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化的反思作文

对文化的反思作文（精选8篇）

对文化的反思作文 篇1

扶摸着华丽的青花瓷，凝视着犹抱琵琶半遮面女子的画屏，聆听着山那边遥远的山歌，使我陶醉其中，不愿醒来......

--题记

眼看着西方潮流袭卷中国，我才知道中国人崇洋媚外有多厉害。

嘹亮的山歌是我们文学的结晶，而人们更愿意去听摇滚乐;朴实的京剧是我们文化的精华，而人们更愿意去看马戏团表演;淳朴的剪纸刺绣是我们文化的.象征，而人们更愿意去学油画......

今天，国外的文化正侵蚀着国人的思想，国人对传统文化的问津却渐消渐逝......

社会面临着急速变迁的改革，人们的思想在标新立异的社会中迅速迅速更迭，那些曾经被人们称颂赞叹的文学史诗在如今世俗眼里越发地跟不上时代潮流了。

现今网上风靡一种叫“非主流”的时尚，广受青少年欢迎，并学之追之，以致于泛滥。

难道我们传统的内敛和朴素就要被晾在一边吹凉风了吗?不，我们必须好好地反思这一切的原由，让我们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现实意义再也没有迟疑感，让我们正确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3月28日“今天你生日，想吃什么妈都包了!”一个妇女笑眯眯地问着她那可爱的儿子。

儿子一下蹦了起来：”我要去吃肯德基!”生怕妈妈会反悔的儿子伸出小指头要拉勾勾，妈妈乐呵呵地和儿子拉拉勾......

过了两个月端午节到了。奶奶在家包粽子，嫌麻烦的母子俩到客厅看电视去了。当儿子看到广告上说今天是端午节肯德基有美味新产品活动时，一蹦一跳地在妈妈面前打转，暗示妈妈带他去吃肯德基。妈妈一眼就杀回去：“今天端午节，在家吃，奶奶也不许我们去的。”

最终，妈妈哪抵得住儿子的“糖衣炮弹”，妥协了。

“妈，我们出去吃了，不要等我们了......”妇女喊了一声就同儿子出去了。

“去哪呀，饭快煮好了呀......”奶奶一下沉默下去。

两幅画面，两段对话，那个男孩口口声声都是肯德基，又嫌包粽子麻烦。奶奶手中的绝技过不了多久就变成“绝迹”了......

这样会给我们传统文化大打折扣的，对待属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有所反思。

不要再让人们为情人节而痴痴的去买玫瑰花了，我们有七夕节;不要再让人们为圣诞节而傻傻的挂上袜子了，我们有春节;不要再让人们为愚人节而坏坏的构想损招了，我们有儿童节......

文化的变迁是迅速的，但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是自己的，不要让它们随波消逝，只留下几张发黄皱皱的史页让我们知道有过而现在没了。

对文化的反思作文 篇2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作为是人类的两大文化现象,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发展也历经分野、融合以及对峙,哈贝马斯主张要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展开沟通对话以谋求相互的理解,而在现代的发展中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漫长的文明演进进程中,原始宗教以及迷信巫术是科学与人文科学发展的原型,古希腊爱奥尼亚首先创立了原初形态科学,智者学派的领袖普罗泰戈拉提出“人事”的思想,以人为中心的原则,科学的发展向人文知识的方向倾斜,苏格拉底继承了其观点并提出要把关怀,研究和认识自身作为研究议题,普罗泰戈拉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见解。

文艺复兴时期倡导一种时代精神理性主义,通过理性自由来获得人性的解放,禁锢的神学思想被解放,为科学文化以及人文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此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出现了联结。哥白尼“太阳中心说”的提出,科学文化的发展得到升华,开辟了独立的道路,同时出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峙的局面。哈贝马斯主张要在科学与人文之间展开沟通对话以谋求相互的理解,促进社会的发展,增进人类的幸福。

二、科学文化的发展面临的困境

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为人类的物质享受带来巨大的满足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舒适、便利和福音,而科技的负面作用也呈现在人们面前。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顺应自然并改造自然,从而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科学文化的发展,人类的发展不在受到束缚,人类的思想得到解放,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但由于科学文化发展的不可控性,以及人类对科学文化发展的不自制,导致科学文化发生异化,科学文化的发展违背人类的意愿,科学文化沿着操控人类、违背初衷的恶性方面发展,人类的人性自由减少,对科技文化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

科学打从其成为一种制度的文化并且因此获得日益快速的发展以来就曾不断地遭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与抨击,科学的客观性受到了挑战。就目的而言,人文文化旨在表达自我不同,科学文化旨在对世界特别是自然界方面要做出恰当的说明,科技的成果是一柄双刃剑,人类对科技成果的享用也总要使人类付出相应的代价,享用的程度越高,付出的代价就越大。科技的发达,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得不依赖于越来越复杂的机器,人们丧失了应有的创造力,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日益降低,科学文化发展的主客体关系颠倒。

三、对科学文化发展人文反思

人类需要科技,但更需要回归人性。科技是生产力,文化也是生产力,科学文化具备自然属性并且也具备社会属性,科学文化应该收到人文文化的制约以及引导,科学文化在发展中往往能给社会带来效利,人们也偏重科技的功利,文化最大的功能在于对人的改造,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科技进步的标志主要是拓展人的认知域的深度和广度,揭示有利和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环境、条件、手段、趋势,支撑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文的进步。我们的现实生活质量都离不开科技,没有各种现代化的装备不行,但我们更需要精神生活,精神是属于人文文化的,文化的延展应同时兼具科学文化以及人文文化的共同发展。

科学文化也需要人文的关怀。人类追求真善美,而科学技术在发展中会改变人对真善美得看法,可以增加人类善的质量,也可以增加恶的总量,科学技术会使人行善和作恶的能力同步增长。对科技的人文定位我们应持一种乐观态度,为了人的利益,我们对科学技术的人性功绩和光明未来满怀期待,但也应对发展中所包含的某些不利的因素以及存在风险具备理性的头脑,既不能消极被动把科学文化的发展看成是无底洞,也不能以盲目乐观的心态对待科学技术的作用,我们应具备理性思维,理性的判断。

科学文化的发展为人文文化的发展提供可能,人文文化为科学文化发展提供指引。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应建立一种联系,达到一种融通。科学文化的发展有人文文化的引导,感性而又丰富,科学文化在对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以及强大的控制欲以及满足感,科学在改造者我们的物质文明,也在影响着我们的精神文明,尊重科技并追求更高的境界,塑造更高的自我,达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和谐统一。科学为人文提供依据,人文为科学确定目的,科学为我们提供速度,而人文为文化又为科学文化的全面发展做出规划,只要坚定正确的道路,文化的发展兼具科学文化以及人文文化,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你们科学文化的发展也是人文文化的发展。

摘要：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学无论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都要与人文衔接,我们更需要对科学进行人文思考,科学文化的日益重要,人文文化不仅丝毫不能也不会黯淡下去,反而和科学成正比地增加着自己的重要性,并同时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迫切的与科学文化相对接和融通的内在追求,也开辟和创造了两种文化相互交融的新的手段和新的可能。

关键词：科学文化,人文文化,思想融通,人文反思

参考文献

[1]曹文彪.科学与人文—关于两种文化的社会学比较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肖峰.论科学与人文的当代融通[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谢维营,严乐儿.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探析[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3(6).

[4]杨伟.论当代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J].科技经济市场,2010(10).

[5]欧阳康.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融通与共建[N].大众科技报,2001.

[6]马佰莲.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历史考察与阐释[J].理论学刊,2004(3).

对有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 篇3

（一）

只需简单的逻辑归纳就可以看出，在同等情况下使一件事情与其他事情不同的肯定是这件事自身固有的某些特点。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目前正在奋起直追西方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我们在诸多方面模仿西方，模仿得惟妙惟肖，甚至借助于后发优势，在一些数据上比西方发展得更快，在外在形象上比西方建设得更恢宏。然而，西方在几百年发展过程中做梦也不会想到、更不会发生的情况却在中国发生了，这就是上下联手、强强联合、系统地哄骗老百姓，为了赚钱而大规模地、明知会毒害国人的身体而为之；被揭露后，还用各种方式封锁消息，推诿责任，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羞耻感和罪恶感。就以最近的毒奶粉事件来说，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介入的人员如此之多，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责任人由于感到自己罪孽深重而自杀的，甚至连向官方自首的都没有，人人都觉得自己特倒霉。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这是怎么啦？这些人还是人吗？他们的人性到哪里去了？不要以为这只是“极少数不法分子”干出来的事，应当反过来说，除了极少数坚持原则的人之外，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有一种制造假象以解决某些实际问题的倾向，只不过有的还没有做出来，有的做出来了，但危害还没有这么大而已。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看到，只要有某种需要，中国人通常不在乎做假。例如近几年大学里面搞的“本科教学评估”，就是全体师生员工“为了学校的生存发展”而集体行动起来，公开造假。人们可以去调查一下看，一个大学里面有几个人可以置身事外？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大学造假比三鹿奶粉危害更大，它不只是毒害人的身体，而且毒害人的灵魂。不管毒害什么，造假害人这是共同的。高等学府里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把诚信不当一回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更何况一般老百姓了。为什么会这样？特别是，为什么在造假时没有任何道德上的良心谴责？我想这个问题恐怕不能不联系到我们文化中的某种基因来分析，否则只能是就事论事，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触及不到根本。

我这样说，也许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他们早就在说，不要把什么都归到文化上来，不要搞“文化决定论”。有人认为，文化本身就没有确切的定义，“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我不否认，一件事情的发生总是多因素的，在许多情况下是偶然的，如某个人或某些人的素质不高、品质邪恶，西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引入中国所提供的大量犯罪的机缘，我们体制上的尚不完善、不健全，因而存在诸多的“漏洞”等等，都可以作为解释上述现象的根据。但多因素并不等于毫无规律性，当一件事情反复发生而找不到根治的办法时，当我们看到品质恶劣的人越来越多，市场经济提供的犯罪机缘越来越得不到扼制时，当体制上的漏洞补不胜补、犹如癌症时，我们就得反思一下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确切地说，是我们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心理模式。

请注意，我这里讲的是“文化心理模式”，而不是任何一种传统文化的命题或说法。的确，在我们的传统文化典籍中，从来没有一位思想家公开鼓吹要造假骗人、损人利己、以权谋私、谋财害命，就如鲁迅先生所说，写在纸上的历史，满本都是“仁义道德”。然而，只有着眼于这些纸面上的冠冕堂皇的词句底下的文化心理模式，我们才有可能像鲁迅的“狂人”那样，看出字里行间的“吃人”两个字来。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陶醉于中国文化字面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以为这就代表着我们逝去了的美好的黄金时代，并企图唤回这些亡灵以拯救今天堕落了的世道人心时，我们无形之中已经中了传统文化心理模式的毒。国人不自觉地以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应对当代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导致的不适应甚至惨败，难道通过自觉地弘扬同一个传统文化心理模式就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变吗？这不是缘木求鱼、甚至饮鸩止渴吗？在我看来，对传统文化的一味“弘扬”不但无补于世道人心，而且会使中国人的人心变得更虚伪、更无羞耻。当然，这需要证明。

（二）

证明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确讲诚信，“诚与天道”是儒家的基本原则。《中庸》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张载认为道德上的“诚明所知”远胜于科学上的“闻见小知”；《大学》里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止于至善”，而所谓“至善”就是“极尽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放弃人欲而合于天理，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最高道德境界了。所以，儒家讲的“诚”就是人心与天道合一，天道天理就是人的本心本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儒家历来主张人性本善（尽管也有荀子等人的不同说法，如“性恶”、“非善非恶”等等，但那只是就人身上的动物性而言的，而不是就人身上的人性说的，对此我已在一些文章中作过辨析），只要人能够“返身而诚”，就可以“求放心”，回复本性。但问题是，一个人是否达到了天人合一的“诚”的境界，用什么来衡量呢？没有任何外部的标准，而只有内心的自我感觉和体验，这种体验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而即使意会到了，也是无法确证的。程颐说：“吾学虽有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既然天理不能授受，那么你自己是否体贴到了天理，这只有天晓得了。而正是在这个里面，埋藏着极大的做假的空间。中国人的一切做假，都源于这种灵魂的造假，也就是造出一个“假诚”的灵魂来，这就是伪善。我曾经谈到过，伪善不一定是有意造假，也可以是无意识地造假〔1〕（即人格结构的伪善）。因为，一个人对自己的自我感觉常常处于某种自欺状态，而很难是客观的、真实的，而这种自欺的原因则可以是外在的利益或压力，也可以是自己对自己的高要求。至少，一个人是否真正做到了“无一毫人欲之私”，这是永远也确定不了的，不仅外人确定不了，而且连他自己也确定不了；但一个想要充当道德君子的人，几乎必然地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求“不为私利”的理由，只要能够在他人或自己面前交代得过去，他就能够俯仰无愧于天地了。而只要他有这种隐秘的意图，他几乎总可以找得到理由来证明自己是光明磊落的。人只看见他想看见的东西。

由于人内心的真诚只是一个主观自我感觉的问题，这就必然导致伪善的流行，这种情况儒家也注意到了。孔子早就说过：“乡愿，德之贼也”，乡愿就是伪善。孟子还专门为杜绝乡愿设计出了一套办法，这就是“返经”，即返回到先王的经典，类似于“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或“加强理论学习”。但这种办法之效果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善恶虽然在人心中，人心却不能够判断自己的善恶，因为要能够判断善恶，必须这作判断的人心本身是善的才行，但这正是需要判断的。一个本来就被恶所腐蚀了的人心，他可以把自己所干的一切坏事都说成是善意的，并且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的一切行为都合乎古圣先贤的教导。所以我们判断一个人的善恶决不能凭他的自我感觉，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判断，因为自我感觉是靠不住的、多变的，而且往往是受外部舆论影响的。一个自我感觉极好的人，如果长期受到周围人的批判和指责，也会怀疑起自己的自我感觉来，从而变得感觉自己有罪。而一个自我感觉并不很好的人，如果受到外人一致的称赞和阿谀奉承，也会飘飘然起来。这是因为真诚没有客观标准所导致的。所以中国人那么注意自己的“面子”，要让人家讲自己的好话，也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使自己总是觉得自己与天道一体，问心无愧。

但儒家也正是利用这一点，而设计出了一种控制和改变人心（洗脑）的道德体制和政治体制（这两者几乎是一回事），这就是通过“诛心”来达到道德淳厚、政治稳固。“诛心”就是“触及灵魂”，或“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破心中贼”，而这是不需要任何客观事实根据的。诛心的前提是没有任何隐私权，甚至隐私的要求本身就是首先要“诛灭”的，这就是所谓“态度问题”。对有权者必须有真诚老实的态度，而保持隐私的做法本身就是抗拒的态度，态度不好，罪加一等。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就是讲的态度。因为人心看不见摸不着，你要“诛”它，当然必须先让它自己老老实实交代出来，说出来，不得隐瞒。那么，不说出来怎么办？“大刑侍候”，也就是“触及肉体”。所以中国古代绝大部分冤案都是由于“屈打成招”而造成的，而这种招供主要也就是招供自己的犯罪动机，嫌疑人只要自己招了，案子也就基本可以定了。中国人历来把人的精神用处理物质的办法来对待，通过触及肉体、或者至少威胁要触及肉体（以言治罪，思想犯罪），来触及人的灵魂。其结果，不是使人心更为淳朴，而是“逼良为娼”，使人更为世故，更有城府，更加善于伪装自己。这样造成的中国人的人格结构，就是把灵魂分为多个层次，抛出表面的层次应付外界的压力，而更深地躲进灵魂内部。这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怪不怪的双重人格甚至多重人格现象。“诛心”的目的是致诚，但恰好导致了虚伪；“诛心”是逼着人去反省，但恰好导致了中国人缺乏真正的反省精神，一切检讨都是为了“蒙混过关”。可见，中国传统的“诛心”正是造成普遍虚伪的一个罪魁祸首。中国人做了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不是这样做对不对，而是别人会怎么说。当然，要想别人不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不让人家知道，只有“天知地知”，顶多加上“你知我知”。其次是，当别人做的事和你一样，也可以不说，大家彼此彼此，心照不宣，这就是“潜规则”。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人知道，或人人都这样做），中国人做任何事通常都不会问心有愧，反而理直气壮，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就连所谓“慎独”、“不欺暗室”，也成了只不过是一种标榜，就像孔、孟骂“乡愿”一样。因为何谓“慎”，何谓“不欺”，全系于自我感觉之上，有很大的随意性，且本质上是不可验证的。

（三）

证明二。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另一个强调的重点就是“仁”。何谓“仁”？《论语》中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另一种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看第一种说法。孝悌是“仁之本”，仁的起点或基础是孝悌，即家庭血缘亲情关系，这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维系纽带，正是在家庭中所自然形成的上下尊卑秩序，成了中国传统国家政治秩序的模本。自夏禹以来，“家天下”便成了国家政治体制的基本原则，国家是一个大家庭，皇帝就是家长，老百姓都是“臣民”、“子民”，而各级官员在他所辖范围内也是一个家长，这样逐级下降到每个家庭。而反过来，每个小家庭的格局也都由国家政治体制来保障、来支持，因而也政治化了，儿子反抗父亲，就叫做“没有王法”。但“王法”并不是固定的成文法，而只是习惯法，即“孝悌”的规矩。虽然对于“孝悌”，历来也规定了诸多礼节，但这些礼节都是相对的，决定性的并不是外在的礼节，而是内在的情感。孔子早就说过：“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礼乎礼乎，玉帛云乎哉？”当内在的情感形成了一套表现于外但并不执着于外的规矩时，这就叫做“潜规则”。孔子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这个“在其中”的“直”就是潜规则，它是超越法律和一切外部可把握的规则之上的。当然潜规则也是可把握的，但有个条件，这就是你必须是“圈内人”。什么是圈内人？最直接的当然是家里的人（如父子之间），然后是亲戚，然后是熟人，然后是同乡、同窗、同科、同行、同道、同种……最后是同天下，“民胞物与”。但这些圈子是以家庭为圆心不断放大的一些同心圆，最核心的是“血浓于水”，越到外围就越稀薄、越淡漠。孔子虽然讲“仁者爱人”，但却反对墨子的“兼爱”，而主张“爱有差等”。

所以讲仁义的中国人在不面对经济政治压力的情况下虽然可以对一切人都表示出“仁爱”之心或“四端”之心（孟子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但稍有压力，就向圆心内收缩。而每收缩一层，都形成一个“家庭”式的伦理集团，大家自觉地维护这个“家庭”的集团利益，并遵守一系列内部的潜规则，诸如“胳膊肘不能往外拐”、“上下相隐”（类似于“父子相隐”）、“顾全（本集团的）大局”之类。当然，共同造假、互不揭发也在其列。所以，在同行之内，互相传授造假技术，并对局外人严格保守这一秘密，这并不是不道德的，而恰好是“道德”的，不这样做才是不道德的。因为内外有别，同行是一个大家族，受损害的不过是“外人”，得好处的是“自己人”。那么，对于更加内层的人员，如果他们也属于行外人，又怎么处置呢？有办法，这就是秘密通知。比如奶品行业的人通知自己的亲戚朋友，不要喝自己生产的牛奶，要喝，可以到他这里来买特制的没有掺假的产品，或是直接到牛奶场上去挤。做红心鸭蛋的人自己是不吃自己做出来的蛋的，这个“自己”当然首先包括他的家人，其次是要好的熟人朋友。这种秘密常常也成为一个人要向别人示好、和别人交朋友的一件礼物。一位记者博得了一个做臭豆腐的老板的好感，老板便向他透露了臭豆腐用粪便来“增臭”的行业秘密，并嘱咐他不要和“别人”说。你到农家去小住几天，农民也会跟你说，他这儿的米是没有打过农药的，是专供自家吃的最优质的大米，言下之意，他卖给别人的米都是不能吃的。“汶川大地震”激动了那么多中国人的心，很多人天真地以为这下中国人的道德将要打开一个新局面了。但他们没有想一想，与此同时发生在我们邻国的缅甸的风灾，同样造成了十几万人丧命，却不见中国人有任何反应。至于当年美国的“９·１１”事件，则大多数中国人更是认为活该，有的拍手称快，有的甚至嫌死的人太少了，只有几千人！这就是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所以我们也不能够埋怨那些制造假食品的人，他们不过是把同一种道德模式运用在更加小的同心圆上，这种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道德模式不打破，我们注定要身受其害，自食其果。

再看第二种说法。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按照前面的“同心圆”模式，在一定范围内也是成立的。至于在什么范围内生效，则要看具体的关系处境。与这一命题相当的反命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如此。我曾经指出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的“己”和“人”都是特指的，是依自己的身份、性别、地位、家族、种族、阶级等等而不同的〔2〕，中国社会就像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的“己”和“人”都适用于这条“金规则”，但一个格子里面的金规则不能运用于另一个格子。比如说，奴隶不能对老爷说：既然你不愿意做奴隶，你也就应该放我自由；女人不能对男人说，既然你不想缠足，你也不要让我们缠足。同样的道理，对于制造毒食品的人，你也不能问他，既然你知道有毒而且你自己不吃，为什么要生产出来给别人吃？如果这话是由圈内人来问，他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那些人与我不相干，我已经通知了熟人朋友，我对得起“人”；但如果是由官府（代表更大的格子或范围）来问他，他可以不吱声，还可以作检讨承认错误，但这种认错只是为了应付，并不出于真心。从内心说，他并不认为自己越过了道德底线，因为他的底线就是他不能伤害自己的亲友和熟人。当年抢劫杀人犯张君背负十几条人命，被判死刑，死前记者采访他，问他是否后悔，他头一扬说：“我对得起朋友！”再问他：那些被你夺去生命的人，你对得起他们吗？他不吱声。

这样，我们从这些层出不穷的有毒食品中就可以引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制造毒食品的人并不是没有道德的人，而是在传统意义上的有一定的道德的人，他们的错误只是在于“没有处理好小集体和大集体的关系”。在这里，“小集体”可以是家庭，也可以是一个行业，“大集体”则是整个国家和社会。然而，小集体和大集体、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争论自从孔子以来在中国传统中就没有断过，它体现于“亲亲互隐”与“大义灭亲”之间的矛盾，这两种原则在中国历史上交替成为国家所奉为最基本的道德原则。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大批知识分子为古老的“亲亲互隐”原则（家庭或小集团原则）拼力辩护，认为这才是最为合乎人性和人道的普世原则〔3〕。然而，如果说因为“谁不爱自己的父母”就推出亲亲互隐原则是普世性的道德原则，那么同样，从“谁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也可以推出自私自利是普世道德原则了。当然，爱父母要比爱自己更普遍化一点，但也仅止于此；至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恩”，则要看这个“人”的老或幼在具体场合下值得不值得我“推己及人”，并推到何等程度了。在有些场合下，我没有明火执仗地杀害人家的老幼就算已经尽了推恩的义务了，至于搞点把毒食品害人，只要不出人命，也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因为“人”之老幼毕竟不是吾老吾幼。可悲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中国传统道德中的这种限度和漏洞，反而把这些不道德的现象归之于传统道德的倾圮，于是更加卖力地鼓吹用“国学”来挽救当前的道德沦丧，更加顽固地拒斥西方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这些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负薪救火。

（四）

但有人可能会问：中国传统儒家道德在中国盛行了几千年，也并没有发生今天这样的情况，为什么现在不同了呢？这就涉及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变化了。众所周知，儒家文化是中国几千年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的产物，在以往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个熟人的社会，从家庭、家族到邻里、乡亲，直到集市上认识的老主顾、老朋友，成为传统社会中主要的社会联系纽带。另外还有一些辅助性的纽带，那些游走于静止不动的乡村社会之间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从事商业买卖和流动性的手工业、戏班、短工等职业的人员，以及无业游民和流民，他们往往与黑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受其保护，或者本身就是黑社会的一部分，被统称为“江湖”。这些辅助性的社会纽带本身当然处于一个流动着的陌生人环境中，但“江湖”的作用就是把一个陌生人的世界重新“熟化”。为什么能够“熟化”？就因为江湖的原则同样是以家庭原则为模本而形成起来的。江湖中人虽然并没有真正的血缘亲情关系，但人们仍然按照在家庭中的辈份和资格来定尊卑，并行使着如同家族宗法社会一样的江湖“规矩”或“家法”。因为种种原因而流落到江湖的人，正是在这种黑社会中找到了他所熟悉的生存之道，而不必直接面对毫无规矩、完全是弱肉强食的陌生人世界。例如人们津津乐道的“桃园三结义”，就是把三个素不相识的落魄人物联结在了一个“兄弟”关系中，不但在乱世中能够互相有个照应，而且拥有了强大的力量来对付其他陌生人，几乎干成了一件“匡扶汉室”的惊天大事。所以，不管是乡里也好，市井也好，江湖也好，所有这些社会关系都是以自然经济下的家庭原则作为楷模建立起来的，是一种熟人关系或熟化了的人际关系。而熟不熟的标准，就看是否能够用血缘关系所打造成的礼法规范来作为人际交往的准则，如称兄道弟、讲辈分、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等。不过这种熟化只是在某种范围内的熟化，对该范围外的陌生人则仍然是弱肉强食，甚至伤天害理。梁山泊好汉内部是兄弟，对不认识的老百姓则可以“不分青红皂白，排头儿砍去”，甚至把他们做成人肉馅包子来卖钱。武松和鲁智深都险些中招，但后来发现是“自己人”，立即“纳头便拜”，成为兄弟。

中国传统社会在其发展成熟的某些时代，也曾经产生过发达的商业经济，这就是所谓“儒商”。中国的儒商与西方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同，它遵行的主要不是商品经济规律，而是江湖规矩。剩余价值规律在儒商中只是起作用的一个因素，它必须依赖于其他因素才能发挥作用，这些因素在外部就是官府的保护，其中隐含大量的腐败和猫腻，但仍然是一种准家族模式（例如对“父母官”的行贿称之为“孝敬”）；在内外之间就是江湖行规，行会老大相当于一位大家长，他负责处理行内各经济实体之间的“兄弟”纠纷以及与其他行当之间的外部纠纷，维护本行当的利益；在内部就是家族经营模式，“掌门人”代代相传，各代掌门都小心维护家族的荣誉、也就是本行当的荣誉，以期能够兴旺发达、光宗耀祖。正是这种家族原则，造就了中国传统各行各业“老字号”的响当当的信誉，而一旦这家断了香火，换了外姓人掌门，则信誉便随之衰落了，除非在新的字号下重振旗鼓。所以，也正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家族血缘模式的基础上，中国传统的商业经济也经营出了一个熟人的社会，它经常要依靠老字号所形成的老顾客群体，以及他们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和影响力，来形成自己的运作机制。

这种情况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公私合营”中即不复存在，当时的工商业主要不是以赢利为目的，而是一切都服务于政治目的。但由于行业中旧的留用人员和技术人员还在，所以传统工商业模式还有一定的惯性，“老字号”虽然不及以往的信誉，却仍然以其信得过的质量而受到顾客的欢迎。“文革”中，这一套被彻底清除了，老字号招牌被砸烂，人亡技绝，中国已没有可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活动，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政治活动。但即使在那样混乱的社会中，社会生活仍然还是在“熟人”中进行的，而且这种熟人关系仍然还是家庭关系的放大，即放大到“阶级关系”和政治关系上去了。所谓“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而对“阶级”的划分，一个是血统论，看出身，一个就是看思想，看是否忠于最高领袖，服从最高家长。在这里，真正的血缘关系反而要为政治关系这种“准血缘关系”让路，“大义灭亲”、“亲不亲，阶级分”的政治立场成为破坏无数家庭关系的屠刀。但人们不要忘了，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成全一个唯一的家庭关系，这就是全体人民与最高领袖的“亲亲”关系。有一首六一儿童节的歌中唱道：“小鸟在前面带路……伟大的父亲毛泽东，和我们一起过呀过呀快乐的节日！”现在幼儿园还在播这首歌，只是把最后一句词改了。可以说，“文革”期间中国社会是通过政治，通过“移忠作孝”，而把全国人民“熟化”为一个大家庭的子民。人人都穿一样的衣服，理一样的头发，说一样的话，甚至想一样的问题。那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世界，凡陌生人必被修理。在那样一个众目睽睽、人盯人的社会中，没有人敢做出格的事，也不存在毒食品的问题。谁敢对自己的“阶级弟兄”下毒手，那比毒害自己的亲人都可恨。

对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反思1 篇4

企业文化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通过社会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成员遵循的共同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的总和(Schein,1984)，是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

十九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西方工业化发展到以大机器和生产流水线为主要生产方式的阶段，企业经营者主要关心的问题是生产效率和投入产出比,在这种条件下,泰勒的科学管理模式和韦伯的“科层制”的应用就导致了一系列理性化的科学管理实践,但是，它们都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行为动机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利，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经济的报酬。科学管理理论对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当时的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霍桑实验”使人们注意到组织中的人际关系、非正式群体等因素对组织效益的影响，开始关注包括自我实现在内的人的社会性需要，于是导致了一系列激励理论的出现。这些理论强调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重要性，以人的社会性为基础，提出用“社会人”概念来代替“经济人”的假设。五六十年代系统论的应用和权变理论的发展导致了西方组织管理在七十年代的“战略热”和“系统热”，即重点由组织内部的管理转向战略管理，强调组织结构和系统的协调与适应能力（徐联仓，1993）。八十年代初，随着日本企业的崛起，人们注意到了文化差异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进而发现了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的融合——企业文化，它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领导人用其在企业创业阶段形成的价值观和经营理念教育新成员，并在此过程中将全体员工的价值认同和行为方式进行整合成统一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管理模式，以文化的力量推动企业的长期发展。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是社会文化与组织管理实践相融合的产物，是西方管理理论在经历了“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与“复杂人”假设之后，对组织的文化价值、经营理念、管理过程与组织长期业绩的关系的又一次重新审视。二

早在五十年代，在我国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中，就有自己独具特色的经营理念，如鞍钢宪法、大庆铁人精神等，当时虽未冠之以企业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发挥着企业文化的价值功能和整合功能。后来，随着人们对精神激励作用的客观认识和对物质激励手段的运用，人们迅速从精神控制的桎锆中觉醒起来，这些“企业文化”也由于未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逐渐衰落了。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引进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过程中，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模式又被引入我国的企业中。一时间，许多企业都风起云涌地搞起了企业文化，在全国掀起了企业文化的热潮。有些企业模仿外资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的一些形式，如热中于搞文艺活动、喊口号、统一服装、统一标志，有些企业还直接请广告公司做CI形象设计，认为这样就是塑造企业文化。固然这些都是塑造企业文化的一般做法，但是，由于多数企业忽略了在这些形式下面的内涵和基础，因此就给人一种误导，似乎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开展的文化活动或企业形象设计。直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的企业文化热才逐渐降温，许多在当时企业文化热中涌现出来的明星企业也纷纷星辰坠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在此期间，也曾有学者对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示过担忧，他们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冷静地思考时，就不难看出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所走入的几个误区：注重企业文化的形式，忽略企业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盲目追求企业文化的形式，而忽略了企业文化的内涵。根据企业文化权威爱得加.沙因所划分的层次，位于企业文化最核心的是基本假设，其次是价值层面，再次是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层面，位于最表层的才是企业文化的各种表现方式，包括各种符号、英雄、活动等。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活动和企业CI形象设计都是企业文化表层的表现方式。企业文化是将企业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的基本价值观灌输给全体员工，通过教育、整合而形成的一套独特的价值体系，是影响企业适应市场的策略和处理企业内部矛盾冲突的一系列准则和行为方式，这其中渗透着创业者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对人性的基本假设、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凝结了在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集体形成的经营理念。将这些理念和价值观通过各种活动和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比较完整的企业文化，如果只有表层的形式而未表现出内在价值与理念，这样的企业文化是没有意义的，难以持续的，所以不能形成文化推动力，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了深远的影响。将企业文化等同于企业精神，使企业文化脱离企业管理

有些企业家认为，企业文化就是要塑造企业精神或企业的圣经，而与企业管理没有多大关系。这种理解是很片面的。有学者曾经指出，企业文化就是以文化为手段，以管理为目的，这种理解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企业组织和事业性组织都属于实体性组织，它们不同于教会的信念共同体，它们是要依据生产经营状况和一定的业绩来进行评价的，精神因素对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企业生产效率及企业发展固然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影响不是单独发挥作用的，它是渗透于企业管理的体制、激励机制、经营策略之中，并协同起作用的。企业的经营理念和企业的价值观是贯穿在企业经营活动和企业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和整个过程中的，并与企业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因此不能脱离企业管理。将企业文化视为传统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直接运用

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文化就是用文化来管理企业，如有些企业家认为应该用儒家学说来管理企业，还有些企业家认为应该用老子学说来管理企业。这些学说作为中国文化的思想代表用于指导企业管理和企业经营理念，应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用传统文化来把握当代人的心理，来把握迅速变化的市场需求，来调整对中国员工的工作激励，这需要找到适当的切入点，找准其中许多具体的联系。如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对家庭的归属、对权力的依赖，重感情、重面子，突出以人为本、知人善用等，将这些文化因素和传统思想应用于企业管理，营造一个充满情感、和谐共存的文化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实现对人性的超越，实现人与社会的共存，人与自然的和谐，这应该说突出了中国特色。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思想中充满了哲理与思辩，可谓左右逢源，在用于指导企业管理实践中时，需要将其操作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和经营理念。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许多不利于企业创新和企业发展的因素，如知足长乐、枪打出头鸟等，这些都是抑制企业创新的隐型杀手。另外，人情交往是中国人最主要的交往方式，许多企业家长期依赖于由人情交往所编织的社会关系网即社会资本，而不把重点放在企业创新上，认为这样也能赚到钱，这样下去会逐渐形成对关系的依赖，而削弱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这种现象的盛行固然有其社会的原因，但是，随着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资本伸展的空间越来越狭小，加入世贸后，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越来越规范，那些津津乐道于依赖社会资本的企业被打垮、被击败就在所难免。所以要区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不能简单而为之。企业文化不是对社会文化的玩赏，而是用文化的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4 忽视了企业文化的创新和个性化

企业文化是某一特定文化背景下该企业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是企业的个性化表现，不是标准统一的模式，更不是迎合时尚的标语。综观许多企业的企业文化，方方面面都大体相似，但是缺乏鲜明的个性特色和独特的风格。其实，每一个企业的发展历程不同，企业的构成成分不同，面对的竞争压力也不同，所以其对环境作出反应的策略和处理内部冲突的的方式都会有自己的特色，不可能完全雷同。同样属于日本文化，索尼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开拓创新，尼桑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顾客至上；同样属于美国文化，惠普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IBM公司的企业文化强调尊重人、信任人，善于运用激励手段。这说明，企业文化是在某一文化背景下，将企业自身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经营策略、企业内外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而确定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因此，企业文化的形式可以是标准化的，但其侧重点各不相同，其价值内涵和基本假设各不相同，而且企业文化的类型和强度也都不同，正因如此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个性

化特色。

三

中国的企业文化发展之所以走入以上四个误区，其原因可以从三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的企业发展规模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企业文化现象之所以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和日本迅速发展，这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化的阶段有关。企业文化作为一种较高级的文化管理模式，它需要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一定阶段，才能将原有的价值、理念整合成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和经营方式。很难想象小作坊和路边快餐店能塑造出整合程度高、有特色的企业文化，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许多优秀的企业文化都出现在有一定实力的大集团、大企业中，因为这些企业都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需要用文化价值来进行整合。而且，这些企业有高素质的管理层，有明确的发展方向，有充裕的资金投入，所以有能力塑造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这样的企业文化也才能够对企业发展产生推动作用。因此，发展中国的企业文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企业要明确自己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目标，而不要盲目追求建设企业文化的形式。

另一方面，也有其社会原因。企业文化、企业创新表面上看起来是企业自身的问题，然而，如何从总体上把握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如何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这就涉及到社会引导、社会支持、社会评价和社会激励等许多社会的因素。政府对企业文化的发展现状做何判断，对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做何预期，又如何实施，中国企业文化具体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政府、社会、企业和研究机构分别在企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究竟起何种作用，这几方面又如何协调，共同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简单地舆论引导和喊空口号能够解决的。其中，首先，政府的一方面要加强体制改革，为企业文化的创新提供充分的伸展空间，另一方面，要从政策和舆论导方面引导企业首先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在达到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塑造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而不是盲目追求形式、赶时髦。其次，社会应当通过一定的评价机制，对企业文化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鼓励企业文化的创新，促进企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作出贡献。再次，研究机构和企业咨询机构应当为企业文化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使企业文化更能反映企业自身的价值观，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个性化。

再者，走入企业文化建设的误区反映出我们对企业文化的实质和企业文化发挥作用的内在机制理解得还不够深入，这是由于在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直接引进了企业文化的管理形式，而对企业文化的内涵、实质及适用条件等缺乏认真细致的研究，致使人们对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的关系、企业文化的表层形式与企业文化的实质的关系等问题的基本理解上出现了偏差。与国外八十年代关于企业文化理论研究到九十年代应用研究的迅猛发展相比，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显得十分 薄弱，这表现在：首先，中国的企业文化研究还停留在粗浅的阶段，虽然也有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研究，但是大多数是以介绍和探讨企业文化的意义及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企业创新等的辨证关系为主，真正有理论根据的定性研究和规范的实证研究为数甚少；其次，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严重滞后于中国企业文化发展实践，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时主要是企业内部自己探讨，有些有专家学者的介入和参与研讨的企业文化，就明显地好于没有专家指导者。但是由于许多企业在塑造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对该企业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该企业文化的定位、企业文化的变革等问题缺少长期深入系统的研究，许多企业文化实践缺少真正的科学理论的指导，缺少个性，因此，难以对企业长期发展产生文化的推动力。

四

综观国外企业文化的发展过程和中国企业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面对二十一世纪的到来和中国加入WTO，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的企业和企业管理也面临着与国际化接轨的严峻课题，既要面临同行业企业间的激烈竞争，同时又面临着全球化经济和网络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在这样的形势下，企业文化的创新已成为企业创新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把握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

方向，要加强企业文化的研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实践中的科学理论指导，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企业文化的发展适应于改革开放的需要，适应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具体需要把握好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加强企业文化研究

从国外企业文化现象的发现到企业文化研究二十年的迅猛发展来看，他们走的是一条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八十年代中期，在对企业文化的概念和结构进行探讨之后，便马上转入对企业文化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以及企业文化与企业领导、组织气氛、人力资源、企业环境、企业策略等企业管理过程的关系的研究，进而对企业文化与企业经营业绩的关系进行量化的追踪研究。定量化研究是在企业文化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用于企业文化测量、诊断和评估的模型，进而开发出一系列量表，对企业文化进行可操作化的、定量化的深入研究。二十一世纪中国企业文化的研究应该坚持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侧重于以下三个方面：一，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探讨中国企业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企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社会文化的关系、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企业环境、企业发展和企业创新的关系等，提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理论；二，加强企业文化的应用研究，关于企业文化的测量、诊断、评估和咨询的实证研究，在此过程中，推动企业文化实践的发展；三，加强企业文化的追踪研究，企业文化的塑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作品，它要随着企业的发展和变化而作出及时的调整和改变，才能对企业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对企业文化进行追踪研究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企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企业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缩影，又通过其新技术、新产品所倡导的理念引导市场潮流、引领社会时尚，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观念，从而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丰富社会文化的内涵。社会文化对企业文化产生影响的途径之一是通过企业家这个载体，将其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运用于企业发展和企业管理过程中，形成独特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行为规范、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和企业产品的文化品味。这是社会文化渗透于市场经济运作过程的一种重要形式。一种开放的、适应性强、鼓励创新的企业文化很明显是多数成功企业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源泉和基础，而这样的企业文化来源于企业家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把握，来源于企业家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对当代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深刻理解，来源于企业家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观念和素质。没有这些对社会生活的深厚积累，要塑造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并把握其发展是比较困难的。社会文化对企业文化发展产生影响的另一个途径是对市场和社会环境的渗透。不同的社会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市场的价值选择和对市场的适应性，社会文化的变化也会引起人们在价值选择和对市场的适应性方面的变化，影响人们对产品的认同程度和心理需求。例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观念由原来的注重产品本身的使用价值转变为在严格对待产品质量的基础上，更加关注产品的品牌、售后服务、环保性能和更新换代的前景，产品和服务的个性化、多样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因此，企业在塑造自己企业文化、确定企业经营理念时，一定要把握社会文化变化的趋势，在产品的目标定位、企业的经营策略、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方向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使产品、经营和社会文化之间产生协调与相容，在此基础上，企业为社会提供的就不仅仅是一种产品，而且是一种文化。

第三，注重企业环境变化对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

二十一世纪是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企业环境包括企业的技术环境、人力资源环境、金融环境、投资环境、市场需求环境等，这是企业发展所依存的客观环境，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短期效益和生存，力度较大。此外，还有政策、法制、社会评价、公平竞争、社会信誉等主要由人为因素控制的社会发展软环境，对企业文化发展的影响看起来较为隐含较为间接，然而实际上对企业长期的经营业绩和企业的竞争力有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这些环境因素在二十一世纪会呈现出更加复杂的联

系和难以想象的变化，企业要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在其发展战略、经营策略和管理模式方面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企业文化的内涵也要反映出环境的复杂性和紧迫性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对企业内部要保持较高的整合度，对外要有较强的适应性，通过对企业主导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改革推动企业发展战略、经营策略的转变，使企业文化成为蕴藏和不断孕育企业创新与企业发展的源泉，从而形成企业文化竞争力。

任何一种管理模式都有它适用的条件，都有其利与弊。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管理模式，也是如此。企业文化现象之所以于八十年代在美国和日本引起重视，这是日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也是与西方社会后工业阶段的现代化进程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代表了西方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因为一种管理模式的有效性不可能脱离与之相匹配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所以，要正确看待国外企业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社会经济条件，不要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某种管理模式的有效性，而应将其放置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之中，结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才能把握中国企业文化发展的趋势。

总之，发展中国的企业文化一定要立足于中国文化的背景，结合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和现代化进程，同时也要借鉴国外关于企业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吴江霖 《心理学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P 208

徐联仓 《组织行为学》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社，1993年 P 14-18

郭纪金 《企业文化》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 P 22-29

李琪 “欧洲管理学者看中西企业文化差异” 《改革》 1999年第2期 P86-90

陈伯齐 “企业文化理论与实践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湖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 P 77-79

对文化的反思作文 篇5

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反思-基于《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的思考

该文对苏珊・巴斯尼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研究的地位和<文化构建>一书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对翻译的交际功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翻译的文化转向成为必然;文化转向下对译者策略提出新的`要求;针对当下存在的相对的两方面观点质疑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发展前景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作 者：付玉群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54;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绵阳,621010刊 名：新西部(下半月)英文刊名：NEW WEST年，卷(期)：2008“”(6)分类号：H0关键词：文化转向 文化构建 译者策略 本体论

对作文的语文教学反思 篇6

一、创设自由环境

学生的作文要出成绩，有所创新，离不开一个相对自由的环境。只有在宽松的环境下，学生的思维才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学生的个性才会得到施展。长期以来，我们的作文教学往往针对高考、中考作文设计，根据中、高考的时间设置，学生在相当紧张的时间，相当紧张的氛围中完成作文，甚至是在一种敌对的情绪下完成作文，其效果可想而知。结果本来没有定法的考试作文一定要“有法可依”，把千千万万的学生束缚在陈规陋习中间。当然，这并不是鼓励学生养成拖沓的习惯，只是希望学生在一种平和、轻松的心情下去认真完成作文，给学生观察、收集、筛选、整理信息的时间。其实，给学生过多的束缚，条款反而会制约学生的自由发挥，泯灭学生的个性。试想，让江南水乡的学生去写赛北风光，让足不出户的山区孩子去写今日的科技，会写好，会出创意吗?我们常常听有的教师感叹：学生的随笔、日记、周记等比考试作文要好得多。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归根到底是因为这是学生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完成的，是在一种轻松的心境之下完成的。当然，宽松的环境还表现在学生心理的调节上，如果学生对某次作文具有抗拒性，与其强迫完成，不如干脆让他不写。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心理调节，如鼓励、谈心交流，成功体验等方式，让学生有强烈的写作欲望。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尽可能地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话题，让学生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下完成，做到“我手写我口，我口写我心”，这样一定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鼓励学生说真话

《语文标准》明确提出“写作要感情真挚，力求表达自己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如果学生连说真话的勇气就没有，我们很难要求他在作文中有所创新，只有敢于说真话，讲实话，才能谈创新。因为只有学生把写作当作是一种需要，把写作当成是自己情感渲泻，真情流露，价值体现，理想放飞,表述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舞台时，学生的内驱力才能调动起来，学生智力中潜在东西才会涌现，创造性才会得到充分的发展。然而，学生的作文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假大空”的不正之风。我们在作文教学中，经常会发现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一次作文，发现有许多篇写自己父母亲生病住院，甚至自己亲人去世的内容。结果作文写得空洞无文，读起来索然无味。这不能不说是“假大空”思想对学生的一种影响。如果这种风气不能及时止住，对社会的危害是无穷的，六十年代的浮夸风已给人们的记忆留下了伤痛，我们不希望那样的悲剧重演。试想，我们培养出来的人连讲真话的勇气都没有，我们还能指望他有什么创新，就更别说能为社会有所作为了。当然导致学生不敢讲真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教师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我们在教学中往往有忽视学生讲真话的现象，本来学生讲的是实话，由于我们用成人的眼光去待它，强加一些成人的思想、情感和观念，甚至把学生当作异端看待，予以无情地批评乃至呵斥，学生哪还敢讲真话。比如教学中有这样一篇作文，由于学校采取分层次教学，各班所使用的资料不尽相同。于是一个同学针这种现象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他认为学校这是在歧视差生，为此表达了对学校的不满，整个作文可谓情辞恳切，笔锋犀利，表达流畅，写的全是自己的所感所想。按理说这是一篇佳作，相比其他学生的作文来说更富有创造性，因为这种敢于说真话的精神和勇气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然而遗憾的是这篇作文却未能评为优秀作文。这实际上是对学生创新性的.一种扼杀。同时，在教学中，广大教师为了应付考试，往往在无意识地对学生加以引导：思想要健康，立意要高远。学生为了高分只好跟着这样一些套话转，能写出真话来吗?所以教师在作文教学中，一定提倡学生说真话，鼓励学生讲实话，为学生营造一个说真话，抒真情的平台。让作文真正成为表现自己喜怒哀乐，张扬个性的一面镜子，让学生想笑就放声笑，想哭就尽情地哭。当然，我们提倡学生说真话，绝不等于说学生在作文中所说的话是真的就行，不需要引导。总之，鼓励学生说真话，应该是培养学生创造思维的一个重要途径。

三、尊重学生个性

注重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这是《语文课标》对作文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个性和创新从来就不是分离的，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个性就没有创新，个性是创新的前提。《课标》认为“写作是运用书面语言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由于学生家庭背景的区别，生活环境的差异，加上各自阅历的差别，因此学生的表述必然会千差万别。这说明作文本身就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说空话，大话这是对作文的起码要求，而写出有个性，有创意的作文才是作文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生的作文大都已变成了与个性、心灵毫不相干的东西。为了在考试中获得高分，不愿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不愿意用自己的语言，惟恐自己的想法稚嫩，不成熟。结果学生活跃的思想和鲜明的个性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制。同一个题目，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学生写得如出一辙，甚至有学生家长感叹：怎么今天的学生写的作文是我们那时的翻版?当我们冷静思考时，这不正是我们长期以来作文教学公式化，教条化，流程化的结果吗?使本来应活泼，有灵气的作文课变成了枯燥乏味，学生厌恶，逃避的灾难课。

要使作文课不再成为一潭吹不起涟漪的绝望的死水，在作文教学中必须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让作文课成为展示学生个性的平台。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把学生引入生活，培养其观察生活和感悟生活的能力，因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也是学生写作的源泉。同时还要加大自由写作力度，减少对作文要求的繁琐约束，通过日记、随笔等灵活的形式让学生的个性能够张扬。另外应开放评价体系，提倡个性。在作文评改过程中，少扣一些无实际意义的诸如“中心不明确，立意不新颖”的大帽子。多肯定其个性，并鼓励其与其他同学多交流。通过个性jiao流，可以使学生看到自己的优点，体验成功的喜悦。根据心理学上的智能多元化原理可知，每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特长。特长的展示，个性的张扬，必然使学生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激发写作的兴趣，诱发出潜在的创造力。

四、放飞想象的翅膀

心理学家认为“全部的创造性都离不开想象”。“想象是一种对记忆中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形成新形象的思维方式。”没有想象就没有创新，想象是创新的前提，更是创新的动力。作文教学中，要求改革命题形式，创设想象空间，摆脱定势思维。通过想象，把概念与形象、具体与抽象、现在与未来、科学与幻想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让学生既能感受到今天的生活，也能展望美好的明天;既能看到现实的自我，又能设计出未来的自我。这种想象的过程本身就应该算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试想没有古人“飞天”的梦想，就不会有今天载人飞船的升空。只要学生能够动脑子，善于思考，他们的创造思维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展示，学生在已有的表象基础上就能创造出新的形象来。学生的想象一但调动起来，就如同脱缰的野马，弛骋草原;如同翱翔的雄鹰，大展鸿途。有利于拓展写作思路，使学生“看”得更远、更深，使平凡的事物神采飞扬，使普通的形象富有灵气，使文章富有感染力、表现力。这种释放的思想一但放飞，就会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创造力。爱迪生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可见想象力是构成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在作文教学中，多引导学生想象，学生就会对生命有一次全新的体验，创新的萌芽便会破土而出。

对文化的反思作文 篇7

一、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及影响

文化差异主要是对日常语言交际方式与习惯带来的影响, 在英语学习中, 如果学生对这方面存在的差异不及时进行掌握与了解, 那么在实际交流与沟通中, 可能比语法上的错误更无法让对方理解, 甚至还容易造成误解或者引发歧义。

1. 打招呼和致谢语存在的差异。

中国最为传统和习惯的打招呼方式, 是“吃了吗?”“你要去哪儿?”“你什么时候来的?”但是这样的招呼方式会让西方人产生误会, 以为对方想请他吃饭, 或者觉得对方问“去哪儿”、“什么时候来的”这些问题都涉及了个人隐私, 认为这种问候非常不礼貌, 他们更习惯用“How are you”“Good morning”“Nice to meet you”等表达自己的问候。而对于表达谢意的致谢语, 西方人会很直接地说:“Thank you.”而中国人则会很谦逊客气地说:“Oh no.”或者用“where, where (哪里哪里) ?”回答。这会使对方感到茫然, 以为自己的判断遭到了质疑或者你需要他具体指出某个地方。因此, 在教学中让学生认识这些差异, 对他们在语言的实际交流与运用中有很大帮助。

2. 思维方式存在的差异。

思维方式的不同, 导致了在交流过程中对方会对一些行为产生误会。就如在送给某人礼物时, 中国人会比较谦虚地说:“Here’s something little for you, it’s not good.”而对于这样的话, 西方人会认为无法理解, 不明白为什么对方要把认为“not good”的东西送给他。又如每次在吃饭时, 如果中国人先离席, 就会表示歉意说:“You eat s1owly, eat slowly (你慢慢吃) .”西方人则以为你在指责他吃饭的速度。出于尊敬, 中国人习惯年长点的人称为“老李”、“老赵”等, 而西方人则对老有所忌讳, 他们不喜欢被称为“elderly people”, 在英文中则用“senior citizens (年长的公民) ”特指老人。这些因思维方式不同而引起的差异, 是教师在教学中要特别提醒学生注意的。

3. 语言表达方式存在的差异。

在实际教学中, 英语表达句式中会经常发现这样的错误“The teacher pat the boy’s head”, 而正确的应该是“pat sbon the head;slap sb in the face;hit sb on the nose;lead sb by the arm”。还有在征求对立意见的问句中, 汉语习惯用“Do you think so?”这样的正面提问, 而英语则应该是“Don’t you think so?”的反面提问或者是采取正面提问的方法, 后面加上“isn’t it?”的反问句。即使是在地址的书写上, 中西方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中国人的地址书写方法是从大到小, 如“XX省XX县XX街道XX号”, 而英语正好相反, 是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写的。

二、如何在英语教学中加强英语文化教育

要想让学生认识和了解这些文化差异, 就要注重对学生进行英语文化教育, 通过有效的方法将语言教学与文学教育融为一体。

1. 结合教材, 注重文化内容的导入。

就目前而言, 英语教材仍旧是中职英语教学中的主要资源, 新教材中很多内容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知识, 结合教材对学生进行文化的导入, 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方法。如在讲“Color” (颜色) 时, 可以给学生做深入的阐述, 帮助他们了解更多的西方文化。如文中有“Is also a cool white color”一句, 针对“White (白色) ”对学生进行介绍:白色在我国的传统文化里, 是葬礼的主要色彩, 但是西方是纯洁高贵的象征。另外颜色, 在英语的概念里, 还可以同时是人的姓氏, 如“白色White (怀特) ”、“黑色Black (布莱克) ”、“褐色Brown (布朗) ”等。结合教材内容, 让学生掌握了更多关于颜色词汇不同的用法, 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文化认识基础。

2. 激发兴趣, 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通过各种手段与方法, 激发学生兴趣, 并让这种兴趣引导学生向更深层次的领域探索, 从而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 是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的关键所在。如在Unit10 Good manners一课中, 可以在课堂上设计一个“In the restaurant (在餐厅) ”的游戏活动, 并让学生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 通过互动表演, 展示中西方在公共场合行为举止的不同, 从而判断出哪些是“Good manners”。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加深对中西文化差异的了解和认识, 并提高他们的鉴别能力, 有利于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和国际意识。

3. 组织活动, 拓宽学生文化视野。

积极组织学生开展一些课外活动, 是对课堂教学必要的, 有益的延伸。课堂教学毕竟有限, 教材内容也多有局限性, 多为学生设计一些利用英语交流沟通的机会, 对开拓学生文化视野、激发学生创新思维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帮他们一起创办“English Corner (英语角) ”、英语报, 自己编写英语卡片、借助网络技术设计自己的英文主页等。鼓励他们多看英文原声作品, 如原文阅读、英文原声电影, 多举办一些英文演讲、英文小辩论等活动, 不但能提高他们的语言实际运用能力, 还可以在活动中让他们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中西文化差异。

语言与文化之间是密不可分, 语言的发展本身就是对不同文化的传承, 语言的学习过程就是对文化的学习过程, 因此, 了解文化差异, 对于英语教学有着重要意义。教师要善于利用教材中的显著文化特征, 扩大学生的文化知识层面, 帮助他们拓宽文化视野, 培养他们的跨文化意识, 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摘要：文化差异是中职学生学习英语的一大障碍。在实际教学中, 无论是教师的教, 还是学生的学, 都应该在充分了解中西文化差异的前提下, 采取有效方法, 消除文化差异对英语教学带来的影响, 提高学生对英语的理解水平和运用能力。

对文化的反思作文 篇8

关键词：理性；怀疑论；现代性；理性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5—0050—02

西方的现代性文化中，“理性”是一个核心性和主导性的范畴，对于西方乃至当前全球的现代文化都有着强大的统摄力。然而，理性本身也需要经受其内蕴的非理性乃至反理性的考量，在对理性的“祛魅”之中更好地审视和应对“理性的辩证法”。本文从对理性的怀疑论、修正论、限制论三维度，考察“理性辩证法”的历史脉络与学理资源。

一、对理性的怀疑

这种路向对于理性的“理性”持一种怀疑态度。柏拉图早在两千余年前，就在其著名的洞穴隐喻中揭示了人的认识能力所面临的困难。古希腊时期以皮浪、蒂蒙为代表的怀疑主义，主要从知觉、感性认识的角度出发对理性的能力进行了存疑，认为环境、知觉者的状态、感知方式等都会导致认识结果的相对性。而后期怀疑派则深入到理性的层面，提出了几种“型式”来说明“悬疑”之必要：“第一种型式依据意见的差异性；第二种依据追溯的无限性；第三种依据相对性；第四种依据推论的假设和对假设的研究；第五种依据推理中的循环论证。”[1]53恩披里克指出，这五种型式是适用于理智的对象的，也就是说，理性由于上述几种型式会造成其认识结果的不确定，因而需要对之悬疑。

近代出现了以休谟为代表的新的怀疑哲学，对人类理智作出深刻怀疑。以对因果关系的著名批判为例，他指出，因果联系等不是在于事物自身存在的这种联系，而只是我们的习惯的一种赋予。对于理性，休谟也是认为，它的合乎理性的使用也会藏匿着错误。或者说，休谟的怀疑与其说是对理性本身的怀疑，倒不如说是在这种怀疑的表层外衣下对于世界的确定性的怀疑。之后，尼采对理性也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凸显了非理性因素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尼采说：“在悠长的岁月里，人的悟性除了铸成错误外，别无其他。有些错误被证明是有益的，有助于保持人的本性。……这些错误的信条代代沿袭，最终变成人性的基本要素。”[2]113在《强力意志》中，尼采说，“求真理的意志就是制造坚固，制造真实和持久，无视那种伪误的性质，把它解释为存在物（dasSeiende）。”[3]148因此，“哲学的迷误是由于，人们并非把逻辑和理性范畴看作为功利目的整理世界的手段（因而‘原则上’是一种有用的错误），而相信它们是真理性或实在性的标准。”[3]168尼采在此所针对的，不仅是理性，更多的针对我们对于理性的那种绝对信任。

费耶阿本德也是向科学与神话之间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发起挑战的重要一员。从科学哲学的角度，他一再地强调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神话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反对社会中的科学主义和科学中的理性主义，要求把专家（科学家）从社会的中心位置上清除出去，也反对科学中唯一占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和理性方法，而提倡方法的多元性。

二、对理性的修正

13世纪，罗吉尔·培根在其《大著作》中就提出，认识的障碍有四种：一是屈从于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二是习惯的影响，三是流行的偏见，四是由于我们认识的骄妄虚夸而来的我们自己的潜在的无知[4]285—286。这些障碍是普遍的，困扰着每一个人，它们所造成的后果则是使人们离开真理，走向谬误，甚至把“错误的最浓密的阴影”当作“真理的充分照耀”。在这里的几种认识的障碍，固然有不加理性思索的感性成分，比如对于权威、偏见的盲从；但是反过来看，无论是权威、偏见还是习惯以及潜在的无知，都不是完全出于感性的，而是在对于理性的、真理的追求中所产生的障碍。

这种观点对弗朗西斯·培根的著名的“幻象”说提供了理论上的前鉴。培根指出，人的认识错误来源既来自感觉，也来自心智，心智方面的错误对人的认识影响更大。在理性的基础上，人们既会产生对自然的正确的解释，但也会产生由于理性自身的不足而造成的“对自然的冒测”。比如“本体”、“属性”、“本质”等都是凭空构想的不健全的概念，以这些不健全的概念去认识世界，当然在根本的层面就已经会造成不当和谬误。由于“冒测”的存在，对某种知识的一致认同并不会使得它必然成为真理，“因为即使人们都疯了而都疯的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会很好地取得一致的”[5]15。这就驱使我们对学术中的认识机制进行反思和检验、考察。

弗朗西斯·培根对心灵中造成的错误意见、偏见或幻象（假象）分为四种：“（1）种族的幻象（idolatribus）是人类头脑的本性所固有的，其中有终极因（目的论）的概念和把人的愿望加给自然的习惯。（2）洞穴（Specus）的幻象是个别的人所特有的，这是由于他有特殊的性格、教育和交往，由于他所读的书籍和所崇拜的来自心智方面的魔障。（3）市场（fori）的幻象是最繁杂的一种，因词语和名称的联想而起。词语常常被用来做不存在事物的名称，或者做现实事物的名称，但是混乱、定义含糊，由事物仓促■绎而成。（4）剧场（theatri）的幻象出自错误的理论或哲学，出自被歪曲了的论证规律”[6]289。这些假象深深地居于人的心智、天性的深处。由于这些人心中的幻象，导致了哲学中也产生了种种不正确的倾向与方式，比如诡辩的、经验的和迷信的哲学。诡辩的哲学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他以各种貌似正确、无可辩驳的范畴和逻辑作为答案提供给事物。他虽然也涉及实验，但是这无法掩盖他以结论压制事实、以论断和原理压制经验的事实。经验的哲学则以吉尔伯忒的哲学为代表，它们是从少数的实验中得出虚妄的结论，这在炼金术中可以得到显而易见的例子。至于糅入迷信和神学的哲学，则比前两者对哲学有着更大的危害。这类哲学以幻象、浮夸和半诗意，把哲学引入歧途。培根的观点对我们的理性文化霸權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对理性的限制

这可以以康德为代表。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深刻剖析了理性在其使用过程中所可能造成的幻象和谬误。他指出，我们对于对象的认识受到形式（范畴、图形）的制导。认识不可避免地会导向辩证论，把理性导向形而上学，导致幻象。这种幻象，“不是某个生手由于缺乏知识而陷入进去的，或者是某个诡辩论者为了迷惑有理性的人而故意编造出来的，而是不可阻挡地依附于人类的理性身上，甚至在我们揭穿了它的假象之后，它仍然不断地迷乱人类理性，使之不停地碰上需要随时消除掉的一时糊涂。”[7]261

从这种康德所谓的“辩证论”出发，会导致先验的谬误推论、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和理想。它们都是由于理性超出其范围的应用所导致的合乎理性的错误和幻象。其中，谬误推理“在人类理性的本性中将有自己的根据，并带有某种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不可消解的幻觉。”[7]288比如以下论断：“我”是一个实体，灵魂是单一的、人能通过时间意识到他的数量的同一性。康德认为，说“我”是实体，依赖于一个空洞的“实体”概念，因为实体这个概念必须运用于可能经验的对象才有意义，而“我思”不是可能经验的对象，因而“实体”在此就是无经验内容的误用。这样，说“我是一个实体”就只是作了一个没有实际可能经验内容的空洞陈述，表面上是深刻的哲思，实际上只是理性的欺诈。

总的说来，在康德看来，理性之所以需要限定，是因为它只能在经验的范围内确证自己的正确，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就会由于它自身的迷航而误入歧途，导向虽合乎理性却不合乎客观实际的推断。这实际上也正是形而上学玄思所可能面临的困境。它所表明的是：超出经验范围的范畴是不可能的，理性要获得充分的理据则必须把自身限定起来。但是在实际中，理性的使用总是经常地超出这个范围从而导致幻象，即使我们明知它的不正确性，它也依然很容易由于我们的理性而继续欺骗着我们，并且是自愿的欺骗，因为它使得理性把错误的、虚幻的东西依然看作是正确的、合理的。

四、结语

当理性越是占据绝对的霸权而阻塞对它自身的质疑的时候，也正是很需要对这种绝对的霸权和“正确”进行反思的时候。因为越是如此，越容易在某种旗号之下陷入自大和盲目的状态。而理性的辩证法，就是指理性在进步的过程中，却走向它曾经的对立面，在理性的“神话”下陷于非理性而不知不察。即使在现代性的文明中，理性在相当程度上也潜伏着神话的阴影。理性越是充分，其神话性也就越隐蔽。理性的形式是通往理性的过程中的道路而非重点，当它以自己的形式来对抗其目的和方向的时候，那就会使得其形式和实质陷入冲突，从而导致“理性的辩证法”。我们并不是反对理性本身，正是出于对理性的需求和认可，才需要对之保持一定的距离和自我反思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塞克斯都·恩披里可.悬疑与宁静——皮浪主义文集[M].杨适，张妮妮，卢海燕，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2][德]尼采.快乐的知识[M].黄明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德]尼采.偶像的黄昏[M].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4]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英]培根.新工具[M].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