27 m²，应进行折算，折算成楼下30 m²，楼上20.20 m²，总共合法面积50.7 m²。

本院认为，拆迁人(第三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大港开发有限公司和被拆迁人张增余户之间因房屋拆迁安置补偿达不成协议时，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有法定职责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裁决。在裁决过程中，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应全面审查各方提供的证据材料，认真核实，查明案件事实，根据有效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决。但被告在对原告的老木屋合法面积计算时进行了折算，该折算方法被告无法提供有效的依据，计算方法错误。因此，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作出的裁决主要事实没有查清楚，主要证据不足，致使该裁决缺乏客观事实基础，发生错误，应依法予以撤销。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撤销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的甬仑土拆裁字(2006)01号裁决书。

本案受理费80元，由被告宁波市国土资源局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递交上诉状七日内凭判决书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80元；如银行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财政税务局预算外资金，帐号为***32，开户银行为农业银行宁波市海曙区支行，如邮政汇款，收款人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室。4 汇款时一律注明原审案号。逾期不交，作自动放弃上诉处理。)

审

判

长

卢国杰

审

判

员

聂宗莲 审

判

员

谭星光

二OO七年一月五日

书

记

员

王

行政诉讼判决书 篇7

关键词：行政诉讼,变更判决

一、从一则案例看我国行政诉讼变更判决适用存在的问题

1993年4月, 汇丰公司向××市规划局申请改造中央大街108号院的两幢楼房, 规划局同意汇丰公司的楼房改造申请。同年6月24日, 汇丰公司向××市规划局提出增建4层的申请, 未获批准。1994年末至1996年8月12日前, 汇丰公司将临中央大街的原3层楼房改建成为地下1层、地面临中央大街6层, 后退两米建7至8层、在第8层的基础上后退四米为第9层的楼房一栋。1996年8月12日, ××市规划局以汇丰公司改造后的楼房违反××市的总体规划要求, 认定该公司的5至9层建筑严重影响了中央大街景观,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拆除地面建筑5至9层, 并罚款182400元。汇丰公司在减少拆除面积的申请被拒绝后, 向××市所在的×××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法院认为:汇丰公司5至9层为违法建筑, 但中央大街上有多处与汇丰公司改造后的楼房相似的违法建筑, ××市规划局对某些类似的违法建筑没有作出过处理, 这是对同一行为的不同处罚。最后法院以××市规划局认定的中央大街保护建筑“外文书店”为参照标准, 判定将汇丰公司违法建筑遮挡保护建筑“外文书店”的部分拆除, 判决直接变更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

在本案中, 一审法院直接作出了变更判决, 直接以具有实体内容的司法判断代替××市规划局的原行政行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 我国的行政审判得到了发展, 变更判决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手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四项规定“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可以判决变更。”这项规定赋予了人民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变更权。“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 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 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的行政纠纷程序, 部分或全部变更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的权力。”[1]我国司法变更权的范围被严格限定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之上, 立法时所考虑的基点是由司法权通过司法变更加强对行政相对人有重大影响的行政行为——行政处罚的监督力度。目前, 在我国, 只有“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才可能被法院判决变更, 其他行政行为和“一般不公正”的行政处罚都不能判决变更。然而, 显失公正的问题不仅仅在行政处罚当中存在, 在其他行政行为当中也同样存在。比如, 对经济资源的分配, 颁发、撤销执照, 给予利益或优惠, 都会产生是否公正的问题, 也极可能导致行政裁量结果对当事人极其不利。而这种情况却是在所有的行政行为当中都有可能存在的。

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以司法变更权的宗旨就在于切实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彻底解决纠纷, 提高行政效率和审判效率。从效益的角度看, 法院享有一定司法变更权能加快满足相对人的诉讼利益和要求。诉讼的成本和收益是诉讼主体在进行诉讼行为时首先要考虑的。但由于法院的变更判决背离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职责分工, 所以对变更判决的正当性一直以来都有质疑的声音。从“诉讼经济及使人民利益尽速获得终局救济之立场, 对于已臻明确之个案事实, 法院变更原行政行为, 而自为决定应当得到支持。从宪政理论层次而言, 保障公民权益才是最终目的, 权力分立的制度无非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 怎么能因手段而妨害目的?”[2]当然, 诉讼经济原则也不能破坏权力分立原则, 因此变更判决不具有普适性, 法官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所有的判断, 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 才允许变更判决的存在。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变更判决存在的不足有:一是范围较狭窄, 我国目前变更判决仅适用于行政处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 人民法院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可以判决变更。但1999年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五条限制了人民法院变更判决的范围:“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 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对行政机关未予处罚的人直接给予行政处罚”;二是操作性较差, 缺乏明确具体的标准和条件。

我国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于变更判决的探讨一直没有休止, 多数人认为应扩大我国行政诉讼中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 改“有限的司法变更权”为“完全的司法变更权”。行政变更判决或者说司法变更权的存在并不是我国行政诉讼所特有的, 其他国家和地区亦有类似规定。

二、国外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相关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变更判决由法院直接以自己具有实质内容的行为替代了被诉行政行为, 当事人之间新的行政法律关系直接依法院判决而形成, 明显具有积极形成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行为的性质。这是否已造成司法权侵越行政权而使得它存在的容许性大受怀疑。考察国外的做法, 英国、德国、法国、美国、荷兰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变更判决的存在。

在英国, 法院不仅可以作出变更判决, “英国法院在某些情况下, 可以在撤销原行政决定的同时, 直接就行政案件的实体问题作出一个覆盖原行政行为, 满足申请人要求的决定。”[3]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中“提审令”以及“执行令”就包含有法院要求行政机关作出何种行政行为的内容。法院可以用提审令命令行政机关按照法院的指示加以改正。英国法院还认为, 行政机关极端不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属于不行使自由裁量权, 法院可以发出执行令。[4]

在法国, 行政诉讼分为四类:完全管辖之诉、撤销之诉、处罚之诉和解释之诉。[5]除第二种和第四种诉讼外, 其余两种均涉及司法变更权的行使, 在完全管辖诉讼中, 法官行使全部审判权力, 可以撤销、变更、重新决定行政机关的决定, 可以判决行政主体赔偿损失。这类诉讼的共同点是:当事人通过诉讼主张某一项权利, 法官具有广泛的裁决权力。典型的完全管辖之诉是关于行政主体的损害赔偿的诉讼以及关于行政合同的诉讼, 这两种诉讼称为狭义的完全管辖权之诉。[6]处罚之诉主要适用于对公产的保护, 行政法庭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对于违反不动产保管规则的行为进行处罚。在处罚之诉中, 法院可以直接动用司法权实现行政目标, 即法官拥有直接的处罚权力。

1970年《美国各州标准行政程序法》第15条第7款规定“法院可以确认行政机构的裁决或要求行政机构对案件重新进行裁决, 法院可以取消或变更行政机构的裁决。”美国通过地方立法突破了原有的规定, 赋予法院以司法变更权。而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仅规定“负责审查的法院应强制机关履行其非法拒绝或不当延误的行为;判定机关的行为、决定和结论非法并予以撤销。”

荷兰《行政法通则》第8章第72条规定“若法院支持当事人的请求, 其有权指令行政机关作出一新的决定或依据它的判决作出另外一个行为, 或者指令应以它的判决替代被撤销的行政决定或被撤销的行政决定部分内容。”“《行政法通则》虽然没有规定变更判决的限制条件, 但在司法实践中, 法院通常在很清楚必须作出行政行为的确切内容时, 才会无条件行使该项权力, 这主要限于纯粹无裁量的行政行为。”[7]

在德国, 当“裁量缩减为零”, 法律没有为行政机关留下裁量余地时, 根据《德国行政法院法》的有关规定, 法院可以直接变更原行政行为。《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13条第二项规定“原告人要求对行政行为作出变更, 以确定某一金额, 或涉及一基于该变更的确认的, 法院可以将金额确定为另一数目, 或以其他判定替代原确认。对须确定或须确认数额的调查需花费相当大的费用的, 法院可通过对不当行为的考虑或原本未考虑的事实或法律关系陈述对行政行为作出如此之变更, 以便行政机关基于判决可满足该数额。行政机关须以不拘形式的方式立即将此新的计算结果通知参与人;在判决获既判力之后, 须将行政行为与其变更的内容一起重新公布。”

综上所述, 德国、荷兰基本将司法变更权限于羁束行政行为, 而我国的变更判决所适用的事项是行政机关享有自由裁量的领域, 这一方面形成了与上述有关国家的变更判决适用事项的区别,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与国外对行政裁量违法, 法院应判决撤销的处理方法的不同。

两大法系对行政机关行政裁量审查结果是或维持或予以撤销, “排除法院对其裁量变更的可能”[8]

可见, 行政变更判决的存在与以下因素息息相关:第一,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 “在行政诉讼中, 司法判决的一个最大特点在于其不彻底性, 它表现在不能直接代替行政主体通过司法判决作出行政决定, 这种司法判决的不彻底性正是司法审查有限原则的具体体现。”[9]不同国家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不同, 司法变更权的范围也不同, 在强调严格分权的国家, 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较窄, 在更强调权力制约的国家, 变更判决的适用空间相应较大;第二, 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 行政诉讼的目的可能是多元化的: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彻底解决纠纷。侧重不同的诉讼目的, 就会导致判决种类和形式的差异。如果行政诉讼重在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则禁止法院对原告的不利变更;如果行政诉讼的目的重在监督行政, 则反之。第三, 一国法院可否变更行政决定,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特定的司法政策、一贯的司法传统以及司法与行政的关系。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的制约, 不同国家的变更判决表现为权力分立与保障人民权益的“平衡”结果。

三、我国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完善对策

针对我国行政诉讼变更判决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做法, 细化我国变更判决的适用情形以及扩大法院的司法变更权, 以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变更判决, 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体建议如下:

(一) 拓宽我国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适用范围

1.将司法变更权扩大到适用涉及金钱的羁束行政行为

羁束行政行为只存在合法与否的问题, 如果行政机关的判断违法, 法院可以以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 进而作出变更判决。涉及金钱的羁束行政行为不涉及行政裁量因素, 在案件事实明确清楚的情况下, 其结果是确定的、唯一的, 法院依据法律直接改变原行政行为, 避免了发回行政机关重作行政行为可能出现的波折, 减少了程序运作的成本, 所以, 涉及金钱的羁束行政行为, 在案件事实明确清楚的情况下, 由法院直接变更原行政行为内容, 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2.将司法变更权扩大到适用行政裁决案件

行政机关裁决平等主体之间纠纷的性质与其行使其他具体行政行为有所不同, 它原本就属于国家司法职能, 如果不服行政裁决起诉到法院, 法院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并同时作出实体处理, 并不属于超越司法职能而代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 其实质只是否认了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司法职权中的错误而自行行使司法职能。这与行政诉讼法坚持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原则的立法宗旨并不冲突。如果在此类案件中法院不具有司法变更权, 不利于纠纷的及时解决。如果行政机关不同意法院撤销行政裁决的判决, 就可能拖着不重新裁决或仍然作出不正确的裁决, 造成案件往复循环, 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在此类案件中解决行政裁决的合法性往往不是原告的最终目的, 即使采用重作判决也往往不能解决问题, 出于行政裁决的特点以及诉讼效益原则, 应当允许法院有司法变更权。

3.将司法变更权扩大到适用反倾销案件

在反倾销案件中, 行政机关计算的倾销幅度或征收的反倾销税的数额错误, 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予以变更, 这样可以减少程序运作成本, 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反之, 如果人民法院无权直接变更而作出撤销判决, 由行政机关重作, 则可能导致循环诉讼。更重要的是, 除追溯征收等情形外, 反倾销税适用于终裁决定公告之日后进口的产品。若终裁决定因倾销幅度计算错误被人民法院撤消, 则该终裁决定自始无效, 已征收的反倾销额亦应退还。待行政机关重作出终裁决定予以公告已时过境迁, 国家遭受损失势所必然, 而由人民法院直接变更, 结果会完全不同。[10]

4.将司法变更权扩大到行政合同案件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越来越多地通过行政合同来执行各种公务,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全新的行政手段引入行政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全新的行政争议———行政合同争议, 行政合同争议内在地要求一种纠纷的解决机制, 并据此平等地赋予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立于原告地位请求法院居中裁决和强制执行的诉权。为解决行政合同争议, 有必要针对行政合同诉讼中原告不同的诉讼请求, 增设确认合同有效 (无效) 判决、解释合同内容判决和变更合同内容判决, 尤其是对行政合同中涉及合同标的数额的, 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变更。

(二) 明确我国行政诉讼变更判决的适用条件和标准

1.禁止对原告的不利变更。为了保护原告的诉权, 法律禁止法院对被告的行为作出不利于原告的变更, 这是为了追求程序正义而可能牺牲实体公正的妥协产物。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5条第1款对此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加重对原告的处罚, 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的除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对行政机关未予处罚的人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2.变更判决的适用应具有选择性。德国的立法规定法院“可以”变更行政机关的决定, 而不是“应该”变更行政机关的决定, 这就赋予法院在判决方式上的司法自由裁量权。我国行政诉讼法也赋予法院在是否适用变更判决的方式上以选择权。对于属于法定的司法变更范围的行政行为, 人民法院是否作出变更判决具有选择权, 既可以判决变更也可以不判决变更。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有些法院针对“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一律判决变更, 忽视了此种判决形式在适用方式上的选择权。实际案件非常复杂, 有些情况下, 法院并不比行政机关更具有优势, 因此变更判决只是法院可以选择的方式, 也就是说如果法院认为案件事实清楚, 可以判决变更, 如果案件情况比较复杂, 法官并不比行政官员在此案的判断上更具有优势, 可以选择不适用变更判决, 如此可以充分发挥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的优势。因此在现有规定下, 应强化变更判决在适用上的可选择性, 变更判决只是法院可以选择的一种判决方式, 突出变更判决的选择性特点, 以避免司法权过分地干涉行政权。

3.适用条件的确定性。法律赋予人民法院以司法变更权的宗旨就在于切实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彻底解决纠纷, 提高行政效率和审判效率。在行政诉讼中, “基于诉讼经济与人民权利保护之迅速性, 应肯认行政法院对于案情清楚之事件, 得在法定范围内自为变更性决定。”[10]司法变更权是对行政权的一种深刻的制衡, 确认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司法变更权可以为私权保护增设一道防线。为了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直接赋予法院一定范围内的司法变更权, 但并不意味着司法权可以直接行使变更权, 必须为司法变更权的行使设立严格的条件, 致使司法变更权有限并有效运作。法院行使司法变更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1) 案件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2) 被诉行政行为属于法定的可以判决变更的范围。 (3) 不存在行政事务专业化、技术性的严重障碍。

在本案中, ××市规划局认定的事实是清楚的, 即汇丰公司的5至9层建筑是违法建筑, 该公司对这一事实也无异议;其次, ××市规划局对相同或类似的违法建筑, 有的处理, 有的不处理, 所以××市规划局的拆除决定的不公正是明显的;再次, 以“外文书店”为标准, 拆除遮挡“外文书店”部分的违法建筑, 不存在行政事务专业化、技术性的问题, 而且属于法定的可以判决变更的范围, 所以法院可以直接作出变更判决。

行政诉讼判决书 篇8

疲劳赶工手指被锯断

2009年3月初的一天，北京市房山区一家名叫东成家具厂的厂房内，一阵激烈的争吵过后，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态度蛮横地把一名30岁左右的女子赶出了工厂，随即锁上了大门。

这位被赶出工厂的女子名叫吴爱霞，来自河北省高碑店市农村。21岁那年，吴爱霞结了婚。婚后，她生下了一儿一女。家里田地少，收入微薄，为了多挣些钱养家，她和丈夫决定外出打工。2004年春节过后，吴爱霞和丈夫来到了北京市房山区。

吴爱霞和丈夫文化水平都不高，只能找些体力活干。丈夫到一家建筑工地做起了小工。吴爱霞的父亲是个木匠，出嫁前她经常给父亲打下手，比较熟悉做家具的流程。因此，看到一个家具厂来劳务市场招人，她就前去应聘，并顺利被录用。

吴爱霞进了这家名叫东成家具厂的厂子，选择了最苦最累的工种——油漆工。吴爱霞干活认真，老板李东成对她很满意，说只要她好好干，工资不成问题。然而，在厂里做了4年油漆工，李东成也只给吴爱霞涨了两次工资。吴爱霞看重的是工作稳定，虽然工资不高，但还是坚持了下来。

2008年9月，家具厂走了两个骨干工人，锯木条的活儿一时人手紧张，李东成让吴爱霞和另外一个工人锯木条。锯木条整天和电锯打交道，有一定的危险性。不过吴爱霞对这个活儿并不陌生，不到半个月便做得得心应手了。

干了两个多月后，年关临近，家具厂的订单也多了起来，吴爱霞经常加班。那段时间，她身体比较疲惫，加上睡眠不足，干活老是打不起精神，便想向老板请几天假。没想到李东成不同意，说：“厂里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是请假了，相关工序就跟不上，那不就窝工了吗？不行！”吴爱霞只得拖着疲惫的身体坚持干活。

2008年12月27日，意外发生了。由于睡眠不足，吴爱霞干活时精神有些恍惚，在锯一根木条时，她稍一走神儿，锋利的锯条从她左手食指和中指关节处划过，两根指头被生生锯掉，顿时血流如注。吴爱霞痛得大叫。工友听到叫声，纷纷围了过来，并和老板一起把吴爱霞送到了医院。

因为救治及时，吴爱霞的手指算是接上了。老板李东成为她支付了手术费，借口厂里忙，只留下一点钱，便带着其他工人走了。

虽然接指成功，为防止术后感染，医生建议吴爱霞住院治疗。吴爱霞怕接下来的医疗费用老板不给掏，自己又负担不起，只是输了两瓶液，就在深夜偷偷离开了医院。由于断指复活需要一段时间，吴爱霞无法再干活，便回到河北老家养伤。

2009年春节过后，到了返厂上班的时间，吴爱霞却没有接到老板的电话。虽然两根手指已经废了，但吴爱霞还是想保住这份工作，于是，她主动给李东成打电话，请求回厂上班。李东成犹豫了一会儿，同意了。

回到厂里，锯木条的工作是不能干了，李东成分派给吴爱霞的工作是压板。亚克力板经过高温以后成型，吴爱霞的任务就是把成型的板材放在烤炉上烤，这样就需要她用手拉板材和扣夹子。这份活儿显然超出了断指之后吴爱霞的能力范围。于是，她请求老板给她调换一个工种，却被李东成拒绝了：“你愿干就干，不愿干就走人，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多的是！”老板的话让吴爱霞非常寒心，这时，她才明白老板的用意：他这是在想方设法撵她走呢！

吴爱霞干不了压板的活儿，老板也不给她调换工种，无奈，她只得黯然离开。在这个工厂干了4年，吴爱霞和所有的工友一样，没有签过劳动合同，没有补偿，甚至连句精神安慰都没有，她就被老板一脚踢开了。

离厂十多天后，吴爱霞不甘心这样被欺负，便鼓足勇气找到李东成，哭着恳求道：“我的手指不可能恢复了，你不让我上班，总该给我些补偿吧！”“我已经替你支付了医疗费，你还想向我要钱，哪有这种道理？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你想去哪儿告就去告，别在这儿耽误事！”李东成态度强硬，说完就把吴爱霞推出了工厂。

为讨公道誓打维权官司

走出工厂大门，吴爱霞耳边一直回响着李东成“你想去哪儿告就去告”的话，一股悲愤涌上心头。“告，怎么去告？”自己一个农民，只有小学文化，法院大门往哪开都不知道。吴爱霞越想越觉得难受，她甚至发狠地想，李东成的老婆跟自己年龄差不多，自己要是砍断她两根手指，李东成会怎么样？实在不行，叫上一些老乡去堵李东成工厂的大门！

吴爱霞一路愤愤地想着，回到出租屋。丈夫听了她受欺负的经历，非常气愤，准备找几个老乡收拾一下李东成。吴爱霞立刻阻止他说：“咱不能把有理的事弄成没理的，把李东成打伤了咱们不也犯法了吗？”听了吴爱霞的话，丈夫马上冷静下来，打消了报复的念头。

可总不能被老板这样白白欺负吧？既然他让我去告，那我就去告他！经过几天的思考，吴爱霞下定了打官司的决心。她找到当初帮她做断指手术的医生，这位好心的医生得知她的经历后，对她十分同情，建议她去做伤残鉴定，然后找律师打官司，还嘱咐她千万别做傻事。

随后，吴爱霞去做了司法鉴定：两根手指均为七级伤残。做完鉴定，吴爱霞在当时看病的医院旁边找到一个律师事务所，她走了进去。一位律师听了她受伤的经过后，对她非常同情，说打官司很耗精力，花费也不少，不如再找老板谈一次，如果老板能答应给点补偿，也能接受。

听从了律师的建议，吴爱霞再次找到了李东成，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些补偿。孰料，李东成态度依旧蛮横：“休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我还是那句话，想去哪儿告就去告！”李东成的态度激怒了吴爱霞，她指着李东成说：“那咱们就法院见吧，我要让你知道农民工也不是好欺负的！”

吴爱霞再次来到她曾前往咨询的那家律师事务所，一位姓刘的律师同意做她的诉讼代理人。第一次聘请律师打官司，在合同上按下指印的那一刻，吴爱霞心情有些悲壮。

2009年6月中旬，北京市房山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接受了吴爱霞的仲裁申请，给出的结论是：她与东成家具厂存在劳动关系。刘律师向吴爱霞解释说：“有了这个结论，下一步咱们把老板告到法院，就能拿到属于咱们的赔偿了。”律师的话让吴爱霞很兴奋。可让她没想到的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诉讼才刚刚开始。

7月初，吴爱霞却意外地成了被告。原来，李东成把吴爱霞告到法院，说他在2007年就对家具厂实行了劳务外包，与吴爱霞实行的是计件报酬，双方仅是劳务关系，并无事实劳动关系。

8月2日，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定，认定双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吴爱霞心里踏实了。然而，正当她准备向原告讨回她的工资及补偿的时候，法官却告诉她：“你这个案件属于工伤案件，用司法鉴定要求对方赔付是不合适的。”法官让她重新去做工伤鉴定，还要经过劳动仲裁这一前置程序。也就是说，官司一下子又回到了原点。

吴爱霞终于体会到打官司难的滋味了。无奈，她重新做了工伤鉴定。得到了七级伤残认定书后，她向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要求被申请人支付她伤残补助金、工资等费用共计6.8万余元。房山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09年9月24日作出裁定，确认双方的事实劳动关系，并裁决被申请人李东成支付吴爱霞伤残补助金共计6.8万余元。吴爱霞这才松了一口气，她甚至盘算着，等她讨回应得的赔偿后，供儿子好好读书，让儿子不要像她一样吃没文化的亏。

吴爱霞的算盘打得很好，可她没想到，裁定书下达后，对方一直不去领。吴爱霞只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强制执行还没有开始，12月20日，吴爱霞又成了被告。原来，李东成不服仲裁裁定，认为赔偿数额计算错误，再次将吴爱霞告到了法院。

接到法院下达的传票后，吴爱霞委屈得直流泪，她感叹打官司太难了，本来一眼就能看得清的是非曲直，可老板就是不认账。尽管还要折腾下去，吴爱霞反而坚定了把官司打下去的决心。法院开庭前夕，昔日和她一起打工的姐妹给她打电话表示支持，并鼓励她说：“如需我们作证，请尽管开口！”姐妹们的声援和支持增添了吴爱霞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6年官司7份判决终胜诉

2010年1月28日，房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原告李东成应向被告吴爱霞支付6.4487万元。

一审结束后，李东成采取了躲避的方式，更不履行法院的判决。吴爱霞申请强制执行，她一趟一趟地往法院执行局跑。执行法官让吴爱霞找一下被告可执行的财产。在昔日厂里姐妹们的帮助下，吴爱霞找到了李东成早已换了地点的工厂，然而，李东成却不知去向。法院对李东成的厂子进行了查封，并让吴爱霞回家等通知。

9月，吴爱霞终于等来了法院的通知，说她的案子要执行听证。原来，在法院调查期间，李东成将家具厂转卖给了一个叫李留法的人。李留法向法院提出异议，认为虽然工商登记法定代表人为李东成，但现在他已经接手该厂，吴爱霞提出的对其合法财产进行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因此，法院决定对此案执行听证。

无奈，吴爱霞只能等待法院举行听证的日子，没想到这一等就是一年。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她所聘请的第三位律师也选择了放弃。

放弃还是坚持？那些日子，吴爱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时，一位以前的工友告诉她，有一位姓于的律师擅长打这类官司，可以去找他试一试。工友的话让吴爱霞又燃起了希望。

吴爱霞通过打听找到了于律师，向他诉说了事情的经过。于律师对吴爱霞的境遇非常同情，鉴于她经济方面的窘况，于律师提议对她的案件实行风险代理，即吴爱霞不必支付诉讼代理费，如果赔偿款执行到位后，他从总赔偿款中提取15%的比例；如果赔偿款最终无法执行到位，他分文不收。吴爱霞同意了于律师的提议。

2011年国庆节后，吴爱霞终于等来了听证的日子。听证的结果让吴爱霞感到欣慰：法院依法驳回了李留法的异议申请。同时，吴爱霞还收到了法院的另一份裁定书：由东成家具厂支付吴爱霞6.4487万元赔偿。随后，法院再次查封了东成家具厂里的资产。

按理说吴爱霞应该彻底放心了，可此前的经历让她心有余悸，她总觉得事情没有想象的那样顺利。果不其然，吴爱霞钱没拿到，又一次成了被告。2012年3月，李留法以财产纠纷为由把吴爱霞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依法确认东成家具厂属于其合法财产，并解除法院做出的民事裁定查封措施。4月初，法院受理了此案。

面对错综复杂的案情，吴爱霞欲哭无泪。起初还支持她的丈夫，也被这场官司折磨得身心俱疲，失望地对她说：“还是认命吧！咱们耗不起。”吴爱霞却不同意丈夫的说法：“那样我不是白白让人家欺负了吗？”为此，夫妻俩吵了多次。

随后的一年里，于律师陪着吴爱霞写诉状、跑法院、开庭。2013年3月28日，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留法起诉吴爱霞财产纠纷案，但因为没有追加第三人李东成参与诉讼，本次开庭暂行终止。2014年2月下旬，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后认定吴爱霞为申请执行人，李留法为被执行人，原告的主张不能成立，法院驳回了李的诉讼请求。

4月1日，吴爱霞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经验丰富的于律师告诉她：“这不是终点，因为还有二审，对方就是要拖着，让你拿不到钱。”这时，吴爱霞反而平静了许多，她觉得官司打到现在，能否拿到赔偿款已不重要，关键是她为自己的权益付出了行动，而且收获了一份独特的人生经历。

果然不出于律师所料，随后，李留法上诉至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半年后，吴爱霞拿到了终审判决，她再次胜诉。

2015年7月初，在执行法官的努力下，吴爱霞终于拿到了6.4487万元赔偿款。拿到钱的那一刻，吴爱霞号啕大哭，5年来积压在心头的郁闷一扫而光。回顾6年来打官司的经历，她感慨万千。6年来，她饱尝了人间冷暖。令她欣慰的是，以前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现在她却懂得了很多法律知识，她已不是那个受了委屈只会坐在工厂门口哭的农妇了。

吴爱霞想通过自己的经历，对那些在打工中受了委屈的兄弟姐妹们说：“遇到欺负你的老板，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通过法律渠道为自己讨公道，千万不能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