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又称中华文化（推荐6篇）
“中国文化”是个集合的概念，它包含了正统的、非正统的文化；主流的、非主流的文化；正的、负的文化；好的、坏的文化；高层的、低层的文化……
要认识什么是“中国文化”，就必须从这种集合结构上对“中国文化”进行区分，否则很容易把某些文化现象或者把个别文化人的现象看做了“中国文化”的本质。
此外，从时间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是存在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区别的，但是本质上来看，只存在正统的、非正统的文化；主流的、非主流的文化；正的、负的文化；好的、坏的文化；高层的、低层的文化的区别。只是现代中国文化越来越多的表现为非正统、非主流、负的、坏的、低层的“中国文化”。
有的人可能会说，文化会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么问题我们应该这么看，一艘航船不管开到哪个海洋，它的指南针是不会变的，有谁听说过，指南针要随着时间、环境改变的吗？随着历史与环境的发展，文化是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实质是什么？经常是偏离正统的、主流的中国文化越来越远。正统的、主流的中国文化，不管到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是不会变，也不应该变。如果变，中华民族的航船将偏离方向。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什么？
正统的、主流的、正的、好的、高层的“中国文化”是什么呢？
从本质上看，“中国文化”的核心可以总结为四个字：道、德、礼、义
什么是“道”？
所谓的“道”就是存在与“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
我们所存在的这个是世界，其实很像电影与放映机的关系，我们所存在的世界就好比是电影屏幕，决定这个屏幕上出现什么内容，是由放映机中的电影胶片所决定的。为什么用“道”来表示本质世界呢？看看电影胶片，你也许会有启发，这胶片像不像一条路？电影屏幕上的内容就随着胶片这条路的延伸而发生的。同样道理，我们的古人发现现象世界就好像是走在本质世界的路上一样，随着这条路的延展，我们所在现象世界也发生了变化。
什么是“德”？
从甲骨文的造字来看，“德”的左边意指为“行为”，右上是个“直”字，右下是个“心”字，“直”在甲骨文中是目上加一竖，那个一竖是“道”的另外一种表示形式，心上加直就是洞察“道”的意思，那么“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洞察道并用于指导我们的行为。用今天的话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并指导实践。
什么是“礼”、“义”？
“道”、“德”来自老子的思想，而“礼”、“义”来自孔子的思想
孔子发现让人明白什么是“道”，还要学会“德”，
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通俗的说，“道”、“德”研究生的课程，一般的学生很难学会。因为人的学习有个特点，容易学习具体的，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容易学会，抽象的东西就很难理解学会了，“道”、“德”就属于十分抽象的东西。
于是孔子根据人的这个特点，把有洞察力的人，也就是会“德”的人的所有行为，统统确定下来，就好像一本行为手册一样，这些确定下来的行为就是“礼”，而对这些行为的解释就是“义”。
所以，从本质上来看，“中国文化”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洞察本质世界的内在规律，并按这种内在规律去行事。“中国文化”反对按照自己内心的欲望去行事。朱熹之所有后人的推崇，就是因为他把这点说得很透彻，他说“灭人欲、存天理”。对他这句话我们现代人在解读上是存在着误解的。从字面上看这句话很吓人，灭人欲，人没有了欲望，那还能成为人吗？
其实在朱熹的思想中存在着“先天之欲”与“后天之欲”，“先天之欲”就是我们饿了要吃东西，渴了要喝水，性成熟来要结婚，这些都是我们先天之欲，朱熹要你灭的并不是这些欲。朱熹要你灭的是“后天之欲”。什么是“后天之欲”呢？比如说，粗茶淡饭是“先天之欲”，山珍海味，满足喉舌之好的就是后天之欲，娶妻生子是先天之欲，寻花问柳、沾花惹草就是后天之欲。说白了朱熹要人灭的是放纵之欲。
“中国文化”的本质要求人们始终用一种平静、理性、和谐、自制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充满诱惑、纷扰复杂的世界。并在这个过程心灵得到净化、人格得到升华。
与此相吻合的就是正统的、主流的、正的、好的、高层次的中国文化
与此不吻合的就是非正统的、非主流的、负的、孬的、低层次的中国文化
正统的、主流的“中国文化”给中国人的价值是什么？
“中国文化”要求人们，洞察事物本来面目去生活、工作，而不是按照内心的后天之欲去生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心灵的净化与人格的升华，那么心灵的净化与人格的升华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利益呢？
对于这问题中国文化当时没有进行完善的回答。只有读书人片面的认为，只要读好儒家学问，就能通过科举晋升进入士大夫阶层，这是TA们能感受得到的看得到、摸得着的利益。
徐复观认为，文化是人性对生活的一种自觉，由自觉而产生的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和价值判断。按照这一定义，价值是文化的核心所在，宗教、道德与艺术等价值系统共同构成了文化的内容。他认为，要辨别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别，就必须从中国文化对价值根源问题的回答入手。徐复观的观点是：“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指出这个价值根源是来自人生命的本身——就是人的‘心”’。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并没有像西方文化那样，把价值的根源归结于至高的上帝，或其他外在的权威，而是从内在的心性中去寻找价值的根源。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中国文化的性格，显示出由外向内的性格，它的很多努力都是趋向人的内心的。
当然，儒家文化中最早论及“心”的是孟子。他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心”不仅是人体的一部分，还能判是非、别善恶、发恻隐、行辞让，是一个人价值判断的来源，所以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也因为孟子的这一哲学判断，使得中国文化将价值判断的根源最终落实到了“心”上。徐复观认为，这是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照亮了人的混沌生命，使每一人都有一个方向和主宰，也成为所有中国人人生的基本立足点。
一提到“心”的文化，很多人便认为中国文化是唯心论的，这在徐复观看来，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误解。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心”，与唯心论完全无关。中国心的文化，是一种可感的存在，中国文化把“心”看作道德和艺术的主体，但主体与主观是两个概念。中国心的文化，要求的正是一个未被主观成见和私欲所遮蔽的澄明之心。荀子在《解蔽篇》对心有一个解释：“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 。”也就是说，心只有在静、虚未被遮蔽的状态中，才能对外界进行认知，同样心在做认知活动时，也自然会静下来。所以徐复观看来，中国是以心为艺术的根源，这种虚而静明的心，也成就了艺术的心灵。他认为从魏晋开始中国伟大的画家，都是在虚、静、明之心下从事创造的。
徐复观还把“心的文化”看做是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程颢说过一句话“只心便是天”，就是把由知识所获得的内在经验，落实到自己的生命之中。这种由外向内的落实，由知识向心的转化，徐复观认为，比任何形而上学都来得更为切实、可靠，也更有根基。他认为，中国文化一直有这样的力量，就是把原始宗教转化为伟大的道德精神，把无法证知的神，转化而为人内在生命之中的道德主体，这才是人类宗教最高最后的形态。
徐复观对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理解，为我们认知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心的文化，将一切价值追求安置于人心，将心安置在现实世界当中，人才能真正实现天然自足。心的文化的背后，彰显的其实是一种既有尊严也有个性的自由人格。因为当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内心，开辟出一个自在而自足的世界时，自然会少了许多外在的争斗。徐复观认为，这是中国文化是一种和平文化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有一颗完全自足的心。
中国诗文化与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于世界之交崛起于美国,是一种广义的诗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交叉性学科.中国引进“文化诗学”以后,以其文化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之差异,其概念内涵与外延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文化诗学之崛起,是21世纪全球化语境下一个重大的社会文化现象,代表着世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前沿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中国学者的文化诗学研究,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的学术基点来构建辉煌的文化诗学大厦.其研究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作 者：蔡镇楚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刊 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HUNAN NORMAL UNIVERSITY年，卷(期)：30(6)分类号：G05关键词：美国 诗文化 文化诗学 全球化语境
树无根不活，企业文化无根不立。
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不可能是凭空全新产生的，企业文化也不例外，企业文化的形式及其内容一定有其历史渊源和路径依赖性。世界上大凡有生命力的管理思想，都是基于本土文化之上的。所以，企业文化在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原有企业文化中优秀内容的继承和发扬，尤其是要继承和发扬企业文化中被证明正确的核心的价值观，这些观念被认为是保证企业长期稳定经营的基础。同时必须记取：作为一个文明发展古国，历史文化传统有益于今天文化建设之处多矣，把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与我国当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而为我国企业进行文化创新奠定坚实的基础。
有人曾说，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有三件最可怕的事情：一是科学技术的生产力；二是永不磨灭的犹太精神；三是中华民族的同化力量。中华民族历经风雨，最终仍然傲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一种强大文化融合征服力量。所以，中国的企业进行文化建设是有资源优势的，如果能够吸收国内外的优秀文化资源尤其是整合传统文化，必将在该领域大放异彩，中国企业发展不可限量也。海南航空董事长陈峰师承国学大师南怀瑾，深感“国之兴衰在民之觉悟”，把儒、释、道学的很多行为法则引入了企业。外界还传说，海南航空中层以上干部会见客人时以佛家手势代替握手礼。湘财证券则在公司里建设了易学博物馆，八卦、天象成为令大家心灵相通的语言。
企业文化的精神气质可以融合全球，但是其表现形式一定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释道三家。
儒学思想和企业文化
儒学“六术”——仁（爱）义（杀）；礼（外）乐（内）；圣（行）智（明）后来变成了“五行”。其实管理哲学说到头不外乎这“六术”。仁，福利、自我实现；义，忠诚纪律；礼，组织、形象；乐，和谐、交流、舒服；圣，知行合一；智，正确决策，用人得当，开发培训。
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学者彼得“伯格教授认为：“儒家文化展现出了经济的动力。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都很成功，尤其是在东南亚，便是个例证。”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大大得益于儒家文化。
日本“近代工业之父”涩泽荣一首先将《论语》运用到企业管理，他开设了“《论语》讲习所”，倡导“论语主义”、“道德经济合一说”、“义利两全说”、“论语加算盘说”，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即讲道德、信用可以带来物质利益，而在牟利时要讲究道德、信用。他说：“我的经营中虽饱含着辛苦和惨淡，但是由于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了成功。”日本东芝公司总经理土光敏夫，丰田公司创始人丰田佐吉、丰田喜一郎等人都喜欢《论语》，丰田喜一郎还将“天地人知仁勇”用作自己的座右铭。日立公司创始人小平浪平把儒家的“和”、“诚”列为社训。住友生命的会长新井正明以“其身正，不令而行”为座右铭，松下幸之助则认为，企业家要仁爱惠众，生产出象自来水一样多而便宜的产品以回报社会。目前在日本，不少企业家把《论语》作为日本工商企业的“圣经”，把其中的思想作为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方针。松下电器公司迄今还在其商业干部学校中，把儒家经典作为商业道德课的教材。
韩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真正祭祀孔子的国家。每年春秋两季，韩国都要在成均馆的大成殿举行孔子的祭祀典礼，政府派高级官员参加。韩国成均馆大学安炳周教授认为，儒家思想对韩国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指出：“儒家思想对防止现代化发展中产生的私欲、利己主义等不良倾向和社会思想的堕落，可以起到调节作用。因为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倡导为别人作牺牲和忘我精神是受到普遍尊重和赞扬的良风美德，这些传统思想正是西方所没有的。”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包罗万象。作为企业文化之根基，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对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一、天人合一
德国波尔教授指出：“儒家的人文主义哲学是与天道哲学相通的，这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它沟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和谐和顺应。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谓“天人合一”有三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三是重视人文，以人为本。“天人合一”思想，它说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的关系。
“天人合一”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取诸社会，还之人群”的企业经营哲学。它要求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的过程。从企业构想，到商品服务的设计、定价、促销、分销的规划与实施的全过程，不仅要努力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欲望，并由此获得利润，同时还要求整个经营全过程都要与消费者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相符合、相一致。正确处理企业自身利益与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全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诚信经营，统筹兼顾，求得三者或者多方利益的平衡、统一。
中国的传统儒商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儒商精神首先是引道入商的大气魄。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商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经商的同时还要有大眼光、大手腕、大气魄，具有大商贾的长远战略目标，就如同《商道》指出的“财上平
如水，人中直似衡”，而北京同仁堂历代恪守的“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传统古训以及“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更是这方面的典范。
二、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清晰的表达了人类期望“天下一家”的共同愿望和追求。
企业固然要赚钱，但是更应该是提升人类的生存质量，为人类的美好明天而奋斗。其实这在西方诸多大公司已经得到很充分的体现。
一个企业未必要树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崇高使命，但是追求一定要高远。《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就是这个意思。这就要求企业，当自身利益和消费者、社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企业首先考虑和保证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其次考虑和保证的是消费者的利益，最后才是企业自身的利益。这话说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在具体的利益纷扰中能够主动去做也不容易。
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论语·卫灵公》中记载，子贡有一次问孔子：“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意思就是自己所不愿意承受的，不要去加在别人头上。这条原则被认为是道德的底线和黄金律，也就是做人的起码标准。1998年，全世界100多个宗教组织代表集会发表“普世伦理宣言”，将中国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写进宣言。
在社会交往中，一个人应该有这样的意识。在运作企业中也应该有这种观念，现在企业提倡双赢其实就是这个思想的引申。
四、感恩
西方有感恩节，中国自古也不缺乏感恩意识，中国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等等，都与感恩有相通之处。但是中国的感恩意识在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太具体太功利。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做企业实际上是在做人。人是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一个无所畏惧一个不具有感恩意识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这样的人组成的公司也是不值得尊敬的。
“君子施恩不图报，知恩不报是小人”，“受人滴水之恩，他日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一个知恩感恩的人，时刻都想着为恩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恩人的事情；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仅不思感恩、报恩，当个人利益与恩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会不惜损害恩人的利
益而保全一己之私，这样的人最不可信、最不可靠！因此，报恩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品德。
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有一次家中失盗，一位朋友闻讯后写信来安慰他，他在回信中写道：“感谢上帝：因为第一，贼偷去的是我的东西，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第二，贼只偷去我部份东西，而不是全部；第三，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他而不是我。”面对失盗，罗斯福没有怨天尤人，反倒找出了感恩的三条理由，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气度和智慧？
蒙牛集团更是把感恩报恩当成做人的原则，他们把每年的感恩节当作一个特别重要的节日对待。“经营人心是蒙牛的终级目标，而感恩心是蒙牛文化的灵魂。蒙牛举办感恩节的目的是：关注员工的健康，提高生活的质量；营造心灵之间的感动，实现蒙牛人的伟大使命。”牛根生如是说，什么是中国人最深层的文化呢？那就是一颗真诚的感恩心。“以蒙牛事业为己任，不以蒙牛利益为己有。”源自对员工的感恩；“提供绿色乳品，传播健康理念”源自对消费者的感恩；“市场在变，诚信永远不变”源自对客户的感恩；“财散人聚，财聚人散”源自对股东的感恩；“关注环保，回报社会”源于对社会的感恩；“98%的品牌是文化，98%的矛盾是误会”源自对蒙牛事业整个价值链条之间的相互感恩。
佛教精神与企业文化
佛教精神不是简单的佛教教义，而是佛教信仰者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这种处世态度对于在具有深厚东方文化传统的中国建立和完善企业文化有着许多积极意义。以下即是就佛教精神对于企业文化的积极意义所作的阐述：
1、经世济众
为自己和别人解脱痛苦，是佛教蕴含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佛教虽则分为大乘和小乘，但是即便是小乘在追求层面上也讲究“穷则独善，达则兼济”，所以他们的自力拯救不能理解为只是追求自我个人的解脱，而是把自我拯救建立在通过个人努力并引导众生共同努力基础上。自度度他、自济济人，或说通过超度他人以求得自己的超度、通过救济别人求得自己的救济，这是佛教中经世济众的基本精神。
企业应该吸纳经世济众的精神，把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作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通过产品来为别人提供服务，当然对于企业的经营方式、所经营的产品，都要做到有所为而有所不为。香港李嘉诚先生就曾经力排众议，否决开设赌场的董事会提案。企业经营的产品只有是利他的才会有更广阔的市场前景，才会给企业在任何时期任何地区带来更稳健的经营风格，才能使企业获得更长期的利润。企业树立了经世济众的精神后，通过一定的途径，让企业员工和社会知晓、认同这些精神，会为企业本身的经营带来极大帮助，也会对文化整体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作用。
2、众生平等
佛教教义不要求人绝对服从于某种意志或力量，在佛教中，没有创世者与被创造者，没有领导与被领导。佛教中佛与佛弟子的关系，不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而是先觉与后觉、师与徒的关系。释迦佛创立了僧团组织后，没有以领袖自居，而是把自己当成僧团中的一员，与普通僧众一道，持钵乞食，赤足云游。众生平等是佛教的一大特质和基本精神。
对于企业文化而言，众生平等应该作为其基本精神之一，应倡导企业内部员工平等相侍。要本着“皆为赤子”的情怀，把企业的各级领导者看作是具有不同分工承担不同任务的普通一员，领导者不是带领团队去执行他所决策和定义的工作目标，而是与团队的其他人员一道去共同实现大家所认可的工作目标。同时，企业应尊重每位员工在企业的发展权利。
3、重智尚真
佛教作为宗教希望寻求的是人的终极归宿，但是佛教却不是一种盲目信仰的宗教。佛教强调发挥人本身具有的智慧，通过现象来看本质，洞彻声色，证悟真如。佛教之所以重智尚真，在于佛教自认为其所认知或了悟的是客观的真理。佛祖不是真理的创造者，只不过是真理的发现者。佛教更强调“以法为师”。
重智尚真对于企业文化的价值，在于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不为事物表象所迷惑，崇尚真理、质问权威的精神。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是企业永葆青春的法宝。在企业文化中应该鼓励员工去发现企业经营中存在的错误和缺陷，并及时去修补经营中存在的错误和缺陷。对于企业已有的文化要不断地在企业经营中去加以检验，以便适当扬弃。敢于对企业已经形成的企业文化挑战，就是企业文化中重智尚真的重要体现。
纵览古今，很多佛教信仰者以特有的佛教精神为人处事，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面，同样有很多人借助佛教精神建立起特有的企业文化，为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焕发出了独特魅力，为打造百年老店奠定了深厚的企业文化基础。双星集团在企业文化里引入佛教精神，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效果，为佛教精神与企业文化的结合树立了典范。
道家理念与企业文化
小鹿吐出了满嘴的达梨薄草，孔雀不再舞蹈。
蔓藤甩掉褪了色的叶子，仿佛把自己的肢体甩掉。
那野鸭不理藏在荷花丛里的叫唤的母鸭。
它只注视着你，藕从它嘴里掉在地下。
——《沙恭达罗》描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道家讲究自然，崇尚朴素无为。而这种无为实质上是一种逆向选择，也就相对应的是有为。所谓无谓，并不是指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而是指不乱为，不妄为，要遵照自然规律的要求去作为。
《老子》一书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和“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成都恩威集团就是根据“善利万物”、“柔韧”、“不争”、“处下”等道家理念确立了“服务社会，造福人类”的博大宗旨。
记得曾仕强在一次讲课中讲到，中国人下象棋都取黑子，以让代争，这其实就是道家文化影响所致，道家是有自己的特点和魅力的。同时，道家注重生命的反省；让人回归纯朴和安详。道家的特色是柔、是自然、是无为。道家针对一切社会弊端进行最深刻的讽刺嘲笑，道家不主张无谓的争斗，更倾向于虚静。所有具有道家精神的人，更容易以“出世精神做人，入世精神做事”。
端阳节：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高，顺阳在上，五月正是仲夏，它的第一个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天气好的日子，故称五月初五为“端阳节”。
重午节：“午”，属十二地支，农历五月为午月，五、午同音，五、五相重，故端午节又名“重午节”或“重五节”，有些地方也叫“五月节”。
龙舟节：赛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在中国南方十分流行，尤其是广东地区，广东地区称之为扒龙船。它最早当是古越族人祭水神或龙神的一种祭祀活动，其起源有可能始于原始社会末期。赛龙舟历史悠久，已流传两千多年，是中国民间传统水上体育娱乐项目，多是在喜庆节日举行，是多人集体划桨竞赛。传出国外后，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并形成了国际比赛。
女儿节：明沈榜《宛署杂记》：“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研。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
端礼节：在湘南地区沿古俗，于在在夏日来临之时的“五月初五”，在门上挂艾叶，用艾叶洗澡驱蚊的一个洗礼。人们认为经过洗礼，可以驱走疟疾，能够安全的渡过这个夏日多蚊的季节。
当五汛：在上海部分农村，靠杭州湾北岸一带区域，如奉贤、南汇等地区，习惯上称“端五节”为“当五汛”。
天中节：此名称根据阴阳术数而来。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熙朝乐事》：“端午为天中节，是因为午日太阳行至中天，达到最高点，午时尤然，故称之为天中节”。日本以五月五日为“男儿节”，可能也是据天中节而来，因其认为只有男子秉承天地中通之气。
浴兰节：端午时值仲夏，是皮肤病多发季节，古人以兰草汤沐浴去污为俗。汉代《大戴礼》云：“午日以兰汤沐浴”。
解粽节：古人端午吃粽时，有比较各人解下粽叶的长度，长者为胜的游戏，故又有“解粽节”之称。
女儿节：明沈榜《宛署杂记》：“五月女儿节，系端午索，戴艾叶、五毒灵符。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饰小闺女，尽态极研。出嫁女亦各归宁，因呼为女儿节。”
端礼节：在湘南地区沿古俗，于夏日来临之时的“五月初五”，在门上挂艾叶，用艾叶洗澡驱蚊的一个洗礼。人们认为经过洗礼，可以驱走疟疾，能够安全渡过这个夏日多蚊的季节。
菖蒲节：端午节除是古代图腾祭祀节外亦是“祛病防疫”的节日。古人认为“重午”是犯禁忌的日子，此时五毒尽出，因此端午风俗多为驱邪避毒，如在门上悬挂菖蒲、艾叶等，故端午节也称“菖蒲节”。
端午节传说
一：纪念东汉孝女曹娥
在浙江绍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东汉孝女曹娥救父投江。传说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14岁，昼夜沿江号哭寻找父亲。过了17天，在五月五日这一天她也投江而亡，五日后从江中抱出父亲的尸体，就此传为神话。据史料记载，自宋代以来，历代帝王都曾对曹娥大事褒扬。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二：毒月恶日驱避说
在先秦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毒月，五日是恶日。《吕氏春秋》中《仲夏记》一章规定人们在五月要禁欲、斋戒。
《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的历史上有名的孟尝君，就是在五月五日出生。他的父亲要妻子不要生下他，认为这个孩子会危害父母。纵观历史，此类事件记载很多。
东晋大将王镇恶五月初五生，他的祖父便给他取名为“镇恶”。宋徽宗赵佶五月初五生，从小便被寄养在宫外。可见，古代以五月初五为恶日，是普遍现象。
从先秦以后，这个日子都被认为是不吉之日，为了趋吉避凶，人们往往在此日插菖蒲、艾叶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和喝雄黄酒。
三：纪念女诗人秋瑾
女诗人秋瑾是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第一批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先驱。她是浙江绍兴人，幼年擅长诗、词、歌、赋，并且喜欢骑马、击剑，有“花木兰、秦良玉在世”之称。28岁时参加革命，影响极大，在预谋起义时为清兵所捕，至死不屈，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五日在绍兴轩亨口英勇就义。后人为敬仰她的诗，哀悼她的忠勇事迹，于是与诗人节合并来纪念她，而诗人节又因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定为端午节。
四：吴越民族图腾祭之说
这种说法来自诗人、学者闻一多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闻一多认为，五月初五是古代吴越地区“龙”的部落举行图腾祭祀的日子。因为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水里常被蚊龙所窃，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而且古代吴越百姓还有断发文身“以像龙子”的习俗。此外，古代五月初五有用“五彩丝系臂”的民间风俗，闻一多认为这应当是“像龙子”的文身习俗的遗迹。
闻一多对于古代神话和传说深有研究。在他的《端午的历史教育》和《端午考》著述中，考证了端午节的起源。他指出端午节本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吴越民族的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族祭的节日，距今至少有四五千年历史。那时居住在江南地域的吴越族由于不断遭受水旱灾害和瘟疫虫害的威胁，便以“龙”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希望“龙能保护自己”，并“断发文身”，将自己装饰成龙子的模样。
每逢夏熟季节五月五日这一天，他们都要举行盛大的图腾祭，将各种食物置于竹筒里，或裹以树叶，放于水中，献给图腾神，同时也自己食用。为了取悦图腾神，还制作了龙形木舟，在水上争相竞渡，击鼓游戏，以此来敬神娱神。
端午节美食
1、粽子
“端午节吃粽子”起源于公元前340年，爱国诗人屈原面临着亡国之痛，与五月五日投江自尽，岸上的渔夫和百姓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当时人们为了不让江里的鱼虾食他的躯体，人们纷纷用竹筒装米、鸡蛋投入江中，有些郎中还把雄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免遭伤害。从此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每年的五月初五都到江上投粽子、划龙舟。以此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
2、黄鳝
过端午不仅仅是吃粽子的时候，也是一年里鳝鱼肉最嫩、最有营养的时候，所以有“端午黄鳝赛人参”的俗谚。黄鳝由于口感软滑无刺，一直都是淡水水产中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尤其是对于孩子和老人来说，是不错的补养品。黄鳝性温、味甘，入肝、脾、肾经，具有补中益气、养血固脱、温阳益脾、强精止血、祛风通络等功效。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黄鳝一定要现杀现烹，鳝鱼体内组氨酸含量较多，鳝鱼死后体内的组氨酸会转变为有毒物质，故所加工的鳝鱼必须是活的。黄鳝用开水焯烫，可以洗去外边的粘膜，煮出的汤可减少腥味。
3、打糕
端午节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人民隆重的节日。这一天最有代表性的食品是清香的打糕。打糕，就是将艾蒿与糯米饭，放置于独木凿成的大木槽里，用长柄木棰打制而成的米糕。这种食品很有民族特色，又可增添节日的气氛。
先把米放到水里浸泡一段时间后，捞出来放到锅里蒸熟，将蒸熟的米放到木槽或石槽里，用木槌反复捶打。一般多是两个人面对面地站在槽边，互相交替捶打，或一人捶打，一人在下面翻动糕团使之捶打均匀。随后，一份香甜细腻、筋道适口的打糕制作完成。
4、鸭蛋
端午节除了纪念屈原还有就是要避五毒，因为传说中的五毒妖怪到了端午就会为害人间，这五毒妖怪就是蛇、蜈蚣、蜘蛛、壁虎和蝎子，民间用五种红色的菜象征这五毒的血，吃着这些菜的时候，就会把五毒妖怪吓跑，也就是吃五红了，分别是烤鸭、苋菜、红油鸭蛋、龙虾、雄黄酒，据说端午节吃了这五红，整个夏天就可以辟邪避暑了。
与五红类似，江南民间端午节还有吃五黄的食俗。五黄指黄鳝、黄鱼、黄瓜、咸鸭蛋及雄黄酒。不管是五红还是五黄，都包括鸭蛋在内，所以端午节吃鸭蛋有辟邪祛暑的原因。
5、艾馍馍
不少地方过端午节时还用米粉或面粉发酵与艾蒿一起蒸馍馍。艾中含有多种挥发油，具有芳香气味，可驱虫杀菌，对多种细菌及某些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所以古代在端午除病驱瘟，无论食还是用，艾均必不可少。
6、茶蛋
江西南昌地区，端午节要煮茶蛋和盐水蛋吃。蛋有鸡蛋、鸭蛋、鹅蛋。蛋壳涂上红色，用五颜六色的网袋装着，挂在小孩子的脖子上，意谓祝福孩子逢凶化吉，平安无事。
7、大蒜蛋
河南、浙江等省农村每逢端午节这天，家里的主妇起得特别早，将事先准备好的大蒜和鸡蛋放在一起煮，供一家人早餐食用。有的地方，还在煮大蒜和鸡蛋时放几片艾叶。早餐食大蒜、鸡蛋、烙油馍，这种食法据说可避“五毒”，有益健康。
8、煎堆
福建晋江地区，端午节家家户户还要吃“煎堆”。所谓煎堆，就是用面粉、米粉或番薯粉和其他配料调成浓糊状，下油锅煎成一大片。相传古时闽南一带在端午节之前是雨季，阴雨连绵不止，民间说天公穿了洞，要“补天”。端午节吃了“煎堆”后雨便止了，人们说把天补好了。这种食俗由此而来。
9、黄酒
《清嘉录》记载：“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饮之，谓之雄黄酒。”也就是说雄黄酒就是用白酒、雄黄勾兑而成的。这么简单的饮品为何如此有名呢?这大概与白娘娘和许仙的故事有关吧，白娘娘就是在端午这天饮雄黄酒，现出蛇身原形。故而，民间大概便认为蛇蝎蜈蚣等毒虫可由雄黄酒解毒，端午佳节饮雄黄酒可以驱邪解毒。
怀化的端午节有什么风俗
龙舟活动：
居于江河两岸的民众，有赛龙舟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之俗。以怀化沉陵、辰溪等地滨江或宽敞溪河水面最为热闹。沉陵城区龙舟有红、黄、白三种，各为一组，开展竞赛。近年，又增加黑、花、绿各种，共有龙舟：30余艘。
龙舟竞渡，城区数万人聚于河滩观赛。公路沿线，沉、酉水上下民众，外县群众纷纷乘车、船前往观看龙船。赛程从初五直到十五方止。
端午忌鳅鱼：
端午节前不准吃鳅鱼，不许下田捉鳅鱼。吃过粽子后，才许下田捉鳅鱼。在阴历立夏后到五月初五前，也不准直说“泥鳅”，而要说是“短蛇”。有时小孩在溪壕中捞鱼，偶然捞着，也要说“短蛇呀，我们不要你，下次不要来”，更不许带回家拿进屋。只有到五月初五后，用鳅鱼敬了祖宗才允许吃。
快乐的端午节初中作文
在我们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古老的传统节日，其中，我最喜欢端午节了。端午节又称为端阳节，是我们中国十分隆重的节日。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前的旧习俗，直到现在人们还在过端午节。
端午节源于纪念我国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相传赛龙舟是为了捞救投汩罗江而死的爱国诗人屈原;把粽子投入江中，是让鱼虾吃饱了，不再吃屈原的遗体。
端午节的前几天，爷爷就开始包粽子了。他准备了新鲜的粽叶，一大盆调好酱油的糯米，还有香喷喷的肉馅。爷爷先把粽叶折成漏斗形，抓了一些糯米，均匀地铺在底下。然后夹了一块肉馅，放在中间，接着又铺上一层糯米，叠上粽叶的尾巴，把粽叶的头折成尖角。最后，把绳子扎好，一个小巧玲珑的粽子就包好了。爷爷把粽子放入锅里煮，一股香喷喷的味道扑鼻而来，我闻了直流口水，爷爷见了，马上拿出一个粽子，解开绳子，递给我，说：“好吃狗，吃吧。”我马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还不忘评价：“真香啊!”
我们这里不举行赛龙舟，但我看见过赛龙舟，真是精彩啊。赛龙舟这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的可热闹了!比赛开始了，各个队伍都蓄势待发，随着一阵枪声一条条龙舟飞快地划过水面，犹如一支支离弦的箭向前射去。在场的观众们兴奋喊道着加油加油，在为参赛者加油鼓励，参赛者们听了心里充满了信心使劲地划桨，水花到处飞溅。各条龙舟你追我赶的，最后，落后的一号终于追上了遥遥领先的二号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观众们不禁欢呼起来，到处都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林：文化台独是一个逐渐兴起的势头，要消解它，单向的批评或骂它，是无效的，需要回过头去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汉人到台湾拓垦几百年的历史，需要去了解台湾的孤儿意识、悲情意识是如何出现的。最近中央台播出了《沧海百年》电视剧，我大体看了，演得不错。如果能用闽南话配音在台湾播出，影响会很好的。这些东西，不仅要台湾人了解，全体华人都要了解，尤其是制定两岸政策的官员更要了解。现在老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是要打击台独，但却往往给官增加力量，这用一个佛教概念来说就是“逆增上缘”。其实，这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很容易理解的。在日据时代，我们的先贤是用中国文化来抗日的，那时候的台湾性与中国性是一个连续体。那时候有没有台独论者?有。但那时候的台独论者是要独立于日本统治之外，最终要回归于中国的。比如，张深切先生也讲台湾要站立起来，但指的是台湾要独立于日本之外站立起来，而不是独立于中国。张深切先生谈的台湾性与中国性是一个连续体，与日本性是一个断裂体。这在那个时代是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文化台湾与文化中国本来是一个连续体，现在却好像成了一个断裂体。为什么会这样，就需要花些功夫去了解。也就是说，并不是不能谈文化台湾，只能谈文化中国。这就像谈文化福建、文化湖南、文化甘肃等等一样，并不与谈文化中国相对立，并不妨碍谈文化中国。现在为什么谈文化台湾会妨碍文化中国呢?这就要了解一下诠释角度是什么，政治权力是怎么介入的。现在台湾的有些政治人物与文化人把台湾性与日本联系到一起，这不合乎常理，不合乎文化的脉络发展。这主要是政治权力的介人导致诠释上的扭曲。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分析不够，对历史的认知不够，结果打了一场混仗，最终还是被权力给利用了。
问：作为身居台湾的儒者，您的内心感受如何?您做了些什么?
林：我不敢自居为儒者。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传承者之一，我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从理论层面来说，我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在日据时代，台湾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体的，在现代，这二者却分家了。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工作去了解、去澄清、去弥合。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还太少，内地的有关方面做的也很不够。就实践来说，我也做了一些宣介工作，比如我用闽南语给台湾民众讲中国文化经典。在今年的五二○选举之后，我也参与发起成立了民主行动联盟，参与了“反6108亿军购”游行，在广场上演讲了几次。2004年5月4日，36位文化界、教育界与社运界人士组成、已获504人连署响应的“民主行动联盟”正式成立。台湾现在的优点是任何声音都可以发出，但与此同时，在一个资本主义化、消费化的社会里面，权力和理性之间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真正理性的声音往往会被淹没，而主导性的声音往往是被权力所支配的。因为声音太嘈杂，内地这边的很多人，包括有些官员，对台湾的真实现状及其台湾人的心理还了解不够，甚至有很大的误解。
问：两岸分离太久，内地这边对台湾人的孤儿意识恐怕是缺乏体认的，所以了解不够啊!
林：是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唐景崧、丘逢甲宣布台湾独立，在东亚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国，虽然只存在了几十天，但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希望总有一天回到大清国。丘逢甲的诗句是很悲痛的啊——“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台湾人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是很痛苦的，这种孤儿意识也是很正常的。终于到了1945年，台湾光复，重见天日，当然是大好事了。没想到在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是非常不幸的。1949年，两岸又分隔了。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打压台湾本地势力。国民党政权本不是外来政权(虽然民进党现在把它说成是外来政权)，但这种本土政权结构上具有外来性。同样是炎黄子孙，国民党政权却没有平等看待，于是就跟台湾的知识分子产生严重摩擦，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好好处理、认知、忏悔这件事。从我们儒家来看，发生了一件事，首先应该反躬自省。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好好地了解我们的先贤是怎么抗日怎么爱国的，然后想想我们在今天应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往圣先贤，可惜现在还是在混战一场。这件事就会很快拨云见日，台湾的这段历史就会慢慢恢复本来面目的。
问：陈明先生说，在台湾与内地的统一问题上，讲中国文化不见得有用，但不讲中国文化则绝对有害。在文化上认同一个中国，也会给政治上的一个中国提供支持。
林：那是当然。两岸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角度的问题，是个态度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要把技术提高到方法，把方法提高到本体。谁拥有“道”了，谁就在这个问题上占有优先性了，谁就统一了中国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不是哪一群人的中国。现在谁最容易做到统一中国?中国共产党最容易做到。就看它怎么做了。现在很多人忧虑台湾会走上违反统一的道路，我看未必。台湾现在基本上是个民主宪政体制，不是政治领导社会，而是社会领导政治——社会每隔四年就要颠覆、重组一次政府。我们在台湾最关心的不是政府被颠覆了，而是社会风气是不是被败坏了，人心是不是颓靡了。
问：在台湾的民主宪政过程中，新儒家为反抗集权政治进行了不懈抗争，这其中尤以徐复观先生为代表。可是，正如你所言，现在台湾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宪政，但却在政治上出现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倾向，这对于台湾的新儒家而言是不是个悖论呢?
林：台湾有它的历史悲情，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有一个长期累积的“业力”。我常说，这就要用慈悲来化解悲情，用愿力来解消业力，要领受天命来克服宿命。去年我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来谈这个问题，呼吁台湾同胞要正视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上，台湾现在是民主宪政的操作体制，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是从原来的威权体制下的传统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的一个阶段，是掉下到了一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就是山寨林立，就是草莽气嘛——现在就连一些很文雅的人参与政治后也会讲出很草莽的话来。在江湖社会是不讲正义的，只讲狭义的“道义”，其实就是“情义”。“情义”不是“天理”，是“偏私”。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就像墨家、墨侠一样。墨家、墨侠往下掉就是“黑道”了。至于有人说新儒家追求的新外王“民主与科学”给台湾带来了乱象，于是就忧心忡忡内地的民主化前景。我认为是不对的。民主并没有给台湾带来乱象，台湾目前的状况并不是乱象。台湾现在是政治人物的叫嚣很严重，传播媒体的炒作很严重。民间社会，老百姓还是各安其位。而且，我们用国语、闽南语在民间讲学还是很多的，也没有什么阻力。各个教团、社团还是一如既往地活动。我们要恰当了解台湾。而且，台湾的政治发展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是个很重要的试验品，现在正在苦痛的考验之中。能否成功走向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还不好说。我认为，它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它的民间底蕴是很丰厚的，文化的调理能力是足够的。
问：很多人对牟宗三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开出民主、科学的理论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文化还是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林：牟宗三先生论证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是诠释上的一个理论逻辑次序，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发生次序，也不是一个实践的学习次序。台湾也是在实践的学习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调理。台湾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由于有中国文化的调解，所以才走得比较顺。中国文化土壤在台湾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也是一个相互调理的过程。这并不是一个“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而是在学习“新外王”的过程中，用中国文化调理“新外王”，也用“新外王”回过头去调理出一个“新内圣”。
问：港台新儒学作为近现代以来儒学的一个重要学派，为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成绩。在牟宗三先生之后，它的发展前景会是怎样?
林：港台新儒学的发展现在出现了不同的路向。一个路向就是继续沿着牟先生的思想往前走，我名其曰“护教型新儒学”。这种路向的新儒学人数还不少，在目前的新儒学阵营基本上占一半以上。另一个路向就是“批判型新儒学”，人数还比较少，我自己就属于这个路向，也可以说是后新儒学吧。我受牟先生的启发比较大。但是我认为应该由牟先生回到熊十力先生，应该由熊十力先生回到王船山先生。如果回到中国文化传统来谈几个核心范畴，如理、心、气何者为先?我认为是气为先。我的“存有三态论”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在目前看来是成立的。牟先生受康德学的影响比较大，知识学的色彩比较浓厚，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有独特的成就，但也有限制。我们现在应该继承牟先生的思想资源，应该了解牟先生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在现在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如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妨碍现代化。在当时，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太强了，牟先生他们不得不回答胡适、鲁迅等人提出的问题，不得不指出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对儒学的非本质把握。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从儒家的心性之学是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虽然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假问题，但很能蛊惑人心，牟先生在理论上做了澄清工作，在理论逻辑次序上给出了一个答案，是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理论的逻辑次序不等于实践是学习次序。就拿台湾现在搞民主化、现代化的这帮人来说，他们了解牟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是什么吗?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了解的旭这并不妨碍他们学习现代化。牟先生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如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新的年代，后新儒学必须考虑新出现的问题。 问：那您对蒋庆先生对港台新儒学的批评有什么看法? 林：蒋庆先生对儒学是有他的理解的，很有见地，也深入思考了的。而且，他对西方的民主、宪政有忧心。这个忧心是容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学都可以来讨论，我也愿意加入讨论。蒋庆先生的想法很理想，但是如何可能?不容易啊!我发现现在内地有些人把西方的民主宪政与西方的基督宗教关联起来思考问题，认为只有在中国发展出基督教，中国人只有成为基督徒。中国才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宪政和科学来。这种思考是很奇怪的!怎么在现在还有这样的看法呢?这是一种胡涂的思考，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它认为中国文化发展不出来民主与科学，必须把中国文化的本质撤换为基督教文化。我认为蒋庆先生的可贵之处是指出了西方的民主现在问题很严重，这不是一个国情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中国文化发展出来的“人格”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只是高张西方近代发展出的“人权”概念，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很不切实际的。如果再把“人权”概念挂到一个神圣的伟大理想里面，就会发生奇特的、严重的撕裂危机。
台湾的宗教是自由的，但台湾基督徒的比例一直没有增加，主要原因就是台湾的本土宗教一直得到了很好地发展，儒、道、佛仍然是民间信仰的主体，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内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麻烦。现在，我发现内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希望儒、道能有发展。儒如何发展?民间讲学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现在不是提倡儿童读经吗?这很好，并且要在青年、成年中都鼓励，要让古典的话语跟现代的生活话语接轨。我们学界、文化界都要做些工作。《原道》这十年就做得满不错嘛!
问：近年来，官方和民间都对复兴中国文化有所关注，不仅提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也强调要加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而且，一些人呼吁要祭祀黄帝陵、孔庙、儿童读经、传统节日放假、改教师节日期为孔子诞辰日等等，于是有人就联想到台湾在1960年代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林：蒋介石在1966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是针对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肯定不是真心的。但是，蒋介石不反对中国文化，则绝对不假。只要不反对中国文化，不毁损中国文化的土壤，它就会很好地生长。内地目前的这些现象，是很好的势头。只要有了优良土壤，秧苗就会生长出来的。以传统节日放假为例，就应该认真考虑。传统节日是保持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增强文化认同的很好形式。现在西方的很多节日都进来了，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形式，但要赋予我们中国文化的内容。如西方的母亲节日期，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母亲节定在孟子出生日，就不同了。孟母是伟大母亲的代表，孟母三迁的故事可是千古流传啊。如果把中国母亲节定在孟子诞辰日，就会具有文化传承与生养的双重意义。
问：在一个白话语体主宰的时代，依赖文言经典承载的儒学如何表达?
林：儒学并不是只能依赖文言来承载它的意义。话语是意义的载体。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载体，是会变化的。文言和白话不是截然断裂的，是一个连续体。我们平时很多口语，也是文白夹杂的，如“不以为然”；在福建和台湾，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用闽南话说“尔有闲否”，你说这些话语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看《红楼梦》，就会发现文言和白话是完全交融一体的，根本没有什么隔膜和冲突。这次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看到草坪上立了个小牌子，写着“绿草茵茵，踏之何忍”，很文雅嘛!这总比“请勿践踏草坪”要好吧?这句话就是中国文言文，也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道德是唤醒的，不是禁止的啊。现在，为什么会把文言文和白话文搞成断裂的呢?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造成的灾难啊!为了抢救中国文化，却采取了摧毁性的方法，就像《庄子》中所讲的“以火救火，以水救水”。现在是有机会反省、清理这个灾难了。但在清理这个灾难的过程中，不要有激愤、鄙视的心态，而要有理解、同情、慈悲的心态。前人走错了路，给了我们借鉴。
问：“血缘性纵贯轴”理论，在解释中国父子君臣关系上，建立了一种粗糙的模式，这一模式林先生是否有继续深入探讨的文章或论著?或者说在同一理路中还有没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可能性?
林：我并不认为它“粗糙”，应该说比较“概括”。概括与粗糙不同，概括是有诠释力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有诠释力，就要看它是不是有展开性。如果成为最后的总结，这个东西的诠释力是有限的。
问：台湾民间儒学情形如何?有哪些民间儒者?林先生与牟宗三先生学术师承关系有多大?台湾儒者一般认为内地对台独应采取什么立场?
林：台湾很多研究义理的民间儒者多在社团、教团里面。但儒学的主流还是在学院里。学院派和民间派的发展都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我和牟先生的师承关系，很大，也不很大。牟先生把中国传统的话语与现代的学术话语结合在一起，而且缔造出新的话语系统，这是非常可贵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我认为，在牟先生那一代人里面，他可以在海峡两岸的思想家中排到前五位。在接受牟先生的教养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重要的方法，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说不很大，是说我不仅仅只学到了某个结论，我是对牟先生的结论予以批判性继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