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散文史（共8篇）
《中国古代散文史》对中国古代散文的源头、萌芽、成型、发展、演变及其理论建构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也散文学理论和传统散文创作的经验与教训也作了简明、深刻的总结。
中国古代散文史全本
中国古代散文史
第一编 上古至战国的文学
概说
我们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是非常长远的。北京西南房山周口店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初期的中国猿人骸骨化石，证明了大约五十万年以前我国已有人类居住。这些原始人类经过长期劳动，他们自身和生产力不断发展和进步。据文献记载，大概到了传说的五帝时代，可能已经进入氏族社会后期。我国儒家所乐道的尧舜禅让，天下为公，大概就是氏族部落会议以及氏族长和部落酋长推选制的反映。那时的社会没有阶级，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儒家经典著作中曾称赞它为理想的“大同”时代。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少数人占有了生产资料，人类开始出现了阶级， 社会更有了保护私有制的措施，氏族社会逐渐解体，国家组织也逐渐形成。我国古代文献多有夏禹“家天下”的传说，认为是“小康”时代的开始。按照这个传说看来，夏代可能就是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的起点。但即使如此，只能看作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推移的过渡状态，真正的奴隶制社会是到了殷商时代才完成的，这有许多文献及地下发掘材料可以确切证明。后来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生产关系起了变化，奴隶社会才逐渐向封建社会转化。这个转化的完成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及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于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由完成走向巩固。
我国民族文化的历史也是非常长远的。从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看，生产工具已相当进步，且有红色陶器，其时代约在公元前五六千年左右，我们一般称为“仰韶文化”或“彩陶文化”。比“仰韶文化”稍晚、其时代约在公元前四千多年的又有“龙山文化”，这是山东济南的龙山镇发现的。其文化遗存有精致的黑色陶器、卜骨等。这些考古学上的材料，使我们看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缩影。
从野蛮到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创造。文字的发生一般是在奴隶制国家建立的时候。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现在还不能断言，但自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至迟在殷商后期(约公元前十四世纪)已有初步的定型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标志着我国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后来文字的应用渐渐推广，史前时期流传的原始人民的口头创作如诗歌、神话故事等，有不少被记录下来，使我们得以从文献中窥见上古文化的一斑和文学艺术的萌芽。
但文学艺术并非起于有了文字之后，远在文字发明创造以前，文学艺术早已产生。上古时代文学的具体情况不能知道，所可推测的就是上古文学同现实生活结合得非常紧密，其中有同自然作斗争的神话，有和生产密切相联系的诗歌，也有表示愿望、趋吉避凶的咒语式的祷祝辞。还不难推测：由于上古时代人们的群居生活和集体劳动，决定它的文学艺术活动一般是集体的;又由于那时候既没有文字，也没有社会分工，文学就只有口头创作，没有书面创作;只有文学和其他艺术如诗歌和音乐、舞蹈那样互相结合的形式，没有单纯的文学作品独立存在。所有这些集体性的口头创作以及文学和其他艺术相伴随的现象，都是上古文学的特点。
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通过人们头脑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又是阶级意识形态的形象的表现，它不可能超阶级而存在。但上古时代的社会还未分裂为两个对抗性阶级，所以那时的`文学艺术没有阶级性。到了阶级社会形成以后，一切文学艺术就不可能不打下阶级的烙印，同时也揭开了两种文化斗争的序幕。
夏代有无文字，不得而知。文献所载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性质，其诗歌、谣谚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但其中如“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样的词句反映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即奴隶坚决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相传为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却是比较可信的。(此据《尚书?汤誓》引，与《孟子》、《史记》稍异。俞樾谓二句是韵语，疑为夏民歌谣。)
殷的先世本是游牧部族，向无定居生活。成汤以前就迁徙过八次，成汤至盘庚，又迁都五次。那时牧畜业异常发达，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祭祀时大量用牲的现象。中叶后由牧畜进入农业生产。《尚书?盘庚》屡次提到农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证明殷代确有很多种类的农产品。由牧畜发展到农业生产是很自然的。游牧过程中，既易发现农作物，又能驯服牛马。文献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马的记载，不难设想，役使牲畜减轻人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关键。
殷代的主要生产者都是奴隶。甲骨文中有“奴”、“仆”、“臣”、“妾”、“臧”、“奚”等字，都是奴隶的名称。为了防止奴隶的怠工，镇压奴隶的反抗，统治者制定极为严酷的刑法来管制他们，所谓“商有乱政而作汤型”(《左传》昭公六年)，其目的就是为此。据《韩非子?七术》，“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这固然表现统治者的残酷，同时也反映了那时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手工业和文化艺术都有很大的进步。就拿工艺来说，殷代青铜器中有各种各样的祭器、食器和兵器，有的上面还有铭文。近年出土的“司母戊鼎”重一千七百市斤，花纹精美，可见殷代的冶炼工业技术已达到高度的成就。而那时奴隶主贵族为了祭祀和享乐，音乐歌舞也极为发达。文献所载汤时的乐歌乐舞如“大氵蒦”、“晨露”、“九招”、“六列”、“桑林”之类，或不可信。但“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巫风”早已普遍流行，以至悬为禁令(见《墨子?非乐》。“酣歌于室”四字据晚出古文《尚书?伊训》补。)。直至殷末纣王之时，还使乐师作新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周武王数其罪状，斥为“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史记?殷、周本纪》)。这些都证明殷代的音乐歌舞是十分发达的。不难想象，在此种情况下，必有不少诗歌配合演唱，但因年代久远，没有流传下来。
殷代宗教迷信之风最盛，鬼神权威至高无上。国王事无大小，必须请示鬼神，预测吉凶祸福，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从事这方面活动的有两种专职人员，那就是巫和史。他们通过卜筮方法代表鬼神发言，凡繇兆、祝辞、神告、占卜的记录以及国王的讲话等，无不写成书面语言，或刻于甲骨，或书于典册，这些就是殷墟中的甲骨卜辞，《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商文告等。
巫史在当时都是为迷信服务的，巫能歌舞娱神，史掌文字记录，他们对后来的诗歌、散文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周的祖先本是很早就散居在我国陕西泾、渭流域的一个部族。它最初的根据地是邰(今陕西武功)，传到公刘时，人口渐渐繁衍，于是南渡渭水，北至于豳(今陕西橡邑)。这时周部族虽然一面仍在迁徙，一面已有定居，似乎正处在由游牧生活过渡到初期农业阶段。到了古公亶父的时候，为另一部族所逼，不得已放弃豳地，翻过梁山，迁到歧山下(今陕西歧山一带)居住。他们在迁徙中发现一块肥沃的土地，名曰周原，是一个理想的庄稼地，就在这里建起城邑和房屋来，督率人民继续生产，奠定了一定的农业基础。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地充实和加强了周部族的力量，到了殷末，逐渐沿着黄河向东扩张，成为威胁殷国的劲敌。文王时，黄河西岸一带的部族都归他控制，于是自歧迁都于丰(今陕西雩阝县)，势力日益强大，不到十几年，文王之子武王遂一举灭殷，建立一个版图更大的王国，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初期的事。
武王死，子成王继立，年幼，武王弟周公摄政，平管蔡之乱，征伐奄国，镇压了殷人及其旧属的反抗。并制礼作乐，大兴文教，配合统治，使王朝政权日益巩固，为成康之治奠定了基础。大概周初鉴于殷纣的灭亡，对待奴隶稍宽，组织他们从事耕种，积极生产，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好转，社会秩序相当安定，这是成康年代获致短期太平的主要原因。懿王以后，周室渐衰，外患渐起。传至厉王，贪财暴虐，禁止诽谤，被国人驱逐。宣王时，南征北伐，东平淮徐，号称中兴。及幽王立，荒淫错暴更甚于厉王，人民怨恨，贵族离心，后竟为犬戎所杀，西周遂亡。
儒家文化向来把灌水看做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孔门弟子颜回对上网灌水着迷, 躲在破旧的网吧里 (居陋巷) , 每天只吃一顿饭 (一箪食) , 往肚子里灌一壶水 (一瓢饮) , 结果少年白发、深度近视。这种好好学习天天灌水的精神, 使他成为安贫乐道的楷模。
庄子也非常欣赏灌水的乐趣。庄子的寓言中, 充满了对灌水的智慧。其中《秋水》一篇, 最是阐释灌水的奥秘。
秦王扫六合, 虎视何雄哉?统一天下后, 嬴政对灌水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贡献包括:统一上网带宽 (车同轨) , 统一发帖语言 (书同文) , 统一帖子的字节数标准 (度量衡) 。从此全国各地的子网会合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
灌水也被中国人看作勇武的象征。人常说绛灌之勇, 就是指绛侯和灌婴, 这两个是汉初功臣。灌婴从小灌水, 练得一身好功。史记上说灌婴“战疾力”, 大破项籍、韩信和英布, 官至丞相, 封颍阴侯。从此人们就把猛将称作“勇冠三军”。此后更出了个关羽, 水灌七军, 于是成为了"武圣"。后人记叙关羽和他的同时代人时, 面对这个灌水人才辈出的年代, 只好说:“滚滚长江东逝水, 浪花淘尽英雄!”
魏晋时期的人物以清谈著称 (也就是在聊天室中斗嘴) , 偶尔跑到室外郊游, 他们就会选一个有茂林修竹的水潭, 玩曲水流觞的游戏。也就是往帖子里灌水, 然后把帖子放到水池里传给别人, 别人收到了帖子就喝掉水, 另外再跟一个帖子。
唐朝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官员都须经过灌水考试才能上岗。唐太宗李世民看到各路高手鱼贯而入考场, 忍不住哈哈大笑说:“天下英雄, 尽入吾论坛中矣!”这时身边的魏征提醒他说:“别灌太多!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啊!”在这个朝代中还出现了唐诗这么一种灌水的形式。其中李杜二人成就尤高。李白的著名灌水诗中说道:“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是一种多么宏伟的灌水气象啊!他又有一首咏论坛的:“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歌颂了在灌水中结下的友谊。
继唐诗后的宋词则又是另一番灌水风光。后人把宋词按照灌水风格分为两派, 其一为豪迈派, 代表人物苏轼, 写下了“大江东去”的壮丽篇章。其二为婉约派, 代表人物柳永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 只要有人灌水的井边, 就有人转贴柳永的词。
明朝的灌水文化开始走向民间, 其间有两位畅销小说的作家, 一名施耐庵, 一名罗贯中, 他们对灌水小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施耐庵的小说干脆以《水壶》为名, 以发扬灌水文化。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在世界监察制度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位置，它的发展与成熟有诸多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吏治的高度重视，所谓“治国必先治官，治国之本在于治官”。法家人物尤其重视吏治，韩非子甚至提出：“明君治吏不治民。”这是因为：吏治不正、腐败盛行，首先破坏的是人民对政权的信任与尊敬，进而影响到政权的形象、权威与执行力，更严重的是毁损了社会风气。特别是对于“人治”文化传统浓厚、道德评价为先的古代中国来说，本应作为道德楷模、行为表率的官員如果嘴上一套、实际一套，将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愤激与无序，使政权与人民离心，使怀疑与不信任情绪蔓延，进而造成社会运行的混乱、道德的滑坡、诚信的缺失和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削弱。
古代监察制度诚然为澄清吏治、抑制专权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未能挽救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在王朝末年，政治腐朽、吏治腐败的一大标志是监察机构不但陷于瘫痪，而且同流合污，加速了王朝的覆灭。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王朝承平之时，监察机构往往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权臣，如桓温、蔡京、秦桧、严嵩等，在他们最炙手可热之时，也曾受到弹劾。至于皇亲国戚、宰辅重臣被弹劾者，更是不足为奇。
大致说来，古代监察制度至少有这几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是位尊、秩低、权重。“秩卑命尊、官小权重、小大相制、内外相维”（顾炎武语）是古代监察制度的一大特色。御史台、都察院历来是中央机构的重要组成，监察官地位尊崇，如秦汉时御史大夫兼副丞相，与丞相、太尉并称“三公”；东汉时御史中丞在朝会时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专席而坐，人称“三独坐”；唐朝宰相入宫廷商议大计，须有谏官随同与闻。与此同时，监察官大都品秩不高，不及行政机关。如唐朝御史大夫从三品，且时有缺置，实际长官为正五品的副长官御史中丞，其余人员只在六品至八品之间。明初更曾将都察院降为七品衙门，负责稽察六部日常工作的六科给事中最高不过七品，最低只有九品；代皇帝出巡的巡按御史仅为
七品。
尽管官阶不高，但监察官的权限极大。自晋代以后，监察官“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无所不纠”，“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查，天下利病无不言”。如汉朝刺史仅六百石，相当于低级县令，却监察地方二千石长官。唐朝监察御史仅为八品，低于一般县令，但“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对此，清代史学家赵翼解释：“官轻则爱惜身家之念轻，而权重则整饬吏治之威重。”
二是严格选任。监察官作为“治官之官”，其选任比一般官员更加严格，标准更高，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除了一般要求如清谨介直、刚正不阿外，另有一些硬性规定，如明朝规定，除经由庶吉士（从进士中再考取优异者入翰林院观政学习）产生外，其他人员担任御史须试职一年，经考核合格后方得以实授。其中最引人注意的莫过于要求监察官拥有地方从政经历。如唐朝规定，御史须有地方官经历。宋朝规定，监察御史须经两任县令。郡县治，则天下治。丰富的阅历与基层的历练，近距离地与人民接触，使地方官更知晓人民疾苦，更明白何为人民所想、所需，更谙熟行政业务、政教得失以及官场弊端。
中国作为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多民族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历史之长久，体系之完备，经验之丰富，影响之深远，堪称地球奇葩。
君主专制是我国封建王朝的产物加强了古代帝王的个人权力，在某些程度上，巩固了我国的封建制度。君主专制政体又称君主专制或君主专政，是一种政治体制和政府形式，统治者君主拥有统治国家和公民的所有权力而没有法律或法定的程序告诉君主如何行使权力，君主制是一种专制政体。
1、皇帝制度的确立：基本特征是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改变了周朝分封制导致的诸侯有着较大的自主权，皇位继承是皇帝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皇权的延续和王朝的稳定与兴衰。本质是君主专制，即皇帝是帝制国家政权的主宰和权力中心。皇帝控制和指挥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
2、中央官僚体制的形成：我国封建社会中央官僚体制萌芽于春秋时期．逐渐形成于战国之世，确立于秦统一之后，汉初丞相位高权重，汉武帝时削弱相权，频繁任免丞相，提拔地位士人参与中枢决策形成“中朝”、“外朝”；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宋代设“参知政事”以分散相权；隋唐时期出现了大发展，到明清时期，又有重大变革，这一切无不与君主集权的加强密切相关，表现为解决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中央官僚体制的确立封建专制中央官僚体制的核心是君主专制，3、监察制度，秦在中央有御史大夫，郡有郡监；汉武帝时设十三刺史监察地方；汉以后监察制走向健全。选官制度同样围绕皇权的加强进行，经历了世官制—察举制—科举制的过程，科举制影响深远科举制度消灭了贵族阶级，使得贵族-封建体制被击溃，随着门阀被打破，政治不再为贵族所把持，政治逐渐向全民开放，但同时，随着贵族的没落，能制约君主的势力也随之消散，君主的力量开始膨胀，使得君主专制体制不断强化，最终演变成为了君主独裁体制。
4、礼乐制度：为维护皇帝的尊严，礼乐制度被进一步强化利用。刘邦令著名儒生叔孙通率其诸弟子共定朝仪，“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在公元前200年，值长乐宫新建成，诸侯群臣朝贺之际，开始实行朝贺大礼。统治者大力加强礼的建设，使礼成为维持社会和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以礼入政、入法，提倡“礼本刑辅”，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他们还推行儒家礼治的理论，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卑上下等级关系，使之成为指导立法、司法、行政的基本原则 所有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封建统治，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阅读，是一个人的心灵之旅
——题记
我的阅读启蒙，是从小人书开始的。我童年的玩伴小琼家那一大包小人书开启了我的阅读史。
大概是小学四年级时，我的一位远方堂叔，从部队退伍回来，带回了一包《故事会》、《山西青年》、《青年一代》、《大众电影》和《萌芽》等杂志。这些杂志给年少的我洞开了一扇神秘的社会之窗，她让我透过这个窗口看到故乡小村之外大千世界的奇妙。这些书籍里，印象最深的有两个故事至今还记忆犹新，一个是名叫《天职》的电影文学故事，另一个是名叫《太阳》的中篇小说，分别登载在《大众电影》和《萌芽》杂志上。前者说的是一个司机肇事后，逃逸了。死者是一位母亲，家里的孩子才上幼儿园，无巧不成书，那个孩子就是司机女友幼儿班上的学生。后来在女友的爱心感召下，那个司机人性复苏，承担了罪责，并和女友一起担起了抚养女孩的义务。《太阳》是一部爱情小说，两个相爱的人，因为触动了清规戒律，被村人放火惩罚，很悲壮的故事。也许正是这两部文学作品曲折悲壮的故事情节和唯美的情怀撼动了我，并将我的阅读之舟引向了浩瀚的文学海洋。
上小学五年级时，我看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另一部是《兴唐传》。那时看书都是看故事情节，越离奇曲折，看得越醉越痴。记得看《啼笑姻缘》时，对关秀姑可崇拜了，她身怀绝技，武艺高强，救凤喜的那段看得我饭都没心思吃了。《兴唐传》是一部历史演义，书上有很多文言字句，所以看得粗疏，凡不理解的都跳了过去，以致书看完后，至今只记得一个程咬金卖耙子的故事。
中学六年，我的阅读高峰是在初三。上初三时，校园里特风靡琼瑶的小说，我这个小说迷自然也逃不过，不过看了《窗外》、《六个梦》、《在水一方》等几部小说后，我就觉得没劲了。琼瑶的书，写作思路基本是一个模子，看多了显得很腻。初三寒假时，舅舅送我一套《红楼梦》，那简直就是我的宝贝。邻班有个女孩，父亲是某小学校长，家里珍藏了一大批中外文学名著，但独独没有《红楼梦》。为了能看到她家的小说名著，我拿《红楼梦》换她家的名著看，一个初三，我看了《暴风骤雨》、《红与黑》、《复活》等13部中外文学名著。不过那是读书多半还是追求故事情节，精神的滋养有限。
上了高中后，读名著的时间越来越少，主要是忙于高考。偶尔去邮局买一些国内大型文学期刊如《中篇小说选刊》、《清明》、《当代》等来读读，以过过读闲书的瘾。
我的第二次阅读高峰是在我高考落榜之后，25岁至27岁这两年多的时间。25岁那年春天，我在故乡的小城开了个小书店，一边谋生计，一边参加自学考试。为了能顺利地自学完大学中文系的课程，我有计划、有步骤地按照文学史的编年时间，阅读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28位作家的成名作、代表作以及外国文学作品。其中阅读完了鲁迅、巴金和张爱玲的作品全集、老舍的中短篇小说全集及四部长篇还有矛盾、郭沫若和叶圣陶的大部分作品。两年多的时间，我在书店总计阅读了中外一百多部小说名著。也许正是有了这种量的积累，在后来的自学考试中，每次考试我几乎都能轻松过关，如果不是大学英语的拖累，现在差不多也是个文学硕士了。不过感谢命运，没让我考上安师大的研究生，否则，我后来哪有机会学心理学呀!
，考研失利的我，开始握笔写作;，我在中华杂文网上开了博客，开始杂文写作;在新浪网开博写作，后来在著名知青作家萧云女士的指点和鼓励下，走上了心理学之路。，我考到了国家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同年8月份正式走上了心理咨询职业之路。
心理学改变了我的后半生，改变了我的阅读视野。20之后，我开始阅读文学之外的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医学、宗教甚至是自然物理学。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坐拥书城，放眼整个人类世界，我的精神世界风光旖旎。每天，穿行在人类最幽暗而又隐秘的.心灵森林中，面对人性的弱点，生活让我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简单。
有人说，与书为伍就如同与高尚的人为伍。书籍不但能够陶冶人的情操，还能给人以力量。我人生的几次重大转折都是阅读改变的。记得第三次高考落榜后，我的精神极其的颓败和萎靡，那时我的一位高中同学送了我一本《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女作者周励，坎坷的人生经历、丰富的文学素养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动力。“人只有具备初恋般的激情和宗教般的热忱，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这是继读《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之后，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给我的又一大精神启示。20岁之后，我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坎坷与苦难，然而正是阅读给我找到了正向的人生动力，并且让我从苦难的青春沼泽中彻底地爬了起来，高扬自强不息的生命旗帜，书写一个大写的人字。
元朝末年，皇室内部斗争十分激烈，政治变得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腐败，对人民的压迫也就更加的残酷。公元1333年，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欢帖木儿即位，他荒淫无度，大肆挥霍，国库原来有十几亿两，现在只有四五两了，国库空虚了，物价从一元一个包子变成一百元一个包子，平民百姓已苦不堪言，终于不可忍受，开始了农民武装起义------白莲教叛乱，由此造成了红巾军起义。
公元1351年，白茅(山东曹县)与黄陵冈(山东曹县西南)之间，黄河决口，水灾严重(我看是因为看不下去人民苦难的日子了)。元顺帝征了一共15万民夫开挖河道，治理黄河。工期只有十几日，但食物被监看官克扣，民夫们每日食不果腹，10多万民夫饿倒了，河都哭了!
此时，工地上流传着一首造反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民夫们互相传唱，并没有了解它的意思。但是在几天后，民夫们在挖河道时挖出了一个石人，石人仅仅只有一只眼睛，众民夫心生反意。此时策划者韩山童(河北栾城人士，祖父是白莲教成员，其为白莲教教主)与成员刘福通发动起义，后韩被刺杀，刘逃出重围，方发动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
二：红巾军起义------元王朝将灭亡
1351年，农历五月初三，刘福通召集白莲教余部，发动起义，因将士们头裹红头巾，便称为“红巾军”，此次起义声势可与三国黄巾起义，北宋梁山起义，隋唐瓦岗起义等相媲美。义军每至一处就攻破粮仓开仓放粮，百姓拥护，发展至数万人，又有像郭子兴一样的红巾军，声势够浩大的吧!
元朝此时仍是元顺帝在位，他派了6000多色目人(中亚人)组成的阿速军与几支汉军镇压起义，然而军队腐化，不到一日，这几支镇压军便溃败。刘福通派军队攻下了光州(潢州)，朱皋(固始北)，项城(项县)等地，部众已有十来万人。
1355年，刘福通攻下亳州(亳县)，拥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小明王，国号为大宋，改元龙凤，刘福通自立为丞相。1357年，一度占汴梁，定为都城。然而因为兵力分散，没有根据地，战斗之后， 红巾军灭亡，刘福通在战场上牺牲，元朝灭亡也不远了。
三：大明王朝建立------元王朝灭亡
在郭子兴建立红巾军的第二年，1352年，朱元璋【1328--1398，原名重八，濠州(安徽凤阳东北)】前去投靠。后以郭子兴为媒，娶郭子兴之义女马秀英(马氏，后来的马皇后)为妻。1355年，建军第五年，郭子兴病逝。朱元璋统率郭子兴之旧部，为小明王之左副元帅。朱元璋善于网罗人才，他招募刘基(字伯温，与诸葛亮齐名)，朱升，李善长等人为谋士，又用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一句话来发展，又建了一支非常厉害的军队，毫不扰民，获得百姓拥护。
1363年，朱元璋，徐达(朱元璋同乡)，郭兴，常遇春等人在鄱阳湖剿灭陈友谅(因郭兴向朱元璋献火攻之策而胜)，后又消灭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之后灭元，后刹小明王，在1368年正月，建国号明，自己立为明太祖，年号洪武。
老师的话：小伙子很不错，读书读得越来越细致了。给你的建议也认真的吸纳了。这几次的讲述故事性都很强，很棒哦!
作者|黄晨珂
权力与应酬
权力与吃喝应酬, 有时是个“鸡生蛋, 蛋生鸡”式的问题。古代为官者, 吃喝应酬是常态, 几成官场规则, 有时甚至不吃喝不应酬, 就做不了官, 掌不了权。同样, 历代农民起义虽常有“均贫富”之类的口号, 但若真想起到煽动性效果, 还是得拿大鱼大肉和女人说事儿。也正因此, 农民起义往往陷入“革命尚未成功, 大家已经堕落”的怪圈, 久贫乍富的义军在酒色财气面前迅速腐化, 甚至比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更加不堪。
以权力换取酒色享受, 自古便有。早在周代, 《周礼·天官》中就有记载, “凡王之馈, 食用六谷, 膳有六牲, 饮用六清, 馐用百有二十品, 珍用八物, 酱用百有二十瓮”。这种宫廷宴会在后世因为物资的丰富而愈发繁复, 最盛大的当数每年阴历大年初一的大朝会之后的宴饮, 百官均要参加, 还可以携眷, 这个古代最高规格的公款吃喝活动从周朝便已开始, 直至清亡。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南朝设“迎新送故之法”, 地方官上任和离任都得送礼, 一般送故以三年为期, 即离任后三年内, 原任职所在地每年都得去送礼。各州郡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这一岗位, 专职迎来送往。这一制度并没有财政拨款, “饷馈皆百姓出”, 所谓“花公款”, 成了“花公众的钱”。有人以为越是皇帝昏庸、吏治混乱的黑暗年代, 官员越热衷吃喝, 其实不然。官员应酬吃喝之风, 与政治是否清明基本无关, 有时盛世反而更为流行。比如中国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的宋朝, 就是官员吃喝风最为流行的年代。《宋史》记载, 宋朝设有“旬设”之制, 每一旬都有一次公费宴犒, 将公款吃喝变成了国家制度, 各衙门动用公款宴请都有公开账本, 名为“公使苞苴”, 这种用于公务接待的公款即称“公使钱”。名臣范仲淹曾解释过公使钱存在的合理性, “窃以国家逐处置公使钱者, 盖为士大夫出入及使命往还, 有行役之劳。故令郡国馈以酒食, 或加宴劳”, 认为这一切都基于公务, 让来往公务人员能够安心工作。
这些制度使得官员动用公款吃喝成为常态, 宋孝宗时的平江知府王仲行与祠官范致能、胡长文常用公款请客, “一饮之费, 率至千余缗”。北宋的尹洙曾在《分析公使钱状》中记载, 庆历三年, 仅渭州官府官员, 每月便有五次公款吃喝的宴会。《朝野杂记》记载, 两宋时各衙门南宋时东南诸郡公使“帅臣监司到署, 号为上下马, 邻路皆有馈, 计其所得, 动辄万缗”, 也就是说, 不但有得吃, 吃完还可以拿礼物。仅仅扬州一地, 每年用于馈赠的小礼品就花费了十二万缗, 一缗等于一千钱。苏轼也曾慨叹扬州的接待之“高大上”, 称“八路舟车, 无不由此, 使客杂还, 馈送相望”。北宋时, 杭州已极为繁华, 朝廷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 杭州当地还得专门安排一名官员负责接待, 大名鼎鼎的苏轼担任杭州通判时就疲于应付接待任务, 甚至称这里是“酒食地狱”。时人曾这样描绘宋朝的公务接待:“送故迎新, 交错道路。受迎者, 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 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 谓之忠义;省烦从简, 呼为薄俗, 转相仿效流而不反。”此外, 宋朝还曾有“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 皆准公筵”的规定, 即官员下乡工作时可以公款吃喝。
也有人以为吃喝应酬都是贪官才做的事情, 能臣干吏估计不好这口, 文人型官员可能会自恃清高不屑为之, 其实这种观点大谬。最典型的反面例子当数北宋宰相吕蒙正, 他因母亲被休, 年少时饱受歧视, 靠个人努力考取状元并一路扶摇直上。他成功拜相后, 大有凤凰男的姿态, 生活极为奢侈。清人笔记中曾说他最爱鸡舌汤, 每日后院宰杀的鸡堆积如山。此事真伪并无定论, 不过吕蒙正毕竟是一代名臣, 遭遇外界提醒和抨击后, 立刻收敛, 回复了原先的节俭状态。关于这个“鸡舌”的典故, 前几年还曾被安在唐代官员李绅身上, 指他生活豪奢, 尤其爱吃鸡舌。李绅曾历任御史中丞、户部侍郎、节度使和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等要职, 拜赵国公。但真正使他名垂千古的还是那首小孩也会背的《悯农》, “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早已是千古名句, 提示大家要爱惜粮食。不过他与鸡舌的故事并未见诸史料, 估计只是以讹传讹, 但以其地位和唐代风气, 生活豪奢倒不会假。
有制度, 难约束
对于公款吃喝, 大多数朝代都将之视为严重作风问题, 并出台各种制度予以限制。如汉景帝时就曾立法, 要求官员到任、离任及外出巡视时若接受宴请, 必须自己掏钱买单, 否则将免官。最严苛的要算是北魏献文帝, 他规定若官员在地方巡视时吃掉一只羊、喝掉一斛酒, 就“罪至大辟”, 也就是判处死刑, 同席吃喝者也有协从罪名。
五代之时, 有买宴之风之说。“五代之时, 不特方镇入朝买宴,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 (927年) 三月, 幸会节园, 群臣买宴, 则在朝之臣亦买宴矣”。换言之, 不仅仅地方军人和官员要买宴, 朝中大臣们过来陪吃, 也得自己掏腰包。直到后周时, 太祖郭威才为此举画上句号, 他拒绝了官员侯章的“买宴钱”, 表示“诸侯入觐, 天子宜有宴犒, 岂待买邪!自今如此比者, 皆不受。”买宴表面上看是将公款吃喝的花销转嫁给了官员, 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国库开支, 但熟悉官场运作的人都清楚, 官员有各种办法可以将之再度转嫁, 比如回自己单位报销, 或者转给下级买单, 即使真的一度自掏腰包, 也可以通过横征暴敛或者索贿将之讨回。
在吃喝风最盛甚至将之制度化, 变成官员福利的宋朝, 也曾立法整顿吃喝风, 而且堪称历朝历代中立法最为详细的。如《庆元条法事类》记载, “诸道守任臣僚, 无得非时聚会饮宴以妨公务”, 各州县官“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 而用妓乐宴会者, 杖八十”。《职制敕》则规定各官“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 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从这一点来说, 前述的“旬设”制度甚至有点“高薪养廉”的意味, 希望借助公款吃喝的制度化, 规定时间与规格, 以此限制公款吃喝的次数。湖州知州刘藻在任上“专事筵宴, 库帑告竭”, 被降职罢官, 前文提到的“一饮之费, 率至千余缗”的王希吕、范成大与胡元质等人, 也被宋孝宗“怒而诎之”。
宋代文学家苏舜钦也曾因公款吃喝落马。他曾担任集贤校理、监进奏院 (所谓进奏院, 即藩镇节度使的驻京办) , 而且还有后台, 老丈人杜衍时任宰相。有回他将公家的废纸卖掉, 用所得买酒设宴, 还招来乐妓助兴。结果被老丈人的政敌得知, 立即指使御史弹劾, 苏舜钦以“自盗”罪名被免职, 并被赶出京城。
宋朝还有个规定, 要求当权者“不得取食味于四方”, 即不得向各地索要地方特产和美味, 防止横征暴敛。《邵氏闻见录》记载, 宋仁宗有次病了, 皇后想找江淮一带的特产糟白鱼给皇帝补身子, 但寻遍京城, 一无所获。恰巧宰相吕夷简的夫人到宫中给皇后请安, 皇后想起吕夷简是寿州人, 家里也许有, 便对吕夫人说:“上好食糟淮白鱼, 祖宗旧制, 不得取食味于四方, 无从可致。相公家寿州, 当有之。”吕家果真有, 于是吕夫人赶紧把糟白鱼送至宫中。
这些制度虽然在某些节点和事件上起到了约束作用, 却无助于改变整个官场风气, 大吃大喝贯穿于两宋, 直至灭亡。更值得思索的是, 明朝从一开始就对公款吃喝予以极大约束, 但公款吃喝乃至迎来送往的密度却不亚于宋朝。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低微, 因此对官员腐败深恶痛绝, 甚至到了矫枉过正的程度。他的制度建设直接影响了明代官场生态, 但遗憾的是, 这种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明代官员的俸禄极低, 法令中对腐败行为的制裁极为严厉, 动辄上升到杀头甚至灭门的程度, 但与此相对应的是, 在朱元璋死后, 明代官员在腐败道路上前仆后继, 大贪频出, 各种五花八门的行贿受贿手段层出不穷, 几乎可以编一本《官场腐败大全》。吃喝风也随之盛行, 成为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而迎来送往偏偏就是明代官员不可避免的官场规则。文学家袁宏道曾在万历年间当过吴县知县, 才上任几个月, 就致信朋友大吐苦水, 说人人都觉得做官好, 其实做官真辛苦, 做知县尤其苦, 因为“上官如云, 过客如雨”, 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接待。
应酬吃喝依附于官场生态
公款吃喝乃至迎来送往之所以成为历朝历代都无法解决的风气, 与官场生态有着直接关系。
宗承灏曾在《灰色生存》中写道:“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熟人社会, 很多事玩来转去最终都要纠结在“人情”二字上面……熟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私人利益的对接管道, 并通过这种管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 将各个点连成一条线, 最后构成一张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而灰色收入正是这一张张关系网捕进去的鱼和虾, 网越大捕进去大鱼大虾的概率就越高。关系网越织越密, 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 并进而成为深度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在熟人社会里, 人情大过天, 官员无论是想升迁还是想自保, 都必须通过付出大量交际成本来维系人情。吃喝作为交际的必要手段, 与送礼一样, 就此成为通用的官场规则。
但与此同时, 历朝历代官员的俸禄大多不高, 要维系这种“灰色生存”, 就需要更多灰色收入, 这些灰色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是公款。比如明代, 地方官的主要收入其实是地方财政收入的截留, 即俗称的“火耗”, 京官的主要收入则来自地方官的馈赠。清朝曾以明朝为鉴, 试图整顿风气, 明令京官去地方, 上级领导到下属单位, 出差费用一律自理, 地方和下属单位也不能宴请馈赠。可是清朝沿袭了明朝的低俸禄, 京官待遇尤其低, 因此外放或出差都成了发家致富的机会。地方官为了升迁, 也会尊重京官的“话语权”, 常年孝敬。二者相互作用, 形成了在皇权体制下根本无法动摇的利益链。在这种大背景下, 动用公款吃喝简直就是“小儿科”的行为, 何况, 即使官员自掏腰包, 这笔饭钱的来源大多也非正道。
清朝道光年间的进士张集馨著有《道咸宦海见闻录》, 此作也是后世研究官员灰色收入的重要资料, 如《灰色生存》和《隐权力》等书都曾将之引为资料。他曾在翰林院呆了六年, 三十七岁开始外调, 宦海浮沉, 历任山西朔平府知府、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河南布政使和福建布政使等职。他对自己的总结是:“应酬不可谓不厚矣!”即使没有迎来送往, 本地官员彼此间也少不了各种宴会, 以联络感情。尤其是张集馨身为督粮道, 更不能占着肥缺不会做人, 所以必须在自己的收入里面拿出一大部分用于官场接待和联络。
关键词：文史结合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中间地带” 意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意识最为浓厚的民族之一，中国人历来重视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中国学术的各个领域历来重视从历史发展线索中寻求各自的规律，中国古代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文史结合”既是中国史学也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更是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普及和对外传播的基本要求。但就当前大学生的国学基础而言，整体上比几十年前，乃至十几年前的学生都要薄弱很多，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接受自然存在更多的障碍和困难，咀嚼、消化传统文化的耐心也相对不足。在就业压力较大的环境下，学生更不容易安下心来从事专业学习，相对于应用学科而言，基础学科的学生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形。从教学过程来看，由于内容的庞杂、以及现实教学时间的限制，用于阐明大纲、揭示规律的教学时间往往不得不大量挤压接触和理解作家、作品所用的时间，“现象”层面的内容尚未吃透，“本质”层面的东西就难免强行灌输，感性认识不足，如何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理性认识？违背认识规律，自然难以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增进学生对于作家和作品的理解，就成为提高文学史教学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再就一般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而言，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在一般教材上往往不可能写得太过详细，因为教材自有其体例和篇幅的要求，但对于讲授者来说，作品分析的宗旨在于把作品的思想感情内涵讲透，若只以教材上只言片语的背景描述作为讲授依据，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就需要讲授者在课前对作品的历史背景、文化语境作详细了解，对作家创作时心态、情感的把握尽量做到成竹在胸；而在课堂上正式讲授时则应当对背景资料予以适当剪裁，以有助于学生思想感情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把握。
根据多年来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适当增大准确解说作家、作品相关历史背景、文化环境以及创作本事的时间比重，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把这一部分问题说清、说透，明显要比单纯从文字层面上解释作品本身效果要好。在通读多数作家全集还不太现实的本科阶段，作品的文字、音训，学生完全可以参照诸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编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中华书局）、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读》（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作品选注》（中华书局）等学术质量比较可靠的专门性教材自行解决。如果教师对此类教材中的解说偶有不同意见，而且言之有据，完全可以在课上稍加点拨，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商榷，这样往往能够引发学生深入研究的兴趣（商榷过程放在课下完成）。总之，教师侧重阐释“文”“史”交叉的“中间地带”，作品文字疏通的工作则由学生独立完成，就实际教学效果来看，教师比较容易把作家、作品的解读在提纲挈领中推向深入，大学生的自学和治学能力、研究兴趣也容易得到大幅度提高。笔者拟结合实际教学环节中的部分例证，对“文史结合”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中的重要意义予以具体说明。
第一，作家对社会时事的反应和看法，是表现其性情、人格的重要内容。言为心声，虽然无数杰出的作家早已隐入历史长河，然而他们的作品流传至今，仍然鲜活地呈现着他们在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心理跃动，仍然生动地展示着他们的性格和品格。长久以来，曹操已经成为通俗文艺中典型的白脸奸雄，但历史中的曹操显然并不是这种一无是处的反面形象，鲁迅、郭沫若早已写过翻案文章，无需笔者辞费。我们在《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所要强调的是，曹操的某些文学作品，恰能说明他在汉末战乱的环境里，是一个少见的能够代表历史进步力量的杰出人物。比如他的《蒿里行》，比较集中地表现了东汉末年在天灾人祸交互作用之下社会的凋敝残破，以及东方军阀名为讨伐董卓、实际上却各怀鬼胎的现实：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1]（卷二七）
诗中提出如下几个汉末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民生凋敝、人口锐减；联合讨伐董卓的东方军阀为争权夺利逡巡不进、自相残杀；袁氏兄弟图谋另立皇帝或自行称帝。将曹操的《蒿里行》与《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史籍记载相印证，可以说明这样几个问题：一，曹操的诗作对汉末社会现实的反映是真实的，而且比历史记载更加生动；二，曹操对东方军阀表面上标榜大义实际上却只顾谋求私利、并且因私害公的行径十分不满，并提出指责；三，曹操对百姓、士卒的疾苦给予了真实生动的表现，并且表达了哀悼和同情。以上种种都是当时其他军阀没能做到的，已属难能可贵。结合曹操发展屯田、裁抑豪强、统一北方的举动，可知曹操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铲除割据、统一华夏、稳定政治、发展经济。尽管他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光彩甚至残酷的手段比比皆是，但在当时毕竟代表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大量古典小说、戏曲中曹操的“奸雄”形象，应当与《蒿里行》所展示的曹操合观，才有可能更加贴近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
第二，尽可能地贴近和体验历史情境，是准确把握作品思想情感的必由之路。文学作品的抒情方式各有不同，或直抒胸臆，或委曲婉转，或欲言又止，或深藏不漏。对那些思想情绪比较隐晦的作品，单凭文字层面的解读很难抓住情感核心，结合历史环境或作家生平经历往往能够顺利解决问题。历史不可能被再现或克隆，但依据传世文献或考古发现，很多历史情境可以被当代人贴近，贴近了作家本人的历史，也就更容易贴近作家的内心世界。如曹操著名的乐府歌辞《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1]（卷三七）endprint
这首歌辞就文字训释而言比较简单，略具古汉语知识即不难明了，对于本科一二年级的同学来说，理解文字层面的意义绝非难事。但要深入理解这首乐府诗，关键在于把握曹操写作时的情感和心境，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曹操的胸怀和气度。这个问题仅仅通过文字层面的理解是不容易解读到位的。因为这首诗的绝大篇幅只不过是描写今天北戴河一带的海水、山岛、秋风、草木，以及日月星辰这些对一般读者来说并不陌生的自然风物，最后一句看似有些抒情色彩，其实反而比较空洞，因为这类句子是当时乐府歌辞中极为常见的套语，曹操为《步出夏门行》这首曲子所作的另一首歌词《龟虽寿》，最后也有这么两句。现在通行的文学史教材，一般只指出此诗作于曹操北征乌桓之时，这个说法未免过于笼统：曹操为什么北征乌桓？此诗作于打乌桓之前还是之后？北征乌桓的结局是胜还是败？此事对于曹操以及当时政局有何意义？古代文学史课程显然并非要把研究历史真相作为目的，但如果不搞清楚这些问题，显然不利于对此诗情绪的把握。征诸史籍，建安五年（200）冬，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少胜多，败袁绍，建安七年袁绍病亡；建安十年正月斩袁谭，冀州平；袁绍之子袁熙、袁尚逃奔乌丸（即乌桓）；十二年，曹操征乌丸，大破蹋顿于柳城（今辽宁朝阳），袁熙、袁尚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为康所杀；九月，曹操自柳城班师。《步出夏门行·东临碣石》这首歌辞正是写在曹操凯旋途径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昌黎县）之时。可以说，剿灭袁绍残余势力，是曹操北征乌丸的主要目的所在。在当时的中国北方，袁氏父子是曹操最为忌惮的劲敌，消灭袁氏及其残余势力，对曹操统一北方来说意义重大。《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认为，曹操铲除袁绍之后便取得了“天下莫敌”[2]（卷一）的战略优势，虽然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了至少六十年，但曹魏灭蜀、西晋灭吴而使中国再次统一的基础，毕竟在曹操时代已经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就在河北袁氏，由此可知陈寿所言不虚。只有了解了这个历史背景，才有可能比较深入地把握曹操写作“东临碣石”时的心理状态：那是在统一中国北方的进程中刚刚取得决定性突破的关头，一个踌躇满志的完胜者的豪迈心态。曹操倚靠雄峻的碣石山，眺望沧茫的大海，虽然秋风萧瑟，却绝无古代文士笔下所常见凄凉悲怆的悲秋之感，丰茂的植被、浩淼的波涛，构建出一幅雄浑壮阔的自然图景；当作者想到光辉灿烂的日月星辰无不在广袤无垠的大海上升腾降落，这种海天浑融为一体的构思，足以把作者吞吐天地宇宙的昂扬、豪迈和乐观情怀表现得生动淋漓。如不能把这个历史背景讲清楚，单凭作品文字本身是无法准确全面地把握曹操创作时的真实心态的。
第三，全面深入地了解历史实况，是准确把握文学作品主题的前提和基础。主题是文学作品的基本观点、核心思想或根本创作目的，一般来说，杰出的作品主题往往比较明确，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有的作品主题并不单纯，有的作品主题比较隐晦，对于这类状况，课堂教学中首先要考虑结合史实予以深度挖掘。比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不伦之恋既有批评，也有同情，这种看似矛盾的双重主题并行现象，首先可以说是唐代独特的文化氛围所孕育的成果。出于种族血统等原因，李唐皇族中的不伦之恋比较常见，唐代社会对此类现象也比后世宽容；虽然唐帝国对待各种宗教、学术思想态度比较开放，但自汉代以来，儒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早已确立，唐代也不例外。李、杨爱情遭到诟病，是因为它违背了儒学所倡导的道德伦理；然而它又得到唐人的普遍同情，则与当时世风的开放有关。儒家道德伦理同唐代社会特别是皇族风俗之间的矛盾是构成《长恨歌》双重主题并行的主要原因。其次，根据新、旧《唐书》等史料的记载，可知唐玄宗沉溺风月虽然可以说是唐代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但这笔账毕竟不能都算在杨贵妃一个人的头上。杨贵妃同历史和传说中多有荒淫残暴之举的妲己、褒姒毕竟有很大不同，她基本上不参与、甚至不怎么干涉实际的政治运作；所谓“五杨”家族打着贵妃的旗号、利用裙带关系所造成的罪恶，显然不能直接记入杨贵妃的人生账簿。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她被赐死马嵬驿，在很大程度上是做了政治事变的牺牲品，这个问题后世学者、作家普遍能够看清楚，《长恨歌》的双重主题即是这种历史观念的典型反映。另如盛唐高适著名的边塞诗作《燕歌行》、晚唐李商隐一系列难以索解的如《无题》诗等作品，其主题都需要密切结合史实予以细致、谨慎地探研。
第四，历史实况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化程度的基本尺度。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同于现实，它通过夸张、想象、变形等艺术手段对现实予以加工改造，既是对客观现实的超越，也是对社会现实本质的集中反映。比如夸张是汉赋最突出的艺术表现特征，历史上不少学者都认为汉赋的描写不过是虚辞滥说，汉赋中的宫观、山川、仪仗等等无非出于虚构和想象，左思就说汉赋“侈言非验，虽丽非经”（《三都赋序》）；刘勰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司马）相如凭风，诡滥愈甚”（《文心雕龙·夸饰》）。实际上，这个问题不能作如此简单化的理解。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都曾竭力铺陈西汉长安宫殿规模的宏大，往往同样被后世学者想当然地视为夸张，然而今天的考古发掘结果却不能不让我们重新审视汉赋中的相关描写。比如未央宫，东西长2150米，南北宽2250米，内部建筑40多座，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而明清故宫的面积是0.72平方公里，大约只相当于未央宫的七分之一。未央宫前殿居全宫的正中，据说是利用龙首山的丘陵造成的，基址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200米，北端最高处约15米，由南往北有三个大台面，递次增高。[3]（P49、P58）建筑也很高大，《三辅黄图》说：“前殿东西五十丈（合117.5米），深十五丈（合35.25米），高三十五丈（合82.25米）。”[4]（P114）整体来看，未央宫不仅占地广、规模大，而且地势高，气势极其壮观雄伟。另外，西汉长安城中还有长乐宫、明光宫、桂宫、北宫、建章宫等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宫殿建筑群，长乐宫的面积比未央宫还要大。班固《西都赋》说：“树中天之华阙，丰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应龙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栋桴而高骧。”针对刘勰对汉赋“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之类的批评，元代学者李好文在所著《长安图志》中说：“赋语文人之词，固多乖诞，然身未尝至，目未尝睹，亦未可辄拒而不信。尝读汉人之赋，遂知西京台观之盛。……予至长安，亲见汉宫故址，皆因高为基，突兀峻峙，崒然山出，如未央、神明、井干之基皆然，望之使人神志不觉森竦，使夫当时楼观在上又当如何？由是观之，则数公之言，未可遽为张大也。”他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汉赋所描写的长安宫之雄伟壮大，可谓确有所本，并非毫无根据的夸张。不能因为后世建筑已经没有汉代宫廷建筑的宏大规模，便想当然地将汉赋的描绘一概归之于夸张。endprint
第五，了解历史文化环境和整体文化氛围、文学风尚，是理解作家作品艺术风格及其成因、以及给予准确历史定位的基础。只有真正地把作家作品放在当时的文化和文学环境中加以客观考量，才能对他们的历史价值给予准确评判，才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避免把当代标准强加在古人身上、从而导致思想评价和艺术定位畸轻畸重的弊病的出现。如南朝后期的“宫体诗”，题材狭窄且多涉色情，无法反映广阔的世相而致力于追求辞采、声韵等形式特征的精美，在相当长时期内评价不高，亦无法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思想境界低、重视形式美绝非学者们普遍不予重视的理由，不能因为不符合今天的道德和审美标准就将文学史上这种重要的文学流派排斥在研究视野之外，那显然不是科学的态度。“宫体”正是梁、陈时代宫廷贵族圈子里那些文人生活视野、道德水准以及审美情趣的真实表现，它是认识那个时代部分历史实况的重要参照；而且就其艺术形式而言，它在情态、情感表现的细腻程度上，以及声韵的和谐程度上都远比之前的诗歌有所进步。忽略了宫体诗，就无法建立魏晋诗歌与隋唐诗歌之间的历史衔接；不能从梁陈时代宫廷文人的真实生存环境出发去考察宫体诗，也就无法深入发掘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贡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研究者已经普遍能够结合历史文化环境对宫体诗的思想内容给予较之以往更加客观的评价，也能够将道德评判和审美评判结合起来，对宫体诗的历史贡献给予更加准确的定位，这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对历史的尊重。再如曹操和陶渊明，就其艺术成就而言，在今天的文学史框架中均可以算是第一流的作家，但在南朝梁代钟嵘的《诗品》当中，却分别属于上、中、下三品中的下品和中品，这个现象的“所以然”，乃是钟嵘时代在文学上普遍崇尚文学形式的华丽，因而曹操、陶渊明比较质朴的文风在当时明显边缘化，不容易受到普遍的欢迎。
列宁曾说：“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5]（第二卷，P512）《中国古代文学史》课堂上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讲授，亦应作如是观。高等学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目的，最突出者无非这样两点：一，促进学生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把握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二，让学生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研治途径和方法，初步培养独立治学能力。“文史结合”显然是顺利、有效地实现这两个基本目的的必然途径。
（基金项目：青岛大学教学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史》教学‘文史结合尺度研究”，编号：JY1105。）
注释：
[1]郭茂倩：《乐府诗集》，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
[2]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3]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4]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5]列宁：《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