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习时事政治

为什么学习时事政治（精选8篇）

为什么学习时事政治 篇1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习是听课的基础。新授课要求预习教材，因为授新课是传授教材的新内容、新知识，预习功课可提前发现自己在新课学习中的难点，以及自己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与新课有关的问题，从而增强听课的主动性和理解力。凡新课预习要做到“四出来”，即把简单观点背出来、主要观点标出来、重要论点划出来、不懂的问题提出来。在预习过程中要边读、边思、边划、边记，即一边阅读，一边划出重难点，以便在上课时注意留神，把握重点解决难点;一边读一边把自己发现的问题和难点记下来，把自己的初步体会或点滴看法记下来，准备上课时解决或参考。

二、认真听课

听课是学习的中心环节，获得知识的最主要途径。第一，集中精力，专心听课。这是保证听课质量的主要条件，只有集中精力专心听课，才能跟上老师讲课的思路抓住重点、解决难点，才能从老师讲课中受到启发，发现问题，提高听课质量，才能做好笔记，为课后作业和复习打下基础。第二，眼、耳、脑、手并用，看、听、思、记结合。眼睛要看教材，看板书，看老师的手势表情;耳朵听内容;脑要协调眼、耳、手的活动，思维要跟上老师的讲课思路，手要认真做笔记，在书上划出重点、记符号，同时在四者并用，四个动作结合时，要注意协调看、听、思、记四者的关系。首先是听，听是关键，是基础，特别要听对难点的讲解;其次是记，心记不如笔记，听课笔记一定要记，而且要记好;第三是思，只有思才能受到启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得到更多收获;最后是看，看虽处于辅助地位，但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记课堂笔记

好脑子不如勤笔头。记好听课笔记可以帮助思考，加强记忆，有利于课后复习，巩固和提高学习效果。怎么记呢?一般采用两种方式记听课笔记。第一种方式是书上批记，即将主要论点、论据、重点、难点及理论知识的层次等在书上逐一做下各种符号，必要时还做一些文字记述;第二种是笔记本记录(听课摘记)。但无论怎么记，切忌依葫芦画瓢，照搬照抄老师的板书，老师写在黑板上的不一定都记，老师没有写的也不一定都不记。要听记结合，不要贪多求全，把老师每一句话都记下来，要记关键性内容，特别是教材上没有的知识，凡是课本上叙述详细的地方，可以不记内容而记书码和行数，同时记笔记要精简内容、分门别类、使用统一符号。

四、及时巩固复习

“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及时巩固复习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针对目前的新授课，我们学生自己复习的形式主要是日常复习和阶段复习。其中日常复习是最基本最常用的复习形式和方法。根据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遗忘是先快后慢的。熟记以后，一小时忘56%，两天忘16%，六天忘3%，就是说第一次重复最重要，当天学过的内容一定要进行及时复习，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及时巩固增强记忆的效果。否则，日积月累，不会的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基础差，以后很难再补，所以当天讲过的内容一定要及时巩固，搞好日常复习。其次是阶段性复习，阶段性复习可以按照笔记把知识编制成简明扼要具体直观的图表，实现知识的系统性。总之通过日常复习和阶段复习就能实现局部到整体，整体到局部知识的相互转化。

五、规范练习与作业

练习与作业是学习过程的继续和深化，关于练习与作业要做到独立规范完成，所谓“规范”，谨记：整洁、认真、清晰、条理。

如何让学生学好政治的方法

1、大胆质疑，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导火线，是学生的内驱力，是探索与创新的源头。加强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即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俗话说“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因此，学生要学着不断去质疑、释疑，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学习中，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能力，积极地锻炼逆向思维，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大胆怀疑，大胆想象，大胆创新，并能对某些共性的看法或结论提出质疑。

2、划出关键词，突出知识核心结点

线索是学习内容的“网”，关键词则是这张网中的“结点”。在知识学习中，要求学生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抓住某些“闪光词”即关键词，将知识高度压缩在认知结构中，再应用时依据线索，快速检索出关键词，由此引出自己所学的知识。

3、写读书笔记，进一步内化所学知识

学生自学完一框、一节或一课后，写出自己的读后感，体会，或者对课本进行评述，写出眉批，如果能长此以往，坚持下去那就真正达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学生的理论水平及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得到较大提高。

4、整体把握，理清课本内容层次

把繁杂、冗长的知识一层一层地进行梳理，犹如剥洋葱一样，将所学的知识梳理出层次，然后从整体上把握这些知识层次。将其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就是所谓的“先放后收”。它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从内容上，要求学生理出哪些是基本知识，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这些知识不仅要求学生找得出来，更要理解、记住它。从结构层次上，要求学生看书后，了解课本中讲了几个问题，先讲什么，后讲什么;这些问题又是从哪几个层次和角度阐述的?列举了哪些事例来论证的。这部分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与前面的知识有什么联系等。

5、简要概括，把课本由厚变薄

这要求学生建立在整体把握课本的基础上，领会其精神实质。可先对一节或一段内容进行归纳，用一两句话，一两个字概括。随着学习归纳能力的提高，逐步发展为对一课，一章的概括，例如高三《思想政治》第一、二课内容压缩为“国家”两个字，由此引申出：国家的基本阶级和阶级关系;国家制度──民主;国家性质──国体;国家管理形式──政体;国家职能──对内对外职能：国家结构──我国的“一国两制”等。

6、抓住线索，清晰知识的发展脉络

为什么学习时事政治 篇2

1月13日,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讲话中的一个词引发外界关注:“政治规矩”。他提出,要“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而在1月16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政治纪律”是党内常态话语,经常被提及,但“政治规矩”的提法则比较罕见。

可以说,“政治规矩”,是当前理解中国政治思路的一个关键词。那么,到底什么是政治规矩?为什么要在今天重新提出政治规矩?

什么是党的规矩

“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一个人,没有规矩,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的大党,没有纪律和规矩,就注定成为一盘散沙。

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需要保持执政党的团结统一。要达到这个目的,不仅需要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需要全党成员的 高度自觉 , 也需要制 度约束——这就是纪律和规矩的作用。

革命战争时期,为了“上下同欲者胜”,需要规矩;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为了凝聚全党、团结一心啃下硬骨头,同样需要规矩。

那么,党的规矩到底包括哪些?

习近平对此有过总体论述。具体说来,党的规矩包括四个方面:第一,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第二,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第三,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第四,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

从宽泛的外延说,中国共产党党员也都是中国公民,因此必须遵循国家法律,这毫无疑问;从党员的身份来说,党章等党内规章制度作为硬性的约束,也需要每个党员遵守。而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宣传纪律等在内的“党的纪律”,既然已经明确成文,自然也就成为约束和指南。那么,为什么说“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也是政治规矩?

这就需要理清“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对此有详细的论述:“纪律是成文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是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很多规矩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经过实践检验,约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们党对一些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科学总结,需要全党长期坚持并自觉遵循。”

也就是说,从概念的层面,“党的规矩”的外延要比“党的纪律”更大。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是不成文的、相对柔性的规矩,同样需要遵守。

在党的纪律中,习近平尤其强调“政治纪律”,因为这事关全党的路线和立场。同样,在党的规矩中,习近平也尤其强调“政治规矩”,因为这也是事业兴衰的关键。习近平指出:“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政治规矩包括哪些

“政治规矩”确是一个新词,也是理解当下中国政治思路的一个关键词。

新概念的提出,通常有其问题背景。而作为总书记,习近平为什么要提出遵守政治规矩呢?无疑,是因为党内存在不遵守政治规矩的表现。

在近日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中,习近平对于“不守政治规矩”的现象有所总结。

比如,在原则立场上,不守规矩主要体现为不能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包括“在原则问题和大是大非面前立场摇摆”,“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甚至是“对中央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口无遮拦,毫无顾忌”。

又比如,在党内团结方面,不守规矩的主要体现,是“团团伙伙”、小山头、小圈 子、宗派 主义。2013年和2014年,习近平两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党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不能借着老乡会、同学会、战友会等场合,搞小圈子、拉帮结派、称兄道弟,“宗派主义必须处理,山头主义必须铲除”。

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全党的“团结统一”。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出现,本质上就是“党内有党”,不仅可能在上情下达、方针执行上打折扣、搞对抗,甚至可能形成“门客、门宦、门附”的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抱团化、互相支持、互相提携的利益交换关系,使政治“潜规则”大行其道,破坏党的风气和统一。

习近平反复论及的另外一个规矩,就是“组织”的重要性。要有组织、体现组织,就要体现程序意识。

作为党员,组织性体现在哪里?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遵循组织程序、听从组织安排、重大事项向组织请示报告。习近平批评道,现在许多干部没有程序意识,“迈过锅台上炕”,或者是做先斩后奏的“事后诸葛亮”。

这种情况,主要体现为“组织意识淡漠、不向组织请示报告”,比如子女在国外定居、个人有几本因私护照、随意外出不报告、个人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不报告等。而这些,往往也是干部出问题的苗头,在近年来落马的官员中屡见不鲜。

政治意识不强、组织意识不强,一个干部就不免目中无人、心中无畏,甚至可能衍生出管不好身边人、擅权干政、干预选人用人、打招呼说情等问题。这都是不守规矩的表现。

可以说,在今天重新提倡政治规矩,其本质就是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内团结统一、重塑党组织的纪律性和约束力,净化党的政治生态。

强调规矩是传统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习近平首次讲“规矩”了。2012年11月16日,刚刚履新的习近平就强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并提出党章是“根本大法”和“总规矩”。此后,在多个场合,他都强调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13年在西柏坡。用他的话来说,“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那里有中国共产党1949年就立下的“六条规矩”:“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

规矩简单,但透露出的是对自身、对形势、对未来事业的清醒认识。重规矩、明纪律,是中国共产党革命胜利、赢取民心的重要法宝。从成文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进入上海秩序井然地睡在街头的解放军战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红军,每一个细节,都是政治规矩的体现,是政治理念在行为层面的实践。

但在当下,党的纪律、党的规矩都有不同程度地被忽视、被破坏的现象。

比如,在去年6月份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的一项调查中,面对“你身边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现象,4万多名参与的网友,有74.1%的人把票投给了“程度严重”的选项。

网友的切身感受,真实反映着来自现实的问题。

比如,山西“塌方式腐败”,让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直言“令人触目惊心”;湖南衡阳的破坏选举案,409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广东茂名 窝案 , 涉嫌行贿 买官人员159人,相互牵连的官员之间“一损俱损”,“山头主义”“团团伙伙”的危害之大可见一斑。2014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强调:“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党内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违纪,往往自破坏规矩始。讲规矩 , 是对党员 、干部党 性的重要 考验,也是对党员、干部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

如何遵守政治规矩

有了规矩、懂了规矩,如何做到自觉遵守规矩?答案是,要做到“五个必须”。

一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决不允许背离党中央要求另搞一套,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听从党中央指挥,不得阳奉阴违、自行其是,不得对党中央的大政方针说三道四,不得公开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

二是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决不允许在党内培植私人势力,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

三是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

四是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跟组织讨价还价,不得违背组织决定,遇到问题要找组织、依靠组织,不得欺骗组织、对抗组织。

五是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决不允许他们擅权干政、谋取私利,不得纵容他们影响政策制定和人事安排、干预日常工作运行,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要做到这些,就要树立政治意识、团结意识、程序意识、组织意识、原则意识。

“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其身正,不令而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守纪律讲规矩的政党才能得民心。在“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的工作艰巨繁重”的今天,强调规矩,也是改善政治生态的必要之举。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依法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开局之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离不开“全面从严治党”,因为这是前三者的政治基础和根基。而守纪律、讲规矩,就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最重要抓手。

“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习近平说。

为什么是政治神学? 篇3

一、“大分离”的问题

在本书中，马克·里拉把政治神学视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的一种“思维方式”，它也是“人类思想的原始形式”。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为，人类在面对无边的宇宙、世界和有限紧张的自身生存状况时，他们的心智不能不去思考如何应对的问题。当他们无法应对，在现世及自己周围找不到凭借和支撑时，他们便会诉诸于神，根据神的启示来延续生存，保证生活的正常秩序。当人们以此来思考和应对政治问题时，神成了他们一个必要的答案选项，甚至可能是一个唯一权威和标准的答案。一旦这种答案和政治之间构成了一种神圣联结的框架，而这种框架被用来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支持和庇护，政治神学就产生了。在十七世纪以前的西方历史上，政治神学曾长期支配世俗的权力，也一度成了血腥的宗教战争的合法性来源。但随着人们心智理性的发展和经验能力的提升，他们越来越不再求助于神学思维和宗教信仰，越来越相信人类自身可以单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现实和心灵的困扰问题。于是，我们才看到了某种被马克·里拉称为“大分离”的状况。

马克·里拉所谓的“大分离”基本上是指政教分离。不过在他看来，它的彻底性是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思想家霍布斯那里完成的。在这之前，教会政治模式或者所谓的“天国共同体”遭到了宗教改革和科技进步的巨大冲击，奥古斯丁所说的“上帝之城”，对现世中的人们而言也越来越模糊不清，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之间的距离被时代的车轮拉得越来越大了。但是，人们还不知道到底如何去安置从教会那里分离出来的世俗权力。这是因为，政治神学的思维方式被冲击之后，还没有一种足够强大和清晰的思维方式能及时地跟上来提供路标和指导。也就是说，虽然政教分离在十七世纪以前已经有了历史事实上的一些有力佐证，但那些证明最多破坏了政治神学的路径，至于如何另寻他路，还很难决定。马克·里拉在本书绪论里把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比喻成一条河的此岸和彼岸。按照他的这种比喻，十七世纪以前的西方，可能还没有发现彼岸之路。发现政治哲学这条彼岸之路的——马克·里拉在本书中从开始到最后始终认定——霍布斯才是第一人。正是他拉开了政治和宗教之间的“大分离”，使得政治哲学在政治神学之外，成为另一种对人类社会而言更具解释力和合理性的思维方式，甚至也可能是更符合人性缺失和需求的行为或生活方式。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之所以受到马克·里拉的高度重视，即是因为它开启了那种政教大分离的知性原则。它离开神来谈论人，离开宗教来思考政治问题，以一种简明有效的认识论将前后二者截然分开了。霍布斯认为，那些信教的人，基本上源于自己的无知、恐惧和渴欲。宗教之所以被人们所需要，根本上是出于人性心理的这三种阴暗力量。宗教因为可以承载或涵括这三种力量，并给他们的脆弱心理以安慰、支持和保障，故此才在社会人群和部落中出现。人信奉神，是因为神可以为自己所私有和利用，是因为人对人的猜疑、嫉妒和害怕，以及人和人之间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的自然状态，也就是战争状态。所以，我们在谈论宗教时，实际上只是谈论人和人性。人是有一种宗教的本性，宗教的种子可以生在任何人的本性中，但人永远不可能具有神性。在人神关系上，过去的传统神学和新教神学都是从神的绝对维度来谈论人的，神在他们那里永远是一种唯一的标准和逻辑思维的起点。而霍布斯转换了谈论的主题。过去的人—神—宇宙的神圣联结结构，在霍布斯那里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在他看来，所有的问题只是人的问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神在这种关系中，就算有其神圣性，也不过是人自我保护以及加魅和排外的需要。人出于对自然状态的无知和恐惧，出于对权力和利益的渴欲，制造了神，并赋予其神圣权威，后来又恐惧神，争夺对自己而言是唯一的救赎权，陷入宗教冲突和政治冲突的恶性循环，这一切的问题都是人性的缺需在作怪。人的宗教性说到底只是人性，神的存在和政治生活的存在，说到底是因为人性的普遍存在。可以说，人性是我们思考宗教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而怎么看待人，认识人性，恰恰是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之间的最大区别。

政治神学的那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根本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人性的阴暗一面没有足够的正视，没有把人从神圣联结的结构中分离开来。而霍布斯的那种宗教心理学，从人性入手，回到了人自身和“人性的显然的、观察得到的事实”，从而让人直面自己，让神自行其是，彻底颠覆了人、神和世界之间那种神圣联结的结构。这看似简单，但足以提醒我们，政治神学充满着它自身没有注意到的迷思和幻想成分，狂热行为和暴力行径将可能从中而生，危及到个人和社会。霍布斯的贡献就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此种可能，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政教分离的“知性技艺”。一如马克·里拉所见，霍布斯所创发的大分离，“并不假定或鼓励无神论”，他只是想把人“有关神的思考和对人之行为的科学观察之间确立一种严格的分离”，“把关于社会基本框架的问题跟关于神、世界和人的精神命运的终极问题区分开来”。这种分离只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原则，让思考政治的人们警惕神学思维的误用，知道自己的限度和边界所在。政治在霍布斯看来是一种危险的战场，一旦有神学助阵，宣称自己的理念和行为代表上帝，他们将为所欲为，难以遏制。霍布斯的大分离原则，是把神性限制和固定在人性之中，把政治看成是约束和教化人性的技艺。人性的恶之倾向和政治的危险性在这种原则的鉴照下，可以通过一种社会契约被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同时，大分离原则告诉我们，只有知道人性的偏失和需求，才能清楚人为什么要去信仰宗教，为什么信仰宗教有可能带来负面的效果和副作用。霍布斯之后的政治哲学大多是基于对人性的消极认定，对人妄图成为上帝，在人间建造天国之幻想的怀疑和拒斥，他们秉承的都是政教分离的原则。可以说，政治哲学通过这种原则，把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明显地区分开了。而在政治神学那里，政治问题和宗教问题往往纠缠不清，宗教往往被用来为政治和社会服务。当政治一旦被宗教过度美化乃至神化，宗教的积极作用一旦被迷信和过于扩大，我们的心智将可能再次退回到它蒙昧不明的“原初之幕”中。

二、霍布斯之后的政治神学

对于政教分离这一原则的坚持和运用，霍布斯之后，除了洛克和休谟，做得好的人实际上并不多。虽然他们对霍布斯的“利维坦”专制一面多有批评，而侧重于如何制约政府权力，形成有限政府，也就是对“利维坦”的自由化，但他们在人性前提假设和政教关系的处理上，都算得上是霍布斯的精神后裔。不过，在马克·里拉看来，霍布斯之后的很多思想家实属卢梭的精神后裔，比如康德、施莱尔马赫、黑格尔、特洛尔奇等。他们大都看到了政教大分离的一些经验事实，也并没有绝对反对大分离这一知性原则，但他们都可能背离了它，使得它在政治哲学的思想传续中发生断裂。《罗马书释义》一书的作者巴特，把卢梭等人称作“自由派神学人文主义”，也就是自由主义神学。按照这一说法，卢梭他们的思想或许没有传统天主教、基督教神学和“启示政治神学”那样具有护教或原教旨主义色彩，但由于其主旨和政治哲学的又不太一样，都可以划归为政治神学的范畴。原因在于，他们对宗教的表达，看似考虑了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拒绝了政治弥赛亚主义的狂热激情，但他们实际上都不自觉地响应了人和神之间的复合或和解诉求。这种诉求并没有突破人神联结关系和圣经传统，让人们可能再次相信自己是“圣经传统的后裔”，而不是“大分离的后裔”。他们对于政教关系的理解与霍布斯派相比，相同的是对神启和末世论冲动的排斥，不同的是他们无意中把上帝从圣经传统中重新解放出来，让他和人及世界之间重新建立了结构关联。他们开辟了一条政治神学的新路。

霍布斯曾经把宗教看成人心的“黑暗王国”，布满了人心的阴冷动机，但从卢梭开始，这种对宗教的激进解释被另一种积极的温情的解释取代。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借助“萨瓦牧师的信仰告白”，质疑了霍布斯关于宗教信仰的人性假设。卢梭认为，单纯看到人性之恶，不去注意人之崇高和最好的一面，将陷入卑鄙之中无法自拔。而宗教可以被定义为人类崇高情感的最高表达，人们可以借重宗教，表达自己的高尚和仁善、良心和虔诚。它们不是宗教信仰和神圣恩典赐予的，而是相反，它们催生了后者。宗教满足了人类的情感诉求和道德需要，它的存在让人们可以确定自己的“内在之光”，实现自信、自尊和自爱。卢梭依赖宗教，让宗教来确定人的道德系统，在其间，人可以不用担心自己被不确定性所威胁，产生绝望和虚无。可以看出，在卢梭那里，宗教被赋予了必需的情感和道德功能。他对上帝的爱是出于自爱，为了确定这种自爱的合理和正当，我们又一次找到了上帝，相信我们和他之间可以重建一种良好的关系。可以说，卢梭的思维是一种神学思维的变形，他“因信称义”的道德理想太自以为是了。

康德不是卢梭的门徒，但如马克·里拉所说，他绝对称得上是“卢梭的孩子”。他认识到卢梭单讲内心的不足，但继承了卢梭的道德洞悉力，接着卢梭所信靠的“伦理的上帝”往下讲，最终，他经由理性把宗教论证为人类道德的最高发展，从而创建出一种新式的宗教理论。康德认为，人们的心智不能只处理那些时空中可以经验的描述对象，他可能还会思考上帝这类规范的理念。这些理念不能被证实和证伪，但它并不会被视作“先验的幻觉”，而是人们为认识事物的秩序，让我们的理智创造出上帝这一理念，以便它在人的理智运作过程承担某种必需的职责。无论上帝是否真实存在，我们需要上帝来成全我们理性的自洽和道德的圆满。因此之故，康德认为，我们需要接受神学的两个公设。一是上帝是人类理智所能想到的一种最高的善，是人类行为最高的动因，它根据道德来分配快乐。二是个体不朽。个体借助无限的时间，可以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为人们抵达至善提供理论的可能。这两个公设，是康德道德宗教理论的基础。康德通过这两个公设，把道德绝对化，试图让道德成就人们的自律，内化为一种“绝对命令”。但这种意图，是一种道德神话。他的道德法则，因为是以上帝为最终的归依和标准，那种绝对的完美主义就注定了是一种崇高的但必然会破灭的幻想。康德实际上把道德当做一种信仰，为了道德的需要，他重新思考了宗教（基督教）在现代生活中的积极角色。在他看来，假定神的存在可以抵御道德上的绝望，维护人的良心和向善之希望，道德因此成为一种“无形的宗教”。而一旦将之普遍化到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来，就呼唤基督教这样“有形的宗教”，让基督教神学披上“新的外衣”回到政治哲学中来。这种新的外衣就是理性和道德，它们借助上帝神话了自己，从而也可能神话了人类群体，这就为后人开启了一种现代的神学—政治想象图景。

这种图景在黑格尔那里得到特别的体现。黑格尔从卢梭那里看到宗教可以创建和安顿社会的力量，从康德那里看到理性和宗教之间可以和谐共在，但他都超越了他们，对宗教有着更新颖的看法。他认为，人和上帝之间需要的不是权宜之计的调和，而是“完全的和解”。宗教源于心灵、理性和道德的需要并不能说明宗教的全部内涵，它还是“民族的精神”，是“人类文化的最高表现”。他还认为，人类世界的历史就是宗教（基督教）的历史。人的自由也只有在国家的宗教中，在民族的宗教史中才能实现。大分离把政治权力从宗教信念中划分出来是不合乎现代社会需求的，政治和宗教一旦对立，人们的伦理生活和精神诉求将得不到满足。黑格尔因此认为，教会和国家在现代可以协调一致。教会可以让神和人之间达成和解，它可以在世俗国家中承担起复合的神圣使命。而国家可以“作为当前精神的神之意愿，像一个世界的实际外形和组织那样展现”。教会和国家是各负其责，并不冲突，他们之间还可以相辅相成，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我们由此可知，政治和宗教之间在他那里不一定存在着张力，没有必要把他们彻底地对立和分离。人们只需要把教会放在世俗社会和国家机制之内，哪怕教会失去了独立性，也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教会或者说宗教的信念已经流淌在国家和社会的文化血脉中。宗教通过国家展现出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黑格尔认为，现代国家所具有的文化，是一种基督教新教文化，新教是最后的宗教。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我们并不陌生。而需要我们警惕的是，他的政治神学可能会支持邪恶，引发人们心中的弥赛亚冲动。我们虽然也把它看做是自由派神学人文主义，但很显然，他把神拉到世俗政治和历史中，将制造出一种国家和民族的神话。这种神话看似给人以各种保障和支持，许诺各种幸福和安宁生活，但很可能反而剥夺了人的自由选择，也造成对其他民族的强权政治。这是一种泛神论的专制的政治神学，它使得人可以在现世中直接宣称自己代表神，不用诉诸神的启示，而只需自己是“圣经传统的后裔”，是属于这个文化传统或民族精神中的一分子。

可以说，经过卢梭、康德和黑格尔之后，自由主义神学再次构建了人—神—世界之间的神圣联结的地位。他们之所以被称为自由主义神学，是因为他们不同于“启示政治神学”。他们的神权政治没有诉诸于上帝的启示，而是来自对人和人性的肯定，对人类的宗教经验的选择和扩展。不过，他们所构建的神圣联结结构，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在马克·里拉看来，这种结构中的上帝最后会变成一位“夭折的上帝”，经不起人性陡然爆发的黑暗和狂热力量，更无法对现代政治生活的健康发展起到多少积极作用。自由主义神学对人为什么信仰上帝，上帝怎样被用来为社会和政治生活服务等问题提供的成套答案，都可能是错误的。他们的上帝，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之后，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它对人的世俗意义了。后来有些神学家，比如上面曾提及的巴特，也包括马丁·布伯、罗森茨威格、布洛赫等，他们一度试图重新找回救赎的上帝，回到那种“启示政治神学”，用上帝的末日论和神圣启示，来收拾人污浊和战栗的内心，这就更加不靠谱了。他们想在世俗政治中召唤和支持弥赛亚的到来，把个人的救赎权交给政治。这种对政治的神学诉求，是一种非常“荒谬的实践”，它带来的灾难不会让人类回到天国，而只能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具体的例证我们可以在“二战”时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那里看到。它们可能表明了一点：政治只是政治，政治的领域有其不可被他者强加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宗教只能是影响它的一个因素，而不可能替它安排好一切，或者和它产生交集。当然，政治如果想插手干涉人的精神救赎和宗教行为，或利用宗教去神化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也是要不得的。无论是自由主义神学还是启示政治神学，它们作为在霍布斯之后的政治神学，都需要接受我们的这样一种反问：为什么是政治神学？政治为什么要神学（化）？

三、政治哲学何为？

在我看来，马克·里拉这本书是想回答上述的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可以指向一个问题，那就是：政治哲学何为？政治神学和政治哲学这两种人类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形式，在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一直是此消彼长。尽管现代的政治文明大都认同了政教分离、宗教宽容和有限政府的原则，但我们要时刻警惕政治神学有一天将可能再次君临天下。神权政治的幽灵，或者说政治弥赛亚主义，都可能使人们的心智陷入狂热、迷信和乌托邦幻象之中。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或先知，有的是怀疑和焦虑的人群。我们信奉的上帝无论是一位超然的神，还是一位无处不在的神，他与我们的关系可能只是一种隐秘的私人化的关系。而政治是一种公共的关系领域，它要通过各种原则和制度架构让人们能够生活在一个相对公正合理的公共空间里。在这个公共空间里，我们可以不断进行一种试验，而试验要达到的结果至少要保障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至于激烈冲突和过于对立，造成个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受到他者的干涉、损害和剥夺。这种试验还要保障人们都可以自主地“处理他们的精神命运”，人的精神诉求和信仰需要，都是个人自己的事情，谁也不能从思想和精神上控制他人，愚弄他人，让其臣服或同化于一种固化的意识形态中。这种试验就是政治哲学，它所做的就是要避免上述那些极端的人间悲剧出现。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了两种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在我看来，政治哲学可以不必去处理“信念伦理”，它处理的只是“责任伦理”。也就是说，它要做的在于提醒人们：我们的责任即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克己奉公，知道自己不应做什么和能做什么。

政治神学可以提供一种“信念伦理”。它的出发点是想为处在政教冲突中的人们提供一种“启示之光”，确定一种可以信靠的神圣的关系标准。但我们要说，我们可能不需要这种启示之光，我们更无须标榜神圣来保证自己和别人都可以向善。人如果是一种黑暗的力量，单纯借助自己的“内在之光”也是不可行的。我们需要凭借人类所具有的理智，集合人类这么多年在黑暗中行走的经验和共识，不断去点亮政治哲学的灯盏。政治哲学并不保证它的光亮就能照到地球上所有人们，但有一点可能是人们都相信的，我们需要的只是光亮，而不是毁灭地球的大火。政治一旦和神学结合，就可能制造出人类的那种末日景象。我们在问为什么是政治神学和政治为什么要神学（化）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问，这种选择会是合理的吗？是否还有其他的选择？政治和神学之间结盟有合理和正当的理由吗？这种理由是否充分和必要？政治哲学否定了政治神学这种思想形式和行为方式，它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政治神学的危险的提防，让人们放弃那种神话的思维和幻想。固然宗教在历史和社会中有其积极作用，但我们也要小心这种积极作用很有可能会走向它的反面，要注意它的副作用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和常识，让我们的生命无法承受。我们今天来重申政治哲学的意义，就是要看到那些事物可能为坏的一面，也要怀疑他们可能为好的一面。对于我们而言，政治哲学的意义哪怕只是消极的，但其审慎的品质和不断试错的改进努力，却是我们的社会永远不可或缺的。我们看到，马克·里拉这本书的内容并没有过多地谈论政治哲学，但他通过对霍布斯和霍布斯之后的政治神学的思想梳理，已经告诉我们，政治和宗教的关系，只有在二者被分离之后，各自走向独立，才可能走向健康的道路。而政治哲学就是这样一种道路，我们就算走不出黑暗，但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至少不会走向灾难的深渊，它只能让我们越来越接近一个可以看到曙光的明天。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里拉的这本书无疑是成功的。

为什么学习时事政治 篇4

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监督党员的重要形式，是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重要平台。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鲜明地提出，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

我们党历来髙度重视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解决党内矛盾，维护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建党之初，我们党就十分注重贯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如保证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党员之间比较平等，党员有言论自由，尊重不同意见；党内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党的代表大会能够正常召开，中央委员通过选举可上可下，等等，党内政治生活起步较好。大革命后期，受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的影响，党内家长制、一言堂现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同志在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开始思考党内生活正常化的问题。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中首次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观点，强调“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为党内政治生活健康开展指明了方向。但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干扰，党内政治生活偏离了正确轨道，导致红色根据地丧失殆尽。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讨论、集体决策，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新局面，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也逐步走上正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对党内政治生活、党内斗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且以身作则践行。特别是延安整风，这是我们党历史上最为全面、最为集中的一次党内政治生活实践。经过延安整风，我们党彻底排除了错误路线干扰，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确立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和“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原则，为党内政治生活确立了实践形式和价值取向。

解放战争开始后，党中央严格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民主决策，陆续制定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党内法规，有力地促进了党的团结和统一领导，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及时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经受住执政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提出了“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的科学论断。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突出强调党内斗争应当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对在全国执政后的党内政治生活作出进一步规定。1957年，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将处理党内矛盾所采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随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好的做法未能得到很好的坚持。1957年反右开始后，党内“左”倾思想日益抬头，个人专断作风和个人崇拜风气开始滋长，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不健康倾向，以至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内乱，党的组织陷于瘫痪，党内政治生活名存实亡，党和人民事业受到严重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党内政治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于1980年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1980年《准则》），对有关党内政治生活的相关问题作出具体规定。1980年《准则》的颁布实施，对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拨乱反正和全党工作中心的转移，促进党内的团结统一、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以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也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不断推进党内政治生活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我们党先后颁布了《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1990年）、《关于提高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质量的意见》（1997年）、《关于改进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意见》（2000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2004年）、《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年）、《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2010年）等一批党内法规，有力地促进了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完成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相继出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2012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2015年）、《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2015年）、《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15年）、《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2015年）、《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年）等一批有关党内政治生活的党内法规文件，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

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党和人民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就会遭受损失甚至遭受严重挫折。

高中政治什么是文化 篇5

人类传统观念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与历史的积淀物。确切地说，文化是凝结在物质之中又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和传播的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艺术文化、科学技术等，它是人类相互之间进行交流的普遍认可的一种能够传承的意识形态，是对客观世界感性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升华。

哲学定义

文化的定义：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

文化是智慧群族的一切群族社会现象与群族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

它涵盖智慧群族从过去到未来的历史，是群族基于自然的基础上所有活动内容。是群族所有物质表象与精神内在的整体。

具体人类文化内容指群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宗教信仰、艺术、伦理道德，法律制度、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精神图腾等等。

二.内涵

文化大致可以表述为：

1.广泛的知识并能将之活学活用;

2.内心的精神和修养。

传统的观念认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物质文明，包括交通工具、服饰、日常用品等，它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分别指生活制度、家庭制度、社会制度以及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它们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包括文学、哲学、政治等方面的内容。人类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包括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情操、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各种制度等。

狭义的文化就是在历史上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式的总和，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了狭义文化的早期经典学说，即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文化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团体共同的思维特征。不管“文化”有多少定义，但有一点还是很明确的，即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有人才能创造文化。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人创造不同的文化。人创造了文化，也享受文化，同时也受约束于文化，最终又要不断地改造文化。我们都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享受者和改造者。人虽然要受文化的约束，但人在文化中永远是主动的。没有人的主动创造，文化便失去了光彩，失去了活力，甚至失去了生命。我们了解和研究文化，其实主要是观察和研究人的创造思想、创造行为、创造心理、创造手段及其最后成果。

三.文化与文明

①从内容上看，文化是人类征服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的活动、过程、成果等多方面内容的总和，而文明则主要是指文化成果中的精华部分。

②从时间上看，文化存在于人类生存的始终，人类在文明社会之前便已产生原始文化，文明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

③从表现形态上看，文化是动态的渐进的不间断的发展过程，文明则是相对稳定的静态的跳跃式发展过程。

初一政治题为什么要孝敬父母 篇6

父母子女关系的确立，绝大多数基于血缘关系。生命是父母给予的，这种关系无可选择、无法改变。我们与父母的感情，是天然生成的最自然的一种亲情。

2.为什么要孝敬父母?

(1)父母不仅赋予我们生命，而且含辛茹苦地哺育我们成长，教我们做人，他们应当得到爱的回报，理应受到我们的孝敬。

(2)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孝亲敬长的优良传统。

(3)孝敬父母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和法定义务。成年子女如果不履行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不仅要受到舆论的谴责，还要受到法律的惩罚。

3. 什么是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就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侍奉和赡养。其中最重要的是敬重和爱戴父母，这是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也是子女对父母应尽的道德义务、法律义务。

4.我们应该怎样孝敬父母?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课堂 篇7

学生不喜欢上政治课是因为觉得:政治课很大很空与生活联系不紧密, 比较枯燥, 且韵味不足。我们的课堂还必须具有时代气息, 密切联系生活实际, 只有这样学生才会感受到政治课的价值。

1.结合学生生活的实际, 重视教科书等文字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注意知识的深化和拓展, 敢于质疑教材, 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 做到融会贯通, 做到“不唯书, 不唯上, 只唯实”。

2.关注教师、学生自身以及身边所具有的丰富信息资源的利用。积极开发和利用师生身边的资源、事例, 关注学生的生活、经验、心理和情感体验、问题、兴趣和个性特点;打造生活化课堂需要教师多积累, 多作有效的准备, 留心观察社会热点问题、注意积累国家的时政大事。

实例:创设情境、回归生活的课堂

◆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中学陈树新老师“价格变动及其影响”课例为例,

◆情境创设:同学们好, 大家刚才看到老师进来的时候是不是很惊奇呀? (是) 现在有荔枝卖了吗? (没有) “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注:东莞是荔枝之乡。)

◆以山东省文登市新一中张玉志老师“价格变动的影响”课例为例,

◆情境创设:同学们好, 大家利用上周末做了一份关于价格上涨对居民家庭生活影响的调查。综合同学们的调查结果, 我把两份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报告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份报告:调查对象———超市工作人员;调查方式———访问、亲身体验;调查结果:1肉类销量有所减少;2鸡蛋、海产品销量有所增加;3米、面、蔬菜销量没有太大变化;4特大活动期间, 销量增加。

第二份报告:调查对象———街头行人;调查方式———随机访问、笔录;调查结果:1加不起油, 吃不起肉;2每月花费增多, 但食品类商品不得不买, 一些贵重商品消费减少;3使用私家车次数减少;4用海产品、鸡蛋代替猪肉, 尽量使用电器做饭;5减少对价格上涨商品的购买;6对生活没有太大影响。

总之, 政治课堂必须远离说教, 回归学生生活, 使抽象的知识形象化、生活化。选取鲜活典型的、学生熟悉的生活素材组织教学, 创设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的有价值的教学情境。

二.智慧的课堂

老师在课堂上应想学生所想, 用自己的智慧启迪学生的智慧, 用自己的心灵呼应学生的心灵, 用自己的灵魂塑造学生的灵魂, 从而让我们的孩子真实地感应到政治课充满智慧。我们要使学生在一次次的合作、探究中展现其聪明才智, 在每次的成功中分享喜悦, 进一步促进学生的追求。这样, 我们的学生才会在智慧的展现中去达到学习目标。

实例:启迪智慧、塑造灵魂的课堂

◆以江苏省徐州市第一中学蒋老师“股票、债券和保险”课例为例,

◆情境创设:播放歌曲《最近比较烦》同学们好, 老师最近烦什么?辛苦累积10万元不知道怎么花, 请你帮我钱生钱, 即10万元应如何投资理财?

探究形式:小组对抗赛;分为:股票推介组、债券推介组、商业保险推介组、股票代理组、债券代理组、商业保险代理组。合作探究: (1) 推介组负责向代理组推销, 尽量说服购买其产品; (2) 代理组向推介组了解相关知识, 熟悉其产品; (3) 各小组讨论后, 每组推荐一名中心发言人和第二发言人, 进行接洽, 其他小组可质疑与补充。

◆以江苏省徐州市第三中学刘颖老师“股票、债券和保险”课例为例,

◆情境创设:猜猜看dama是什么意思? (中国大妈) , 黑板上张贴中国大妈的照片及相关信息图表。

疑难探究: (1) 请你帮中国大妈来普及股票的相关知识。 (2) 债券和股票是否是同一回事? (3) 对于中国大妈的两个担心, 你怎么帮她解决? (担心一:年龄增大, 疾病增多, 再有个变故;担心二:人老眼花, 操作家里电器不当, 再引发火灾……) ; (4) 如果是农村贫苦大妈你的投资又该如何设计?

总之, 智慧的课堂, 更多的是要“引导”学生学习。引导可表现为一种启迪、一种激励, 内容不仅包括方法和思维, 同时也包括价值和做人。教师自身的知识架构要清晰, 培养学生对于重点、次重点的把握, 提高课堂效率。注重语言的艺术, 富有哲理和情趣的幽默, 能够缓解学生的紧张心理, 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与学习动机, 使师生之间的关系更为和谐。

三.开放的课堂

课堂应该是开放的场所。所谓一千个人的心里, 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学生是有着独特个性、充满活力的生命体, 他们有着自己的真情实感、判断是非的能力, 承认并尊重这种差异, 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前提。教师要做的是激发他们内在的求知欲, 由内而外地引导学生去认识周围的世界。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 采用适当调试和差异教学的策略, 让不同的学生都有收获和提高, 使学生获得成功的经验, 从而培养学生学习的信心。

实例:开放的、富有特色的课堂

◆以江苏省泰州市“星光大舞台”某参赛老师“政府的职能:管理与服务”课例为例,

◆情境创设:课堂现场让学生拨打政府的服务热线电话, 亲身体验政府的职能。

◆以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张莹老师“市场配置资源”课例为例,

◆情境创设:视频展示《邳州大蒜之乡》, 介绍“蒜你狠”的背景。 (吃大蒜可预防甲流, 导致大蒜供不应求。)

探究形式:请学生推销邳州大蒜。合作探究: (1) 面对“蒜你狠”的市场, 如果你是黎明公司的总经理, 你准备如何投资? (2)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你该如何提高黎明食品在大蒜市场中的竞争能力? (3) 从政府和蒜农的角度, 谈谈如何规范市场秩序? (在观看学生情景剧表演:“豆你玩”;商场内两家粉笔店竞争;119救火;超幸福鞋垫等违反市场秩序的现象后。)

总之, 开放的课堂要求:1、转变教师的角色和地位:由知识的传授者变成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2、“以人为本”: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 尊重、真诚, 平等交流。给足学生思考、合作和展示时间, 专心倾听, 适时准确评价。3、自主的课堂, 学生知识获得是在老师引导启发下通过自己思考、体验、探究建构的。4、教师要少讲、精讲。

四.有趣的课堂

教师, 一定要掌握先进的教学手段, 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使课堂充满激情。

1.要创设好导课, 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动机, 也是衡量教学成败的一个关键。“良好的开头等于成功的一半”, 一个好的导课, 能先声夺人, 引人入胜, 像磁石一样, 一开始就把学生紧紧地吸引住, 使学生明确学习目标, 把注意力指向学习内容, 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 从而强化教学效果。导课应灵活设计, 堂堂出新, 教出趣味, 这样, 学生才会产生浓厚的兴趣, 避免产生厌倦情绪而分散注意力。

2.要依托活动教学, 在课堂上小组合作学习, 以活动作为载体, 引领学生在活动中体验知识的形成过程, 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合作交流、创意思维。我们的课堂就是要追求本土化的激情、兴趣、活动、有效课堂。

3.要设计好小结, 升华主题, 不仅是让学生对本节内容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化的认识, 把握知识间内在的联系和知识深度,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且还可以激起学生进一步探究的兴趣, 为下一节课的教学埋下伏笔。

4.要有适当的板书, 板书在教师教学过程中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除了文字, 教师也可以在黑板上绘画、列表, 以辅助知识信息的传输。应注意板书书写规范, 讲求笔法、章法, 注意布局, 结构合理, 色彩和谐, 力争板书图文并茂, 井然有序, 简洁明快, 赏心悦目, 使人一目了然等。

实例:环环相扣、充满趣味的课堂

◆以江苏省运河高等师范学校江颖颖老师“面对经济全球化”课例为例,

◆情境创设:“一名英国王妃和她的埃及男友在法国的隧道里发生一起严重的撞车事故, 肇事车辆是由荷兰工程师设计的德国轿车, 司机是比利时人, 事故原因在于喝了苏格兰出产的威士忌, 整起车祸经过被意大利的自由摄影师骑着一辆日本摩托车使用澳大利亚生产的摄影机跟踪拍下, 另外, 据可靠小道透露, 伤亡者经一个美国医生进行了急救, 使用的是巴西生产的药物。中国记者粥稀稀现场报道。”

◆以我的“价格变动及其影响”课例为例,

◆情境创设:热烈祝贺我们班猪猪集团成立!集团简介:猪猪集团成立于2015年, 拥有生猪养殖基地、猪肉产品加工基地等。在以班主任为总裁、全班同学为智囊团的共同努力下, 必将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辉煌的成绩。 (1) 紧急情况:2015年国庆小长假过后猪肉消费出现短期的疲软期, 10月份以来生猪价格又出现下滑。我们怎样才能摆脱困境? (智囊团回应) ; (2) 2015年第四季度生猪价格走势预测:每年第四季度, 猪肉的季节性消费特征较为明显, 生猪价格预计将呈现上涨趋势。我们如何应对? (智囊团回应) ; (3) 未雨绸缪:抢占2016年春节年货市场, 我们猪猪集团还可以采取什么措施, 才能在竞争者中获胜? (智囊团回应) 。 (4) 课堂作业:近几年来, 猪肉价格跌宕起伏, 几起几落, 养殖户怎样做才能摆脱困境?

总之, 我们应该把培养学生的兴趣作为课堂教学的情感主线。如果学生学习有了兴趣这种内部动力, 那么, 在“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做舟”中就会体会到乐趣。

五.本真的课堂

新课改背景下的课堂教学倡导教学民主, 自主学习。于是, 课堂气氛是否热烈成了许多老师衡量一堂好课的重要标准。于是, 造成课堂活动过多、视频过多、提问过多的现象。特别是公开课, 这种现象更突出, 课堂上热热闹闹, 课下学生的收获却冷冷清清。我们要从花哨、臃肿的时尚中走出来, 把课堂教学推向更高的境界:简约、扎实、灵动、高效, 体现课堂教学的本质追求。

实例:力求节俭、去伪存真的课堂

◆以我校一位老师“树立正确的消费观”课例为例,

◆情境创设:将学校学生消费的情况制成课件, 富有极强的生活气息, 学生感觉这些事情就发生在自己身边。

探究形式:引导学生深刻感悟盲目从众不可取;虚荣攀比活受罪;过分标新吓死人;理智乐融融。明确做一名理智的消费者应该践行:量入为出, 适度消费;避免盲从, 理性消费;保护环境, 绿色消费;勤俭节约, 艰苦奋斗等正确的消费原则。

布置作业:总结前一段时间内自己的消费情况 (一周或一个月) , 然后分析哪些消费行为是合理的, 哪些是不合理的。在此基础上, 理智的制定下一步的消费计划。

总之, “课堂是情感交融的平台、课堂是回归生活的园地、课堂是师生互动的舞台、课堂是启发智慧的平台、课堂是快乐学习的旅程、课堂是放飞理想的天空。”当我们把课堂当作生命、艺术与知识完美结合的殿堂, 当我们的课堂也将充满生命的活力, 展现探究的魅力。让课堂真正成为生命的课堂, 生本的课堂, 生活的课堂, 生态的课堂, 我们的学生便能在课堂里主动发展, 获得成功, 享受愉悦。我们需要这样的课堂, 他无限激发着学生的探究欲, 引起学生无穷的遐思, 引发学生的无比激情, 积极影响着孩子们的人生。

摘要：“政治老师一回头, 布什改行卖豆油。政治老师一回头, 全班学生都梦游。”这话听起来虽然有些偏激, 但是, 听政治课无趣, 讲政治课更难, 这似乎已成为师生之间的共识。为什么政治课会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课堂?政治课的生命力在哪里?相信是所有政治教师不断追问的问题。笔者认为, 我们所需要追求的是生活的、智慧的、开放的、有趣的和本真的课堂。

关键词：政治课堂,生活的,智慧的,开放的,本真的,有趣的

参考文献

[1].周增为:知识经济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课——中学思想政治课创新的几点思考[J], 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00年08期

[2] .孙有为, 菅丽: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谈关于政治课的导入[A];迈向新世纪[C];1999年

强人政治留下了什么 篇8

近闻，利比亚过渡政府将从今后发行的学校教科书中抹去卡扎菲存在的痕迹。第一直觉告诉我，至少目前来说这种“除名”根本无法达到让利比亚人淡忘卡扎菲的目的，而利比亚的孩子们也仍然会对这个名字充满疑问。与此同时，卡扎菲的支持者们依旧奋战在苏尔特等地区，并在最近取得了一些令人惊异的胜利，这样的反差反倒形成了一种讽刺。人们总是为了某种目的过于着急翻篇儿，却忘记了历史的脚步有它自己的节奏。

说起古往今来政治强人的落幕，许多都有些让人难堪，远如古罗马的凯撒，还没等他那句“我来了，我看到了，我征服了”成为现实，自己就为元老院的兄弟刺杀身亡。又如天之骄子拿破仑，即便能够一度起死回生、重返巴黎也怎奈回天乏术，落得流放的命运。再比如历史中最著名的反派角色希特勒，曾使几乎整个欧洲、并且连带世界陷入战争，但最终应了那句“多行不义必自毙”的老话。这几位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强人功败垂成而一死方休的类似过程一次又一次让后人感叹，那么笔者不禁要问，他们的结局给人们留下的，除了一次次的凭吊感叹，究竟还有什么?留下的是对观念的判断

凯撒是古罗马一代枭雄，他挟军队之威改革罗马政治，顺应奴隶制发展需要，而他自己的独裁则代表了罗马由共和转入帝制的发展方向。拿破仑生逢法国大革命的乱局，有论者认为他是以一人之力挽救了这个国家。拿破仑战争与《拿破仑法典》所传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成为燎原烈火。而反派角色希特勒则轻易地利用了德国民众对欧洲列强的不满，随后又轻易地将这种不满发泄到全世界，他挑起的世界大战涂炭生灵、罪孽深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正是这场战争使得整个欧洲开始真正反思战争，反思人类对战争的恐惧。今天的欧盟尽管如履薄冰，却仍在努力运作，这一定程度上就是欧洲国家对战争深刻理解的结果。

笔者认为，上述案例证明了一点，强人政治留下的是对一种观念的判断，而他们采用的主要方式则是战争。强人通过战争来证明自己，维系自己的地位，同时战争所经之处则留下了他们那些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思想，世人对此或继承或否定，从而创生出新的历史。有人对政治强人评价不高，而且经常用某位政治强人对该国的影响时间作为判断标准。笔者认为，这样的判断有失偏颇，政治强人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让大家接受某一观念，或者摒弃某些思想，正因如此，历史对他们或褒或贬，他们的作用并不仅仅能通过他们的政治或军事活动持续的时间来证明。人们应该留意的是他们的历史作用。

岂能轻易抹去痕迹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北非政治强人的末路，就别有一番滋味了。先说卡扎菲，他作为旧王朝军官，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腐朽的亲西方的伊德里斯王朝，并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他是现代国家统治者中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长达42年之久。可是他的结局却是在一群野蛮人的虐待中惨死，另类的“马革裹尸”让世界汗颜。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既代表了利比亚人民对自由的向往以及国家独立的追求，也代表了西亚北非强人政治的专制和腐败。不论卡扎菲是一个反抗西方霸权而玩火自焚的幻想者，还是一个依靠自身魅力而长期统治的独裁者，他给利比亚都留下了重重的一笔。那么，以卡扎菲为代表的政治强人统治到底是否适合这些国家?在现代化与西方化的过程中，阿拉伯地区始终没有出现更迅速的发展。面对卡扎菲支持者持续作战的局面，利比亚过渡政府本身也应该考虑的问题就是，当没有政治强人之后，利比亚是否能回到过去的和平状态。

面临类似问题的还有埃及，穆巴拉克作为纳赛尔和萨达特的接班人，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至少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埃以关系，维持了埃及相当程度上的稳定。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势力已经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对古老的埃及来说很可能是更差的结果。曾经有一幅漫画形象地比喻了埃及的现状：穆巴拉克成了已遭风化的狮身人面像，却仍然震慑着埃及沙漠，而象征自由的火炬却在风沙中飘摇不定，甚至执掌火炬的人也在怯懦不前。我们知道，人民起义不一定能够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在这一点上类似的甚至包括后萨达姆及后美军时代的伊拉克。美国终于从伊拉克撤军，可是伊拉克内部各派势力的角逐恰好刚刚开始，缺少了政治强人作为支柱的这些国家无疑将面临相当长时间的动荡。

可不可以这样说：西亚北非的政治强人留下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地区需要非凡魅力的领袖，并且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稳定。现在，那些“伟大的名字”逐渐成为历史，而这一地区的前路则完全未卜。强者的遗产是否需要继承，这是西亚北非如今最需要反思并给出答案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教科书中抹去痕迹的行为，实在过于草率，假如强者的痕迹能如此容易抹去，那么利比亚现在本应欣欣向荣了。克里斯玛型政治

在当今世界的强人统治者中，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个传奇英雄。作为革命领袖，他在上世纪50年代率领起义军推翻了亲西方的巴蒂斯塔政权，一度参与造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核战争危机，并在日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在当今各国，能数十年受到本国人民一贯拥戴、又始终受到国际舆论关注的领导人为数不多，卡斯特罗当为其一。他在维护民族独立、不畏强暴方面表现出的大智大勇，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拉美人民的钦佩，人们称赞他是“吓不怕、压不垮、打不倒的大胡子”。令人称赞的是，卡斯特罗在晚年激流勇退，还确定了领导人最多连任两届、每届任期为五年的法案。我们知道，权力对于政治强人来讲通常都是最重要的所有物。因此，历史上的政治强人多数都是以掌权始，以失权终，主动退位或者像卡斯特罗这样主动将强人政治改造为民主政治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但正是最高领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才使得其身后的政权更容易稳定下来。利用自己还健在的影响力，不仅为自己的善终定下基调，也为未来的国家埋下幸福之种。这显然是卡斯特罗比卡扎菲等人高明得多的地方。

强人政治，实际上有个学名，叫做克里斯玛型政治统治，由英文charisma而得名，意指具有非凡魅力的人物，他们具有把人们吸引在周围而形成追随者、信徒的能力。克里斯玛型政治统治往往出现于社会危机时刻，他们改变人们的生活境况，从而使人们对原有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发生动摇，转而接受一种新的信仰。另一方面，在危机时刻，渴望摆脱困境的群众也需要这种人的出现，大众以集体亢奋的心态对某种特殊品质做出反应，将自己交付给一位英雄般的人物。我们看到，拿破仑、希特勒、卡扎菲、萨达姆、卡斯特罗都属于这类情况，不管其信奉何种意识形态、持何种价值取向、代表何种利益、是顺应还是违逆历史方向、历史最终会对他们做出何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