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口

农业人口（精选8篇）

农业人口 篇1

在城镇落户实施方案

为提升我市城镇化率水平，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方案的通知》（川办发〔2017〕27号）精神，结合广元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主要目标。“十三五”期间，紧紧围绕我市新型城镇化目标任务，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持续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到2020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8%。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以人为本。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积极为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提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稳步推进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居民有更多的获得感。

2.坚持统筹推进。以户籍制度改革为龙头，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加快落实相关配套制度改革政策。统一本地和外地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的条件和标准。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体系，推动城镇新老居民同城同待遇。

— 1 — 3.坚持重点突破。优先解决农村学生升学、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及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能够适应城镇生产生活的非户籍人口，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已办理居住证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失地农民举家进城落户，逐步带动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

4.坚持分类施策。充分尊重群众自主定居落户的意愿，防止损害农民利益，防止人为造成农民“被落户”。充分考虑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就业支撑能力、公共财政保障能力，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赋予各地更多探索空间。

二、落户政策

（三）全面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认真贯彻国务院、省政府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部署和要求，加快建立和完善户籍制度改革配套保障措施,不断增强城镇户籍吸引力，积极引导农村人口有序在城镇落户。完善大中专院校、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社区和市、县区人才交流中心集体户管理制度，方便各类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落户。进一步简化落户程序，缩短审批时限，畅通迁移通道。完善居住证管理办法，鼓励非城镇户籍的居住证持有人落户城镇。(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四）保障重点群体进城落户。以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的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失地农民、城中村居民、异地搬迁进城人员、新生代农民工、— 2 — 集中供养自愿转户的农村特困人员为重点，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制定细化措施，吸引高校、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工作生活地落户。全面实行农村籍高校学生来去自由的落户政策，省内中职高校录取的农村籍学生可根据本人意愿，将户口迁至高校所在地；毕业后可根据本人意愿，将户口迁回原籍地或迁入就（创）业地。(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五）全面放开放宽城镇落户条件限制。调整完善城镇落户政策，全面放开放宽城镇落户条件限制。在我市城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等，可以在居住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鼓励农村居民在城镇实际居住地进行户口登记。(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六）建立政策激励制约机制。鼓励和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并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范围，与城镇居民享有等同权利。严禁将城镇居民转为农村居民。清理仍保留农村户籍的财政供养人员及历年已用地未转非的城中村农村居民等人员的户籍，应在工作地或居住地转为城镇居民。(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三、配套政策

（七）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支持力度。积极争取并落实好省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奖励机制的财政支持政策，— 3 — 完善奖励资金的管理办法，按各县区农业转移人口实际进城落户数量和县区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为主要因素测算分配，引导和调动各县区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积极性。（责任单位：市财政局）

（八）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项目支持力度。建立市级财政性建设资金安排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市级有关部门在安排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保障性住房建设运行和维护等相关项目的专项资金时，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县区给予适当支持。加大对危旧房棚户区改造项目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完善危旧房棚户区改造三年滚动投资计划和投资计划。（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排在第一位的为牵头单位，下同）

（九）建立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的机制。坚持以人定地、人地和谐原则，通过实行差别化用地标准、实施规划统筹调控、改进用地计划安排、优化土地供应结构、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满足新型城镇化用地需求，促进城乡建设协调、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进一步深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改革。开展对城市和开发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工作。对闲置土地分类推进处置，形成遏制新增闲置土地的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促进城镇更新改造和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提升城镇建设用地人 — 4 — 口、产业承载能力，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责任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十）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坚持多种举措，完善投融资机制，鼓励采用PPP模式、政府引导基金、贴息、补助等方式，拓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在债券资金安排上，要向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地区的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地下综合管廊和停车场建设、海绵城市建设、垃圾污水治理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予以倾斜。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规划，引导金融机构创新信贷模式和产品，针对不同项目设计差别化融资模式与偿债机制。规范PPP项目实施，优化工作流程，提高投资效率。积极协调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城镇基础设施项目给予授信支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市场化改革，建立健全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特许经营制度、价格形成机制、财政补贴方式和政府监管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建设运营，提高城市基础设施供给能力。（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市金融工作局、人行广元中心支行、广元银监分局）

（十一）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合法权益。2018年基本完成“七权同确”，健全完善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推进交易平台和监管平台的整合。建立土地流转风险基金，支持保险机构开展土地流转履约保险。加快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

— 5 — 革，2017年每个乡镇至少有1个村开展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2018年全面完成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加快推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和集体资产股份量化，2019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条件自愿有偿退出（转让股份）建立产权制度基础。落实和严格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适时允许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自愿有偿出让其中的一种或多种权利。加快完成“三权分置”改革，明确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经营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运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用于村集体对举家进城居住生活农户退出宅基地补偿。探索试点土地银行，加快建立市、县区、村集体经济组织三级架构的土地银行体系，增强对农户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收储能力和开发能力，优化农户自愿有偿退出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环境。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后，没有退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继续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按政策规定享有有关惠农补贴政策。落户城镇转移人口自落户之日起3年内入伍的，其学历执行农村应征青年标准。凡取得城镇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同原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城镇低保、医疗、养老、住房、就业、教育、残疾人救助等权利。（责任单位：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局、市国土资源局、市民政局、市公安局）

（十二）建立完善的住房保障机制。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建立购房与租房并举、市场配置与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积极推进住房保障制度改革，扩大公共租赁住房对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的覆盖范围,将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住房保障采取实物与租赁补贴相结合并逐步转向租赁补贴为主，促进公共租赁住房货币化。对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无房大中专毕业生和在城镇稳定就业住房困难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公共租赁住房或者发放租赁补贴，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落实国家促进住房合理消费的差别化信贷政策，发展个人住房贷款保险业务，提高对农民工等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金融服务水平。鼓励新建租赁住房，将新建租赁住房纳入住房发展规划；允许将商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允许将现有住房按照国家与地方住宅设计有关规定改造后出租。推进扩大住房公积金缴存面，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覆盖范围，鼓励个体工商户和自由职业者缴存。落实放宽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等政策，用好全国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平台，支持缴存人异地使用。（责任单位：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十三）落实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进城落户农民，可按规定接续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相应待遇和异地就医服务。其中，在城镇就业的人员，可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非就业人员，可按规

— 7 — 定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要切实加强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管理服务，确保进城落户农民跨制度、跨地区医保关系转移接续，确保城乡居民公平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到2020年，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达到98%。（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卫生计生委）

（十四）落实进城落户农民参加城镇养老保险等政策。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符合条件的进城落户并就业的农民，可自愿选择在户籍所在地或就业地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规定享有养老保险待遇。完善农民工和被征地农民参保政策，鼓励农民工参保。参保人员可按照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的相关规定，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确保进城落户农民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享有最低生活保障的权利，对共同生活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我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规定的进城落户农民家庭，给予最低生活保障。（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民政局）

（十五）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

将进城落户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纳入市、县区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坚持“两为主”（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子女平等接受教育。充分利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为进城落户居民子女转学升学提供便利。确保进城落户农民子女在落户地报名参加高考，并享受相关录取优惠政 — 8 — 策。充分考虑户籍制度改革和转移人口对城区各学段就学需求，为教育发展和城区学校扩建预留土地，严格落实城镇小区幼儿园配套建设相关规定，科学合理配置城区教育资源，确保城区学位的充足供给。（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市国土资源局、市城乡规划局）

（十六）建立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培训机制。推行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终身职业培训制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为目标，分类开展劳动年龄段的转户居民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工稳定有序融入城镇。对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和拟转移到非农产业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者开展专项技能或初级技能培训，基本消除农村新成长劳动力无技能从业现象；对新录用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岗前培训或学徒培训，提升就业能力和职业转换能力，促使其尽快上岗和稳定就业。鼓励企业组织符合条件的在岗农民工参加高技能人才培训，提升其技能水平和职业技能等级；对有创业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开展提高其创业能力的创业培训；以农村新成长劳动力和在岗广元籍农民工为重点，依托各级劳务培训基地开展劳务品牌培训。建设一批农民工培训基地，提升教育培训基础能力。加大培训资金投入，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政策。实施城乡统筹就业，农业转移人口与当地户籍人口平等享受就业创业政策。把失地农民和农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劳动者纳入就业困难人员

— 9 — 认定范畴，对企业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按规定落实社保和岗位补贴；积极开展“春风行动”招聘会、民营企业招聘周、周四招聘会等招聘活动，搭建转移就业平台，按规定落实就业服务补贴；大力开展农业转移人员技能培训，按规定落实就业培训补贴和技能鉴定补贴；支持转移人员在城镇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到2020年，力争有培训意愿的城镇失业人员、农民工、新成长劳动力都能免费接受一次基本职业技能培训。（责任单位：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局、市财政局）

（十七）积极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深入开展我市行政区划设置调查研究，核报省批准后，合理调整城镇建制，优化行政区划设置，着力解决城镇规模和空间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壮大城市规模，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区域副中心建设，增强人口集聚能力。进一步积极探索城镇管理体制改革，适时将条件成熟的城市规划区内的镇改设街道办事处。梳理镇一级享有的各项政策，对今后改街道办事处的镇，继续保留原有优惠政策。推进我市具备条件的地方开展撤县设市、撤乡设镇、乡镇合并行政区划调整，做好行政区划调整前期方案论证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严格申报程序。（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市委编办）

（十八）转变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对条件成熟的、符合改居民委员会标准的城中村和城边村，实行“村改居”。按照便于管理服务、便于居民自治、便于社区功能发挥原则，科学合理设置 — 10 — 社区。原则上城市按 2000-4000户、城镇按700-2000 户、农村按300-1500户常住居民的规模设置社区。新建商品住房小区、保障性住房小区、“城中村”、工矿企业所在地、农村拆迁新建小区和移民新区，凡达到组建社区居民委员会条件的，应及时组建社区。建立健全社区居（村）民委员会、居（村）务监督委员会，调整充实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群众文化等各类居（村）民委员会下属委员会以及社区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依法成立小区业主委员会，推选居民小组长、楼院门栋长等义务服务负责人，构建能满足居民群众服务需求的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稳妥推进农村政企分开、政府公共服务和居民自治管理分开，加快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和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实现集体资产管理与社会事务管理相分离。对经济和就业非农化水平超过70%的农村新型社区，纳入城镇化管理；有条件的地方，可新设镇或街道办事处。（责任单位：市民政局、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各县区人民政府、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四、保障机制

（十九）强化组织领导。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推进办”，设在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此方案。各县区人民政府要成立相应的推进新型城镇化领导机构，因地制宜研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市级各相关

— 11 — 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细化工作任务，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对新型城镇化工作的指导协调。同时要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统筹推进的实施意见，加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确保完成全市目标任务。（责任单位：市推进办）

（二十）完善政策体系。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1+N”政策体系，以本《方案》为“1”，以户籍制度改革、农业转移人口权益保障、土地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资产处置等若干政策为“N”，深化政策研究，制定完善配套措施。市发展改革委、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市城乡规划局负责制定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规划；市教育局负责制定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子女受教育权利的实施办法；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各地完善户籍迁移政策，规范户口登记管理，牵头组织开展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统计工作；市民政局负责做好城市社区管理、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设施规划建设；市财政局负责指导各地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配套政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完善包括社会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在内的各项社会保险制度，督促企业依法为农业转移人口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完善转户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市国土资源局负责制定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同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办法；市规划建设和住房局负责指导各地出台解决落户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的实施办法；市农业局负责指导各 — 12 — 地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指导各地探索制定农业转移人口农村权益依法自愿退出机制；市卫生计生委负责卫生服务机构的规划设置；市统计局负责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信息统计，收集各方数据，实现数据的集中共享。

（二十一）建立信息体系。以县区（含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单元，健全农业转移人口统计制度，按照“分类采集、统一管理”的原则，定期统计外来务工人员数据，逐步建立完善农业转移人口信息管理系统。积极推进人口统计、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房屋租赁、救助抚恤等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跨部门跨地区数据资源共享，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挂钩机制提供数据保障。公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等部门要加强沟通联系，做好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农民工等相关数据的衔接。建立人口基础信息库和个人公共信用信息数据库，探索构建诚信积分管理机制。（责任单位：市统计局、市公安局、市发展改革委）

（二十二）督促检查考核。开展非户籍人口特别是进城农民落户动态监测和跟踪分析，通过采取专项督查、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对相关配套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分析，动态调整完善政策，强化政策实施效果。将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纳入新型城镇化工作考核，调整优化考核指标，科学反映各地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 13 — 工作水平。健全工作督促检查机制，对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有关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特别是户籍、土地、教育、财政、社会保险等群众关注度高的政策，要建立台账清单，明确完成时限，定期督导，确保各级各部门按计划推进各项重点工作。强化审计监督，将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情况和相关配套政策实施情况，纳入全市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范围，重点关注各相关部门、地方政府的具体部署、执行进度、实际效果，及时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将审计结果及整改情况作为有关部门考核、任免、奖惩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责任单位：市推进办）

农业人口 篇2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徐寿波提出, 劳动、生产必须同时具备六个条件或六个力, 六个力是指人力、财力、物力、自然力、运力和时力[1]。这“六个力”实质上是指生产必备的六个元素。徐寿波的观点是新生产要素理论的主要代表理论。新生产要素理论的学者们虽拥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但他们所主张的生产要素一般包括:以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管理和信息等。其中, 土地、资本、劳动力属传统观点中的生产要素, 而技术、管理、信息等属于新的生产要素。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它在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忽视。但是我们也看到, 现代经济发展形势下新的因素、新的力量正悄然影响着我国生产力的提升, 如技术、信息等对生产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利用新生产要素理论分析和探寻各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不仅有助于新生产要素理论的实践检验, 而且对现代农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其特点

1.1 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过大并日益呈现增大的趋势。国际公认, 凡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 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7%的国家和地区, 就称为老年型国家或地区。我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 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94亿人, 占总人口的14.3%, 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27亿人, 占总人口的9.4%。可见, 我国人口已呈现老龄化趋势, 整个国家正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对比2010年与2000年两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知, 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2.93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据分析预测, 20年代至40年代将是我国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 60岁以上老人数平均每年将增长4%以上, 65岁以上老人数的年增长速度将超过5%, 而本世纪我国将一直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这些数据表明, 我国不仅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且人口老龄化速度快、增幅大。

一直以来, 年龄是影响老龄人口是否继续从事劳动的重要因素, 由于学界在农业人口老龄化这一概念上没有特殊的划分和界定, 我们将人口老龄化的年龄划分标准作为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划分依据。2012年, 我国老龄人口约1.94亿人, 其中近六成分布在农村, 农村老龄人口数量不可小觑。就我国而言, 农业人口老龄化与农村人口老龄化密切相关, 农村的老龄人口数量影响着农业从业人员的年龄构成。根据一些学者对农业人口老龄化的相关研究, 我国农业人口已呈现老龄化趋势。如根据李旻和赵连阁2006年对辽宁省的调查, 发现从事农业生产的50岁及以上劳动力已经超过30%, 并且表现出明显的递增趋势[2]。乔领璇对比1991、2006年不同年龄组农业劳动时间占家庭农业劳动时间的年龄, 推出农业劳动时间占比例最大的群体已由31~40岁转向51~60岁[3]。吴海盛2007年对江苏省的实证研究发现, 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较高, 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有接近一半 (46%) 的人仍然在从事农业劳动[4]。虽然大家侧重对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局部测算和分析, 缺乏对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全面性研究, 使农业人口老龄化现状很难得到一个整体详细的量化分析;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一组宏观数据了解到农业人口老龄化现状。据第二次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 2006年末我国农业总人口为34874万人, 其中, 51岁以上占32.5%, 41-50岁占23.1%。可见, 如今农业从业人员大多为中老年人, 未来农业人口老龄化趋势严峻。

人口老龄化是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内在原因。近年来, 我国人口出生率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下大大降低, 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使得人均寿命不断增加, 而20世纪50、60年代“生育潮”中生育的婴儿正逐步步入老年, 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了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迅速到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严重趋势, 从根本上决定了农业人口也将呈现不可逆转的老龄化态势。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外在原因。农业人口老龄化跟农村人口老龄化情况紧密相连, 从客观方面来看, 城市的发展和壮大对大量劳动力提出了强烈的需求, 而人口迁移政策的逐渐放宽为农村人口迁移提供了政策上的可能。

1.2 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的特点

结合人口老龄化情况分析可以看出, 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存在一些自身的特点: (1) 农业人口老龄化速度快。通过两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比较可知, 老龄农业从业人员比例正不断增加。1996年末, 51岁以上农业从业人口比重为18.11%, 2006年上升到32.5%, 年均增加1.44%。 (2) 未富先老。同其他产业相比, 农业老龄人口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 大多数老年人一生从事农业生产, 经济条件艰苦, 大都老来贫穷, 且并无稳定的养老经济保障。 (3) 存在地区差异性。我国农业人口老龄化不仅总体情况严重, 在地区上也呈现不可忽视的差异。近年来, 农业女性化问题也与农业老龄化问题相伴而生, 农业女性化、老龄化趋势的快慢、程度, 与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总体上呈现为西部快于和高于东部的情况[5]。

2 农业人口老龄化对现代农业的影响

2.1 直接造成农业劳动力不足, 阻碍现代农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业劳动人口一直处于变化的时期。21世纪后, “民工潮”的热度一直未退, 农业适龄劳动人口继续向城市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老化现象也日益严重, 农业劳动力呈现严重不足。农业老龄人口不断增加, 适龄农业劳动人口比重下降, 农业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向以老龄人口为主转变。然而, 在农业总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 农业生产水平却没有得到实质发展, 农业对劳动力的实质性依赖较大。农业劳动力的老化直接造成农业劳动力资源不足, 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 增大区域间农业发展水平的差距。长期以来,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 东西部地区的耕作条件千差万别, 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机械化作业, 而西部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却很低, 东西部农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加上受经济、政策等因素的限制, 西部地区虽然占耕地比例较大但农业发展水平却远远比不上东部地区。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来说, 农村人口不需要向外部迁移, 本地城市就可以吸纳他们从事第二、三产业, 但是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只有到沿海这些发达城市和地区才能得到自身发展的机会, 于是就造成了西部农业人口持续大量地向外迁移, 东部农业人口向本地第二、三产业流动的情况。由于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 农业经济发展条件好, 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小, 所以相比之下, 西部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向外迁移比东部地区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流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要大得多。在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下, 农业适龄劳动力本就匮乏的中西部地区农业势必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而靠机械作业的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东西部间农业发展水平差异增大。

(2) 给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带来挑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的稳定供应直接关系到整个农业市场的健康发展, 关系到整个现代农业的发展根基。现代城市农业市场繁荣, 各种农产品大都由农业经营户和农业经营单位供应。2006年, 我国农业经营户和经营单位的数量分别为20016万户、39.5万个, 与十年前相比, 全国农业经营户增长3.7%, 但以农业收入为主的户占58.4%, 比10年前减少了7.2个百分点。这表明, 农业经营户的收入结构已经慢慢由其他产业渗透, 农业兼业化倾向明显。我国许多地方的农业长期以来以自给自足为主, 农业生产方式本来就落后, 农产品供应数量有限。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从事自给自足和个体经营的农户农业生产力越来越弱, 农产品市场将会受到影响。如今, 世界粮食供不应求, 粮价上涨, 确保国家粮食正常供给的任务艰巨。农业人员的老龄化使一些农户宁愿选择只种植类似玉米这样易耕种、产量高的农作物, 也不愿种植像水稻、小麦这样耕种面积大、难度大的粮食作物, 造成粮食品种结构日渐单一, 粮食产量受到影响, 给我国的粮食安全生产带来挑战。

(3) 阻碍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与推广。现代农业是指广泛采用现代科学技术、运用现代工业装备、全面推行现代经营管理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农业[6], 我国农业正处于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时期。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工业装备与现代经济管理方法, 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农业转化为当代世界先进水平,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即先进科学技术与机械工具的应用。改革开放后, 我国农业逐渐用先进的农业科技武装起来, 大量机械工具也断地投入农业生产。2011年, 我国主要农业机械总动力为97734.7万千瓦, 比2006年增长了34.8%。但是,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农民都是中老年群体, 农业从业人员逐渐老化, 体力现状不允许他们过多的投入农业生产, 他们的知识水平又不高, 对先进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有限, 也不适宜农业机械化的运作方式。可知, 农业人口老龄化不仅阻碍了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 也造成先进耕种工具应用困难, 使农业经济发展受阻, 现代农业发展受到制约。

2.2 间接限制了农业资本的投入, 阻碍现代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人口老龄化直接相关联的问题是养老问题。目前, 我国人口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模式, 家庭养老模式一直是我国人口养老的主要形式。一方面, 农业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给许多本就不富裕的农民家庭带来更大的养老负担, 家庭用于医疗、养老的消费成本增加, 必然影响用于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另一方面,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老年性保障项目越来越多, 老年社会开支在国家和地方总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这种状况将进一步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7]。近年来,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正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农村社会养老体系内容丰富, 要求国家更多养老资金的投入。政府对养老保障项目的资金投入使农村可支配资金减少, 势必制约农业生产资本的投入, 从而制约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2.3 加剧农业土地资源的浪费, 制约现代农业的进程

一直以来, 土地要素是经济学家和学者们公认的生产要素之一, 新生产要素理论中所指的是以土地为主的自然资源, 包括水、矿产、气候资源等。我国人均耕地还不足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1/2, 人多地少的局面给我国农业带来了很多压力。近年来, 由于对土地的不合理运用大大降低了耕地质量, 土地资源显得更加匮乏。近二十年来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农业劳动力不足, 已造成许多地方耕地资源闲置荒废。我国农业土地资源种类多样, 历来对劳动力的投入要求大, 农业人口老龄化所导致的农业劳动力的缺乏, 将会直接造成土地更加荒芜, 农业资源更加浪费, 农业发展情况不容乐观。

3 从农业发展全局解决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 保障农业现代化发展

农业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于农业来说不是一个单一问题, 解决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农业发展难题, 应将解决农业劳动力问题作为着力点, 从农业发展全局着眼, 在解决农业劳动力缺乏问题的同时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发展落后问题, 保障农业的现代化发展。

3.1 尽力保障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要素的作用力

(1) 鼓励农民回乡务农, 逐渐缓解农村劳动力老龄化问题。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规模大, 趋势不可逆转, 大部分农业从业人员年龄增加劳动力下降, 要解决农村农业劳动力问题, 首先在其他劳动群体上想办法。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 鼓励这些农民工回乡从事农业生产是人口老龄化时代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过去, 由于我国农业整体发展水平不高, 农民务农投入时间多、精力多, 劳动量大收益却少, 从事农业不能带给他们理想的生活, 无论在现实上还是心理上他们都宁愿留城务工也不愿回乡务农。因此, 应采取积极有效措施鼓励农民回乡。一方面, 应实行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 增加农业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转移实则是农业种植业劳动力过剩的转移, 要抑制农民工外出的脚步主要还是要为他们创造其他的就业机会。要积极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林、牧、副、渔业, 向广义的大农业进军, 将农业剩余劳动力“民工潮”分流一部分下来[8]。另一方面, 需进一步制定政策扶持农业经济发展, 使农村经济在发展中吸引农民回乡。农业的发展最终还得靠农民自身的身心投入, 由于农业目前的发展现状还不能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 政府要继续制定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务农, 而地方要实实在在地落实这些政策。

(2) 对农业适龄劳动人员进行能力培养。如前所述, 我国农村现有劳动力存在很多问题, 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 现有农民的知识水平又不高, 总体素质低。2006年我国农业从业人员95%以上为初中及以下的文化水平, 其中约10%的农民处于文盲状态, 可知农民对现代农业的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接受状况非常有限。如今农业人口呈现老龄化, 适龄劳动人员的责任和负担加重, 其自身的能力素质显得尤为重要, 要加强对适龄劳动人员的能力培养。一方面, 政府应着手对适龄农业人员的农业知识培训。特别是针对农业发展水平低下的农村地区, 在鼓励农民工返乡的同时, 考虑到他们的农业知识水平以及他们应用新技术的能力, 应特别注意加强他们的农业知识技能培训。另一方面, 政府有关部门应专门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对农民、特别是返乡农民工进行农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 帮助农民从事先进农业生产。

(3) 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农业人口老龄化给适龄农业劳动人员带来的农业负担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 在发展新型农业的条件下, 充分开发老年农业劳动力资源是非常必要而又可行的。受传统观念影响, 在某些人心中, 老龄人就是“社会包袱”, 思想僵化, 知识陈旧, 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甚至认为老龄人力资源开发就是给老龄人“找些活干”而已, 没有看到老龄人力资源开发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9]。农业人口老龄化是一个我们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面对众多的老年农业人口, 我们应该转变固定思维观念, 崇尚“老有所为”, 在农业领域寻求老年余热的发挥。老年农业从业人员有着几十年的务农经历, 经验丰富, 虽然体力不如适龄劳动人员, 但许多地方的农业生产还离不开他们。比如, 他们虽不能亲自进行劳动量需求大的农业生产, 但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知识和经验指导适龄劳动人员进行农业生产。

(4) 提高资本要素的作用力, 加大农业资本投入。资本要素是传统生产要素之一, 在经济发展中资本要素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 现代农业的发展更离不开资本的作用力。应对农业人口老龄化, 发展现代农业, 农业资本的投入是必不可少的。2012年, 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 农业投资总额为9004亿元, 比上年增长32.2%。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一方面, 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现状, 应注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 特别要加强国家财政对农业发展水平低下地区的扶持力量。另一方面, 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促进全国农业经济的实质性发展, 推广生产技术与机械工具, 政府对农业科技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政府资金的注入不仅有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建立, 还可以通过农业产业的发展为老龄农业人口提供就业岗位, 同时留住外出务工人员的脚步, 促进农村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在农业产业结构转变的同时, 还应积极引进外资, 增加对新型农业产业的投入, 辅助农业规模经营的建立。外来资本的引入, 不仅可以缓解政府资金的压力, 还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多元化的建立与发展, 促进现代农业经济的繁荣。

3.2发挥新生产要素———技术、信息要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1) 发挥技术要素的作用, 推广农业科技与先进耕种工具。农民工回乡发展农业, 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已不能适应他们的生产生活需要, 国家在鼓励、扶持他们重新进行农业生产的同时, 应加强农业技术创新, 进而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为农业发展创造新局面。政府应积极引进先进农业技术, 大量培育农业技术人员, 引导其投身于农业生产与开发中。现代农业发展, 先进生产技术是关键, 而我国农业技术人员数量远远不够。2006年末, 全国农业技术人员仅有207万人, 占全部农业从业人口的0.59%。政府应广泛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推广农业先进耕作技术, 加大先进耕种工具的应用, 发展经济农业。对于难耕种的土地, 引导农产品的多样发展, 因地制宜, 鼓励种植农业经济作物, 大力发展城市紧缺的蔬果业种植。现代农业只要摒弃那种处处人力亲自耕种的旧模式, 降低农业对体力劳动力的需求,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缺乏问题将迎刃而解。

(2) 发挥信息要素的作用, 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服务平台。现代农业经济的发展, 信息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信息要素的发展可以使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科学技术、管理等要素达到最优配置, 从而节约社会资源,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10]。近年来, 陆续有苹果烂地、大白菜贱卖的现象发生, 说明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只进行盲目的扩大生产, 没有意识到农业信息的重要性, 或者对农业信息的掌握和运用程度远远不够。政府在进行农业信息化建设过程中要加强管理, 不仅要注重信息技术的应用, 还应帮助农民真正了解到有用的生产销售信息, 并且引导他们正确使用农产品市场信息。其中, 特别要注意利用信息化平台沟通农产品进城渠道, 使农村个体经营户农产品顺利进城。在农业产业发展方式上, 可利用信息服务平台推进农业发展模式创新, 探寻适合中西部农业发展的新策略。

4 结语

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性产业, 它的健康、稳定发展是每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积极应对农业人口老龄化, 确保农业健康持续发展是我们的迫切任务。然而, 我们应该看到, 农业劳动力转移下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对我国农业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人口老龄化让农业实现了劳动力的减少, 农业要生存和发展, 势必对农业科技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而现代农业需要的正是科技、信息这些新生产要素作用的发挥, 对劳动力投入要求的越来越少, 我们要采取合理措施抓住这个契机, 打破农业一直依附劳动力投入的旧农经济模式, 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寿波.技术经济学[M].北京: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1984:94-119.

[2]李旻, 赵连阁.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基于辽宁省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 2009 (10) :12-18.

[3]乔领璇.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J].现代农业科技, 2012 (10) :369-371.

[4]吴海盛.农村老年人农业劳动参与的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 2008 (5) :96-102.

[5]周庆行, 宋常青.农业的女性化、老龄化趋势及其风险化解[J].经济界, 2008 (2) :69-73.

[6]李蓉丽.国外发展现代农业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农业现代化研究, 2007, 28 (5) :594-596.

[7]张卫平.农业劳动力老龄化问题初探[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9 (1) :16-17.

[8]田雪原.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A].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C].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7:3-13.

[9]金易.论老龄人力资源深度开发[J].学术交流, 2012 (1) :117-121.

农业人口 篇3

陈菲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前不久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指出，2009-2010年，新增1800万城镇就业人口，转移1800万农业劳动人口，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重点解决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就业问题。

落实劳动合同法，普遍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大力椎广集体合同制度，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全面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促进职工工资水平稳步增长。扩大职业培训，全同技能劳动者总数达到1.1亿，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5％，高级工占20％。

落实安全生产法，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加强劳动保护，改善生产条件，亿元国内生产总值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比2005年降低35％，工矿商贸就业人员10万人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比2005年降低25％。

落实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公正及时解决劳动争议，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推广工资支付监控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依法追究恶意拖欠工资行为的法律责任。

2009(华南)兽药、饲料产品采购及技术交流会即将召开

华育

召開时间：2009年6月16～18日

召开地点：广州杨明国际交易城展览中心

“2009(华南)兽药、饲料产品采购及技术交流会”和第二十七届广东省种猪拍卖会将以“政府牵头、协会主办、专业组织”为原则，组织省内外优秀兽药、饲料行业的龙头企业参与，突出“保动物健康、促食品安全”宗旨，打造一流品牌展会，为企业搭建一个展示、交流、交易的平台，两会互动、互补，共同为生产企业、经销商、代理商、养殖户、科研机构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展示、交流、交易平台。

展品范围：兽药类专区，饲料类专区，畜牧水产养殖类专区，宠物类专区，畜牧科技与技术媒体类专区。

中国移动三年内将在农村投入七百亿元

刘育英

中国移动未来三年内将在农村投入700亿元人民币进行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建设。

未来三年，中国移动每年将实现1万个以上自然村的网络覆盖，确保全国行政村的网络覆盖率达到100％，自然村的网络覆盖率达到98％。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出路 篇4

张桂文

2013-2-22 6:32:00来源： 《 光明日报 》（2013年02月22日 11 版）

【缘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有2.53亿农业人口转移到非农产业，成为处于城镇中的特殊群体——农民工。如果说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与永久性乡城迁移相脱离，以低劳动力成本支撑了中国工业化发展，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分离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已成为现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中国二元经济转型的关键。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受到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的制约。受中西部中小城镇就业承载能力不足的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大多流向东部地区和大城市。2011年在东、中、西部务工的农民工分别为16537万人、4438万人和4215万人，分别占农民工总量的65.4%、17.6%和16.7%。流入东部地区的农民工绝大部分进入了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和广东、浙江、江苏、山东等省份。发达地区和大城市虽然就业机会较多，但生活成本也高，农业转移人口难以永久性迁入。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户籍门槛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也日渐提高。

就业稳定差、收入水平低，与在城镇永久定居、承担高生活费用的矛盾。2011年农民工从事现职累计不满1年的占22.7%，1-2年的占43.1%，二者合计高达65.8%。由于对非农就业没有长期稳定预期，农业转移人口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和融入市民社会的意愿，也难以放弃农业经营。而企业培训、社会保障、进城落户等都与农民工的就业年限高度相关。2011年农民工家庭人均工资收入为10508元，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15161元。由于工资水平低，农民工

难以承担举家定居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得不让老、妇、幼留守农村。

土地制度及其功利性改革措施，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矛盾。现有征地制度征地范围广，补偿标准低，土地补偿款难以弥补市民化成本，低价征地高价出售又抬高了房地产价格，增加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成本；收回承包地的规定提高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机会成本；包括宅基地在内的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限制，不仅使农业转移人口无法获得土地及房产的增值收益，不能为其定居城市提供财力支持，还导致农村土地资源的严重浪费。

近年来各地土地制度改革多把着眼点放在争取更多的城镇建设用地上，具有很强的功利化色彩。第一，发达地区的征地补偿远高于国家规定的补偿标准，由于缺乏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有些农民一夜暴富，加大了发达地区征地农民与城市居民、边远地区农民的利益矛盾，而且由于土地增值预期的提高，农民更加不愿转让土地；第二，现阶段我国许多地区实行的“土地换社保、土地换住房”改革难以得到农民的积极配合。随着土地增值潜力的不断增长，农业转移人口放弃土地获得市民身份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84%的农民工希望进城定居后能保留承包地，67%的农民工希望能保留宅基地。第三，当前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的政策，没有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结合起来，造成人口输入地与输出地之间人口与土地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

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受地方政府满足需求的动力和财力不足的制约。尽管农民工已在城镇就业，却只能分享城镇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社会治安等非排他性公共服务，却不能享有与城镇户籍捆绑在一起的政府补助性住房、子女在公立学校就学等排他性公共服务。农业转移人口享有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排他性公共服

务，必将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随着农业转移人口规模的扩大，非排他性公共服务供给也必须大幅度增加。但是城镇公共服务经费依户籍人数而定，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很多地方政府也没有多大潜力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公共服务。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路径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根据各地实际提出具体对策，又要根据我国二元经济转型与现代化建设全局，进行战略谋划与顶层设计。

把城乡、产业、城镇、区域结构调整结合起来，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为农业转移人口提供就业岗位和生活空间。引导产业向中西部中小城市及镇梯度转移；以城市群为主体，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注重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实现城镇可持续发展；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和公共服务。

把劳动力市场建设，与对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相结合，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能力。应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建立完善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机制，提高其从业竞争力。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保护农业转移人口土地权益的同时，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第一，处理好城镇建设用地与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的关系。完善耕地补偿制度，加强耕地质量建设，建立健全耕地保护和建设的长效机制；科学规划、集约用地，限制城镇用地盲目扩张。第二，合理界定公益用地范围，根据同地同

价原则，按照土地市场价格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第三，培育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保障农民依法享有集体建设用地的收益分配权。第四，在不改变所有权性质的前提下，强化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属性，积极探索农业转移人口依法处置承包地和宅基地的有效形式。

把加强公共服务供给与财政体制改革相结合，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一，探索过渡性农业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制度，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第二，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提高地市与县级财政能力，增加市辖区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力度，提高经济强镇税收留成和土地出让金的比例，逐步实现人均公共财政支出大体相等。第三，通过按常住人口安排财政转移支付和增加直接税等改革措施，形成地方政府吸纳外来人口的激励机制。第四，设计与土地流转、土地增值，以及与土地使用有关的税种，规范土地财政为税收财政，合理分配土地转变用途后的增值收益，为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财力支持。

农业人口 篇5

报告

根据安排，我们于今年8月，对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情况进行调研，先后召集市、区人社、发改、教育、农业、公安、住建、规划、民政等部门进行了座谈，深入xxx进行了调查，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一些建议。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目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展情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市各县农民纷纷“跳出农门”，进城打工、经商,或者供子女上学，很多人从农村走进了城市。特别是XX年《xx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若干意见》出台之后，进城的农民越来越多。据统计，XX年至XX年6月底，全市农业转移人口293527人，其中XX年111659人，XX年124920人，XX年上半年56948人，这些人中，80%以上集中在市、县主城区。其中进神木县城的人数最多，达38344人，其次是xx城达30811人，也有少数人去XX、西安和南方城市打工、经商。

我市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构成是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城中村农民、随迁投靠人员、大中专和高中毕业生，分别占同期农业转移人口的40.5%、22.8%、9.8%和9.6%。

我市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大，实际落户的很少，有关政策落实的不够。据 XX年至XX年6月底统计，全市农业转移人口61008户、181868人中，换领城市居民户口簿的15803人，占8.7%，享受免费职业培训、保障住房、平等义务教育、社会保险和税收扶持政策的分别占15.2%、5.9%、11.8%、13.4%和2.7%。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就业情况不良。由于文化技能偏低，又缺乏创业资金，所以，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靠出卖苦力维持生活，从事职业主要是建筑装潢、货运安装、酒店餐饮服务、商场销售以及食品、服装加工等，真正自己从事个体经营的很少，人数不到20%。进城打工农民平均月收入在1000-XX元左右，低而不稳。有的没有固定职业，找不到就业门路，在城市里流浪，个别人甚至走上盗窃、抢劫的犯罪道路。

2、居住条件不佳。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没有钱买房，并连好点的房子也租赁不起。只好在城乡结合部或者“棚户区”赁房，公共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很差，为了省钱，有的几户合并赁房。我们在xx城区调研时，就发现有4户人家11人共同租居在一院3间平房里。有的甚至是危房，存在安全隐患。

3、子女上学困难。由于学校普遍生源膨胀，他们又没有城市户口，所以子女上学报不了名，只好托人找关系，多 花钱才能入学，全市实行的15年免费教育，对大多数农村转移人口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惠。

4、医疗得不到保障。因为户口在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规定，农民看一般病应在乡镇医院，否则，不予报销医疗费。这给进城农民看病造成了困难。造成小病不治，拖成大病。

5、服务不能均等化。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保障体系不统一，用工单位多用少养，进城农民根本享受不到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待遇。

例如：没有资格享受经济适用房及廉价房，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低保的标准都没有市民的高，甚至连肇事死亡的赔偿标准，也远远低于城市居民。这些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出力流汗的农民工被挡在了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大门之外，真正被城市边缘化。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1、现行户籍制度不利于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XX年，《xx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实行两种形式，城市居住制度和城市居民制度。截至目前，城市居住制度在全市都没有实施，农村居民进城落户只能实行城市居民制度，条件相对比较严格，要同时符合具有连续的工作且已签订了劳动合同、在城镇具有经常居住地和连续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达到规定年限等三个条件，真正能达到这些 条件的进城农民很少。XX年，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十部门联合发文，《关于进一步放宽条件推进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进城落户的意见》对本市籍农村居民在原户籍所在县县城或中心镇有合法稳定住所和经济收入，且居住在一年以上即可选择实行居民制度，但实行两年来，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并不多。附属在原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体制则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大瓶颈。

2、部分农业转移人口不愿转为城市居民户口。首先是城中村、城郊村镇、矿产资源开发区和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涉及到的农村居民，既得利益和获得利益的期望很高，不仅自己不愿意转为城市居民，而且想方设法把已经转出去的家庭成员再转回去。神木县为了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问题，在县城中建了“幸福家园”和“和谐家园”，幸福家园解决农村大中专毕业生的住房租住问题，和谐家园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住房问题，这些人租住或购买了住房也不愿意转户口。绥德县张家砭镇某村30多名大学生，毕业后落户张家砭镇居民户口，集体要求迁回本村。其次是农村居民不愿意放弃已有的承包地和宅基地。农村转移人口普遍存在“恋土情结”，担心离开土地就会失去生活依靠，没了退路。第三是农村居民的计划生育政策优于城市居民，夫妻双方都是农村居民的，只要头胎是女孩的，在规定时限内允许生育二胎，但城市居民严格实行一孩化；农村居民即使头 胎是男孩，大部分违规生育了二胎，处罚比城市居民轻得多，因此，在不能享受到较大利益之前，农村居民不会轻易放弃农村户籍。这也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因素。

3、城镇承载能力低，政府投资跟不上。全市共有建制镇125个(不含12个县区城市所在建制镇)，中心镇区人口规模超过5万人的一个也没有，人口规模超过3万人的镇只有神木的锦界和大柳塔，绝大多数镇人口规模只有3000——5000人。一般认为，小城镇人口规模只有达到5万人左右时，才能正常发挥城镇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我市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小，城镇规划起点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没有形成吸纳农民就业的产业。因而我市小城镇不仅缺乏对企业、对经济发展的凝聚力和聚集效应，而且不能有效引导周边乡村人口就地城镇化。xx城区及其他11个县城的承载能力也很低，公共设施不完善，服务能力有限，幼儿园、学校、医院和社会保障性住房，都赶不上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要。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XX年《城市蓝皮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政府至今没有设立专项资金，投资严重不足。

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建议

1、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放宽城镇户籍准入条件。在今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关于《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 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结合我市实际，我们认为本县农业转移人口在本县城、乡镇、各类园区落户，全面放开，不要设限制条件。市内农业转移人口在xx城区落户条件进一步放宽，已经划入城区规划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全部成建制转为城市居民；已经在城区有合法稳定职业或稳定住所的农业转移人口，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均可落为城市户口；允许成年子女单独落户；各类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参军离开农村的义务兵和服役期未满10年的士官，退役后愿意到城区落户的，允许在合法稳定住所或人才服务中心集体落户。鼓励市外有本科学历的、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或投资创业纳税满三年的人员在我市落户。

2、尽快实现居住证制度，畅通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渠道。在全市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持居住证的农村转移人口可在多个领域享受市民待遇，包括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卫生、证照办理、公共交通、职称评审等，并规定从居住证持有人员转为户籍人口的具体年限。比如规定，持居住证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镇工作满三年，可根据本人意愿登记为城市居民户口。

3、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消除农业转移人口的思想 顾虑。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明确农村转户进城居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农村居民整户或部分家庭成员在城镇落户的，在法律规定的承包期内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原承包人去世后，其法定继承人可依法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村集体及各级政府不得强制要求其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权。农村居民整户或部分家庭成员在城镇落户的，保留宅基地及农房权益，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强制要求其退出原有宅基地及农房。农村居民整户或部分家庭成员在城镇落户，原已享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收益分配权的人员，在法律规定的承包期内，保留转户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量资产收益分配权。帮助农村转户进城居民实现宅基地、承包土地和林地有偿退出；盘活农村转户进城居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资产权益。

4、调整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使农业转移人口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一是加大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支持。将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范围，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聘用农业转移人口。要进一步加强对进城农民的技能培训，鼓励他们自主创业，以小额贷款等形式支持他们搞个体经营。对就读中职学校的农村籍学生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进行学费减免包干补助，扩大对农村籍学生就读职业院校的生活费、学费补助覆盖面。二是改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 居住条件。农业转移人口租住公共租赁房或廉租房的条件应与城市居民一样对待。同时支持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购买自有住房，包括经济适用房。三是改革完善社会保险政策，改革城乡二元体制，统一保障标准，实现与其他城市居民无差别待遇。四是健全完善移民安置保障措施。对于因国家、省、市实施异地扶贫搬迁工程、生态移民工程、避险移民工程、城镇扩容工程和大型交通、水利等工程项目产生的迁移人口，尽可能将有条件的安置在城镇转变为城镇居民，已转变为城镇居民的，继续享受移民安置的相关扶持政策。

5、加快产业培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城镇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承载能力。首先要加强对城镇、园区和新农村社区的产业培育，强化产业支撑。一是各县区应选择3--5个重点镇，根据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和现有产业基础等特点，培养成不同类型的一业为主、多业并举的产业聚集区，吸纳农民进镇从业。二是提升现有各类园区承载力，从园区规划开始，坚持大项目带动、高科技支撑、可持续发展，使各类园区成为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创业发展的聚集区。三是结合新农村建设和移民搬迁，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把农村社区建成具有小城镇功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农民变市民不需要“离土离乡”。

其次要增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服务功能。政府应设立这方面的专项资金，列入预算，在加大政府投资的 基础上，多渠道筹资，集中使用，建设和完善城镇的水、电、路、气、绿化、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特别要加强幼儿园、学校、医院、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提高城镇的承载能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使进城农民“进得来，留得住，有收入，有住处”。

6、尊重客观规律，积极稳妥地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工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能超越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拔苗助长。绝不能像片面追求GDP那样追求高城镇化率，更不能由政府大规模举债搞“造城运动”，否则势必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和隐患。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一刀切。各地要选择适合本地特点和发展阶段的城镇化模式，防止“城市病”；重点是要增强城镇人口吸纳能力和综合承载能力，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

附：表1：xx市各县农业转移人口数量表

表2：xx市农业转移人口类型表

农业人口 篇6

--志丹支公司“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经验交流材料

（2009年2月7日）

各位阳光同仁：

在过去的2008年，我们志丹支公司在县委、县政府和上级公司的正确领导下，以“阳光文化”为指引，以业务拓展为目标，按照总公司“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创辉煌”的公司发展战略，全体上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齐心协力，各项经营指标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经营业绩。特别是我公司开办的“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更是开创了全国保险界的先河。现将我公司开展 “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做法与大家共同交流、探讨。希望我公司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和借鉴。

一、独辟蹊径，创新思路，构想开展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我公司自2007年9月份成立以来，在业务发展上不断开拓创新，把业务的发展重点放在非车险业务的拓展上。二00八年，中支公司计划在我公司办理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这一计划下达后，我公司针对志丹县域经济发展迅速，城乡收入差距较大，政府积极寻求为农民办实事好事的现状，将此做为开展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切入点。据调查，在志丹县10.5万农业人口中，每年

1发生各类意外事故死亡致伤约200起，患重大疾病，医疗费花费在1万以上的约180余起，灾害事故和疾病成为制约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因素之一。为解决这一突出矛盾，积极响应县委、政府提出的以“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为途径，构建和谐社会，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富裕和谐新志丹”的要求，促进县域经济平衡发展，充分发挥保险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助推器”和“稳定器”的作用，提高农民应对灾害事故的能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稳定运行。我公司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议为全县农业人口办理意外伤害保险的运作模式，构想是由“政府买单、农民受益、公司运作”三方联动共赢，开创出了意外险销售的新模式，也为非车险业务拓展创出了一条新的思路。

二、措施得力，成效显著，成功签单全县农业人口意

外伤害保险。从2008年初开始，我公司以“成本、盈利、发展”的核心主题为业务发展的战略指引，通过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的市场营销和运作推动意外险的快速发展，实现公司业务规模与盈利的双飞跃。

一是各级领导重视，积极沟通协调。延安中心支公司领

导高度关注我公司与县政府的业务洽谈情况，曾先后两次亲临公司作指导，听取公司关于对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承保、理赔等方面的专题汇报，指导公司确定工作思路，参加与县政府主管领导的业务洽谈。我公司经理、副经理经

常奔赴在县政府各部门之间，积极疏导沟通，及时解决问题，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公司针对农业人口意外伤害保险客服工作的具体需要，制定并加大对此项险种的投入和倾斜力度，保证了各环节的服务措施，通过创新的服务思路和特色的服务手段，以强烈的事业心和执著的敬业的精神赢得到了志丹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认可和大力支持。

二是运筹帷幄，步步为营。在取得县政府为全县农业

人口办理团体意外保险的意向后，我公司面对此项新型险种的历史空白，在毫无任何参考资料和经验借鉴的情况下。公司上下团结一心，在阳光文化的指引下，以阳光发展观与价值观为统领，将“价值发展、实现盈利”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制定出分三步实现的战略步骤：第一步，以“成本”为战略保障。通过大量的市场摸底、调研，对采集到的保险信息和市场动态进行系统的量化分析。与此同时有6家财险公司、寿险公司参与此项业务的竞标，竞争十分激烈，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公司积极探索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办法和策略，研究制定出了专门的《志丹县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承保方案，进而有力地提升了我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第二步，以“盈利”为战略目标。牢固树立“千道理、万道理，不盈利就没道理”的经营理念。我公司结合对志丹县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市场总体形势的调查分析，发生意外死亡伤残的每年大约在30－40人之间，这就

为我们开办此项业务创造了良好的利润空间。第三步，以“发展”为战略指引。公司要发展必须创造价值，创造价值就必须发展有价值的业务，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就是很有价值的非车险业务。在业务还没有确定开办之前，我公司多次向县政府递交承保的优惠政策，理赔的具体服务措施。终于在2008年的5月6日的志丹县政府常务会上全票通过，由我公司承办全县“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保险标的为全辖所有农业人口10.5万人，承保计费人数7万人，优惠率为33%。保险金额为团体意外伤害保险限额每人1万元，总保险金额7亿元。保险费率为1.4‰，保险费为98万元，由县财政统一列支。

三是成立专门机构，搞好理赔服务。在中支公司领导和

志丹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为了更好地为农业人口提供及时周到的保险理赔服务，体现“满意在阳光，理赔在阳光”阳光保险公司的特色服务，我公司设立专门管理机构——意外险部，由1名副经理主管，抽调2名工作经验丰富的业务和客服人员负责管理及理赔工作，设立24小时报案电话，并配备了专用查勘车、电脑、传真机、打印机等相关的硬件设施，为承保客户提供从签发保单、收取保费到受理案件、查勘定损、理赔计算、赔款支付等一站式保险服务。树立了阳光保险公司在行业中良好的品牌形象。

四是强抓业务落实，让农民受益，政府满意。自业务签

单意外险部成立后，我公司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分别到12个乡镇就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业务进行宣传，让这一“政府买单”的惠民政策家喻户晓。公司建立了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同时按照行业协会公布的保险服务标准，认真进行落实，并就农村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的业务特点，制定出了六项承保服务制度和八项客户服务措施。公开服务承诺，公布服务监督电话，自觉接受客户的监督。定期向县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信息反馈，赢得了政府的高度信赖和农民的良好口碑。也为公司的下一步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年来，我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克服了重重困难，稳定了与县政府的合作关系，取得了相互信任与支持。我们深深体会到只有创新思路求发展，真诚合作促双赢，才能带来业务发展上的突破和业务规模的稳固增长，逐步提升阳光保险公司在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全面巩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以上是我们在签订“农业人口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县域

通保第一单的一些做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成绩只代表过去。新一轮的目标、新一轮的考验又交付在我们的肩上。2009年，我公司将根据总公司战略目标中的具体要求，牢记“解放思想、创新思路、整体推进、快速发展”的销售工作思路。团结协作，创新奋进，真抓实干，将工作做细、做实，真正使工作落到实处，确保2009年各项工作目标顺利

实现，为公司的可持续有价值发展再做出新的贡献。

阳光保险志丹支公司

河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 篇7

一、有序推进河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义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正确选择

“三农”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 太多的农村人口, 只有减少农民, 以实现其转化为市民, 对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 二)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有效调整城乡发展失衡问题

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 劳动力资源可以进行合理配置, 引进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企业, 有利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 可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提升社会的整体劳动力水平。

( 三)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促进河北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带来了大量的消费群体, 可以增加城市的消费水平, 这部分需求可以支撑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城镇化的核心是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循序渐进地进入到城市,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一定程度上, 从第一产业人口转移到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缓解我国工业化的承建能力。

二、河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

( 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待完善

我国实行城乡制度的二元化管理的户籍制度, 对城乡居民分开登记、分别管理, 城乡户籍制度的待遇不同。城乡制度的二元化, 为维持社会制度的管理, 保障城镇居民的充分就业, 控制农业人口向城市的涌入, 传统的户籍制度已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农业转移人口在社会保障体系方面, 受到与城市居民不一样的待遇。农业转移人口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外, 缺乏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等, 这就造成农业转移人口缺乏安全感, 因此也就限制了其融入城市生活和进程的能力。

( 二) 政府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输出机制不完善, 河北省缺乏有效的政府管理和服务, 大部分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有通过正规的渠道而是通过个人职业所在自发流动。同时, 政府的一些政策支持, 农业转移人口享受不到, 最后, 政府的一些促进就业的政策宣传不到位。

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情况, 公开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是难以实现的, 农村劳动力不能融入城市劳动力市场, 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获得城市的就业需求。劳动力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对称, 需要支付制定相关的政策进行扶持。

( 三) 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民主包容意识欠缺

当前不论是城市政府的管理政策还是城市居民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排外概念, 都限制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对于农业人口的大量转移, 城市政府担心其影响了城市人口的就业机会, 加大了竞争, 因此城市政府的管理人员不鼓励扶持农业人口就业, 甚至拒绝和排斥优惠政策的实施。当前, 农业转移人口的素质有待提高, 在城市人口心中, 农业转移人口是高犯罪率和环境卫生脏乱差的始作俑者, 城市人对农业人口的偏见, 使得其对农业转移人口的民主包容意识欠缺。

三、对河北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建议

( 一)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政府应该建立以人为本的户籍管理体制。实现城市人口和农业转移人口同等的待遇。在2014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我国政府提出了要有序的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推动我国户籍制度改革, 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应该保证农业转移人口平等的社会保障权利, 当前政府应该建立覆盖城乡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现状, 为其专门设计社会保障方案, 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合法利益。

( 二) 政府增强政策支持力度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政府大量的资金保障, 中央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的财政支出主要用于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河北省政府可以给予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交通、子女入学等具体的资金问题, 同时可以帮助农业转移人口融资。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问题, 政府应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完善市场机制, 取消对农业转移人口的限制, 打破城乡就业制度, 为农业转移人口限制性制度安排, 取消实施的障碍。供给的权威性和公信力需求信息的收集和处理系统以及与之配套的管理办法, 以加强动力供给的建设和需求信息的网络信息, 为农业转移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 三) 树立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各阶层应对农业转移人口有正确的认知, 给予其平等的社会权利, 通过教育活动, 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政治权利, 提高农业转移人口的政治素质和参政议政, 引导他们用制度化的手段维护政治利益。政府和社会各方面要解除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偏见, 转变和改变传统的以城市为主导的观念和认识上的偏见, 树立统筹城乡发展、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公民享受同等待遇已形成社会共识。与其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 相互共存、消除隔阂。同时政府要提供给农业转移人口子女和城市人口同样的教育机会, 为其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

( 四) 多途径解决本地农民市民化

积极推进“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 要切实做好土地征用、住户拆迁、安置房建设及被征地农民的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工作, 使“城中村”农民尽快融人城市社会。同时鼓励城市近郊区和小城镇从事非农就业的农民, 到城镇创业、就业和居住, 就地转变为市民, 实现市民化; 按照自愿原则, 依托县城和特色小城镇, 鼓励返乡回流的农民工回家创业落户, 就地实现市民化。

参考文献

[1]田园.政府主导和推进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探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年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5) .

[2]魏后凯, 苏红键.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 2015 (3) .

农业人口 篇8

摘 要：借鉴成本收益理论，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根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及其社会网络、文化程度以及农业生产成本和农村建房成本与转户迁移人数正相关，而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与转户迁移人数负相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稳定就业后，根据转户迁移的收益与成本评估进行市民化决策，只有收益大于成本时才进行转户迁移；否则会继续“流而不迁”或返回农村。因此，仅仅拆除城乡户籍制度的藩篱并不能促成农业转移人口的快速市民化，还必须有效提高农民转户迁移的收益，并降低其成本。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农民工；转户迁移；流而不迁；户籍制度改革；城乡差异；成本收益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5）03000108

一、引言

重庆市在2007年就建立了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户籍、住房、社保、教育培训等制度，但重庆的农业转移人口（本文中“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指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即通常所说的“农民工”）的市民化（为研究的方便，本文的“市民化”主要指农民将其户籍从农村迁到城市，并放弃其在农村的土地权益，即成为“城市人”）意愿还是不高，很多进城农民还是处于“人来了、融不进”的无序状态，但“无序市民化”不能简单归罪于户籍制度（徐爱东，2012）。国务院于2014年6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藩篱将被拆除。然而，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是否就一定会遵循政府安排的路径推进？ “无序市民化”是否就会快速转变为“有序市民化”？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是经济理性的，其外出就业、转户市民化等行为总是带着各自的动机与愿望（单菁菁，2014）；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不仅受户籍制度的约束，还受转户前后的收入、转户成本及其知识技能等条件的约束，因此，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对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制定新型城镇化战略和配套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国内外关于人口迁移决策行为的研究文献较多。在国外，较早的研究是莱文斯坦的“人口迁移法则”，他认为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因素，人们追求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而迁移。赫伯尔（1971）、Herbe（1938）、Mikell（1946）等人的“推—拉”模型是最具代表性的乡—城人口迁移理论，认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行为是原住地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促成的；Lee（1965）进一步将影响推力和拉力的因素扩展到迁移量、迁移流向、迁移者的特征等，认为以往的迁移者把有关信息传回农村，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迁移成本，为后来的迁移者提供方便。Lewis（1954）和Todaro（1969）等认为城乡工资收入差距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Wolpert（1960）、Brown（1982）和Moore（1973）等的人口迁移决策模型认为人口迁移是对压力（stress）做出的反应，迁移者并不是盲目追求地点效用最大化，而是根据实际可行性来调整自己的迁移行为。舒尔茨（1961）的成本—收益理论则把影响劳动力转移的因素归结为预期收入和迁移成本，认为只有当迁移收益大于成本时，劳动力迁移才会发生。

徐爱东，吴国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研究

在国内，朱杰（2010）研究了长三角的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认为人口迁移过程中的“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空间可达性指标是影响迁移决策的首要因素。李斌（2008）认为我国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形成了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在一线城市，房价过高，入住成本递增，一定程度上阻止了人口的迁入。辜胜阻（2007）、盛亦男（2013，2014）、王春蕊（2012）、李强（2014）、周皓（2007）等也对我国的人口迁移机制做了实证分析。但以上研究多基于西方的有关理论对人口迁移决策行为进行实证分析，对我国人口迁移的预测有效性总体上较低。

《意见》中规定农民只要是城市常住人口，哪怕不转户，子女也能获得城市优质教育，因此，优化子女教育将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从我们的调查情况来看，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城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深入，农民和市民身份差别逐渐缩小，融入城市的心理需求、获得城市生活环境、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等社会性诉求已不再是农民转户市民化的主要动力。95%以上的农民只要有土地就有生存保障，外出就业主要因为农村生产生活成本提高而农业收入增长有限，缓解经济压力是农民外出创业就业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打工的初忠就是为了挣钱，经济因素决定了他们是否外出打工。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即转户）行为是其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适应城市生活后，对现实状况进行理性评估后做出的决策，而这种市民化决策机制并不能完全用西方的人口迁移理论来分析，需要结合我国农业转移人口的自身行为特征以及现实国情来进行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和经济理性的微观视角，构建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微观决策机制理论模型，并依据在重庆进行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验证，以深化和拓展有关研究，并为经济新常态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假设与分析框架

1.市民化决策行为过程假设

从农业转移人口的行为过程来看，农业转移人口首先要对其原来所在的农村与目标迁入城市的经济、环境、制度以及自身的特征进行评估，进而对市民化成本与收益做出比较，再决定是否进行转户迁移（即市民化）。假设市民化决策过程如下（如图1所示）：若没有家庭、制度、自身等因素的阻碍，农业转移人口因经济压力、从众心理等，为实现自身知识技能的价值进城创业就业，但不迁户口并保留土地；进城创业就业后，如果认为其在城市的收益（扣除转户成本后的收益）比在农村的收益高，则决定转户市民化，即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这种户口迁移是不可逆的，农村迁往城市容易，而从城市迁回农村则很难。

图1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

2.市民化决策模型

本文借鉴和发展Chiswick、Sjaastad、Becker等人的劳动力迁移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从经济收益角度描述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过程。假设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收入为：

Wa=A+αH（1）

Wi=m（I+βH），m∈（0，1）（2）

（1）式是对Chiswick模型的继承，（2）式是本文对原始模型的扩展。其中，Wa、W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的就业创业收入；A、I分别为农村、城市的基础性收入（I≥A）；αH、βH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α、β分别为农村、城市的知识技能附加价值系数（β≥α），H为知识技能水平（取决于文化程度、性别等个体特征）；m为农业转移人口对城市经济、环境、制度等信息了解程度系数，m→1时信息完全。

农业转移人口要市民化，还需要考虑转户成本的抵消作用，假设农业转移人口转户成本为：

C=（Ci-Ca）+ξ，Ci≥Ca（3）

ξ=θ（n-H），n≥H，θ≥0（4）

其中，Ca、Ci分别为农业转移人口在农村、城市就业创业的生产生活成本。一般情况下，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高于农村，成本之差（Ci-Ca）为市民化的基本成本壁垒。ξ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抬高成本壁垒，是农业转移人口为适应城市生产生活而提高知识技能水平所付出的成本，抬高成本是农民原有知识技能水平H与迁入地城市市民平均知识技能水平n之差的函数，θ为知识技能水平提高的难度系数。

综上所述，农业转移人口通过自己的社会网络（如在城市就业创业的亲戚朋友）了解城市信息进行初步估计，预期进城收益大于0时，决定到城市生产生活；进城后，感觉收益确实比农村有所提高（即转户迁移收益V大于0）时，才决定转户迁移，即实现市民化。

V=Wi-Wa-C≥0（5）

3.模型讨论

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收益分析如下：

将（1）（2）（3）（4）式代入（5）式：

V=[（mI-A）+（mβ-α）H]-[（Ci-Ca）+θ（n-H）]（6）

市民化所带来的收益差异（Wi-Wa）由农村与城市的基础性收入差异（mI-A）和知识技能附加价值差异（mβ-α）H两部分组成，这两项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既可能起正向作用，也可能起反向作用，取决于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m）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异。根据我国目前的城乡差异实际，一般情况下，会起正向作用；但如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带来的非农权益收入以及农业生产和补贴收入较高，甚至高于城市工资收入时，市民化的收益可能为负；当社会网络很小（m→0），农民无法知道城市信息，且在城市获得就业创业的机会很小时，市民化的收益也可能为负。

市民化的成本包含基本壁垒成本（Ci-Ca）和抬高壁垒成本θ（n-H）两部分，都对市民化决策起反向作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吃、穿、行、社保等将按照城市标准来开支，并付出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的成本；若在农村，则按照农村生活标准开支，付出农村生产所需的化肥、饲料、收割等农业生产成本。目前，我国城市购房成本与农村建房成本差距以及城市与农村生产需要的知识技能差距（如中关村的平均技能水平n很高，农民基本不可能进入就业）较大，抬高了市民化成本。

只有当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时，转户迁移行为才能发生。（6）式可分解为（7）式和（8）式，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收益曲线和成本曲线。

命题1：转户迁移的收益越大（即城乡就业创业收入差距越大）、转户迁移的成本增量越小，则市民化决策的门槛越低，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

由图3可知，市民化决策的门槛来源于转户迁移收益能不能抵消其成本。若转户迁移收益（mI-A）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若转户迁移成本（Ci-Ca+nθ）减小，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减小，曲线向下移动，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在农业转移人口总体知识技能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将有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愿意转户迁移。

命题2：“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其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

由（9）式和图3知：（mI-A）<（Ci-Ca+nθ）时，H*≥0，转户迁移开始有门槛，在农业转移人口知识技能水平不能越过门槛时，其只能选择不迁移户口保留土地，只是在城市工作，挣取比农民更多的收入，避免转户迁移带来的购房等重大迁移成本，同时还会选择从事简单体力劳动以避免提高劳动技能的成本。由（9）式知，选择进城务工而不转户（“流而不迁”）的成本比转户迁移（市民化）的成本低，相应的门槛也比市民化的门槛低，农业转移人口得以在城市务工生存。

命题3：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由（9）式不难证明H*m≤0，即m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低，越有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m增大，转户迁移收益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点E向左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

命题4：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的劳动力平均素质越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可能性越小。

由（9）式不难证明H*n≥0，即n越大，市民化的门槛越高，越不可能转户迁移。同时，由图3可知，若n增大，转户迁移成本曲线截距增大，曲线向上移动，E向右移动，市民化决策门槛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可能性变小。

三、模型的验证

1.检验方法

由于本文因变量和自变量为个体水平的调研数据，因变量是二项反应的定性变量，且水平之间不存在等级递减或等级递增的关系，因此采用二分类变量逻辑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来分析各种因素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采用stata12软件作逐步回归，根据变量的显著水平值、回归系数、Odds Ratio值分析影响程度，模型如下：

logP=lnP1-P=a+b1x1+b2x2+…+bmxm（10）

xm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P为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的概率，P有“转户”和“不转户”两种选择，关键看农业转移人口是否迁移户口并放弃土地，即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若“转户”，因变量取值为1；若“不转户” 因变量取值为0。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法对自变量进行测量，自变量有农村和城市生产生活收入和成本变量、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网络变量、农业转移人口自身知识技能变量、城市劳动力技能知识变量等。各变量的设计与测量见表1。

2.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课题组对重庆市渝北、万盛、黔江、万州等区县的调研数据，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模型进行验证。调查地点的确定主要考虑四地分别在重庆市的城市核心区域、城市发展新区和生态涵养保护区域，其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状况体现了重庆市的主要特征。共调查498人，其中男性316人，女性181人，剔除缺省值，共有可用样本408份。

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收入、知识技能以及转户迁移成本表现出以下特征（见表1）：一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创业与在农村生产生活的年平均收入差别较大。在城市就业平均年收入达2万左右，而在农村生产年收入在6 000元左右，收入差距形成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的主要动力。二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和城市劳动力之间的知识技能差距大。农业转移人口平均文化程度处于初中与高中之间，而城市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处于高中与大学之间，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力资本壁垒。三是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的转户迁移成本高。购买城市住房价格高出农村建房成本3 000元/平方米，大约是农村建房成本的1陪以上，高出的住房成本需要农民在城市至少奋斗15年以上；城市生活成本高出农村6 000元/年，大约是农村生活成本的2陪以上。转户迁移成本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

从以上数据可知，重庆农业转移人口如果转户市民化，则平均年收入提高1万左右，而生活成本高出6 000元左右，住房成本高出1万～2万。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进城能赚取一定的经济收入，且不需要完全支付住房成本增量；而若选择“转户迁移”则转户收入增量不能抵消转户成本。因此，83%的农民选择“流而不迁”（见表1），验证了命题2中“流而不迁”比“转户迁移”门槛低，转户迁移收益不能抵消转户迁移成本时，农业转移人口将选择“流而不迁”的假设。

3.检验结果分析

模型（10）估计结果显示（见表2），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因素中，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社会网络、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8个变量的影响具有显著性，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并且其对市民化决策的影响方向基本与本文的理论分析（命题1、2、3、4）一致。农村收入、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的影响不大。可见，重庆市农业转移人口在进行市民化转户决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城市就业创业收入的提高、转户迁移成本以及自身的知识技能能否适应城市等因素。

在转户迁移收益变量中，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平均就业创业收入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2.14，比数比（Odds Ratio）为8.50（见表2），表明在城市就业创业收入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增加8.50倍。在城市劳动力日趋短缺的情况下，劳动力工资普遍上涨，农民在农村生产的收入非常低，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收益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多”的假设。

在转户迁移成本变量中，城市住房价格、城市日常生活开支、农业生产成本、农村建房成本的Logistic回归系数分别为-1.29、-1.47、0.91、1.20，比数比分别为0.28、0.22、2.48、3.32（见表2），表明在城市购房和生活的成本对转户迁移有负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30%；农村的建房和生活成本对转户迁移有正作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3倍；而农村日常生活开支只有城市的1/3，被忽略了。验证了命题1中“转户迁移成本越大，转户迁移的农业转移人口越少”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社会网络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21，比数比为1.23（见表2），表明城市社会网络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23倍。验证了命题3中“农业转移人口的个人社会网络越大，其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大”的假设。

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城市劳动力素质变量的Logistic回归系数为0.05、-0.04，比数比为1.05、0.96（见表2）。表明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迁移的人数增加1.05倍；城市劳动力素质每增加一个等级，愿意转户市民化的人数减少96%；验证了命题4中“迁入城市（迁入目的地）劳动力素质越高，转户迁移的可能性越小”的假设。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必定选择经济效益最大化，选择更美好的生活。随着我国户籍制度藩篱被拆除和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政府在推进新型城市化的进程中，政策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吸引农业转移人口自愿从农村走进城市，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势所趋。但是，农民的转户迁移决策过程遵循经济理性原则，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决策取决于其对在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和生活状况的评估和比较，并非完全遵循政府政策的路径安排。

本文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决策过程的分析，总结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模型（图4）。总体上看，农民的市民化一般分两个阶段：一是“流而不迁”阶段，农民根据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及生活成本差距以及自己拥有的社会网络和知识技能，评估其进城就业创业是否能使其经济状况得到改善，如果能改善就去城市就业创业（即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否则留农村。二是转户迁移阶段，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就业创业稳定后，开始评估转为城市户籍并放弃在农村的土地在城市长期生活是否会比在农村生活得更好，如果能改善生活就转户迁移；否则，还是不转户，只在城市就业创业挣钱（即继续“流而不迁”的状态），或返回农村生产生活。

图4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微观决策机制

经济新常态要求保增长、调结构、创新驱动，在效益质量和可持续上见实效。要适应经济新常态，就必须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中人、财、物的流动规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迁移规律就是一种人的流动规律。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制度时，应着力于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在市民化过程中提高城市就业创业收入、降低转户迁移成本、提高就业创业知识技能以及获取就业信息等需求：一是在城市做到“同工同酬”，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逐步有序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建立保障蓝领工人工资与GDP同步增长的机制；同时，应对进城农民就业创业给予税收优惠政策等予以扶持，以增加农民在城市就业创业的收入。二是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农民工就业培训，加大投资和扶持力度，确保每个农民家庭至少掌握一门以上实用的专业技术。三是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对进城农民工的住房实行“应保尽保”，降低农业转移人口转户迁移成本；严格落实中央有关农民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及宅基地出让政策，提高农民征地补偿标准，以尽可能地对冲农民转户迁移成本。四是依托现有农村社保和就业服务平台，加快形成“市—县—乡—社区”四级就业信息网，形成城乡统一的就业服务体系，确保农民能够快速、便捷地获得城市就业信息。

参考文献：

国务院办公厅.2014.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Z].

李斌.2008.城市住房价值结构化：人口迁移的一种筛选机制[J].中国人口科学（2）：5360.

李克强.2004.关于劳动力迁移决策的模型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6）：4651.

刘易斯.1989.二元经济论[M].施炜，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单菁菁.2014.农民工市民化研究综述：回顾、评析与展望[J].城市发展研究（1）：1822.

托达罗.1991.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托达罗.1994.乡—城人口流动的经济理论[M].朗曼出版公司.

王华.2009.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迁移意愿模型[J].地理科学（2）：5056.

徐爱东.2012.统筹城乡背景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R].重庆市民建课题报告.

徐爱东.2012.重庆市农民创业情况的研究报告[M].重庆市软科学项目报告.

徐爱东，龙勇.2008.重庆非公有经济创业与统筹城乡发展[J].财经科学（8）：117124.

朱杰.2010.长江三角洲省际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J].城市发展研究（6）：97104.

BARRY R. 1999. Chiswick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fselected[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5：181185.

FAN C，ZHENG S.2011. Migra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A Comparison of Sole， Couple and Family Migrants in Beijing， China[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43（9）：21642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