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认定书

责任认定书篇1

关键词：交通,肇事罪,对待,责任,认定书

交通肇事罪一直是常见多发的犯罪, 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明显突出。此罪的认定中,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作为一项证据具有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最高法院发布司法解释将交通事故责任修正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以后, 部分法官将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认定当事人交通事故责任的唯一证据标准, 这具有严重的弊端。因此, 在办理交通肇事案件中, 法官应基于交通肇事罪基本理论, 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认定书, 并且结合其他证据与具体案件情况对交通事故责任进行认定[1]。为了能够通过法律来尊重并保障双方合法权益, 我们需要明确如何正确对待交通肇事罪中的责任认定书, 将其进行合理合法的定位。传统意义上来讲, 司法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 并不能够切实有效地把握好罪与非罪界限, 仅仅基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来做判决依据, 忽视了对案件进行更为全面、细致的分析, 从而判决结果的合法性有待商榷。

一、证据定位

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证据定位这一问题来讲, 首先来讲, 我认为其由于并不符合鉴定意见的证据形式, 另外其是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和提供的, 并不是由法定的鉴定部门, 由此其并不属于鉴定意见;再者来讲, 作为书证, 需要具备客观性, 通过记录的内容来反映和证明案件事实, 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通事故办案人员基于自身主观认识来对案件进行的主观性记录, 同样也受其知识水平以及办案能力的影响较大;最后, 就形成时间来讲, 书证是在案件发生前或者是发生中的某个时间段形成的, 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形成时间则为公安机关在交通事故发生之后, 基于现场检查、勘验等进而形成的。

总体来讲, 公安机关对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行为性质是执法行为中的行政裁决行为, 可将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等同于鉴定意见, 可在定罪量刑中作为证据使用。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司法证明

在交通肇事案件当中,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对于定罪量刑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基于这样的重要作用, 在审判过程当中, 另需要组织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客观性审查。具体来讲, 比如交通管理部门在制作过程中是否遵守客观事实情况、勘察人员是否与刑事责任相关等。与此同时, 对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认定需要本着更专业性的方法和过程来进行, 仅仅依靠审判法官自身去认知难以得出科学、权威的判断。对此, 一旦被告人在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责任认定提出异议, 此时可以申请相关专家及证人出庭作证, 进而对相关干警的责任认定过程提出异议等。另外, 为了杜绝庭审流于形式化, 实现实质化的庭审, 对于交通肇事罪的认定上, 不能够仅凭伤亡结果或者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来对其刑事责任进行裁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因果关系证明同样重要, 对被告人是否存在过失进行判断。

三、异议处理

在交通肇事案件当中, 应当能够基于综合全案的具体情况入手进行分析与评价, 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责任划分提出异议的行为, 不能够简单评价否认自首。基于现行的形势政策, 不能够仅凭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来进行简单评价, 需要从刑法上对整个交通事故进行评价。具体来讲,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责任划分则不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唯一证据。如果被告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提出异议, 应给予鼓励和支持, 尊重被告人要求质证的权利。另外, 对于符合自首的各项条件的应该认定为自首, 如被告人对造成死亡的结果如实供述并主动投案自首的情况。

综上所述, 我国《刑法》第133条未明确规定交通肇事罪的具体定罪标准,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肇事者的事故责任是认定交通肇事罪的主要依据。实践中往往直接根据《交通事故认定书》确定事故责任, 而《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公安机关在处理交通事故中, 依据行政法规制作的行政判断性法律文书, 其在对行为人行政责任的认定原则、方法上与刑事责任的认定存在本质区别, 不能在交通肇事罪的刑事审判中作为当然被司法机关直接采纳的证据材料。对交通肇事罪的确定应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来认定[2]。另外, 结合现阶段实际情况来讲, 公安机关是依法处理交通事故的行政执法主体, 公安机关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之间的行政管理法律关系, 从这一法律关系的特点来看, 公安机关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上处于主导地位, 而事故当事人则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 在此情形下公安机关所作交通事故认定需要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所以, 要明确并有效把握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长远来看则需要从制作主体及流程上给予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以严格的标准和更为适当的定位。

参考文献

[1]张政权.交通肇事罪中正确对待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J].学理论, 2013, 22:49-51.

责任认定书篇2

[基本案情]2015年1月18日9时55分，朱某某驾驶闽A33913号重型车由闽清往金沙方向沿202省道行驶，行经202省道341K+120M处，该车碰撞欧某某驾驶的无牌二轮摩托车，造成两车损坏，欧某某死亡的交通事故。闽清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朱某某未靠右行驶是造成本事故的直接原因，负本事故全部责任。闽A33913号重型车在某保险公司投有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时，均在保险期内。2015年1月19日，朱某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被闽清县公安局刑事拘留。2015年1月25日，闽清县公安局将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朱某某的同时提请检察机关对其批准逮捕。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在提讯朱某某时，朱某某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2015年1月27日，闽清县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朱某某。批捕的次日，朱某某家属为取得被害方谅解，经办案部门调解先行赔偿被害方损失71万元（这笔巨额赔偿金，可以从车辆保险赔偿款中支付）。2015年1月29日，朱某某被变更为取保候审。在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提出：朱某某在收到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第三天，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由于检察机关对朱某某批准逮捕，上一级公安机关不予受理，辩护律师认为执法机关侵犯了朱某某的申请复核权利，认为事故责任认定效力待定。当朱某某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认为：案发时，保险公司接到车主报案有到现场勘查，根据碰撞痕迹，认为投保的肇事车辆在本次事故中不应负全部责任，不能支付巨额赔偿。

一、检察机关在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的困境

本案中，辩护律师和保险公司均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提出异议。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因果关系及原因的确定，对认定有关法律责任具有重要的指引和依据作用。但在实践中，基层检察机关面对案多人少的现状，普遍对认罪的轻刑案件实行快捕快诉机制。在审查批捕阶段，由于时间紧，办案人员很少主动听取辩护律师意见，对涉及人员伤亡事故赔偿的，也不会听取保险公司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看法。目前，检察办案人员在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面临的困难主要是：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没有统一标准

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工作实际上是一个运用法律法规的过程，运用的如何直接反映出公安交警的执法能力和水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了处理交通事故两种程序：一种是对未造成人身伤亡，事实清楚，交通警察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处理，并当场出具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按照普通程序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自现场调查之日起10日内制作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要依照法定程序、法定标准制作生成。司法实践中，沉重而又巨大的交通管理任务，再加上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时间要求紧，给有限的警力带来了超负荷的工作，出现认定主体不适格；对人员死亡的交通事故，没有公开调查取证；送达当事人的文书不规范，事故认定书的制作者不具有制作资质等问题。

（二）当事人的复核申请权没有得到充分保障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当事人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但实践中，该权利却“形同虚设”。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51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在收到当事人书面复核申请后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决定。但该法第52条同时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如果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受理了其复核申请后，人民检察院对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那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终止复核。所以，从法理上说，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不服时，申请复核权经常是“不予受理”或是“终止复核”。

（三）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监督失控

刑事诉讼中，交通肇事罪的定罪和处罚均以行为人在重大交通事故中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前提条件。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监督方式有两种：一是外部监督。外部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来自人民警察以外的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以及公民个人的监督和制约。由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技术性很强，无论当事人或检察人员往往缺乏相应的专门知识，因此认定书很难被推翻，从而使交警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变成一种特权。二是内部监督。主要表现在人民警察队伍内部。《人民警察法》第43条规定：“人民警察的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其作出的处理或者决定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消或者变更。”但这种监督主要表现在接警出警、现场勘查、调查取证等执法活动有否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于责任认定的结果是否公正、合理则无法得到有效监督。

（四）容易引发涉检信访

交警部门出于多种考虑，有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送达当事人未达3日就匆忙向检察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涉罪的犯罪嫌疑人方往往不服，而被害方更是紧盯检察机关是否批捕。如果依照错误的事故认定批准逮捕，起诉后，法院若重新划分责任认定，涉罪嫌疑人无罪，则面临着国家赔偿问题；如果坚持不捕，要面临被害方的诘责与缠闹，使检察机关成为事故双方注意力的焦点，这给检察院的工作带来困难，无论作出何种决定，双方均无法接受，无端增加工作难度。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混乱的原因

犯罪嫌疑人朱某某认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其负全责，保险公司可以多赔付，所以在收到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后没有向办案人员及时提出异议，后因保险公司拒付巨额赔偿金，找到律师提供法律帮助，要求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申请复核。目前，导致检察机关审查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困难的原因有多方面的，有立法、观念上的原因，也有执法人员素质问题，但总结起来主要有：

（一）案多人少，办案时间紧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虽然遵循事故现场的客观实际情况，但最终是由交警人员根据自己交通背景知识做出的判断，具有一定的人为主观因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3条规定：“交通警察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应当取得相应等级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资格。”该规定要求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交通警察在取得相应等级的处理道路交通事故资格才可上岗。然而，由于警力不足，许多应该多岗位、分民警办理的业务，只能采取“一警多岗”的办法来缓解警力不足的问题，使民警“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再加上一些没有取得相应处理交通事故资格的交通警察上岗现象存在，民警在交通事故处理中重实体、轻程序，违反程序办案很常见，事故责任认定依据不充分，给案件的处理带来很多麻烦，致使群众对交通管理部门责任认定工作产生质疑。

（二）随意对被害人免除，减轻事故责任

在交通事故处理中也难免会遇到调解难、理赔难等问题，尤其是碰到死亡事故，受害人家属情绪激动，容易发生抬尸闹事等不稳定因素和群体性事件。对于有办理保险的肇事车主，如果肇事司机负全责，赔偿款更多，出于经济因素考量，对有利于被害方的事故认定如果不影响其定罪，也不持异议，虽然保险公司对赔偿款有看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8条规定：“行政管理部门依据法律规定制作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并确认其相应的证明力，但有相反证据能够推翻的除外。”实践中，收集交通事故现场证据难，推翻责任认定有难度。

（三）对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机关主体不合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要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公安机关在交通事故处理中，自行勘查、调查、自行认定，并以自行认定的结论用作定案根据的操作程序，无异于是用自身的主观认识并由自己制造的证据证明自己的诉讼主张，这与其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执行的职能是不相符的，难保其结论的客观公正，也不符合目前司法鉴定社会化的发展趋势。

（四）检察人员审查能力不高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交管部门经过现场勘查作出的，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一定的主观性，尤其是在目前事故认定的依据尚不统一、不规范的前提下，要求检察人员事后对事故作出认定，这与检察人员的知识体系和工作经验明显不符。

三、完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对策

本案肇事者朱某某没有明显违反治安管理条例（如车辆无证无牌、酒后驾车等），不能进行治安拘留。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制作出来前，不能判定肇事者是否要负刑事责任。由于经济赔偿没有到位，迫于被害方的压力，公安机关交警部门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判定责任，将肇某事者朱某某先行刑拘，后于现场勘验、检查和有关的检验、鉴定再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出现办案顺序倒置，难保执法公正。对此笔者建议采取以下几点措施，让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制作公正，规范。

（一）检察人员要强化对证据的审查判断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工作专业性强，知识面广，而且还要具备过硬的法律知识和规范意识，检察人员要加强学习，客观、科学、公正地审查事故成因。在目前法律法规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案管部门受理交通肇事案件时，要重点审查公安机关对当事人送达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送达回证，只有超过3日的方可受理，从源头上保证当事人申请复核的权利。检察机关在受理此类案件后，要听取当事人，律师和保险公司对事故责任认定意见，要严格审查责任认定书载明的事实和责任，对明显存在不合法、不公正的责任划分的情况应及时提出纠错建议。对未予按时补正或作出的说明没有正当理由的，要作出不批捕或不起诉决定；对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不依法履行职务、损害当事人合法权利或影响公正执法的违法行为的，应当报请检察长批准后，对有渎职行为的要开展法律监督调查，依法作出处理。

（二）增设交通肇事案件特困当事人救助资金

检察机关可以协调公安、法院、民政等部门建立联合救助机制，进一步拓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筹集的渠道，加大筹资力度，增加救助基金。在交通事故中陷于经济困境的家庭应当提供救助，用于伤者的救助和死者的丧葬，切实改变目前因信访压力而将不能确定是否构罪的肇事者先行采取强制措施的作法，确保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按照法定程序、法定标准制作。

（三）增设权威鉴定机构

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法院作出裁判的主要证据，除非异议当事人能够提供证据证明事故认定确有瑕疵，否则法院只能依据原事故认定作出裁判。但由于交通事故现场的部分证据无法复原、固定，在事后要求当事人举证，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当事人对事故责任认定书有异议，解决困境最根本的办法自然是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之外设立中立的中介机构，给予当事人司法救济途径。如果中介机构所作的司法鉴定和事故责任认定结论不一致的，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中介机构司法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回答与鉴定事项有关的问题。

（四）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

申请工伤是否必须提供责任认定书篇3

2011年11月2日下午6时许，句容某建筑公司职工张某下班后，在骑摩托车回家途中不慎摔伤。后张某认为自己属工伤，遂向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称社保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并提交了王某、段某等人的证言以及住院资料等证据。社保局审查后认为张某所提供的申请材料中没有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申请材料不完整，遂书面告知张某在10日内补齐相关有效证明材料。由于张某疏忽，事故发生时未报警，故其在规定的时间未能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社保局以张某提交的工伤认定申请材料不完整，作出《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张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

[评析]

原告张某因交通事故致伤申请工伤认定，但未能向被告社保局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是否属资料不完整，即“责任认定书”是否是申请工伤认定的必要条件？答案是否定的。

从处理程序上看。被告对原告的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实际是从工伤认定的审查作出的处理，是一种程序处理，并不属是否构成工伤的实体处理，类似于法院审查立案程序。因此，被告以“原告在规定的时间内只提交了王某、段某等人的证言，但该证言不属于有效证明，也没有提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为由，认为原告提交的材料不齐全，实质上是法院对是否构成工伤进行了实质性的判断，而不是仅考虑原告提交的材料是否符合工伤申请受理的条件，混淆了工伤认定受理程序和工伤认定程序。

从受理条件上看。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认定申请应当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伤认定办法》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工伤认定申请表》，并提交“劳动合同文本复印件或其他建立劳动关系的有效证明、医疗机构出具的受伤后诊断证明或职业病诊断鉴定书。”由此可以看出，不论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还是劳动保障部的部门规章都没有规定申请人提起工伤认定申请时必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换言之，《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均未规定申请人因交通事故申请工伤认定时，必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

从具体依据上看。被告要求原告需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的依据，仅是劳动保障部统一制定的《工伤认定申请表》，该《申请表》的“填表说明”中有一项规定，即“由于机动车事故引起的伤亡事故提出工伤认定的，提交公安 1

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这仅是引导性说明而非强制性条款，其目的在于指引申请人尽可能详尽地提供有效申请材料，以便于准确作出工伤认定。因此，被告强行要求原告必须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实属对工伤认定相应规范性文件的曲解或片面理解。从该条款规定的内容看，需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或其他有效证明”，二者具有选择性，即既可以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责任认定书，也可以提交其他有效证明。原告提交的证人证言，已证实原告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受伤的事实，理应属于“其他有效证明”。至于该证言能否在工伤认定时被采用，则在所不论，因为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审查时，对该申请材料仅是形式审查，而非实质审查。

责任认定书篇4

勘察现场5日内委托鉴定，检验鉴定的时间一般20日内，特殊情况可以延长10日，检验鉴定结果确定后5日内出具事故认定书。所以事故认定总的时间最长不超过40日。

责任认定书篇5

1、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公安厅、局：为了正确、及时地处理道路交通事故，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和惩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者，国务院于1991年9月22日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各级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应当密切配合严格依法办案。现应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自1992年1月1日起〈〈办法〉〉实施后，当事人因道路事故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时，除诉状外，还应提交公安机关制作的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者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违章行为造成的结论。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应予受理。1992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仍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原有规定处理。

二、发生在公路、城市街道和胡同（里巷）以及公共广场、公共停车场专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的交通事故，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办法>>第五条的规定处理。其中公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的，经公路主管部门验收确定的城间、城乡建、乡间能行驶汽车的公共道路（包括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当事人就道路上发生的与车辆、行人有关的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地一百零八条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三、公安机关依据《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第十六条的规定，做出紧急使用单位或者个人的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制定预付伤者医疗费、处理尸体的决定，当事人因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四、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做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做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做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

五、公安机关依据《办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对当事人造成交通事故和违章行为分别裁决、合并执行处罚的，可以使用一张处罚裁决书。当事人申请复议、提起行政诉讼和公安机关复议的期限按照《办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计算。

六、对于案情简单、因果关系明确、当事人争议不大的轻微和一般事故，公安机关可以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采用简易程序当场处罚和调解，但当事人不同意使用简易程序处理的，不适用简易程序。当场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履行，当事人可以持公安机关的调解书或者调解终结书向人民法院提起同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七、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公安机关指定预付抢救伤者费用的当事人，以其无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或者责任轻而对预付费用有异议的，持公安机关调解书、调解终结书或者认定该事故不属于任何一方当事人违章行为造成的结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符合民事诉讼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亦应当受理。

八、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时，应当严格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987年8月21日《关于严格依法处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法（研）发[1987]21号）办理。对于造成交通事故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必须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根据犯罪情节，分别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不同量刑档次定罪量刑。适用缓刑必须符合法定条件，防止滥用。

九、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应当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认真审查、核实。只要求做到“两个基本”即案件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不要纠缠不影响担子定罪量刑的枝节问题。

十、人民法院受理因道路交通事故引起的损害赔偿或者返还财

产案件后,可以向处理该案的公安机关发出调卷函或者由办案人员持调卷函调阅公安机关处理该卷的全部宗卷。公安机关应当于收到调卷函5日内将案卷移交人民法院。一审结案后5日内,人民法院应当将上述案卷退还公安机关。第二审人民法院和再审法院可以根据需要再次调阅上述案卷，亦应当在结案后5日内将案卷退还。

2、关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是否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法工办复字〔2005〕1号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法规工作委员会：

你委2004年12月17日（湘人法工函〔2004〕36号）来函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作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证据使用。因此，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行为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果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牵连的民事赔偿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全国人大常委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二00五年一月五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第七十四条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以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书生效后不履行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六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一）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

（二）因两方或者两方以上当事人的过错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根据其行为对事故发生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分别承担主要责任、同等责任和次要责任；

（三）各方均无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过错，属于交通意外事故的，各方均无责任。

一方当事人故意造成道路交通事故的，他方无责任。

省级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具体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确定细则或者标准。第五十条道路交通事故成因无法查清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载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情况及调查得到的事实，分别送达当事人。第二节复核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

复核申请应当载明复核请求及其理由和主要证据。第五十二条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收到当事人书面复核申请后五日内，应当作出是否受理决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复核申请不予受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一）任何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受理的；

（二）人民检察院对交通肇事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的；

（三）适用简易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

（四）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受理复核申请的，应当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

第五十三条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自受理复核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下列内容进行审查，并作出复核结论：

（一）道路交通事故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是否正确；

（二）道路交通事故责任划分是否公正；

（三）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及认定程序是否合法。

复核原则上采取书面审查的办法，但是当事人提出要求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召集各方当事人到场，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复核审查期间，任何一方当事人就该事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经法院受理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终止复核。来源：律师维权网转载请注明出处体验新版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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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认定书篇6

刘某是某铜业有限公司员工,2014年4月,刘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铜业有限公司、刘某家属述称:2014年4月2日22时许,刘某在上班途中驾驶普通二轮摩托车往公司所在地行驶,在行驶中与道路右侧路旁树发生碰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铜业有限公司、刘某家属申请认定工伤。

经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核实,刘某于2013年3月被铜业有限公司聘用,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成立。2014年4月2日晚22时许,刘某因到单位上班,驾驶二轮摩托车到公司途中遭受道路交通意外事故死亡。2014年4月30日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事人刘某驾驶二轮摩托车往单位行驶时,与道路右侧行道树发生碰撞,造成刘某当场死亡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交警部门调查取证并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

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决定:刘某受到的交通事故意外伤害,因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未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未作出责任划分,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不符合认定条件,不予认定为工伤。

刘某家属不服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出的认定决定,向一审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家属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虽然本次认定交警部门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未作出事故责任认定,但本次交通事故责任并非不能作出认定。当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调查核实权。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工伤保险有关规定处理意见的函》(人社厅函〔2011〕339号)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均要求对《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以司法等有权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为依据,但其并未限制在没有上述法律文书的前提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认定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同样明确了在上述法律文书不存在或不明确的前提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可以根据事实进行相关认定,法院也应当就其作出的认定进行审查。交警部门经调查取证并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结合刘某夜间驾驶摩托车撞到行道树这一事实,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的证据成立。其死亡情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不应认定为工伤。

刘某家属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人民法院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在经调查无其他相反证据的前提下,根据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等证据材料,以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对道路事故未作出责任划分为由,作出对刘某所受伤害不予认定为工伤的决定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争议焦点

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当有关机关未对道路交通事故作出责任划分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职工家属方认为:一是刘某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由于无法查清交通事故成因,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依法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份证明未作责任认定,因此公安机关并未认定刘某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仅排除了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伤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限制在无法认定责任情形下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未认定责任的情形未排除在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之外。二是有权机关未进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作出工伤认定决定是不合法的。

当地人社部门认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人社部发〔2013〕34号)第二条“《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的规定,工伤认定申请人应该向人社部门提供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应该提交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应当知道无道路交通管理部门责任划分的有效证明,将会自行承担不利后果。

案例评析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在工伤认定程序中具有调查核实权。因此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调查核实此次道路交通事故是一起单车交通事故,刘某驾驶的摩托车与道路右侧行道树发生碰撞。行道上的树是静止不动的物体,刘某驾驶的车辆是运动的,是人可控制的。事故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证明未发现第三方因素参与本次事故,也没有其他证据证明第三方因素参与。人社局调查收集的现有证据判断,刘某自身的过错是发生此次事故的全部原因,其应对本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因此,本案中,在没有有权机关作出事故认定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可以根据其收集的证据、调查核实的情况对交通事故的责任作出认定,并结合其他相关事实作出工伤认定决定。

连带责任的分类与认定篇7

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责任人相互间有连带关系。

所谓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其共同债务全部承担或部分承担，并因此引起其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当责任人为多人时，每个人都负有清偿全部债务的责任，各责任人相互间有连带关系。

什么是连带责任？

具体地说，连带责任是一种多数主体责任，即与债权人相对应的债务人在数量上为两个以上。

连带责任是违反法律义务所承担的民事责任，这种法律义务首先是合同法上的义务，即给付义务，表现为作为。合同法上的义务可以是合同当事人的约定（如约定的连带保证责任），也可以是对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法定（如法定的合伙人对合伙债务的连带责任）。其次是侵权法上的义务，即不得侵害他人人身、财产权益的义务，表现为不作为（如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人中任何一人对违反法律义务的后果都必须负全部责任。

连带责任的分类

依连带责任产生的原因不同，可以将连带责任划分为法定连带责任和约定连带责任。连带责任虽对债权人有利，但对债务人无疑是一种加重责任，所以《民法通则》规定，承担连带责任须有当事人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可见，在一般情况下，多数人的债务是以按份责任为基本清偿原则的。

约定连带责任是依照当事人之间事先的相互约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法定连带责任是指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由于债务人约定加重自己的责任的情形毕竟不多，故连带责任的承担大多数来自法律的规定。法定连带责任与约定连带责任除了产生的原因不同外，還有连带责任人主观因素的区别。法定连带责任均为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如代理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而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由于该代理人和第三人主观上都有过错，所以我国《民法通则》第66条第二款规定了两者都应承担连带责任。而约定连带责任的承担不一定要求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仅以事先约定为准，如保证人为被保证人就主合同提供担保，保证人主观上并无过错，只是基于保证合同中的约定而承担连带责任。

依连带责任内容之不同，又可将连带责任划分为违约连带责任与侵权连带责任。违约连带责任即指当事人共同违反合同规定而产生的连带责任，侵权连带责任即指当事人共同侵权行为造成损害发生而产生的连带责任。

依产生连带责任的合同效力的不同，可将连带责任分为有效合同连带责任和无效合同连带责任。有效合同连带责任的前提是有效合同。在合同成立之时，当事人各方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所订合同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主观上没有过错，客观上没有违约行为。因此，或是主合同或是从合同皆为有效合同，只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一方或多方违约才产生了连带责任。无效合同连带责任产生的前提是无效合同，或是主合同无效，或是从合同无效。由于当事人主观上有过错，客观上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因此，合同在成立时就无效。但合同无效并不能免除当事人的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即为无效合同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确定后，依债务人承担责任的先后顺序不同，可将连带责任划分为一般连带责任与补充连带责任。一般连带责任的各债务人之间不分主次，对整个债务无条件地承担连带责任，债权人可以不分顺序地要求任何一个债务人清偿全部债务，如合伙、半紧密型联营、代理关系等。补充连带责任须以连带责任中的主债务人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为前提，从债务人只在第二顺序上或者与责任总额不一定相等的情况下承担连带责任，如保证人在被保证人不能偿还债务时，保证人才承担连带责任，倘若被保证人只能承担60%的债务，那么保证人只能承担另40%的责任。

连带责任的构成要件

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连带责任是连带债务关系中数个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形式。因此，连带责任需具备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连带责任人主观上须有过错、行为须具有违法性、须造成损害事实以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须存在因果关系。但是，由于民事立法上允许连带责任无因设置，即当事人自行约定，所以连带责任的构成又有例外。比如担保合同中的保证人，其主观上虽无过错，也未实施违法行为，但其仍应承担连带责任。因此，连带责任的构成还有其自身的条件和特点。

首先，连带责任人必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连带之债是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连带之债是指以同一给付为标的，各债权人或各债务人之间有连带关系的多数人之债，其中数个债务人连带承担以同一给付为标的的债务，称为连带债务。显而易见，连带责任的责任人须为两人或两人以上，连带责任人作为多数主体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般连带责任的各债务人，诸如合伙内的各合伙人，共同侵权的各侵权人等，另一种是补充连带责任中的主债务人和从债务人，如保证合同中的主债务人和保证人。

其次，连带责任人与债权人之间须存在着债的关系。连带责任是以债的关系为前提的，没有债的关系，就无民事责任可言，更谈不上承担连带责任。在代理关系中，某两方当事人共同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由此便与受害人之间形成了债的关系。如在代理人与第三人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情况下，代理人是对其进行代理活动中的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失向被代理人承担责任，第三人也不是代人受过，而是对自己的过错行为造成的损害向被代理人承担责任，代理人与第三人在意思上的联系和行为上的配合，使得他们处于共同债务人的地位。另外，在保证关系中，保证人与债权人所形成的同样是债的关系，此债是以主债务的存在为前提，为从债，也即保证之债。

连带责任所指向的债必须不可分。不可分有性质不可分和意思不可分。性质不可分是指给付在性质上不可分割，如分割就会损害其价值；意思不可分是指给付在性质上虽属可分，但依当事人意思而定为不可分。我们这里所述的不可分显然是指意思不可分。民法上所说的“连带”是指“共同的、一致的、不可分的”意思，但“共同的、一致的”是指几个责任人共同对某一特定主体承担义务：“不可分的”则强调了这些责任人对共负的债务必须不分份额地承担清偿义务。这种共同债务的不可分割决定了各连带责任人在履行义务时，首先就应无条件地承担全部责任，其后才在内部关系中体现按份责任。因此，共同的不可分割性是连带责任的重要构成要件之一。

再次，连带责任的客体必须是种类物。连带责任的主体是指连带民事责任人承担义务的对象，该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相比，其外延显得单一。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是指物、行为、智力成果和其他一些权益。作为民事法律关系最普遍的客体物又分为种类物和特定物，而连带责任的客体则只能是其中的种类物，这是由连带责任的性质所决定的。其一是，连带责任是一种财产责任，所以其客体必须是物。其二，由于所履行债务的责任是连带责任，因而这种客体在客观上是可分别承担的，而不应是特定的。特定物不能作为连带责任的客体，因其具有不可替代之特征，其他连带责任人无法承担连带责任。最后，连带责任的承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或者当事人明确约定。

责任认定书篇8

参阅案例15号

施建新诉南通市人社局不予认定工伤纠纷案

【裁判摘要】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认定工伤的行政职权以及对相关事实调查核实的职责。劳动者在上下班途中遭受交通事故损害，是否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形，应由社会保险部门依法做出认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只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履行工伤认定职责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不是前提条件。

在道路交通事故一方逃逸，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未明确认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交通事故是否属于非劳动者本人主要责任做出判断。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交通事故认定书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为由，不予认定工伤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件事实】

原告施建新为第三人南通开发区力强钢丝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强钢丝公司）职工。6月12日6时20分左右，原告施建新驾驶摩托车前往公司上班途中与一辆白色小型货车碰撞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因白色小型货车逃逸，交警部门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去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10月29日，力强钢丝公司以施建新在上班途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为由，向被告南通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被告南通人社局经审查认为，因原告施建新在道路交通事故中的责任无法认定，其所受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工伤，属于不得认定工伤的情形，故决定不予认定工伤。但根据南通人社局与南通市公安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申报工伤的处理意见》的规定，“责任无法认定”也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的情形，可以认定为工伤。请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南通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原告施建新所受伤害为工伤。

【争议焦点】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在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认定应否成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2）原告施建新在本起事故中的责任应当如何判定。

【一审判决】

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一审审理认为：

（一）关于在因道路交通事故受伤的情形下，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应否成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郑州劳动争议律师www.zzldzyzxzx.com/）

首先，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非事故责任认定的唯一形式。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结论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能够分清责任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另一种是成因无法查明而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在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穷尽手段仍然无法查清事故责任的情况。尽管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交通事故的法定处理机构，但交通事故认定应当是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的参考性证据之一，而不应该成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条规定“《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的非本人主要责任的认定，应当以有关机关出具的法律文书或者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决为依据”，但该规定仅是引导性说明而非法律强制性条款，其目的在于指引申请人尽可能详尽地提供有效申请材料，以便于准确作出工伤认定，因此，上述规定并不能成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前提条件的理由。本案中，被告南通人社局以申请人未能提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认定书，事故责任无法认定为由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应属对该规范性文件的曲解和片面理解。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没有法律依据。

其次，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并不排除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在上下班途中，收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从该条文的文义看，收到道路交通事故伤害的认定为工伤需具备“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限制性条件，但该条文从责任划分角度仅排除了在交通事故中负主要责任和全部责任的受害人可以享受工伤待遇的情形，并未排除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的受害职工可以主张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本案中，原告施建新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经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确认为事故责任无法认定，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并未排除的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的情形。此外，依照被告南通人社局与南通市公安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申报工伤的处理意见》中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交通事故伤害要求申报工伤的，应当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非本人主要责任（包括本人负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无责任和无法认定的情形）的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工伤认定的依据”，原告施建新发生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情形符合该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至于被告南通人社局提出该文中要求提供的是“交通事故认定书”而非“交通事故证明”的辩驳意见，当属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事故认定结论形式的不当理解，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论是作出事故认定书还是事故证明，均是对交通事故责任的一种认定形式，被告南通人社局的辩驳意见不能成立。

最后，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对事故责任进行判断的职责。《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至第十五条规定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有工伤认定的职权以及对相关事实进行调查核实的职责。只要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就有责任和义务对受理案件的事实进行调查并及时作出认定结论。在工伤认定案件中，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于工伤认定是否适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享有取舍权、判断权。即便申请人无法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也应当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综合各种情况，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准确判断是否属于事故过程中的非本人主要责任，及时正确地作出行政确认认定。本案中，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已经作出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在要求申请人提供《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现实，也不可能。由于白色小型货车驶离现场，至今未能查获，致使原告施建新试图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确定事故的责任承担都已成为不可能。在此情形下，如果将劳动者所受的伤害一律不认定为工伤，实质上等同于让弱者承担了全部的事故结果，亦与保护弱者的社会法价值取向相背离。而且，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如果对这类情形的伤害一律不予认定工伤，那么，形式上看虽然保留了劳动者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情形下主张工伤保险的权利，但一律不认定工伤的结果实质上变相剥夺了劳动者获得救济的途径。

因此，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不应成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作出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充分履行调查核实职能，对是否属于非本人主要责任作出判断。

（二）关于原告施建新在本起事故中的责任认定应当如何判定

首先，《工伤保险条例》第一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执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由此可见，工伤保险的立法目的核心要义在于对受伤害的劳动者的工伤救济与补偿。目前，《工伤保险条例》对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能否认定工伤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保障受伤害的劳动者救济与补偿优先的立法目的，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至于本案被告南通人社局提出的原告施建新无证驾驶未年检车辆的问题，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并没有无证驾驶或者车辆未经年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遭受伤害的不得认定为工伤的禁止性规定。

其次，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应当参照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确定责任承担。所谓优者危险负担原则，是指在难以分清事故双方各自过错责任的情况下，考虑双方对道路交通安全注意义务的轻重，按机动车危险性的大小及危险回避能力的优劣，分配交通事故责任。本案中，白色小型货车无论在速度、重量、体积及对让他人的危险性方面，与原告施建新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相比，其应具有更高的避险义务，应当履行更重的安全注意义务。从事故现场来分析，施建新所驾驶的二轮摩托车与白色小货车均自北向南同向行驶，根据公安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痕迹检验报告》，二轮摩托车的左侧有擦碰，可以合理推断白色小货车位于摩托车的左侧，其车身右侧与二轮摩托车发生碰擦，从生活常识判断，白色货车从摩托车左侧行驶时碰擦二轮摩托车的可能性更大。本起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主要原因在于白色小型货车逃逸，故推定由具有更高危险性和负有更高注意义务的逃逸方承担事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更符合优者危险负担原则的精神。因此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应推定处于相对弱者地位的原告施建新不负主要责任以上的事故责任。

因此，在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情形下，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按照《工伤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立法精神，根据优者危险负担的原则，对事故责任作出判断，并作出有利于劳动者的推定。

综上，被告南通市人社局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据此，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条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之规定，于12月3日作出（）港行初字第0070号行政判决：

一、撤销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9月29日作出的（）第651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二、责令被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六十日内对施建新所受伤害是否为工伤重新认定。

【审理结果】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均未提出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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