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细胞研究伦理

干细胞研究伦理

干细胞研究伦理 篇1

干细胞研究与伦理

干细胞研究在体细胞克隆研究之后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因为它是又一个祸福相依的前沿领域.本文概述了干细胞的应用前景以及与干细胞生物学相关的伦理问题,从“人”的伦理概念的`重新界定入手,讨论了当今科技伦理的应用特色.就实现科学技术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伦理对策问题提出了试探性的个人观点.主张以原则性的伦理规范针对开放的基础研究,而以严格的应用伦理规范和法律条文约束应用研究和实际的社会化应用,实现科学技术作为积极建设力量的效能最大化及其与法律和伦理的和谐发展.

作 者：喻佑斌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北京:100081刊 名：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5(3)分类号：B82-05关键词：干细胞研究 基础研究 社会化应用

干细胞研究伦理 篇2

在我国,关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法律规制研究甚少,仅有相应的伦理指导准则,且存在较多不足,并不能有效解决该技术带来的伦理难题和该技术滥用的问题。必须完善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中的伦理准则,并在伦理准则的指导下制定相应的法律监管政策,以此来规范该项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应用。

1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准则

1.1 应遵循的伦理准则

伦理准则对生命科学的发展起支撑和制约作用, 科学、 统一、 有利于医学和社会发展进步的伦理准则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健康、 规范的发展十分重要,现今社会评价与科学技术有关行为的伦理准则框架主要有:不伤害(Non-maleficence)、尊重(Respect)、有益(Beneficence)、公正(Justice)以及必需性(Necessity)等,这些基本原则体现了人类及其社会的本性、价值和尊严,对于人类胚胎肝细胞的研究也同样适用。目前,世界各国针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还没有统一、细化的伦理准则。总体上,它在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指导之下进行。

1.1.1 知情同意原则

尊重患者的个人权利是基本伦理原则之一,知情同意是尊重受试者个人权利的体现方式。目前,我国实行知情同意的过程存在问题较多,主要是受到我国特殊的国情、患者文化素质、医者与患者法律意识的影响。如:告知受试者的信息不够全面、真实,不规范的口头知情同意,缺乏补偿机制,研究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强,临床试验技术人员在试验的过程中常常较注重试验的设计、方法、过程及其他技术性问题,而忽视对受试者的法律保护。[1]因此, 对于人类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知情同意是应遵守的重要原则。

1.1.2 避免浪费原则

供研究用的胚胎及干细胞都是通过采取复制技术取得的,剩余胚胎最终是被毁灭。而同时科学与医学又渴求取得干细胞,胚胎的来源是珍贵的,通过制定避免浪费原则,可以允许合法利用剩余胚胎,从中提取干细胞,不仅避免浪费,而且可以减少捐赠者及道德风险。

1.1.3 保护隐私原则

在人类干细胞的研究、临床应用中,保护隐私原则是指不论是配子或胚胎捐赠者的身份还是个人资料都应该完全保密。由于为了保障干细胞受赠病人的安全, 干细胞捐赠者与受赠者之间必须具有身份上的可追溯性,导致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知晓有关病人的私人资料,这对捐赠者的隐私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此, 制定相关隐私保护原则时应协调好干细胞捐赠者、受赠者的隐私与人类干细胞研究、临床应用的需要之间的关系。

1.2 我国现有的伦理指导原则存在的问题

为规范干细胞研究中潜在的诸多伦理问题,2001年,我国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委员会以及法律、社会问题研究专家起草了《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规则》(建议稿),对我国科学家开展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原则和伦理规范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这些伦理准则构成了评价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问题的框架。2003年12月,我国科技部和卫生部出台了《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则》),但该《指导原则》缺乏实施细则,且未充分考虑到有关的伦理分歧,在具体的审查上没有建立科学、客观、合理的标准化操作规程,尚不能有效地按照国际规范的要求进行审查,因而操作性不强。此外, 《指导原则》中仅规定了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的获得方式,关于胚胎干细胞来源合法性的规范等还缺乏更进一步的细化。

2 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监管的必要性

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主要在于探究胚胎干细胞全能分化性和自我繁殖性的生物原理,用于治疗疾病或损伤,不可避免涉及到胚胎干细胞来源、人类胚胎的地位、克隆等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而且,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需要对人类胚胎进行操作,对生物系统的操作异于物理、化学实验 ,无法保证其绝对安全和达到理想的纠正效果。鉴于基因调控和表达的复杂性,某些方面也无法保证对实验客体或后代不造成伤害,如:(1)原来处于休眠状态的原癌基因被激活、肿瘤抑制基因失活、细胞DNA修复系统被干扰;(2)通过病毒等载体将外源基因携带入人体,干扰人体正常基因的活动;(3)外源基因使宿主细胞的基因发生有害突变,使肿瘤发生的危险性增大,并在患者身上引发难以预料的并发症等。[2]这种科学研究如不能尽量预防和降低风险,增强治疗的安全性,一旦给后代造成伤害,这种伤害将遗传下去,而且不可逆转,将对人类产生永久性的、大范围的影响。因此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必须严格管理和采取审慎态度,以尽可能降低技术风险,用科学研究成果为人类造福。

3 法律监管政策研究

由于人类干细胞的研究涉及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大部分的西方国家都通过立法强制监管,并且设立相关的机关执行一套详尽与完善的监管程序。不同的国家、以及在一个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内(如中国、美国等)的不同群体, 由于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的差异,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和应用都会有不同的监管立场。国际对于人类胚胎干细胞管理的新发展,趋于“二元结构”,即公共管理主体的二元化:政府和社会自治型组织成为干细胞研究国家治理的主体,共同解决面临的生命伦理问题以及社会和法律问题。

3.1 制定严格的监管法规

美国在1981年颁布了联邦法律21CFR Part 56来规范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后经1999年和2001年两度修改。该法律明确规定了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组织与成员要求、功能和审查程序,文件的保存,以及对违反法律规定的IRB采取的行政措施等,成为美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管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也奠定了监管机制的法治基础。除了21CFR Part 56以外,与伦理审查委员会相关的主要法律还包括: 21CFR Part 50 (人体受试者的保护),Part 312 (研究性新药申请)和Part 812 (研究性设备免除审查规定)等,从不同层面为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工作提供了明确的指导规范。[3]

澳大利亚也在2002年通过“涉及人类胚胎研究法”和“人类克隆法”;加拿大政府在2004通过Bill C-6“辅助人工生育与相关科技法”,同时政府还通过由三个联邦政府的机构共同参予成立一个暂时性的“干细胞监管委员会”(Stem Cell Oversight Committee)执行法律,因为Bill C-6在制定法律之余,还包括成立一个独立于联邦卫生局的法定联邦机构:“人类辅助生育局”(AHRAC)全权监管人类辅助生育,包括胚胎与干细胞研究。

我国应积极完善伦理原则,并在国际认可的伦理框架内制定相关法律。

首先: 应补充完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指导原则》中 “胚胎干细胞来源”部分,不仅要求规范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还要求用于研究的胚胎干细胞来源合法。

2003年科学技术部和卫生部联合颁发的《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规定,用于研究的人胚胎干细胞只能通过下列方式获得:“(1)体外受精时多余的配子或囊胚;(2)自然或自愿选择流产的胎儿细胞;(3)体细胞核移植技术所获得的囊胚和单性分裂囊胚;(4)自愿捐献的生殖细胞。”并且规定,在研究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1)利用体外受精、体细胞核移植、单性复制技术或遗传修饰获得的囊胚,其体外培养期限自受精或核移植开始不得超过14天;(2)不得将前款中获得的已用于研究的人囊胚植入人或任何其它动物的生殖系统;(3)不得将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的生殖细胞结合。”以上对胚胎干细胞来源作了初步的规定,缺少对进一步操作的规范细则。鉴于胚胎干细胞来源于人体,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力,具有一定的内在价值,对其研究应遵循伦理原则中“不伤害人”和“尊严”原则,因此,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胚胎干细胞来源进行进一步规范: (1) “冷冻的多余胚胎”可以作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主要来源,但研究者不可过度依赖多余胚胎,更不可滥用此类胚胎。(2) 研究中不可因需要流产的胎儿,而让一个妇女怀孕且研究中涉及到“流产胎儿”时,应遵循基本的伦理准则并接受审查,要获得孕妇或家庭的知情同意。(3)对于“自愿捐献卵子”这种来源方式,需经伦理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保证干细胞株的质量,并应提醒捐卵者可能的并发症,确保其完全的知情同意,防止对捐卵者的胁迫、引诱和造成潜在的身心伤害。

其次,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人体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规范,使伦理审查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以WHO及其他国际组织的相关监查规范为指导,结合国内实际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伦理审查监管的基本指导规范,建立注册备案、全面定期审查、随机抽查、问题整改、违规惩处、教育培训等一系列制度,使整个伦理审查监管纳入规范化的管理体制。[4]

3.2 建立有效的责任监管机构

一些西方国家如英国、加拿大、欧洲联盟、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为了人类干细胞的研究特别通过法案监管。例如,澳大利亚在2002年通过了《涉及人类胚胎研究法》和《人类克隆法》;加拿大政府通过三个联邦政府机构的共同参与成立了一个暂时性的“干细胞监管委员会”来执行相关法律。在管理及监督管方面经验较丰富、制度较完善的是英国,形成了一个中央统一、综合监管的机制,可以为我国所借鉴。

英国在监管使用人类胚胎干细胞,胚胎克隆技术等技术时,主要通过三重机构来运作,它们分别是“人类人工受精和胚胎管理局”(英文简称HFEA)、 “英国伦理委员会局”(UKECA) 、“英国国家干细胞库”(UKSCB)。在实际操作时,这三重机构是相互联系,重叠运作的。[5] HFEA是英国国会在1990年成立的一个法定机构,负责审核与批准全国所有胚胎的产生和应用。其职责主要包括:监管并审核研究胚胎发育成长、利用胚胎研究增进有关疾病知识的科研项目等,以及审核“体外受精与胚胎转殖”等辅助生育的申请,并包括审核利用“核转移”技术专门为分离干细胞而产生胚胎的研究项目等。UKECA则负责监督干细胞或干细胞衍生的医疗药品在病患者身上的研究与测试,监督进行临床测试的研究人员严格遵守并执行有关的法规等。UKSCB集中存放全国的干细胞株,确保所有干细胞株的来源符合伦理和法律标准及人类干细胞隐名捐献者与受赠者之间的可追溯性,保证捐赠双方的健康安全。

我国可以采用中央统一监管和各部门配合管理的监管模式,有效避免由于监查人员与研究机构存在各类利益联系而产生的监查结果的不公正性。应在中央设立由国务院授权中国科学院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和应用进行统一监督。由卫生厅、科技厅等专门的行政主管部门形成第二层的监管部门对技术的实施进行具体的监督。[6]由司法部和科研部召集医生、哲学家、生物学家、法学家、宗教代表组成研究性的“科研伦理委员会(局)”小组, 作为第三层的监管机构,负责监督临床研究,监督干细胞或干细胞衍生的医疗药品在病患者身上的研究与测试,监督研究人员严格遵守并执行有关的法规等。

3.3 完善我国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审查机制

人类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是把双刃剑,在支持该研究的同时,必须遵循严格的伦理规范,任何涉及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及成果的应用都要经过严格的伦理评估和监督。当前我国伦理审查工作尚处起步阶段,整体运行仍欠规范,且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外部监管和其自身审查能力的提高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我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管体制相对滞后,也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行。应同时完善伦理审查委员会相关审查机制和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的监管体制。

第一,成立并完善伦理审查委员会。

在伦理审查机制方面,从批准开始直到研究,伦理审查委员会应对研究项目的伦理学及科学性进行综合审查与监督,并对所有批准的研究项目进行跟踪审查。当研究机构计划提取干细胞、通过细胞核转移技术克隆新的胚胎时,都应首先将科研计划交伦理审查委员会审议通过,委员会要考虑捐赠者和接受者的利益,避免对捐赠者的胁迫和引诱;研究者应在试验前用准确、清晰、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受试者如实告知研究目的、预期的益处和潜在的风险,受试者在充分知情和自愿的情况下在知情同意书(或胚胎捐献同意书)上签字。委员会要严格把关,确保受试者的完全知情同意,确保对受试者隐私的保护、充分考虑对受试者潜在的身心伤害,提醒接受者可能的并发症,防止研究者对受试者的胁迫、引诱,并保证干细胞株的质量。

第二,建立伦理委员会认证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医学研究中有受试者没有得到知情同意、承担不必要的风险甚至致死等侵犯伦理准则的不端行为发生,一些国家筹备建立了伦理委员会认证体系以对伦理审查委员会的审查程序,受试者的保护等方面进行监管。通过认证评估,研究机构可为受试者提供系统、全面的保护,展示其研究项目优质程度。我国也可借鉴其相应的做法。如:美国医学与研究公共责任组织、美国医学院协会、美国大学联合会、国际实验生物学协会、社会科学协会联盟五家组织建立了伦理审查委员会(IRB)认证体系,对推动IRB高质量、高水准的伦理审查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节省了政府对IRB运作监管的成本。[7]我国应改进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运作机制, 促进对临床试验的监管, 在推进各医疗与生物医学科研行业内部的伦理审查委员会自行评估活动, 并互相合作开展同行评估的基础上, 探索认证标准, 逐步建构我国伦理审查委员会的认证体系, 促进伦理审查委员会监管体系的成熟。

参考文献

[1]汪楠.关于建立我国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监管体系的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5):131

[2]李琼.浅析人类生殖细胞基因治疗的伦理学问题及对策[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7(2):44

[3]胡林英.对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监管体制的分析与思考[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6(4):17

[4]郑兴东,姜北,医学科研伦理审查监管问题的思考[J].第二军医大学学报,2007(6):667

[5]许志伟.人类干细胞之伦理原则与监管政策[J].医学与哲学,2006(3):20-21

[6]杜珍媛.责任伦理视角下人类胚胎干细胞的法律构建[J].医学与哲学,2010(7):23

干细胞研究伦理 篇3

对于干细胞疗法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科学家们还在探路。但在某些“专家”的建议下，急于治病的患者也想提前享用这一“未来技术”。于是，无所不能的干细胞“急吼吼”冲上了病床，危险和乱象接踵而来。

在昨天举行的第48期院士沙龙上，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伦理学部主任沈铭贤透露，我国首部《干细胞研究与应用伦理规范》已进入国家卫生部的审批程序，不久后将正式出台。

干细胞治疗陷入“灰色地带”

在神经损伤、器官修复等领域，万能的干细胞被寄予厚望。我国对于干细胞研究一直持鼓励态度，目前，所有试验仅限于研究范围，至今未对除造血干细胞之外的其他干细胞治疗的临床应用发放通行证。

病急乱投医，“神奇的干细胞疗法”不断吸引着病患心甘情愿地做起了“小白鼠”。“眼下，一些机构开展的所谓‘干细胞疗法’，正处于科学与不科学、规范与不规范的‘灰色地带’。”受卫生部委托，沈铭贤和一批知名伦理学家于2009年至2010年对国内的干细胞治疗现状进行了调研。

混乱的现状着实让专家们捏了把汗：一些人打着干细胞治疗的旗号，吹嘘炒作，声称“干细胞就是干什么都行的细胞”，甚至夸大疗效，用有效率达90%之类的数据吸引患者；某些机构不做研究，或以研究为名，将未经科学家评审和伦理审查的技术匆忙应用于临床，并收取高额费用。

“疯狂的干细胞”受到了国外媒体的关注。《自然》、《经济学家》杂志对此先后发表评论，《自然•生物技术》将这一现象称为“中国干细胞综合征”。

严格区分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

对于尖端生物技术，普通患者很难判断真伪，评估风险，相关部门的管理和必要的法规才能保障患者权益。

沈铭贤透露，即将出台的《干细胞研究与应用伦理规范》将继续支持干细胞的研究与应用，并以严格区分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和临床应用为前提。也就是说，从临床前研究到临床试验属于研究范畴，不应向患者收费；临床应用则须经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

事实上，患者对于“新技术”的追捧，干细胞并非第一次。从“开颅戒毒”到“人工心脏植入”，再到前阵子被炒得沸沸扬扬的“肖氏反射弧手术”，“新技术”对患者造成的种种伤害，从某种程度上看，都是由于从研究通往应用的道路上操之过急所致。

沈铭贤认为，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对于医学新技术的规范发展具有普遍意义。“肖氏反射弧技术找到了一个新通路，从科学探索角度看，也许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方向。由于缺乏必要的规范，它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转化医学兴起凸现伦理重要性

与伦理学家所持的“谨慎推广”态度相比，倡导“从实验室到病床”的“转化医学”，恰恰是要跨越新技术的应用鸿沟。作为一种没有终点的良性循环，转化医学是一个连续、双向、开放的研究过程，这意味着它将更直接、更频繁地面对类似“干细胞”的发展之惑。

“如果把伦理比作一座桥，有了这座桥，从研究到临床会顺畅许多；若没有这座桥，研究可能就到不了临床，或者要走冤枉路，甚至步入歧途。”沈铭贤表示，转化医学的兴起凸现了伦理规范的不可或缺性，让医学伦理研究成为每位研究者和临床医生无法回避的问题。

2009年3月，奥巴马甫一上任，就为美国的干细胞研究“松绑”；此前，美国FDA(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了一项干细胞临床试验。沈铭贤将这一系列举动看作是美国政府成功策划的一次“抢跑”——所有试验和研究都是公开的，谁做、做什么、用多少时间，都由FDA公布；这不仅有力推动了干细胞研究向临床的转化，也为将来占領可能的市场布下了棋子。不可否认，伦理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我国经济伦理研究综述 篇4

我国经济伦理研究综述

勾勒我国经济伦理研究的现状,既阐明其丰硕成果,又指出其不足之处,并对经济伦理研究提出展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主体自身需要的增强,我国经济伦理的研究将出现一个繁荣局面.

作 者：刘国红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社科院,广东,深圳,518060刊 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17(5)分类号：B82-054关键词：经济伦理 伦理学 综述

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意义 篇5

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性学科，是关于行政道德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其中，行政道德的概念主要涉及行政主体个人实践活动的正确规范及其所反映的价值观，而行政伦理主要是人们关于行政活动对错的判断过程及其理由。总的说来，行政伦理学所研究的是公共行政领域行政管理过程中的伦理问题。我认为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意义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阐述：

一、在提高行政人员自身素质方面。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长，与此同时，人们的物质欲望不断膨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开始盛行。许多行政人员受到这些风气的影响，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沼。“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已经被贪欲和利益所控制的扭曲的价值观。研究行政伦理学有利于帮助行政人员形成正确的伦理观念和行政价值观，克制贪欲，抵制腐败，同时加强党风政风建设，力争形成良好的行政伦理体系。

二、在推动国家建设与发展方面。首先，我国目前实行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针，行政道德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研究行政伦理学将有利于贯彻落实我国以德治国的方针，推动国家的长治久安。其次，研究行政伦理学有助于我国总结在行政伦理建设方面的教训，改正以往错误的同时向西方等较为成熟的行政伦理体系学习，健全我国行政体制；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通过行政伦理的研究聚合行政人员的正能量，使行政机关更高效的运行。

三、在推动社会建设和发展方面。社会伦理是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是人与人之间约定俗成的一系列道德文明，行政伦理是社会伦理的部分体现，同时又推动着社会伦理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迎来经济发展的高峰阶段，同行政伦理一样，社会伦理受到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思想的剧烈冲击。研究行政伦理学，有助于改善目前行政伦理的混乱状态，提高行政人员的伦理素养从而为社会大众作出榜样，推动社会伦理的健康发展，进一步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伦理视角下的博客问题研究 篇6

伦理视角下的博客问题研究

被提名为近年来互联网上“最精彩的生活方式”的博客影响越来越广泛,博客现象火热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博客作为信息来源却造成虚假信息泛滥,博客的半公开化写作与隐私保护的冲突,博客共享本质造成博客知识产权维护难的问题以及博客作为互联网财富新增长点的潜力与空间浪费严重的`矛盾等.文章通过分析博客现象产生的原因,探讨博客现象带来的影响,并结合现实情况,尝试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作 者：章慧 ZHANG Hui 作者单位：北京邮电大学,文法经济学院,北京,100876刊 名：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9(6)分类号：B824 G23关键词：博客 博客现象 伦理 自律

财富使用伦理的研究 篇7

目前我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 是古典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之间的区别, 对中国转型经济财富使用问题的研究, 只能依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一种与现代中国转型经济无关的理论。这是不对的。其实,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支柱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等理论一样, 同产生于19世纪后期。这个时期, 劳资矛盾和供需矛盾都很突出。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 马克思采取先研究劳资矛盾后研究供需矛盾的方法, 继承发展了前人的劳动价值论, 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使用关系实质, 继续研究了经济转型发展问题, 表明了社会生产力运动规律和劳动者在财富形成中的决定作用。

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同, 另一些经济学家, 如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 不再主要关注经济转型发展问题, 而是用一种将劳动者拟物化的方法, 着力研究如何克服当时的供需矛盾问题, 把实现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当成了经济研究的主题, 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局部均衡论等有关将价值和价格相等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关注的中心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财富使用关系和经济发展问题, 而是供需矛盾和静态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为此, 它们撇开劳资之间的财产差异和矛盾, 撇开人们除市场交易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和偏好差异, 在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 着重论述了价格是如何波动的, 及价格波动是如何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

因此, 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 不是古典和现代的区别, 而是研究起点和研究角度的区别。西方主流经济学先撇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集中论述价格的短期波动和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 然后再逐步把现实世界里的不完全竞争的种种问题加进来研究。马克思采取先撇开竞争和供需矛盾, 集中论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 揭示这些差异和矛盾所导致的财富使用及经济转型发展, 然后再把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竞争和供需矛盾加进来研究, 也是一种有用的研究起点和理论体系。而且, 因为本章要研究的恰恰就是转型经济中的财富使用问题,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是我们更重要的理论基础。

1. 劳动价值论和按劳分配

马克思的财富分配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一些中外经济学家认为,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讲的是价格的短期波动或财富的具体分配形式问题, 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价格可以不等于劳动价值论所定义的价值, 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分配形式不等于从劳动价值论可以推论出的按劳分配, 所以它是片面的、多余的、无用的。其实, 这种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 99%是离题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并不是用来描述价格的短期波动和财富非具体形成的, 它是一种隐蔽在价格波动和财富分配形式后的理解社会经济关系, 特别是财富分配关系的钥匙。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有其特殊的价值定义。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 一般抽象劳动的凝结。这样的一种定义是不是有道理呢?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从马克思的分析里可以看出, 一个人对生产的贡献, 真正他自己切身的花费就是劳动的花费。人们在市场中的交换, 本质上是一种劳动的交换。交换关系里确实也有物, 但是物的贡献、物的交换和人的贡献已经不是一码事情了。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劳动价值论?就是为了把物的作用撇开, 纯粹地考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 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推论出一种如何分配才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发展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 即在劳动者之间, 谁的劳动对社会的贡献比较大, 他得到的劳动成果就应该比较多。按照这种按劳分配理论, 劳动者的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最重要源泉, 但在资本主义早期, 因为很多劳动者没有创造财富必须同时具有的物质生产要素, 很难从事创造财富的劳动, 所以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受到了束缚;同时, 因为很多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低, 给别人工作的时候丧失了过多的对自己劳动创造的财富的支配权, 束缚了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的发展。

2. 按劳分配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中国的转型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 那么, 按劳分配能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呢?如果把按劳分配理解为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具体形式, 那么这种具体形式确实无法与中国转型市场经济兼容。因为马克思设想的那种按劳分配具体形式, 是以完全的公有制和商品经济已经消亡为前提的。马克思设想的那种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 是建立在他所设想的历史条件下的, 既然中国转型经济的历史条件和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不同, 中国当然不能实行那种具体的按劳分配形式。

但是, 按劳分配除了在未来可能成为一种具体的分配形式以外, 还可以是一种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财富分配原则, 或论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行财富分配才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力的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它作为一种基础理论,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种转型经济的解释力, 可以远远大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各种财富分配理论。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与生产要素价值论相联系的财富分配论, 转型市场经济中只能存在市场交换一种协调机制, 在这种相当于早期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的纯市场经济当中, 只要工人的边际生产力比机器或土地的边际生产力小, 他就只能分到较少的产品;物质生产要素所有者不必干活, 却可以按照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自得产品。而且, 只要他的土地或机器等物质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比工人的边际生产力高, 他虽然不干活却可以比工人多占财富。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市场经济实际的。

与按照上述理论的推论结果相反, 运用马克思的与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按劳分配财富分配理论, 却可以论证出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现代转型市场经济实际的让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性。在转型市场经济中需要有政府干预, 这种现代市场经济在以市场交换作为基础性的协调机制的同时, 还存在着国家立法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税收补贴机制、劳资集体谈判机制、利润分享机制等其他协调机制的补充。物质生产要素所有者必须劳动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转型经济的发展, 只能走一条不断解放劳动和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劳动积累的发展道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泰勒的科学管理时代, 人只是作为生产线上的一个部件, 只要严格按照既定的生产模式和工作标准, 就能实现企业的经营目的并促进经济的发展。同样在资本稀缺的20世纪60年代以前, 资本的获取是企业和各国追逐的目标,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各国已经开始重视人的创造性, 但资本仍然是各国在经济竞争中能否获胜的主导因素。而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劳动者素质和劳动的解放、保护状况已经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标志, 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资源中最宝贵、最核心和最需要开发的部分。从强调物质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转向重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是经济学领域划时代的进步, 也是世界经济生产力要素重新布局的结果。在马克思与劳动价值论相联系的按劳分配财富分配论的基础上, 创立适合中国转型经济实际和需要的收入分配基础理论,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 符合经济学现代趋势, 适应中国发展要求, 实为一项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工作。

3. 在按劳分配为主的基础上兼顾效率与公平

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创立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 是中国经济转型以来, 结合当代和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创新。贯彻这一伟大创新需要在财富分配问题上, 根据我国转型经济的实际,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确立按劳分配为主和非劳动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原则, 兼顾效率与公平,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 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次分配注重公平, 加强政府对财富分配的调节职能, 调节差距过大的财富, 正确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财富分配关系, 推进中国转型经济进一步地发展和完善。

所谓再次分配注重公平, 就是要用其他机制弥补市场的缺陷和失灵。市场交换机制可以单独具有高效率的假设前提是, 社会上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 人们的偏好、特长、财产、权力、社会关系都是相同的。然而, 在现实社会里, 这样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此, 要使经济具有较高的效率, 再次分配必须注重公平, 不能实行自由放任的原始资本主义。

这种分配制度中所依据的生产要素贡献, 主要指劳动者的生产劳动贡献、物质生产要素和各种素质要素所有者运用这些要素为社会服务的贡献, 和物质生产要素和各种素质要素所有者为取得这些要素花费的劳动贡献。由于在这些生产要素贡献中, 最根本最主要依据的是劳动贡献, 所以中国必须在让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同时, 不断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这样才能处理好财富分配关系, 兼顾效率与公平,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 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 最终实现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转型奋斗目标。

二、财富使用的分配变迁

伦理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篇8

作者：王珏李东阳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8期

[中图分类号]B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03-0005-06

无论认同与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已活跃在伦理研究领域且有日益加强之势。国际伦理学界特别是生命伦理、企业伦理、行政伦理领域，伦理实证研究的起步较早，今天，这种研究已较为普遍且研究方法相对成熟，也获得较为广泛的赞同，国外已有学者提出“实证伦理(Empirical Ethics)”①的概念以指称整合实证探究与伦理思辨的方法，并对这一方法的总体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国内伦理学界伦理实证研究的起步较晚，相关的理论积累和方法反思尚存不足，热闹研究景象背后呈现出方法的失当，致使伦理实证研究领域出现不少误区。如，“实”而不“证”，只是用实证方法形式化地探讨现实伦理问题;“实”不为“证”，只是用数据、资料点缀、装饰已有研究;假“实”虚“证”，只是主观随意地展开研究，不遵循实证方法本身的科学性。要走出误区，提升实证伦理研究质量，需要对伦理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

方法论不同于具体方法，是方法的反思和探究，可谓方法的方法。方法论基础，是方法之根基，是方法的本体问题，包括方法的合法性依据、方法设立的原则、方法之间的关系及方法应用的有效性等问题。伦理实证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学理上至少需要探讨伦理实证研究的正当性、合法性、独特性及合理性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伦理实证研究的正当性

伦理实证的正当性依据何在?这是伦理实证方法奠基之初我们必须进行的一项前提性廓清工作。长期以来，特别是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发现“实然”(is)和“应然”(ought)的鸿沟，并提出著名的不能从“实然”命题中推出“应然”的“休谟法则”以来[1]509-510，许多学者认为以“应当”为研究核心的伦理学与关涉“是”的实证科学无缘，主张实证研究探讨社会事实，伦理思辨探讨价值问题，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截然二分，认为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不能从事实的描述性说明中推出应当做什么的标准，实证与伦理难以对接。这样，如何看待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如何处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就成为时代的尖锐课题，成为横亘于现代伦理方法基础研究前的难题。希拉里・普特南看到这个问题并强调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别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象牙之塔里的问题。简直可以说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2]2

若往前追溯，可以发现，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关系一直是西方语境中的永恒话题。自古希腊哲学追问“人是什么”“自然是什么”并对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采取了二分法开始，主观与客观、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问题就一直伴随西方哲学界。在对待事实与价值的关系上，人文社会科学形成三大方法论路向：主观主义方法论、客观主义方法论和综合主义方法论。主观主义方法论割裂了事实与价值的联系，认为价值主要依、赖于主体，取决于主观，与事实无关;客观主义方法论否认价值主观性的一面，把价值等同于事实的属性，认为它与情感、态度等均无关涉，和客观事物、事实合而为一;综合主义方法论认为，价值既不纯粹产生于主观方面，也不单纯来自于客观属性，价值产生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相应地，伦理学领域也存在三大路向：伦理主观主义、伦理客观主义、伦理综合主义。这种划分，只是为叙述清晰和研究方便起见，抽象思辨提炼所得，实际探讨中，人们往往不自觉混用。抽象思辨的优势是能逼视我们直面问题、把握本质。

事实上，对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关系进行伦理探讨的本质，是对伦理正当性基础的追问。从哲学伦理学角度而言，伦理正当性聚焦于对“实然―应然”的认同、接受和证成上。伦理正当性基础的追问，历史逻辑地呈现了两个维度：一个是从“发生的进路”，对伦理的由来、变迁、规律及其原因进行描述和说明，属“外部证成”的维度;另一个是从“逻辑证成的进路”，对伦理理论进行缜密的推理和证成，属“内部证成”的维度。完备的伦理正当性基础应当同时拥有上述两个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人类主体意识觉醒的渐进性缘故，伦理学史上这两个方面没有得到自觉的区分和完整的把握，许多阶段人们执其一端，出现被后来学者所诟病的“自然主义谬误”②和“理智主义谬误”③。

哈贝马斯对伦理正当性进行了历史的梳理，揭示正当性发展的三个阶段：神话起源的叙述阶段、宗教、宇宙的终极论证阶段和证成的形成条件阶段。在这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分析了正当性的基本走向，即正当性“外在的客观基础”日益萎缩，“主观的内在根据”逐渐强盛[3]34-35。应该说，哈贝马斯的分析有一定合理性，它也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外在证成”的式微和“内在证成”的兴起。问题在于“内在证成”的思辨追问，最终必然会陷入无穷地递归、循环论证、武断地终止论证的“明希豪森困境”[4]1-2。批判理性主义创始人波普尔认为，在这里，不能有什么终极基础理论，而必然是一种“信仰行为”，一种“非理性的道德上的决断”。逻辑实证主义对“内在证成”典型代表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强调一切综合命题都以经验为基础，提出可证实性或可检验性原则。不过，他们提出的证实，主要通过对科学语言分析对知识进行逻辑实证。

“外在证成”是伦理实证研究方法得以确立的逻辑前提，是奠定伦理实证研究正当性基础的关键。休谟对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区分，更多意义上是一种本体论的区分，揭示了人类存在中的一种状态与要求。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二分的提出，是伦理发展史上的进步，对唤醒伦理意识、丰富伦理理论具有积极意义。问题是，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并不意味着事实与价值的绝然断裂，更不意味着应然对实然的彻底抛弃。因为，价值判断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之上，况且，现实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绝对、纯粹的事实。伦理实证研究正视事实与价值的区分，致力于以实证方法调查把握社会道德事实，丰富发展伦理理论，指导伦理实践。

二、伦理实证研究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活跃于现代西方学术领域的概念④。自韦伯提出“合法性”概念并对之进行较为系统的阐释以后，许多学者加入了这一研究队伍。尽管对合法性界定的内涵不一，但总体而言，合法性是对现实社会作为普遍物定在(如政府、权力等)的认同和服从。这里主要从学术发展史角度探寻实证方法对伦理研究的支持。本文的实证，非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意指的逻辑分析，而是孔德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实证。孔德在《论实证精神》中把实证上升为实证哲学原理，并对其作了六点规定：一是“真实”，与虚幻相反;二是“有用”，与无用对立;三是“肯定”，与犹豫对立;四是“精确”，与模糊对立;五是“组织”或建设的，与破坏对立;六是“相对”，与绝对对立。[5]33-35这里的实证，既有真实、精确的科学要求，也有建设、有用的价值指向。所谓实证精神，就是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审慎缜密的考察，以实证获得的真实事实为依据，探寻其发展规则。与主要侧重于概念、命题的逻辑分析和证明的逻辑实证主义证实不同，伦理实证，主要指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实验哲学等实证方法进行伦理研究，它不仅要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捕获道德事实，探究道德规律，而且要用缜密辩证的伦理思辨价值引领、积极趋动。

孔德认为，各门科学是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以是否达到实证状态为标志，如果没有实证精神的运用，就没有健全的道德。他宣称“我们的所有思辨，无论是个人的或是群体的，都不可避免地先后经历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通常称之为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5]3相应地，各门科学都必然经历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最后进入实证阶段。孔德之后，伦理实证研究的集大成者迪尔凯姆，对伦理实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第一，明确了研究对象。强调指出伦理实证的研究对象是一种道德事实，这是一种兼具义务与可求性特征的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道德实在。作为一种客观的道德事实，对道德现象的研究不能只运用观念的分析或采用纯粹逻辑推理的方法，而应该像研究社会事实一样，始终贯彻孔德所倡扬的实证精神，坚持社会学方法的基本准则;第二，梳理了实证方法。承继孔多塞开创，后经古雷利(Guerry A.M.)和凯特尔(Quételet L.A.)等发展的实证主义的、道德统计的方法论传统，运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运用道德统计的方法研究道德事实;第三，理论建设的意向。他试图用社会学的方法去考察社会中的道德现象，并且指导人们的道德生活。迪尔凯姆虽然承认以形而上学为基础伦理学的部分合理性，但也毫不避讳自己力图建构实证的道德科学，在《社会分工论》中明确指出：“我们不想从科学中推导出道德来，而是想建立一种道德科学，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同其他事物一样，道德事实也是一种现象，这些现象构成了各种行动规则，并可以通过某些明显的特征而得到认识”[6]6。应该说，迪尔凯姆形成了以实证方法研究道德的“迪尔凯姆范式”。

同时代及其后的社会学家承继这种研究思路，以各自不同的`视角来对道德问题进行研究，如斯宾塞用社会进化论的观点研究道德，认为有关道德本质的科学就是道德科学;法国社会学家L.列维・布留尔强调确实存在着有关道德事实的实证科学，道德家的实际思考必须以这种科学为基础;A.巴耶特在《道德科学：论社会学学科在道德上的应用》中认为，在道德领域，科学的作用就是研究道德的本质，也就是说，研究道德事实和属于道德事实的规律。情感、观念、习俗和道德必须被当作事物，并得到相应的研究。芬兰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威斯特・马克则是以历史学和比较民族志的观点追溯道德事实的起源[7]。20世纪上半叶，欧洲道德研究传统传入美国，与美国本土实用主义相结合，引发美国本土对道德问题的实证研究，如芝加哥学派对经济萧条时期美国道德问题引发的社会危机的关注，对移民群体道德状况和价值观的研究;结构功能主义者对道德功能与道德失范的探讨;等等。

倘若同意人文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对象是一种社会事实，那么，伦理实证研究方法合法性的逻辑探讨，应关注到道德作为社会事实的证成。在探讨道德是否是一种社会事实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什么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概念由迪尔凯姆提出并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他对“社会事实”做了如下的界定：“一切行为方式，不管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人以约束，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8]33。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事实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客观性、外在性与强制性。

对照社会事实的三个特征，我们发现道德作为社会事实，不难论证。在《道德事实的确定》一文中，迪尔凯姆详尽探讨与论证了“道德事实”的特征。第一，强调道德事实的客观性，并对其进行明确界定。指出“客观的道德实在，即我们借此对行动进行评价的、共同的和非个人的标准”[9]44;第二，揭示道德事实的外在性，并对其进行阐述。“当我尽兄弟、丈夫或公民的义务时，当我履行自己所订立的契约时，我就尽到了法律和道德在我自身和我行为之外所规定的义务……这些义务不是我自己创造的，而是教育让我接受的……这如同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信徒一生下来就为他们准备好了一样，既然信徒出生之前，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已经存在，这就说明他们是存在于信徒之外的。”[8]23-24第三，刻画道德事实的强制性。迪尔凯姆的“强制性”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强制，而不是个体的习惯对个体的强制。迪尔凯姆认为“行为或思想这些类型不仅存在于个人意识之外，而且具有一种必须服从的，带有强制性的力量，他们凭借这种力量强加于个人，而不管个人是否愿意接受”[8]24，当人们服从这种力量时，感受不到其存在，一旦反对便受其强制。

对学术史的回溯与考察可发现，伦理实证研究是一项有着学术积淀，方法积累，且有远大抱负的事业，将在社会与道德的张力中蓬勃发展。因为“社会是一切道德活动的目的。因此，社会既内在于个人，也超越于个人，社会具有道德权威的全部特征，强制人们去遵守。而且社会绝不只是一种物质力，它也是一种道德力”[9]58。

三、伦理实证研究的独特性

与描述伦理学、道德社会学、应用伦理学等实践伦理相比，伦理实证研究的独特性价值何在?通过与其他相关实践伦理比较分析，我们发现，描述伦理学、道德社会学、应用伦理学虽然均有其特殊价值，但从事实与价值的结合角度而言，它们往往隅于一端，或强调对道德事实的描述和把握，或奉守伦理原则的演绎和应用，伦理实证研究独特的价值在于努力消解事实与价值断裂的倾向，将事实的确证与伦理的思辨相结合，推进伦理理论的发展和道德实践的完善。

描述伦理学是伦理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交叉性学科，因其对道德现象进行经验性的描述和客观再现而得名。与规范伦理学评判与规范人们行为，元伦理学钻研伦理概念和命题不同，描述伦理学研究现实社会的伦理状况和道德行为，包括伦常习俗、伦理氛围、社会风尚、善恶观念、道德行为，等等。与传统规范伦理学、元伦理学不同，描述伦理学既不研究行为的善恶标准，也不制定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而是依据其特有的学科研究方法对道德现象进行纯客观的经验描述。换言之，描述伦理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社会的道德价值和行为规范，而是社会的道德事实，其任务不在于提供社会道德标准与价值目标，而在于展现社会实际道德状况。因此，描述伦理学是以经验、实证的方式进行的道德叙事，采用的方法可能来自社会学或人类学等学科方法。总之，描述伦理学对道德现象是一种客观描述，但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是，这种研究方式所获取的结果，是一种对现实的直白反映，它重经验轻论证，重描述轻分析，重事实轻价值，弱化了伦理学本身的价值引领和理论指导，更多地为伦理的“外在证成”提供材料，缺乏哲学高度的分析与概括。作为伦理实证研究理想类型方法的实证伦理与描述伦理学的不同，主要呈现在采用社会科学方法得出研究结果之后该怎样的问题上，描述伦理学展现的仅仅是一种客观事实，不存在事实之后的讨论，而实证伦理则会进一步进行伦理思辨，其目的是解释现状、解决问题、引导实践。

道德社会学作为研究道德与社会的关系和道德的社会性质及社会功能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于20世纪初提出。在迪尔凯姆看来，道德社会学是以社会学方法论的准则研究道德事实，以解决社会失范问题。正是迪尔凯姆对道德事实的分析，以及其所倡导和使用的道德研究原则和方法的确立，使得道德社会学真正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分支学科，“他所奠定的这份‘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成为道德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原点”[7]。其后，道德社会学历经帕森斯、鲍曼等人的发展日渐成熟与完善。虽然与伦理学同为研究道德的学科，但是与伦理学探讨道德应然状态不同的是，道德社会学关注的是道德的实然状态。道德社会学，以研究道德事实、道德主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主线，从不同层面探讨社会与道德的关系。宏观层面，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与道德变化的关系入手，探究社会系统中的道德，阐明道德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中观层面，从组织结构、组织文化与组织成员特别是领导者道德、组织伦理氛围的关系，探究组织伦理与组织结构、组织发展的关系;微观层面，从个体道德社会化的角度分析道德事实的发生机制，考察社会分层、社会地位、社会文化等因素对个体道德的影响。道德社会学对社会道德事实及影响道德背后的原因进行社会学研究，与描述伦理学仅限于为伦理的“外在证成”提供材料相比，更侧重于从社会学视角进行伦理证成。实证伦理与道德社会学的不同不是表现在前期研究阶段，而是表现在对研究结果的分析上，对于道德社会学而言，无论采用定量还是定性研究，其研究结果的分析必然采用的是社会学的理论视角，而对于实证伦理而言，社会科学的方法所展现的结果只是其伦理思辨的基础，实证伦理会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伦理学的分析，需要“内在的证成”。

应用伦理学于20世纪70年代由实践催生，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学科背景。现代社会经济、政治、科技的高速发展，使得许多社会新道德问题不断涌现，而“元伦理学坚持不提出任何关于实践的指导与建议，把伦理学的任务限制于对伦理学的概念与判断做性质与用法上的分析工作”[10]的研究方式和研究途径，无法满足社会的道德实践需求，伦理学重回实质性研究并催生应用伦理学的出现。应用伦理学更多地是把业已确立的伦理学原则当作“成文法”，分析指导需要解决道德问题的重大事件、需要道德指导的行为决策以及需要道德批评和完善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与理论伦理学致力于发现社会道德生活的原理或者规律不同，应用伦理学的研究是将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应用于社会生活，对社会生活各领域进行道德审视和伦理指导。实证伦理与应用伦理学至少有两方面的不同：一是就关注的对象而言，应用伦理学关注与道德密切相关的行为实践或道德事件，实证伦理则关注一种更为广泛的道德事实;二是就所用的研究方法而言，应用伦理学脱胎于规范伦理学，使用的是逻辑分析和推演的哲学方法，实证伦理，除哲学思辨外，尤为强调实证研究方法。在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处理上，应用伦理学更强调用价值原则指导现实实践，实证伦理则强调建立在证实精神基础上的伦理思辨，也就是说，既强调伦理“外部的证成”，也强调伦理“内部的证成”。

基于上述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在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关系处理上，上述几种关涉实践伦理的研究，它们之间相互嵌套，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伦理实证研究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一种道德研究的方法论视角，尽管这种研究视角并没有达到自身完善的程度，实证伦理尚不能称之为成熟的道德科学。但与描述伦理学、道德社会学及应用伦理学相比较，在实证方法的全面性、实证研究的建设性、伦理思辨的融贯性上富有价值。

四、伦理实证研究的合理性

合理性，就字面而言，指“合乎理性”。问题是：此处合理性关涉的理性是何种理性?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理论理性还是实践理性?抑或二者兼有?如果将伦理划分为理论伦理和实践伦理两大类型，聚焦于现实关怀的实证伦理隶属于实践伦理。与描述伦理学、道德社会学、道德心理学、实验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等实践伦理相比，作为伦理实证研究理想方法类型的实证伦理其独特优势在于实证方法与伦理思辨兼备。

“实证伦理”是近二十年来，在英国、荷兰、美国等欧美国家，一部分兼具哲学学科与社会科学背景的学者，尝试融合实证探索与伦理思辨，开拓出的一个哲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的新领域。尽管实证伦理的理论研究尚不成熟，但是以伦理学理论为主体，引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相关研究却增长迅速，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为例，我们搜索伦理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就达数千篇之多，尽管这些文献分布于各个学科领域，但共性就在于无论研究者关注什么样的伦理问题，研究的途径都是通过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可以看出，伦理学实证研究正蓬勃发展。

其实，早在1890年，Ernest Belfort Bax就在The Ethics Of Socialism中，将孔德和斯宾塞研究立场定义为是“Empirical Ethics”，19威廉・冯特在其著作《道德体系》(Ethical Systems)中也使用过这一概念，并论述了“Empirical Ethics”的发展问题，这一概念的频繁使用出现于以后，迄今为止，这一概念尚无明确内涵。20世纪70年代，心理医生Blomquist认为实证伦理应立足于非规范视角，专注于道德实践与道德态度的实证研究，探讨如何推理与行动。其后的实证伦理研究者延续这种思路，越来越多的学者结合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与伦理思辨分析的方法进行道德研究。在前人开展的实证研究与伦理对话的基础上，Rob De Vries和Bert Gordijn总结了实证伦理研究视角中存在的一些基本的共性假设：(1)实证伦理认为人们的实际道德信念、直觉、行为和推理得到的信息对伦理是有价值的，而且应该作为伦理的出发点;(2)实证伦理承认社会科学的方法(定量和定性的方法，如案例研究、调查、实验、访谈和参与观察)是一种也可能是最好的把握道德现实的方法;(3)实证伦理从根本上否认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的结构不兼容，并相信二者之间具有互补关系;(4)实证伦理不是伦理研究的方法论，而是一种方法论视角，可以利用实证研究的结果进行伦理思考与决策[11]。

可以说，实证伦理是致力于融“经验实证”与“伦理思辨”于一体的理想类型方法，我们前面已对这种理论类型的方法论基础进行讨论，不过，理论的论证不能替代现实的效用，现实中，实证伦理如何才能发挥其理想的效用?实证伦理介入道德研究的入口何在?

针对上述疑问，McMillan和Hope在Empirical ethics in psychiatry中，给出了六种适合实证伦理的道德研究：第一，存在“抑制”规范前提的实证研究;第二，伦理信念调查;第三，当伦理分析证明关键性经验问题时;第四，评价道德介入;第五，伦理理论直接导致经验研究;第六，实证研究直接应用于伦理概念分析。[12]16-18虽然McMillan和Hope列出了实证伦理研究的一些领域，但事实上，实证伦理研究并不成熟，上述讨论的六点也不过是作者对医学伦理学中实证伦理所作的总结提炼，是否能推延至整个道德研究领域尚需考证，但他们所提及的这些研究节点至少给人以启发。

为使实证伦理发挥其理想效用，McMillan和Hope根据实证研究的经验，结合伦理理论，建构了一个事实与价值、实证与思辨互动的实证伦理研究模型。他们指出，对于一个实证研究而言，其研究过程包括四个方面：伦理分析(ethical analysis)，经验事实(empirical issues)，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ies)和新数据(new data)，并给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模型，整个研究中，实证研究为伦理分析提供研究资源，伦理分析为实证调查提供研究主题。这种研究思路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探讨，通过这种研究模式，借助“生活的常青之树”必将推动理论更好地发展。

总之，实证伦理是正蓬勃发展的一项实践伦理学科，其理论和方法尚不成熟，为更好地开展研究，需要相关领域的学者整合创造、共同推进。

[收稿日期]2015-01-08

注释：

①关于“Empirical Ethics”的中文翻译，国内学界并没有相应的研究，“Empirical”的汉语意思为“经验主义的，实证的”等，而“Ethics”的汉语意思即指“道德规范、伦理学”，因此，“Empirical Ethics”可以翻译为“实证伦理/道德”或者“经验伦理/道德”或者也可以以学科称谓，笔者将其翻译为“实证伦理”，作为用实证研究方法去探讨伦理问题的一种视角。

②“自然主义谬误”最先由乔治・爱德华・摩尔提出，他认为“善”是单纯的、不能下定义的且不可分析的思想对象。自然主义谬误是指用自然属性定义“好”，从实然推论应然。参见摩尔《伦理学原理》，长河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版，第39-58页。

③“理智主义谬误”意指这样一种立场，“从我们运用理性的条件获得约束性规范，或者在这些条件中提示它们的约束性特性的正当性基础”。参见Benhabib,Seyla and Dallmayr,Fred,eds(1990) The Communicative Ethics Controversy.Cambridge,MA:MIT Press,15-16页。

④正当性、合法性(Legitimacy)源于同一英文单词，国内译法不一。许多学者视为同一，笔者认为它们各自侧重不同。合法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层面的合法性包涵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