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身份教育’

打破‘身份教育’（精选8篇）

打破‘身份教育’ 篇1

――大学生就业困境与高考制度改革

（7月4日在“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的演讲）

今天我的演讲题目是“打破‘身份教育’――大学生就业困境与高考制度改革”，主要想谈谈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教育原因、高考制度与受教育者的选择权问题，并与大家一起探讨如果走出当前的就业与教育困境。

一、大学生就业难背后的教育原因

1、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成为一个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今年4月份，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发布一季度的大学生就业情况，公布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数据，说大学生的就业与去年同等时间段的就业率基本持平，保持在二三成之间。而那个时候，一些地方公布的大学生就业率的数据，实际上比去年同期低50%，到3月底为止只有百分之十几。上一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再次公布最新大学生就业数据，比上一次具体，统计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45%，较去年同期下降三个百分点。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表示，虽然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但各项政策措施力度大于往年，将有力保障就业率在7月达到70%以上，在年底达到88%，与往年持平。

不容否认，国家有关部门和高校确实为解决大学生就业难花了大力气，而上述数字，也似乎可以让大家舒缓一下紧张的神经――今年大学生的就业难，终于在大家的努力下，基本解决了。可是,武汉雅思突破班，上述数字，与我们身边的大学生就业现实，却有出入――从媒体的报道、学生的讲述中，我们得知，一些招聘会，会场只能容纳一万人，但是却涌入了两三万人，在一些民工专场招聘会上，也有不少大学生、研究生的身影。而对数字本身进行分析，也颇令人惊奇。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数据，在3、4月两个月之间，大学生的签约率比一季度增加一倍，而按预测，在未来的6月，还要解决25%的大学生就业；根据一些地方的数据，在一季度尚只有10%多一点，而现在宣布已经达到60%。我觉得简直是飞速发展，比70码还快。

今年大学生的就业与往年有一些不同，据我了解，20的大学毕业生从去年10月份就已经知道面临金融危机，因此调整了自己的就业期望，于是只要有一个相对合适的机会到身边，就马上抓住，不再挑挑拣拣。也就是说，以前一些大学生会选择边找边观望，拖到4月份、5月份签就业协议，而现在，这些提前到3月份了，如果说1月份、2月份、3月份的就业率只有两三成，那么很难在6月份突然变成60%、70%，即便各个部门动足脑筋，扩大社会需求。要知道，对应于611万学生，10%的就业率，是60万个社会岗位。

2、大学应对就业难的措施

当然，我们特别期望确实有这么多岗位，让大学生们找到了工作。这里暂且不去分析社会所提供的大学生就业岗位情况，而来看看大学是怎样应对大学生就业难的。

其实，大学生就业难不是今年开始的，从开始，大学生就业难就进入公众视野，因为这是扩招大学生毕业的第一年，当年的大学毕业生数一下子比前一年增加30万，从115万扩大到145万。当年就有人士建议高校应关注大学生就业难，调整培养模式，注重人才培养质量，但很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教育部门和学校仍旧不承认扩招与就业难有某种关系。诚然，截止，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23%，而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般为60%多。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确实不高，大学生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仍很低。但是，扩招的问题，从来不单是数量问题，而是教育质量问题和教育结构问题，在教育质量和结构上，高校存在严重的问题。

本来，按照社会需求与大学培养的关系，面对大学生就业难，大学应对教育模式、教育内容、教学方法进行调整，但是，我们却发现，近年来高校所做的积极的调整却不多。大学应对学生就业难，大致有以下四种方式：

（1）“造”数字――通过各种手法编造就业率数据

现在有不少媒体喜欢用就业率来评价学生的就业形势，但是就业率的统计实际上很不科学、很不客观。就业率是学校自己统计，然后上报给当地教育部门的，我知道，有的学校就是在办公室里拍脑袋，先打探其他学校的就业率是多少，如果媒体报道是95%，我们就报95.4%吧，可能这个数据还不好，可以报95.42%，这样更精确，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编造数据是非常糟糕的。除了这种毫无依据的编造外，近年来一些学校公布的数据，基本上还是有一些“依据”的，就是发动学生做大量为数据提供依据的工作，因为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学校是怎么造数据的，因此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说强调签约就业率，而不单强调就业率――在大学的就业率统计中，包括签约就业（学生有就业协议书），还包括升学、出国（以及有出国打算）、自主创业、隐性就业、灵活就业等，现在学生开网店，也被认定为就业。政府部门为了防止学校做假，强调签约就业率。针对政府部门这一新要求，有的学校要求学生，一定要拿就业协议书来换毕业证书，如果不给就业协议书，就不给毕业证书，于是学生为了拿到毕业证，就开始想办法找公司，说我不来就业，你给我一个合同行不行。还有的学校主动出击，联系一些用人单位，请他们帮学校接纳学生，签就业协议，学生试用三个月之后你觉得不合格可以退出来，这个时候，学生与学校已经没有关系了……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光鲜的数据，而没有看到数据背后严重的问题，有的地方宣布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90%，但是这背后的问题可能被被掩盖了，变成了不少学生其实是没有就业的。这些问题如果长期累积，会产生严重的恶果。

（2）“压”指标――将学生就业与老师薪资、晋升挂钩，每人摊派解决学生就业

学校所做的第二方面工作，就是围绕高就业率，给老师压指标，将学生的就业情况直接与老师的工资、晋升挂钩。今年就有几所大学，推出这种“创新”做法，比如某大学在软件学院等三个学院里，实行将研究生的就业和导师下一年的招生指标挂钩的做法，导师为了自己下一年能够招生，因此主动出击找关系给自己的学生找工作。如果这种方式能够行得通，可以预计，将会出现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有可能这个导师会招一个企业家，招进来之后，告诉企业家今后为学弟学妹解决就业，这样各得其所，教育“空心化”的恶性循环也由此形成，不是提高教育质量，而是以就业为导向。

（3）“做”动员――动员学生做普通劳动者、到基层

第三方面，目前政府部门与学校在做大量的动员，动员学生转变观念去基层、去农村、到中西部。但是实际上，有关数据显示，现在中西部地区几乎任何一个基层岗位（比如农村教师特岗、村官），基本上有十个大学生去抢，大学生们并不是不愿意去基层，而是基层没有那么多的岗位，以及基层工作缺乏远景规划。只要基层有一个岗位出现，打破脑袋都会挤进去，学校还动员什么呢？说大学生就业观念有问题，不愿意去基层，这种情况可能在一些地方的高校存在，但是在大部分高校不存在。我国东部地区、发达地区的高校，985高校的学生可能存在一定的就业观念问题，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到小地方，但是中西部高校学生就业观念方面的问题较少。只以发达地区的学生就业观念去看全国的情况，并要求各地采取一样的就业措施，这显然是失误的。

（4）“改”定位――所有大学完全以就业为导向

第四，面对大学生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大学也意识到要调整定位，但是，不少学校调整定位，并不是积极的调整，而是反向调整。现在很多高校都叫出一个响亮的口号：以就业为导向培养学生。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总体而言，高校可以分为几类，一类是进行精英教育的学校（也可称为研究型大学），实行通识教育；二类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大学（也可称为教学研究型大学），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今后主要是从事应用型岗位；第三类是培养职业技术人才，即高职高专，主要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实行精英教育的学校，显然不能以就业为导向。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四年本科变成了三年，最后一年是就业年，在有的大学里，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就逃课到校外去实习、打工，美其名曰积累社会经验。高职高专也从三年变成了两年，而且被他们认为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是两年在学校学习、一年让学生在外面找工作，自己找单位实习――这与德国的“二元制”模式完全不同，二元制绝对不是让学生“放养”一年，自谋生路――据说既可以提高学生就业率，又可以节省学校一年的培养成本，对学校来说是最经济、最节约、最可持续的方式。高职高专三年变两年、大学本科四年变成三年，如此培养的学生缺乏长远发展的后劲，这也是大学生就业难与用人单位招工难并存的一大原因。

为什么学校用上述方式来应对就业难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大学没有真正的竞争，没有面临真正的挑战。真实就业情况再差，学生培养质量再低，并不直接影响其生存。我国大学的教育，本质上说是一种“身份教育”，它回报给学生的是一种身份。扩招带来的严重问题，就是培养了很多具有大学生身份的人，但却没有大学生应有的质量。而我国社会无处不在的学历情结，恰恰又给“身份教育”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3、教育部门对高校的要求

(1）就业率定生死

对于高校的办学，教育部门有一个规定，是直接与就业相关的，即某一专业就业率连续多年低于30%，将停止招生或减招。对于这一规定，舆论有不同意见，一方面是因为，一刀切用就业率来评价所有学校、所有专业显然是不合适的，学校类别不同、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不同，不能简单地用就业率来评价一个专业存在的价值；更重要的则是，政府部门以30%为“限”，那么，几乎没有学校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前面所说的就业率造假方式，与这一规定不无关系。专业停招和减招，直接关系到不少人的饭碗，为了饭碗，他们能不拼命造假么？

（2）本科教育评估

教育部门对高校进行教育教学评估的意图是好的，希望能够通过评估促进建设，提高大学办学的质量，但是这种由行政部门组织，采取单一的、统一的指标，来要求每一个学校，非但没有提高教育质量，反而导致了广泛的形式主义与弄虚作假，严重伤害教育。去年，6名大学校长和一位女秘书合影的事件，广受关注，6位大学领导站在旁边，女秘书站在中间，令大学的尊严蒙羞，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女秘书代表着评估组，代表着权力，而且在评估中，秘书往往是很管用的，她要负责报告起草，可以通风报信传递专家信息。在有的学校，为迎接评估，内部设立很多组，除了公开的各个机构外，还有一些不能公开的，比如，情报组，负责及时汇报专家评估信息；答题组，负责在各个被专家抽查的课堂上，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随即调查组，负责在校园游走，装着十分随机的样子回答专家的抽样问卷……与其说是评估，不如是一场表演。

4、无法撼动的学校“江湖地位”

难为了行政部门。为什么他们的努力，没有让大学引起对教育质量的重视呢？问题正出在由行政部门所制订的规则。我为什么说今天的大学教育是“身份教育”？就是因为学校是有“身份”的，他们的身份靠政府部门授予、靠政府部门确定的。仅从招生看，招生时有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高职高专批，这是谁决定的呢？是由学校的教育质量确定的吗？人们经常指责高职高专办学质量不高，只能招收到差的学生，可是，高职高专的录取，是必须在本科结束之后才进行。在有的地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安排在零志愿录取，优秀的学生不被他们“掐尖”才怪。这种录取规则，引导很多学校不是去考虑提高教育质量，而是努力做公关，希望把录取批次从二本搞到一本等等，还会用来宣传：今年本校整体在二本招生，今年本校整体在一本招生，以此表示学校的办学质量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社会什么时候认同了？另外，现在的公办大学是有行政级别的，从副部级到正厅级、副厅级等等，民办学校没有级别。开会时，副部级的校领导端坐前排甚至主席台，而没有级别的民办学校，会有时也轮不到通知，参加会议往往安排在角落里，没有发言权。录取的先后、级别的高低、在教育中的地位，这些不是平等竞争的结果，更加重不平等的竞争。也可以说，如果从就业视角来看大学的办学，我们发现这样的事实：学校可以不顾就业压力、教育质量，因为他们有制度赋予的江湖地位，有象征地位的等级、有难以撼动的身份。

二、大学生就业难为何难以引起社会看淡高考？

1、高考降温了吗？

今年高考中，有一个话题是高考降温了。其依据是去年高考的人数是1050万，今年的高考人数是1020万，高考报名数减少了30万。从数字上看，似乎降温了，但是简单从数字变化就得到降温，这样的判断太武断了，我们一定要分析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数减少。

首先的一个原因其实是生源的减少，今年高中应届毕业生是834万，去年是849万，减少了15万。其次，是复读生的数量减少，为什么减少呢？是因为今年有11个省市实行新课改高考，因此一些学生去年没有选择复读。20的复读生规模为289万，今年复读生规模为270万。

大家还关注弃考的数据，今年有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因为各种原因选择弃考,武汉雅思保分班，但一个事实是，实际上年起，弃考就很严重，当年弃考学生是67万，而弃考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

2、为何高考难降温？

高考并没有随着就业难降温，这倒是一件奇怪的事。虽然说教育具有反经济周期作用，但是，大学生就业难对学生选择高等教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道理很简单，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读了大学也找不到好工作，那就不选择上大学了。国外也有这样的情况，不选择上大学，而是去接受职业培训，或者直接找工作，几年之后再上大学。但是，即便今天大学生就业非常困难，绝大多数高中毕业生还是一门心思选择高考这条道路，这反而是奇怪的事，而原因是：高考独尊。

其实，普通高等教育只是教育中的一个选择，高等教育应该有多种选择，成人教育、自学考试、网络教育、电视大学、社区学院等，都是高等教育的丰富组成。高中毕业可以进入普通高校，也可以进入社区学院；可以选择高考，也可以直接参加工作，两年之后再来读书，这应该是受教育者的正常选择。但是，现在似乎只有选择高考这条道路是正确的，政府也鼓励大家这样。当我们发现高考成为“独木桥“时，我们告诉大家一定不要以大学作为唯一的成才途径，而当学生不选择上大学时，大家又惊呼：为什么这样？

原因在于，教育本身存在着身份的界限。现在不管是教育部门，还是高校，以及社会用人单位，都是把学生所接受的教育分门别类：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比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高人一等“，计划内招生培养的学生比计划外自学考试的学生“高人一等”，甚至有大学在招收研究生时，明确提出不招自考学历学生。完全按照学生所在的教育品种、教育的种类，以及学生所在学校的层次来确定这个学生的质量，确定这个学生的能力和素质，完全忽视了教育应针对人本身，而不是看外在的教育身份、学校身份。

我曾经与一家著名的日本企业总裁对话，针对日本国内的名校情结，这家公司曾经在招聘新员工时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就是把所有学生投来的应聘资料上的学生身份信息（包括学生姓名、所在学校、家庭等）全部覆盖掉，只给学生一个号码，让学生拿着这个号码去与招聘官员面对面沟通，招聘官员根本不知道他来自什么学校，就是看应聘者本身。这样的招聘，一下子吸引了超过以往十倍的`应聘者，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了，但实际上，最后的招聘结果发现，把盖子揭开，来自名校的学生还是居多，但是本着公平公正的立场，这种招聘完全打破了身份的界限，不是以身份为主，而是看你这个人本身。

3、高考改变命运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高考被赋予了“改变命运”的功能。其实我国的高考改革和国外的高考改革相比，难不在于设计高考改革方案，而是高考所承担的功能很不一致，我国的高考承担了诸多非教育功能。不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还进行初步的社会分工，更关系到户籍、社会福利保障和社会地位。农村孩子只有通过高考才能获得城市户籍，享受基本社会保障；一个普通公民要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就需经过高考的门槛，在就业中寻找一个收入待遇高的行业。社会赋予高考教育之外的功能，使高考的改革难以简单地按照教育本身的规律来进行。

4、升学教育模式和学历就业模式

高考改变命运的功能，加上目前的考试制度，使基础教育普遍采取升学教育模式。包括我国农村教育，也是如此。而具体到就业，与高考制度相对应，形成了环环相扣的计划体制。1993年大学生毕业就业实行自主择业，但真正自由的双向选择并没有建立，为了使高学历学生进入“好”的单位，人事部门制订了以学历为标准的人才评价标准，评价当年招聘是否成功，使用的是招收了多少博士生、多少硕士生、多少本科生，其中博士生占多少比例、硕士生占多少比例，今年研究生的比例比去年高出25%，等等评价指标。在这样的指标体下，招聘无疑看重学历。

据我所知，有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的用人单位，基本上不用学历来评价学生，而是在相同的学历下，更愿意要低学历的学生，如果一名硕士生和一名本科生一起来应聘，考察发现本科生和硕士生的能力一样，大多会选择本科生，因为首先他的用人成本比较低（本科的起薪要低一些），而且，硕士生和本科生一样的水平，说明本科生有更好的发展潜力。但是，我们的用人制度不一样，两个人一样的水平，一定会要硕士生，因为硕士生的比例可表明这次招聘的成功。另外，几乎所有地方引进人才，博士和硕士有希望解决户口，而本科生基本上没有希望。有的单位招聘下来发现，最适合的学生是一名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不行，但是组织部门说，一定要博士生，否则这个本科生的人事关系很难办理。

面对如此旺盛的社会学历需求，大学还担心自己的教育质量吗？大学所想的是怎样不断培养高学历的人，创造更多有学历身份的人来满足社会的需要。我国在校研究生规模已经超过100万，而且规模还在持续扩大，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到底需要多少硕士，但是因为大家都想读硕士，因此学校就大量培养“硕士”。

三、身份教育与竞技教育

1、高考对人身份的“确定”

我国的教育与用人制度，特别强调一个学生所具有的外在的教育身份，而这种身份确认，导致很多人不愿意也不能选择高考之外的道路。如果说高考考进了一般本科或者是高职高专，在一些学生看来，会成为一辈子的“耻辱”，在未来发展中受到这种“身份”的限制。现在很多学生没有办法真正理性地选择学校，理性告诉我们，在选择大学时不要看大学的“身份”，不要一味追求名校，更应该注重自己的个性、兴趣与学校的培养特色相吻合，而现在的专家建议，不是看吻合不吻合，先进入一所好大学再说。

2、身份教育和竞技教育

我们的教育，归纳起来，就是竞技教育和身份教育。这完全背离教育的本质。所谓身份教育，就是从小学甚至是幼儿园起，就在强调学校和学生的身份了，从好的幼儿园到好的小学、好的初中、好的高中，然后是好的大学，进入好的学校就是一种身份。教育的基本价值应该是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让大家有平等的意识，而不是从小就有一种身份优越感。之所以中小学不能有重点校、重点班，学校里不要评三好，其原因就是要给每个学生平等发展的环境，而不能生活在不平等的教育环境之中。虽然《义务教育法》明文规定中小学取消重点班、取消重点校，但在很多地方重点校、重点班依旧存在。一方面是由于政府部门不愿意加大教育投入，推进教育公平，另外一方面是老百姓还有“名校”、“重点”情结，希望有一条道路让孩子从小就拥有非常好的身份，从而最终拥有某种特权。

异化了的教育在升学模式下可能是成功的，学生可能进入好的大学，在现在的就业模式下也会找到好的工作，但是无法成为一名真正优秀的人才，没有公民意识、平民情怀，没有社会责任感。近年来不少人指出一些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缺失，还有很多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评价越来越低，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竞技教育和身份教育，忽视了学生的人格教育，忽视了对这个学生本身的成长关注。

3、过高的期望与读书无用

身份教育，造成目前教育的尴尬处境。如前所述，大学生就业很难，但是学生还是拼命上大学，大学的培养质量很低，但是学生却没有其他更多可选择的渠道（选择留学的毕竟是少数）。现在的城市家庭，孩子两三岁左右，就开始犯愁送孩子上什么好的幼儿园。孩子两三岁之后，就被竞技教育、应试教育绑架了，一直到他18岁，的时间无法逃避。

当教育具备转变人的身份这一重要功能，必然出现两方面问题。其一，社会对大学生的定义，仍旧是“精英”人才，应该从事所谓“精英”岗位，去年年底时，有几条新闻引起大家广泛关注，有大学生应聘去当淘粪工、卖猪肉，有一位农村父亲得知自己的孩子在娱乐城当搓澡工，非常生气，大骂孩子给自己丢脸。现在的社会观念，还不允许大学生做“低档”的工作，而这种观点的形成，与一直以来的身份教育有关。其二，在身份教育中，如果大学不能向社会输送大家所理解的社会精英，上大学不能获得身份的改变，很多人会对学校教育失望，走向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读书无用论”。学校其实就是一个提高人的能力和素质的地方，与一个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无关，你要获得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是要通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在社会上公平、平等的竞争，而不是说一旦进入某一所学校就天然拥有了某种身份优势。但是完全颠倒过来，导致一个问题，即如果教育已经无法改变一个人身份，那么意味着我就不要选择这种教育了――上完大学之后找不到一个好工作，那么就不要上大学了吧；那么读高中也没有意思了；读高中没有意义，那么干脆初中也不要读了。但是小学还是要上的，孩子13岁之前体力有限，识字有限，还不适合外出打工。所以，在我国农村地区，初一初二辍学率是最高的。我们可以从一些“正面”的新闻里，可到有关初中辍学的“负面”报道，报道说，今年政府采取措施帮助一些学生回到课堂，帮助了多少学生，实际上告诉我们当地至少有多少学生辍学。这种情况在农村里回潮，导致的问题是，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但是基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还没有真正普及。

四、解决就业难的教育途径：改革高考，打破身份教育

通过对就业难、高考热，身份教育和竞技教育带来的各种弊端的分析，我认为高考改革是一个解决上述问题和弊端的途径。高考改革不是简单的考试内容改革和录取方式改革，而是教育理念的转变。最根本的就是保障学生选择教育的权利。

1、受教育者的选择权

赋予学生受教育者选择教育的权利，这是改革高考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转变。如果这所大学的教育质量、教育服务不好，那么学生就不会选择你。目前我国的高考制度，是在四天之内，一所大学全部招满，全中国1900所高校在两个月之内全部搞定招生，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招生成本，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配置到相关学校里去了。而这意味着学生对学校无法选择，很多学生进入大学后发现对学校和专业都不感兴趣。可不管满意不满意，适合不适合，只能陪着学校慢慢到老。现在转大学太难了，一个学生读到大学三年级，由于有多门课不及格，学校要他退学，这个学生面临的结局是，必须退到高三进行复读再考大学，这太荒谬了，他为什么不可以从这所大学退出来转到其他的学校读三年级呢？为什么不可以？我们现在不允许他转，是因为当初高考有录取分数、有招生计划限制。现在有部分高校实行自主招生，但学校还是不能转，理由是自主招生的学生没有高考成绩作参照，更不能转。

学生在高考时可以选择学校，在大学教育时可以选择学校，这才有大学教育的自由竞争。我们的建议就是，受教育者可以拿到几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来选择学校。比如说拿到北大、清华、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等大学的通知书，根据学校录取的专业、提供的奖学金进行确认，这时是我选择学校，而不是学校选择我。如果大学都是录取达官贵人的子弟，可能他能再办五年就非常不错了。为什么大学的自主招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2、各类教育平等竞争

改革一定要促进各类教育平等发展，不能是高考独尊，不能是普通高校独尊，应该是所有的教育公平竞争，所有的教育都是大家值得选择的教育，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

今天学生普遍选择高考，就是因为成才之路太窄，如果将路拓宽，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假如今后有自由转学制度，学校与学校之间可以转学，甚至职校的学生也可以转到普通高校，目前二本学校的学生也可以转到一本学校去，教育的通途才能打开。如果各类教育一直不平等的话，那么大家将一直追求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而与之对应的是用人制度的改革，要改变目前用学历高低、学校层次来选择人才这样一个过时、守旧、完全不科学的用人标准，只有改变用人标准，真正关注学生本人的能力和素质，才能促使教育的真正平等。

3、用改革的实践来推进改革

打破‘身份教育’ 篇2

不错, 当这个官员的不当行为甚至是丑闻被发现之后, 有关部门给了他相关处分, 免去其党政职务。从公务员管理制度的角度看, 这当然已经算是问责了。不过, 在目前的制度下, 这样的问责注定了将以官员复出而终结。这其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就是, 当事官员的职务虽被免去, 但他仍然保留着官员的身份。

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公务员法》规定, 公务员的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公职六种。除了开除公职之外, 官员遭受其他处分, 依然保留公务员的身份。也就是说, 政府仍然给他发钱, 那么, 即使不考虑其他因素, 仅从财政角度考虑, 也必须让他复职。

很显然, 公众对于官员复出现象的反应已经证明, 这样的法律规定是不合理的。那么, 法律为什么会给丑闻官员的复出留出这么大的方便之门?症结似乎在于, 公务员制度不恰当地扩大了官员资格终身制的范围。

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改革始于20多年前。经过改革, 所有领导性岗位都实行了任期制。但这个任期制运转多年之后, 我们发现, 岗位终身制固然不合理, 对于部分公务员来说, 职位终身制或者说公务员身份终身制同样不合理。

现行《公务员法》区分了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 公务员的任职渠道也被区分为选任制和委任制。让人遗憾的是, 《公务员法》却没有认真地对这两者进行仔细界定。实际上, 把《公务员法》的两个分类模式结合起来, 即形成两类官员:一是选任之政治官员及其委任的官员, 如县长、市长、厅长、局长等;二是通过考试录用之事务性公务员两大类。世界各国通常也正是这样区分政府人员的。

这两类官员获任的方式, 即选任与录用, 就决定了两者与职位具有完全不同的关系。事务性官员通过考试进入机关, 按既定规则逐步升迁。这意味着, 他们在政府部门的职业生涯是连续的, 可以一路升迁, 一直到退休为止。法律之所以给他这种优待, 是因为他的权力是有限的, 不负政治决策之责。

政治性官员既然是通过选举获得其权力的, 那他的权力就是不连续的。选举机构投票支持, 他就享有领导之权;若未当选, 就是一介平民。或者说, 一介平民, 如有能力, 完全可以被选举产生的市、县长提请任命为局长。不过, 市长一旦将其免职, 他就又回归平民身份, 而无官员身份、待遇可言。当然, 因为他有政治经验, 那完全可能再有机会被委任, 甚至被省长提请任命为厅长。但是, 由于他是随选任官员而走的, 因而, 他所担任的不同岗位之间是不存在连续关系的。

目前公务员制度的问题就在于, 所有官员, 哪怕其为选任, 也都被当做考试录用的事务性公务员对待。只要他进入政府机关, 他就享有了公务员的身份。他只要一次当选为市长或被市长任命为局长, 就享有了市长、局长的职位, 即便他被处分, 只要不是开除公职, 他就始终享有这个职位的待遇。在这样的制度下, 开除公职之外的免职、撤职问责, 都只不过是暂时让他离开目前担任的岗位。但因为他依然吃着那份皇粮, 他完全有资格提出复出的要求, 有关部门也迟早要替他安排工作岗位。

政府获得公众信任的一个条件是, 对官员进行严格管理, 让那些闯下大祸、制造丑闻的政治性官员对本地公众、对全国民众承担政治、道义责任。承担责任的具体形态就是免去其职务, 并剥夺其担任官员的资格———其实, 这一点也不残酷, 在现代社会, 无职官员可以很轻易重获生计。

打破教育的仰视链 篇3

是的，北京考生可以低分上清华、北大、人大，南京外国语学校可以一届仅有21人参加高考只因其他学生已全被世界名校录取，多少三四线城市考生因此感叹自己生不逢地，只能对着别人优越的政策和条件望洋兴叹。

可如果是北京考生，就无处仰望了吗？

如果北京考生有外国国籍，连高考成绩都不用苛求，一部分学校随便你挑。再往上去，这类有外国国籍却非在美国本土求学的学生，申请哈佛、耶鲁也得受到歧視，只能仰望着本土的美国学生。

那么，如果仅是三四线城市的考生，就徒有临渊羡鱼之心了吗？

讲道理的话，中国十三四线城市比比皆是，许多人不得不上到高中就回家打工。这些人，也恰恰仰望着三四线城市那些拥有一个走出去的机会，能凭几张考卷改变自己人生的考生们。

社会学里有一个著名论断：鄙视链是无尽的。反过来看也可以这样说：仰视链是无尽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我们从不缺仰望的对象，教育公平原来是讲公平地接受教育，而不是接受公平的教育。于是生活在三四线城市的我们习惯于仰望遥远的帝都。

但回头看呢？

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在仰望别人的同时，却忘了自己也在被别人仰望。《塔木德》里说道：“人的眼睛是由黑、白两部分组成的，可是神为什么要让人只通过黑的地方去看东西呢？因为人生必须透过黑暗，才能看见光明。”

仰视能让人感慨、嗟叹、怨天尤人，回头却能让人挺起胸膛;仰视能让我们看到自己拥有的是何等少，回头却能让我们看到自己拥有的是何其多;仰视会挫去自信，回头却会让人把握当下。萧红在《生死场》里说：“我不能决定怎样生，怎样死，却可以决定怎样爱，怎样活。”的确，我们不能决定自己出生在帝都还是乡下，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应回头看到那些自己被别人仰望的优势。这世上不缺麻省理工博士夫妻的女儿考上哈佛的故事，更不缺寒门贵子的传奇。

打破教育的仰视链，在自身基础上无限延伸，直至闪闪发光的世界尽头。

（指导老师：曹耀华）

打破‘身份教育’ 篇4

村教育难题

广西事业单位考试是一个角逐的过程，是能力与能力、细节与细节之间的较量，因此考生在备考期间一定要考虑到各个方面的细节，争取全面攻克。同时，广西中公教育密切关注2018广西事业单位考试相关信息，为各位考生提供有用的备考资料。

背景资料：

一根网线、一台多媒体一体机、一个摄像头，让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数十所乡村学校及教学点的孩子们，通过网络直播上起了音乐课、美术课。据介绍，过去，这些小规模教学点由于孩子少、教师缺，导致音体美课常常开不全。之所以发生改变，是因为甘肃省2014年开始实施“全面改薄”(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以

及加快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小规模学校(教学点)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热点预测：

甘肃省多个乡村利用网络教育的形式使得这些本开不起艺术课的教学点开起了音乐课美术课。对此你怎么看? 热点解析：

科教兴国一直都是我国发展的基本国策之一，而教育资源不均，区域发展不平衡也是制约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问题。而甘肃省多个村通过网络直播优质课程共享的方式打破了教育资源不平衡问题，是改变我国贫困偏远山区教育问题很好的一种尝试。

当前“互联网+”是我们的一大热词，也对于我国多个领域的问题解决起到了不错的作用。例如网络就医，政府网上办政等。网络的优势在于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非常的便捷。而当前偏远地区缺少优质教育资源的原因正是因为地区偏远，学校人数少，很难为多个零散的地区提供师资力量。这样必然会导致学生教育质量不高，对其未来发展不利，与我们十九大所提出的“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理念不相符合。同时也因为学生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与扶贫先扶智理念不符，对于扶贫工作也会造成极大程度上的影响。而通过目前资源整合网络授课的方式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将这些需求老师的学校集合在网路上集中授课，保证了学生所受教育的公平，同时艺术课的开设对于孩子全面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对于塑造孩子性格有有着积极的推进。

所以对于网络课堂的做法也应在全国进行一定的推广，当然在推广过程中也要注意对于乡村网络的建设，更好保证网络课堂的顺利实现，当然这同时也暴露出我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所以对于教育方面的投入以及支援贫困地区师资等工作还是要积极进行。而对于网络课程，我们也不光仅仅局限在艺术课上，也要包括心理知识辅导等。除了网络课程的普及也同样应该整合零散的教育需求集中办校，更好的提升师资利用效率。对于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一直都是困扰我国教育发展的顽疾，我相信通过网络教育的进一步发本文由广西中公教育整理提供，供各位考生参考学习！

展，通过一直以来对于教育产业的资金人力投入，通过教育资源的整合利用。一定可以打赢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解决的攻坚战，提升我国整体教育水平及人员素质，为两个一百年的实现提供助力。

考生在备考广西事业单位考试过程中，应多练，充分掌握面试技巧，重点仍然是注意积累，平常可以多听听新闻，关注时政热点，为考试积攒知识，储备能量，从而在考试中出色发挥，一举成‘公’!（Tip:下载本文档后可以打开文中蓝色字体的相关网址链接）

打破‘身份教育’ 篇5

本报讯连日来，不断有读者着急地打电话咨询：明年高考报名时是否必须提供居民身份证?教育部学生司有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明年高考报名学生无须提供身份证。北京市高招办主任吴凤臣告诉记者，北京高考报名也无须带身份证。

读者告诉记者，网上有消息称“高考报名将有变化，考生报名时须提供本人身份证”。

据了解，网上发布的这一消息摘自于陕西省的一家报纸，该报记者称是从“省招办获悉”的消息。该消息称，按照教育部要求，从20开始普通高校招收的新生必须有公民身份证号码信息，否则不能进入录取库。“为此，省招办近日通知指出，明年参加高考但没有公民身份证的学生和其他人员须在高考报名前到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办理公民身份证。高考报名时，公民身份证作为审查考生资格的一项内容，无身份证者不予报名，身份证号码作为考生的重要特征信息填写在《高考报名信息卡》上。”

打破‘身份教育’ 篇6

二、教学目标：

1、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猜测来探索学号和身份证编码的方法，学习用数字来进行编码，学习抽象概括方法。

2、使学生在数学活动中养成与人合作的良好习惯，培养分工协作能力。

3、通过生活事例初步体会数字编码思想在实际生活中，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培养学习数学的积极情感。

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第1、2、3条。

三、教材分析

1、本单元的主要教学内容是探索数字编码的简单方法。数字编码与学生的生活紧密相关。为更好地帮助学生理解，教材通过生活中的事例向学生渗透数字编码思想。由于这是数学广角中的内容，属于第一课时，因此学生在学习时感觉比较新鲜，只要教师组织到位，学生学起来应该不是特别困难。但如果作为第一课时没有引起学生的兴趣，那么在后面的教学中就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2、教材从老师点名的情境引入，说明我们可以用数字编码来区分班上的学生。而本节课的内容则是通过邮政编码在生活中的应用实例让学生体会数字编码在生活中的应用，初步了解邮政编码的结构与含义，探索数字编码的简单方法。

四、学情分析

1、数字编码与日常生活联系比较密切，学生在探究规律时容易理解，思维难度不大。

2、教学中，老师尽量从学生身边的具体事例来引入教学，同时，启发学生了解生活中的数学。

3、学生在实践中可以有不同的编码方法，老师要允许学生采用不同的形式，放手让学生去调查、体会、经历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

五、教学重点：初步体会、探索数字编码的简单方法。

六、教学难点：理解编码的组成及数字反映的信息。

七、教学准备：学生收集不同编码资料，了解各种数字编码含义和编排方法。

八、教学方法：小组合作探究学习

九、教学过程

一、创设情景，生成问题

到银行开户储蓄时要用到什么证件?(身份证)你还知道什么时候用到身份证吗?

生答:1、父母外出打工2、住旅馆3、办结婚证4、高考5、出国旅游

看来身份证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非常广泛，今天我们就来研究身份证号码是怎样组成的?

【设计意图：从身份证在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来引入，体会身份证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二、探索交流，解决问题

(一)、感悟身份证中的信息

1、自主探索

(1)昨天老师布置大家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和调查了一些身份证号码，谁愿意来说一说?

指名回答互动交流

(2)请同学们分组交流课前了解到的关于身份证编码的知识。

小组汇报

(3)老师也带来了两个身份证号，贴卡片。

请大家仔细观察：并互相说说你发现了什么?从身份证号码中你能获得哪些信息?

2、互动交流小组汇报

3、共同优化，形成结论：

实际上，身份证号码是由18位数字组成：前6位为行政区划代号，第7至14位为出生日期码，第15至17位为顺序码，第18位为校验码。

小结：同学们真了不起，通过调查讨论和小组合作了解了这么多关于身份证的信息。那用身份证号代替这些信息有什么好处吗?

生答……

这么几个简简单单的数字就可以反映出一个人这么多的信息!它非常的简明、科学，这也就是编码的优越性。

(二)、编码：

1、编写身份证号码。

我们每个人一出生就会有一个身份证号码。你的身份证号码可能是多少?借助今天所学的知识给自己编制一个身份证号码。马上行动起来，把编好的身份证号码写在纸上。(编写后在组内交流)

学生上台汇报，并介绍每个数字的含义。

其实在户口簿上就有我们自己的身份证号码，请大家与户口簿上的身份证号码对照一下。

身份证是我国目前唯一的法定个人身份证件，要注意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不要随意借给他人使用。

2、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第1、2、3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法》规定第一条为了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法。第二条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未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第三条居民身份证登记的项目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常住户口所在地住址、公民身份号码、本人相片、证件的有效期和签发机关。

公民身份号码是每个公民唯一的、终身不变的身份代码，由公安机关按照公民身份号码国家标准编制。

3、编写学号

(1)在日常生活中，除了身份证号码，常常见到数字编成的号码，这些号码都表达一定的信息。学号也是用数字进行编码的。17号这样的学号只适用于自己班内使用。如果放在整个学校中使用，你觉得会出现什么情况?所以，学校为了便于管理，我们每一位同学一进入小学，便会拥有一个学号，这个学号将伴随你从一年级到小学毕业。

请大家运用所学的数字编码知识，以小组为单位，给全校的每一个学生编一个学号，看谁编写的学号既能尽可能多的反映出这个同学的信息，又科学合理!教师巡视。

(2)、小组汇报

组长汇报，说设计意图，怎样设计学号能体现出是男生还是女生?怎样设计学号才能保证学号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不变?

其他同学对上台汇报的各种设计方案进行评价。

(3)小结：大家真能干!在短短的时间里就给全校同学编了一个学号，而且反映出了这么多的信息。

【设计意图：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猜测来探索学号和身份证编码的方法，学习用数字来进行编码，学习抽象概括方法。培养学生与人合作的良好习惯及分工协作能力。】

三、巩固应用，内化提高

1、请你应用以上所学知识来设计一个编学号的方案，给全班同学编号

2、小明很马虎，他在课前收集了爷爷、奶奶、爸爸和妈妈四个人的身份证号码，但是不记得这四个号码分别是谁的了，你们能帮帮他吗?

出示：

360103197012210412(爸爸)320623450607331(奶奶)

320623440101040(爷爷)360102197209280161(妈妈)

同桌讨论，指名说说是怎么想的。

3、一个被警方通缉的男罪犯，打算坐飞机逃走，他劫持了一个专门制作身份证的工人为他做了一号码为“44062419780229928”的身份证。正当罪犯拿着这身份证去坐飞机，却在出关检查时被扣住了。原来是工人在制作身份证时留下了线索，协助警方抓罪犯。你知道工人留下什么线索吗?(少了一位数)

【设计意图：巩固应用所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四、回顾整理，反思提升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什么?你知道了什么?你还想告诉大家一些什么知识?

请同学们课下到图书室去了解一下图书管理员是怎样给众多的图书编码的?

【设计意图：回顾本节课所学知识】

板书设计

数学广角

身份证110102197501101519

行政区划代号出生日期码顺序码校验码。

十、教学反思

这节课我分了三个层次进行教学：一是以动画激趣导入新课;二是以小组合作学习、探究身份编码的含义、编码规律、通过合作交流、探索识别、设计身份编码，引导学生掌握数字编码的规律与方法;三是联系生活中的数字编码，进一步拓展练习，让学生感知数字编码与生活的联系及作用并以收集的身份证比较发现结束本堂课，让学生感受数字编码的魅力。

上完这节课，感觉自己有一定的进步，通过对新课标的学习，教学理念在逐渐更新，重新认识了“教”与“学”的关系。课堂上，没有简单地充当知识的传话筒，也不再把学生当作知识的接收器，而是把自己放在组织者、引导者的位置上，充分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探索问题的精神。他们小组合作，探索编码规律，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课堂上的生生互动，使师生共同获益，感受超强的信息量，探索到数字与编码的简单方法。

导入环节采用了激趣导入，成功吸引了学生的兴趣，可惜的是没能很好地发挥它的作用，课堂没有跟着“生成”走，而过分被“预设”牵着了。

打破‘身份教育’ 篇7

关键词：应试教育 全面发展 “3+4”直通本科

教育，必须全面发展，不仅要教育学生书本知识，也要注重道德素质、能力和兴趣的培养。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我国现行中学教育模式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应试教育确有其弊端。鉴于此，国家教育部于2011年出台了《教育部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教职成[2011]9号）的政策，提出了“3+4”中职—本科衔接的新模式，期望能够真正实现中职和本科的互补教育、衔接教育、关联教育。相较于普高较重的课业负担，“3+4”更加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作为河北省第一批承办“3+4”试点的院校，笔者学校针对“3+4”学生的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笔者以此为例简述如何帮助“3+4”学生打破应试教育的枷锁，为社会培养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才。

一、充实的课堂教育资源

对于“3+4”学生而言，文化基础至关重要，学校在课堂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学校从各重点高中选调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精力旺盛的青年教师执教“3+4”，并硬性要求教师在平时教学中不断学习，研读国家政策，广听专家讲座，以使自己积淀深厚。其次，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多媒体等资源活化课堂，实现“翻转课堂”“人机对话”“师生共享”等最新教育方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知识，受到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学校除开设语、数、外等基础课程外，更附着体、音、美、计算机等选修课，力争满足学生多方面的需求，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博才”。

二、丰富的课外活动

为丰富“3+4”学生精神生活，扩大视野，学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课前一支歌既陶冶情操，又带领学生在音乐的氛围中驱赶睡意，以饱满的状态投入学习；课间图书角教会学生集腋成裘，利用闲散时间涉猎各方面知识，做一个有文化有品位的人；二课广场舞与时俱进，将最时尚的音乐人、最流行的曲调引入校园，使学校时时洋溢着时代的气息；一年一度的体育节、艺术节、技能节贯穿学年始末，让学生在繁忙的日常学习中寻找兴趣的迸发点，通过亲身实践认识到课本知识在实际中的应用，真正实现素质教育。

三、充分发挥团队精神

市场机制要求成员之间相互依赖、共同合作。学校对于“3+4”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不仅仅体现在课堂小组活动的设置上，更将其延伸至课外。学校要求“3+4”所有班级每两周应出一期板报，所谓应时，即板报内容或符合节日气息，或是以时鲜新闻为素材；每月刊载一期报纸，由学生会组织学生投稿、选稿、改稿并负责图文设置及版面安排工作，整个过程中，教师只负责审核。为了充分调动每一位同学的积极性，班主任又将板报和报纸的工作分给班级各小组承担，每组负责一期，以保证大部分学生的正常学习状态。板报和报纸的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热情。为了在小组评比中取得好成绩，孩子们冥思苦想，多方搜寻资料，择优而取。这既增强了小组间的凝聚力，又适时地将“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思想灌输给了他们。

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才的培养绝非学校一己之事，而是关乎各个方面的社会问题。认识到了集体的力量，学校“3+4”引进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定期聘请专家为教师讲座，以引入最前沿的主流文化元素，讲座涉及专业课、文化课的授课方法，师资力量的培养方式，实训基地的选择以及职业教育的发展导向等多个方面，为教师认识的提高竖起了风向标；校领导积极呼吁、多方奔走，研读国家政策，争取各方的支持，确保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班主任牵头，将各班教师和家长拉入微信群，家校联手，让家长第一时间了解孩子在校每一天的表现；师生情由校至家，每个班级有单独的师生微信群，方便师生假期交流疑难问题，这个隐蔽的平台更为那些性格偏内向的学生打开了一扇倾吐的天窗。总之，学校注重挖掘多方力量，争取各方支持，尽最大努力为“3+4”的学生提供发展的平台。

教育，切忌急功近利。这是一项关乎社会发展和国家前途的大工程。应试教育可以让学生在短期内识记诸多理论知识，但往往会出现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现象，学子终为“纸上谈兵”，而不被社会所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想长远发展，学子应涉猎各种知识，并注重在实践中的应用和反馈。“3+4”中职本科相结合的模式将开启新的教学方式，我们拭目以待。

高职教育：身份“纠结”背后 篇8

在各类各层教育中，高职教育“身份”最为特殊。从教育类别上，高职属于职业教育；从教育层次上，高职又属于高等教育。身份的跨越，让高职尽享两方政策之利，短短几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当生源下降，高职却首先遭受创伤，在许多人看来也是为“名”所累。

教育界对高职有这样一个说法：高职教育是职教之头，又是高教之尾。这一头一尾，让高职受益匪浅，却也让某些高职院校一时找不准自身定位，难以把握未来发展之路。

“跃进”的高职教育

过去的10多年，中国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而这其中，高职教育最为“风光”。

据上海教科院和麦克思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2中国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下称《质量报告》）：截至2011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职院校数量达到1276所，占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60%；高职院校招生数为325万人，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总数的47.7%。

事实上，高职教育是很“年轻”的教育类型，是改革开放后才兴起的教育形式。也就是说，从无到有、到占据高教“半壁江山”，高职教育只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

据《质量报告》介绍：改革开放初期，为解决地方应用型人才严重匮乏和高等教育资源严重短缺的问题，部分中心城市举办了一批以“收费、走读、不包分配”为主要特点的地方短期职业大学，率先打出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旗帜。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改变专科、本科比例不合理的状况。

1994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通过现有的职业大学、部分高等专科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改革办学模式，即后来被统称为“三改一补”的基本方针，拓展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

1996年《职业教育法》颁布，明确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学校的法律地位。1998年《高等教育法》颁布，进一步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学校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法律地位。

改革开放之初诞生的高职教育，在最初的十几年并没有大的发展。大学扩招以前，高职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形态还不广为人知，还不如“中专”名头大。

大学扩招政策成为高职发展“转折点”。1999年推行大学扩招政策，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高职遂成为高校扩招的主力。再加上2004年以后，国家推行职教发展战略，“政策接力”之下，高职发展势头十分迅猛。

跨越式发展，迅速壮大了高职教育，而高职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被掩盖，随着生源数量下降，原先被掩盖的问题逐一显现出来。

今年高考招生录取，对一些高职院校，尤其是部分民办以及一些综合实力偏弱的高职院校而言，简直可用“灾难”来形容。近两年来高职招生难在今年持续发酵。山东省今年共有约5万个招生计划落空，虽然录取线已降到180分，但仍有96所学校三次投档无人报考，“零投档”一时将高职推向了风头浪尖。广东、河南、河北甚至江苏这样的教育大省，均出现了招生难现象。

与生源数量下降同步的还有生源质量的下降。“如果没有最低分数线卡着，我们愿意接收所有的高中生，就是不管你考多少分，想来就能来。”山东一所高职院校招生办负责人说。山东省今年专科批次的控制分数线为180分，而高考5科总分值是750分。按百分制来衡量，考生只要能考24分，就能上大学。回到大学扩招之前，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那时上大学还是一个小概率的事情。

这背后，是大学超乎寻常的扩招幅度。据有关资料：1978年，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1.55%，1988年达到3.7%，1998年升至9.76%。根据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到201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接近15%，也就是达到国际标准的“大众化”阶段。

而实际上，扩招政策实施仅3年后的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就达到了15%，高等教育跑步迈入“大众化”门槛。这其中，高职教育更是获得了超越常规的发展。尽管一批以国家级示范性高职院校为代表的高职壮大了实力，但总体而言，快速成长也造成某些高职“根基”不牢，过分依靠生源“红利”壮大起来。

生源下降让高职感受到了切肤之痛，而生源质量的下降，则是对高职“元气”的伤害，影响是长期的。如果形势不能扭转，高职十多年来累积的发展成果有付诸东流的危险。

“身份”摇摆的高职

生源下降对高职影响不容小觑，但更为棘手的还是高职自身的问题。因为，生源下降是现实，但也仅是外在因素。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高职自身发展存在“症结”，才使得生源下降的影响力得以放大。

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高职定位不准、身份不明问题。

眼下高职院校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发展好的高职院校，一门心思寻思着怎么“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而一些状况不佳的学校则在“改名”上下工夫，力求甩掉“职业”“技术”这样的字眼，以求能够多招揽一些学生……

高职从层次上属于高等教育、从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本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拿到办学实践中，“双重属性”则让高职发展定位不准、方向不明，而且增加了社会认知难度。

事实上，多数高职院校都经历了复杂的改、并等“重组”过程：或由原来的中专、技校升格而成，或由原来一些专科院校转制而成，而且还有数量不少的民办高职院校。对于高职院校，许多考生、家长甚至都认识不清，不像老的“本科”“大专”“中专”那样容易分辨。

对此，有学者认为，大学扩招并非招生规模的扩大，还有教育结构的调整，而高职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体，无疑加大了社会认知难度。

高职“双重”特性，直接体现在高职院校长长的校名上。高职属于职业教育，在学历层次上又属于高等教育中的专科教育，所以高职院校普遍冠以“某某职业技术学院”，再加上职业教育多有“行业”归属，往往前面还要加上“工商”“交通”“农林”等行业字眼。此外，高职多隶属于地方，还要加上属地名称。如此，就是人们看到的高职院校名称普遍较长，且容易混淆，总不如“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普通高校校名容易辨识。

当然，高职“身份”问题，不是名字长短这般简单，而是集中体现在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上。高职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高职院校该怎样定位？显然这才是“身份”问题的根本。而在这一点上，目前来看，政府对高职的“国家定位”和高职院校管理者在认知上存在一定差异。

对于高职教育定位，政府定位为培养国家所需的“高技能人才”。而在高职院校管理者，则更愿意将高职院校定位为“大学”，力求甩掉“职教”的帽子，如此，高职院校才热衷于“改名”、热衷于“升格”。在办学过程中，许多高职院校无论是专业设置、课程内容还是教学方法，往往仿效本科教育，在“大而全”上下工夫，显然与高职“专而精”的高端技能人才培养之路相背离。如此，培养出来的学生与普通高校人才趋同，竞争力可想而知。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偏差？学者认为有着多重因素。从社会认同度上看，在学历层次上移的今天，相比高职专科层次的教育，考生、家长对普通高校有着更高的认可度。这其中，有着“重视学历”的传统观念影响，也有着对职业教育所谓“劳心劳力”的社会偏见。从高校管理层级结构看，高职在教育管理体制结构中，要低于普通高校，“官本位”思想作祟，高职院校管理者也有难言之隐。

正如中州大学党委书记习谏所言：“社会上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有偏见和误解，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二等教育，总觉得高等职业院校不正规”。而实际上，这种“不正规”“二等教育”，不局限于观念层面，而是渗透在高职教育每个环节。从招生“入口”来说，高职教育被放到了后面批次，等于向考生、家长说明高职教育的“差劲”。从就业“出口”看，高职专科文凭常常被挡在高学历门槛之外。

对此，有学者认为，从总体上看，尽管高职被定位为培养“高技能人才”，但实际上距离此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俞启定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目前人们习以为常的“高职培养高技能人才”说法并不科学，高职的培养目标定位应是“高层次技能人才”。

对此，俞启定解释：高技能人才聚焦点在技能上，例如高级技工比中初级技工技能水平高，技师又高于技工。而高层次技能人才，强调的是层次之高。技能的掌握和水平提升有自身的规律和方法，不同类型的技能掌握和提高又有不同的条件和过程：经验型技能主要靠实践积累，比如汽车司机的驾驶技能；操作性技能主要靠实训来实现，所谓熟能生巧；只有知识型技能可更多依靠相关知识和原理的掌握，弄懂了就会做。从现实角度，三种技能各有侧重，但都要有足够的实际训练。

而眼下的高职院校在“高技能”上显然力不从心。目前高职招收学生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其技能学习从零开始，并不比中职技能强多少，甚至有些操作型的技能技巧，其学习效果与年龄成反比。比如，对于幼师所要求的钢琴、舞蹈、绘画等技能，高校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就不如传统的幼师毕业生。另一方面，目前高职专业技能教学水平并不比中职高多少，很难在技能教学上实现对中职的超越。“这恐怕也是许多高职不愿招收中职毕业生的重要原因。教学条件达不到，怎么可能培养出高技能人才？”

显然，尽管高职定位于“培养高技能人才”，但从中国巨大技能人才缺口以及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结构来看，目前的高职显然更符合“高层次技能人才”的说法。这与高职院校管理者的办学理念相契合，却背离了高职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定位。无论对高职教育，还是国家人才需求，都是不利的。

姓“高”还是姓“职”？

身份上的“双重”特性，在失去生源“红利”优势后，必然面临抉择。有学者认为：下一步高职教育将逐步转向内涵式发展，定位不清则严重束缚高职的长远发展，身份上的“两利”则可能转化为“两不利”。

“高职”，姓“高”，还是姓“职”？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归属问题，而是关系到高职办学方向、人才培养目标、生存与发展问题。

尽管在办学上效仿普通高校，但真正站在高等教育行列，高职教育显然不具备普通高校的“底蕴”，缺乏竞争的资本。站在职业教育行列，抛掉了“技能”上的优势，也未必比中职教育有多少优势。

从国家层面看，高职定位是相对明确的，应该侧重于“职业教育”属性。对此，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明确指出：高职教育重点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发挥引领作用。高等职业教育的国家定位：一是高端职业教育，是面向每一位有高端技术需求的择业者、就业者、创业者和技能复合者的教育。二是高等阶段教育，是面向具备基础职业技术技能和高中以上文化知识水平所有需求者的教育。

显然，高职所谓的“高”，并非等同于高等教育的“高等”，而是“职业教育”中的“高端”。与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高职无论是从教育类型、还是教学方式上，都有着鲜明的职教特色。对于某些高职院校力求升级、升格，效仿本科教学的做法，许多学者都予以了否认，认为这背离了高教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定位。

从现实层面，在高职面临招生难的背景下，目前，教育主管部门着力推进“中高职衔接”，搭建职教“立交桥”，力求为职业教育打通上下通道。以后的高职院校将更多地招收诸如中职生这样的有一定技能基础的学生，以及社会其他有技能培训需求的学生。高职教育最终将走向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轨道。

而高职管理结构上的调整，已经先行迈出了步伐。从去年开始，高职教育管理已由教育部高教司划归职成司，这无疑明确了高职的“职业教育“属性。而且，据相关信息，对于高职“升格”“升级”，已经被教育管理层“叫停”。

尽管这不符合部分高校管理者的意愿，但确是高职国家定位的“回归”。而且这样的回归，并不意味着高职教育就此走进“死胡同”而没有前途可言。

人才培养源于社会需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结构升级、产业转型的关键期，对高端技能人才的需求将是巨大的、也是持续的，而高端技能型人才缺口巨大，依然是困扰经济转型的瓶颈。人才市场中高薪聘请高级技工而难得的报道已是屡见不鲜，定位于培养高端技能人才培养的高职教育显然有用武之地。

事实上，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年轻”的高职教育已经展现出自身的独特优势，成绩有目共睹，并得到各方的肯定。

中国煤炭教育协会理事长邱江认为：高职教育是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近年来，高职院校的发展为煤炭产业提供了发展的助推剂、政治的稳定剂、社会的和谐剂，尤其在二、三线城市及地区，此作用更加彰显。它们解决了高中毕业生与企业需求的衔接问题，为企业提供了大批技能型高端人才。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十多年来，高职院校为我们培养了一批具备扎实基础的一线员工，他们生产技术过硬、思想品质过硬，为集团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价值。”

正如黄冈市副市长陈少敏所言：高职有自身的人才培养特点，显示出高职教育事业的强大生命力。高职的人才培养质量，让公众和政府看到了发展高职教育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也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和支持高职院校的建设和发展。

高职依然大有可为

面临生源下降，以及普通高校的双重“挤压”，有些人包括一些高职院校管理者悲观地认为，高职院校发展前途渺茫，某些缺乏竞争力的高职院校、尤其是民办高职院校，不可避免地迎来“倒闭潮”。而事实上也的确有这样的苗头。

不过，对于这样的悲观论断，笔者并不完全认同。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类别，高职教育有其存在的理由，而且发展空间依然很大。从人才培养上看，高职所培养的是生产、建设、服务、管理一线的高技能人才。这些人才契合了我国产业升级、结构转型的发展要求，无论是城镇化建设、县域经济发展、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还是服务“三农”，高职教育所培养的人才都发挥出了独特的价值。这也得到了相关行业企业管理者的认可，认为高职毕业生“好用、实用”，高职教育不可或缺。

邱江介绍说：作为中国能源生产的主体，煤炭行业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充实生产一线，来完成技术升级、设备换代、工艺改进，从而提效率、保安全。

东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显富认为，“高职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它离产业更近，工学结合更紧，为中国工业产业转型升级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二重集团党委副书记孙德润则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产业格局的调整，也为我国装备制造业提供给了参与产业再分工的重大机遇，大力发展直接为行业提供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支撑的高职教育，既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计。

关于“生源”问题，生源下降是事实，但并非想象的那么大。据有关统计，高考报考自2008年达到1050万人的“高峰”后，连续4年下降至2012年的900万人左右，减少了150万人。另据人口统计，全国高考人数的下降趋势将持续到2018年，届时高考报考人数将稳定在750万人左右。

但与报考人数下降相对应的，则是高等教育录取率的提升。虽然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跨入了“大众化”门槛，但距离教育发达国家超过50%的普及率，还有较大差距。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26.5%，按照国家规划，到2015年将达到36%，2020年将达到40%，基本可以抵消生源减少带来的压力。

对于所谓的“职教偏见”，更有“借口”之嫌。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甚至大学扩招之前，中专学校、技校不但没有“偏见”一说，还是家长、学生眼中的“香饽饽”，只有成绩好的学生才能上职业学校。现在本科生多了、研究生多了，严峻的就业形势也改变着人们对大学生“天之骄子”的观念。相比之下，职校生因为有一技之长，一直保持较高的就业率，越来越受到人们青睐。近年来，普通高校毕业生“回炉”上技校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因此，虽然高职多少受到了生源下降的影响，但毕竟只是少数学校。一些办学实力强、有特色的高职院校，已经成为地方区域经济不可或缺的角色，学校办得有声有色。

何况，在迈向学习型社会的今天，职业教育将担负着社会成员“终身学习”的重任，这将是职业教育不竭的“生源”。 作为高职院校管理者，实在不应妄自菲薄，低估高职教育的价值。

高职应为自身“正名”

超常规的发展，难免一些高职院校基础不牢。一有“风吹草动”，那些“筋骨不强”的学校就会受到影响，甚至不排除个别办学质量差的高职院校走上“破产”的路。但这不能从根本上触动国家高职发展的大局，高职依然前景广阔。

“打铁还需自身硬”，高职教育要想有所作为，需要找准自己的定位，不要在“升格”“改名”这些事情上费心思。正如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所言：“要积极更新职教观念，创新办学定位。要创新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定位，在各自层面上办出特色、提高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在政策层面，需要一些“顶层”设计。目前，困扰高职最大的瓶颈是高职生“上升”通道和“中高职衔接”问题。

前者关系高职生“前途”，就像鲁昕所期盼的职业学校学生不但能上本科，而且能够上硕士、博士。目前，国家大力扩招“专业硕士”，个别大学已经开始招收“专业博士”，同样的“高端技能人才”取向，无疑为高职学生提供了可能的上升平台。而且相比普通高校本科毕业生，高职学生有专业技能优势，更加符合专业硕士人才的定位。

后者不但解决中职生的“上升通道”问题，还间接解决了高职生源问题，目前中职升入高职的学生比例很少，尚有很大的空间。中高职衔接问题的解决，意味着职教“立交桥”的有效搭建，不但解决了职业教育问题，而且是中国教育结构“革命性”变革。可喜的是，“中高职衔接”问题已经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正在稳步推进。

除了“顶层设计”，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投入也应持续增加，尽早落实高职生均拨款标准，而且标准不得低于普通本科院校。此外，示范校建设、骨干校建设应稳步推进，“双师型”培养、实训基地建设等常规建设更是不能松懈。如此，高职办学基础才会逐步增强，人才培养才能由“高层次技能人才”上升为“高技能人才”。

具体到高职院校，应“立场坚定”，牢牢把握“高端技能人才”培养目标，在办学质量上下工夫。正如中央教科所王伟所言：当前高职教育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才定位模糊、特色不鲜明、质量有待提高。每一所高职院校都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专业，都要有自己的特色，不要盲目崇拜普通高校做法，贪大求全，应该在小而精上下工夫。

此外，高职教育主要由省级统筹，这决定了高职需要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方面，一些国家级示范校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值得借鉴。

经历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高职教育已有所积淀，发展成绩是值得肯定的。正如中国商业联合会理事会会长张志刚所言：多年来，职业教育一直是我们教育体系中的弱项，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它起步了、成长了。这就像我们看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中国在“弱项突破”上那样，带给我们的是比“传统优势”更大的欣喜和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