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会议报告

司法行政会议报告（推荐8篇）

司法行政会议报告 篇1

3月26日，县司法局在老干部活动中心召开了“全县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县领导、乡镇政法书记应邀参加。

会上，XX局长从三方面回顾了过去一年的工作，并部署了新一年的战斗任务：一是创新举措、奋力拼搏，四年提升争上游。2011年我们各级党政领导下，在全体司法干警和法律工作者的努力下，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有着眼于“平安安泽建设，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不断深入；着眼于激发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活力，基层基础工作不断夯实；着眼于服务全县中心工作和重点任务，积极主动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二是众志成城、万马奔腾，五年决战创一流，时不我待。2012年我们要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人民调解要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上取得新进展；法律服务要在促进转型跨越发展上做出新成绩；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上取得新突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要在依法治县和法治安泽建设跃上新台阶；法律援助工作要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上取得新发展。三是持之以恒，毫不动摇，机制保障不可或缺。为进一步巩固成果、促进“万马奔腾创一流”目标的实现，我们要努力做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要坚定信心，在精神面貌上有大提振；要突出重点，在管理创新上有大提升；要注重形象，在队伍建设上有大提高。

司法行政会议报告 篇2

一、加强组织领导, 实现力量聚焦

大型会议 (活动) 的资产管理, 是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重要内容, 也是资产管理工作的难点。广西着重从三个方面入手, 实现管理力量上的“聚焦”。

一是强化“两令”意识, 提高执行力。财政部“两令”颁布后, 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和财政部门高度重视, 认真组织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李金早在全区财政工作会议上, 要求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财政部“两令”精神, 加大工作力度, 大力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改革, 努力提高自治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水平。各级各部门进一步加强了组织领导, 统一思想认识, 切实转变“重资金轻资产、重购置轻管理”的思想观念, 增强做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 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列入单位重要议事日程。

二是强化“职能”意识, 增强责任感。各级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及时成立了资产管理机构, 把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管理工作作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各级资产管理机构严格执行资产管理各项政策法规, 较好地落实了监督、检查、指导的职责, 按照“事前抓计划, 事中抓管理, 事后抓监督”的要求, 认真做好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管理工作, 自觉维护国有资产的安全完整, 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三是强化“配合”意识, 整合协调性。大型会议 (活动) 涉及部门多, 事情杂, 任务重, 为加强对会议 (活动) 资产的协同管理, 财政部门坚持做到主动介入, 主管部门也积极行动, 形成了财政部门、主管部门齐抓共管的局面。2004年, 自治区成立了广西国际博览局, 负责中国—东盟博览会的组织领导工作, 明确了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管理机构和职能, 配备财务、资产专职人员负责对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进行管理;南宁、百色等市也成立了大型活动办公室, 定编为市级事业单位, 负责会议 (活动) 资产日常管理工作, 规定大型会议 (活动) 采购物品要统一登记造册, 实行分类管理。在会议 (活动) 结束后, 及时组织开展资产清查工作, 核准会议 (活动) 资产的增减变动情况, 做到“账账、账实、账表、账卡”一致, 确保会议 (活动) 资产安全完整。

二、完善监控体系, 确保规范运行

“没有规矩, 不成方圆。”制度既是管根本, 也是管长远。为此, 各级各部门都相应建立健全了一整套科学完善的会议 (活动) 资产管理制度, 确保资产管理工作的规范运行。

一是“立规矩”, 完善机制。在广泛调查研究和科学论证的基础上, 相继出台了《自治区本级行政单位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 (试行) 》、《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自治区大型活动固定资产管理办法》和《社会赞助资金物品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系统地规范了行政事业单位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环节管理, 对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配置审批、验收入库、领用登记、处置办法等操作流程作了具体规定, 从制度上保障了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管理工作有序运行。

二是“堵漏洞”, 规范秩序。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由于管理主体缺位、责任不清、监管不力, 极易出现重复购置和闲置浪费的现象。为了及时有效地堵塞管理中的漏洞, 对会议资产建立了由专门机构管理, 财政实施监管的机制, 进一步细化管理措施,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资产购置环节中, 确立了“租购结合、调剂使用、合理配置”的原则, 由组织会议 (活动) 的机构提出资产配置计划, 经主管部门审核后报财政部门审批;在资产使用环节中, 按照“效益优先, 轻重缓急、加强监管”的原则, 对资产实行分类立卡、编号, 建立台账, 制定物品领用、交接、退回等内部管控制度, 把管理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在资产处置环节中, 按照“勤俭节约, 持续利用”的原则, 对会议 (活动) 使用的各类设备资产实行分类处置。比如“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资产处置, 采取调拨、留用、拍卖的办法进行处置。对一些可继续使用的安保、体育、演出服装道具等器材, 优先调拨给公安、体育、文艺团体等单位使用。对部分可继续留用的资产转入“公物仓”进行存储, 对其他剩余资产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出售, 收益全额上缴国库。通过对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进行规范有序管理, 既有效杜绝了会议 (活动) 资产的损失浪费现象, 又提高了资产的使用效益, 每年节约财政资金达700多万元。

三是“严问责”, 奖惩到位。按照“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资产管理原则, 建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分级管理体系, 对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管理实施全过程、全方位的跟踪检查。对管理不善造成会议 (活动) 资产丢失、损坏和账物不符等情况, 严格区分责任, 坚决按章处罚;对管理工作有序、管理成效显著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表彰。通过实施全过程跟踪检查, 有效地解决了会议 (活动) 资产管理主体缺位、职责不清、监管不力等问题, 切实增强了会议 (活动) 资产管理的规范性。

三、创新管理手段, 谋求效益跃升

在大型会议 (活动) 资产管理工作中, 为减少投入, 提高效益, 自治区资产管理部门勇于创新, 依托市场和社会, 整合资源, 探索出“实用、管用、好用”的新方法。

一是依托市场办会, 减少财政开支。从1999年开始举办的每年一届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 已经成为广西响当当的城市文化品牌。该活动初期直接由财政投入, 每年要花费大量财政资金。为有效解决财政困难, 缓解资金矛盾, 通过科学分析论证, 从2002年第四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开始, 走“政府搭台牵引、企业跟随唱戏”的新路子。即由南宁市政府成立国有独资公司——南宁大地飞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专门负责民歌艺术节演艺活动的运营管理, 采取出售独家冠名权、专用指定权以及票务包销方式, 有效地解决了办节所需经费。成功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不仅有效解决了大型活动资产配置、使用、处置等环节的管理问题, 而且大大降低了行政运行成本, 每年节约财政资金近千万元。

二是实行政企合作办会, 实现双赢目标。各级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 社会各方面的潜力是无限的。看准这一点以后, 各级政府在举办相关的大型活动时, 积极发动社会各界特别是实力雄厚的企业参与大型活动, 通过企业捐赠设备或投入资金的方式有效解决会议 (活动) 资产配置问题。同时, 企业通过会议 (活动) 展示、宣传自己的产品。如在南宁国际马拉松赛、中国——东盟国际汽车拉力赛、中越青年大联欢等活动中, 组委会向社会竞价转让冠名权, 企业为举办机构提供相应的设备资产。通过这些方式让企业参与合作, 不仅财政节省大量资金, 而且企业也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从而实现了政企双赢的效果。

司法行政会议报告 篇3

关键词：民间借贷 案件纠纷

法院委托评估事务所对被执行人棉纺厂所有的厂房及土地使用权进行了司法评估，整体估价为人民币4282000元。执行过程中，恰逢道路改建工程需要拆迁被执行人棉纺部分厂房（01区块门卫室、02区块办公楼、03区块食堂、12区块仓库）并征用公路规划红线范围内土地。2011年3月7日，某镇人民政府、工程建设指挥部委托评估单位作出的《拆迁评估报告》对上述拆迁范围内厂房及土地合计补偿估价人民币824812元。而法院委托评估单位作出的《房地产估价报告》对上述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估价人民币211706元，土地估价人民币713664元，合计人民币925370元。两份估价报告差价近10万元。在法院得知被执行人棉纺厂即将面临部分厂房拆迁的情况下，及时将协助执行手续送达拆迁指挥部，要求协助扣留拆迁补偿款。对于本案，哪份评估报告应当作为解决查封财产处置与拆迁补偿问题的标准？

根据《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1条、《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44条的规定，任何其他单位、个人对人民法院查封、扣押的财产均不能擅自处分。对于本案，可以肯定的是未经查封法院的许可，被执行人无权处分查封财产如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工程建设指挥部无权对被查封的各个区块房屋予以拆迁、发放拆迁补偿款给被执行人，否则将承担追回或者赔偿责任。

那么在工程建设指挥部需要推进工程进度、执行法院需要处置查封财产的情形下，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适用哪份报告能既维护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又不影响工程拆迁进度。

1、应当由执行法院与工程指挥部共同委托房地产评估单位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另行评估

如民事执行过程中评估单位的选择、仲裁案件中仲裁员的选择都允许双方共同选择评估单位、仲裁员，这体现了程序公正之精神。在出现估价偏离价值较为明显的情形下，应当共同委托评估单位，按照估价准则，遵循估价程序，以中立的角度重新鉴定，方显公允。实践中，被执行人对法院司法评估的价格有异议的，《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也允许重新评估，给予救济的机会。本案中即便两份评估报告估价一致的情形下，如果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提出要求重新估价的申请，法院都应再给予重新估价的机会，从程序上予以充分保证。

2、应当适用法院司法估价报告作为补偿标准

在一定条件下，行政权配合司法权有利于解决民事纠纷。法院委托评估机构已经做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估价报告，具有法律约束力，没有法定理由、未经法定程序不得推翻该报告。如按照工程指挥部提供的评估报告为标准进行补偿，显而易见少了10万元赔偿款，损害了被执行人的利益，间接降低了申请执行人债权分配率。故工程建设指挥部应当按照司法评估报告的标准给予补偿。

3、适用工程建设指挥委托评估报告为妥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

3.1、被执行人棉纺厂未涉及拆迁部分的土地价值因公路拆迁改造不降反升。从房产估价考虑的诸因素来看，交通是否便利、区位优势也是影响房产价值的重要方面。棉纺厂所在的镇系红色革命老区，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县处于下游。棉纺厂通过道路改建工程，将有效改善当地的交通条件，使该厂房和土地价值得到了大幅提升，足够弥补两份评估存在的10万元差价。因改建工程的启动，有意向竞拍棉纺厂厂房和土地而主动联系法院的单位和个人数量明显增加就是最好的证明。

3.2、对于重新评估问题。根据《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有证据证明评估机构、评估人员不具备相应的评估资质或者评估程序严重违法而申请重新评估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该条规定说明评估单位或者评估人员存在资质不符合或者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允许重新评估，其他情况都不允许重新评估。即便重新评估，评估的时点不同，评估价可能浮动，且原评估报告未超过有效期，故重新评估不妥。

3.3、本案所涉拆迁房屋及征用土地系即将被拆迁，不宜再通过司法拍卖程序来处置。假设法院将本案查封的厂房和土地全部拍卖以受偿，由竞拍成功者与工程建设指挥部签署拆迁补偿协议，再进入拆迁程序，则不仅竞拍人为了避免麻烦而不愿竞拍致使流拍可能性增加，而且后续产证办理手续也更为繁琐，势必影响工程进度，工程建设指挥部曾表示工期紧张，希望法院考虑加快处置进度。考虑本案尚未开始拍卖程序，依照拆迁报告进行补偿，执行款马上能到位，是最便捷的选择，更能体现效率执行。

司法局司法行政会议讲话 篇4

今天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及部、省、市会议精神，总结回顾20xx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安排部署今年工作任务。下面，我讲两个问题。

一、20xx年工作简要回顾

20xx年，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司法行政机关牢牢把握“稳中求新”总基调，紧紧围绕我市中心工作，忠诚履职，砥砺奋进，较好完成了各项任务，多项工作得到上级机关的肯定和好评。年内，全系统共有39个集体297名个人获得市以上荣誉称号。

(一)坚持保稳定、促发展，在推进平安沈阳建设上实现了新突破。监狱戒毒工作，坚持以确保场所持续安全为前提，不断完善安全稳定长效机制，严格落实各项制度规定，优化细化安防措施，全面推行“清单式管理”，强化狱所情分析研判，突出对重点人员的管控，全力做好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的安保工作;以提高教育改造和矫治质量为中心，深入贯彻执行《监狱教育改造质量评估工作实施办法》和《强制隔离戒毒诊断评估实施细则》，不断探索创新教育理念和模式，强化个别教育;以提高执法公信力为重点，健全完善执法体系，严格规范执法行为，狠抓减、假、保等执法环节的管控。康家山、东陵监狱已分别连续、，沈新、张士强戒所分别连续、实现“四无”目标，我市监所安全稳定工作继续位居全省前列。特别是康家山监狱连续20年实现“四无”，创造了全省监狱系统持续安全稳定的新纪录，受到了省厅表彰。社区矫正工作，以市两办名义出台了《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扎实开展脱管漏管专项整治活动，加强重要时段专项排查，实现了两类特殊人员无脱管漏管、无上访闹访、无参与群体性事件、无重大刑事犯罪等现象发生的“四无”目标;依法依规完成了报请特赦工作，达到了“不错放一人，不漏赦一人”的工作要求。安置帮教工作，扎实开展了信息核查工作，严格落实了必接必控制度，会同14部门联合转发了《关于加强刑满释放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推进了阳光基地建设。

(二)坚持抓拓展、提效能，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上创造了新业绩。加强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以政府办公厅名义制发了推进工作的《实施意见》;制定并落实了服务全市小微企业创业创新、服务“调结构、稳增长、惠民生、促振兴”、服务我市“创新改革”等系列举措。律师工作，召开了有史以来规格最高的“沈阳市律师工作会议”，明确了我市律师事业的改革发展方向;抓实了法律顾问工作，建立了律师人才库，成立了政府顾问法律委员会，共为385家政府、1928家企业、349家事业单位和122家社会团体担任法律顾问;加强了规范化管理，组织开展了依法治国教育活动，强化了诚信考评、年度考核、执业规范和律师入职的监督管理;推进了依法介入信访工作;加强了律师队伍和行业协会建设，成功召开了全市第五次律师代表大会，组建了新一届市律协。全市264家律师事务所3261名律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明显提高。公证工作，在巩固传统业务的基础上，积极服务新兴行业和领域;加强质量建设，建立了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了社会公信力。全市共办理各类公证122565件，提供上门服务1246件，办理公益性法律服务案件5340件，减免公证费222万余元。市第一公证处获全国优秀公证处。法律援助工作，进一步降低门槛，开展了对驻沈部队、老年人、少数民族公民和残障人士开展法律援助，扩大了援助范围;开通微信平台，提高了信息化水平;探索实践了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有效发挥了“12348”热线功能。司法鉴定工作，严格落实鉴定人初审制度，扎实开展认证认可和能力验证活动，加强岗前培训，深入开展规范司法鉴定程序专项活动，司法鉴定的社会公信力明显提升。

(三)坚持履职责、谋作为，在推进法治沈阳建设上实现了新提升。法治宣传教育，扎实开展了“六五”普法总结验收工作。制发《检查验收方案》，举办专题培训班，制作普法宣传片，对照标准严格自查。我市“六五”普法工作得到了省厅验收组的高度评价;以宣传宪法为核心，大力开展“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和“依法治市宣传月”活动，提升了宪法宣传效果;开通“沈阳市司法局门户网站”、“沈阳普法”微信和微官网，法治宣传教育渠道进一步拓宽。市局门户网站质量效能得到了上级机关的高度评价;不断深化法治创建工作，有力提高了基层法治化管理水平，和平区被评为“全国法治创建工作先进单位”，大东、辽中各有一个社区(村)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社区(村)”称号;创新普法理念和思路，努力打造法治文化精品工程，已有6家单位被省厅命名为法治文化教育基地。人民调解工作，注重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组织开展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社会矛盾排查化解”专项活动;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实现突破，医疗、物业纠纷调委会的社会影响力日益突出，多家媒体予以报道;不断深化“三调联动”机制，我局的经验做法在“平安沈阳建设工作会议”上做了交流;推进了规范化建设，省级规范化调委会达83.5%，远超出省厅60%的标准。20xx全面加强司法所建设，基层司法行政干警履职能力不断增强，大东区长安所、沈河区风雨坛所被评为“全国模范司法所”。圆满完成了第14次国家司法考试沈阳考区的考务工作。

(四)坚持抓重点、推整体，在司法行政体制改革上取得了新进展。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狱务公开工作的补充通知》，严格落实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各环节的条件和程序;强化戒毒工作职能，不断完善管理机制和制度，细化教育矫治措施，严格依法收治和办理解除，未发生任何监管事故和违法违纪问题;进一步推进法律援助制度改革，完善了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社会救助衔接机制;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健全完善了律师执业保障机制、律师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和执业监管跨部门协调机制，完善了律师执业评价体系。

(五)坚持严要求、实作风，在打造过硬队伍上树立了新形象。按照全市统一部署，高起点谋划、高质量推进、高标准整改，深入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不严不实”专项整改，巩固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大力加强两级领导班子建设，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落实理论中心组学习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两级班子抓工作带队伍更加坚强有力;认真贯彻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从严落实了选人用人制度规定;切实加强队伍建设，从严管理监督，三支队伍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继续加强纪律作风建设，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未出现干警违规违纪行为;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扎实推进惩防体系建设，认真贯彻有关廉洁自律、纪律处分等各项规定，各级领导干部抓廉与自廉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明显增强。

各综合保障部门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进一步增强，工作效能进一步提高。财务运行更加规范，审计工作求真务实，行政管理井然有序，后勤保障优质高效，政务事务服务及时有力，信访工作扎实严谨，党务工作蓬勃开展，法制建设成效显著，信息调研务实创新，老干部服务周到热情，都为全局工作顺利推进做出了应有贡献。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仍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工作还存在一些差距和不足：监管场所内部管理有待加强，影响安全稳定的隐性因素依然存在;法律服务的创新举措有待进一步落实;基层基础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些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的意识、能力和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研究解决。

二、20xx年主要工作任务

20xx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抓实做好司法行政工作意义重大。中央、省、市各级会议，对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研判，对目标任务进行了明确具体的安排部署。全市司法行政机关广大干警职工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进一步提振精神、坚定信心，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真正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机关的决策部署上来，找准司法行政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不断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服务新常态。

20xx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总要求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和对政法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上级会议的总体部署，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部署，全面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着力”要求，以“不出大事、少出小事、出事能及时处置”为总目标，以“防风险、控危机、处事件”为总要求，把“防控风险、服务发展、破解难题、补齐短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抓实抓好承担的各项工作，全面提升司法行政业务能力和水平，为实现我市“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开局，加快推进沈阳新一轮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基于上述要求，重点要抓好以下六方面工作：

(一)着力确保场所安全。监狱戒毒场所是司法行政机关安全防范的重中之重，务必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危机意识和责任意识，全力确保安全稳定。监狱工作，一要切实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坚持把教育改造罪犯作为中心任务，加强分类教育和个别教育，强化职业技能培训。二要确保场所持续安全。严格落实警察直接管理制度，规范对罪犯的日常考核工作;完善“清单式”管理机制，严格执行监狱清单式排查制度;加强狱情研判，严把重要时段、重要环节、重要部位和重点人员的安全防控。三要进一步提高执法规范化水平。重点管控好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执法环节。四要加强防暴恐工作。进一步加强危安犯、邪教类罪犯的监管，完善处突预案，强化针对性演练。强制隔离戒毒工作，要健全完善排查、防控、应急处置和领导责任“四项机制”;突出矫治职能，探索创新教育矫治方式方法，夯实戒毒教育基础工作;健全完善各类制度、规范和规程、标准，细化岗位职责和要求;积极构建教育矫治、戒毒医疗、康复并举的教育戒治工作体系。力争上半年，完成龙山强戒所的收治任务。适时启动尹家所收治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着力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司法行政机关肩负着重要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一要深入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组织开展以强化管理、防控风险为主题的“监管安全年”活动，严格落实监管责任，坚决执行监管规定，有效防控监管风险，严防脱管漏管和重新违法犯罪;认真落实《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充分发挥教育矫正的治本作用，不断提高矫正质量;创新科技监管手段，强化安全分析研判，开展社区服刑人员危险性评估活动。二要深入推进安置帮教工作。严格落实监所与社会无缝对接工作机制，重点抓好服刑人员信息录入核查和释放衔接等关键环节，扎实做好就业安置和帮困扶助工作，进一步推进阳光基地建设。三要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加强和规范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大力开展“筑防线、控风险、促发展”人民调解专项活动，最大限度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深化“三调联动”机制，创新多元化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质量;继续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探索建立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人民调解组织。四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所建设。坚持“五化”标准，提高司法所规范化建设水平;严格编制管理，切实管好用好政法专项编;加强教育培训，全面提高基层司法行政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对法律服务所的管理，确保法律服务市场有序发展。

(三)着力服务沈阳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沈阳经济社会新常态，司法行政机关责无旁贷。一要深化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全面落实《实施意见》，进一步整合资源，搭建平台，创新载体，发挥优势，不断健全符合市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着力打造“农村一小时、城市半小时”公共服务网络。二要抓实律师工作。深入贯彻落实沈阳市律师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我市律师事业改革发展;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法律顾问团的作用，进一步为党委政府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提供法律帮助，特别要聚焦我市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聚焦我市“创新改革”试验和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等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参与，主动介入，彰显优势，建言献策;加强执业监管，促进律师依法规范诚信执业;强化业务培训指导，不断提高律师队伍的整体素质。三要优化公证工作。不断拓展服务领域，深化服务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提高公证质量;推出优惠举措，全力服务沈阳改革发展;健全完善考核、监督机制，提高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四要加强法律援助工作。不断扩大援助范围，认真办理民生领域的援助案件，重点做好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和军人军属的法律援助工作;严格落实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管机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健全完善刑事法律援助衔接机制，全面推进刑事速裁法律援助。五要强化司法鉴定工作。以质量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司法鉴定机构认证认可工作;深入开展规范司法鉴定机构程序专项活动;做好投诉处理工作。

(四)着力加强法治宣传教育。提高全体市民的法治意识和法律素质，是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责任。我们要认真总结“六五”普法的工作经验，全力做好“七五”普法开局之年的相关工作。要全面落实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的意见》要求，推动把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情况列入公务员年度考核重要内容;认真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工作责任制，推动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积极开展宪法学习实践活动，组织开展好“12.4”国家宪法日暨全国法治宣传日系列宣传活动;推行大学生法治辅导员工作，探索成立我市法治宣传志愿者协会;广泛开展法治文化活动，加强《法治之路》刊物、局门户网站和沈阳普法微信平台、微官网等法治宣传阵地建设，进一步营造深厚的法治文化氛围。

(五)着力推进司法行政体制改革。要按照省司法厅和市委改革办的统一部署，扎实推进沈阳司法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监狱制度改革。严格刑罚执行，严控贪污受贿等罪犯减刑次数和幅度，严格执行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规定。深化狱务公开，依法公开监狱执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自觉接受公众监督。进一步完善监狱执法办案责任制，充分保障罪犯人权，提高执法公信力。进一步深化社区矫正制度改革。贯彻落实《关于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意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监管，促进社区服刑人员遵纪守法、融入社区、回归社会;按照省厅部署，积极推动两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及队建制建设;探索建立社矫经费动态增长机制。进一步深化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司法鉴定与审判、检察、侦查工作衔接协调机制，统一鉴定程序、标准。实行鉴定人负责制，落实鉴定人出庭制度。进一步深化律师制度改革。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推动落实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加强律师执业的规范和管理，严肃查处违法违规执业行为，促进律师依法诚信执业。进一步深化司法考试制度改革。做好贯彻落实《关于完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制度的意见》的准备工作，组织好20xx年国家司法考试沈阳考区各项工作。

(六)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司法行政队伍。打造过硬队伍，是司法行政工作改革发展的关键。要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政治自觉，深入开展忠诚教育，教育引导监狱戒毒人民警察和法律服务工作者，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强看齐意识，对党绝对忠诚。树立正确用人导向，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努力建设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要大力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把纪律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执行纪律一寸不让，敢向难题短板发力。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防“四风”问题反弹。巩固和拓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果，把“三严三实”要求体现到修身做人、为官用权、干事创业的方方面面。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切实把主体责任记在心上、抓在手上、落实到行动上;推动履行主体责任常态化、严格化、规范化。严格执行《廉洁自律准则》和《纪律处分条例》，坚决落实主体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特别是对失职渎职、出现重大问题且造成重大影响的，坚决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坚决不搞亡羊补牢、下不为例。要落实“从优待警”各项措施。继续坚持以人为本原则，落实各项福利待遇，切实关心干警职工疾苦，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让大家有归属感和获得感。

副市长司法行政会议讲话 篇5

司法行政工作是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和“平安XX’’、“法治XX”建设。当前，全市总体形势是好的，经济稳步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但同时也处于人民内部矛盾凸显、刑事犯罪频发、社会情况复杂时期，司法行政工作任重而道远。

1.进一步履行好法制宣传职能，培养全民法治信仰。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既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高标准推进 “六五”普法规划和“十二五’’法治XX建设纲要实施。在普法宣传上，要创新宣传方式，采取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贴近生活、便于学习的方法，开展多方位、多角度的法制宣传教育，切实提高群众学法用法意识和能力。今年省市要开展“六五”普法终期督查考核，司法局要充分发挥依法治市办公室职能作用，完善普法依法治理考核评估体系和奖励机制，深入开展法治XX和法治基层单位创建活动，推动提升全社会法治建设水平。

2.进一步履行好法律保障职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法治XX’’建设实践中，要加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完善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继续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工作，巩固在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物业管理等领域人民调解组织优势，推动其它领域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和规范化运作。要健全完善人民调解网络，积极推进人民调解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工作水平。要继续推进“无矛盾纠纷积案村镇”创建活动，大力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及时研究、准确掌握矛盾纠纷发生、发展、变化的特点与规律，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切实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调处在萌芽状态。要进一步健全社区矫正工作网络，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推动建立社会化协同运作机制，继续推进“社区矫正示范乡(镇)’’创建活动，不断提高矫正质量。要加强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衔接管理工作，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3.进一步履行好法律服务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司法行政机关要主动顺应新常态，有效整合法律服务资源，规范法律服务市场管理，净化法律服务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完善法律顾问长效机制，为政府部门依法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为企业依法经营管理，为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投融资活动等提供高效法律服务。要进一步完善律师参与政府信访接待和法律顾问全覆盖工作制度，大力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宣传和弘扬法治正能量。要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把维护人民合法权益作为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拓展民生领域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探索律师、公证服务等进乡村、进社区的长效机制，帮助群众解决就业、就医、就学等方面的法律问题。要围绕做大做强做优法律援助事业，大力加强法律援助工作，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完善便民服务措施，让更多的法律服务成果惠及于民。

三、忠于职守，切实加强司法行政队伍作风建设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司法行政队伍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司法行政职能的有效发挥，影响着人民群众利益的有效维护，影响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进程。要正确认识队伍和作风纪律建设的紧迫性、长效性和艰巨性，坚持常抓不懈，努力营造司法行政队伍团结一心、风清气正、敢于担当的良好氛围。

1.弘扬为民服务的作风，做到一心为民。要把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放在司法行政工作的首位，以群众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成败的最高标准，做到群众不支持的措施不实施，群众不满意的干部不任用，让司法行政队伍真正成为社会矛盾纠纷的“消防队”、群众利益的“守护神”、民主法治理念的“播种机”和弱势群体的“贴心人”。

2.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做到一切唯实。要立足司法行政职能发挥，大力开展调查研究，落实机关与基层定点挂钩联系制度，深入实际、深入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创新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思路和举措。提倡讲实话，讲新话，讲短话，讲解决问题的话，把工作的重心放在抓落实上，解决实际问题上。

3.弘扬恪尽职守的作风，做到一马当先。要对照全省司法行政系统“四个全覆盖”工程和打造“人民满意的服务型司法行政机关”要求，弘扬埋头苦干的精神和奋勇拼搏的作风，找差距、学先进、创特色、争一流，不断提高履职尽职的能力，不断增强服务大局的本领，不断树立赶超先进、勇争一流的信心和勇气，实现司法行政整体工作水平进入省、市前列。

4.弘扬清正廉洁的作风，做到一身正气。要明晰法律与纪律的“高压线”、公与私的“警戒线”、个人与家庭的“情感线”，扎紧制度的笼子，以克已奉公、勤政廉政的态度对待工作，以敬畏之心、淡泊之心、知足之心对待名利，认真落实“为民、务实、清廉’’要求，工作中讲原则，服务中讲奉献，不拿群众一份礼，不欠群众一份情，全力打造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司法行政队伍。 同志们，今年是全面开创XX发展新局面、塑造XX新形象的关键一年，司法行政工作的任务更艰巨、更繁重。希望全市司法行政广大干部职工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认清新形势、明确新目标，坚持以保障发展、维护稳定为己任，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构建平安XX、法治XX，推动XX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谢谢大家!

副市长司法行政会议讲话(三)

同志们：

新年伊始，我们召开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目的就是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安排部署今年的工作任务。

刚刚过去的20xx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市委、市 政府领导下，我市司法行政机关充分发挥职能作用，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 适应新形势，谋划新发展，制定新目标，落实新举措，实现新突破， 劳教场所教育管理质量进一步提高;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进一步完善;法律服务进一步拓展和规范; “五五”普法任务圆满完成，队伍整体素质有新提高。特别是结合我市实际开展了“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法律服务实践活动，总结提炼出“七字调解法”和“双延伸”等鲜活 的经验，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系统的一大亮点。可以说，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成效凸显，亮点纷呈，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

市政府对全市司法行政工作是满意的。借此机会，我代表市政府向全市司法行政系统的广大干部和法律服务工作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和亲切的 慰问!张波同志的工作报告，会前我已审阅，我完全同意。希望大家按照这次会议的工作部署认真贯彻，抓好落实。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在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中所肩负的重要职责

深化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是今年政法工作的主线，也是推动司法行政工作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经济增长方式不断转变对社会矛盾化解工作提出新要求 。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格局发生的新变化, 运用法律服务手段调节经济关系、服务经济发展的任务将更加繁重; 随着我市一批大项目、新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大小兴安岭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和天保二期工程实施， 可能因征地拆迁、安置补偿、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引发新的矛盾, 一旦处置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这就要求我们整合司法行政资源, 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调、防、访相结 合的工作新机制 , 深化社会矛盾化解，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地把各种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二)社会转型进程不断加快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出新要求。 随着我市社区矫正试点的逐步推开, 社区服刑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一些深层次、潜在性的问题正在逐渐显现, 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监管风险也在不断累积,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见微知著, 在试点探索中全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 防止出现脱管、漏管、重新违法犯罪现象发生;当前，社会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的现象短期内还难以改观, 有相当数量的刑释解教人员在就业竞争中, 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对实现以就业促进安置帮教的目标带来困难,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和服务工作,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司法行政工作任务不断增多对公正廉洁执法提出新的要求。 当前, 加快我市司法行政事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 政策环境十分有利。去年以来, 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司法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和支持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文件和法规，随着这些政策法规的实施，一方面，将从根本上解决一些长期影响和制约我市司法行政工作发展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也给司法行政工作提出了新课题和新任务。适应新形势、新要求, 实现司法行政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必须有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执法文明、公正廉洁的队伍作保证。

二、 发挥优势，落实司法行政机关在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中的主要任务

三项重点工作为司法行政职能进一步优化提供了广阔 舞台，抓住了三项重点工作，就抓住了司法行政工作服务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一)要着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 要更加注重组织建设，加强企( 事) 业单位和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更加注重队伍建设，大力发展专业化、社会化人民调解员队伍; 更加注重拓展工作领域，积极开展征地拆迁、场(所)合并、劳动争议、教育医疗、环境保护、交通事故等领域纠纷的调解;更加注重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矛盾纠纷的调解率、调解的成功率和调解协议的履行率。

(二)要着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要大力加强社区矫正工作，扩大社区矫正试点，提高矫正质量，加强保障能力建设，促进社区矫正规范运行。要大力加强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落实衔接措施，确保不脱管、不失控。完善和落实帮教责任制，教育引导刑释解教人员遵纪守法，帮助刑释解教人员解决就业、就学、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困难和问题，使其顺利融入社会。

(三)要着力优化法律服务工作 。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服务在社会矛盾化解中的专业优势，引导法律服务工作者认真做好诉讼和非诉讼业务，积极参与人民调解和涉法涉诉信访工作等，有效化解矛盾纠纷。进一步促进社会管理创新，鼓励和引导律师为各级政府担任法律顾问，为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提供法律帮助。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工作，预防化解涉及困难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

(四)要着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要紧紧围绕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科学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深入开展与三项重点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促进依法办事和依法有序表达利益诉求。

(五)要着力提高公正廉洁执法水平。 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打牢公正廉洁执法执业的思想基础。切实加强业务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执法执业的能力和水平。切实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促进执法执业程序化、标准化、制度化。切实加强执法执业监督，大力推进“阳光执法”，确保广大司法行政干警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廉洁执法执业。

三、加强领导，打牢基础，为深化三项重点工作提供保障

推进三项重点工作落实要靠基层。所以，要切实加强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为深化三项重点工作，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提供保证。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司法行政工作，把司法行政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全面加强和改善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领导。要切实抓好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和组织建设。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把具有高度政治责任心和熟悉业务的干部推荐到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岗位，按相应职级配齐配强司法局长、司法所长。要不断加大经费投入。想方设法落实法制宣传教育、法律援助、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等专项经费，不断改善工作条件，确保司法行政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落实从严治警和从优待警的各项规定。关心爱护广大干部和法律服务工作者，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不断改善执法执业环境。 (二)加强基层基础建设。 去年，国家启动了建设县(市)司法业务用房工作，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难得机遇，借助这一东风，推动基层基础建设跃上新台阶。一方面，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争取各级政府帮助解决建设项目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发改委、财政、建设、土地及环保等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 在项目用地、建设性收费、配套资金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切实做到县(市)司法办公和业务用房项目选址科学、规模适度、功能齐全、标识统一，尽早开工建设，尽早投入使用。

(三)强化责任落实。 司法行政工作点多面广，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各地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全力支持司法行政工作。加强领导责任机制建设，强化目标责任制管理，抓好责任制的落实，加强对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和重点工作的督查和指导，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形成人人负责、层层负责的落实机制，为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实现提供保障。

同志们，做好“十二五”开局之年的司法行政工作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让我们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三项重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建党90 周年!

基层司法行政工作调研报告 篇6

众此周知，有为才有位。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的“为”就在于其服务经济，维护稳定。效果实在，就能真正迎

得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近几年，我县的基层司法行政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也暴露出了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存在的问题

（一）司法所还不能全面履行职能。目前，我县有基层司法所12个，只有7个司法行所有司法助理员在职，其他5个司法所是乡镇干部代理。司法所工作经费严重不足，普法、依法治理、安置帮教、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本职工作难以落实，法律服务、代表政府处理民间纠纷、综合治理和临时交办等项职能的履行也是参差不齐。

（二）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欠规范，难以实现办所初衷。上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在城关、古阳、默戎、河西等乡镇人民政府组建了基层法律服务所，均以管理不善而停办。现只剩下县司法局组建的联合法律服务所——卫权法律服务所还拼命挣扎，勉强维持运转。卫权所的注册法律工作者由10多人到现在的几人。由于管理欠规范，导致法律工作者道德素质不高，追求经济利益多，履行义务少，违章执业时有发生，偏离了基层法律服务所因有的运行轨道，难以达到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法制建设的目的。

二、建议和对策

（一）整合职能，发挥优势。对司法所、法律服务所的职能予以整合，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互济余缺。将法律服务所的触角延伸到各乡镇司法所，将司法助理员作为法律服务所的法律工作者（有资格证的）或辅助工作人员（无资格证的），扩大法律服务所的容量和活动空间。司法所的工作由挂靠乡镇的司法助理员、法律工作者或辅助工作人员完成。作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安排和向乡镇人民政府提供的法律顾问费（由局领导与乡镇领导协调），并拨至法律服务所帐户，由法律服务所统一安排支付。所内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分类管理，财政工资、福利的人员，原则上由局机关负责，视其在法律服务所中开展的工作情况，适当享受法律服务所补贴。非财政发放工资、福利的人员，按照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由法律服务所比例安排工资、福利，并为其办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从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

（二）加强司法所的建设。在利用国债资金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强组织建设，为每个司法所配备2名工作人员，福利待遇从优，调动全局干部、职工、律师、法律工作者下所工作的积极性。为排除后顾之忧，司法所工作人员实行动态管理，适时交流。为照顾家人在乡镇的工作人员实际困难，可采取干部轮流到司法所值班或设立业务接待日制度，实行个别接待，统一调整，集中办理机制。未到司法所值日值班的工作人员，一般应在局机关或法律服务所总部上班，完成局机关和法律服务所的工作。另外，还要加强司法所长的培养选拔工作，提高司法行政干部的政治待遇，坚定干部献身司法行政事业的信心。

（三）严格按照司法部的有关规定，强化法律服务所的管理

1．在办所方式上，实行与司法所“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实现司法所指导管理与法律服务经济反哺的统一，增强系统内部自身造血功能。

2．在组织人事上，基层法律服务所长任应由县司法局委任，在过度时期，不烦试行局领导兼任。法律服务工作者实行聘用制，文秘、财会、行政等辅助工作人员从现在职干部中安排。

3．在业务管理上，应严格执行司法部关于基层法律服务业务范围、工作原则和服务程序的规定。建立统收集，统一委派，凝难法律事务集体讨论，重要案件报告等项制度，建立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和服务质量、效率的检查、监督、考评和处分制度。统一收费、公开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严格遵守基层法律服务收费管理制度；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当事人应当履行法律援助义务，建立健全基层法律服务业务档案管理制度。

4．在财务管理上，原则上实行自收自支，独立核算。基层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的报酬，应当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与其业务水平，工作实绩挂钩，一般应占法律服务收费的60左右，另外，40应作为事业发展、社会保障和奖励基金使用。

（四）建立基层司法所长效保障机制。在贫困小县，法律服务反哺司法行政是必要的，这是基层司法行政创“为”的应急之措。要想基层司法行政事业取得长足发展，还得靠政府增加投入，增强输血功能，建立长效保障机制。

1．大力宣传基层司法行政的性质、职能、地位和作用，争取县、乡两级党委、政府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司法行政会议报告 篇7

一、 人民网舆情报告反映的我国司法舆情的基本态势

互联网舆情报告展现了网络舆论发展的动态,反映多种舆论交叉碰撞,与外部环境进行反馈后达成的舆情合意。其中司法网络舆情反映了民众对社会法治发展的认同倾向和接受水平,是关系到政权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而展开对网络司法舆情的分析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人民网的舆情监测和分析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以人民网2007年—2013年互联网舆情报告为分析对象, 提炼其中司法舆情相关数据,以此整理归纳司法舆情趋势特征具备相当意义。网络司法舆情突出表现为散在、情绪化、公开或隐匿的意见倾向, 汇集的意见倾向成为认识社会情绪和诉求的出发点。2013年人民网舆情报告直接提出的司法案件所引发的舆论热点猛增。

为了进一步细化司法案件热点增减状况, 筛选2007年—2013年分析报告中涉法案件热点舆情 ,进行舆情关注度和社会情感倾向性分析,结果如下:

2007年—2009年人民网舆情监测室舆情监测样本源于网络社区、论坛、BBS等公共空间。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一个力量更强大、话语更有效的网络社群开始出现,作为以往舆论主要载体的论坛、博客影响力式微,因此,从2010年起增加了微博等新的网络舆情的样本来源。舆情监测样本从2007年的强国论坛、凯迪社区、天涯社区扩展到2013年的天涯社区、凯迪社区、强国论坛主帖,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的主帖和转帖以及人人网、开心网。以人民网舆情报告所涉及的热点事件为对象, 我们可以绘制出2007年-2013年间热点事件的关注量和关注度走势图。 (见图1、图2)

图 1:2007 年—2013 年我国热点事件关注量走势图

图 2:2007 年—2013 年司法热点关注度走势图

从2007年-2013年司法热点网络关注量的折线图,可直观看出司法舆情总体数值呈急速增长状态。进一步对比司法网络关注度柱状图, 可以发现2007年-2013年司法舆情比例呈波浪形,2007年-2009年这3年司法舆情居高不下,2010年-2012年呈现走低趋势,2012年-2013年出现井喷现象。这些司法相关话题大多触犯了刑法,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和唐福珍自焚事件违反行政法,南京彭宇案更多的是道德的讨论和法官判案理由的不充分。从法理上讲,涉诉舆论对于司法并不具有直接作用,因而对司法并无直接参考的意义,但是这些涉诉舆论发酵的背后却隐含大量的社会信息和政治信息。网民参与案件讨论达到情感共鸣后形成几类主流倾向,而宣泄式的话语表达推动舆论达到峰值。社会情感倾向性处于网络舆情漩涡中的司法个案所表达的个人情绪和社会情感倾向性通常指向一个或几个关键主题,公众诉求集中于官民冲突、权贵身份、道德底线、社会民生、未成年群体、司法公正等焦点主题。对2007年—2013年司法热点情感倾向的主要关键词进行汇总如下:司法热点事件关键词“仇官仇富”出现频率最高,将这些情感指向概括为身份意义落差造成偏见和成见、对官员以及政府机构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弱者一边倒的同情、自我维权的强烈要求这四类主题。

二、人民网舆情报告折射出的我国当前司法舆情的特征

人民网从2007年开始每年发布互联网舆情报告,对网络热点事件进行分析。每年的报告中既有不同事件的分析,又有相同阐释的交叉。人民网舆情报告中的热点司法事件由个案转为大众熟知并参与的公共事件,除媒体与网络快速传播之外,还因其与社会现实敏感性话题之间交叉,容易引起公众情感信念和价值观的自我投射。而公众对社会敏感问题的关注点、价值取向呈现惊人的相似和趋同,通过司法案件情感倾向的分析和关键词频率图(见图3),可以探知到被社会不断识别和复制的热点事件背后的司法舆情内涵,也表现为当前司法舆情的内容特征。

(一)身份意义落差造成偏见和成见

社会结构剧烈变动造成利益重组调整, 社会分配不公和机会不均等因素造成公众强烈落差, 具体形式集中体现在当事双方的身份对比上。警察与平民、富人与贫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身份差异,对立性元素激起了公众的关注兴趣。身份意义的差距,使得网民对处于强势的一方难免产生天然的偏见和成见,导致对案件的判断结果直观地归因为身份意义。2009年杭州飙车案、2010年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案和2011年药家鑫案这三起交通肇事案之所以演变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 主要在于当事人身份的悬殊对比, 由贫富对比引发的仇富情绪更容易点燃舆论的战火。

(二)对官员以及政府机构的怀疑和不信任

某些地方的政府部门, 处理一些具体政务和突发事件时,采取遮遮掩掩甚至文过饰非的做法,往往引起网民的不满、公众的不满情绪累加,虽然事件可能会最终平复, 但在此过程中却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时代,暴露政府工作缺陷的司法案件信息得以广泛传播, 同质事件不断发生, 叠加效应又再次加深了公众对官员和政府机构的不信任感。部分地方政府在应对舆情时不回应的“鸵鸟心态”对整个政府形象、公信力造成连带负面影响。长此以往,政府部门就陷入了“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即“一旦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1。2009年云南“躲猫猫”案发后 ,出于对警方疑点解释的不信任, 网民自发组成调查团到云南看守所调查案情,2011年的钱云会案中为村民利益维权的钱云会死于工程车下, 事后温州市公安局认定这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但多数网民仍然不相信。正是在对基层政权不信任的心理作用下, 钱云会案被网民合理想象和无限放大。公民维权民主意识的增强与地方政府消解制度匮乏的冲突, 造成官民和谐关系的僵化变异, 网络舆情的巨大力量又不断推动着矛盾暴露。

(三)对弱者一边倒的同情

权衡司法案件的强弱双方时, 公众的心理天平会天然地倾向弱者。这种情感倾向源于一种简单但无处不在的生存性对比:窘迫的生计与奢侈的炫富,努力拼命与轻松拼爹, 这种杂糅着百味的情感体验在发达的大众传媒下被无限放大。[1]公众基于自身的立场选择性地接收和传播信息, 据此形成情感倾向并影响行为判断, 加之公众通常从单独视角看待网络司法事件,造成认知的零散和不足,缺乏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全程的认知、判断,这种协同过滤导致类聚效应又再次强化了议题, 此时司法舆情容易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网络舆情的受众主体正如童兵所言:“在网络舆情演变过程中的参与以及推动事件的发展,可以比现实生活中更容易得到满足感,产生自我实现的最大高峰体验。”[2]2009年湖北刺死官员的邓玉娇被宣扬为“宰恶吏于当场,抒民愤于巴东”的侠女,网络舆论大都倾向于维护弱者邓玉娇。2013年小贩夏俊峰之所以能牵动无数人心, 是因为他的境遇与中国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密切相关, 公众期待自己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保障, 从而在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四)自我维权的强烈要求

我们正迎来一个权利意识觉醒的时代, 社会公众对自身权利主张趋向积极诉求, 更加明确权利现实形态。暴力拆迁、征地等问题往往使网民迅速联想和延伸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弱势群体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官商勾结等深层背景问题,这些社会现实与个人权利相矛盾的问题就频繁出现在司法案件中。在2007年-2013年人民网司法舆情报告涉及的司法案件所体现的权利意识中集中表现为财产保护意识。拆迁和征地问题一直是公民与公权力或开发商角力的冲突点,从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开始,到河南灵宝王帅案、宜黄强拆自焚事件、钱云会案等都是因普通人维护自身财产权而引发的冲突。现实冲突发生后,互联网成为网民的“吁天权”,通过便捷的互联网渠道,既能表达利益诉求,又能赢取到公众的支持,从而获得自身的利益诉求。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成为《物权法》通过前后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因为它已经引起了人们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检视与思考,同时成了人们探讨如何界定“公共利益”、个人物权以及如何协调平衡各方利益诉求这类一般性问题的鲜活案例。[3]甘肃初中生发帖被刑拘事件成为舆论焦点,除了对被拘未成年人的同情,更多的还与“两高”刚刚出台的打击网络不法行为的司法解释有关。张家川事件后,“两高”司法解释明确了网络诽谤、寻衅滋事等不法行为的适用条件,对法律模糊地带做了清晰界定,具有现实针对性。网络民意在网络监督维权方面的深化、自我维权的表达施行,无疑是社会民主进步的佐证。

三、 人民网舆情报告显示的我国司法舆情的传播机制

互联网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媒介, 网络的多重传播模式易产生舆论裂变式效应, 司法舆情在网络平台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和扩散。公民司法表达自由有更广阔的途径, 公众的强烈诉求通过网络平台得到即时分享和传播。网络司法舆论由于其公众参与的广泛性、真实性,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经过加工整理就可以发现公众的诉求具体是针对社会问题、司法本身的问题还是司法个案公正的问题。[4]诉讼案件在司法程序认定之前,网络空间中就存在刺激性、扩展性的案件词汇影响受众的现象,随后媒体的“先占性”报道,提前编织了“事实图景”,由此产生不同司法热点相似的舆情进程。司法案件网络爆料,传统媒体竞争性助推跟进,意见领袖言论引领舆情方向, 司法专业人员职业思维表达放大社会影响, 公众舆论讨论不断聚集导致热点突然发生。

对人民网2007年到2013年舆情分析报告中舆情事件进行原理分析, 网络司法舆情传播机制集中体现为三方面:意见领袖作用凸显和分化、群体极化现象、司法中舌战优势。

(一)司法舆论中意见领袖作用凸显和分化

李普曼认为,每个社交圈子都有“天真的时代”的范·德尔·吕当和曼森·明戈特夫人那样的占卜官,他们被认为是社交模式的看护人与解释者。通过他们出头露面和身份的暗示, 社交圈子被划成不同等级。[5]他们被称为“惯例的亮点”,也是传播关系中的意见领袖,比同伴更多地接触到媒介或消息源,热衷于传播消息和表达意见,意见往往左右周围人。谢新洲认为网络环境中的意见领袖并未消失, 网络本身的信息生产与传播使意见领袖产生新特征,多元、距离近并且影响广。网络热点事件“众生喧哗”之背后存在一批被称作“e-influential”(E见领袖)的人引导网民。[6]突发或重大事件发生后,网民总是习惯性先了解意见领袖的深刻解读、犀利批判,意见领袖的作用凸显, 这个新意见阶层对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通常能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2010年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中一家三口面临政府强拆愤而自焚, 却并没能讨回公道。家属钟如九欲上访被当地政府人员堵在机场厕所内,这场“女厕攻防战”被《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在微博上直播, 更多的意见领袖加入网络转发,这一具体案例转为公共事件,引发全国热议,才有了宜黄县委书记、县长被双双问责的结果。

但由于各方诉求多元,每个群体、亚群(法律)文化和理念不同,导致舆论呈现较大分歧。加上司法案件本身的特殊性, 不同身份的意见领袖价值立场发生明显分化。其中代表性人物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知名犯罪心理学家李玫瑾关于司法案件的争议性言论。如她在药家鑫案中提出的“钢琴强迫杀人法”等解释,就曾引发网民的挞伐;2014年2月,李玫瑾通过网络公开课的方式对复旦投毒案进行了解析,以细致的分析和大量的案例佐证, 仅使部分网民对其看法有所改观。可见,依照司法理论的表述并未与主流网络情绪保持一致。

(二)媒体新脉象聚集社会朴素正义

司法人员有自己的专业知识, 通常站在纯法律或者法理视角评点案件, 与大众站在人情角度看待案件迥然不同。[7]司法网络舆情反映的是大众思维,司法案件审判遵循的是法官职业思维, 于是大众思维与职业思维之间出现龃龉。由此延伸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正义观:一是以法律规则为基础,以现代主义为目标,以程序保障为手段的司法正义;二是以道德伦常为基础,以朴素正义为目标,以传媒手段为平台的感官正义。[8]公众以其数量众多和高传播频次成为司法舆情中的主体, 易出于朴素道德观和善恶意识对案件进行评判,这种朴素正义表达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愈加彰显。英国学者约翰·基恩认为突破地域界限的多元化网络传播空间打破了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国家或民族框架下单一型公共领域,取而代之的是大小不同,彼此交叠相互连接的公共空间,以“马赛克”方式拼贴而成的复合型公共领域。[9]在这个复合型的网络公共空间内,司法案件的讨论、传播途径和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

针对司法案件, 特别是涉及公共性和某种特定指向性的案件时,开放、多边的网络为群体提供了碎片黏合的案件信息,并为这些信息提供意见加工、贴标签等“仪式赋予”的功能。此时容易导致群体极化,“群体极化”,是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提出来的,指群体中原已存在的倾向性通过相互作用而得到加强,使一种观点朝着更极端的方向转移,即保守的会更保守,激进的会更冒险。李天一案中群情激愤的一方是对“官二代”这个特权阶层的天然偏见,夏俊峰案则是对长久以来存在的城管与商贩之间矛盾的宣泄。受众以道德观和正义感的惯性思维方式,对“富二代”“官二代”等各种标签化、脸谱化身份易产生偏见,极大地影响着受众对所发生事件的合理判断,可能马上就从理性认知转为恶意评判,相比而言对弱者则是一边倒的同情。

(三)自我维权的非规则表达

托克维尔认为“多数是人们唯一要巴结的权威”[10],网络中的司法案件包含大量的民意要求, 一旦演变成公共案件,涉法部门必然需要作出回应,甚至影响案件判决结果。而这种通过公众舆论力量使得司法改变裁判的路径是典型的非常规路径。

传统司法场域是一个极为封闭的职业领域,是诉求信息资源高度不对称和权利运行形态的职业化垄断所衍生的问题, 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清官情结诠释出普通民众在司法场域中的悲剧性选择境遇。[11]网络时代为民众司法权利诉求提供了便捷有效的表达渠道, 所以相对封闭的司法场域走向社会公共场域,公众倾向于通过网络放大效应来自我维权, 产生舆情诉求而对司法产生影响。网络中司法案件所暴露出的与公众价值观念、历史记忆、物质利益越相近的问题,越易引发共鸣。网络舆论汇聚过程中舌战优势凸显。所谓舌战优势即道德优势,一个观点与其他观点相比,如果具有巨大的舌战优势,那么对思想和行为就可能造成不可预测的结果。[12]

四、 人民网舆情报告对我国司法系统舆情应对的启示

中国传统法律具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 重视权利内容而忽视程序手段。孙笑侠认为这与数千年来中国法律传承风气和习惯有关, 担当判决角色的是非专业的行政长官, 其断案基本方法是“衡情夺理”,其断案的普遍原则是“法本无情”,当出现与法理相抵触时则坚持“舍法取义”的原则。[13]法处于“情义”和“理”的下方,法外标准成为合理化要素,梁治平认为法律与政治、伦理、宗教混淆的做法使法的程序手段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14]。中国法的形式理性缺失影响了法的现代化, 也造成当代公民法制意识的反形式倾向。现代意义上的法律程序可以分化程序参与者的角色力量,既各司其职又相互监督;正当程序还能起到“蒙眼布”的作用,防止偏见造成的恣意和在结果未知状态下确保程序中选择的自由; 程序还是一种直观的公正,即戈尔丁所说的“看得见的公正”。众所周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司法原则, 也是现代法治的普遍原则之一,该原则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依法裁判,即法官寻找裁判依据时,必须诉诸法律渊源。[15]舆情向来都不是司法裁判中的规范性依据, 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助于法官做出最佳解释。就法律漏洞填补而言,舆情可作为对非正式法律渊源的甄别,对案件提供公共性参考。

人民网互联网舆情报告中司法案件的解决大都依赖于公众舆论作用力, 这种非正规的解决路径一方面反映司法体制本身的缺陷, 另一方面也反映公众社会诉求的迫切心理。这种解决路径看似维护司法正义,实则加剧了司法公信力危机。未受公众足够关注的同类案件, 同案不同判又造成了对司法公正的质疑,结果是继续削弱司法公信力。司法程序让位于社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 个案的解决并不代表矛盾的消解,不过是为安抚舆情的暂时让步,公众的真正信服需要这种效果“并不是来自于判决内容的‘正确’或‘没有错误’等实体性理由,而是从程序过程本身的公正性、合理性产生出来的”。不能否认的是,司法审判需适度考虑到社会舆情,但法官“对事实、人和事件作出的评价, 并不是基于他本人那些未经分析的冲动、前见和成见,而是基于他对所有有助于形成深思熟虑的判决的证据所作的开放性的和审慎明断的评断”[16]。2012年12月, 纪念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保证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2014年9月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他再次强调“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严禁侵犯群众合法权益”。

司法被视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甚至被期待为改变社会现实的重要力量。司法机关应加强对人民网司法舆情的关注度,及时应对司法舆情。社会根源矛盾导致的司法舆情绝非依靠司法一方可以解决,但通过构建良性、和谐的司法舆情生态,积极引导网络案件中的舆论变化也能够使局部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摘要：公民法律权利意识觉醒和网络的开放性表达,促使与司法案件相关的网络舆论成为社会关注焦点之一。近年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国内热点司法案件的网络舆情进行追踪分析,并发布了一系列司法舆情的分析报告。然而,人民网的舆情报告是分散的历时性报告,本文以2007年—2013年间人民网司法舆情报告为研究对象,将分散的报告进行整体研究,通过内容分析的方法挖掘热点司法案件背后的舆情特点和社会诉求。从司法舆情演变的总体走势过程中探寻司法舆情传播机制规律,以获取司法系统应对舆情的有效启示。

行政机关会议纪要的可诉性探析 篇8

【关键词】行政机关；会议纪要；可诉性；不可诉救济

一、行政机关会议纪要的性质

201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该条例第三条规定：“党政机关公文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公布法规和规章，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请示和答复问题，报告、通报和交流情况等的重要工具。”纪要作为公文种类的一种，在第八条第十五项中被规定为“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

在此之前，国务院曾于2000年8月颁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该办法第九条第十三项规定：“会议纪要适用于记载、传达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随着该办法被上述条例废止，会议纪要的适用范围也从“记载、传达”缩小为“记载”。前后两个法规内容的变化，体现了中央行政机关在认定会议纪要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功能上态度的转变，限制了会议纪要的效力。由此可以认定，会议纪要最主要的属性是内部性，它是一种仅在行政机关系统内部使用的公文，与《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中规定的其他种类公文，如决定、决议、命令等的所具有的对外性不同。

会议纪要内部性的这一属性，使其不能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对相对人直接适用，不具有对外效力。行政机关若要将会议纪要的内容具体化，需另行制作相应公文。同时，会议纪要的对内效力也非常有限。虽然相关法律法规对此缺乏应有的明确规定，但从字面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上述条例对会议纪要的效力已做了规定，即“记载”，也就是记录会议的内容。会议纪要只是会议内容的一个载体，只有证明力没有命令力。严格来说，即使是行政机关系统内部，也应该通过其他公文形式将抽象的会议内容转化为具体的内部行政行为，而非依靠会议纪要。

二、行政机关会议纪要的可诉性探究

行政诉讼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或个人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向国家审判机关提起诉讼，由国家审判机关行使行政审判权解决行政争议的司法活动。而行政行为的可诉性也称为行政行为的“可审查性”，是指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诉诸法院行政诉讼或司法审查程序的一种本质属性。从前述行政机关会议纪要的性质来看，本文认为会议纪要不具有可诉性，理由在于：

就会议纪要的适用范围和使用功能来说，仅限于记载。当然，实际上会产生传达的效果，但仅是会议内容的告知，没有要求相关行政机关必须予以执行的强制约束力，现实中必然存在有行政机关不遵从会议纪要的可能。因而会议纪要更多的是倡导性和指引性，具体行政行为如何还要看执行机关。即使有侵权行为发生，也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权而非会议纪要。

就会议纪要的效力对象来说，会议纪要具有内部性，对内效力亦有限，对外更不具有影响相对人的效力。会议纪要内容的外化是一个过程，而会议纪要的形成只是这一过程的形成阶段，其后才是行政机关的执行阶段。“内部行政规则的可诉性，应以相应规则的一定外部化为前提，完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影响的纯内部规则不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同时，现行法律的相关规定并不支持会议纪要具有可诉性。《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针对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第十一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也只包括一系列具体行政行为。现行法律只赋予具体行政行为被诉讼的机会，而会议纪要的内部性使其不可能成为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便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扩大到抽象行政行为，会议纪要并无普遍约束力，也不能成为抽象行政行为。

三、行政机关会议纪要不可诉的救济

虽然理论上行政机关的会议纪要并不具有可诉性，但在实践中，其作为行政机关权力运行的一种载体，仍有不少行政机关依据会议纪要的内容做出对相对人权利有影响的行政行为，从而引起行政相对人通过行政诉讼寻求救济。“有权利就有救济”，行政诉讼的本质也包括通过司法审判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学者认为应该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会议纪要纳入其中。但行政诉讼有其内在统一的理论体系和法律体系，将会议纪要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无疑会造成这两个体系的矛盾，本文并不赞成仅因为实践需要而做出妥协。

其实，就现有的行政诉讼法理论结构和法律架构来说，此种情况并非没有救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审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二）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⒉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会议纪要作为一种不具有对外效力的行政机关内部公文，不能成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法院可以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判决撤销或部分撤销，从而救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机关将会议纪要的内容转化为其他具有对外效力的公文，并以此做出相应具体行政行为，那么则属于普遍存在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相对人只要按照程序提起诉讼，法院自然会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审理，救济相对人的权益。关键在于无论何种情况下，相对人提起诉讼的理由应该是针对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非其制定的会议纪要，这一点则需要相关法律工作者予以提示，而非简单地通过将会议纪要纳入受案范围来解决。

参考文献：

[1 ] 马怀德主编.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2] 黄志勇，唐亮亮.行政机关会议纪要的可诉性研究.岭南学刊.29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