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用证与保函的研究报告

关于信用证与保函的研究报告（共7篇）

关于信用证与保函的研究报告 篇1

一、信用证

（一）含义：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L／C），是指开证银行应申请人的要求并按其指示向第三方开立的载有一定金额的，在一定的期限内凭符合规定的单据付款的书面保证文件，即信用证是一种银行开立的有条件的承诺付款的书面文件。信用证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最常用的支付方式。如下图所示：

（二）信用证交易的优点

1.用于贸易进出口方式的主要结算之一，避免了提前付款风险

2.在买家信用的基础上，加入了银行的信用，出口收汇风险小

3.对于买卖双方都是一种非常便利的融资工具

（三）信用证类型

1.即期与远期信用证 2.保兑与不保兑信用证 3.可转让与不可转让信用证

4.其他（假远期、红条款、背对背）

（四）信用证注意事项

1.三个期限：有效期、最晚装船期和交单期 2.有效期指信用证在指定交单地点的时效 3.装船期指货物上船的日期 4.交单期：默认21天（日历日）

（五）信用证的模式

国内信用证采用代付形式出账融资，转化利差为中收，集资金结算、信用保证、贸易融资多种功能，替代高风险流动资金贷款，解决申请人流贷需求。

信用证已有模式解析：

模式一：6000万传动产融资方案

模式二：背对背出口信用证国内信用证

模式三：未来货权国内信用证

模式四：内外结合开发模式

（六）国内信用证面临的机遇及挑战

新模式一：买方代付-国内证偿付

方案说明： 信用证为假远期信用证，即延期付款信用证，但信用证指定偿付行，受益人通过开户银行或议付行委托收款，在单证相符或单据有不符点但申请人接受不符点时，我行作为开证行确认付款后授权偿付行即期向受益人或议付行进行偿付，偿付利息或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借鉴国际信用证偿付惯例。

方案要点：

1，假远期：远期信用证允许受益人即期索汇，融资成本由申请人承担。多用于境外融资成本较高时。

2，偿付：银行间的资金安排。开证时即对代理行进行偿付授权，议付行向偿付行索偿，并通知开证行，多用于保兑信用证项下。

业务核心：国内信用证项下：延期付款记账，即期偿付。业务提示：延期付款确认时保证金不得释放。新模式二：TST-中间商融资方案

方案描述：国内信用证中间商融资方案，借鉴国际贸易的运作方式，将其运用在国内贸易中。利用大企业的闲余资金，通过在贸易环节中嵌入资金提供者作为中间商，由中间商用自有资金即期付款后向买方远期收款，达到向客户融资的目的，解决我行无法提供融资的困难，同时通过国内信用证项下的付款确认，为中间商的资金提供内在的还款保障。

业务核心：中间商替代了代付行、背景介绍

A公司天津XX能源公司，融资需求旺盛,无法出账。B公司国有大型企业下属贸易公司，资金充裕，融资渠道通畅，但缺乏业务。（财务公司拆借资金成本为基础利率7折）

C公司中海油下属三产企业，为A公司供应柴油。A公司与B公司签署货物买卖合同，向我行申请开立延期付款国内信用证给B，付款期限半年.B与C签订货物买卖合同，即期现金支付。（发货后15天内现金支付）

B公司开立发票给A,C发货给A,运输单据通过B交单，我行延期付款确认后，B支付资金给C.营销要点：可扩大中间商的交易规模，即多创造了1倍的GDP贸易合同、发票嵌入交易，合法性显而易见.业务操作无任何瑕疵，获取高于同期存款利率的低风险业务收益。

操作简单：开证、到单、付款确认即可完成交易。目标客户：资金充裕、营业收入考核压力、对风险控制较高的大型国有企业。

新模式三：TSF-国内证应收账款方案

卖方作为国内信用证的受益人(资金需求方）在开证行确认付款之后将应收账款权益转让给受让人（资金提供方）。双方签署应收账款转让协议之后，向我行（议付行或委托收款行）发出指示，我行确认在收到开证行付款后将款项划转给受让人（资金提供方）。

业务核心：受让人替代了包买行。

新模式四：TSF延伸-国内证应收账款转让业务项下开证行确认付款的应收账款质押低风险授信业务

1．国内信用证收益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与公司部合作，100亿产品额度已经获得总行授信评审部批准。（对公对私均可购买）

2．国内信用证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交易：与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合作，我部已经成为该所会员，首笔交易已经于2012年2月27在北金所挂牌，信用证金额：2045.8万元，转让标的金额：2147.6667万元，期限90天。（对公机构购买）

3．基金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正在进一步沟通推进中。

（七）信用证资产证券化方案初探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企业越来越多地将国内信用证作为一种远期支付和短期融资的工具使用。尤其最近两年, 国内信用证的开证量日益增大, 极大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由此, 以信用证作为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也在不断探索之中。通过信用证的资产证券化, 可以有效开拓企业直接融资的新渠道, 有助于缓解大量持有信用证资产的企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同时, 信用证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规范化和透明化的操作, 有效防范银行信用证业务中的风险。

交易结构与步骤1.交易结构

2.交易步骤

(1)买卖双方签署基础贸易合同, 开证行接受申请人的申请, 向受益人开立信用证;卖方发货后向开证行交单, 开证行审核单据后受益人取得开证行无条件的到期付款承诺;(2)计划管理人设立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3)受益人将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出售给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计划管理人将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前述应收账款债权;交单行接受信用证受益人指示向开证行发出债权转让通知, 将信用证项下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并告知开证行新的资金划付路径, 开证银行向资产支持专项计划的服务机构回复确认电文;(4)信用证到期后, 开证行直接将款项划付至专项计划账户;(5)计划管理人向投资者分配收益。3.基础资产的选择

（1）信用证系属一项以附条件的付款承诺为内容的合同安排, 该等合同安排的具体内涵是在依照约定的金额和方式, 以获得与信用证记载相符的单据作为条件, 向卖方(受益人)承诺进行付款。从合同安排的定性出发, 一定程度亦能明确信用证本身即能作为一种合同债权, 而不假借其基础关系, 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证券化。

（2）信用证的各相关主体 在进行法律关系定性后, 就信用证的各相关主体进行梳理,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信用证法律关系, 并理清各相关方的权利义务, 以在进行证券化操作后, 仍能保持前述权利义务关系的清晰与勾稽关系的完善。

（3）信用证与基础交易如上所述, 信用证的开立系基于买卖双方在基础贸易或服务贸易中形成的付款义务和收款权利。据此, 探究信用证与基础关系之间的关联以及基础交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信用证项下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 是进行证券化基础资产界定的重要考量。我们拟从如下问题入手, 试论述之: a.具有真实合法的基础交易背景是信用证开立的前提

b.单证相符是信用证付款的先决条件

c.引致信用证止付的情形

（八）案例

1.阿里一达通信用证服务

（1）信用证融资产品：

a.信用证打包贷款

提供针对信用证订单的备货融资，按照信用证金额70%单笔最高60万（一达通VIP单笔最高100万），累计放款额度300万来释放备货资金，融资利息低至0.04%/天（一达通VIP8.8折），收到信用证正本审核无误后即可放款，帮您解决备货资金难题。

特点：可融资周期长、无抵押，无担保、收到正本即可融资 b.信用证融资买断

交单出货后可进行融资，买断所有收汇风险，即由阿里巴巴承担收汇风险。最高支付100%信用证款项，快速回笼资金，放款速度快，最快1个工作日放款。最高可达1000万，涵盖即期和远期信用证。特点：100% 买断信用证收汇风险 c.信用证融资不买断

交单出货后，可申请最高100%融资，解决您的资金周转问题，分担企业资金压力。放款速度快，最快1个工作日放款。最高可达1000万,融资利率低至0.03%/天(VIP8.8折)特点：融资费率低（2）步骤：

STEP1 业务受理

信用证草稿样本 STEP2 草稿阶段 STEP3 正本阶段

在此阶段，对于审核合格的信用证正本，可以向贵司发放信用证打包贷款，贵司只需要在此阶段向为您提供服务的信用证专家口头提起需求即可，团队会为指导办理后续的正式手续，解决贵司在生产、备货过程中的资金压力，打包贷款最高300万，按日计息（至少收取15天），费率在0.04%每天，一达通VIP客户还有8.8折优惠，手续便捷支用方便。STEP4 交单阶段

信用证收汇买断或融资服务在我们审核单据符合条件时会向您确认是否需要，如果您需要我们指导您办理相关手续，最快1个工作日内即可放款。信用证收汇买断或融资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买断费用最低低至0.036%每天；如单据存在不符点，也可提供融资服务，费用低至0.03%每天。STEP5 收汇阶段

二、保函

（一）概念：

保函(Letter of Guarantee, L/G)又称保证书，是指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或个人应申请人的请求，向第三方开立的一种书面信用担保凭证。保证在申请人未能按双方协议履行起责任或义务时，由担保人代其履行一定金额、一定期限范围内的某种支付责任或经济赔偿责任。保函即为保证书，为了方便，一般公司及银行都印有一定格式的保证书。其作用包括凭保函交付货物、凭保函签发清洁提单、凭保函倒签预借提单等。

（二）产生原因

当承运人到达目的港时，买方还没有收到卖家邮寄来的提单，而无法凭借提单向承运人提货，因此出具保函以证明收货人的身份

（三）保函性质

1、是独立于委托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反担保或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合同或投标条件之外的。

2、是依据其规定的条件生效的，由担保人以保函中规定的任何单据为基础做出决定的。

3、是不可撤销的。

（四）模式

1．内保外贷与外保内贷

内保外贷是指境内银行为境内企业在境外注册的附属企业或参股投资企业提供担保，由境外银行给境外投资企业发放相应贷款，并通过租赁公司发放给境内企业（承租人）。内保外贷的担保形式为：在额度内，由境内的银行开出融资性保函为境内企业（承租人）的境外公司提供融资担保，无须逐笔审批，和以往的融资型担保相比，大大缩短了业务流程。

内保外贷的反向操作即为外保内贷。

外保内贷是境外公司向境外机构申请开具融资性的担保函，出现这个业务的前提是人民币没有实现可自由兑换。

外保内贷目前仅限于外商投资企业，中资企业获得所在地外汇局批准后可在额度内进行外保内贷。如果需要履约，外商投资企业需要满足投注差的要求。

内保外贷式的融资租赁业务交易结构如下：

在从事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类的融资租赁业务时，需注意以下几点：（1）选择的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最好是同一银行的不同分支机构；

内保外贷、外保内贷等核心均在“保”，先开出融资性保函，再融资；

（2）合同建议签中英文（双语）合同，不要只签英文合同；

（3）融资租赁公司在还款时不要忘记计提“预提税”。（4）在近期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加大且境内人民币贷款利率不断下调的背景下，适合反向操作，进行外保内贷来套利。

2.内保内贷（内保自贸贷）

内保内贷，也称内保自贸贷，是指境内银行自贸区外分行为自贸区外的境内企业（承租人）提供担保，由境内银行的自贸区分行通过自贸区内的租赁公司给自贸区外的境内企业（承租人）发放相应贷款。

担保形式为：在额度内，由境内银行自贸区外分行开出融资性保函为自贸区外的境内企业（承租人）提供融资担保，无须逐笔审批，和以往的融资型担保相比，大大缩短了业务流程。内保内贷融资租赁业务交易结构如下：

3．内保直贷

内保直贷是指境内银行为境内企业提供担保，由境外银行直接通过自贸区内租赁公司给境内企业（承租人）发放贷款。

担保形式为：在额度内，由境内的银行开出融资性保函为境内企业（承租人）提供融资担保，无须逐笔审批，和以往的融资型担保相比，大大缩短了业务流程。

内保直贷融资租赁业务交易结构如下：

内保直贷业务流程与内保外贷的区别在于，内保直贷是境外银行将贷款直接通过自贸区内的租赁公司发放给境内企业（承租人）；而内保外贷是境外银行给境内企业（承租人）在境外注册的附属企业或参股投资企业发放贷款，进而再通过租赁公司发放给境内企业（承租人）。

关于信用证与保函的研究报告 篇2

备用信用证与银行保函都是银行为申请人的违约向受益人承担赔付的责任, 都是一种银行信用, 都充当着一种担保功能, 而且作为惟一付款依据的单据, 都是受益人出具的违约声明和/或有关证明文件, 银行在处理备用信用证和银行保函业务交易时都是一种单据交易, 都只审查单据表面是否相符, 而不对单据的真伪以及受益人与申请人之间的基础交易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审查。所以从法律观点看, 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在实务上, 正如国际商会所指出的那样, 由于备用信用证已经发展到适用于各种用途的融资工具, 包含了比银行保函更广的使用范围, 而且备用信用证在运作程序方面比银行保函更像商业信用证, 有许多备用信用证中的程序在银行保函中是不具备的, 如保兑程序、以开证人自己的名义开出备用信用证、向开证人之外的其他人提示单据等等, 所以二者还是有较大的不同。

一、银行保函与备用信用证的相同之处

(一) 定义和法律当事人基本相同

保函和备用信用证, 虽然在定义的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 但总的说来, 它们都是由银行或其他实力雄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应某项交易合同项下的当事人 (申请人) 的请求或指示, 向交易的另一方 (受益人) 出立的书面文件, 承诺对提交的在表面上符合其条款规定的书面索赔声明或其它单据予以付款。

保函与备用信用证的法律当事人基本相同, 一般包括申请人、担保人 (或开证行) 、受益人。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是, 申请人与担保人 (或开证行) 之间是契约关系, 两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以保函申请书为准;开证行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则是以保函或备用信用证条款为准。

(二) 应用上的相同之处

保函和备用信用证都是国际结算和担保的重要形式, 在国际经贸往来中可发挥相同的作用, 达到相同的目的。

在国际经贸交往中, 交易当事人往往要求提供各种担保以确保债项的履行, 如招标交易中的投标担保、履约担保, 设备贸易的预付款还款担保、质量或维修担保, 国际技术贸易中的付款担保等, 这些担保都可通过保函或备用信用证的形式实现。从备用信用证的产生看, 它正是作为保函的替代方式而产生的, 因此, 它所达到的目的自然与保函有一致之处, 实践的发展也正是如此。

(三) 性质上的相同之处

国际经贸实践中的保函大多是见索即付保函, 它吸收了信用证的特点, 使见索即付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在性质上日趋相同。表现在:第一, 担保银行或开证行的担保或付款责任都是第一性的, 虽然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从用途上是发挥担保的作用, 即当申请人不履行债项时, 受益人可凭保函或备用信用证取得补偿;第二, 它们虽然是依据申请人与受益人订立的基础合同开立的, 但一旦开立, 则独立于基础合同;第三, 它们是纯粹的单据交易, 担保人或开证行对受益人的索赔要求是基于保函或备用信用证中的条款和规定的单据, 即只凭单付款。

二、银行保函与备用信用证的不同之处

(一) 两者适用的法律规范和国际惯例不同

目前, 可适用于备用信用证的国际规则主要有三个:其一是《国际备用信用证惯例》 (ISP98) ;其二是《跟单商业信用证统一惯例》 (UCP500) ;其三是《联合国独立保证和备用信用证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dependent Guarantees and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

银行独立保函可适用的国际规则主要有:国际商会制订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订的《联合国独立保证和备用信用证公约》。但前者尚未被世界各国广泛承认和采纳, 而后者也只能对参加公约的国家生效。

(二) 两者承担的责任不同

备用信用证承担第一性的付款责任, 在有效期内当开证申请人未履行约定的义务, 受益人有权开具汇票 (也可不开具汇票) 随附关于开证申请人不履约的书面声明或证件向开证行或议付行要求付款。而银行保函则具备第一性或第二性付款责任, 在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见索即付保函) 条件下, 开证行承担的是第一性的付款责任, 受益人有权凭自己或第三者签发的证明 (或说明) 委托人未履行约定义务的声明书或证明书或仅凭汇票向开证行索偿;在一般担保条件下, 开证行承担的是第二性付款责任, 开证行有权就委托人履约情况展开调查, 在证实委托人确未履约后才予以偿付。

(三) 两者的独立性不完全相同

备用信用证与设立信用证的贸易合同之间没有关系, 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开证行有权根据信用证的规定办理, 其付款依据是按信用证规定开具的声明书或证件。而贸易合同与银行保函之间是主合同与从合同的关系, 当贸易合同确认无效, 则保函也自然丧失法律约束力 (有特别约定的除外) ;特别是当该银行保函为一般意义上的保证函时, 开证行 (或委托代理行) 还要对委托人的履约情况进行调查, 不可避免地牵涉到贸易合同, 甚至会涉足由贸易合同引起的讼争。

(四) 兑付方式不同

备用信用证可以在即期付款、延期付款、承兑、议付等四种方式中规定一种作为兑付方式, 而银行保函的兑付方式只能是付款。相应地, 备用信用证可指定议付行、付款行等, 受益人可在当地交单议付或取得付款;银行保函中则只有担保行, 受益人必须向担保行交单。

(五) 开立方式和生效的条件不同

备用信用证的开立, 开证行通过受益人当地的代理行 (即通知行) 转告受益人, 通知行需审核信用证表面真实性, 如不能确定其真实性, 则有责任不延误地告之开证行或受益人。

银行保函的开立可以采取直接保证和间接保证两种方式。如果采取直接保证方式, 担保行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与备用信用证开证行和受益人的关系相同, 如果采取间接保证的方式开立银行独立保函, 委托人 (即申请人) 所委托的担保行作为指示方开出的是反担保函, 而作为反担保函受益人的银行 (受益人的当地银行) 再向受益人开出保函并向其承担义务, 开立反担保函的指示方并不直接对受益人承担义务。

按照英美法的传统理论, 提供银行保函必须要有对价才能生效, 但开立备用信用证则不需要有对价即可生效。

(六) 融资作用不同

备用信用证适用于各种用途的融资:不仅是申请人以其为担保取得信贷, 受益人在备用信用证名下的汇票可以议付, 以备用信用证作为抵押取得打包贷款 (Packing Loan) ;另外, 银行还可以在没有申请人的情况下自行开立备用信用证, 供受益人在需要时取得所需款项。而银行保函除了借款保函的目的是以银行信用帮助申请人取得借款外, 不具有融资功能, 而且不能在没有申请人 (委托人或指示方) 的情况下由银行自行开立。

(七) 付款依据不同

银行保函与履约相联系, 其付款依据是有关合同或某项承诺是否被履行, 因此, 保函赔付的审查较为复杂, 往往易使担保人被牵扯到申请人与受益人的基础交易纠纷中去。而备用信用证与单据相联系, 只要受益人能够提供符合信用证规定的文件或单据, 开证行即验单付款, 而不去理会基础交易是否履行。

参考文献

[1]许先丛, 陈正川.金融担保法律实务[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

[2]高圣平.担保法新问题与判例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研究 篇3

关键词：两种诚信说； 比较研究；经济法适用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概念

关于诚实信用原则的含义，我国学者在对域外观点进行吸收借鉴的基础上，形成了关于诚信原则的六种概念：

第一，“语义说”。该说认为诚信原则是对民事活动的参加者不进行任何欺诈、恪守信用的要求。①

第二，“一般条款说”。该说认为认为诚信原则是外延不十分确定，但具有强制性效力的一般条款。②

第三，“双重功能说”。该说主张诚信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兼有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法院因而享有较大的裁量权，能够据以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③

第四，“立法者意志说”。该说主张诚信原则就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④

第五，认为合同法诚信原则，是关于合同行为的善意真诚、守信不欺、公平合理的心理状态、价值准则、行为规范和行为事实。该说法将诚信原则从多角度，多层面加以确定。⑤

第六，“两种诚信说”。它是在“立法者意志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该说认为，诚信原则是适用于全部民事关系的民法基本原则，它又分化为客观诚信和主观诚信两个分支，前者要求人们正当地行为；后者要求人们具有尊重他人权利的意识。⑥当事人以诚实、善意的心理和行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法官根据公平正义进行创造性的司法活动，就可以实现当事人双方的利益以及当事人双方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这一立法者意志。

由此可见，诚信原则的内涵是多么的丰富和复杂。以上概念均从某个或某几个角度对诚信原则加以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是从学界对诚信原则不断深入的认识中，我们也可以发现：“语义说”只看到了从字面反映出来的意思，强调了诚信原则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指导意义，忽视了诚信原则的司法、社会意义；“一般条款说”仅指出诚信原则的外部形式特征，即其强制性，但是却没有给出更多关于其内在含义的细节；“双重功能说”，较之前的学说有所发展，强调了诚信原则的功能构建，指出其结合道德与法律的特征，但是却没有突出诚信原则的性质；“立法者意志说”既突出了诚信原则的性质，而且进一步发展，从立法目的、规范内容、司法意义三方面对其内涵进行了较全面的探索；第五种学说试图从多个方面对诚信原则进行尽可能全方面的探索，但是正由于其过于扩展，使得该概念最后过于抽象，不易把握；“两种诚信说”是关于诚信原则内涵最新的研究成果，其通过对拉丁语族国家法学研究成果的吸收，于2001年由徐国栋先生提出。它试图使诚信原则名副其实地成为民法的基本原则，试图以“社会契约论”中的保护契约（其内容为社会全体成员互相保证彼此保护得到承认的财产，为此需要组建一支公共的保卫力量，两种诚信都是对这一契约的信守。）⑦为基础，将债权法上的客观诚信与物权法上的主观诚信统一起来，最终实现两种利益平衡的立法者意志。该说法较前五种学说而言，突破了被局限在客观诚信（债权法）的框

框，使之当然成为统帅全部民事关系的基本原则。

二、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研究

（一）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其它基本原则的比较

1、与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关系

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据此，禁止权利滥用成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关系，有不同的观点，讨论较多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最高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效果；另一种说法认为，诚实信用原则是从主观上要求建立的权利的内在界限，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是划出的客观界限。⑧

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民法就权利的行使，自主观的及客观的两方面作规定，二者的范围有时偶然一致，但其基准不同。⑨

从外国已有的判例来看，两者有重合的现象，要明确清晰的区分具有较大难度，但是权利滥用有着不同于一般的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特点。德国判例上认

为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适用于全部私法领域，尤其是商法及工商财产权的保障方面，而我国的诚实信用原则多在合同纠纷中适用。当然，认定是否权利滥用，主要是从行为人的利益和他人或者社会收到的损害程度的比较，具体案件要具体分析。

2、与公平原则的关系

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是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两者的共同点是，均可从客观上判断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是否失衡，以认定是否违反公平原则或者诚实信用原则。两者的不同之处则有，一方面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从道德观念上要求当事人应当怎样做，不应当怎样做，在人身关系方面贯彻诚实信用原则，更注重道德标准。公平原则主要是从客观上判断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是否失衡。另一方面，对于认定时候权利滥用，有时候也需要用公平原则考量。⑩公平原则比诚实信用原则的层次更高，内涵更丰富。

3、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关系

史尚宽先生认为：“虽然诚实信用与善良风俗均属于一种道德准则，但二者存在和发生作用的领域不同。诚实信用系市场交易中的道德准则，而善良风俗系家族关系中的道德准则，亦即性道德和家庭道德。因此，只要把握诚实信用原则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道德准则，便不至于与公序良俗原则发生混淆。”(11)

即该观点主张诚实信用与善良风俗有不同的适用范围，诚实信用适用于“市场交易”，善良风俗适用于“家庭关系”。但是，此观点实际上只是论及了诚实信用与善良风俗的关系，而非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关系，因为“公共秩序”并不限于家庭与性道德领域。

徐国栋先生发展了该观点，认为诚实信用与公序良俗的区别在于两者的适用层次不同。公序良俗原则是社会对主体的最低要求，而诚实信用原则则是较高的要求，故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的行为必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而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未必违反公序良俗原则。(12)然而，笔者认为，对于这两个重要的民法基本原则的区分，从实践角度出发加以区分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实践操作中，从行为反社会性的强弱不同，以及根据法律条文的文义解释，可知两原则的根本区别在于法律效果的不同：行为人的行为违反公序良俗原则导致法律行为无效，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法律行为仍然有效，但须限制当事人行使权利的方式。

（二）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比较

1、调整对象不同

尽管人们对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民法与商法的调整范围仍存在争议，但民法调整范围包括家庭生活关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而商法则以市场交易关系作为其调整范围。由于二法调整范围的不同，导致了商法诚信原则和民法诚信原则调整对象的不同。商法诚实信用原则调整市场交易范围内的行为, 民法诚实信用原则调整与家庭有关的民事法律行为。例如，票据的签发、转让中的诚实信用属于商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表现，夫妻之间相互忠诚则是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表现。

2、商法中之诚信原则以资本经营为基础，民法中之诚信原则不具有这一基础

商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是以资本经营为基础的，资本营运和资本结构优化中无不贯彻着诚实信用原则，商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建立在资本营运和资本结构优化之上。而民法则不具有资本经营的基础。在民法中，不存在资本经营的理念，也没有关于资本结构优化增值和资本营运增值的观念。物权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民法中之诚信原则不具有资本经营性质，其根源在于民法不调整资本经营的法律关系。

3、商法中之诚信原则具有开放性，民法中之诚信原则具有相对稳固性

商法具有开放性、发展性，其原因在于社会情况变迁，商业因之而发生变化，商事法必须随着社会已发生或存在之事实，亦步亦趋，始能适合实际需要。(13)为了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商业的各种制度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有这些制度都有赖于诚实信用原则，没有诚实信用，就不会产生这些制度。譬如，没有信用制度，票据制度将不复存在。而诚实信用原则在商业需要这些制度时，也以自己开放的胸怀接纳了这些接踵而来的制度，为这些新生事物提供了赖以存在的温床，也为自己注人了新的血液，于此可见商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的开放性。

与此相比，民法中之诚实信用原则的稳固性显而易见。民法具有固定性与继续性，往往因袭援用，修改不易。(14)民法的固定性和继续性，表现在诚实信用原则上导致了该原则的相对封闭性，民法中之诚信原则形成千余年来，无论是在物权领域、人身权领域，还是在继承法、婚姻法领域，均没有太大的发展，并且适用的领域也鲜有增加，其稳固性于此可见。

4、商法中诚信原则表现在主体和行为两个方面，民法中诚信原则主要表现在行为方面

商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最初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一样，仅适用于法律行为领域，但是，如前所述，商法的发展速度令人瞳目，这不仅表现在商行为方面，而且表现在商主体方面。首先适用的主体是被称为康美达的经营组织，其后是海上合伙，再后是陆上合伙，最后，在目前结构最复杂的商主体一公司中，诚实信用原则也随处可见了。而且，诚信原则在商主体中的适用本身也经历着一个复杂化、扩大化的过程。

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却不然，其适用长期固守在法律行为方面，即使后来有民事组织出现，诚实信用原则在其中的适用也是少量而简单的，在整个民法领域中所占的数量微乎其微。不可与诚实信用原则在公司和合伙中适用的数量与复杂程度相比拟，所以说，民法中之诚信原则主要表现在行为方面。

5、商法中之诚信原则与技术性关系密切，民法中之诚信原则与技术性较少联系

商法意义上的技术性，是与一般私法意义上的伦理性相对而言的，商法偏重技术性，盖因经济发展日趋复杂，以简单之方法不足以达到交易便捷、确实、公平和安全的目的，需倚仗复杂的技术方能解决，同时，诚实信用原则又是交易存在之命脉所在，无诚实信用原则则交易不能进行，商法调整市场交易关系，必须将两者紧密结合，否则商法将不成其为商法。诚信原则与技术性的结合，尤以票据法和保险法最为突出。而票据法、保险法以外的其它领域，譬如公司、证券、信用证、海商等领域，技术性和诚实信用原则的结合也非常显著。

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因此与技术性较少关联，诵读每一条民法中的诚实信用规范，无需借助数学、统计学，只依一般常识即可理解。

（三）诚实信用原则的经济法适用

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在全私法领域其被称为“帝王条款”，然，诚实信用原则是否适用于公法领域在学界尚存争议。以下论述表明，诚实信用原则适用于公法领域，尤其在经济法领域。

在联邦德国，民法典规定的诚信原则被适用于公法领域，并结合法的稳定性原则逐渐演化发展出行政法上的行政信赖保护原则。在美国，行政机关在改变长期适用的政策时，如果这种改变对于真诚信赖政策的人发生影响，必须制定法规，不能采用裁决的形式。行政机关通过裁决建立规则时，不能违反原先得到行政机关同意而广为流行的习惯。我国台湾地区也多次在行政诉讼中判决行政机关不得“出尔反尔”或“强人所难”。(15)而我国著名学者梁慧星先生认为，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准则。即诚信原则的作用范围应及于市场经济活动之整体。而市场经济活动理应包括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活动，于微观经济活动中，诚信原则主要作用于社会个体之间的经济活动，以期促进商品正常流通，维护经济安全发展；于宏观经济活动中，诚信原则作用于国家与个体之间的经济管理活动，以确保国家经济协调行为的正当合理性，并以此来影响微观经济活动。随着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我国政府职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社会服务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代替阶级统治职能成为了政府

的主要职能。在这一重要的转变中，带来了行政机关行为方式相应的巨大变化，从而必须关注到在政府协调经济运行的过程中，经济管理机关能否杜绝权力滥用，保证权力正确行使，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平衡，在此基础上，将私法领域的行为方式—诚信行为引入公法尤其是经济法领域，是十分必要并且可行的。这也体现了我国对西方优秀制度与行为的合理引荐，是法治发展的趋势。

其次，徐国栋先生认为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协调个体利益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利益关系来达到利益之均衡，而这正是经济法所欲达到的目标之一，即通过利益风险的合理分配来达到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性。由此可见诚信原则完全可以作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来发挥其在经济活动中利益协调的功能。

再次，某些经济法与民法具有一定的相似性。(16)下面以竞争法和税法为例讨论。首先，现代竞争法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产物，因而一般认为是经济法的重要内容。但是，市场竞争关系也是平等主体之间在市场交易中产生的，这与民法的调整内容有着不期的部分重合。此外，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条规定：“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那么完全可以把诚信原则引人到这些经济法中，用以弥补这些法律规定的不足，以有效规制市场经济条件下多样化的经济活动。(17)其次，作为经济法重要内容的税法，其“税”之意义即类似“债”。然该这种公民与行政机关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一种特殊的，非私法领域中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债。根据我国税收方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以发现，在税收活动中同样蕴含这等价交换的规则。税收关系也是一种信用关系，不少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均视税收法律关系为一种国家情切纳税人履行税收债务的“公法上的债务关系”。(18)

注释：

①参见马原主编：《中国民法讲义》，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教材，第21页

②参见张新宝：《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③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页

④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增订版，第77、78页

⑤参见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⑥参见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⑦ 参见徐国栋：《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增订版，第113页

⑧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⑨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6—337页

⑩参见［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张丽娟、石佳友、杨燕妮、谢汉琪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39页

(11)参见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34 页，第262 页

(12)参见于飞：《论诚实信用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的区别适用》

(13)参见张国键：《商事法论》，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5页

(14)参见张国键：《商事法论》，三民书局1986年版，第29页

(15)参见谢远东：《行政诚信当立法)中对中南政法学院关保英的学术报告的引用

(16)参见张爱菊：《论经济法中的诚实信用》，引进与咨询，2006年第四期

(17)参见王先林：《诚实信用原则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政法论坛，1996年第1期

(18)参见候作前：《论诚实信用原则与税法》，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网

关于信用证与保函的研究报告 篇4

摘要：随着银行信用卡在我国社会各领域的广泛使用，利用信用卡套现的违规现象在全国时有发生。如何加大力度防范信用卡的恶意套现行为，解决目前发卡行、收单行、银联等相关金融机构权责不明问题，成为信用卡管理的当务之急。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完善中国信用卡体制，需要在立法、行业规范、政策监管等多方面加以改进。文章通过对信用卡套现的分析，解述了其隐含的金融风险与体制漏洞，经过对相关制度效力、法律效力和美国信用卡市场警示的探讨，提出了解决问题和加强监管的对策建议与思路。

论文关键词：信用卡；套现；监管；逆向选择

在当今社会，银行信用卡在人们生活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大到购房买车，小到网上购物，都离不开刷卡消费。据中央银行统计，我们日常生活中支出100元，就有25元通过银行卡支付，其中信用卡透支消费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随着信用卡在我国的广泛使用，一些不法分子开始盯上了信用卡套现这个生财之道。

所谓信用卡套现，是指信用卡持卡人不通过ATM或银行柜台等正规渠道提取现金，而是通过一些非法中介机构以刷卡消费的名义取现。目前常用的套现手法主要是通过中介POS机刷卡付手续费套现和借助互联网，利用电子商务网站的交易平台，通过诸如支付宝等网络支付工具，进行虚假交易套现。

一、信用卡违规套现乱象分析

作者2009年6月26日在百度上输入“信用卡套现”，搜索引擎显示的相关网页多达218万篇，而在2009年5月17日搜索时相关网页才192万篇。其中绝大部分网站都标明能够提供信用卡提现服务，这些中介公司大多是打着“理财公司”、“商贸公司”等的招牌在做信用卡套现业务。

为什么有的信用卡持卡人选择来这种非正规的中介公司套现，而不是去银行取现呢?

假如在银行的ATM机上用信用卡取现，持卡人往往只能取出信用额度一半左右的现金，且银行还要收取1％一3％不等的手续费和每天万分之五的利息，如果逾期没有还款，银行还要收取欠款的循环利息。而去所谓的信用卡公司套现，则相当于在POS机上刷卡消费，不但不用支付利息，还能获得最长56天的免息期，持卡人需要支付的，仅仅是给这些公司刷卡额2％～3％的手续费。以招行信用卡为例，在ATM机上取现一万元的手续费为100元，30天的利息为150元，总计250元；如果是通过信用卡套现公司提现，以2％的手续费计算，只需支付200元，费用减少了20％。在取现超出信用额度后，这些信用卡套现公司还可以为持卡人办理名为分期付款、实为取现的业务。以一张额度为5万元的信用卡为例，最多可以取出10万元2O万兀的现金。

按照中国银联的相关规定，商户只需返给发卡行及银联0．5％～2％不等的费用„剩下的差价就是这些套现公司的收入。高额的收入使得从事信用卡套现业务的公司数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然而，面对这些恶意套现公司，我国目前却并未出台明确的规定予以打击。

其实，在费用表象下暗含的是融资渠道的不畅通。抛开恶意套现不谈，实施信用卡套现的，大部分是因为其他融资渠道不畅通，如果急需三五万元现金，去银行贷款手续相当繁琐，需要抵押，且不一定能贷出来。这样，持卡人有需求，银行(联)有利润，中介有服务，信用卡套现就这么泛滥了。

二、信用卡违规套现乱象背后暗含金融风险与体制漏洞

信用卡套现公司为什么能够获得大量可以用来刷卡消费的POS机呢?

关键还是利益。现在信用卡收入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是收取年费，第二是循环利息收入，第三是扣率，就是从商家刷卡后获得的消费返点收入。即当消费者在商户刷卡以后，信用卡发卡行从商户那获得的返点手续费，目前根据商户的不同，获取的返点手续费介于0％一2％中间不等。

在获得商家返点之后，参与交易的金融机构要进行利润分成，其中信用卡发卡行、POS机提供者和中国银联的分成分别为70％、20％和10％。信用卡每成功交易一笔，安装了POS机的金融机构就能稳赚商家返点10％的收入。基于此，各个金融机构都希望能尽可能地多装自己的POS机。银联和各大银行为了扩大自有POS机的覆盖范围，都逐渐降低了POS机安装门槛。这样有些美容院、小杂货店，都能很轻易的装上POS机，POS机的泛滥，催生了刷卡套现的温床。

但使用信用卡消费和套现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支付行为，而后者是借贷行为，其风险远远大于刷卡消费，在某种程度上是涉嫌虚构事实的贷款欺诈。恶意套现对金融业整体造成的风险与损失究竟有多大?从具体金额来说还很难准确地预计，但带来的危害应该说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信用卡套现扰乱了金融秩序，增加了我国金融的不稳定因素。我国对于金融机构有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机构资金的流人流出都有一系列严格的规定予以监控。那些不法分子通过虚拟POS机刷卡消费等不真实交易，变相从事信用卡取现业务等行为却游离在法律的框架之外，违反了国家关于金融业务特许经营的法律规定，背离了人民银行对现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还可能为“洗钱”等不法行为提供便利条件，这无疑给我国整体金融秩序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第二，金融风险加大，银行坏账率上升。持卡人拿到的套现资金相当于获得了一笔无息无担保的个人贷款，而发卡行又无法获悉这些资金的用途，难以进行有效鉴别与跟踪，信用卡的信用风险形态实际上已经演变为投资或投机的信用风险。2008年全国商业银行的信用卡贷款坏账率与上一年相比，大幅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

第三，大量不良贷款的形成也将破坏社会的诚信环境，损害市场信心，阻碍信用卡行业的健康发展。

第四，刺激地下融资的发展，为不正当资金使用提供便利，降低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信用卡违规套现的泛滥呢?

(一)利益输送，中国银联角色错位

中国银联定位的失当客观上对恶意套现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银联，并不是由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的中国银行卡组织——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而是其控股的从事银行卡收单专业化服务的银联商务有限公司。中国银联与生俱来的官方背景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旗下的银联商务更是在全国POS机市场攻城略地，风光无限，甚至以前有的城市规定，只让银联装POS，不让银行装POS。目前国内60％以上的POS都由银联发展而来。

中国银联本身是为各家银行卡提供服务的一个机构，是负责信用卡信息的转移、资金清算的。现在银联为扩大自身利润比例，直接安装POS机，从事实上在业务层面与银行之间形成了一种正面竞争关系，在利益上形成了冲突。银联在这里，既是管理者，但是自己也装POS机，又是市场的从业者，条件比银行还优惠，事后监管也松，导致银行不得放松条件去竞争。

(二)跑马圈地，商业银行无序竞争

信用卡恶意套现现象的存在，源于各大银行在信用卡方面的无序竞争。

据麦肯锡公司预测，未来几年中国的零售信贷市场将呈指数增长，仅信用卡带来的个人信贷规模，到2013年利润将达到130亿-140亿，成为仅次於个人住房贷款的第二大零售信贷产品，占零售信贷利润总额的22％，占整个银行利润总额的14％左右。这么大的市场，是中国任何银行都不敢忽视的，各商业银行纷纷在信用卡市场展开争夺。由于在早期过于注重扩张的速度，商业银行采取的是一种跑马圈地，强占市场份额的方式来发展信用卡。

一个最明显的体现是，中国信用卡发卡数量近年来快速增长。在银行卡发卡总量中，信用卡占比进一步提高。根据中央银行的统计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累计发行银行卡约18亿张，较2007年底增加l6．7％，增速较2007年回落15．9个百分点。其中，信用卡发卡量为1．42亿张，同比增长速度高达57．7％，占银行卡发卡量的比重从上一年末的6％提高到7．9％。商业银行信用卡信贷余额为1582．12亿元，同比增长110．9％。

从发卡机构看，截止到2009年3月底，国内信用卡发行银行已接近三十家，其中有l7家银行的信用卡累计发行量超过了50万张的规模。除全国性的商业银行全部发行了信用卡外，很多地方性银行都正在积极发卡或筹备发卡。我国的信用卡业务总体已经从一线城市逐渐向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的纵深方向发展。

但在高增长的背后难掩信用卡坏账风险偏高的事实。中国的商业银行，尽管不少并未披露相关数据，但从少数可获得的数据也可以证实，信用卡坏账风险偏高的事实。2008年14家上市银行的平均坏账率为2．04％，而公布信用卡贷款坏账率的4家上市银行平均坏账率却达到了2．9％。更危险的是，坏账率与上一年相比，大幅提高了约2个百分点。其中，兴业银行由2007年的0．86％大幅提高至1．63％，招商银行也由1．92％提高到了2．77％。

(三)监管缺失。法律法规存在盲点

事实上，信用卡“套现”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是持卡人利用了与银行关于“透支消费短期借款免息”的约定，“套现”商业机构利用了其与银行POS机约定中关于“信用卡刷POS机消费，银行向商业机构付款”的约定，持卡人与POS机商业机构恶意串通，虚构消费交易套取现金的结果。但目前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信用卡套现是违法行为，套现人就算被抓到也无法定罪，顶多在银行信贷记录上有污点。

那么，我们不仅要问，难道没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进行约束吗?有，从法律层面，有商业银行法、反洗钱法、支付结算办法、银行卡管理规定等。但是这些法律和规定，一是过于笼统，比如对于审核，只要求审核客户身份，怎么审核、应该审核什么东西，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市场无序竞争的原因所在；二是这些法律和规定，多是从经济角度加以监管，力度比较有限。如信用卡管理办法规定：“持卡人违反本办法规定套取现金的，对其按套取现金数额的30％至50％处以罚款”，且不说对非法套现的取证有很大难度，就此处罚力度，显然违法成本过低，导致大家对法律没有畏惧感；三是目前规范银行卡业务的主要法规文件是1997年的《支付结算管理办法》和1999年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但这两个办法都属于部门规章，缺乏法律效力，银行查获提供非法套现服务的不法商户后，一般的措施只是收回其POS机。非法套现的持卡人被查获后，一般由银行采取止付、冻结账户和记人“黑名单”的做法，不能施以更为严厉的处罚。因此，违规套现问题，归根到底是法律监管缺失、执法不力造成的，只有在这两辆方面加大力度，才能对参与者产生足够的威慑力。

三、美国的前车之鉴

作为信用卡的发源地，过度依赖刷卡、过度透支，给美国金融体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截至2008年底，美国信用卡债务接近1万亿美元，相比2003年增幅超过25％；而随着金融危机爆发，还款率直线下降，信用卡坏账率上升18％，总额超过9．61亿美元。有经济学家担心，一批批信用卡客户的破产，正在诱发新一轮金融信贷危机。

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的银行和发卡商们通常只面向信用良好的客户发卡，其利润来源主要是面向持卡人收取的年费和合理利息。但后来伴随相关法律法规的放宽，银行发卡对象范围大幅放宽，没有收入的学生也成为发卡对象。同时，为吸引更多客户，多数银行的信用卡都免收年费，银行的利润来源转变为以利息和对高风险客户收取的延期还款罚金为主。

这与国内信用卡市场至少有三点共同之处：一是降低风险标准扩大发卡范围，缺乏资信的人群，如学生、低收入者等，也成为持卡人。二是银行的利润来源不以年费和合理利息为主。三是利益链在加速自身运转的同时，也在积聚毁灭自己的力量。来自上海金融审判庭的数据显示，信用卡纠纷案件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9年集中出现了信用卡透支套现纠纷等新类型案件。2008年至今，仅上海市黄浦区法院就受理信用卡案件4052起。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经出现过的信用卡恶意竞争、盲目发展、盲目透支以及无节制套现状况，其教训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四、信用卡套现的经济分析与对策建议

银行卡套现本身是取现的灰色形式，其存在基础，按照经济学价格管制的观点，是银行的取现费率设置太高，强制性地试图拉高信用卡取现的均衡费率，结果消费者自发寻求消解活动，将取现费率降至最低，这就是所谓“套现”。套现本身在现有高成本取现的格局下可以算一个多方共赢的改进。对持卡人而言，以更低费率拿到了小额贷款。对参与这一灰色产业的中介和银联等，也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份利润。但对于发卡行而言，因为本质同样是取现，银行丧失了拿到更多取现费用的空间，因此成了“受害方”。信用卡套现的存在反映了该金融产品设计中存在不可消灭的套利空间。同时因为该种套利空间涉足金融和商品两个市场，大大降低了套利的流动性，使其得以相对稳定的存在，而不似金融市场上套利空间一旦出现就会被市场行为所消灭。

纯粹的信用卡取现行为并不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只要这一行为建立在持卡人健康稳定的收入现金流的基础上。而信用卡套现的行为之所以可能危及到金融稳定的原因是，持卡人往往会套取超过自身可许额度的金额。支撑这一行为的是诸多银行竞争性地滥发信用卡。最终持卡人的总额度很容易超越其总收入的可用额度。一旦消费者套现过多，很可能形成呆账坏账，让银行蒙受损失。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如何在发展信用卡产业、拉动消费与警惕信用卡危机之间作出平衡，如何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之间求得平衡，不仅重要而且迫切。庞大的信用卡套现数额游离在监管层的视线之外，不仅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也使中国金融业安全面临着挑战。为了防范和化解信用卡套现产生的风险，促进信用卡业务的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应尽快加速相关立法进程，监管到位，完善信用卡市场环境，建立多层次、多机制的征信体系，培养全民信用意识，着力解决中小企业和个人融资难的问题，才能从源头上清理“非法套现”滋生的土壤。

(一)完善立法才能治本

要打击恶意套现行为，防范信用卡套现带来的金融风险，首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堵上政策方面的漏洞。要明确信用卡套现行为的性质，在法律中严格界定非法套现行为的构成要件和处罚标准，才能在现实中产生对非法信用卡套现的威慑力，以保障银行的资金安全，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其次，建议加大对银行卡立法的力度。银行卡已经成为国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金融工具，有关银行卡持有者与发放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发卡机构、商户之间利益的平衡等都需要效力层次较高的法律予以确定。以保证在处理银行卡相关问题时有法可依。同时解决执法不严问题，否则就算相关的法律制定的再全面，再细致，执法监督不力，那也只是一纸空文。

(二)银联服务回归，金融监管到位

银联应该主动调整自己的定位，回归银行业服务机构的角色，避免与各大银行产生业务上的竞争关系。一要将银联纳入银监局直管，同时将电子虚拟交易等纳入到银监会管理之下；其次要建立专门的信用卡监督部门，解决各地监管标准不一的问题，逐步完善信用卡市场环境，可以通过发卡银行、收单银行、银联三方建立统一的取现／套现可疑交易监控体系，对疑似套现、银行卡盗用等交易进行识别、监控、分析、打击。平摊监控成本，避免“搭便车”现象，最终提高监控效率。

(三)发卡从严。约束商户

在目前法律规定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发卡机构应该在大力拓展信用卡业务的同时，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发卡前严格审核申请人的条件和审批额度，强调发卡源头的风险控制。在与特约商户的协议中，明确特约商户不得协助持卡人套现，强化其违约责任，以约束特约商户的行为；推出审核机制，对特约商户进行级别评估，对不同风险级别的商户，提供不同的服务。引入一银行卡保险机制，与保险公司合作，参与信用卡风险的有关保险，降低信用风险。

(四)完善征信体系

我国个人信用制度并不完善，缺乏完备的信用体系，为减少风险，发卡行须花大量成本用于调查个人信息，增加担保力度，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因此要建立完善以个人征信系统为主体的信用卡信息共享机制，设定个人总的信用额度，方便诸多发卡行查询验证，避免同一客户反复办卡。同时对有不良套现记录的持卡人禁止发卡，将套现商户列入屏蔽栏以杜绝其发展业务，从源头上遏制不良套现行为的产生。

(五)解融资难，疏胜于堵

关于信用证与保函的研究报告 篇5

【发布文号】文物保函〔2008〕453号 【发布日期】2008-05-19 【生效日期】2008-05-19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政策参考 【文件来源】国家文物局

国家文物局关于山海关四炮台地块规划方案的批复

(文物保函〔2008〕453号)

河北省文物局：

你局《关于呈报〈山海关四炮台地块规划方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我局原则同意所报项目，同时提出以下意见：

一、新建建筑应位于保护范围之外，靠近文物建筑一侧的建筑高度应作局部降低处理。

二、新建筑的色彩、外观应与文物建筑相协调，同时增加隔离绿化带，减少视觉影响。

三、鉴于勘探工作受天气影响未能全面进行，在施工前应补充勘探。

请你局根据上述意见对方案进行调整、完善，由你局核准后实施。

国家文物局

二○○八年五月十九日

国际贸易保函之欺诈与反欺诈 篇6

2005年4月20日，中信银行沈阳分行根据中国B公司的申请，向印度A公司开具金额为23.75万美元的保函，保函有效期至2005年11月18日。2005年5月9日，印度A公司根据合同向中国B公司汇付了10%预付款23.75万美元。中国B公司收到预付款后，分别向印度A公司提交销售合同项下6个单机设备相关图纸及资料。

2005年6月17日，印度A公司在中国的独资公司与一家济南设计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约定由该济南公司提供组建回转窑链篦机系统技术设计。中国B公司以主要设备供货方的角色作为该技术协议的第三方在协议上签字，承担督促、协调、配合的义务。

2005年6月28日，印度A公司向中国B公司发电文称：除非收到设计机构出具的初步技术规格说明书，否则将不会开立信用证。2005年11月7日，印度A公司向中国B公司发函称：中国B公司未能履行销售合同规定的提供技术资料的义务，故解除合同并要求付现银行保函。次日，印度银行孟买国际部也发函给中国B公司，要求中国B公司通知出具保函的银行支付保函金额。2005年11月16日，印度A公司以中国B公司违约为由，委托印度银行向中信银行沈阳分行发出索偿通知。

中国B公司认为其并未违反保函的基础合同，印度A公司对保函之索偿过程存在中存在欺诈，故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中信银行辽宁省沈阳市分行终止支付保函金额。

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国B公司并未违反销售合同，印度A公司故意告知银行虚假情况，试图诱使银行向其支付保函款项的行为已构成保函欺诈，故判决银行应终止向印度A公司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

案件分析

本案中，中国B公司向印度A公司开出的保函为见索即付保函。依据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第458号出版物的规定，见索即付保函是独立保函，独立于基础合同，不受基础合同约束，只要符合保函索赔条件，担保人（银行、保险公司等）就应当支付保函项下款项。

然而，针对见索即付保函的独立性，国际惯例同时又确立了“欺诈例外”，即在保函受益人明知保函申请人没有违约而仍隐瞒真实情况，故意告知第三人虚假情况，试图诱使第三人向其作出保函项下的付款，即构成保函欺诈。

保函欺诈属于侵权法上的问题，依据我国的冲突法律规范，侵权行为应适用侵权行为地国家的法律。印度A公司向银行索取保函项下款项的结果地在中国，中国是案件的侵权行为结果地，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为案件的准据法来判决是否构成欺诈行为。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做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涉案保函的基础合同是印度A公司与中国B公司之间签订的销售合同，其仅对在该合同项下原告应当履行的义务具有担保效力。依据案件中双方提供的证据可以认定中国B公司已经先后交付给印度A公司6个设备相关的图纸及资料，印度A公司对交付的图纸及资料并没有提出异议，中国B公司履行了符合销售合同中应当履行的图纸及资料的交付义务。而印度A公司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中国B公司存在销售合同项下的违约事实，其亦未指出中国B公司存在保函基础交易下其他违约事实和提交其他证明中国B公司存在保函基础合同项下违约行为的证据。况且印度A公司在往来电文中是声称“除非收到设计机构出具的初步技术规格说明书，将不会开立信用证”，这是印度A公司与济南设计公司之间的合同义务履行问题，与保函基础合同的销售合同无关。印度A公司在索赔函中陈述的中国B公司违反合同义务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

因此，印度A公司向银行作出中国B公司在基础合同项下违约的陈述不符合真实情况，其向银行作出虚假陈述为索取保函项下款项的行为已构成保函欺诈。

由于印度A公司构成保函欺诈，其行为违反了民事活动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印度A公司索取保函项下款项的行为属无效民事行为，中信银行沈阳分行因此应终止向印度A公司支付保函项下的款项，也即适用独立保函的“欺诈例外”。

案件启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见索即付保函以其独立于基础交易的独立性且结合了银行信用的优点，正日益广泛地被运用于国际经济交易的各个领域，并已成为现在国际担保的重要趋势。见索即付保函是独立保函，其独立于基础合同，不受基础合同约束，只要符合保函规定的索赔条件，担保行就应当支付保函项下款项。这与传统意义上的从属性担保完全不同。

然而，这种独立性实为一把双刃剑，其为经济交易带来方便的同时，却也一定程度上也为受益人进行欺诈性索款提供了方便，助长了商业欺诈，破坏了诚信公平的普遍价值。如果明知存在欺诈，却仍然要履行保函义务，那无疑是纵容违法，助纣为虐。

因此，国际惯例同时又确立了“欺诈例外”原则，即在保函受益人存在欺诈的情况下，担保行不应履行保函项下的付款义务。而是否存在欺诈，则需要根据基础交易合同的履行情况来审查认定。这实质上是对保函独立性的一种有限突破，其结果是在一定程度上向传统担保的回归。

本案是见索即付保函“欺诈例外”原则的经典应用。保函受益人企图以其他合同义务来混淆保函基础合同义务，故意虚假陈述保函申请人违约而恶意索偿保函款项。好在保函申请人积极提起诉讼要求止付保函，最终得以成功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结合本案及此类案件的一般规律，我们认为国际经济贸易过程中的当事人从事保函业务时，最好能做到如下几点。第一，保函申请人在申请开具保函时应努力争取最有利的保函文本，适当增加保函索赔难度，为防范保函欺诈设好第一道保护罩。

第二，在基础合同履行过程中，要保留好履约的各类证据资料，适时催促对方及时确认有关履约结果，不给对方留下启动保函索偿的任何借口，从根本上为防范保函欺诈作好准备。

第三，虽然担保人（开具保函的银行）有在保函受益人索偿时立即将有关文件转交保函申请人（委托人）的义务，但在保函有效期内，保函申请人仍应与保函担保人保持联系渠道的畅通，以保证能及时得知任何有问题的保函索偿，从而可以在最短时间内有效采取行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关于信用证与保函的研究报告 篇7

考

关于企业纳税信用管理的探讨与思考2007-02-02 21:53:18

[编者按：市场经济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一种信用经济，在税收工作中引入纳税信用管理模式不但有利于倡导诚信守法经营、优化税收环境，同时对形成依法纳税、以德护税的税收征管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作者结合现行纳税信誉等级管理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通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就当前企业纳税信用管理工作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并对如何进一步完善企业纳税信用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设想和建议。现刊发，供大家参考。]

诚实信用作为一种道德追求，在我

国古已有之，“仁义礼智信”是先人提倡并力求遵循的行为准则；孔子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历代后人所熟诵。二千多年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信用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不讲信用，正常的社会关系就难以维系，市场经济就难以发展和完善。基于信用的重要性及其在市场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税务机关负责纳税人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工作。”目前，由于社会信用体制的不健全，税务部门仅就企业信用进行了评定，旨在实现建立企业信用与完善税收管理的“双赢”。

一、企业纳税信用的涵义及现状

（一）基本涵义

企业信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企业信用仅指企业对债务按期还本付息的能力和意愿；广义的企业信用是指企业遵守诺言和实践成约的行为，它表现出企业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心理承诺

和如期履行契约的能力，是企业基于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比较，追求总体利益最大化的一种理性经济行为。其外延涉及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法定信用关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商业关系、企业与银行间的资金信用关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商品信用关系以及企业与内部员工的合约信用关系，是一个包括守法信用、商业信用、银行信用、产品信用和服务信用等在内的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信用体系。

企业的纳税信用则是企业信用广义涵义中的一种情况。它指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发票管理、账簿管理、税务检查情况等多方面对企业纳税进行综合社会诚信的评价。

（二）现状

目前，我国企业总数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一些企业便利用法制不健全的漏洞，故意偷税、拖欠

税款。从北京地税系统近三年掌握的数据来看，企业纳税信用的现状不容乐观。

从问题率看，2002-2004年北京地税局实施检查的平均问题率达到%，最低问题率为2004年的%。如上图所示，虽有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有问题户数仍然占被检查户数很大比重。

如上图所示，2002-2004年北京市地税局通过各种形式税务检查共组织收入万元（其中查补税款万元，滞罚收入万元），入库金额万元，三年平均入库率为%。虽然影响税款及时、准确缴纳的因素很多，如企业对税收政策掌握不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会计人员素质不高而造成计算错误等，但为数更多的问题则表现在企业设置“帐外帐”、隐瞒截流收入、故意拖欠税款、无照经营等。可见，由于纳税信誉的缺乏而导致税款流失的状况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税收经济秩序，阻碍了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进程。因此，强化企业纳税信用观念，构建税收信用

体系尤为重要。

二、纳税信用管理的现状及其产生的积极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的税收机制，既要有外在的税收法律体系进行约束，也要以诚实信用这一道德标准作为行为准则。北京市地税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于2003年2月下发了《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实施办法（试行）》，并于2003年底在全市范围内推行实施了纳税信誉a级企业的评定，部分区县局试行b、c级企业的评定管理工作。

（一）现行纳税信用评定方法及管理模式

1、“纳税信誉等级评定是指税务机关以纳税人遵守和履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等法定义务情况为主要依据，通过评估确定纳税人的纳税信誉a、b、c三个等级，并实施分类管理的工作过程。”

2、评定内容包括纳税人申请被受理之日向前推算，连续两年的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税款征收、税务检查、发票

管理、账簿管理，以及相关行政执法部门对纳税人社会诚信的评价。

3、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大致流程为：

a级企业的评定：

4、分级管理

对认定的a、b、c级纳税信誉企业实行不同的管理模式。针对纳税信誉良好的a级企业采取预约上门咨询、简化发票购领程序的措施，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个性化服务，规定除专案、涉税举报等情况外，两年内免除税务检查；针对纳税信誉一般的b级企业，进行常规检查和管理，重点加强日常政策的辅导和咨询，帮助企业提升纳税信誉等级；针对纳税信誉不良的c级企业，将其列为税务检查重点对象，限量供应其领购发票并严格各项审核程序等。

（二）实施纳税信誉等级评定管理的积极作用

从实施效果上看，将企业信用管理引入税收管理对促进企业信用的建立和税务机关管理的完善起到一定的积极作

用。

1、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企业信用的建立。实行对不同等级企业的分类管理，有效提高了企业对纳税信用的重视程度，其优惠措施及积极的正面宣传效应吸引了一部分企业积极参与评选，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社会信用的树立奠定了基础。相反，对信誉不好的企业，由税务部门对其加强管理和帮助，无疑会促进企业建账建制、财务管理等工作，从而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推进全社会的信用建设。

2、一定范围内起到了“依法诚信纳税”的良好导向作用。通过宣传、公布纳税信誉a级企业名单，无形中为企业添加了新的竞争力，使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增加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同时，将纳税信誉不好的企业列入“黑名单”，不仅对税收有问题的企业起到震慑作用，并对其他企业也产生了一定的警示效果。为规范企业诚信纳税，构健全社会良好的竞争环境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

3、税务部门内部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分级管理使税务部门能够针对每类企业不同状况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一方面降低了运行成本，将管理力度有根据地进行分配；另一方面有重点的管理使得工作更具成效，人力、物力等资源利用更加合理，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一定程度的公众认知。

三、现行纳税信用管理方法的不足及原因分析

（一）现行管理方法的不足

据统计，2003评出a级企业1032户，约占总户数的%；2004，评出a级企业956户，约占总户数的%。就两年的评定结果看，纳税信誉a级企业占企业总数比例非常小。而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除了信用环境的社会基础差等因素外，也暴露出现行信用管理方法自身的不足。

企业方面所反映的问题：

1、评定所需成本高，评定期限相对较短。评定需要企业首先提出申请，并提供中介机构对其进行两年有关纳税情况的审计报告。由于评定所需审计报告与企业日常审计报告要求有所不同，导致部分参选企业需要重新制作审计报告，而企业因注册资本等客观因素不同，一份审计报告多则需要几千元，造成成本的一定增加。此外，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周期为两年，即每两年将结合纳税人年检和纳税评估情况对其进行重新评定，评定相对频繁，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企业负担。

2、管理形式相对单一，优惠措施不明显。现行管理方式对企业的“优惠”仅仅体现在实施人性化的服务上，而随着纳税服务整体水平的日益提高，a级企业所享有的这项“优势”已不明显。

3、企业对自身信息的保密等存有顾虑。评级后的企业将向全社会予以公布，有些企业由于对纳税信誉评定工作缺乏了解，存在一些模糊和片面认识，既想参与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又怕公布信息过多、泄露商业机密，致使其对参与

评定活动产生许多顾虑。还有较少数的一些企业，干脆奉守中庸之策，担心评定后树大招风，始终保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4、社会效应还有待提高。在全社会信用机制相对缺失的情况下，纳税信誉的评定未能与商业信用等紧密联系，使得纳税信誉在市场竞争中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由于相应的管理机制、体制尚不配套和健全，一些管理制度、办法也还没有完全跟上，使得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工作奖优罚劣的功能没有充分发挥。

以上四点原因都不同程度地挫伤了企业参与评定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纳税信誉评定工作的深入广泛开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从税务部门角度看存在的问题：

1、评价内容的权威性还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不同职能部门都进行各自的评定，且标准不一，使得纳税信誉评定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评定结果的“含金

量”也因此打了折扣。此外，就纳税信誉本身而言，地税系统和国税系统各自评定，导致一个企业可能是国税系统的纳税信用a级企业，却不是地税系统纳税信用良好的企业，造成一个企业两种纳税信誉等级的尴尬局面。

2、纳税信用管理体系还有待完善。缺乏完善的企业信用信息资料库，且管理工作、具体流程还有待进一步细化，企业信用与税收征管的联系不够密切，在税务稽查信用管理和日常税收信用管理方面尚没有规范性的制度。仅以下发文件的形式，对一些信誉较好的企业提供开辟“绿色通道”等“优惠”服务，因随意性较大，易导致各地区做法各异，不利于信用的建立。

3、申报材料不够详实致使税务部门为企业承担了信用风险。在目前的评定工作中，企业提供申报材料，自然希望顺利“当选”，其申报内容往往会“扬长避短”，虽然税务部门在评定过程中要经过两次审核，但在此过程中，税务机关

与企业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致使税务部门评定企业纳税信誉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此外，企业经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变化因素很大，税务部门目前还很难做到对评定后的企业实施全方位的跟踪调查。由于税务部门的信誉度高过其他评定的中介组织，如果不能保证评定结果100%的“含金量”，企业一旦出现问题，税务部门将为其承担失信的风险，税务部门的信誉也会因此受到损失。

4、评定手段相对落后。从评定流程看，评定过程主要靠人工定性分析，工作量较大，一方面手工劳动牵制了部分税务工作者很大精力，造成工作量增加；另一方面评定结果易受人为因素影响，长期实行，不利于保证评定质量。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1、信用体系的社会基础较差。目前，各地失信现象屡禁不止，归根结底，是由社会文化、制度和管理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如公民诚信道德教育较弱、市民整体素质有待提高；企业守信意识

不强，内部缺少信用管理，缺乏信用风险防范意识；现行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且执法不力；社会信用管理相关制度混乱等，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们建立统一标准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进程。

2、企业信用评定信息缺乏整合性。信用信息的管理部门都有各自的评定方法，且标准不一，导致信用评定呈现多头并举、信息零散的局面，甚至是评定结果出现自相矛盾的状况。因此，表面上看，各部门都在管，似乎实现了“全面管理”，而实际上造成了资源浪费，并出现了管理的“真空”。

3、企业经营短期行为明显。一部分企业经营者，尤其是中小企业经营者还没有意识到信用经济的重要性，从事经营活动时不惜以信用为代价来换取物质利益。具体表现为经营规划上没有长期目标，经营方式上投机取巧，渴望一夜暴富、短期获利的心理普遍存在，对信用商品需求不旺。

4、守信激励机制和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对失信企业的惩戒力度不够和对守信企业的激励措施不足是企业失信的重要原因。失信成本过低，其处罚力度在失信企业可承受范围内，致使企业在利益驱动下一再“犯禁”。与之相对应，守信企业得不到有效的激励，处于与失信企业同样的竞争环境，势必会因守信成本的增加而在竞争中处于劣势。

四、完善纳税信用管理制度的设想

（一）加快信用立法工作，奠定税收信用大厦的基石

法律是信用市场平稳运行的保障，是保护信用主体合法权益的屏障。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都有诚实守信的法则，刑法中对诈骗等犯罪也做了处罚规定，但是在法律、法规体系中，还没有全面、系统地体现信用经济的要求。因此，要尽快研究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定统一的信用评定标准和方法；明确信用信息的采集方式、范

围以及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保密责任；明确失信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通过法律的形式进一步明确税务部门对企业纳税信用的管理。

（二）建立纳税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实现中介机构独立评价

鉴于我国国情及市场经济发展现状，由政府首先推动纳税信誉的评定应当更具可操作性。但与信誉管理发达的国家相比，由专门的中介机构进行评定更加合理，这也是未来信用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建立税收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由税务部门对其进行监督和指导，扶助其按照市场化机制、企业化运作方式发展，最终实现中介机构独立评价，并将评价结果向社会公示，而税务部门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信用评价，只利用信用评价结果在税务系统内部进行管理，既可以避免承担企业失信的风险，又可实现税收信用管理的集约化。

（三）进一步整合信用资源，建立

健全信用管理体系

一是要加快系统内税收信用数据库的建立，方便税务部门及时掌握企业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征管工作。二是要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税收数据库的建设，为公正、准确地评价企业纳税信用奠定基础。同时，在时机成熟时，税务部门可提供部分信息与中介机构共享，利用各自资源优势，互惠互利。三是建立与国税、工商、海关、质监、银行等部门的企业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将同一企业在各部门的信息资料交专门评价机构综合评定，以保证评价结果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同时减轻各部门评定工作量，真正实现人力、物力的有效利用，降低信用评定成本，避免企业在不同部门频繁评定，减轻企业负担。

（四）完善税收信用激励和约束机制，发挥税收信用效力

一是要启用守信激励机制。联合其他政府机关对信誉良好的企业提供一系列便捷服务，根据工作需要适当简化、合并一些工作手续，并可推出守信企业“vip”服务，预约服务以及免予日常检查等一些“优惠”措施。在实施完善阶段，还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推行分配税收信用额度，对诚实守信的企业予以一定的税收优惠。这样，既有效调节了社会经济秩序，规范了企业经营行为，又可让企业真正实现“名利双收”。二是要建立失信警示及惩罚约束机制。引入现代化手段为各单位建立纳税信用纪录，企业一旦有不良纪录，税收征管系统中自动将企业降低等级，同时对其加大稽查力度；对被降级的企业，规定一定时限不得升级，对降级期间再次发生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行为的企业，从重处罚；建立与其他政府部门联合的失信企业公告制度，供公众随时查询，并对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各部门都要对其加强监管力度；此外，应将税收信用惩罚机制与商业信用挂钩，对失信企业的资金动用、信用卡使用都应适当加以控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信用惩罚，使不讲信

用或信用不佳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难以立足。正所谓“让失信者生活环境恶化，是对失信者最有效的惩罚”，使失信者的环境逐渐恶化从另一角度看就是对守信者的奖励，也是对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优化。

（五）扩大纳税信用管理的效力范围，有效发挥纳税信用指标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