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望权执行

探望权执行（精选7篇）

探望权执行 篇1

《婚姻法》的这一条，规定了探望权的以下内容：

一、探望权的主体：是指已离婚的父或母与其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予以配合。

二、探望权的行使：是享有探望权的主体执行人民法院已生效的离婚判决或双方生效协议的实质性内容。

三、探望权的中止：探望权是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前提下行使的，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认为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行探望权时有损于或者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事实存在，可中止其探望权，待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消失后，可通知双方恢复探望权。探望权的中止不是对探望权的实体进行处分，而是暂时停止其行使探望的权利，所以称为“中止”而不是“终止”。

四、探望权的恢复，是指中止的情形消失后，由人民法院通知双方，继续恢复执行生效的离婚判决的行为。

五、探望的方式。

六、探望的时间。探望的方式和探望的时间离婚双方可以约定，协商约定不成的，可由人民法院判决。

在探望权利履行的过程中，依据婚姻法，法院所能采取的强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探望权行使方式的判决实现。既在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行使协议的前提下，由法院作出的判决来强制规定；二是中止履行，探望权人的行为符合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之理由时，可由人民法院判决中止探望权的实行；三是强制履行，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赋予了探望权可以被强制执行的效力。

结合执行庭的实际情况来看，本次调研将主要讨论探望权强制执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因探望问题而发生纠纷的，多数情况下是夫妻双方在离异时已矛盾重重，离异后无法心平气和的来讨论探望协议的达成，监护一方坚持不让探望，法院的执行工作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且这种执行，标的是行为，且为不可替代之行为，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如下：

一、执行的不明确，相对于其它民事案件的执行，如金钱、合同纠纷等涉及到的钱、物具有物质性结果的行为如加工，修缮等的执行，探望权执行的标的具有抽象性，内容并不是十分明确。

二、执行内容的长期性，其余各种民事案件的执行，除抚养费、赡养费的执行，及双方自愿达成的分期还款计划的执行，往往都是一次执行完毕，而探望权的执行则显然不同，且次数也更为频繁。

探望权纠纷案件中这种执行上的特点，决定了它的执行的困难程度，这就要求我们法官要了解法律，注意方式方法，更好的来办理这类案件。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第60条第3款的规定：“对于只能由被执行人完成的行为，经教育，被执行人仍拒不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妨害执行行为的有关规定处理。”因此，在探望权履行这一问题上，执行过程中可采取的做法有：

探望权执行 篇2

探望权最初起源于英美法系, 后为各国法理和立法普遍接受和认可。2001年, 我国首次以立法的方式确认了探望权制度, 是我国婚姻法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在司法实践中, 探望权的执行效果仍不理想。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 (1)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 第三十二条 (2) 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作了相关规定, 但无论是从立法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来看, 仍存在许多的问题。

(一) 立法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仅用两个条文规定了探望权的强制执行, 缺乏详细的强制执行条件和程序, 同时也没有规定强制执行的原则。这容易给司法实践带来困扰, 缺乏自由裁量权的适用标准, 法官过多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往往难以说服当事人。

(二) “探望权”强制执行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司法实践中, 探望权强制执行的适用存在着许多障碍。具体表现如下:

1.子女不合作。在现实生活中, 当父母离婚后, 由于未成年子女心理发育不成熟, 再加上所处环境的影响, 会出现抵触情绪, 拒绝探望权人探望, 使得探望权案件的判决难以执行下去。此时, 法院可能出于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的考虑中止探望权人探望, 这就会使探望权人的权益遭受损失。

2.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一方拒不配合, 夫妻双方因为离婚而“结仇”的绝不在少数。此时, 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一方有时会把孩子当做筹码或者报复的工具, 拒绝另一方来探望孩子。

3.探望人滥用探望权。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探望人的做法过于过分, 隔三差五就去探望孩子, 甚至不经直接扶养人的同意就将孩子带走, 严重影响了子女的正常生活。

上述三种情形是在司法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情形。当然在实践中, 关于探望权案件的强制执行仍存在其他的一些障碍, 比如案外人协助难、法院执行力量不足等等。

二、域外“探望权”强制执行的立法及比较

探望权设立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我国的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以解决不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一方当事人探望未成年子女的问题。但由于我国探望权立法起步晚, 目前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从世界范围来看, 探望权制度已为各国立法和法理所认同, 因而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也普遍存在各国立法和法理中。为此, 笔者通过介绍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并进行比较分析, 为我国的探望权制度尤其是探望权的强制执行提供有利的借鉴。

(一) 域外“探望权”强制执行的立法

1.美国

在美国, “探望权”又被称为“探视令”。美国历来十分注重保护人权, 为此, 美国联邦及各州都制定了许多关于家事案件执行的法律, 故而也包括探望权案件的强制执行问题。当直接扶养人阻碍探望人行使探望权时, 法院有权作出相应的措施以此保证探望权案件的顺利执行, 维护探望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子女最大利益原则。美国在《1989年儿童法案》中规定, 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是否制作“探视令” (3) 何时制作“探视令”时必须充分贯彻子女最大利益原则, 要充分考虑子女的意愿、意志, 考虑对子女的影响, 以此作出正确的选择。

(2) 救济措施。美国各州都采取了相应措施来保障探望权案件的强制执行。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法院增加判决内容或执行条件。 (1) 科罗拉多州就规定, 若直接抚养人阻碍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 当事人可以自行协商解决或采用听证会的方式处理, 如若不能协商解决, 法院可以通过增加原判决的内容或执行条件, 以此保障探望权人的合法权益。第二, 变更监护。若直接抚养人阻碍探望权人探望子女, 严重损害子女的利益, 探望权人可以向法院提出变更监护的申请, 法院在法定期间内举行听证以取消直接抚养人的直接抚养权。第三, 罚款。美国阿拉斯加州规定, 直接抚养人如果拒不履行判决内容, 法院可对其进行罚款。第四, 藐视法庭罪。如果直接抚养人拒不履行判决内容并蔑视法庭, 情节严重者, 则被判处藐视法庭罪。

2.日本

日本将“探望权”称为“见面交流权”。日本与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注重家庭伦理秩序, 十分重视家事案件的执行。为此还专门设立特别程序和专门处理家事案件的家事法庭。日本在《人事诉讼法》中确立了“履行确保制度”。 (2) 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履行劝告。对于拒不履行判决的直接抚养人首先采取教育、劝告的方式, 督促其尽快履行义务。二是履行命令。如劝告不成, 法院可采取强硬的手段, 命令直接抚养人履行其义务。此外, 日本还规定了罚款制度。对于拒不履行判决的直接抚养人可处以1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

3.我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又将“探望权”称为“交往会面权”。台湾地区十分注重保障子女的利益, 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应当征询子女的意见。台湾在其民法典中规定, 当探望人行使探望权受到协助义务的一方阻碍时, 可以对其采取高额罚款或拘役的处罚措施。此外, 台湾在其强制执行法中规定, 如果义务人拒不履行其义务, 可以对其采取拘提、管收或者处以怠金的处罚措施, 并规定相应的履行期间。如果在法定期间内义务人仍不履行的话, 可再次对其处以怠金。

此外, 法院可以判令阻碍权利人实现权利的一方, 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支付违约金。

(二) 域外探望权强制执行立法的比较分析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探望权强制执行的立法各具特色, 都在结合其本国和地区具体情况的基础上确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 不仅有利于保护探望权人的合法权益, 也有利于确保子女的健康成长,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笔者通过比较分析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 拟找出共通之处, 以期能够完善我国的探望权强制执行制度。

1.征询子女意见, 维护子女利益

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无一例外地都体现了维护子女利益、尊重孩子意愿的原则。在执行探望权案件的过程中, 都注重征询子女意见, 维护子女利益。是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的体现。

2.注重调解原则

探望权案件毕竟只是民事案件, 仍然适用调解原则。故而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也都体现了调解原则。在决定是否适用强制执行时, 首先由双方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 只有在协商不成时, 再启用强制执行程序。

3.罚款

对于探望权案件来说, 所直接抚养人拒不履行判决内容, 对其处以罚款也是各国 (地区) 立法中采取的常见措施。美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也确立了相应的罚款制度, 并确立了相应的数额幅度。

三、完善我国探望权强制执行的建议

(一) 确立探望权强制执行应遵循的原则

1.子女利益最大原则

探望权纠纷的核心便在于子女, 而探望权设立的最终目的也在于维护子女的利益, 保护子女健康成长。因此, 法官在审理探望权纠纷案件时, 应征询子女的意见, 考虑子女的利益。为此我国不仅应在法理上确认子女利益最大原则, 更应将这一原则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2.教育调解与强制执行相结合的原则

探望权纠纷归根结底是家事纠纷, 血缘和亲情难以抹杀, 并且探望权执行的好坏关系到子女的身心健康。因此, 当直接抚养人拒不履行判决内容时, 法官应首先采取调解教育的“软”措施, 只有在此情形下探望权仍无法实现时, 才启用强制执行的“硬”措施。只有软硬兼施, 调解教育与强制执行相结合, 才能更好地实现探望权, 解决纠纷, 维护子女的利益。

(二) 完善我国探望权强制执行的立法规定

1.明确行使探望权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二款 (3) 只是对探望权行使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做了原则性规定, 并没有具体详细的介绍。笔者认为, 在司法实践中, 探望权行使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往往是双方当事人争论的核心问题。为此, 在立法上明确探望权行使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是非常必要的。

关于时间, 笔者认为主要包括周末、节假日及寒暑假三个时间段。周末时, 探望权人仅可以在白天12小时内去探望子女, 一般不应留宿子女。因为周末时间短且周末后子女要上课, 留宿子女会打扰子女正常的生活秩序。至于节假日和寒暑假时, 探望权人可以留宿子女, 和子女多待几天, 交流感情。关于地点, 笔者认为, 探望权人可以选择子女的住处, 本人的住处或者公共场所, 比如游乐园、公园、快餐店等。但探望权人最好不要选择去学校探望子女, 否则会扰乱子女正常的生活秩序。对于探望的方式, 传统的主要是看望式和逗留式两种, 这要根据探望的时间长短而确定。除此之外,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 新兴的交流方式不断涌现。探望权人可以视频聊天的方式实现探望权。当然, 这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方式, 毕竟只有与子女真正的接触才更有利于交流感情, 实现探望权。此外, 如果探望权人与子女不在同一地区居住的, 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应迁就子女一方。

2.明确强制执行的辅助义务人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八条 (1) 规定, 有关个人和单位应协助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这里的“有关个人和单位”即为辅助义务人。但立法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个人和单位的范围。笔者认为, “个人”主要是子女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单位”主要是子女所在的幼儿园、学校、双方当事人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妇联和青少年权益保护组织等。之所以要界定辅助义务人的范围就是为了防止有辅助义务的个人和单位逃避义务, 而无义务的个人和单位被迫承担义务。同时, 也是为了广泛调动社会的力量, 化解纠纷。

(三) 完善强制执行的措施

强制执行的措施是强制执行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强制执行并不只是强制直接抚养人带子女与探望权人会面, 还包括其他的变通措施。针对探望权强制执行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域外立法的经验, 笔者提出以下几种变通措施:

1.训诫。如果直接抚养人拒不履行判决内容, 情节较轻, 可以疏导教育直接抚养人, 督促其履行义务。

2.拘传。如果直接抚养人将子女送到探望权人不知道的地方以阻止探望权的实现。探望权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强制执行, 若法院传唤后直接抚养人两次拒不到庭, 法院可将其拘传到庭, 说明子女的下落。

3.罚款。对于妨碍探望权执行的行为人, 包括个人和单位, 如果情节严重的, 法院可以经过法定程序对其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

4.责令支付迟延履行金。支付迟延履行金制度是我国确立的一项经济赔偿制度。对于实施妨碍探望权执行行为的人, 情节恶劣者, 执行法院可以责令其向探望权人支付相应的迟延履行金。

5.确立变更抚养权制度。我国并未在探望权案件中确立变更抚养权制度, 但是, 司法实践中变更抚养权制度已成为一种需要。为此, 笔者认为, 如果直接抚养人多次阻碍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 情节恶劣并且已严重影响子女的身心健康, 经过探望权人申请, 法院可以变更抚养权, 将子女交由探望权人抚养。

四、结语

探望权是亲权的一种, 我国设立探望权的目的是为了给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从司法实践来看, 我国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立法目的。然而, 探望权的强制执行一直以来就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 如何妥善的处理此问题成为法学界讨论的焦点。

笔者认为, 我国探望权的强制执行应在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 吸收借鉴国外有效的立法经验, 明确相应的立法原则, 变更抚养权等一系列制度。笔者坚信, 随着我国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 我国的探望权制度将会不断发展和丰富。

注释

11《婚姻法》第48条规定:“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付协助执行的责任。”

22 婚姻法第四十八条关于对拒不执行有关探望子女等判决和裁定的, 由人民法院依法强制执行的规定, 是指对拒不履行协助另一方行使探望权的有关个人和单位采取拘留、罚款等强制措施, 不能对子女的人身、探望行为进行强制执行。

33 美国《1989年儿童法案》第八条第一款规定:“要求与或将与子女同居者允许子女探访指令指定人或与其暂住, 或者允许儿童与其以其他方式互相联系的指令。”转引自[美]凯特?斯丹德利:《家庭法》屈广清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第299页。

41陈爱武:《论家事案件的执行》, 《河北法学》, 2006年1月, 第24卷第1期。

52 陈爱武:《人事诉讼程序研究》,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第246页。

63 《婚姻法》第38条第2款规定:“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 由人民法院判决。”

探望权可以强制执行吗 篇3

去年我与前妻协议离婚，当时约定，3岁的孩子归前妻抚养，我每月支付抚养费200元钱，且每个星期探视孩子1天。但离婚没过多久，前妻的家人为了不让我探视孩子，把孩子送往外地去读书了，而且长期不回来，我现在根本无法探视到孩子。请问：我可以以拒绝支付抚养费的方式来抗议吗？我又应该如何来维护我的探望权呢？

薇薇解答：

抚养费与探望权是两个法律关系，你不能以探望权得不到兑现而拒绝支付孩子的抚养费。

根据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夫妻离婚后，父母子女关系依然存在，不能因为没有直接抚养子女就剥夺其探望子女的权利。抚养子女的一方应与另一方协商，允许对方在适当的时间探望子女，并要为其探望提供相应的便利条件。至于探望的次数、地点、会见时间的长短一般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应根据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和学习生活的原则，对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次数、地点、交接等作出判决。

同时，本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现在你前妻拒绝你按照判决书的约定行使探望权，她的行为已侵犯了你的合法权益。如果你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经过协商得不到实现，你可以通过法院强制执行。

浅析探望权的法律问题 论文 篇4

论文提要：

探望权制度是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根据我国社会生活实际增加的一项新制度。对这一制度在理论上应如何理解，实践中应如何运用，都应进行深入的探讨。本文就这一制度产生的根源及探望权的主体、内容、行使及强制执行等问题作粗浅的探讨。

一、探望纠纷与探望权制度的确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离婚率有增无减。随之而来，离婚后父母探望子女的纠纷也逐渐增多。从司法实践来看，此类纠纷多由以下原因引起：一是错误认识。部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亲（或母亲）一方错误认为，既然法院把子女判归自己，子女就属于自己，与对方无关，因而不允许对方探望子女；而相对方有时也认为，既然法院将子女判归另一方，另一方就应完全承担子女的抚养教育义务，而与自己无关，甚至主动断绝与子女的往来，以达到推卸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二是报复心理。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出于对对方的报复、刁难等心理，故意以种种理由拒绝或设置障碍，甚至强行阻止对方对子女的探视，以对方的痛苦作为自己渲泄怨恨的通道。三是抚养费给付不到位。有的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因经济困难，一时给付不了抚养费，对方即以“不给抚养费别想看孩子”为由相要挟，故意阻断子女与父母他方的亲情与联系。四是错误教育，部分未成年子女在父母一方的.错误教育下，对另一方产生错误认识，致使其在感情上不愿接受父母他方。五是探望权滥用。部分未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借频繁与子女见面之机干扰对方的正常生活，致使对方进行“曲线自保”。

为解决这类纠纷，保证子女生理、人格、情感等健康成长，新修订的《婚姻法》第三十八条对1980年《婚姻法》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作了重要补充。该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这是一个很有人文意义的法律规定，对于离婚双方当事人的亲权起了重要的保护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应该说，在《婚姻法》修订之前，这个权利也是存在的。因为离婚解除的只是因法律行为而产生的配偶关系，而不能消灭具有自然血缘的亲子关系。因此，不论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夫妻离婚后，任何一方都是有权探望子女的。只是在《婚姻法》对此无明文规定时，当事人一旦在探望问题上出现争议，总显得不理直气壮。现在，法律正式规定了这个权利，就使它从幕后走到了前台，成了名正言顺的法定权利。其后果就是确定了探望子女在一方是权利，在另一方就是义务，不履行义务就要承担法律责任。（见注①）

探望权，在有些国家或地区也称探视权或交往权，主要是指离婚后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享有对该未成年子女进行看望并与之保持直接联系与交往的权利。该权利重在维护未与子女朝夕相处的父母一方与子女间的交往，保障父母与子女间的感情联络。建立探望权制度，既是亲子关系的本质体现，也是现实生活的需要。当前，随着我国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施，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父母一旦离婚，双方争要子女随其生活的情况非常普遍。但由于种种原因，子女通常只能与父母中的一方共同生活，而不得不与父母另一方分离。司法机关遇此局面，倍感为难与棘手。探望权制度确立的意义就在于，其一方面保证了不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满足了其对子女关心、抚养、教育、亲近的自然情感需要，另一方面又有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父母子女之间造成的情感伤害，有利于

探望权执行 篇5

张 爽

摘 要：探视权是修改后的婚姻法赋予离婚当事人的一项新权利，许多离婚案件虽然判定了夫或妻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的探视权，但在实践中，对于探视权的强制执行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简要分析了探视权强制执行案件的意义、特点，并提出了解决探视权案件执行难的对策，希冀对解决法院执行探视权案件中遇到的问题有所裨益。

所谓探视权，又称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义务协助非抚养一方行使探望子女的权利。2001年4月我国修改后的《婚姻法》第三十八条

第一款首次明确从法律上规定了探视权。探视权的设立，为处理离婚后父母探视子女提供了法律依据。它可以保证夫妻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能够和子女定期保持来往，及时充分地对子女进行抚养和教育，增加与子女的感情沟通和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子女因家庭破裂而遭受的不幸，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

一、探视权强制执行的重要意义

为保障探视权的实现，修改后的《婚姻法》赋予了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对拒不履行判决裁定、阻挠探视权行使的一方可以依法强制执行。具体来说，探视权强制执行的重要意义在于：

(一)有利于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探视权的强制执行，能够从法律上保证夫妻离婚后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于弥合家庭解体给孩子造成的伤害，同时，满足父亲或母亲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感情需要，还可以增加孩子与父母的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裂感，为子女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二)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子女未来发展、教育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单亲家庭的子女，多数会因为父母离异产生自卑心理和孤僻性格，如果长期得不到与父母的沟通和交流，缺少来自父亲或母亲的关爱，更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走上犯罪道路。修改后的《婚姻法》探索从法律上确立对探视权的强制执行制度，弥补了我国探视制度的缺陷，有利于从源头上为单亲家庭孩子的健康成长提供有效的保障机制，也从长远角度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对实现监护权起到保证作用。父母对子女的监护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如果离婚后，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能定期看望、关心子女，那么，其对子女的监护义务就无法履行，监护制度的设立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二、探视权纠纷案件强制执行的特点及难点

虽然新《婚姻法》对探视权以及赋予法院以强制执行权利的规定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由于其规定的内容较为原则，加之探视权本身的复杂性，在司法实践中，探视权的执行举步维艰。由于探视权纠纷案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民事案件，因而在执行上也有不同于一般民事案件的特点。

首先，执行标的的特殊性。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标的为钱或物，或者是具有某一物质性结果的一定行为，如加工、修缮、恢复原状等等。而探视权的执行内容却是探视权利及其行使方式，既是行为也是人身权利，具有抽象性和复杂性。

其次，证据难以收集。在执行探视权案件时，经常发生的情况是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双方达成了探视子女的协议，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也不反对另一方探视子女，但到了需要探视的时候，被执行人总有借口不让探视，导致探视权案件无法执行。还有一些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用哄骗孩子等手段消极地阻碍对方探视。在探视案件的执行中，双方当事人一般都各执一词，申请人称对方不让探望孩子，另一方则称绝无此事，但谁都没有直接证据，加之证人一般都是与双方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亲属，其证言可信度不高。最终导致法院难于认定被执行人是否拒不执行生效判决或裁定。

再次，执行内容具有长期性。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除定期支付抚养费、赡养费等案件外，往往是一次执行完毕，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就归于消灭。而探视权纠纷案件的执行内容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的特点。被探视子女在未成年之前，只要被执行人或协助义务人不履行义务，人民法院只能不断采取执行措施，不仅增大了法院的工作量，而且如果每次探视中执行法官都要参加，对被探视子女无形中也会造成其心理阴影。

基于上述特点，此类案件执行难可归结为三点：一是当事人举证难。探视时，当事人一般都是一对一，无法提供直接证据，孰是孰非极难判断，容易导致错案发生;二是执行措施实施难。探视权纠纷案件当事人的子女并非案件的执行对象或执行标的，因此不能对子女本身采取查封、冻结、扣押或代为履行等民诉法中规定的强制措施;三是执行协助义务界定难。实践中，对于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的其他亲属或相关

机构，如孩子的祖父母，在案件执行中阻挠行使探视权的，是否应作为被执行人不履行协助义务处理，尚有争论，难以采取一定措施保障探视权的执行。

三、探寻解决探视权执行难问题的对策

在司法实践中，探视权纠纷不断增多，而我们也深知，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现代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作为强制执行的标的，只能是具体的财物和行为，而不是人本身。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将未成年人安排与权利人相见是一种交付行为，但由于这种交付现象“有血有肉”，在法律上是享有主体资格的自然人，如果我们强制将未成年人带到指定的地点与权利人会见，则必然侵犯了其人身权利。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对执行探视权案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对策研究：

(一)要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在探视权执行案件中的作用。探视案件中执行难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依赖强制执行权的运用，要使探视权适当地实现，应当注重人性化执行。即消除双方对立情绪，在执行过程中，把思想教育贯穿始终，切实做好疏导教育工作。要促使当事人认识到子女和父母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另一方有探视子女的权利，阻碍、拒绝对方行使探视权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同时，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使得当事人认识到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孩子容易存在心理障碍和人格缺陷，而探视权的行使是保证子女身心健康的需要，从而促使当事人主动协助履行义务。

(二)注意探视权案件裁判文书的可操作性。审判人员在办理离婚案件涉及到探视权的问题时，要认真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尽量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减轻当事人之间的积怨与矛盾，要结合双方具体情况，对探视时间、地点、方式等问题提出合理的处理意见，在表达上要详尽具体，具有可操作性并便于执行。

(三)邀请基层组织协助执行。动员社会力量共同做好探视权案件的执行，是解决此类案件执行难问题的一项有力举措。即将妇联、居委会、派出所、父或母所在单位等部门作为法院执行这类案件的协助单位，让他们经常性地做好孩子父母的思想教育工作。

论《婚姻法》中探望权的行使 篇6

关键词：婚姻法,探望权,改革完善

一、探望权制度概述

(一) 探望权制度的理论考量

1. 探望权的含义

探望权最先源于英美法系, 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中的家父权, 是亲权的一项重要内容。现已被各国立法理论所接受, 称谓也不尽相同。有称探视权、探视与留宿权、全面交往权等等。我国称之为“探望权”。依我国现行《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 探望权是父母离婚后不与未成年子女生活在一起的一方所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会面、探望的权利。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 具有以下特点:

(1)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是探望权的权利主体, 且扶养子女的一方具有协助的义务。

(2) 探望权是父母离婚后的法定权利, 具有亲缘关系的性质, 是一种人身权利。

(3) 探望权形成的时间是离婚后。

(4) 探望权的行使不能损害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 否则将会被中止探望。

2. 探望权的性质

理论界对于探望权的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权利说、义务说和权利义务说。权利说认为, 探望权是父母离婚后的一项权利。义务说认为, 探望权是父母离婚后的一项义务。而权利义务说则认为探望权表现为双重性质, 既是权利又是义务。从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来看, 我国采纳的是探望权权利说, 即探望权只是离异后父母所享有的权利。

笔者认为探望权权利义务说更具说服力。在司法实践的操作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 “探望权纠纷”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不行使探望权而引起的诉讼。此时应要求不直接抚养的一方履行探望的义务, 即这种情况下探望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义务。另一种情形是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阻碍对方行使探望权而引起的诉讼。在此种情形下, 探望权更多地是赋予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探望子女的法定权利。综上, 笔者认为探望权具有双重性质, 即是权利又是义务。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又能维护不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的权利。

探望权制度的价值分析

2001年我国首次确立了探望权制度, 这对我国婚姻家庭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探望子女提供了具体的法律依据, 具有很高的司法实践价值。

1.对保护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各国探望权制度的立法理念均遵循“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我国当然也不例外。现代亲子关系更多地表现为以子女为本位, 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我国探望权制度的实行当然毫无例外的体现了这一点。设立探望权, 为未成年子女创造一个“完整家庭”的氛围, 有利于其健康发展。

2.有利于父母监护权的实现。离婚前, 父母存在着法定身份关系, 共同抚养教育孩子, 是监护权的体现。离婚后, 未成年子女交由一方抚养, 但这并不意味着另一方监护权的消失。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下更多的是由探望权来体现其监护权。

3. 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

“家和万事兴”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家庭的稳定和谐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探望权的设立为破碎的家庭创设一个“完整家庭”的氛围,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二、我国探望权制度的审视与解读

(一) 我国探望权制度的现行规定

虽然我国在2001年将“探望权”明确列入《婚姻法》, 并将其内容主要规定在《婚姻法》的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八条。包括探望权的含义、内容、执行方式以及强制执行等方面。但规定内容很简单, 并不具体详细。给司法实践的操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 我国探望权制度现行规定的不足

我国探望权制度的设立,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立法的意图, 但在行使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从司法实践来看, 探望权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1. 探望权主体范围狭窄

(1)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仅规定了离婚后父母具有探望权, 并没有明确说明 (外) 祖父母是否享有探望权, 即“隔代探望”的问题。一方面, 由于受传统文化理念的影响, 长辈特别是 (外) 祖父母对孩子都有深厚的感情和寄托, 特别是在当代社会经济压力巨大的情况下, 父母双方由于工作的原因, 会选择把子女交给自己的父母抚养, 因而“隔代亲”现行普遍存在。另一方面, 我国《继承法》明确规定 (外) 孙子女有接受 (外) 祖父母遗产的权利, 根据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 (外) 祖父母就有权探望 (外) 孙子女。

(2) 我国也没有规定未成年子女是否享有探望权, 即在探望权人不行使探望权或者另一方阻碍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时, 未成年子女是否有权要求行使探望权。根据我国现行法的规定, 立法者似乎并没有将未成年子女视为探望权主体, 这不免弱化了子女的关键地位。

2. 探望权人放弃探望权的情形得不到有效约束。

根据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 探望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权利。这样的情形下, 探望权人为了逃避自己的责任, 会以“权利可放弃”为由, 拒不探望未成年子女。

3. 探望权内容模糊。

从我国现行法的规定来看, 并没有明确规定探望权的内容。即探望权人以什么方式, 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来探望。在司法实践中, 很容易对此类问题出现纠纷, 进而需要法院出面, 不仅效率低下, 而且极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4.探望权的中止事由规定过于笼统。我国现行法仅将“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作为探望权中止的事由, 不免有过于笼统之嫌。

5.探望权强制执行的规定具有缺陷。虽然法律规定了对探望权的强制执行, 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如何执行。呈现法律权利虚设的状态, 有损法律的威严。

三、我国探望权制度的完善

如上所述, 我国探望权制度在权利主体、中止事由、强制执行等方面仍存在着缺憾与不足, 这既不利于我国司法实践问题的解决, 也不利于探望权制度的作用有效发挥。因此, 有必要提出完善行使探望权的建议。

(一) 适当扩大探望权主体范围

现行《婚姻法》仅仅把探望权的权利主体仅限于“父母离异后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但从我国法律的规定来看, 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直系血亲与父母一样, 不因婚姻关系的解除而消除;同时在特定情况下他们也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因而确定他们的探望权主体资格既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又合情合理。

(二) 充分尊重子女的意愿, 确保和实现维护子女利益的最大化

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更多的是为维护子女的利益, 因而要充分尊重子女的意愿。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未成年子女的自尊心比较强且极其敏感。在父母离婚后, 往往会觉得羞耻甚至反感, 非常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单亲家庭, 担心被人嘲笑。这时子女往往会拒绝探望权人的探望。因而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探望权的行使方式、时间、地点等问题, 子女有权利选择, 而不是一味的交由父母、法院来决定。

(三) 采用概括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规定中止探望的情形

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探望权的中止事由, 仅仅采用概括的方式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笼统规定了探望权的中止事由。这对于司法实践操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为此, 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的经验, 借鉴和参考相关的理论和解释, 梳理出“中止”的具体情况。在此基础上, 建议婚姻法采用概括列举相结合的方式具体规定中止探望的事由。比如, 对于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 人民法院可以责令中止探望, 待中止探望事由消灭后, 再恢复其探望权。具体可包括以下情形:探望权人患有精神疾病或者传染病的;探望权人具有暴力倾向, 虐待未成年子女的;探望权人教唆、强迫、胁迫未成年子女从事违法行为的;探望权人具有卖淫、嫖娼、赌博、酗酒、吸毒等不良嗜好的;探望权人频繁探望, 严重影响子女正常生活的。

(四) 完善探望权的执行措施, 尽量避免强制执行

众所周知, 目前在探望权制度中的一大难点就是执行不力。为此, 一方面, 法制部门应该加强法制宣传教育。以调解说服教育为主;另一方面, 应当借鉴国外经验, 探索新的制度。

1. 确立精神损害赔偿。

探望权是法律赋予探望权人的权利, 是一种人身权利。当探望权人行使探望权受到阻碍时, 探望权人有权以遭受巨大精神痛苦为由要求侵害人赔偿损失, 以此抚慰权利人的痛苦。

2. 将探望权作为变更监护抚养权的法定理由之一。

现实生活中, 抚养人常常把未成年子女视为筹码, 故意设置障碍, 阻碍探望权人看望子女, 已达到报复的目的。因而, 为维护子女的利益, 贯彻“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建议将妨碍探望权作为变更监护抚养权的法定理由之一。

四、结语

探望权, 是基于亲子关系而产生的身份权。该权利不仅有助于亲权的实现, 而且对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立法具有深远价值。探望权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增进权利人与子女间的情感交流, 有利于抚慰未成年子女受伤的心灵, 从而减少被遗弃感, 从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如何让探望权制度能够更加协调多方利益, 对未成年成长最有利是本文所追求的。

我国的探望权制度自确立以来应当在借鉴外国经验, 立足国情的基础上, 进一步扩大探望权的主体范围, 赋予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探望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应充分尊重子女的意愿, 以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应继续完善对探望权的救济措施, 通过设立精神赔偿、变更子女监护权等措施以保证探望权的顺利实施。

随着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我国探望权制度会更加科学合理, 探望权也必将更好地落实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吕虹.试论我国探望权制度及其完善[D].中国政法大学, 2006.

行使探望权应有利于子女身心健 篇7

一方有探望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义务

王莹与李强双方曾系夫妻关系，于2012年在民政局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中约定6岁的婚生子李晓归李强抚养，王莹每月享有探望儿子三次的权利。但自离婚一年后，王莹在外地工作、生活，李强认为王莹跟孩子相见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拒绝王莹继续探望儿子。王莹起诉至法院，要求判令王莹对其儿子享有探望权，每月可探望三次；如遇法定节假日超过三天，可以带回家一次；如遇法定节假日超过七天，可以带回家三天；寒假可以带回家15天；暑假可以带回家25天；李强负有协助义务。

【法官说法】

我国《婚姻法》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李强和王莹离婚后，婚生之子李晓由李强抚养，王莹有探望的权利，李强自然有协助的义务。探望子女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任何情况下，孩子都需要来自父母双方的共同关爱。现王莹要求探望李晓理由正当，法院应予支持。王莹探望孩子的方式，应以确保王莹与李晓稳定的母子感情交流，并有利于李晓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稳定的生活条件为原则。现今李晓年纪尚小，一月三次探望不利于孩子的稳定生活和学习，王莹要求将孩子接走以及节假日、寒暑假长期的探望目前亦不具备现实条件。王莹的探望时间由法院结合具体案情与李晓的生活、学习情况予以判定。法院判决王莹可每月探望李晓两次，李强可在场陪同。

【普法提示】

探望权是指离婚后未直接抚养子女的配偶一方依法享有的在一定時间，以一定的方式探视、看望子女的权利。探望的行使不仅可以满足父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情感需要，同子女保持密切的往来，还以增进父母子女的沟通和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为目的。实践证明，探望权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探望权是法定的权利，任何人都不得干预。

在审判实践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以种种理由拒绝对方探望子女，对方不能与子女见面，更谈不上对子女履行教育、监督、保护等监护权利义务。对此，我国《婚姻法》三十八条明确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探望权的行使不能影响未成年人的正常生活

李丽和张勇于2013年结婚，2014年生育婚生女张晓，2015年二人因感情破裂经法院审理判决离婚，婚生女张晓由李丽抚养。由于离婚前双方对于婚生女张晓的抚养权争议很大，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张勇认为在离婚之前自己的家人对女儿张晓的感情非常深厚，离婚后要求每周多次探望女儿，李丽以孩子太小为由只允许张勇每周探望一次。张勇对此非常不满，起诉至法院，要求每周探望女儿两次，周六日女儿随张勇及其家人居住。李丽则认为孩子太小，生活习惯等不适宜探视太多，建议一周最多见一次。

【法官说法】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孩子的父或母，有探望孩子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现张勇与李丽已离婚，婚生女张晓由李丽抚养，张勇有探望张晓的权利，李丽有协助的义务。关于探视次数和时间，法院认为张晓尚年幼，探视次数不宜过多。为了张晓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以利于其身心健康，故对张勇要求每周探望女儿两次，周六日随其家人居住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判决张勇于每周六早上九点，从李丽住处将张晓自行接走，并于当日十八时前将送回李丽住处，李丽负有协助义务。

【普法提示】

近年来，在审判实践中，也常常看到这样的纠纷发生，有的未与子女共同居住的父或母，频繁看望子女，影响到对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这些情况使离婚父母之间发生纠纷，既增加讼累，也影响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根据法律的规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探望方式。父母应本着有利于子女成长的原则，结合探望人的实际情况，确定探望的内容。探望人如果有固定的工作、稳定的生活、居住条件，具有在短期内抚养、教育、经济收入和行为能力的，可以采取在约定一定时间内，由探望人领走并按时送回被探望子女的方式。

探望权的行使应当有利于子女身心健康

王兰与吴强原系夫妻关系，二人于2003年登记结婚，婚后于2006年生育一女吴晓。后吴强起诉要求与王兰离婚，2013年法院判决双方离婚，吴晓由王兰抚养，吴强每月支付抚养费。随后，吴强与王兰矛盾非常激烈，吴强多次起诉王兰要求变更抚养关系，要求孩子由其抚养，但均被驳回其诉讼请求。吴强多次要求带走吴晓探望，均被王兰拒绝，王兰认为吴强要求带走吴晓探望是想强行带走孩子，自己可以配合吴强探望，但必须由双方均在现场。吴强以王兰阻碍其探望权行使为由，要求法院判令其在每周五接走孩子两天，周六周日与其同住。每个节日至少接走孩子三天。王兰同意吴强两个月见一次孩子，一次两个小时，但王兰需要在场，不同意吴强接走孩子。如果以后不产生冲突，可以增加时间。

【法官说法】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协助的义务。探望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子女受关爱的权利，故应从有利于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考虑。本案中，吴强要求探望女儿的请求正当亦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探望孩子的方式，应以确保吴强与吴晓稳定的父女感情交流，并有利于吴晓的身心健康和正常稳定的生活条件为原则。吴强要求将孩子接走以及节假日长期的探视目前亦不具备现实条件。判决吴强可每月探望吴晓一次，每次三个小时，王兰可在场陪同。

【普法提示】

探望权虽然是父母的权利主张，但是其根本目的是保护子女受关爱的权利，故应从有利于对子女的身心健康发展考虑，而不是以父母的利益为出发点。因此，在不同的案件情况下应当选择更有利于缓解子女抵触心理的探望方式。本案中父母均在现场的探望方式虽然时间短暂，但是能够较好的缓和彼此矛盾，毕竟父母之间的剑拔弩张，最后受伤害最大的还是孩子。不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可以在现实条件具备之后，再协商或者诉讼改变探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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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独老人也可以主张探望权

王建国与马兰系王仲的父母，王仲为独生子。王仲与陈琳于2005年登记结婚，于2007年生育一子王晓。王仲因病于2009年去世。在王仲去世之前，王建国、马兰与王仲、陈琳、王晓均共同生活，而在王仲去世之后，陈琳带着王晓回到自己的外地老家独自抚养王晓，王建国与马兰作为祖父母一直没有见过王晓。多次联系无果后，二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每周周六或周日探望王晓一次，陈琳应予协助。

【法官说法】

《婚姻法》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祖父母可以探望孙子女，但亦未明文禁止祖父母探望孙子女，本着法无明文规定即可以的原则，对于祖父母探望孙子女的诉讼请求不应一概否定，而应该结合具体的情况加以确认。探望权属于身份权范畴，父母作为孩子的血亲自然拥有探望子女的权利，而祖父母作为孙子女的直系亲属，享有亲属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其探望子女的权利应来源于父母的亲权，在亲权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祖父母的探望可以视为是对亲权的补充。

王晓幼年失父乃人生之大不幸，王建国、马兰夫妻老年痛失独子，亦属人生之大不幸，若二人能够探望王晓，一来可以缓解丧子之痛，二来可以使王晓从老人处得到关爱，有利于其健康成长。在我国，祖孙三代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如果不区分具体情况，一味否定祖父母对孙子女的探望权亦不符合我国伦理。故此，法院对王建国、马兰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酌情判决二人可于每月至王晓住所地探望王晓一天，在探望时陈琳可在场陪同。

【普法提示】

关于探视权人的范围，除包括未行使亲权的离婚父母一方外，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也会考虑社会公序良俗。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和人情， 尤其是规定亲属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婚姻法， 更应该体现人性， 体现亲属之间的亲情， 体现近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

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原则出发，探望权其实是一种附义务的权利， 根据法意， 它主要是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因此当权利人行使探望权时， 实际上是在履行继续教育未成年子女的责任， 对子女形成健康的人生观施加影响。行使探望权其实是更换一种方式教育子女。因此在失独的家庭中，失去父或母的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应当在其成长过程中， 在形成人生价值观和理想的道路上得到祖父母、外祖父母相应的指导和教育。同时，考虑到孙子女、外孙子女对于子女已经死亡或子女无力赡养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义务的规定，在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或母死亡后， 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女的教育， 应当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延续， 而探望权恰恰能担当起此一功能。

中国传统社会更偏爱大家庭的生活方式。考虑到我国的家庭结构和传统文化中祖孙辈之间的感情联系，祖父母、外祖父母人生阅历极为丰富， 对教育孙子女、外孙子女起到積极健康的作用，一般来说在失独家庭中，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孙子女、外孙子女的身心健康是有利的， 在帮助其形成价值观的过程中， 发挥有益的帮助。

（摘自《劳动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