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征文

人文精神征文（精选8篇）

人文精神征文 篇1

主办：泰顺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承办：泰顺县文化馆

三、基本要求

(一)征文内容。面向全国，凡描写泰顺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风情以及地域文化的游记散文作品、诗歌(现代诗、古体诗词)均在应征之列，要求注重文学特色和语言的美感，关注原创意义，包含旅行日记、随笔、诗歌及游记等。

(二)稿件要求。来稿字数要求：散文类限3000字以内，诗歌类限60行内，同一类文体稿件，每人限寄一篇。参赛稿件格式要求：标题用三号黑体，正文用四号仿宋字体，A4纸打印;纸质稿件一份，电子稿一份;参赛作品必须是原创作品，如有剽窃或抄袭行为，取消评选资格，追回荣誉证书和奖金，并由作者本人公开向组委会和读者道歉。

(三)投稿时间。1月1日—206月30日。

(四)版权所属。所有获奖作品版权归主办方。

四、奖项设置

(一)一等奖1名，奖金6000元;

(二)二等奖5名，奖金元;

(三)三等奖10名，奖金1000元;

(四)优秀奖若干名，奖金200元;获奖作品均颁发获奖证书。

五、投稿地址

浙江省泰顺县文化馆理论信息部(浙江省泰顺县科技文化中心四楼418室)陈美美收，来稿请注明“生态山水 人文泰顺”征文字样。

联 系 人：陈美美

联系电话：0577—21215607

邮 编：325500

人文精神征文 篇2

一、坚持三个结合培育五种意识

培育人文精神, 坚持三个结合。一是坚持学校人文精神与创建学习型团队相结合。学校人文精神应以学习为主要途径, 培养教职工高尚的道德情操、崇高的职业道德、高度的廉洁自律意识、过硬的专业知识, 这一切都离不开学习。每名教育工作者, 都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学习, 强化对教师这种职业传统的领悟, 建立和培养合理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 在教育文化环境中树立优秀的教师职业形象。二是坚持学校人文精神与树立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学校人文精神的重要任务就是重视教师精神素质的培养, 要求教职工队伍具有远大的教育事业理想追求。三是坚持学校人文精神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学校人文精神既是一种文化现象, 又是一种管理理念, 是以管理为目的和以文化为载体的管理理论的有机结合,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具体表现为规范师生群体行为的各种制度规范。通过制度的建立, 规范约束师生的行为, 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科学的学习观, 树立崇高的职业道德, 使师生真正做到德化于自身, 德化于本职。抓人文精神的培育, 还要注意强化五种意识:一是勤奋敬业意识;二是无私奉献意识;三是开拓创新意识;四是竞争意识;五是廉洁自律意识。树立了这些意识, 学校形象、教师素质、办学质量知名度会越来越高。

二、培育人文抓三关键

(一) 抓关键, 以领导者的倡导作用和示范作用培育学校人文精神。任何一种人文精神都不是自发形成并发展的, 而是通过一大批有识之士总结、倡导、推广而成。在学校人文建设中, 学校领导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领导者首先是倡导者、宣传者, 因此, 要抓住每一个机会, 利用每一个场合, 宣传学校人文精神, 让学校人文精神人人清楚, 个个明白, 深入人心, 从而奠定学校和教师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同时, 领导者又是学校人文精神建设中的实践者、示范者, 按学校人文精神的要求, 带头树立宗旨意识, 带头接受方方面面的监督, 成为师生学习的楷模。领导班子要达成共识, 把学校人文精神建设摆上首要位置, 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以领导者的高度重视, 积极倡导和亲身实践, 推动学校人文精神建设的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 抓机制, 以严格的制度和扎实思想政治工作促进学校人文精神。学校人文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依靠制度作保障。要通过科学的建章立制, 去规范学校的各项工作, 约束每位教职工的行为, 从而在严格管理中培养学校人文精神, 塑造学校良好的形象。同时, 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学校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通过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让创建高品位的学校人文精神深入到每位师生心中。对广大师生要从政治上给予关心, 思想上给予理解, 感情上给温暖, 心理上给予疏导, 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人心、温暖人心的作用, 使师生从内心深处切实认识到学校人文精神建设对于改造思想、培养良好作风的作用, 提高每个教职工建设学校人文精神的积极性, 使学校人文精神向着高品位、高质量的方面不断深入持久地发展下去。

学人精神与人文精神 篇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英文原版的“西学基本经典”丛书，这在国内出版界乃至于整个学术界都是一桩值得瞩目的盛事。我作为一个知情者，关注并期盼此事已久，现今看到一批胆识之士的辛勤工作结出硕果，不禁感慨系之。

我说译西书之事隐含着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关切，这话一点都不假；而且放在一百年前去看，它还不能说是隐含，而是急切地表达，因为中国人引进西学并译西书之事，本身就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给逼迫出来的。这当然是指甲午战争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别的不说，且看当时一位与时事相涉并不深的学者王国维在1898年说的一句话：“若禁中国译西书，则生命已绝，将万世为奴矣。”(给许同蔺的信)这是那一代学人“求新声于异邦”的初衷，也是他们大张旗鼓地译介西书的最强烈的动因。近代中国对西学的拥抱和对西书的引入，就是这样拉开了序幕；这注定了该事件从一开始就灌注了充沛的人文精神。直到最近一二十年，西学东渐再一次成为盛事，西书尤其是学术书籍的翻译又掀起大潮，究其动因，不是仍来自当代中国在“世界大家庭”里生存的危机感吗?

当然，民族存亡对于学人或人文精神来说毕竟还是较为实际也较为表层的因素。学人与常人不同的地方，是思想；其对民族及人类命运的关切，也能上升到形而上之思。为此，引进西学，就肯定会向深幽处延伸和开拓，而译事里所体现的学人精神和人文精神也随之深化。

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篇4

世界科技文化史结课作业

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姓名：王 大 海

学号：091031091

5专

班级：机自099

学校：天津工业大学

2010年12月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两种观念、方法与知识体系。科学精神的核心是“求真”,人文精神的核心是“求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实践所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当代人类实践的发展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融合既提出了紧迫要求，也奠定了现实的实践基础。应使对今天社会发展的现实状态，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运用要融和与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实现了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保持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及可持续发展。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立足当代人类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要融汇中西，致力创新，加速分化，促进综合，在新的时代的条件下构建和谐与融合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与现实要求。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追求真理过程中所创造的人类精神世界中不朽的旋律。从古希腊开始，科学精神就在西方世界开始萌动，古希腊科学中的理性精神、分析精神非常的发达，柏拉图的理性主义还使理性负载着精神生活的意义，这样，亚里士多德才有可能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形式逻辑体系。而突出表现在近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更是把理性推崇到了万能的地位，认为理性可以达到人的一切目的。如在康德看来，意志行为惟有合乎理性。在近代科学发展中，由于客观精神与理性精神的复兴，实证精神和分析精神的迅速发展，由此引起近代科学在各个领域的全面繁荣。突显出来科学精神的大旗更是在波澜壮阔的现代科学革命中表现出来。历史把科学精神推向了人类精神的核心地位。科学精神的演变与发展凝聚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而何谓科学精神？在美国科学史家默顿看来，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有组织的怀疑主义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他进而认为，“科学的精神气质虽从未被整理过，但从科学家在习惯中，在无数论述科学精神的著作中，在对触犯精神气质的行为的道德谴责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道义一致性，可以推断出它的存在。”而从科学认识方法的视角，哲学家海德格尔则指出科学精神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分离。“物本—物化—对象化，这就是这种科学精神的基本内核。”在我国，明确提出科学精神并提倡“弘扬科学精神”的是任鸿隽。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推进，黄昌款、胡适、毛子水、屠正叔等对科学精神的研究从而使这问题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而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从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刻卜勒、牛顿、波义耳等人身上，总结出了科学精神的几个特点，它们分别是:不盲从，不附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专心一致，实事求是等。当代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拓宽了科学精神的内涵，赋予科学精神以新的时代特征。科学精神是科学实践中

逐渐形成并不断表现出来的情操、气质、品格和特征，它是时代的科学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现代社会实践要求人们反思以往对科学认识的片面性，要求全面认识科学理性的作用。科学探索就是要透过事物的现象去把握其本质及内在的规律性，反对用任何形式束缚人们追求真理的思想和行为。科学精神是一种时代精神，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科学的发展来理解它。科学精神体现着人类对客观性、真理性、合理性的追求与创造。它激励着人们驱除愚昧，求实创新，并不断推动着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宣传和探讨“科学精神”的热潮,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充分展示了科学精神及其巨大作用。

人文精神是从人文文化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精髓。它以人为尺度，注重形象思维和整体综合，开掘主体生命内在的体验、感悟和直觉，人文精神突出了人主体地位，揭示主体价值。人文精神就其核心来说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等。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人对自然、人对社会、人对他人、人对自己的基本态度上。人正确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热爱自然、尊重自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也要正确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社会中把握人的价值，人还要处理好人自我表现的超越性的问题。作为一种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西方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注重对个体的关注，夸大物欲作用，忽视精神价值的单面人文精神。人文主义强调人的价值,也即通常所说的对人的“终极关怀”、“精神追求”等。有学者认为，人文精神就是人之为人的一种理性意识、情感体验、生命追求、理论阐释、评价体系、价值观念和实践规范。人文精神，说到底就是指“一切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人文精神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实践原则，这种原则是评价一切实践活动结果的根本尺度。人文精神把人的利益、人的发展看作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人文精神是推动起一种有别于科学认识的探究活动，去展现人的内心世界，以及它与外间世界的交相辉映。以人性、人文理念来观察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它活跃于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中，是一种理性意识与非理性的体验的结合，人文精神的目标是追求善和美,其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重视人的精神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能动作用。它既表现为一定的知识形态，也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应承担消除人文危机的重任，为人类科学发展与社会进步开创一片新天地。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生的，都是承认与尊重客观实际、提炼与抽取客观现象的本质、探索与揭示客观规律的，其基础在于社会实践。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在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劳动中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共同的基础，其共同的根基就是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是人，而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也是人。许多科学家还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这样主体层

面的科学精神中也包含了人文精神。科学界的优秀分子意识到自己从事的科学工作对于社会、人类的责任，从主体层面把科学精神理解为科学家的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精神价值。杰出科学家身上体现出的精神品质,如怀疑精神、敬业精神、奋斗精神、献身精神。这都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高度结合的体现。在人类社会实践层面,人们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和深入实践的行动，自觉促进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统一建构。要在自然——人——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上，发展和发挥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相通性，建立一种真正的大科学观，这种大科学观中蕴含了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在气质和广博内容,从而具有更加广阔的科学视野和实践价值。这就告诉我们，只有撇开种种理论上的谬误，回到马克思说的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才会确信，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本来就是统一的。科学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精神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是不可分割的融合在一起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往往相伴相随，科学精神根植于人文精神之中。科学作为一项探求知识和真理的认识活动，体现的对真理的无私追求的崇高精神永远激励着人类向着真善美的最高境界前进。近代科学的诞生，把人从神权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这不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控制论奠基人维纳有一本著作，书名就叫《把人当人来用》，希望改变把人当机器来用的状况，这不也是充满着人文精神吗？科学精神就是人类一切美好、崇高、值得肯定的精神品质,其中包含了人文精神。

然而，在我们所在的大学，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决定了大学的文化生活，而大学的文化生活又决定着大学的风格，影响着大学的运作行为，影响着师生的气质和品性，进而形成一所大学特有的价值观念、学风、教风和校风。它决定着大学的形象，使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大学精神，那些具有个性的大学精神必然能形成办学特色和发展优势。大学精神作为整个国家和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形成过程中必然会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同时形成后的大学精神也反过来影响着社会文化的长远发展。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篇5

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一． 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就是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科学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一方面约束科学家的行为，是科学家在科学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保证；另一方面，又逐渐地渗入大众的意识深层。其具体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继承基础上的创新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核心内容；（2）实事求是是科学精神的基本要素；（3）辩证的怀疑和批判意识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4）协作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构成要素。

二． 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之所以是万物之灵，就在于它有人文，有自己独特的精神文化。人文精神不仅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而且影响到物质文明建设。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个

国家的国民人文修养的水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

三．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虽然是两个具有不同特色的概念,它们是人类两种不同的内在精神,共同构成了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基本方式,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观察世界的两种基本方法及角度,成为现代社会的文化基础。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是彼此隔绝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两者相互区别又统一互补。

一方面,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互独立、彼此有别。它们在理论内涵、方法原则、价值取向、思维模式等方面存在不同;另一方面,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又相辅相成、统一互补。科学精神以人文精神为导向,人文精神以科学精神为基础,二者实现融合有内在的根据。要想真正地认识世界,必须将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使用综合交汇的方法和视线,这样才能达到追求真理、讲究价值的完美统一。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一直受到许多科学家的重视。笔者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它们融合的关键不是机械决定论，而是辩证法的相互作用论。我们要放弃机械论的二分法，提倡有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与有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或者是有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与有科学精神的人文科学。这两者相结合，发展着充满人文关怀的科学技术，同时发展着有科学精神的人类道德。

高科技发展不仅要征服无知，而且要有高尚的道德。诺贝尔奖获

得者普里戈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化如此深刻，以致已能真正地进行一种人与自然的新的对话了。在这里，我们“不再是用那种以机械的世界观描绘出的被动呆钝的观点，而是用一种与自然的活性相关联的新的见解。”无论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人文科学中，“代替'现在即意味着将来'的观念结构，我们正步入一个世界，在其中将来是未决的，在其中时间是一种结构，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这当中去。”未来的新世界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的世界。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内在的一致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并在时代的发展中越来越为人们所自觉地推动,成为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正如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预料的那样:“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首先,这种统一趋势表现在许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家自觉升华,跳出学科藩篱,放弃偏见,把自己的学术同人类的生活结合起来,密切关注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其次,这种统一趋势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实践活动中。人性化已经成为高科技发展的一大趋势。

再次,这种统一的趋势表现在大量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出现上,这已经成为当代文化、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分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引起了人们的反

思,为了人和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发扬科学精神的同时,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

首先,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提高,才能将人们从物质匮乏的窘境中解放出来,从而也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创造前提条件。其次,重建和传衍人文传统之根与凸现人文精神特有的否定精神和批判连续是现代化进程中人文建构的生长点,在创新文化的精神理念和价值层面应当充分体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奥运精神中国精神征文 篇6

本次奥运会提出的口号是：文明奥运、人文奥运。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从小时候起老师就教育我们讲文明树新风，这也是我们文明古国优良传统的体现。在奥运会期间，不光是北京等内地大城市就连远离几千公里外的新疆克拉玛依都感觉跟平时不一样：公共场合大声喧哗的少了，讲文明用语的多了;随地乱扔果皮垃圾的少了，爱护环境的多了;不走人行道横穿马路的少了，遵守交通规则的多了……

奥运会上，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运动场上，运动员们你争我抢、你追我赶，看得我们惊心动魄，这也体现了团结、拼搏、奋进的奥运精神。试想，我们在学习方面拿出这种拼搏精神，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互相合作，学习成绩还会差吗?

奥运会的参与者不但有运动员、裁判员及相应的工作人员，还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北京办好奥运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他们通过自己的行为把我国的优良传统—文明礼仪传诵给全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人文精神征文 篇7

20 世纪90 年代, 王晓明在《上海文学》第6 期上发表了《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危机》一文, 严厉批评了当时文学界现状, 认为当代文学发生了严重危机, 文学危机“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 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人文精神的持续恶化, 文学危机实际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1]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人文危机以及重建人文精神的大讨论。 《读书》《文汇报》等刊物开辟栏目, 发表《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我们需要怎样的人文精神》等文章, 深入讨论何为人文精神、何为人文精神危机, 以及如何重建人文精神等问题, 陈思和、郜元宝、蔡翔、张汝伦、王蒙、王干等批评家纷纷加入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

在今天看来, 那场人文精神危机大讨论的背景和语境并不复杂。 20 世90 年代之后, 市场化和商业化在中国迅速扩展, 并从日常社会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 这导致了文学和作家地位的变化, 文学被日益边缘化, 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 池莉的小说《烦恼人生》、刘震云的小说《一地鸡毛》都讲述了商品世界和世俗生活对知识分子的冲击, 知识分子作为昔日的启蒙者, 现在甚至成为被嘲弄的对象。“五四运动”以来, 尽管知识分子不断被批判, 但是总体而言, 知识分子的启蒙者角色得到了确认和加强, 特别是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 知识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但是到了20 世纪90 年代, 情况忽然发生了变化, 物质财富在社会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 人们的生活和学习也都开始围绕经济而展开, 像南帆所说的那样:“90 年代的大众已经在小康理想的召唤下昂然崛起, 这时, 人文知识分子那一套启蒙话语再也没有市场了。 ”[2]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 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 不少知识分子心灰意冷乃至纷纷“下海”, 弃文从商, 投身商品大潮中, 从知识人转变为老板、商人和董事长, 而这正是王晓明等人所感到的人文精神危机。

今天看来, 发生于1994 年前后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围绕着文学危机展开, 人文危机主要表现为“文学危机”, 而不太涉及政治、哲学和美学等其他人文领域。 在王晓明等人眼中, 文学是20 世纪绝大部分时候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主要形式。 但随着商业化和世俗化社会的来临, 文学不仅被边缘化, 而且日益低俗化, 文学不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大众提供精神资源, 相反, 它教人变坏。 所以, 王晓明呼吁通过文学熏陶, 重建丧失已久的人文精神:“改变目前一副不平衡的模样, 能够在对文学诗意的描述和阐发上, 也同样显示出充沛的活力和持久的魅力。 也许当一个人真正体会出文学的价值的时候, 他才有可能最终走出那不仅仅是文学的精神困境。 ”[3]而重建人文精神的前提, 就是要对整个20 世纪的文学和文化来一个认真清理。

王晓明等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影响深远。但是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并没有因为王晓明等知识分子的批判而终止, 今天的中国已经完全是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 经济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绝对中心的位置。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王晓明等人当年猛烈批判的一些被认为是世俗化、 商业化产物的文学作品如《废都 》《过把瘾就死 》等小说, 在今天反而成为学术界不断研究的“文学经典”。 更让人诧异的是, 王晓明这位大声疾呼重建人文精神, 并将文学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最主要的形式”的人文知识分子, 自己却选择离开文学和文学教育, 从事具有世俗化和市场化倾向的文化产业研究了, 他的转变有点不可思议。王晓明的变化或许并不奇怪, 20 世纪90 年代之后, 整个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市场化, 已经让文学彻底失去了崇高位置, 文学并不比其他学科显得更加高尚。

不知道王晓明现在是否会反思自己, 他当年赋予了文学和文学家过高的地位, 而其实, 从更长的历史范围来看,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 小说、戏曲乃至诗歌等文学体裁同今天的电影、电视一样, 都是市井社会的产物, 例如小说这种文学体裁, 就是随着报纸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供给市民大众阅读, 巴尔扎克的小说就大多首先刊登在报纸副刊上。 不过, 随着社会的发展, 文学的地位慢慢得到了提升, 甚至成为世俗社会的对立面。 而今天的文学不过是回到了其本来的位置而已。

二、从“人文精神”到“人文主义”

在今天, 中国的知识界仍然会有人时不时地提及1994 年那场“人文精神大讨论”, 并借思考和讨论批判当下的社会和文化现实。 不过, 与20 世纪90 年代相比, 今日中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新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中, “人文精神”的内涵其实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全球化成为今天人们再思考人文精神的一个出发点。 在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 虽然市场开放, 整个社会迅速商业化, 但是全球化浪潮还没有今天这么明显, 王晓明等人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主要针对的是当时中国大陆的商业化和世俗化浪潮, 海外学者没有卷入这场大讨论中。 但在今天, 中国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理解当代中国文化因而必须站在全球化视角加以考察, 李欧梵的新书《人文六讲》便强调要在全球化语境下看待“人文精神”。 李欧梵强调他讨论“人文”并非是“老调重弹”, 而是在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反思当今世界的人文现状。 他看到, 在全球商业主义浪潮下, 不仅在中国,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人文学科均不被重视,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欧美的高等学府, 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教育盛行, 法学、经济学、商学和工科等实用性很强的学科, 早已取代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原本强势的人文学科。 高等院校如此, 社会上更不必说, 唯利是图, 毫无人文考量。

显然, 立足于全球视野考察人文主义, 李欧梵所思考的人文问题比王晓明要广阔得多。 他也没有像王晓明等人那样拔高人文精神的价值, 将人文精神看成是知识分子的特权。 早在20 世纪90 年代, 王蒙、 南帆已经对王晓明等人拔高人文精神的功用表达了不满, 王蒙直接批评了人文精神失落一说, 他说:“如果现在是‘失落’了, 那么请问在失落之前, 我们的人文精神处于什么态势呢? ”[4]南帆更是意识到人文问题不单单是一个文学危机的问题:“在我看来, 人们没有理由把启蒙运动视为束缚‘人文精神’的便捷。 ‘人文精神’的题旨和阐述的维面远为广阔。无论是信仰、终极关怀、人格理想还是道义境界、社会职责、存在的意义, 这些问题由来已久。 她将冲破启蒙语境的既定框架, 驱使人们进行一些更为基本的追问。 的确, 在更大范围内, ‘人文精神’ 的衰落———如同张汝伦分析的那样, 正在变成人类所共同面临的趋势, 尽管启蒙的任务在许多国别业已成为历史陈迹。 如果将收复权威看作人文知识分子的首要目的, 这无疑低估了这个话题的历史分量。 ”[2]

李欧梵更是强调“人文”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他用“人文主义”这样一个更加宽泛、温和的词语取代“人文精神”一词:“人文指的是和人有关的东西。 ‘文’的古意是‘纹理’, 也就是形式和规则, 儒家传统也一向以‘人’和‘文’为依归, 人文就是以人为本的文化。 ”[5]在《人文六讲》中, 他仔细介绍了何为“人文”, 在李欧梵看来, 人文由人与学问两部分构成, 人文就是以人为本、与人有关的学问, 凡是与人有关的学问都可以看成是人文的范畴。 在这样的论述框架中, 人文的内涵要广阔得多。

李欧梵也提到了商业化对于当代人思想和生活的影响。 不过, 与王晓明等人有所不同的是, 李欧梵立足于全球化, 他认为是全球商品化浪潮导致了人文危机, 让人坠入了享乐主义 (hedonism) 中, 使得日常生活显得庸俗无意义, 而他希望通过个人的“人文修炼”扭转此局面, 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商业霸权面前保持个人的尊严。 而如何才能加强个人的“人文修炼”呢? 在李欧梵看来, 方法和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读读文学、看看电影和听听音乐都行, 这都是提高人文修养的重要途径, 大学里也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程, 提高大学生的人文修养。 王晓明等人当年大声疾呼重建人文精神, 他们将人文精神看作是少数知识分子的专利, 将人文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 知识分子高高在上, 他们是启蒙者和布道者。 但是李欧梵打破了人们对于人文的一般看法, 强调人文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专利, 每个社会大众都需要人文, 而且人文素养的提高亦非难事, 通过日常的学习便可以实现。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李欧梵的人文观念受到了英国文化研究代表人物雷蒙·威廉斯思想的影响, 威廉斯强调文化是普通的,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 李欧梵也试图重新联结文化与生活的关系, 让文化的意义回到“个人日常生活的领域”, 阅读文学、欣赏电影和聆听音乐不仅是一种人文熏陶, 而且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完成的, 只要坚持, 并不是一件费力之事。李欧梵认为越是在全球化、 后现代这样快节奏的世界里, 整天忙碌、无暇顾及自身感受的现代人越需要人文熏陶, 而通过人文学习和人文体验, 方能领略生活的意义。

当然, 李欧梵也看到, 在全球化语境下, 人文精神其实还包含了全球与本土之间的冲突, 在《人文六讲》一书中, 他特别以建筑艺术为个案, 探讨了全球化来临之后那些本土建筑师们的反应。 《人文六讲》一书汇总所提到的王澍、张永和等中国建筑师, 不仅了解西方文化, 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认识, 他们通过建筑向西方传达了什么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精神, 比如王澍的建筑就被认为是 “一个17世纪的中国人整出来的现代建筑”, 王澍等人的建筑也可以看成是对那种高度现代性的西方建筑的人文批判。

三、新媒体环境下的“人文精神”

我比较赞同李欧梵用“人文”“人文主义”的概念取代“人文精神”一说, 也赞同人文并非和日常生活对立, 并且在今日的全球化语境中, 虽然各国情况不同, 但是全球商业化浪潮的确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冲击。 为了应付日益快节奏的生活, 人文教育在许多国家都不受重视, 在此情况下, 确实应该倡导人文教育。 像李欧梵先生所说的那样, “人文” 并非高高在上, 专属知识分子独享。 每个人离人文都不遥远, 只要在日常生活中, 注重自我修养, 多接触文学、音乐、电影和建筑等各种艺术, 便都可以成为人文主义者。如果每个人都注重自我修行, 重视人文素养, 整个社会也将富有人文气息, 而变得不那么庸俗功利。

而且在今天, 讨论“人文”或“人文主义”还有一点值得注意, 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技术和媒体日新月异的时代, 媒体技术变革对文化发展影响巨大。 曼纽尔·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曾考察了媒介技术变革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影响, 他认为在今天以互联网新媒介为代表的技术贯穿于人类的生活与心灵更胜于以往, “我们个人与集体存在的所有过程都直接受到新技术媒介的塑造”。 在20 世纪90 年代, 他甚至已经预测了微博、 博客等社交工具将会改变人类的交往和文化模式。 他指出 “通过 ‘超文本’ (Hypertext) 和‘后设语言’ (Meta-Language) 的形构, 历史上首度将人类沟通的书写、 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 通过人脑两端, 也就是机械与社会脉络之间的崭新互动, 人类心灵的不同向度重新结合起来”。[6]

卡斯特对于新的文化抱有一种乐观态度, 但是媒介技术对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新的媒介技术也对文化造成了很大冲击,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 媒介技术日新月异让文化变化太快。 在新媒体时代, 似乎每天都有新的文化作品出现, 过去写一篇小说、拍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 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完成, 但是在媒体发达的今天, 这些变得容易了, 在网络上, 每天都有大量小说、微电影和电视剧被炮制生产出来, 让人应接不暇;其二, 在新媒介技术的支配下, 像本雅明所看到的那样, 文化变成了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 被不断地、大量地复制, 粗制滥造、 浅薄搞怪的东西充斥着整个社会, 粗俗甚至成为社会的一种流行风尚。 在新媒体时代, 悠久的传统文明和当代的经典作品不仅没有得到重视, 甚至还被随意肢解和胡乱改编。 在新媒体时代, 讲究文化品位、生活情趣和道德修养的人文教育不被重视, 整个社会的人文素养其实在不断下降。 波兹曼悲观地认为, 在新媒体技术取得了垄断和霸权地位的今天, 文化正向技术“投降”。 (1)

当然, 通过新的媒介技术, 自由、平等和民主观念深入大众内心, 原来只属于少数人的作品, 能够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和认识;社会大众拥有了更多参与文化创造的权利、空间和途径, 也有了更多表达的自由, 不少新兴文化都是由青年人创造出来的。特别是在人文教育方面, 新媒体技术并非一无是处。戴维·莫利就提醒人们不要夸大新媒体对于人文传统的冲击力和影响力, 不要迷失在技术的神话中, 他认为“最新的技术也可被用于最传统的目的”。[7]新媒体技术其实可以用来推广传统文化和人文经典。 借助于各种新的媒介技术手段, 人文经典的传播途径和方式更加多样化、立体化。 今天, 还有不少电信和媒体公司研发了一些新技术, 利用新媒体传播传统文化, 如笔者所在城市的一个移动公司就曾经利用手机传播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而目前在世界流行的“传统热”其实跟新媒介的积极传播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 只要整个社会合理使用, 新技术和新媒介都将有助于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接受各种传统文化, 增加他们的人文素养。

总之, 今天我们再次讨论人文精神, 不能像20世纪90 年代那样, 将人文精神与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大众对立起来, 要在全球化和新媒体这样的新语境中, 反思今天的人文危机, 并通过倡导人文教育和人文学习, 增强每个人的人文素养, 并借助于新兴的媒介技术, 加强人文知识的传播, 提高人文经典的影响力, 从而驱除日益功利化、快捷化的生活观, 恢复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 让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有价值。

参考文献

[1]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危机[J].上海文学, 1993 (6) .

[2]南帆.人文精神:背景和框架[J].读书, 1996 (7) .

[3]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序》[M]//王晓明, 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1998:12.

[4]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J].东方, 1994 (5) .

[5]李欧梵.人文六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23.

[6]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 王志弘, 等, 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406.

人文精神的标本 篇8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吴宓在隆隆炮火和满目疮痍中告别了这个乱世之年，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以这样一句感叹做结：“于是此一岁告终。而宓‘尝感五十六，大梦将醒’之年至矣。”他知道未来的一年将会更加惊心动魄。

事实上，从一九四四年九月起，吴宓就已经开始了他后半生的颠沛生活。西南联大日益浓厚的政治氛围让吴宓感到越来越不适应。所以“一九四六年不肯随清华北上而投武大，一九四九年又甘弃武大而远入西蜀”（致李赋宁，一九六四年元月二十四日）。放弃了清华的聘书和复员费，放弃了那么多熟悉的亲人老友，放弃了他无比眷恋的工字厅。这步步向西的人生轨迹，奠定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转折。其中的曲折历程、隐情与无奈在他的日记中已经有所表露。《吴宓书信集》收录了吴宓致清华校长梅贻琦的十封书信，他更清晰地坦陈了自己对清华的眷恋与不舍、纠结与无奈，种种复杂情感历历纸上。在西南的生活，最初也是安适而平顺的。他希望可以远离政治漩涡，享受一点自由的空气。在给亲友的书信中，也一再强调“西南今反而为中国之安乐地”，且颇觉西南漂泊，到处流连之乐。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共和谈破裂，政治局势剑拔弩张，吴宓内心充满了对时局的深深忧虑。他知道“武汉绝不至有大战，亦宓所预知，惟宓以先有渝、蓉讲学之约，又在思想上极不赞成共党，恐日后不能脱出，遂携带全部书籍行李，于四月二十六日离校”（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在武汉大学教书的吴宓由于事先已经接到渝、蓉讲学的邀请，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至渝。并在这年春天写诗表达了入蜀之心：“余生愿作剑南人，万劫惊看世局新。”（《将入蜀先寄蜀中诸知友》，见《吴宓诗集》，商务印书馆二○○四年版，447页）至这年七月，他在西安、上海、北平、武汉各地的亲友消息已经“全绝”（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彼时，吴宓的弟弟吴协曼正在台湾的空军服役，主持空军广播电台空中英语讲座。一九四九年，他很想投奔兄长，任重庆相辉学院外文系教员。但吴宓判断解放军入川，必将改制，私立学校均会停办，届时自己与弟弟的职业生活，又将不知如何，“凡此均非宓知”（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这一时期，在给弟弟的信中，他非常强烈地表达了自己对前途命运的无定之感：

万不得已（各校全解散）时，兄将赴江津白沙故友吴芳吉（碧柳）家中暂居避难。（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

今宓不止为生活，且恐平日之思想为共党所不容，必要时，当隐姓埋名，蛰居乡陬，依友或教家馆以度此时期也。（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

将来时局战事不知如何演变，宓或赴成都安居，或赴英美讲学，或到台湾（最后不得已时——来亦只拟任台湾大学教授如萧公权、毛子水皆宓知友例）。（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盖渝、蓉本无西洋文学可言，而今四川成为尾闾残局，假定甲方能保有四川，亦是惶惶不定，学校情形极坏。甲方人士在四川只如逃至室隅，无可再逃，遑云发展？又假定二三月内乙方取得四川，则我辈逃至四川或本居四川者，在乙方视之，皆为罪人，皆为囚虏，静候处罚，恭听训练，——最危险、苦恼，亦不光荣。宓在此，亦不得已，惟求暂时避难苟安，如遇意外横逆，便自沉于嘉陵江。（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宓年五十六，身非国民党员，又无政治兴趣，亦无活动经验，然以中西文学及历史道德之所昭示，由宓之愚，自愿在甲方区域中为一教员或民人。（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这种漂泊无依凝聚着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无路可走的悲凉。而且也不难看出吴宓在政治方面的迟钝：国府还怎么可能保有四川？他怎么可能再在甲方区域做一个教员？而且本居四川的民人怎么可能“皆为罪人，皆为囚虏”？自沉嘉陵江的决绝之念大概是想起了叶德辉、王国维。但意外的横逆没有出现，他也就没有投身嘉陵江，也没有不得已到要去台湾，更不用隐姓埋名。但是，如果真无路可走，他也许会实践二十年前在王国维灵前的发愿：一九二七年六月，他跪拜于王国维灵前，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自誓：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则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吴宓日记》，一九二七年六月三日）。所以，自沉嘉陵江并不是文人的撒娇话。

新中國成立之后，吴宓对自己偏居西南的选择还是感到欣慰的。从《吴宓书信集》中披露的信息可以推断，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扬、胡乔木等都曾邀请吴宓进京工作，但都被他一一推却：“一九五○至一九五一年，学昭传胡乔木等之雅意，宓即可调职回北京，而宓力却之……”“宓绝不愿任接近政治及时事之工作，如译毛公选集亦非宓所能胜任。纯文学是宓之范围，哲理道德今暂不谈可也。”（致李赋宁，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十年之后的一九六○年，他的学生兼知友李赋宁还在不断劝说他回到北京，并为此而奔走努力的时候，他再一次坦陈了留在西南的理由：“宓之根本态度是不愿常住北京……总之，宓不是愁北京没有位置宓不得回来，而只怕北京有了甚好、极合宜之职务而宓不回京无所借口……宓仍绝不肯回京……总之，宓喜欢并已习惯在北碚。只有‘喜欢’可延长生命，不让我享受此一点的自由，则我即刻必心平气和地、颜色愉快地走入嘉陵江心深水处，了此一生矣。此非威胁，乃是真心。”（致李赋宁，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偏安西南，是吴宓在政治的夹缝中为自己找寻的可以“自由”呼吸的一片空气，当然，他对这“自由”所昭示的未来一点把握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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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选择西南作为安身之所，除了远离政治中心的考虑，还有一大冲动就是皈依佛教：“明年正宓一大转变之时，则舍弃尘俗，专为理想，并归依佛教，此其时矣！（明年必当入蜀赴王恩洋之约）”（《吴宓日记》，一九四八年八月三十日）

早在一九四六年，他给王恩洋的信中就表达了“宓近年趋向宗教，去年曾有到内江贵院住一年之意”(致王恩洋，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所以，他一直向往师从王恩洋研修佛学，直至到峨眉山出家为僧。据《吴宓日记》记载，王恩洋还曾为吴宓备办了僧服，寄至江津，只是他“后不果往”（《吴宓日记》，一九五二年八月二日）。新中国成立之前，“成渝交通不便，而成都情形危乱”，吴宓遂决定“暂居此（北碚），一面探看成都情形，徐定行止”（致吴协曼，一九四九年六月八日），所以他只能止步重庆；而且维持生活，养育家小，也是最现实的问题。缺乏咬牙跺脚的狠断，也太过“多情”“多虑”，放不下的太多，终至于出家未果，最终选择了到书院去教书。

面对现实及个人际遇的重要转折，做出舍弃尘俗、皈依佛教的选择，对吴宓并不是突如其来的念头。对宗教他有自己的理解，他的宗教觀深受白璧德的启发，也是他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宓认为中国文化之内容，是“以儒学为主佛教为辅。故欲明晓中国的精神、道德、理想，必须‘兼通儒佛’”。他非常赞佩陈寅恪对佛教的态度：“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10页)出家，是他的文化选择，在政治面前无能为力，他要通过佛教来传承文化，延续自己一以贯之的文化立场。

白璧德认为佛教展示的更多是人文而非宗教。人文主义以道德为本，重视人性的完善，而佛教带给人的安详和宁静，有助于人性内省。吴宓也说过：“近人之谈宗教者，每多误解。盖宗教之归足救世，然其本意则为人之自救。故人当为己而信教，绝不为人而信教也。”（吴宓：《我之人生观》，见《学衡》一九二三年四月第十六期）皈依佛教，正是吴宓为自己找到的在历史漩涡中的自救之舟。佛教以修心为总旨，明心见性，其柔美、慈悲、中庸之道与新人文主义对自由、经验和善良的表达同声同气。他希望以佛教获得精神帮助，达到对人文精神的内在坚守。所以，即使出家未果，他多年后仍然表示：“宓近年已革除各种欲望，绝不计较饮食，素仰佛教，更不思肉食……”（致李赋宁，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白璧德曾经告诉自己的学生：“你注意到佛陀的眼睛看上去是闭着的，但完全不是这样，佛并没有睡觉。”（转自陈怀宇：《白璧德之佛学及其对中国学者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二○○五年第五期）没有睡觉的佛陀指示了妙观察智、超越一切凡圣的涅境界。而吴宓也向往努力不懈地修行，保持一个人文主义者应有的清醒，能成为心灵的觉者、智者。

留在西南的吴宓在重庆迎接了解放。一九五○年的《吴宓日记》的被毁，使我们无从细致地了解他在这开天辟地的一年中的所思所想。但是，他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写给李赋宁的一封“生死遗言”，足以看到他的处境和他对文化的一贯态度：

一、目前英国文学与西洋文学不被重视，等于无用；然我辈生平所学得之全部学问，均确有价值，应有自信力，应宝爱其所学。他日政府有暇及此，一般人民之文化进步，此等学问乃必见重。故在此绝续转变之际，必须有耐心，守护其所学，更时时求进益，以为他日用我之所学，报效政府与人民之用。

二、中国旧书，今方以废纸出售，大事销毁。英国文学及西洋文学、哲学、史学旧书籍，亦无人愿存，更无人愿购。然他日一时风气已过去，政府与人民必重视与搜求此类佳书，学者文士，更必珍宝视之。故我等（至少宓与宁）断不可弃书，断不可卖书。宁可受人讥骂，亦必大量细心保存书籍。（致李赋宁，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二日）

吴宓不是预言家，但是半个世纪过去了，他本着对文化的热爱所表达的这些肺腑之言，无一不被历史所明证。“文化”，是他一生立身安命的关键词。吴宓对文化的态度，自始至终受到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指引。可以说，《吴宓书信集》的出版，再一次证明了在这惊心动魄的历史转折时期，这种人文精神是决定他人生选择的坐标。不管现实多么灰暗，他都以保存、发扬光大文化为己任。

新中国成立后，吴宓自然也无法逃避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并写出了“思想改造长文”，登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八日重庆《新华日报》，转录于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九日北京《光明日报》。当然，他如果没有写关于土改的那些诗，没有因为土改诗而产生的诗案，他也许就不会写那篇思想改造的文章了。但即使检讨了，他的检讨也是有分寸的，没有献媚，没有清算自己，也没有反对他一贯坚持的人文主义。检讨书被翻译成英文对外宣传，他在日记中说“很惭愧”。在给挚友、儒学大师柳诒徵的私人书信里他明确表达了对思想改造的真实态度：“宓虽刊文自责忏，内心仍完全是《学衡》初刊时之思想耳。”（致柳诒徵，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吴宓心里，最怕成为“职业改造家”：“宓早已决定，无论如何，不长居北京，不在北京工作，理由（一）首都政治空气太浓，人事太繁。（二）宓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敬爱之师友。宁投嘉陵江而死。”（致李赋宁，一九六二年四月某日……十月二十八日）不回北京，是远离政治的一个策略，他和陈寅恪一样，好像一生都在有意和政治中心远离。

被吴宓称之为“职业改造家”的冯、朱、贺三公，是指冯友兰、朱光潜和贺麟。他们都曾经是吴宓的朋友或学生。一九四九年十月，冯友兰就曾经写信给毛泽东，决心改造思想，准备用毛泽东思想重写中国哲学史。而朱光潜公开表态放弃自由主义信仰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吴宓的亲密学生，贺麟也在“洗澡”中进行了自我批判。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在现实政治面前的无能为力，同辈学人纷纷在思想改造中放弃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吴宓感到痛苦。他认为这样的思想改造运动“只是思想改造，只是政治学习，毫不涉及学问与知识者也”。所以他用自己的方式拒绝改造：“友生中，有知昔年之宓而不知今日之宓者，每为宓担忧，来函鞭策宓之进步与改造，其意固善，但非必需。”（致李赋宁，一九六○年七月十六日）所以，劝说他改造思想的人，无论亲人还是朋友，往往被他疏远或绝交。他与诗友金蜜公的关系就是一例：“宓在武汉时，少年师友，惟金蜜公与宓最契，诗函往还亦最密，辛卯后，蜜公多作‘新诗’，并督促宓改造，自是遂疏，终绝。”（致黄有敏，一九五七年元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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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心心念念的是对文化的发扬光大。上世纪六十年代，他频繁写信给李赋宁，提醒他阅读《学衡》，并从中领悟新人文主义的精神资源。他如托孤般郑重地说：“宓惟一系心之事，即极知中国文字之美，文化之深厚，尤其儒家孔孟之教，乃救国救世之最良之药。惜乎，今人不知重视，不知利用，为至极可痛可惜者也。宓生死一切随缘，惟（一）宓诗稿、日记、读书笔记若干册，欲得一人而托付之，只望其谨慎秘密保存，不给人看，不令众知，待过一百年后，再取出给世人阅读，作为史料及文学资料，其价值自在也……（二）宓之Humanism西书，即Babbitt先生等名贤之著作，宓尚珍存，不知捐与何校何图书馆为宜。”（致李赋宁，一九六○年八月二十二日）苦心孤诣令人唏嘘。查《吴宓日记》记载，李赋宁明示无法承担此事，因为自己彻底改造了思想，已和以往决裂了（《吴宓日记》，一九六○年九月十二日）。当年王国维自杀前曾以“文化托命”于陈寅恪、吴宓，而吴宓此时却无人可托，巨大的失望不难想象。

《吴宓书信集》收集了他写给导师白璧德的英文书信十一封。信中详细阐明了他对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态度，且终生信服，无论外界的政治形势多么动荡。

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理性和道德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精神力量和理想追寻，是人类文化的第一要素。由此，人类才能提升自身，达到人性的高度。在中国，有孔子以“德”为主，德智兼行，协和万邦的这一中国文化原典精神，在西方，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理想与理性合一，“熔铸之，贯通之”，凝聚成世界文化之精华。而文化传承要以“一”与“多”的统一为基础，人的心智若想保持健全，就必须保持一多平衡。很多民族就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而灭亡的。“一”是存在于绝对理念中的精神世界，“多”是属于人生中的现实体验，人文主义要求在“多”中求“一”，使“人事之律”先于“物质之律”,达到一种道德提升，才能使文化发扬光大。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吴宓就是依据这一观念，与新文化运动展开论战。一九二三年七月，他写信给白璧德说：“自从我回国后两年，中国的形势每况愈下。国家正面临一场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内外交困，我无能为力，只是想到中国人已经如此堕落了，由历史和传统美德赋予我们的民族品性，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已经荡然无存，我只能感到悲痛。我相信，除非中国民众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完全改革（通过奇迹或巨大努力），否则未来之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抑或是经济上都无望重获新生。我们必须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中国而努力，如成功，那么自一八九○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将以其民族衰败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留下最富启示和最引人注目的篇章。”（致白璧德，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他据此创办《学衡》，并试图以此抵制和补救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文主义的理想不但是他对这个世界的根本认识，也是他用来拯救这个世界的武器。因为他认为：“没有国家能从道德沉沦中自救，一旦人民沦落，任何强大的帝国必然倒塌。”（致庄士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刻，这场革命以“斗、批、改”的方式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吴宓仍然在给同为白璧德学生的郭斌信中从容地表达了他对人文主义的忠诚信仰：“宓处人文主义之书，均全保存。最近晚间，且读白师之著作，佩仰之心，不减昔年也。”(致郭斌，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在那个非常时期，吴宓写出的书信也和他的日记一样，或被查封，或被没收。他在给亲人的信中就坦陈了这种艰难处境：“一九七○年元旦前后，宓曾寄出十几封信，与各地亲友：内有学淑、学文，陈寅恪，刘弘度兄。但据工宣队管理员告宓，说：凡宓所写出之信，已被管理员全部截留（邮局）追回（收信人所在之管理委员会）而拆阅，并加以没收。故知该信皆未达到。但管理员又说：你尽可随意、自由和一切亲友通信。宓却未再写出信去。”（致吴学淑、吴学文、陈心一，一九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发出）所以，除却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吴宓还给中山大学革委会写有一封问询陈寅恪下落的信件之外，《吴宓书信集》所收录的全部私人书信正是止于一九七○年。逼仄的政治环境，使吴宓不得不放弃了用书信与友人交流的精神空间。

与对日记的珍视一样，他也同样珍视自己写出的每一封书信。他曾对其在成都燕京大学学生程佳因说：“我每次都会回复您的来信，这样您可以把我写给您的信，如范妮·伯尼与约翰逊博士或贝蒂娜·勃伦塔与歌德的通信那样，结为一集；不过我从不敢把自己和这些辉煌的名字相提并论。”（致程佳因，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正像《吴宓书信集》的整理者在“后记”中所说：“人们常说书信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性行，尤其是写给知己朋友的信，而父亲恰又是一个性情中人。”在这些书信中，他敞开胸扉，直抒胸臆。对文化的态度，对学生的教诲，对时局的看法，对自己的评说……跃然纸上。很多收信人也把吴宓书信当做瑰宝留存。程佳因辗转美国求学工作半个多世纪，一直把老师的书信奉为精神珍宝，带在身边。在听到吴宓的书信将要整理出版的消息时，迅速托人带回国内交给整理者。吴宓的很多书信和他特定时期的日记一样，都是他在没有自由呼吸、精神压抑情况下活下去的心灵通道和自我治疗。吴宓曾说：“经历过很多欢乐与痛苦使人善良而软弱；善与恶的知识使人聪明而悲伤。”(吴宓：《文学与人生》，清华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23页)吴宓的书信显示了他的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显示了他古典而浪漫、偏执而温情的生命特质，这些信让后人惭愧也骄傲，惭愧我们民族居然有过那样不人不鬼的年代，骄傲的是：就是那样的年代依然有着为信念而坚守的人。

《吴宓书信集》所收录的这些书信，时间跨度达六十年之久，从一九一六到一九七一年。雖然不可能囊括作者书信的全部，但鉴于中国社会的动荡历史和每一个收信人所历经的颠沛流离，这些书信的收集实属不易。就像新人文主义是稀有金属一样，这些书信也是宝贵的精神标本。《吴宓书信集》的出版，可以和吴宓的日记互为参照，再现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文主义者的文化情怀。

（《吴宓书信集》，吴学昭整理、注释、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一年版，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