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道德（推荐9篇）
1.2为政要廉，用人要当，办事要公，作风要实。
1.3廉洁自律“三个我”：从我做起，对我监督，向我看齐。
1.4为官当自律，甘愿清贫，不触“高压线”；做人须正己，诚信守法，勿打“檫边球”。
1.5遵党纪政纪严于律己，正党风民风争当先锋。
1.6勤政从一言一行做起，廉政从一分一厘拒之。
1.7落实制度从细节做起，廉洁奉公在小处注意。
1.8立党为公一心为民最重，执政为民清正廉洁为要。
1.9清正乃民心所向，廉洁是从政之本。
1.10德乃做人之本，勤是为政之道。
1.11做人德为本，做事民为先，做官法为上。
1.12做人要铮铮铁骨一身正气，为政要忠心耿耿两袖清风。
1.13说话真真实实，工作踏踏实实；律己严严实实，根基牢牢实实。
1.14权似河水，源清流自洁；绩是镜子，身正行始正。
1.15一心为公自令宠辱不惊，两袖清风始能正气凛然。
1.16金钱美色亲情为官之试金石，国法党纪条规从政之警示牌。
1.17为官莫做分心事，报国还需有志人。
1.18在家不听枕边风，出门不忘调查风；说话不兴浮夸风，办事不容拖拉风。
1.19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敬的。
1.20禁分外之欲，勤位内之政。
1.21为人应视名利淡如水，从政须知事业重于山。
1.22权似一条河，清浊看官德。
1.23智者为官，替国分忧，为民解难，鞠躬尽瘁，一生尽得平安；愚人居吏，为己谋财，弄权求利，机关算尽，永世难求幸福。
1.24公开是防腐的良药，暗箱是犯罪的温床。
1.25廉洁是每位党员领导干部的生命之本，是其从政的最起码要求。拥有它虽清贫却心安理得，失去它虽富有但寝食难安。
1.26一身正气贵自律，两袖清风不染尘。
1.27青丝要知廉洁早，莫待进牢愁白头。
1.28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1.29反腐倡廉牢记服务宗旨，固国安邦发扬奉献精神。
1.30廉洁不论干部大小，自律岂分职务高低。
1.31为官不忘百姓则脑清，从政铭记廉洁则手净。
1.32居官位则忧其民，处庶民则忧社稷。
1.33政靠法实施，法靠人执行，人靠德律己。
1.34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1.35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1.36廉洁从政三大忌：揽功、贪色、争名利。
1.37识时务清廉政务，通人情不徇私情。
1.38功在勤政，威在律己。
1.39清正在德，廉洁在志。
1.40领导干部办事三问：讲道理时，先问自己是否明白；提要求时，先问自己是否做到；批评人时，先问自己有何责任。
1.41为官清正廉洁，当视名利淡如水；执政勤奋为民，应看事业重如山。
1.42党风政风民风系国家存亡，廉政勤政清政关社稷兴衰。
1.43做人之道，道德为本；处世之道，公正为先；从政之道，事业为重。
1.44律己廉为首，立世德在先。
1.45勤勤恳恳办实事，无须计较名利得失；坦坦荡荡说真话，不必在意官位尊卑。
1.46廉洁从政两袖清风德昭后世，贪图钱财一朝失足愧对今生。
1.47官省则事省，事省则民清；官烦则事烦，事烦则民浊。
1.48当官切莫恋功利，腐败皆因私欲起；为民为己常三思，乱用权利必自毖。
1.49只有口渴时觉得能喝下整个大海，这叫贪恋；真喝时只喝下属于自己的一杯清水，这叫自律。能划清贪念与自律的界限，就可以达到“廉”的境界。
1.50自律是宝，他律是爱，律他是责。掌权者既要严于自律，又要乐于他律，还要敢于律他。
1.51要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做到顶得住歪理，耐得住艰苦，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
1.52草骑墙头因风势而倒，官无正气因德殇而亡。
1.53如果说成功的事业是个圆，那么，廉政就是圆心，纪律就是半径。
1.54不勤，无以成就事业；不廉，难以凝聚人心。
1.55当官有私难公道，从政无为不服人。
1.56做人做官做事应清清白白，为公为政为民需勤勤恳恳。
1.57为政不贪，头顶蓝天；为政不廉，利剑高悬。
1.58声誉重于生命的从政者，定能严于律己名垂青史；私欲高于道德的掌权人，必将疏于约束滑入陷阱。
1.59为官惟廉，从政惟勤，处事惟公，做人惟实。
1.60为民贵在勤，为事贵在实，为政贵在廉。
1.61为官戒不清，掌权戒不廉，办事戒不公，做人戒不检。
1.62牢记宗旨，永葆本色；慎独慎微，慎始慎终，自律自持，奉献为荣。
1.63史镜悬箴恒律己，丹心向党永为公。
1.64常修从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常戒非分之想。
1.65多听逆耳言，莫被谀语乱方寸。上不愧党，勤政之根；下不愧民，廉政之源。
1.66品行好，人不忍为恶；制度全，人不能为恶；法制严，人不敢为恶。
1.67无偏袒，无私心，只认一个公理；不欺下，不媚上，但凭一片公心。
1.68刚正不阿，如墨线过木曲也正；清正廉洁，似明矾入水浊亦清。
1.69处世要公，公生明；律己要廉，廉生威；待人要诚，诚生信；工作要勤，勤生效。
1.70识时务，保勤廉，为官硬硬朗朗；顾大局，守规矩，做人堂堂正正。
1.71勿以官小而不廉，勿以事小而不勤。
1.72一事不明错一件，一官不清误一方。
1.73名节源于觉悟，腐败止于正气。
1.74政治上做一个明白人；工作上做一个勤政人；生活上做一个清廉人；处事上做一个正直人。
1.75权力是把双刃剑。权力可以使人高尚，以权干事，因权扬名；权力也可使人堕落，以权谋私，因权败身。
1.76执政以廉为本；为官以勤为先；做人重在以诚；说话重在以信；办事重在以实。
1.77权力用在为民服务上是天职，权力用在立党为公上是尽职；权力用在碌碌无为上是失职，权力用在谋取私利上是渎职。
1.78收视，画面清晰，才能体验真实；做人，头脑清醒，才能体验充实；从政，自身清廉，才能体验踏实。
1.79为政清廉从古至今人称颂，公仆亮节继往开来胜前贤。
1.80政治上清醒坚定，不摇不摆；管理上清清楚楚，不错不乱；经济上清清白白，不贪不占；人格上堂堂正正，不攀不奢。
1.81清廉乃立身之本，为官之基。
1.82为政当作青松立，莫学杨柳累贪风。
1.83管住口是前提，管住手是关键，管住心是根本。
1.84官以廉为荣，此乃根本，清白做官；人以正为贵，斯为源头，踏实做人。
1.85空谈误国浮夸害帮贪贿从来失天下，勤能建功廉能服众清正一向得民心。
1.86权力加廉政等于服务，权力加贪欲等于自毙。
1.87嘴不谗，心不贪，私不谋，利不沾；色不迷，法不犯，生不悔，死不憾。
1.88一身正气，光明磊落，风吹浪打何所惧；两袖清风，廉洁无私，半夜敲门心不惊。
1.89做人要像莲花，身处逆境却一尘不染；为官须似石灰，历经磨练而清白留世。
1.90两袖清风，不沾肥田三分露；一身正气，更喜悬崖百丈冰。
1.91忆先烈风范，修为官之德；访群众疾苦，除非分之想；听贪官忏悔，思贪欲之害。
1.92作决策以人为本当戒急功近利；干工作求真务实应求有口皆碑。
1.93做官不患位不尊而患德不崇，勤政不患禄不厚而患知不博。
1.94搞一次特殊，就降低一分威信；破一次规矩，就留下一个污点；谋一次利私，就失去一片人心。
1.95戒贪，贪则无品；戒骄，骄则无知；戒惰，惰则无进。
1.96廉吏，不会被物质生活所累，能始终保持心境的那份恬淡和安宁。
1.97对待名利，要保持远距离；对待人民，要保持近距离；对待领导，要保持等距离；对待工作，要保持零距离。
1.98顺境勿骄逆勿沉做堂堂正正人，平境勿庸浊勿乱当勤勤廉廉官。
1.99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三严（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教育），四自（自重、自尊、自警、自省），五管端正（管住自己的脑，不该想的不想；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不拿；管住自己的腿，不该去的地方不去；管住自己的耳，不该听的不听）。
一、加强从政道德修养
讲道德、讲公德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基础，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操，提升道德境界，切实提高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以崇高的品德、高尚的情操和良好的修养去赢得人民的尊敬。要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投身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平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做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坚持原则，严守操行，要时刻牢记为官做人的准则，不摆架子，不耍威风，心地善良、胸怀宽广、作风民主、淡泊名利，做到情趣健康、谨爱慎好，守住小节、防住底线，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正确对待权力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正确认识、对待和行使好手中的权力，应该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看作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对权力怀有敬畏之心，切实用好手中的权力。做到“三要三不要”：
一要秉公用权，不要滥用权，立身不忘做人之本。领导干部要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民造福、为党分忧，解决好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决不能把权力变成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工具，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办事，坚持民主集中制，把权力用在该用的地方。要珍惜党和人民给予的权力，把大多数群众是否赞成、是否受益作为决策、办事的根本依据，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事业奋斗的永恒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的人民群众，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二要依法用权，不要越权，为政不移公仆之心。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决不能随心所欲、徇私枉法，一切权力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运行。不要越权，所有干部的权力都是有限的，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做到不越位，不正当的权力坚决不用，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为民掌好权、用好权、谋好利，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和人民公仆的政治本色。
三要廉洁用权，不要攀比用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领导干部要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各项规定，严守领导干部的行为规范，时刻警惕金钱、美色的诱惑，增强自律意识，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行使权力，决不能把权力当作为个人牟私的工具，经得起权力的考验，确保权力不受腐蚀。不要攀比用权，和别人比贡献、比服务、比风格，而不要攀比消费、比权限、比潇洒，洁身自好，正当追求。要坚持用党纪国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管制违法乱纪的欲望，远离以权谋私、贪污腐败行为，远离社交潜规则，清白从政、坦荡做人、勤恳做事，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三、自觉接受监督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养成一种在监督之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而监督应该是全方位的，也是全过程的，权力在哪里，监督就到哪里，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首先，在党内要严格按照《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办事，要自觉接受来自上级的监督，不能把上级的监督看作是对自己不信任，怀有抵触情绪；要自觉接受班子内部或同级对自己的监督，不能把同级的监督看成是为难自己，怀有戒备心理；要自觉接受下级对自己的监督，不能把下级的监督看成是不尊重自己，怀有反感情绪。尤其是要自觉接受纪检机关的监督。同时，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制，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搞“一言堂”、“小圈子”，不搞个人说了算。要严格按照程序和规定办事，坚持“三重一大”制度，防止不执行程序，把班子成员当摆设。凡是规定不准、不能做的事绝对不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做到一尘不染，一身正气。要坚持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自觉维护纪律的严肃性，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进一步增强民主意识、法制意识，把自觉接受监督作为一种工作常态和行为规范，虚心接受各种批评，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
领导干部一定要把外部监督和自我监督结合起来，养成在监督之下工作和生活的习惯。要增强自我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加强党性修养，严格要求自己，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带头
做好，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坚决抵御各种诱惑，拒腐蚀，永不沾。
——读《干部从政道德读本》有感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一次演讲中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有了学问，就好比站在高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犹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或许是他读书的经验之谈。伟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站得高，看得远，能成为一位思想家、革命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有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而渊博的知识和高深的学问与他一生酷爱读书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普通人，我们虽然不能与伟人相比，但我们读书的目的无非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以提高自身的生存质量。而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读书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目的，其范围也应该更加广泛，因为从书籍中我们还可以学到许多立德、立言和立身等做人的道理，这样，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在为人民谋福利的过程中，就可能少犯错或不犯错误。
我重点阅读了《干部从政道德读本》，书中的古训告诉我，切实加强理论学习、提高道德素养，不断改造世界观是毕生不能松懈的大事，因为思想的蛀虫无孔不入，一旦放松警惕就会摔跟头。读完后受益非浅，现将读书心得陈述于下：
一、时刻思廉可以抑制欲望的膨胀
所谓“读书思廉”，顾名思义，既读又思，在读的过程中，要理解所读内容，要认真反复地思考自己的行为有否过
失，是否时刻保持一颗廉洁的心。只有读后而思，才能把读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思想，才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做到廉洁从政。如果只读不思，读而忘之，就会任由自己的欲望膨胀，就不可能自觉抵御缤纷世界的诱惑。人是有七情六欲的，各种欲望生存在你的体内，每个人都应当体会到，要遏止你体内的欲望，是需要有相当的毅力。要使自己具有抵御欲望的毅力，使自己形成足够的“廉”细胞来抵抗欲望的侵蚀。从而保持平常之心，甘于寂寞，心静如水。
综观中国五千年的发展史，无数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朝代如果腐败盛行，就预示着覆没的来临，商纣王的历史悲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深刻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遵循古圣人之言，“先思而后行”。自己的一言一行为都要符合廉洁自律的规定，不能以小吃、小喝、小玩、只要不拿为借口，放松自己的思想警戒，我们应当懂得，一个人只要找借口进行自我原谅，无数小事不断发展就变成了大事，最终会一步一步从廉政走向腐败。有多少落马的干部，原先都是好干部，只因为他们经受不住利益和美色的诱惑，放弃了坚持已久的信仰，自毁了廉政防线，而留下了千古悔恨。
二、“怕”字当头能抵御腐败的诱惑
近年来，尽管党和国家的反腐力度很大，但腐败滋生蔓
延的势头并未得到完全遏制，腐败现象仍然不断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腐倡廉的社会文化资源比较短缺，而腐败文化却以其广泛的社会性和民众性，不断催生出新的腐败。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创建一种反腐倡廉的先进文化，营造一个清新的廉政文化氛围，用先进的廉政文化来抵制腐败文化的滋蔓，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廉政之风。“读书思廉”活动就是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在读书的过程中，我体会到“立志”的重要性，在这里，“志”即“意志”。因为人的行动总被意志决定。意志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与动力。但意志也有高远、平庸之分。高远的意志，会使人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相反，平庸的意志只会使自己与腐败的泥潭越来越近。“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党员干部只有立下高远的志向，才能不断增强抵御腐败诱惑的能力和免疫力。怎样才能做到“立远志”呢？古语说得好：“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里所说的淡泊，就是清廉素朴，少一点私欲。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荡与浮躁的，受声色犬马的诱惑，东追西逐，不知所至。历史告诉我们，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之所以落下千载骂名，就是因为他们贪得无厌，骄奢淫侈所致。倘若他们能及时悬崖勒马，或许就不会落个遗臭万年的下场。
在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同时，我们还要牢记一个“怕”
字。这似乎与我们平时接受的勇敢教育、大无畏精神教育显得相矛盾。其实，这里的“怕”指的是我们的干部应在走向腐败深渊的路上“怕”起来。怕“党与人民的监督”，怕“众目睽睽难逃脱”，怕“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怕得虽有欲望，但却不敢伸手。邓小平曾经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孔子也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动的规矩。党员干部对这个规矩就要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怕”，处处做到“不越矩”。
三、知荣明耻是党员干部最基本的素质
——“恪守从政道德、保持党的纯洁性”党风廉政教育心得体会
古人云：“道之以德，德者得也。”这句话告诉我们，只有以德立身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他人的尊重和信赖，才能享受成功的人生。从政治人，更要以德立身。忠诚、公正、清廉、文明，至真至简的八个字不仅是新时期党员干部的职业道德准则，也是党员干部的真实写照。它展现出我们“刚正不阿、一心为公”的秉性，弘扬了我们“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精神，描绘出我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品格。恪守从政道德、保持党的纯洁性，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党性修养，这一点对于我们党员干部来说尤为重要。
党性修养就是按照党性的要求，通过学习、改进和锻炼，来磨砺自己的品格和意志，以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上的纯洁性。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自觉加强党性修养，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是总书记基于党面临的复杂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和党员队伍的现实状况，对党员提出的明确要求。党员如何加强党性修养，我认为应该从“学”、“实”、“慎”、“新”四个方面下功夫。
一、“学”字当头。知识由学而得，能力由学而成，才干由学而进，党性由学而修。共产党员的党性，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它的基本要求是不变的，同时，它又是不断运动着的客观存在，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党对自身认识及经验的积累，在不同时期、1
不同条件下，其具体内容和重点又在不断充实和提高。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党对党性要求从来是和党在各不同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紧密相连的，这正是党性的活力所在。”党性的这一重要特质就要求青年党员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充实，不断进步才能永葆党员的先进性。要始终把学习作为立身之本、提高能力的第一要务，向书本学、向他人学、向群众学，尤其要注重在实践中学，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服务观和政绩观，不断提高自身的党性修养。一要勤学。每一名党员都要始终把抓好思想政治学习摆在重要位臵，切实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切实学习贯彻好“科学发展观”这一我党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巩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着重在领会精神实质、加强理性思考和指导工作实践上下功夫。同时要不断加强对经济、管理、科技、历史、法律等各个领域知识的学习，为投身新时期经济社会建设事业打牢思想根基和知识功底。二是善思。每一名党员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定期对自己的思想、工作、生活、纪律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自查和总结。要经常回想一下自己的言行哪些方面与“科学发展”的要求是一致的，应继续坚持和发扬；哪些方面是不相适应的，须不断加以改进；哪些方面是相悖的，应切实予以纠正。通过经常自我反思，不断坚定“迈进党的门、就做党的人”的信念，做到自省自律、自净心灵，努力把自己锻炼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共产党人。
二、求真务“实”。邓小平同志曾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只有把嘴上说的、纸上写的、会上定的，变为具体的行动、实际的效果、人民的利益，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做到了家。”党员干部必须坚持脚踏实地、勤奋工作，本着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扎扎实实地开展好各项工作。一是思想要实。牢固树立万事实为先，惟有务实才能发展、惟有务实才能兴业、惟有务实最为有效的观念，切实把务实当作一种责任、一种追求、一种美德，努力培养务实的思想、求实的精神、重实的习惯，一切围绕务实转，只惟实，不惟虚。二是作风要实。一定要把作风务实作为求真务实的第一思想、服务人民的第一要求，坚持实践原则，善于总结经验，注重对客观实际的正确把握，不唯书、不唯上，把精力真正放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上，多做真事、实事、好事，经常到群众中去，到问题比较多和困难比较大的地方去，多了解实情、务求实效、干出实绩。
三、“慎”之又慎。“慎”是党员干部的必修课，也是检验党员党性修养的“试金石”。要认真实践自重、自省、自励的要求，做到“五慎”，即：慎始、慎微、慎欲、慎独、慎终。一要慎始。从手中有权的第一天开始，党员干部就要时时警醒自己，管住自己，违法乱纪的口子一次也不能开、一件也不能办，不能有侥幸心理，不搞下不为例。管住了“第一次”，就掌握了主动权，就能在各种腐蚀面前立于不败之地。二要慎微。骄纵起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一定要重视和警惕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真正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三要慎欲。要
有高尚的人生追求，在腐朽思想和各种诱惑面前，真正做到经得起考验，耐得住寂寞，守得了清贫，管得住小节，以严格的党性要求自己，以所肩负的重要责任鞭策自己，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四要慎独。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尤其注意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也要遵守党纪党规和道德准则，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五要慎终。做事不能慎终，功亏一篑。必须善始善终，始终如一地保持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优秀品质和高风亮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忉，无欲则刚”。为此，我们干部党员必须慎言慎行，谨小慎微，警惕从众心理、攀比心理和捞一把心理，坚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经济上的“清白人”，作风上的“正派人”。
四、敢于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而创新就是实现解放思想的具体行动。我们一直强调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用创新的思维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同样，只有坚持创新和与时俱进的党员，才能保持蓬勃朝气和昂扬锐气，锐意进取，奋发向上，永不自满，永不懈怠。一要创新思路。思想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党员领导干部更能洞察新形势的变化，要善于用新的眼光看待问题，把握机遇，用新理念谋划工作，用新思维指导工作。二要创新工作。党员干部要体现出自己的朝气和锐气，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不怕困难；要注重在工作中增强实效，肯干、会干、实干；要有敢为人先的气魄，看准了的事情就敢闯、敢试、敢干，以创新的精神推动工作，在创新中提高水平。要善于谋事，勤于干事，真正做到千方百计谋发展，一心一意干事业。三要创新方法。要善于发现和总结事物的内在规律，抓住重点、发挥特点、突出亮点，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要以创新为主要着力点，不断挖掘新思路，探索新办法，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什么是荣辱观？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如何看待荣与辱，反映出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则国之大耻。”还有“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等等古训，说明正确的荣辱
观在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当中的重要作用。荣辱观是一种道德评价标准，是做人的底线，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从政为官的道德底线。从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到拒绝美国救济面粉的朱自清……所有这些都是荣辱观的具体表现。不知荣辱，何以为官？应该说，绝大多数党员干部他们知荣辱、明是非、立官德、用好权，起到了非常好的表率作用，涌现出如孔繁森、郑培民、任长霞、牛玉儒等一批领导干部的楷模和时代先锋，是无愧于人民和社会的公仆，更是身体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榜样和佼佼者。但少数党员干部的廉耻意识淡薄，甚至发生荣辱错位。如有的党员干部滥用职权，损害国家利益；有的以权谋私，置群众利益于不顾；有的不学法守法，甚至知法犯法，违法乱纪；有的要官跑官买官“理直气壮”；有的贪赃枉法时居然“脸不改色，心不跳”。有道是：“正人先正己”。只有自身做到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耻之行，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威信。相反，如胡长青、成克杰、王宝森、王怀忠、慕绥新、马向东等之流，尽极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之能事，是非颠倒、以丑为美，以耻为荣，最终走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其下场是最好的反面典型，他们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知荣辱是对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是党员领导干部从政为官的道德底线。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深刻领会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精神实质，以“八荣八耻”为镜，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时时处处事事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促进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牢固树立，在党员干部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和标杆，无愧于党和人民。
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批判左倾思潮，要求正确对待名人时，举了王云五作例子，说他政治上虽然反动，但四角号码检字法却是他的一项好的发明。
王云五(1888～1979)，原名之瑞，号岫庐，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192l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其间编辑出版著名的《万有文库》等，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1930年春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抗战爆发后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1946年，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次年4门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5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1949年4月去台湾，先后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
王云五小学未毕业，凭聪明和努力，自学成才在学界、商界、政界纵横驰骋，成就不凡。王云五的成功主要商界，尤其在商务印书馆。观其一生，一旦离开商务即事业受阻，在出版界如此，在学界、政界也是如此。
政治热身与政治赌注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25年，主掌商务核心部门——编译所7年，领导商务印书馆18年，使商务印书馆三经劫难三度复兴，他本人也成为商务印书馆继夏瑞片、张元济之后又一位杰出的文化先贤。
商务印书馆的成功使王云五赢得了名望，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此时，他似乎产生了从政欲望1937年8月，蒋介石庐山召开“国是会议”发表庐山谈话，向全国表明了抗战到底的决心。王云五第一次与民国军政首脑见面，同时也第一次在国民政府参政议政 从此王云五从事商务的时间少了，参政议政的时间多了这一段经历可说是王云五的政治热身。
国民党召集国民参政会，是迫于各党派各团体强烈要求参政议政、团结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压力。1938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国民参政会条例》，宣布成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由国民党中央选聘6月16日，第一届参政员名单公布，王云五以无党派社会贤达入选。他表示：“假使平时被选为参政员，我必定辞谢不就”，为了抗战需要而当参政员，他内心充满喜悦。
7月6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此届参政员200人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员和无党派人士，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代表31人，其中中共代表7名。与会参政员120议长为汪精卫。王云五提交了《学制上兼采自修制度并取消中等到以上学校之入学限制案》这是他过去一再宣讲的内容，现在终于作为议案向政府提出，有了付诸实施的可能。
此后，王云五几乎每次与会都有提案，如一届三次、五次会议，他就分别提交了《另定一种法价供给外汇于特定之工业》和《请确立调整行政组织系统及人事行政制度之原则以增进行政效率案》。他的提案大都不涉及党派和意识形态，而重在政策操作层面，所以一般都会被通过。
1941年2月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王云五继续任参政员。这次会议在皖南事变之后不久召开，毛泽东、董必武等7名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王云五坚定地站在国民党顽固派一边，会议期间联合56名代表，提出临时动议建议案，请求大会对未能出席本届大会的中共参政员进行调查。
国民党报纸重庆《益世报》刊发社论《一个合理的临时动议》，认为王云五的提案“极为合理”、“极为纯正”，大加喝彩。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商务印书馆在上海、香港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蒋介石关切有加，进行慰问。1942年5月，国民党聘王云五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文化事业设计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王云五当选休会期间驻会委员，1943年8月在二届二次会议上再次当选驻会委员，并致闭幕词。不久又任宪政实施协进会常务会员。1943年11月，既非国民党员亦未担任国民政府任何职务的王云五参加国民政府访英团，以官方身份出访英国。
在这种情况下，当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决定组织延安视察团而王云五被列入5人代表团的时候，其心情是矛盾的。抗战胜利在望，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团体强烈呼吁共同建国和推进中国民主化建设，国民党迫于强大压力不能无动于衷。精明的王云五经过反复考虑，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了代表团。事后他曾追述：“当时不便反对，事后详加考虑，以共党擅长欺诈，一经前往，难免不被作为宣传之对象，尤以商务印书馆旧职工中，在延安占要职者颇不乏人，我若前往，处境更属微妙，因临时托病不去，此为我生平托病极少次数中之—次。”
王云五虽然不去延安，但仍以延安视察团成员名义与其他6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力促国共继续和谈。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视察团早日赴延安，共商和谈大计。
参政员延安考察团终于在7月1日成行，成员有褚辅成、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御秋、傅斯年。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著名的考察活动，直接促成了当年10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与中共领导人几番长谈后，开始倾向中国共产党。王云五有意错过这次考察，把赌注完全押在了国民党身上。
以“非党人士”入阁为官
延安视察团与中共领导会谈之际，托病留在重庆的王云五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重用，于1945年7月7日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7人主席团成员(王云五为新当选，其余6人均为连任)。可见，王云五的“忠诚”已被认可。
抗战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身为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可以回到商务总馆所在地，并将重庆的业务迁回上海了。不过，曾获国民政府颁授二等景星勋章和胜利勋章的王云五似乎并不急于回上海，他已意不在上海，而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了。
滞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要求王云五尽早回沪，委之以复兴商务印书馆重任。一向对张元济言听计从的王云五这时却不急不躁，派他的副手李伯嘉经理先行返沪，他未能赴沪的理由是留在重庆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另外，“上海的商务印书馆馆厂，经过了长期的沦陷，其人事与：正作均与战前迥不相同，如从事整顿则断非短时期所能收效，且非以全副精神亲自留沪监督进行不为功”。显然，王云五这位“政治新贵”此时是不会选择返回商务的。
1946年5月，王云五总算回到了上海，不过他不是来商务印书馆任职，而是向董事会辞职的，就连接替他的人，他都选定了，就是他做中国公学英文教师时的学生、编译所的得力干将朱经农。
商务董事会对王云五的辞职早有预料，一周后即予批准。王云五径赴南京，接受蒋介石之邀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6月，兼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为行政院院长宋子文)。
王云五以名流跻身高官行列，以无党派身份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在政、学、商界引起不小的轰
动。国民党中央社报道说：“此事极为各方注意，盖王氏系无党派之人参加政府出任部长之第一人。(王氏)为我国唯一自学成功之事业家。”
对国民党而言，各党派团体和人民的民主呼声日渐高涨，政治改革势在必行，王云五从当选国民参政会、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代表，继而加入政府，由参政议政进而入阁为官，不过是表面民主进程中的小小插曲；对蒋介石来说，王云五几次的“出色”表现，足见其忠，延请入阁，一来奖赏其“忠诚”，二来做做政治民主“秀”，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这一年，王云五59岁，十分希望做些事，特别是在他擅长的管理方面，可是在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腐败成风之时，他能有多大作为呢?
八年抗战后，百废待兴，王云五认为当务之急是“复员”，即恢复生产和建设。他提出“复员不是复原，而是在战后发动一千新时代的起点”。兴致勃勃的王云五认为，国民党的经济以官僚资本为主导，而官僚资本是经济凋敝和腐败丛生的根源，他试图制定政策改变这种导向，却极大地触动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他的顶头上司、行政院长宋子文甚为不满，处处设置障碍，使他的所谓“经济行政”根本无法开展。半年多时间内，他三次向宋子文请辞经济部长之职，还托陈布雷向蒋介石诉苦。
1947年3月，行政院长宋子文挂职而去。按西方责任内阁惯例，院长既辞，部长亦应辞职，他总算从政治的纷争中解脱出来。对于这段经历，王云五认为，“我在经济部历时已大半年，由于环境关系，虽已尽心尽力，毕竟无何成就”。这种处境，与在商务印书馆呼风唤雨、得心应手形成鲜明对比。当时在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的周恩来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痛斥国民党对合作毫无诚意、政治民主只是做做样子时举了王云五做例子。他当着在场的王云五说：“像王云五先生的参加政府，我深信他现在的内心也感着不好过。”多少年以后，王云五说：“这句话……使我内心感触万分，本来有许多想说的话，至此却默默无语。”
周恩来的话可说是解读王云五错位从政的一把钥匙。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批判左倾思潮，要求正确对待名人时，又举王云五作例子，说他政治上虽然反动，但四角号码检字法却是他的一项好的发明。
“币制改革”：仓促上阵狼狈下台
国共和谈破裂后，政治协商会议的使命宣告结束。此时国民党政治民主“秀”还在不断上演，如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还政于民”。王云五继续扮演“民主秀”的重要角色。1946年底，他以经济部长身份高票当选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1947年4月，已辞去经济部长职务的王云五在国民大会期间又与莫德惠等人提出反共的《关于动员戡乱临时条款案》。不难看出，这是王云五又一次投国民党所好。
国民大会第一次大会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改组，张群任行政院长，王云五再步青云，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副院长。
1948年5月，在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濒临崩溃的局势下，行政院全体政务委员总辞职，由无党派人士翁文灏任行政院长，行政院重新组阁，王云五任财政部长，颇有临危受命的意味。
王云五上任之后，确立了三项改革目标，即增加税收、裁并机构和改革币制。他在经济部长任上，于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设立工商督导处，负责经济调查，出台政策，将工商企业普遍反映不合理的直接税和货物税合并，一扫两税对立、重复征收的积弊。表面看税种少于，实际征收数额却多了。裁并机构一项，原是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实施过的管理办法，在财政部实行起来不太困难。经过连年战乱和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国统区的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主要标志是货币迅速贬值，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因此，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是三项目标的重中之重。8月，经与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反复磋商并报蒋介石批准，财政部起草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总统令的形式下发，相关配套文件有《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货币处理办法》、《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
王云五的币制改革，以稳定物价、安定民生为目的，以控制金银外汇、平衡国民出入预算及国际收支为手段，核心是发行金圆券以代替严重贬值的法币。为了强化新货币的功能，禁止民间买卖金、银，限定持有黄金、白银和外币者必须于9月30日前全部兑换成金圆券，逾期没收。同时规定政府要限制物价。通过这个办法，不到两个月，国民党政府从民间攫取了2亿美元的金、银和外汇。金圆券并未收到预期的稳定货币和物价的效果，当然也未能挽救国统区走向崩溃的经济，百姓倒成为币制改革的牺牲品，财富流进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钱袋。
王云五的币制改革是被迫执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掠夺财富的货币政策，最终却以大量财富流入帑库、货币继续贬值、物价继续飞涨、经济更加凋敝、百姓更加苦难而告终。不过，王云五当时似乎还未意识到这一点。9月2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年会，王云五担任会议主席，对他的币制改革侃侃而谈，以成功者自居。他10月回国。在舆论和民间一片骂声中，国民党幸得王云五做替罪羊，此时王云五才悟到自己只有辞职一途。11月10日，王云五正式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国民党《中央日报》评论说：“王云五来得光明，去得磊落，开责任政治之风气。”这对仓促上阵、狼狈下台的王云五也算是—种安慰。
假设王云五继续当他的财政部长，他将更被唾骂。他无法止住国民党经济崩溃的势头，他主导发行的金圆券后来一路贬值，继任者只好开足马力印钞票。结果，跟法币一样，金圆券成为有史以来最不值钱的纸币之—。
定居台北：再做“政治民主”秀
王云五离开财政部大楼时，国民党政权已呈风雨飘摇之势。下一步何去何从?61岁本该安度晚年的王云五不得不陷入深深的思索。
往南?似乎别无选择。长江以北国民党军队已被解放军分割成几个孤岛，京、津已成兵临城下的局面。京津危殆，宁(南京)沪(上海)势如累卵。王云五没有回他的大本营上海，而是向家乡广东南迁。11月29日，即辞职请求获准的半个月后，他携眷自南京飞抵广州，以专心著述为名，静以待变。
1949年1月，王云五去了香港。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举国欢庆。滞留香港的王云五仍在雄心勃勃地筹划，不过，该如何走出下一步，他举棋不定。重返出版业?这是他最痴迷的职业，可是，商务印书馆是回不去了，只好另起炉灶；继续从政?路虽未被堵死，但毕竟年岁大了，而且国民党在台湾立足未稳，前途未卜；从事著述，或到大学教书?这个年龄最合适不过，几十年为商务、为“党国”奔忙，此时也该为身后留下些精神遗产。
王云五1964年完全退休并重返商务(台湾)之前，游移于政、学、商界及各种社会、文化团体之间，少了一份操心，多了一些闲情。这对于兴趣广泛、精力充沛的晚年王云五不失为一种较为理想的景况。
1950年底，王云五在香港寓所遭暗杀，幸亏子弹长了眼睛，使他躲过一劫。这可能与他参与创办《自由人》三日刊有关。这一时期王云五既为官场遗弃，重返出版界又甚为不顺，精神上难免有些空虚。他与一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从甚密，走近了以胡适、雷震为首的圈子，遭暗杀的经历才使他彻底放弃了自由主义的信念，放弃了继续留在香港的设想。
1951年1月，王云五自港飞台，定居台北。不久，台湾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陈诚聘他为“行政院设计委员会设计委员”；5月，蒋介石的“总统府”又聘他为“国策顾问”。这委员和顾问都是闲职，是国民党对前高官到台湾后政治生活、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的一种照顾。直到1954年重新出山之前，四年之中，王云五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著译、教书和各种社会活动上。值得一提的是，1954年3月，王云五先是在“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后竟被“国民大会代表”连署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同时获得提名的有“总统候选人”蒋介石、莫德惠，“副总统候选人”陈诚、石志泉。莫德惠、王云五随即联合发表声明，放弃候选资格。这当然又是国民党的“民主秀”。以崇尚西方民主自居的王云五愿为国民党的假民主做秀，这是他的悲哀。
1954年8月，67岁高龄的王云五再次入阁，出任“考试院副院长”(“院长”莫德惠)。之后，还兼任“公务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长”，主持公务员考试工作。在“考试院”的职位上，王云五大力推行博士制度，撰有《我国博士学位授予之研究》，并身体力行，在政治大学培养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一个小学未毕业的人，最后竟成了台湾的“博士之父”。
1958年7月，王云五出任台湾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由“副总统”陈诚兼任)，实际主持行政院日常工作。“行政院政务委员”有王世杰、薛岳、余井塘、蔡培火、蒋经国。这样的安排，显然出乎许多人的意外。蒋经国固不必说，像王世杰、薛岳、余井塘等都是极具资历的“党国”元老，也居于王云五之下!不过，身居高位的王云五在台湾当局的政治格局里并无施展拳脚的空间，他除了心甘情愿为台湾当局装点门面外，也只能同时移情学界商界了。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随着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一大批干部特别是年轻干部陆续走上新的领导岗位，形成新的领导集体。时代有新要求，人民有新期待，新班子如何造就新气象？首要一点，是自觉树立从政道德，也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的“常修为政之德”。
老百姓中流传一段话：“有德有才，大胆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坚决不用”。群众为何如此看重政德？因为作为政德主体的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掌握着党的领导权和国家权力。一般人无德，影响再大也可想见；主政一方的领导干部失德，则会损害社会进步、危害人民利益、贻害党的事业。
一个领导干部是否有政德，看的是他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真心拥护，还是虚与委蛇；对中央决策部署是认真执行，还是阳奉阴违；在大是大非面前是清醒坚定，还是模糊动摇；对人民群众是满怀真情，还是感情淡漠；在急难险重任务前是挺身而出，还是临阵退缩；在矛盾纠纷问题前是迎难而上，还是明哲保身；对个人名利是淡泊处之，还是热衷追逐；在道德操守上是慎独慎微，还是言行不一。概言之，看他能否正确处理是与非、公与私、真与假、虚与实的关系，把握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说到底，看他是否能有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
学习能力是一项基础能力。一个政党要提高执政能力，必须以提高学习能力为基础，才可以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党员领导干部要勤奋学习，学以致用，把学习的体会和成果转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转化为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能力。
一、学习的必要性
人无德不立，官无德不为，修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三国时期，吴国著名将领吕蒙以学立德的故事广为流传：一次，孙权对吕蒙说：“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吕蒙答道：“军中事多，无暇读书。” 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吕蒙乃悟，开始学习，日积月累，他读的书，超过了宿儒耆旧。
大意是：吕蒙小时候家里很穷，没读什么书。一次，孙权对吕蒙说：“你们如今执掌大权，应加强学习，这样于己有益。”吕蒙推脱军务繁多，没有时间。孙权说：“我难道是让你们去当经学博士吗？不过是让你们多读些书以增长见识而已。要说事多，你们难道比我的事还多吗？我自幼熟读《诗》、《书》、《左传》、《国语》，只不读《易》。执掌朝政出来，经常看《史记》、《汉书》等史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和兵法，自以为大有收益。从此，吕蒙坚持学习，所读之书，比一般书生还多。后鲁肃接替周瑜任都督，与吕蒙交谈，学识不及吕蒙，鲁肃叹道：“我以为大弟只有武略，不料今日学识如此渊博，再也不是
昔日阿蒙了！”吕蒙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英国有句俗语：“学问足以改良人心，使之达于高尚之境。”读书对每个人而言，既是智慧之源，又是道德之基，是增长才干、成就事业的必由之路。纵观古今，凡有所作为的领导者，大多是勤奋好学之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的毛泽东，“大江歌罢调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的周恩来，以及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行家里手。他们勤于读书、善于思考，以此净化了心灵、提升了道德品位。
二、学与德的密切联系
“立身百行，以学为基”。学习是一个人“立德”的基本途径之一，对于党员干部而言，学习更是提升从政道德的基本方法。
加强学习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成功启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特别是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我们党都十分重视和强调学习。比如，为迎接抗日战争乃至全国革命的胜利，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到１９４２年２月，我们党在延安那种艰苦的自然条件和恶劣的斗争环境下，首次集中开展了大规模的学习运动。“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就是当年浓厚学习氛围的生动写照。建国前后，我们党又号召全党加强学习，学习过去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争取“进京赶考”的好成绩。同样，如果没有１９７８年５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及随之兴起的理论学习和思想解放热潮，也就不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历史经验表明，学习是我们党成功应对各种困难挑战、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法宝。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把学习作为一种精神追求”，“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员干部如果不勤奋学习、不主动学习，就难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就难以确立正确的权力观、事业观、利益观，就难以拥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没有正确的从政道德作为指引，就难免误入歧途，甚至走向违法犯罪的不归路。很多贪官被查办后反思“放松学习”的忏悔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事后才为自己把准了脉，看清了病灶所在，他们的教训很深刻，必须汲取。
党员干部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强化理论武装，才能成为合格的共产党员，让党员干部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道德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从政道德规范。要坚持群众观点，从人民群众身上学习做人为官的道理，纯洁思想和作风。要开拓创新学习方式，科学运用互联网等新媒体开展网络宣传教育，积极引导网上舆论，营造良好氛围。要注重实践锻炼，通过实践磨炼意志、坚定信念、增长才干，使从政道德规范内化为党员干部的内心信仰。
三、党员干部要如何加强学习
一是要多结合破解工作难题学习。要带着问题去学，经常思考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要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归纳，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独立思考，独立研判，这也是吃透上级，摸清下情，结合实际，寻求突破的工作方法。领导干部要使自己读书学习的过程成为不断提高工作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的过程，成为正确决策、合理用人、创建真实政绩、为人民群
众谋利益的过程。
二是结合自身修养学习。古人学习，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可见，学习是要和养性结合在一起的。不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迟早会犯错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总结理论学习的目的，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入工作，解决工作中的难题，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另一方面是进入思想，改造世界观。党员干部讲修养、讲道德、讲廉耻，培养健康的生活情趣，保持高尚的精神追求，最根本的就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修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终生的努力，要学有所成，就要“吾日当省吾身”，就要“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日积月累，成就人生。
马世忠：《潍坊日报》走出的副省长
8月26日，白银系列奸杀案告破，凶嫌高承勇到案之后，白银城区响起了鞭炮声，笼罩在白银市民头上的那道久远的阴影，仿佛在喧腾声中也被驱散了。
白银系列奸杀案得以破获，与公安部今年3月推动的疑难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有关。甘肃公安厅厅长马世忠对该案也一直很重视，曾经下过破案的死命令。
马世忠，“公安厅长”只是其诸多身份中的一个，他还是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武警甘肃总队第一政委、第一书记。
马世忠，1962年4月生，山东潍坊人，1981年7月参加工作，中国海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环境科学专业毕业。1981年7月至1984年11月，在安丘县教师进修学校、安丘师范学校、安丘第八中学担任教师。接下来，他还有一年的记者经历：1984年11月至1985年10月，潍坊日报社记者、编辑。
之后，他到山东省委组织部三处帮助工作，正式进入政坛。后陆续担任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青岛市市北区委书记、青岛市副市长等职。2008年起，马世忠调任甘肃，先后任平凉市委书记、天水市委书记，2013年9月，任甘肃省省长助理、公安厅长，2015年1月，当选甘肃省副省长，同时兼任政法委书记、公安厅长。
媒体和官场的互换
曾广受关注的小说《二号首长》，主人公唐小舟由省报记者转为省委书记秘书，步入政坛。记者从政和新闻人当官，不乏先例。中国新闻史上不乏其人，梁启超早先是个媒体评论员，后来从政了；名记者范长江后来官至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和国家科委主任；媒体人胡愈之后来当到了文化部副部长——翻许多高官的履历，不少人都有当记者的经历，并非近年来才有的现象，并且一直以来都有，如今只是过去的延续。早期的王晨、徐光春、刘奇葆、张宝顺都曾任职媒体。
曾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徐光春，其记者生涯甚至可以上溯到高中二年级。读高二时，他被特邀担任杭州市委机关报《杭州日报》特约记者。1964年，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后来，他先后在安徽生产建设兵团《兵团战士》、安徽新闻图片社、安徽画报社、新华社安徽分社担任记者，后任新华社上海分社、北京分社社长，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等职。
徐光春从事新闻工作以来写有大量各类体裁的新闻作品和上百篇论文，拍摄并发表了上千幅新闻摄影图片，著有《业余摄影实用手册》《哲学与新闻》《摄影特技》，其中《业余摄影实用手册》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金钥匙”奖。
曾担任安徽省委书记的张宝顺，有近9年的媒体工作经历，从1993年到2001年，张宝顺曾任新华社副社长、党组副书记。曾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白克明，2000年6月至2001年8月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有的媒体人经历了政坛历练，又回到媒体。在新闻行业从业31年后，2009年，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杨振武调任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4年后，他回到人民日报社，如今担任社长。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梁衡，在媒体圈和文学圈颇有影响。他曾担任《光明日报》记者、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等职务。他著有大量新闻、文学经典作品，代表作有《没有新闻的角落》《新闻绿叶的脉络》《新闻原理的思考》等新闻著作，他的多篇散文入选中学课本，如《晋祠》《夏》《武侯祠，一千七百年的沉思》《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拍遍》等。
西方记者的选择
记者从政，在世界上并不鲜见。
英国新任首相特雷莎·梅的内阁中，外交大臣是素有英国“特朗普”之称的“脱欧”头号功臣鲍里斯·约翰逊。这位曾抨击过希拉里·克林顿，嘲讽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前伦敦市长，据说刚被任命为英国外交大臣，一位邻居就在他家边上立了个牌子“恭喜”他：“世界，对不起！”
大学毕业后鲍里斯先是在《泰晤士报》实习，之后因编造引语被开除。1989年，鲍里斯被《每日电讯报》相中，成了该报驻布鲁塞尔记者，负责欧洲方面的报道；后来担任《旁观者》杂志主编并在《每日电讯报》开辟个人专栏。而《旁观者》杂志此次成为了脱欧派的媒体之一。
在美国，奥巴马上任时，正逢全球报业大萧条的时代。随着电子媒体的兴起，很多老牌报刊或是倒闭关张、或是向电子版转型。大批记者从新闻报道的工作岗位上离开，放弃曾经的自由职业重新进入劳务市场，一时间掀起了“记者从政”的风潮。
奥巴马执政前5年提拔的幕僚中，至少有20名身处高位的政府官员都曾有当记者或编辑的工作经历，尤其在新闻发言人和撰稿人这两个职位上。
最新加入奥巴马政府的“新闻人”是《时代》杂志前任总编理查德·斯坦格尔。当了7年总编后加入国务院，接替副国务卿塔拉·索南夏恩，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而索南夏恩在担任副国务卿前，曾在美国广播公司和《新闻周刊》当过记者。
“人生其实就是一道最简单的选择题——要么继续写稿，要么去尝试一点新鲜的、不同的生活，”为《时代》杂志写了20年稿子后，杰伊·卡尼离任《时代》杂志华盛顿主管，开始为时任副总统约瑟夫·拜登担任发言人。2011年，他被奥巴马任命为最新一任的白宫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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