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社区矫正经验探索（共6篇）
【编者按】
自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下发以来，作为全国第一批6个试点省市之一，至今仍是全国惟一实现社区矫正试点全省覆盖的江苏，在社区矫正缺少法律支撑、没有先例可循的情况下，经过5年艰苦的探索，基本形成了包括社区矫正制度体系、安全体系、方法体系、评估体系和保障体系在内的一整套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创造了累计接收社区矫正对象近7万人，目前仍有3.5万对象在矫的两项全国之最。而重新犯罪率为0.12%，也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社区矫正走进中国的司法体系5周年之际，江苏的经验希望能为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展社区矫正提供有益的借鉴。
走访特困帮矫对象，家属感动声泪俱下
张家港市矫正对象季度评审会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减刑听证大会
本网记者 蒋德
不久前，江苏省颁布了《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这部地方法规性文件一出台，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人赞扬这是一部带有社区矫正基本法特点的地方法规性文件。记者的采访，就从这部办法开始。
探索 从建章立制开始
江苏能够在国内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既不扩大社区矫正外延，又不缩小其内涵，率先实现社区矫正全省无盲点，并取得5年累计矫正近7万人，重新犯罪率只有0.12%的好成绩。有个准确的法律定位和相对完善、执行有力的制度体系，是一个重要原因
作为中国社区矫正的先行者，江苏省的社区矫正与很多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积累了经验再建章立制不同。还在很多人不知道社区矫正为何物时，他们就开始了为社区矫正建立制度体系的探索：局部试点的第一步，就是伴随着第一部关于社区矫正的地方法规性文件《江苏省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施意见》迈出的。随后的半年，江苏通过颁布地方法规性文件的方式，就社区矫正适用对象、组织机构建设、各相关部门职责，以及工作内容、工作制度、工作程序等，先后用9部地方法规性文件进行规范。比如工作程序，就包括社区矫正衔接(法院、监狱等相关单位应在规定时间内将缓刑、假释或暂予监外执行等相关的法律文书档案移交给社区矫正对象户籍地或居住地的社区矫正机构)、社区矫正执行(包括对矫正对象的日常考察、组织参加公益劳动、参加学习教育活动，甚至包括心理矫治)、矫正对象的管理监督、矫正对象的奖惩，直至社区矫正解除。
制度先行，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给了社区矫正工作一个明确的法律定位：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只不过，矫正对象是在社区内服刑。
既然是刑罚执行，当然是随意性越少越好。因此，江苏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5年(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试点)，也就是他们不断完善社区矫正制度体系的5年(执法似乎应该叫法规体系，但由于没有上位法的支持，只好称制度而不称法规，这恰恰是当前社区矫正的尴尬之一)。
新近出台的《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是这5年江苏社区矫正制度建设的集大成者。这个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具有社区矫正基本法”特点的地方法规性文件，共分九章、六十一条，主要内容包括开展社区矫正的目的和依据，以及社区矫正的定义、工作任务、工作原则、领导组织原则以及社区矫正对象的管辖等。
比如关于队伍建设，既包括组织领导机构的设立、构成、工作职责；也包括工作机构的工作职责、工作方法，以及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的构成、定位、职责、法律责任等。而在社区矫正工作方面，则从程序到工作方法进行了规定，比如“社区矫正对象的接收”就规定了在社区矫正接收环节相关部门的职责和操作程序；而“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则规定了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矫正对象应遵守的监管规定以及社区矫正机构的监管措施；“社区矫正对象的考核奖惩”则对社区矫正对象在接受社区矫正时的表现如何进行考核，并给予奖惩的种类和情形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其中关于“减刑”和“缩短考验期”的规定，是首次出现在社区矫正的相关规定中。
正是由于他们一贯重视制度体系建设，才能够在社区矫正走入中国司法体系仅5年内，就使江苏基本形成以全国第一部社区矫正综合性地方规范性文件《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办法》为总则，包括以《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流程》为主体的程序性规定、以《江苏省社区矫正对象管理办法》为主体的矫正执行制度，和以《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管理办法》为主体的内部管理制度在内的12项工作制度组成的“江苏社区矫正工作制度体系”。
省矫正办负责人认为，江苏能够在国内没有先例的情况下，既不扩大社区矫正外延，又不缩小其内涵，率先实现社区矫正全省无盲点，并取得5年累计矫正近7万人，重新犯罪率只有0.12%的好成绩，有个准确的法律定位和相对完善、执行有力的制度体系，是一个重要原因。
也正是由于有制度的支持，江苏省才敢于在2005年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全面推开社区矫正试点。至今，这仍然是唯一的全面推开社区矫正试点的省份。
社区服刑没有高墙 但不是没有监管
社区矫正对缓刑犯增加了许多制度上的约束。而这些约束，同样由用制度规定的奖惩来支撑。这些制度包括每周口头汇报、每月书面思想汇报制度，请销假制度，严格的集中学习制度，计分考评奖(包括减刑)、惩(包括撤销缓刑、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以及公益劳动制度等
随着社区矫正的深入，这种“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管理、教育、改造”的刑罚执行方式在恢复性司法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得到司法机关的重视，也为审判机关大胆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提供了条件。据江苏省高院提供的一份资料，2003年，江苏适用缓刑的罪犯是11000多人(缓刑人员是社区矫正的主体，约占江苏矫正对象的80%左右)，但到了2006年，被判缓刑的就增加了50%以上。
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高墙，散落在社会上的缓刑罪犯的管理曾经是难题：在人员流动如此之大的市场经济时代，连落实缓刑犯的请销假制度对派出所都是个负担，何论其他。
社区矫正同样没有高墙，但却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为与过去相比，社区矫正对缓刑犯增加了许多制度上的约束。而这些约束，同样由用制度规定的奖惩来支撑。这些制度包括每周口头汇报、每月书面思想汇报制度，请销假制度，严格的集中学习制度，计分考评奖(包括减刑)、惩(包括撤销缓刑、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以及公益劳动制度等。
当年由常熟市设计的规范严谨的矫正对象接收仪式，已经被各地结合自己的特点而广泛采用，目的就是要提示矫正对象，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只是方式的不同，其刑罚执行的性质并没有改变。
对可能的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审前调查评估制度，是江苏省富有特色的创造之一。
最早开展审前调查评估的是江阴，时间是2005年。因为当地的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觉得，如果让社区矫正部门提前介入，可能有利于确定缓刑的适用，及审判与矫正的衔接。于是，法院每当认为被告有被判缓刑的可能，便向司法局提出审前调查评估委托，而具体负责实施社区矫正的司法所在接到任务后，便开展社会和家庭调查，以确定被告是不是“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不具备现实危害，且具备社区矫正的外部环境，并就此出据“审前调查评估报告”。这个报告，既为法院最后量刑提供参考，也让社区矫正机关及相应工作人员提前介入，实现了审、矫的无缝对接。据江阴市司法局介绍，3年来他们共出具评估报告1126件，其中98%的评估意见被法院采纳。
如今，这项“审前调查评估”已经列入乡镇司法所的职责范围。
在管理上的最大突破，是矫正对象移动监管平台的出现。这种最早由苏州市沧浪区司法局与移动通讯部门共同研发的社区矫正移动监管平台，不但具有区域监管功能，可以随时对矫正对象实行定位查询，并对擅自越界者发出越界告警，还具有信息交互功能和考核管理功能。矫正工作者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发送各种工作信息给矫正对象，矫正对象也可以用短信方式向平台查询自己的矫正成果；矫正工作者可以利用平台实现对矫正对象的个人信息管理、工作考核，也可以从平台获得警示，比如有对象即将矫正期满，平台就会自动提示，以保证矫正对象能在规定的时间准时解矫。
在苏州市沧浪区司法局，记者点开了他们的“社区矫正移动管理平台”，所有矫正对象当前所处位置和行动轨迹立即进入眼帘。同时，一个越界警告还不停闪动：今天有一人次越界，等待确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个人已经得到确认，是汽车司机，经批准开车送货离开苏州。
如果有人以人机分离的方式离开监管地怎么办？“很简单，如果发现此人一段时间在一个地方没有移动，负责监管的工作人员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发现是否人机分离。”分管副局长介绍说，“有了移动管理平台，现在矫正对象不请假就外出的事情基本上没有了。”
不告而别现象的减少，是因为谁都知道这样做的代价。在张家港记者就听了这样一件事：一矫正对象不告而别跑到贵州，系统在他离开张家港时即发出警告。当他拒不接受警告跑到贵州不久，即被追踪而来的矫正执法者抓获。结果，本来还有一年就要考察期满的他，不得不在监狱里服满他的刑期。
给假释犯减刑 社区矫正工作体系的完善
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计分考核奖惩体系，在江苏开展局部试点不到一年就出台了。根据这个体系，矫正对象所有的矫正活动都会被考核计分，而这些“分”将被当作实施奖惩，包括给予减刑和予以收监的依据
如果说移动监管平台的出现是实现对矫正对象日常管理的最大突破，那么对矫正对象实行奖惩，则是对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在法律意义上的重要完善。
在江苏省社区矫正制度体系的设计中，对矫正对象的奖惩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办法》中，奖惩是专门一章，而在他们头一批推出的9部法规性文件中，就有两部是关于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计分考核和奖惩的。
因为奖惩形成了促使矫正对象服从管理、接受矫治的激励机制，也是落实各项管理措施的重要手段。
还是在社区矫正局部试点阶段，他们就发现，虽然社区矫正订有集中学习制度、请销假制度、公益劳动制度、思想汇报制度，但少数矫正对象并不太当一回事。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要没有新的违法犯罪，就不可能重新收监或加重处罚；而如果没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可能被提前解除矫治。
因为在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前，相关法律对非监禁罪犯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一般缓刑犯收监难，减刑更难。
显然，没有奖惩的激励，单靠说教难有动力，必须为社区矫正创建一个全新的考核奖惩体系。
于是，一个独具中国特色的计分考核奖惩体系，在江苏开展局部试点不到一年就出台了。根据这个体系，矫正对象所有的矫正活动都会被考核计分，而这些“分”将被当作实施奖惩，包括给予减刑和予以收监的依据。
在这个体系中，他们设计了警告和记过两档处分，设计了表扬、积极分子、立功三档奖励。只要矫正对象认罪，并能严格遵守各项制度，就可以得到加分；加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获得3次表扬或积极分子奖励的，可以申报减刑。如果违反社区矫正的相应规定，则会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将会受到相应的处分，直至被撤销缓刑、收监执行，比如前文提到的张家港那个脱管对象。
南京是最早对社区矫正对象实行奖惩的地区之一，其力度也最大：迄今已有35名矫正对象被减刑，其中大多数是在社区矫正中“综合表现突出”；同时也有22名不守纪律、不服从管理的矫正对象受到治安处罚，甚至还有6名对象被收监。
实践使他们认识到，社区矫正既然是一种执法，就应该让矫正对象看到守法的好处和违法的代价。因此，他们根据法律的基本原则，突破现有法律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奖惩仅限于缓刑或暂予监外执行者，且局限于“重大立功表现”和“重新违法犯罪”的规定，在计分考核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制定了为社区矫正对象申报减刑和实施处罚的地方规范性文件。
这两个文件明确规定，凡表现好的社区矫正对象，可以加分、受表扬，直至减刑；而表现坏的，则可能受到警告、记过，直至受到治安处罚和收监处理。
比如后宰门社区有一个因挪用公款被判缓刑5年的矫正对象，先后4次得到表扬，两次被评为社区矫正积极分子。他也因此两次被减刑。而栖霞区有个矫正对象，长期不遵守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外出从不请假，公益劳动也不参加，也从不递交思想汇报，先后两次被警告和记过，一次被处以治安拘留，但仍不改正。
今年7月，法院根据社区矫正机关的考察和公安机关的建议，作出了撤销缓刑、收监执行的裁定。
“现在不遵守管理规定的几乎没有了。”南京市司法局社区矫正处长邱金宝如今是信心十足。
当然，无论减刑还是收监都是严肃的执法行为，都有一套严格的程序规定。
记者曾参加了宜兴市为一个矫正对象减刑举行的听证会。矫正办的同志告诉记者，这个矫正对象因为遵守纪律，服从管理，积极接受矫治，曾受立功奖励一次。社区矫正工作者根据他的表现，提出了减刑的建议。而对矫正对象实施减刑或收监，举行听证是必经程序。
记者注意到，参加会议的除了乡镇司法所同志、乡镇领导、社区群众，还有检察院和派出所的同志。原来，不但司法局要根据听证会上各方反映的意见提交是否建议减刑的报告，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也要根据听证，出具审查意见和检察报告，这样才能提交法院审理裁定。
“社工” 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队伍
充足的经费，加上被称为“社工”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才使得江苏社区矫正工作在目前平均每月净增500名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下还能够应付自如
有人说，江苏社区矫正工作发展顺利，舍得投入是重要原因。
江苏确实舍得投入。还在局部试点阶段，江苏就实行了财政保障社区矫正经费的体制。各级财政历年来花在社区矫正上的投入早已超过1个亿，今年省财政就拨付了3007万元专项经费。
更重要的是，他们建立了一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
三年半前，当社区矫正在江苏还是处于局部试点阶段时，记者就曾经作过报道。当时的社区矫正工作者“主要由司法行政部门和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组成”。而在新的《办法》中，社区矫正工作者变成了“经政府公开招聘，专门协助社区矫正执法人员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疏导、生活救助等日常事务性管理的专职人员”，而公安和司法行政部门人员成了社区矫正的执法者。
这一变化，折射了社区矫正的发展：如果没有一支稳定的、专门从事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的社区矫正工作者队伍，目前的保有量已经达3.5万人的矫正对象的管理和教育改造，谁能承担？
充足的经费，加上被成为“社工”的“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才使得江苏社区矫正工作在目前平均每月净增500名社区矫正对象的情况下还能够应付裕如。
最早将“社工”引进社区矫正的是敢于改革的张家港。
张家港是江苏最早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县市之一，在最早尝到社区矫正的甜头的同时，也最早感到社区矫正的压力。
司法局副局长张卫国告诉记者，过去社区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工作实际上就靠司法所的一两个人，矫正对象“台账不清、情况不明”是常事；甚至连对那些可能存在危害的矫正对象也难以实现有效监管。
是“政府花钱买服务”打开了他们的思路。舍得投入的张家港，按照15名社区矫正对象配备1名“社工”的比例，通过公开招聘，在全市先后录用了30名社区矫正工作者。这些享受事业编制待遇的“社工”隶属于市司法局，但工作在乡镇司法局副局长的张卫国颇为得意地告诉记者，这可是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全是本科或者法律专科以上文凭。
高素质的队伍，加上认真的培训和严格的管理，带来的是社区矫正工作由粗放转为精细。
在金港镇，记者随手打开了一名“社工”的电脑，属于他管理的10多名矫正对象的情况历历在目，包括直到前一天的活动记录。这位“社工”告诉记者，随时掌握矫正对象的情况，是对他们的要求，也是他们能够做到的。因为他们天天贴靠在矫正对象身边，很容易掌握他们的思想变化、家庭情况，既方便管理，也能及时帮助解决具体困难。他告诉记者，那位潜逃到贵州，后来被裁定投监的矫正对象，就是通过他们的工作，掌握其在贵州的秘密住址的。
而从对矫正对象管理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民警和司法干部，则有精力更好地做好所有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涉法工作。
社区矫正的成效与尴尬
一些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同志呼吁，尽快通过某种方式，在法律上将社区矫正明确为“非监禁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有了这个基本地位，社区矫正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探索前行
纵观这5年，社区矫正在江苏从鲜为人知，到被当作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区矫正取得的成效。原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就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成功的监管与教育并重的监外教育改造方式。因为“实行社区矫正使司法成本大大降低、改造后的重新犯罪率大大降低、对被改造者家庭的负面影响也大大降低”，有利于轻微犯罪者的改造和回归社会。
事实也正是这样：
根据监狱部门测算，不包括监狱基本建设投资和警察配备，目前江苏每关押一名罪犯的年平均改造成本超过1.4万元；而根据前4年社区矫正经费投入测算，每个矫正对象年矫正成本约2500元，不到监禁成本的18%；
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江苏累计社区矫正近7万人，其中已解矫31000多人，而重新犯罪的矫正对象只有82名，重新犯罪率只有0.12%。
而对家庭和社会的负面影响，用司法厅分管副厅长张新民的话说，更是监禁无法相比：实行社区矫正，服刑人员在家居住，可以回原单位工作或自谋职业，未完成学业的可以继续上学，不离开原有的生活环境，使其避免了因入狱而导致的家庭破裂、子女失学失教、老人无人赡养等社会问题„„
这当然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
但这个促进社会和谐的社区矫正在实施中，却也常常让它的工作者感到隐隐的尴尬。
因为他们常常强调的“社区矫正是非监禁的刑罚执行”，却没有任何法律的支撑！
在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刑罚执行机关是监狱，根本没有社区矫正什么事。虽然这种情况并不等于法律否定社区矫正，因为“两法”制定在先，社区矫正的试点在后，但法律地位的不明，使社区矫正试点在涉法环节的探索尤为艰难。比如，按照“两高、两部”《通知》，司法行政部门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但却没有任何执法手段；比如社区矫正既然是刑罚执行，非监禁和监禁应该一样有考核和奖惩，但要较真儿起来，难寻足够的法律依据„„
甚至因为法律没有明确社区矫正的地位和属性，一些地方出现将非罪犯纳入社区矫正的问题。
因此，一些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同志呼吁，尽快通过某种方式，在法律上将社区矫正明确为“非监禁罪犯的刑罚执行方式”。有了这个基本地位，社区矫正才能够理直气壮地探索前行。“监狱法施行不过10年，但监狱关押犯人有多少年？因为刑法、刑诉法早就明确了监狱的刑罚执行地位。”
其实，正如社区矫正在江苏的实践也代表着在全国的进步一样，江苏社区矫正工作遇到的尴尬，也是或将是全国社区矫正工作遇到的尴尬。希望这种尴尬不会太久。
2003年,上海和江苏成为全国首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省市,2006年,安徽成为全国第二批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省份。三省市成为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省份以来,认真贯彻落实全国社区矫正教育管理工作会议精神,着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信息化、实战化、专业化、社会化建设,社区矫正工作先后经历了有限试点、全面试点、深化试点和提升规范四个阶段,其主要做法和经验是:
1、党委政府高度支持,组织体系充分保障
一是积极推进组织机构建设。上海、江苏、安徽三省市均自上而下建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司法厅(局)。三省、市、县(区)司法厅(局)全部设立了各个层级的社区矫正管理机构。比如,上海设立市社区矫正管理局,级别为副局级,内设综合处、刑罚执行处、教育矫正处、安置帮教工作指导处。上海各区县司法局设立社区矫正处(科)。安徽按照“队建制”的模式,全省所有市县全部单独设立社区矫正机构,一半以上的市县社区矫正机构设置为社区矫正局或支队(大队),增强了社区矫正机构的执法和实战功能。
二是大力加强工作队伍建设。三省市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逐步建立了以执法人员为主体、专职社工为补充、矫正小组成员为支撑、广大志愿者积极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上海共有四支队伍参与社区矫正工作,包含民警、专职干部、社工、帮教志愿者、单位会员等。江苏市、县、乡三级矫正机构执法人员平均已达3.6人/市,3.4人/县和1.5人/所,专职社工与社区服刑人员平均配比已达1:14。三省市还大力推进政府购买社区矫正服务,将心理矫正、教育学习组织、社区服务组织、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培训和推介等项目,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比如上海现有“中途之家”21个,“中途之家”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做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安徽全省已有近20家社会组织承接了社区矫正教育和服务项目。江苏拓展社会参与渠道,明确社会参与途径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机制,形成了社区、社会组织、社工“三社联动”的工作格局。
三是工作经费充分保障。三省市认真落实财政部、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将社区矫正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社区矫正工作经费充足,充分保障了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安徽合肥为例,合肥市政府2012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将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管理综合治理考核内容,将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经费、业务费和装备费等纳入市财政预算。各县(市)区及相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关配套文件,建立经费保障机制,合肥市辖区的巢湖市、长丰县、蜀山区等按社区服刑人数每人每年2500至1500元不等列入财政预算。
2、制度完善,确保社区矫正运行机制顺畅
一是建立健全矫正工作规范流程。三省市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实施以来,先后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管理暂行办法、社区服刑人员考核奖惩办法、社区服刑人员教育矫正办法等配套制度。编印社区矫正工作指导手册、社区服刑人员教育学习大纲等。设计社区矫正基础台账及资料格式,对社区服刑人员档案盒和基础台账进行统一规范管理。
二是建立健全矫正衔接工作制度。三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加强社区矫正衔接工作若干规定》、《关于适用社区矫正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关于社区服刑人员收监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假释案件审理与社区矫正工作对接的意见》等规范性文件,优化社区矫正工作运行机制,严格过程监管。
三是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协调保障机制。三省市均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制定社区矫正工作重大政策性文件,作出决策部署,及时通报和座谈研讨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确保社区矫正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江苏自2003年试点以来,先后召开省级相关部门协调会议10余次,公、检、法、司等部门联合召开全省社区矫正工作会议6次。社区矫正工作成员单位之间建立了信息通报机制,信息共通互享,及时互通社区服刑人员交付、监管、处罚等信息。
3、严格执法,社区矫正工作管理规范
一是以平台建设促进执法统一化。三省市积极推进社区矫正中心建设,社区矫正中心一般按照“五个统一”标准建设,即:统一项目名称、统一场所建设、统一功能规划、统一面积要求、统一规章制度。运行和管理实行“六个规范”,即:规范组织评估、规范接收建档、规范集中宣告、规范教育培训、规范考核奖惩、规范检查指导。上海现有社区矫正中心22个,江苏98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社区矫正管理教育服务中心,安徽108个县(市、区)社区矫正中心全部建成使用。社区矫正中心充分发挥了整合社会资源、协调调度监管、落实教育帮扶的平台作用。
二是以信息技术促进执法标准化。上海已建成社区矫正信息管理平台和社区矫正办公自动化系统,并于2013年开始推广使用电子脚环定位,并建立了社区矫正师资库、资料库、个案库,开发、推广使用移动执法仪、微信等载体。江苏、安徽自主研发了全省统一的社区矫正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和社区矫正定位系统,将社区矫正各个流程工作全部纳入系统管理模块,建立了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等基础信息数据库,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全程信息化管理,形成社区矫正教育管理“信息网上录入、流程网上运转、执法网上监督、质量网上考核”的工作新模式。
三是以监督检查促进执法规范常态化。安徽省社区矫正相关成员单位每年开展联合的社区矫正执法专项检查活动,一手抓执法过程规范,一手抓执法突出问题整改,对检查发现的各类问题,查明原因、分清责任、整改到位,并出台了社区矫正执法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社区矫正执法质量考评办法等规章制度,促进执法规范常态化。
4、教育帮扶措施多样,社区矫正质量高
一是推进教育帮扶基地建设。三省市充分利用政府投资,依托企业,积极推进教育帮扶基地建设。上海建立社区服务基地区级19个,街镇218个,“中途之家”21个,过渡性就业基地312家。江苏建立社区服务基地2535个,教育矫正基地1304个,帮扶就业基地1430个。安徽建立就业基地422个,教育基地481个,社区服务基地1293个。这些教育帮扶基地为社区服务、警示教育、文化教育、技能培训和就业安置提供了良好的载体。同时,在县(市、区)社区矫正中心普遍建立了心理矫正工作室,建立了“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三个层次的心理矫正模式,使心理矫正逐步实现固定化、常态化,提升矫正方法的专业性。
二是健全社区矫正帮扶机制。三省市积极推动把社区矫正工作纳入社会管理服务工作体系,建立社区服刑人员的就业、最低生活保障、临时救助、社会保险等保障机制,社区服刑人员帮扶工作呈常态化。三省市还大力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政策,按照司法部等六部委《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制定具体贯彻执行的实施意见,推动各地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构建社会力量参与工作机制,逐步实现社区矫正教育帮扶服务社会化、专业化、机制化。上海现有21个“中途之家”,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做好社区矫正、安置帮教工作,维护社会稳定。上海还成立了“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上海洪智城市小区管理服务中心”是协会的经济实体,又是刑满解教人员的主要安置基地,专门负责刑满解教人员的安置工作,帮助曾经失足的“浪子”重新找到了人生坐标。安徽也积极探索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引进社会组织,开展社区矫正非执法类辅助性事务。
二、对我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启示
我省社区矫正工作于2005年开始试点,2009年全面铺开。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依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和《海南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要求,我省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省的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借鉴上海、江苏、安徽三省市的做法和经验,我省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予以加强和改进:
1、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工作体制机制建设
一是要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建设。上海、江苏、安徽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从省级到基层,组长一般由主要负责人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横向、纵向工作联系,贯彻落实各种政策,协调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我省从省到各市县虽然都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但领导小组从组长到成员组成都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工作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联席会议不能徒有其名,江苏在这方面高度重视社区矫正工作成员单位联席会议,自2003年试点以来,先后召开省级相关部门协调会议10余次。借鉴上海、江苏、安徽的做法,建议省政府及各级政府成立由主要分管的党政领导挂帅的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突出司法行政部门在联席会议中的牵头和组织作用,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由司法行政部门及法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需求,提出社区矫正机构设置、人员队伍建设、硬件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建议,提交联席会议研究和部署,并检查、督促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抓好落实。
二是要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建设。上海、江苏、安徽三省市全部设立了社区矫正局,社区矫正各项工作非常规范。我省从省级到基层大都没有单设的社区矫正机构,建议在省司法厅要单独设立社区矫正局,在市(县、区)司法局单独成立社区矫正局(处、科、股),专业指导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三是要加强制度建设,规范社区矫正工作运行机制。安徽围绕监督管理、教育学习、社区服务、帮困扶助、心理矫正等五大板块工作内容,先后建立健全了22项制度,形成了具有安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体系。我省在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上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及流程,认真执行审前评估制度,严格执行交付、接收程序,规范操作,建立健全社区矫正工作协调保障机制,确保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进行。
2、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硬件设施建设
我省目前还没有建立一所社区矫正中心,社区矫正工作基本由基层司法所完成。建议引进上海、江苏、安徽的做法,在全省范围内根据条件、区域建立多个社区矫正中心,统一名称、统一标牌、统一用色、统一设施、统一功能进行建设,建立监管矫正、教育矫正、心理矫正等功能区,并在每个功能区设若干功能室。建议逐步在居委会建立社区矫正工作站(室),充分发挥街道、社区两级管理网络作用,为社区矫正工作提供快速、全面、高效的信息。
3、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
一是要大力提升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专职化,依照《社区矫正法》,协调推动选派民警管理体制改革。制定专职干部资格准入标准,进一步提升专职干部的执法水平。二是要加强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建设,积极发挥社区内离退休干部、法律专家、心理专家、律师、学者等人员的作用,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对社区服刑人员开展“一对一”、“多对一”的矫正帮教工作,做到每一名社区服刑人员都有人帮教、有人监管。三是要大力发挥社工机构的作用。我省目前还没有社工机构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而上海、江苏、安徽三省市的社工机构已经充分参与到了社区矫正工作的诸多方面。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将大量非执法类辅助性事务打包或分项由政府出资请社工机构承担,社工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都具有社工资质或心理咨询、法律知识,对社区服刑人员可以开展有针对性的帮教服务工作。建议我省大力培育孵化社工机构,打造社工机构特色服务项目,强调优质服务内容,提倡创新运营模式,鼓励社工服务机构由“政府造血”到“自我造血”的运作模式转变。
4、进一步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帮教
一是要创新管理理念。社区服刑人员是比较容易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人群,也是需要给予特殊关爱的重点人群,不能单纯“管制”,要量身定做“帮扶”措施,帮助其走出阴影,在阳光下生活。二是创新管理手段,将刚性执法与柔性治理紧密结合,将思想教育与亲情感化有机结合,帮助社区服刑人员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自觉地矫正行为恶习,渐渐地修复社会关系。三是建议我省尽快建立一批社区矫正帮扶基地。上海、江苏、安徽各建立了1千多家帮扶教育基地、就业基地、社区服务基地,帮助社区服刑人员就业、就学、临时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实际困难。我省目前没有建立类似的帮扶基地,社区服刑人员帮教方式单一,帮教质量不高。建立帮扶基地,可以为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社区服务、监管教育、就业辅导提供载体,各项帮教措施更容易实施到位,使社区服刑人员尽早融入社会。
摘要：为借鉴兄弟省市工作经验,做好我省人大社区矫正调研工作,进一步促进我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贾东军同志带领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委政法委、省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工委和省司法厅的同志,于2016年4月中旬,赴上海、江苏、安徽三省市学习考察社区矫正工作,本人作为政法委代表参与了此次的调研。本文主要介绍了上海、江苏、安徽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做法和经验和对我省社区矫正工作的启示提出建议。
关键词：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构建
2014年初，阳朔县人民检察院针对该院监所检察科在社区矫正检察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不足，进行了分析研究，为切实加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全县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顺利开展，院领导经研究决定提出了“保障人力、措施到位、认真负责、成效显著”的目标和要求。一年多来，该院对社区矫正检察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勇于挑战，能够提出独到的见解及解决方案，社区矫正检察得以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做法如下：
一、院党组高度重视，加强监所检察科人力、物力配置
此前该院监所检察队伍人员不足，监所检察科人员仅有2人，经费欠缺突出，没有专门车辆。基于以上情况，院领导高度重视，决定加强监所检察科人力、物力配置，监所检察科配置检察人员3名，科长1名，检察人员2名，2名检察人员专职负责刑罚执行与监管活动检察工作，另1名检察人员专职负责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科长全面负责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科室配备专用车辆1辆。
二、认真开展社区矫正人员的摸底清查工作
1.查找差距，认真分析原因，促进工作有序开展
认真开展社区矫正人员的摸底清查工作，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这是做好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基础。2014年上半年，桂林市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市司法局组成的检查组到我县开展联合检查的时候，发现了该院掌握的社区矫正人数与司法局掌握的人数存在一定差距。该院院党组高度重视，要求监所检察科认真分析研究，并进行整改。
2.及时提出检察建议，使全县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正轨
2014年8月初，该院对全县范围内的监外执行罪犯进行了一次全面清查，派出专人与公安局、司法局负责人进行逐一核对，登记造册。经查实，阳朔县公安局因历史原因未移送给司法机关进行社区矫正的监外执行人员共16人。该院提出“县公安局应将以上16人全部移送县司法局纳入社区矫正，县司法局应全部予以接收”的检察建议，公安局、司法局、法院采纳了意见，县公安局与县司法局及时完善移交手续，将16名监外执行人员移交给县司法局纳入社区矫正，使全县社区矫正工作纳入正轨。
三、建立社区矫正人员情况、数据核查机制
摸底清查工作只是做好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第一步，社区矫正人数基本上每周都在变化，社区矫正检察工作必须跟上步伐，社区矫正人员情况、数据核查必须做到制度化、经常化。
1.完善文书收集管理制度
对收到的社区矫正人员法律文书、外地驻所检察室寄送的《监外执行罪犯出所告知表》、縣司法局移送的《社区矫正人员报到情况通知单》、《解除社区矫正通知书》等，及时进行登记，及时与法院、该院公诉部门、司法部门联系，监督法律文书及时、准确、无误的送达到位。改变原来习惯等待法院或公诉部门法律文书才登记台账的习惯，主动与法院、该院公诉部门联系，及时掌握辖区法院判决监外执行情况，监督人民法院将监外执行生效判决的法律文书按规定期限送达执行机关（司法部门）的衔接工作。
2.建立健全社区服刑人员档案
科学、规范、及时的做好《罪犯监外执行情况检察台账》工作，内勤在做好社区矫正人员信息登记的同时，专职人员还必须对每名社区矫正人员的个人信息情况进行核实，对相关法律文书是否符合要求进行审查，另外对罪犯监外执行的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并记录，及时建档，完善相关档案材料。
3.加强数据核查，确保数据准确无误
每月坚持与县司法局基层股进行联系，对社区矫正人员的情况进行核对，互通有无，掌握法律文书的送达情况，及时全面掌握社区矫正人员变动情况，及时登记并对相关法院、监管场所提出纠正意见，确保数据准确无误，每月定时将《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对象花名册》上报给桂林市检察院监所检察处，有效预防漏管情况的发生。
四、加大检察力度，细化检察内容和流程，建立联合检察机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帮扶，确保检察效果
1.转变检察模式，建立全面检察与日常检察相结合的检察机制
既往每年开展2次监外执行全面检察的做法，基本做不到底数清，情况明，远远无法满足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需要，该院按照上级院的工作部署，坚持每季度开展1次以上社区矫正专项检察活动，必要时及时开展检察，特别是重点时段（如重大节日前）、重大活动期间或者遇有特殊情况均开展1次专项检察，争取达到每月开展1次全面检察的目标。
2.建立联合检察机制，细化检察内容和流程
2014以来，该院与县司法局建立联合检察机制，便于对检察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问题，当即研究解决方案，对于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由县司法局基层股人员向全县各司法所通报。该院监所检察科干警与司法局基层股人员深入各乡镇司法所对社区矫正工作开展检察，每到一个司法所，首先了解从事社区矫正执行的人员编制情况，是否具备执法主体资格，是否熟知社区矫正相关法律法规，询问社区矫正情况，核对社区矫正人员情况，查阅社区矫正执行档案、矫正档案及具体的方法和措施，针对检察发现的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共检察社区矫正人员档案560多份。
3.抓准检察重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帮扶，确保检察效果
通过检察，发现社区矫正人员钟某存在无故不按时参加学习、社区服务等活动，对社区矫正有抵触情绪，有时不接听电话，也不回电话，经教育仍不改正，对其书面警告2次，钟某已自觉改正，严格遵守监督管理规定。针对类似情况，县司法局黄副局长向该院提出：由监所检察科派员给社区矫正人员进行座谈、上法制课及个别谈话，督促社区矫正人员遵守监督管理规定。2014年以来，监所检察科干警与司法局领导及基层股人员深入各乡镇司法所，县司法局领导、监所检察科干警先后给社区矫正人员上法制课，监所检察科干警讲解了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法律监督职能，《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着重阐明奖惩条件及程序，结合本县违反监督管理规定被撤销缓刑的具体案例，给社区矫正人员上法制课9次，做到“先礼后兵”，参加听课人数达95%以上，有效地预（下转第59页）（上接第57页）防了脱管，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五、加强协作配合及信息通报工作
该院注重加强与县司法局、公安局、法院的协作配合，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专项检察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司法局领导同志们的大力支持和配合，特别是在安排暂予监外执行罪犯重新体检过程中，县司法局黄副局长、潘股长等同志不辞辛劳，全程配合，使《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得以圆满完成。在日常工作中加强信息互通，有利于双方掌握社区矫正工作中的新规定、新动向，如该院在开展专项检察活动时，均向县司法局提供了专项检察活动的相关上级文件，在开展《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专项检察活动》过程中，向各司法所提供了《社区服刑人员虚管情况统计表》，通过共同学习，提升了自身的执法能力。对存在的苗头，做到早发现、早化解，使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六、认真负责，严把矫正衔接、监督管理关，有效预防脱管、漏管
2014年以来，县司法行政机关认真履行职责，对发现社区服刑人员脱离监管，司法所及时进行调查取证，同时向县局报告。县司法局依照规定及时通报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并提请公安机关协助组织追查。该院在检察中获悉以上情况，提出加强教育，对经教育仍不改正的，予以警告，及时完善取证工作，对符合撤销缓刑、假释的，建议原决定机关撤销缓刑、假释。至今，县司法局共建议人民法院撤销缓刑6人、撤销暂予监外执行1人，人民法院已撤销缓刑6人、撤销暂予监外执行1人，有力地维护了法律的尊严，预防漏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项钰.四个方面加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J].人民检察.2010（23）
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 不断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稳步开展
徐州市鼓楼区琵琶司法所(2006年 月 日)
社区矫正工作开展以来，琵琶司法所在市局领导的关心帮助下，在市局有关处室的大力支持下，作为鼓楼区社区矫正工作的试点单位，从2005年6月起我们始终本着‚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的指导思想，认真准备各项工作，仔细制定工作方案，确定工作目标，排定工作计划，落实工作措施，通过召开工作动员会，对矫正对象进行逐一排查摸底,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从而实现规范化管理。琵琶街道党工委一直把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严格按照‚队伍整齐、执法规范、管理严密、教育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明显‛的总要求，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提出‚建设平安鼓楼、法治鼓楼、和谐鼓楼‛的工作思路为根本目标，切实把社区矫正列入到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从政治、思想、组织上加强领导，抓紧抓好，全力保障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制度落实到位，硬件设施到位，管控措施落实到位，使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2006年3月份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林祥国同志亲临我们琵琶司法所视察社区矫正工作时，高度评价了我所的社区矫正工作‚抓得细、抓得实，效果明显‛；今年4月份省司法厅厅长王荣生同志、市政法委书记李开文等领导分别带领调研组来我司法所调研社区矫正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肯定。这些都是对我们工作的极大肯定和鼓舞，我们一定继续扎实稳步、努力创新地把社区矫正工作推向深入。现将我们琵琶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做法汇报如下：
一、我所社区矫正对象的状况
琵琶司法所从去年7月29日至今共接收17名社区矫正对象，是我区接收矫正对象最多的单位，几乎占全区矫正对象的一半，这17人中除没有属管制的罪犯外，其它四类情况的犯人都有，分别为剥权类10人、缓刑类4人、假释类2人、暂予监外执行类(属保外就医)1人，涉及到所有6个社区；矫正对象年龄在19岁的2人、30岁以上的8人、40岁以上的5人、70岁的1人、80岁以上的1人。矫正对象人数虽然不多，情况却很复杂，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年龄差别大，二是分布社区广，三是文化水平差异大，四是就业岗位不同，五是对社区矫正认识态度不一样，六是家庭生活状况差别明显。他们中有的是文盲，有的是小学或高中毕业；有的相对有一些固定收入，有的则没有；有的能积极配合社区矫正，参加各项政治学习和公益劳动，也有少部分人思想不够稳定，认识模糊，认为社区矫正管理比‚派出所管的还要严‛、参加矫正让他‚丢了人‛、‚经常集合会耽误工作时间‛等。
尽管矫正对象有这样那样的想法，给我们工作也带来许多难度，但我们始终本着他们是罪犯，同时也是一名普通公民的原则，不冷待他们、不歧视他们，我们因地制宜、因人而异，采取各种方法做好他们的转化工作，认真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时刻让他们对今后生活充满希望，时刻将他们纳入视线管控范围，做到了不脱管、不漏管。目前他们中己有5人通过教育改造解除了矫正，顺利回归社会，已纳入安臵帮教工作中。其余12名矫正对象，现在都能够自觉遵守各项矫正制度，思想稳定，人心思进，没有一个出现重新违法犯罪现象的苗头。
二、我所开展社区矫正以来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落实‚四个到位‛，打牢社区矫正工作的基础 一是组织机构到位。成立了以街道党工委书记为组长，街道分管领导、综治办主任、派出所所长、司法所所长为副组长，相关科室科长为成员的街道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司法所所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司法所按上级标准配齐配强了三名行政工作人员和一名事业编制的工作人员。二是责任落实到位。建立健全了社区矫正工作联席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教育培训制度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坚持每月召开一次联席会议，讲评、通报社区矫正工作情况。司法所负责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工作；派出所负责对矫正对象督促考察。三是保障措施到位。去年以来我们积极向街道党工委汇报社区矫正工作，不断加大与相关部门的协调力度，在街道办公用房和财政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我们共协调、筹集资金12万余元，建造、整修了办公用房，购臵办公设备，高标准地落实了区委区政府 ‚543‛ 的工作标准(五间办公用房、四名工作人员和每年三万元工作经费)。同时我们对社区矫正对象在教育、管理、监督和考察上制定了‚六化‛目标,即衔接登记程序化、法制教育经常化、思想汇报制度化、请假手续规范化、帮困解难人性化、公益劳动多样化。先后编辑了《社区矫 正工作汇编》和《社区矫正对象手册》，制定矫正对象百分考核表，保证了开展工作的可操作性。四是宣传发动到位。社区矫正工作作为一项新的工作，目前很多群众还知之不多，了解甚少，尤其是在我们这样的涉农地区。为了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参与，为了使广大社区居民了解、支持这项工作，我们于去年8月和今年4月，分别两次在六个社委会和红星家具市场开展了以‚关注社区矫正，共建和谐人家‛为主题的社区矫正宣传周活动，广泛宣传社区矫正基本知识。一年来共悬挂、张贴社区矫正宣传标语100多幅，制作条幅20余条，发放社区矫正宣传材料2万余份，使辖区居民充分了解了社区矫正的目的、意义以及所适用的犯人种类。
(二)强化学习教育，增强矫正对象对社区矫正的认识 我们在工作中明显感到，凡是在去年7月29日举行社区矫正对象集中宣告仪式之前从监狱出来的矫正对象中，时常存在不服管理的现象；而在此以后，从监狱出来就被要求到司法所报到、进行社区矫正的罪犯，都能主动地按要求到司法所进行登记，签定保证书，建立个人档案，接受管理和教育学习。对此情况，我们进行了认真地分析：这说明后者来报到前，是因为在法院、监狱、看守所对社区矫正相关规定已经学习了解过，有了正确认识，而前者是因为以前没有听说过社区矫正，根本就不了解才不服从管理的。八里社区矫正对象彭某就是这种情况，他是属剥权类犯人，从狱中出来已两年，当朱庄派出所民警通知他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时，立刻就表现一脸的茫然和很强的抵触情绪，还声称：他已不是犯人，只是没有政治权利罢了，你们管我到底要多久？后来等他冷静后，经我们司法所、派出所的同志耐心细致地工作，帮助他进一步学习，终于使他 明白了他仍是一名犯人，将他纳入社区矫正对象范围有着法律根据。为此根据彭某的思想反映，我们集中时间，专门组织了所有矫正对象认真学习《江苏省社区矫正有关规定》，使大家充分提高认识，自觉递交‚接受社区矫正保证书‛。
（三）查找原因，分类做工作，突破社区矫正工作屏障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比较难管的主要是剥权类的矫正对象，他们大多认为‚我已经出来了，又不犯法，我只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又不想当什么干部，我只想平平安‛的消极思想。对这类矫正对象我们采取了二种工作方式。一是深挖他们的思想灵魂，把他们父母的寄托、妻子儿女的期盼、同学好友的关注、各级领导的关心以及人要有一点精神、要有一些勇气、要有一些责任的思想都影射到他们身上，激起他们生活的勇气，使他们彻底丢掉‚无所谓、破罐子就这样‛的思想。琵琶社区剥权类矫正对象刘某一九九三年判刑后，妻子一气之下同他离婚了，并留话说，只要能改好，以后还和他复婚。当刘某今年5月出来到我们司法所报到时，思想低落，对矫正工作有较强抵触情绪，我们司法所全体人员都靠上去，积极、主动地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正确对待社区矫正，鼓励其树立生活的信心；同时还把他前妻至今还未改嫁、带着孩子艰苦这么多年一直在等他复婚的消息告诉他时，刘某感动得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我们发现他真的开始有所转变了，就继续加大对他的攻心力度，使他从思想和行动上真正接受了社区矫正。后来我们又根据他在狱中学到的实际技能，想方设法，四处为他联系工作，终于帮他在一家厂里找到进行外贸服装加工的工作。目前，他正在装修新房，准备复婚。工作有了，爱情有了，刘某的生活重新燃 起了希望之火。为此他非常感谢司法所，每当上下班从司法所门前经过时，都会主动地走进司法所与我们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说说心理话，并为所里做一些打扫卫生的事情，完全变成了一个心态健康、努力上进的人。二是积极调研，切实为矫正对象解决好‚四个问题‛，即心灵上解决思想症结、生活上解决实际困难、就业上解决信息闭塞、家庭上解决关系不融洽等四个问题。李沃社区剥权类矫正对象赵某去年接受矫正不久，便反复无常，表现出开会不来，电话不接，思想汇报不写，公益劳动不参加，不按矫正规定去落实，还说：‚在你们这里矫正有什么意义？能给我找工作吗？监狱还管我饭吃，发我衣服穿，你们矫正我，给我饭吃吗？给我衣服吗？我参加公益劳动，你们给我报酬吗？能给我办低保吗？‛他一连串的问话，我们开始也很生气，但仔细分析，我们终于发现了问题的根源，便多次找他谈心做工作，纠正了他的一些歪理，了解到他自出狱以来，一直没有固定工作，家中65岁的母亲，还患病卧床，家庭生活十分拮据，于是积极协调民政部门，按照有关规定，为他和老母亲办理了低保。同时在家访中我们还知道他本人在市内打零工，靠自己的人力三轮车拉货为生，由于违章停放，车子被城管人员没收，于是我们及时将他的实际情况向公安、城管部门反映后，自行车被退回，还减免了处罚费用，事后赵某非常感动地说：“还是司法所工作人员好，社区矫正工作好，社区矫正让我真切体会到司法机关和政府领导对我这样犯罪人员的关怀，我今后一定服从管理，一定好好矫正，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和政府”。
一年来我们还为多名社区矫正对象解决了现实存在的问题，先后协调工商税务部门为70岁的矫正对象周某在堤北农贸市场找到了 一个经营摊位，卖起了黄桥烧饼，每天纯收入达20到50元不等；还帮陈某、张某、王某、祁某四名矫正对象在红星美凯龙、亚东装饰城联系到给个体老板拉散货的工作；矫正对象潘某九十年代被多次判刑，由于名字使用不一致，回来后无法落户口、办房证。我们就真心地帮助关心他，多次跑铜山、进市区，积极协调法院和派出所，终于使问题得以解决，同时还为他在李沃社区一家企业联系了铝合金加工的工作。
总之，由于我们细致的工作，目前我街道剥权类的9名矫正对象，经济上有了收入，生活上有了保障，他们都能安心地在社会上服刑，认真地遵守各项规定，定期参加劳动，按时汇报思想，我们随时都知道他们在哪里，有什么需要，在想什么，在做什么。
（四）加强配合，严格管理，防止矫正对象失控、脱管 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我们十分注重抓各项工作的落实。社区矫正工作刚开始时，总会有极个别矫正对象不服管理的现象发生。从开始的几次集中教育、公益劳动等情况来看，每次都有二、三名矫正对象，以工作忙、家中有事为由而不来参加，每周的一次电话汇报，每月的一次书面汇报也有个别人落实不好。针对这些情况，为了切实防止他们失控、脱管，我们强化工作机制，严格落实工作措施，加大管控力度。
一是和公安派出所密切配合，坚持每月召开一次矫正对象情况通报会，我们及时将不服从管理的矫正对象通报给派出所，然后会同公安派出所把该矫正对象先叫到派出所进行思想教育和训诫，对其讲明不接受矫正的严重后果；然后要求他认真按规定汇报近期思想、接受再学习再教育再改造。
二是扎实工作，采取与矫正对象谈话、与家属座谈的方式，深入细致掌握矫正对象的综合情况。尤其是对那些人户分离，基本情况不明的矫正对象，就和公安部门认真研究、多方共同查找线索。如：万寨社区矫正对象孙某，减刑回来后，社区领导找不着他，我们也找不着他，只听有人说去城区开办复印店了。于是我们组织派出所、社委会联合派人跑遍了城区40多家复印店，终于找到了孙某。孙某见到我们就抵触地说：‚我都服完刑了，怎么我走到哪，你们就能跟到哪？我就犯了一次罪，你们还要管我一辈子？‛，经过我们工作人员耐心细致地讲解国家法律及社区矫正工作的有关规定，并通过做工作取得他爱人的支持，最终使其愉快地签定了《监护协议书》、《矫正保证书》。
三是耐心教育，严格管理。对缓刑类、假释类不服从管理，不愿接受矫正的犯人，我们本着先教育警告的原则，让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尽快回到接受社区矫正工作上来，对那些实在警告无效又有腻烦情绪的犯人，我们按照规定，积极与公安机关、法院联系。殷庄社区矫正对象杜某，在矫正过程中，就表现出不服从管理的现象，每个月不仅不按要求落实矫正规定，而且还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有一次来到司法所还大模大样、将双脚高高架起在办公桌上，认为我们管不了他，自以为是。而当我们拿着他违反矫正考核规定的扣分表，告诉他分数较低时，是愿意在社会上服刑还是被收监，让他选择其一时，他不得不低下了认罪服法的头。
四是严格请销假规定，把好矫正对象外出学习劳动的关口。一年来只要有请假离开徐州地区的矫正对象，我们都认真做好登记造册，严格审批各项手续。少年缓刑犯王某，今年已19岁了，是在校技校生。在金山桥开发区一家车床厂实习，由于他 技能好，厂里4月份派他去浙江温岭一分厂维修机械设备。他主动向司法所汇报后，我们及时将情况向当地朱庄派出所和区司法局作了反映，在获得同意后，我们严格按程序办事，使他感受到社区矫正是一项严肃性很强的工作，不许有半点马虎。一是让他按请假规定写出请假申请及请假事由、请假天数，二是我们和派出所共同到车床厂进行了解核实后，才由派出所盖章报区司法局审批。三是在他临走前，专门找他到司法所进行谈话，交待了注意事项，提出了管理要求，提醒他出去干活，不是放羊，思想上不能放松，使他牢记自己的罪犯身份，牢记了在外地也要遵守社区矫正的工作规定。
（五）充分利用基地资源，让矫正对象在劳动中真正感化 在举行社区矫正宣告仪式后，我们立即在八里社区康馨敬老院建立了矫正对象公益劳动基地。针对大部分矫正对象不愿意社会上太多的人知道他们的身份，我们就在每月的25日前后，组织矫正对象来敬老院参加劳动，春季到来就陪老人说话、整理室内卫生；夏季到来就帮助工作人员拔草清除垃圾；秋季到来就打扫枯枝树叶，擦洗玻璃，冬季到来就清扫积雪，帮助晾晒被褥，清洗衣物。时间长了，矫正对象都和老人们熟悉了，也愿意向老人们说出自己的过去，而老人们又都用宽容的心原谅了他们，从而使得矫正对象在心灵上深深地受到感化。卖烧饼的周某为了减少自己的负罪感，多次无偿地将烧饼送到敬老院，并告诉工作人员说这是他的心意，为老人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是他应该的。缓刑犯罗某则说，‚看到这些老人，我就想起自己爷爷奶奶对我的关爱，现在他们就象是我的爷爷奶奶，我以后再不能做无知的傻事了，我要同以前的‘兄弟哥们’彻底 决裂，做一个自强自立、积极向上的人，做一个有希望的人‛。听着这一句句发自肺腑的话语。看到了一个个矫正对象开始乐善好施、勇于回报社会的表现，我们全体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同志也感受到了希望和鼓舞。
薛城区是全省首批社区矫正工作试点区（县）之一。2004年以来，该区按照“依法规范、积极稳妥、教育感化、循序渐进”的工作思路，探索并全面推行“1234”工作模式（每个司法所设立一个矫正办公室，成立社区矫正专职人员、社会志愿者两支工作队伍，健全组织保障、矫正管理、齐抓共管三项工作机制，实行向判前、向解后、向监所、向家庭四项延伸），社区矫正工作扎实开展。截至目前，全区共接收矫正对象614人，解除矫正对象382人，无一人脱管失控和重新犯罪。
强化组织保障，社区矫正组织网络不断健全。成立了以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任组长、15个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的薛城区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为财政拨款副科级单位，隶属区司法局，核定编制5人，工作人员享受人民警察待遇，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各镇(街)、部门也相继成立了领导和组织办事机构，每个司法所设立一个社区矫正办公室，固定1～2名专职工作人员，村（居）则明确各村（居）司法行政协理员为社区矫正工作负责人，全区上下形成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区、镇(街)、村（居）三级组织网络，构建起无缝对接、运转协调的社区矫正工作体系。强化队伍建设，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不断壮大。工作试点之初，从枣庄监狱、市劳教所借调7名干警充实社区矫正专职人员队伍，并按照“职业化、专业化、社会化”的要求，组建社区矫正专职人员。各镇（街）确立由司法所所长、公安派出所分管所长、司法所专职人员组成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承担社区矫正对象监督管理、教育疏导、生活救助等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建立以村（居）司法行政协理员为骨干，以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的退休干部、教师和矫正对象的亲属为主体的志愿者队伍。发挥他们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本着“以人为本、科学施教”的原则，关心、爱护、帮助每一名矫正对象，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教育矫正对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期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建立健全制度，社区矫正机制建设扎实推进。健全制度保障机制。健全完善《薛城区公检法司社区矫正工作衔接制度》、《薛城区社区矫正工作流程制度》等30多项制度。区司法局与基层司法所分别签订社区矫正工作目标责任书并纳入司法所目标考核，对工作出色的表彰奖励。同时将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每年按社区矫正对象管理人数予以拨付。健全监管矫正机制。按照“依法导其行、以矫育其人、以帮促其变”的工作思路，实行工作程序法制化、矫正教育多元化、监管方式层级化、档案管理规范化“四化”管理。扎实做好教育矫正、公益劳动矫正（行为矫正）、心理矫正、制度矫正、感化矫正，并根据社区矫正对象犯罪类型、改造表现、社会环境、人身危险性等多方面差异实行分级管理，将其分为宽管、普管、严管三级，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个矫正个案，并适时调整矫正方案。健全齐抓共管机制。健全完善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定期召开由公、检、法、司分管领导参加的联席会；健全公安、司法和村（居）齐抓共管协调机制；贯彻落实社区矫正对象排查、核查、核对制度和社区矫正对象动态分析报告制度。同时还建立了监管、教育、帮扶“一体化”制度、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机制。
社区矫正执法者队伍是指司法所工作人员和公安派出所民警。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队伍是指面向社会统一招聘，经过培训后，专门协助司法所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管理、教育疏通、生活救助等日常事务性管理的人员。社区矫正志愿者队伍是指居住在社区或在社区工作，热心社区矫正工作的社区管理服务人员、退休干部、民警、法官、检察官、教师、法律专家、心理学专家、共青团员等人员。
社区矫正工作志愿者应当具备以下条件：拥护宪法，遵守法律，品行端正；热心社区矫正工作；有一定的法律政策水平、文化素质和专业知识。自愿参与和从事社区矫正的社会志愿者，可向居住地的乡镇司法所报名，符合规定条件的，由司法所报请县级司法行政机关颁发聘书
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彰显了行刑的社会化、执法的人性化和矫正的文明化，是对传统的监禁式行刑方式的重大变革，可以降低行刑成本，提高行刑效率和提升罪犯矫治的质量。
因此，我们应该从可持续性发展的高度将社区矫正纳入法治轨道。社区矫正的可持续性发展必须要有科学、完善的法律保障。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自2002年起已进行7年，但至今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要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社区矫正法律制度。建议加快社区矫正立法进程，明确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家刑罚执行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对社区矫正的实体和程序作出权威的法律规定。
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的资金保障体制。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在坚持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的财政保障体制的前提下，可以鼓励社区矫正服务中心通过宣传等多种方式，积极拓展渠道，多方筹集捐助，并规定相应的资金运行方式、资金的管理和监督以及有关的税费减免等内容，逐步确立“以政府划拨资金为主、社会捐助资金为辅”的社区矫正资金保障体制，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的合作体系。加拿大、美国的社区矫正已经成为比较成熟的合作体系，该合作体系由社区矫正机构、警察部门、社区、专业人士等共同参与。社区矫正机构特别重视与警方、社区和其他社会方方面面力量的合作。在我国，社区矫正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工作：管理和监督、教育和矫正以及帮助和服务，需要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社会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等多个社会主管部门和社会组织的通力合作。因此，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亟需强化相关部门间的有效合作，要进一步通过试点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正职能部门的合作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