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及应对（精选5篇）
时间：2012-07-16作者：姜涛 王伟
来源：正义网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又一重大成就,对我国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方略具有重大意义。新刑诉法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既有助于加大职务犯罪查办工作力度,也有利于充分发挥法律监督和惩治贪污腐败的职能,同时还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新刑诉法有利于推进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开展
(一)进一步完善了职务犯罪侦查程序。新刑诉法对侦查程序的规定更加明确详细,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办案风险。刑诉法着重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并赋予了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了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其主要内容为:根据侦查取证工作的实际需要,增加规定了口头传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适当延长了特别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增加规定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完善人身检查的程序,在查询、冻结的范围中增加规定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并根据侦查犯罪的实际需要,增加了严格规范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定。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是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补强。
(二)明确赋予了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技术侦查权,使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对职务犯罪的侦查力度和侦查水平大大提升。技术侦查权是目前制约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巨大瓶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职务犯罪案件亦不断呈现出智能化、复杂性和隐蔽化特点,在现阶段缺乏有效技术侦查手段的境况下,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必将受到一定阻碍。如当前社会网上银行的普遍运用,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脑或者手机就可以把涉案款转移或者隐藏,甚至通过网上银行的转账和支付就可完成贪污贿赂犯罪的全部过程。而检察机关通过查询银行传票的老办法去查询涉案款项,就很难获取案件线索并取得相应证据。在被赋予技术侦查权的情况下,办案部门自然可以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获取电子数据证据,相关调查取证难题迎刃而解。因此技术侦查权的赋予,既进一步丰富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手段,又提升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效率。
(三)明确了讯问全过程录音录像相关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录音录像的规定,既有利于防止犯罪嫌疑人的翻供情况的出现,又有利于保证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还有利于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办案风险。职务犯罪案件讯问过程中,存在诸多安全隐患,甚至有时会出现被讯问犯罪嫌疑人自杀、自残的情况,这样的情况往往会使职务犯罪案件侦查讯问工作及侦查人员陷入极大的被动,而讯问全程的同步录音录像可以真实记录并还原审讯全过程,进而降低职务犯罪侦查人员的办案风险。同步录音录像,同时也是对职务犯罪案件合法办案过程的有效监督,对防止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出现违法、违纪情况,具有直接而有效的预防作用。同时,讯问全过程的录音录像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言辞证据的固定,有利于确定犯罪事实,防止犯罪嫌疑人在庭审过程中翻供情况的出现和非法证据的排出。
二、新刑诉法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提出更高要求
(一)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而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新问题。自案件立案侦查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就能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律师可以随时会见犯罪嫌疑人而不需要侦查机关的批准。犯罪嫌疑人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立的面对反贪审讯人员,而是也可以面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律师,这样很可能会增加职务犯罪侦查审讯工作的难度。当然,笔者相信绝大多数律师能够恪守职业道德,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但是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极少数律师为了追求代理利益的最大化，1会充分利用自己所掌握的法律知识,给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讯问,甚至不惜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犯罪证据,为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如何正确处理好与律师的关系,怎样使律师介入后对案件的办理趋利避害,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面临的崭新问题。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程序更加严格复杂。当前有许多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习惯于先掌握少量证据,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后,在获取口供上下足功夫,在获取大量的犯罪供述后,再去取证落实。这种传统的办案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下的自侦办案工作要求,必将遭到淘汰。原因在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与辩解和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在侦查阶段侦查部门具有调查取证权,律师也有调查取证权,双方所调查获取的证据很可能存在差别,并影响案件的定性和犯罪数额的认定。犯罪嫌疑人也有翻供的可能,言词证据存在太多的变数和不确定性。新刑诉法对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都做了详细的补充规定,对有关程序性的违反,不仅会造成侦查工作的失败,还有可能追究相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责任。
(三)技术侦查权的赋予以及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工作技能有了更高要求。技术侦查手段的准确合理运用和对案件审讯过程的全程录音录像的实施,要求职务犯罪侦查人员要具备先进的科技侦查技能和录音录像设备的运用能力。这无疑对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内容,这要求侦查人员不仅具备固有的侦查能力和素质,还要掌握先进的科技装备知识,与日新月异的科技相接轨。这也必然大大增加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科技技术含量,同时也增加了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的难度和强度,传统侦查模式在此遭遇了新刑诉法的重大考验。
三、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应对新刑诉法的有效措施
(一)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的理念。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工作人员要从思想上正确认识刑诉法修改,牢固树立证据意识和人权保护意识,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本次刑诉法的修改迈出了新的步伐,理念进一步更新,有许多新的程序、规定,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律日益与国际接轨,不断的重视保护人权。作为一部关涉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法律,其立法、修法的基本方向是通过程序正义限制公权,强化人权保障,凸显修改的立法目的,修改中的证据制度、刑事强制措施、辩护制度等都指向了这一明确的立法目的。刑诉法既有秩序维持的功能,也有人权保障的功能,虽然,我国现阶段正在社会转型期,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但应看到绝大多数犯罪是非暴力的较轻的普通刑事犯罪,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因为少数的严重的暴力犯罪等重视了刑诉法的秩序维持的功能,而偏离了正确的修改目的与方向,因此,作为法律监督部门的职位犯罪侦查人员,尤其要转变执法观念,树立规范执法、保障人权理念。
(二)要坚持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开展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办案程序合法性的重要性日益明显,程序的合法也是充分保障人权和案件顺利办理的重要保障。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二是要大胆、灵活、合法的运用强制措施,不断提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效率。对于发现犯罪嫌疑人有可能隐匿、灭失的犯罪证据要及时的采取查封、扣押措施,以固定证据。三是要敢于、善于运用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强制措施手段,对于发现侦查对象有可能逃逸的案件,要大胆的及时的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以防止逃逸。
(三)要高度重视初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由于侦查程序的严格及侦查期限的限制,职务犯罪案件初查阶段调查取证工作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一是要改变过去在初查过程中只注重对线索本身的分析和评估的传统模式,要以线索为突破口,积极开展全面、系统的初查活动;二是要改变过去在常规调查结束后,就草率立案,将案件突破的希望寄托在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上的侦查观念,确保在初查阶段就开始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全力突破对犯罪嫌疑人供述的依赖性,逐步形成职务犯罪案件“零口供”侦查模式;三是要注重对相关案件线索的策略性处置。要避免对线索的过于急躁的处置,避免急于求成心态,避免急于接触犯罪嫌疑人的做法,注重策略性经营,以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
(四)要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技术侦查权是新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以确保侦查机关能够有效应对日益高科技化和高智能化的职位犯罪。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是要认真用心学习先进科技侦查手段,不断更新必要的侦查技术设备,要积极加强与相关技术领域技术部门的沟通联系,切实加强技术侦查技能的培训和学习,确保侦查人员能够熟练掌握技术侦查技能,使技术侦查权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并逐步将技术侦查手段作为今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工作普遍运用的有效途径;二是要严格遵守技术侦查权运用的法定的程序和规范。要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使用要求,全力确保依靠技术侦查手段收集的证据的合法性和证明力。在使用先进的电子设备收集证据上,要确保电子数据的准确性,确保调取的电子数据程序合法,确保数据内容的真实性,确保相关数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并全力确保通过技术侦查权获取的证据不出现非法证据排除情形;三是要在侦查过程中充分利用先进的技术侦查手段,调取新刑诉法规定的各种电子证据,做到对电子证据等新证据形式全面掌握、准确运用,进而服务自侦办案工作。
(五)要正确对待并积极应对律师介入。律师辩护制度是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途径之一,针对新刑诉法的规定,自侦部门必须以正确的态度,积极应对律师对案件的介入,确保侦查工作质量:一是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与律师关系的处理。要将律师的介入向有利于案件的办理方向去引导。在律师介入后,尽可能的积极听取律师对于案件办理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对律师提交的相关案件证据要认真对待、全面分析,试图从中找出案件办理过程中是否存在缺陷与不足;二是对律师执业行为进行合法有效的监督。对于律师有意帮助犯罪嫌疑人开脱罪责的行径,要坚决予以制止;对于律师帮助犯罪嫌疑人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予以打击;对于律师教唆犯罪嫌疑人对抗检察机关的讯问等违反职业规范的行为要坚决向律师主管部门反应;三是要切实加强与律师的沟通与交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有可能会造成犯罪嫌疑人的抗拒心理,无论侦查人员如何做说服教育工作,都无济于事,但是律师与侦查人员不同,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基于委托人即犯罪嫌疑人的利益考虑,犯罪嫌疑人自身亦明了这一点,犯罪嫌疑人与侦查部门的对抗或者认罪态度差,不会给犯罪嫌疑人造成不利影响,但却会严重影响侦查工作的顺利开展,而犯罪嫌疑人的认罪态度、是否能够主动交代犯罪事实、是否有悔罪表现等对量刑有一定影响,因此可以借助律师会见,通过律师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和利益诉求的正面引导,以有助于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的好转,并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
一、新修改刑诉法有关律师提前介入对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影响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自证其罪”及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地位, 将彻底颠覆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在新刑诉法框架下, 传统的办案模式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理论上将成为不可能。
(一) 传统模式下之审讯
相比于一般的刑事犯罪, 职务犯罪收集和固定证据都极为困难, 对口供的依赖程度极大。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一对一的环境里, 损害的又为国家利益, 没有受害人提供直接的犯罪证据, 少有可供勘查的现场, 而且从实施行为到开展侦查之间的间隔往往很长, 主要依赖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传统的职务犯罪破案方式是审讯突破, 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撬开他的嘴巴”, 侦查手段基本上是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张嘴 (今天是一个手提电脑、一个微型打印机、A4纸打印纸) , 目的就是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 再根据口供获取其他证据, 即”由供到证”。
(二) 传统模式下之犯罪嫌疑人供述
我们知道, 犯罪成立如构成贿赂犯罪, 三个必要条件是:1.行贿人口供、2.受贿人口供、3.行贿人和受贿人口供的主要要素如时间地点手段数额等基本吻合并相互印证, 就认为证据确实充分了。而在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后, 行贿人的直接证词便成为孤证, 甚至即使受贿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 而行贿人不予认可或翻供的话, 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单方供述也会成为孤证。这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即受贿犯罪嫌疑人自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而承认了自己的受贿行为, 而司法机关最终却撤案或宣告其无罪。
(三) 律师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提前介入对传统模式下之获取口供之影响
侦查与律师辩护同步, 所带来的冲击最大的恰恰是口供。一般情况下, 律师在会见时都会告知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会围绕哪些问题进行讯问、讯问的目的和重点是什么等, 尤其是在涉及一些相对敏感的问题时, 律师还会传授其如何回答才可以趋利避害的技巧, 甚至有经验的律师还会告诉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的哪些讯问属于诱供、哪些承诺属于欺骗、哪些问题不需要回答, 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从罪名, 犯罪构成要件、刑罚规定、沉默权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指出笔录中不利的供述和辩解, 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 以及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这对律师而言都是正常的执业行为, 而对侦查员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四) 律师调查取证权带来的冲击
首先, 侦查与反侦查信息不对称。侦查阶段, 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同步, 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是律师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罪轻罪重证言并存的局面;其次, 职务犯罪案件以窝案、串案形态出现, 共同犯罪率很高。因此, 对保密的要求也很更严。目前, 我国律师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 不少律师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侦查训练, 保密意识不够和常识不足。在侦查阶段如果律师和侦查人员同时调查取证, 很可能惊动尚未纳入侦查视野的同案犯, 导致他们订立攻守同盟、销毁证据, 甚至会导致畏惧心理严重的同案犯自残、自杀。
二、应对之策
(一) 侦查重心要前移, 高度重视初查工作
在当前职务犯罪难度越来越大, 办案规范化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 通过开展有效的初查工作, 在立案前律师还没有介入, 还不能造成干扰这一阶段, 尽可能获取较为充分的证明材料和涉案信息, 为立案打下坚实的基础, 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初查工作中, 要注意加强线索评估, 精心分析重点线索, 周密制定初查方案, 特别要加强秘密初查, 强化初查策略, 注意隐蔽侦查人员身份、初查意图和手段, 防止被初查对象察觉, 给办案工作造成被动;特别要加强对初查方法、措施、策略的研究, 大胆灵活运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各种不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特别要注重运用基础信息和科技手段, 从广泛的侦查信息中进行分析比对、综合研判, 运用科技手段进行初查。对于有初查价值, 但时机不成熟的案件线索, 要保持耐心, 长期经营, 不断获取情况, 创造立案条件, 确保正面接触被初查对象时切中要害, 一举成功。
(二) 转变侦查模式, 梳理侦查过程
一是从审讯策略上看, 要珍惜第一次讯问的宝贵机会, 在实践中, 科学讯问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切断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获取渠道, 营造一个封闭性的讯问氛围, 然后通过有效的刺激让犯罪嫌疑人放下包袱或者侥幸心理。二是总结反思新的讯问方法以应对, 善于运用国家法律、党的政策和检察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来折服犯罪嫌疑人, 使其认罪伏法, 同时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全面体现打击、教育、感化、挽救的功能。三是善于利用律师会见也会给我们的侦查工作人员带来帮助, 让犯罪嫌疑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而开口。四是从证据上强化物证、书证, 从细节上固定证据, 适当的时候由犯罪嫌疑人自己书写供词, 防止律师介入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五是从时间上看, 侦查过程要速战速决, 防止律师介入后侦查方向侦查意图等的泄漏, 以防止犯罪嫌疑人串供或毁灭证据。
(三) 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加强实施细则制定
我国技术侦查概念表述最早见于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 自1993年《国家安全法》、1995年《警察法》以来, 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已经普及, 甚至成为重大疑难案件破案的主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通过, 其中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 我国于2003年签署了该公约,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批准加入。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这是一项查办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必不可少的侦查手段。当前, 职务犯罪多发高发, 随着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 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组织化, 犯罪手段也更加狡诈、隐蔽、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不断增强, 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 是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自觉转变的必由之路。
(四) 加强对律师行为的监督
侦查人员要学会与律师打交道。一方面尊重律师的诉讼权, 为其行驶诉讼权利提供方便;检察机关既要支持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又要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 及时通报情况, 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 规范律师执业行为, 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行为, 尽量减少律师不法行为的发生, 确保案件遵循法律公正有序办理。对律师在诉讼活动中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 检察机关要认真查处, 确保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摘要：新修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提前介入制度, 使职务犯罪侦查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因此, 检察机关要转变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 确保反腐败、反渎职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审讯；影响；对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一项规定，侦查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所谓职务犯罪侦查，就是指检察机关及其检察人员依法对《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所规定的犯罪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强制措施两方面。因为犯罪嫌疑人最清楚有关犯罪客观事实，所以，职务犯罪侦查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侦查的中心便是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有关的专门调查和强制措施都是围绕最终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审讯开展。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也主要是对获取口供——审讯的影响。
一、新修改刑诉法有关律师提前介入对传统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影响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不得自证其罪”及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地位，将彻底颠覆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在新刑诉法框架下，传统的办案模式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理论上将成为不可能。
（一）传统模式下之审讯
相比于一般的刑事犯罪，职务犯罪收集和固定证据都极为困难，对口供的依赖程度极大。职务犯罪多发生在一对一的环境里，损害的又为国家利益，没有受害人提供直接的犯罪证据，少有可供勘查的现场，而且从实施行为到开展侦查之间的间隔往往很长，主要依赖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传统的职务犯罪破案方式是审讯突破，总结为一句话就是“撬开他的嘴巴”，侦查手段基本上是靠“一支笔、一张纸、一张嘴（今天是一个手提电脑、一个微型打印机、A4纸打印纸），目的就是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再根据口供获取其他证据，即”由供到证”。
（二）传统模式下之犯罪嫌疑人供述
我们知道，犯罪成立如构成贿赂犯罪，三个必要条件是：1.行贿人口供、2.受贿人口供、3.行贿人和受贿人口供的主要要素如时间地点手段数额等基本吻合并相互印证，就认为证据确实充分了。而在受贿犯罪嫌疑人翻供后，行贿人的直接证词便成为孤证，甚至即使受贿犯罪嫌疑人供认不讳，而行贿人不予认可或翻供的话，受贿犯罪嫌疑人的单方供述也会成为孤证。这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即受贿犯罪嫌疑人自己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而承认了自己的受贿行为，而司法机关最终却撤案或宣告其无罪。
（三）律师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提前介入对传统模式下之获取口供之影响
侦查与律师辩护同步，所带来的冲击最大的恰恰是口供。一般情况下，律师在会见时都会告知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会围绕哪些问题进行讯问、讯问的目的和重点是什么等，尤其是在涉及一些相对敏感的问题时，律师还会传授其如何回答才可以趋利避害的技巧，甚至有經验的律师还会告诉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的哪些讯问属于诱供、哪些承诺属于欺骗、哪些问题不需要回答，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从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规定、沉默权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指出笔录中不利的供述和辩解，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以及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这对律师而言都是正常的执业行为，而对侦查员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四）律师调查取证权带来的冲击
首先，侦查与反侦查信息不对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同步，侦查部门取证的主要对象也是律师取证的对象。这就可能形成证实犯罪与否定犯罪、罪轻罪重证言并存的局面；其次，职务犯罪案件以窝案、串案形态出现，共同犯罪率很高。因此，对保密的要求也很更严。目前，我国律师行业的准入门槛较低，不少律师没有接受过专门的侦查训练，保密意识不够和常识不足。在侦查阶段如果律师和侦查人员同时调查取证，很可能惊动尚未纳入侦查视野的同案犯，导致他们订立攻守同盟、销毁证据，甚至会导致畏惧心理严重的同案犯自残、自杀。
二、应对之策
（一）侦查重心要前移，高度重视初查工作
在当前职务犯罪难度越来越大，办案规范化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通过开展有效的初查工作，在立案前律师还没有介入，还不能造成干扰这一阶段，尽可能获取较为充分的证明材料和涉案信息，为立案打下坚实的基础，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初查工作中，要注意加强线索评估，精心分析重点线索，周密制定初查方案，特别要加强秘密初查，强化初查策略，注意隐蔽侦查人员身份、初查意图和手段，防止被初查对象察觉，给办案工作造成被动；特别要加强对初查方法、措施、策略的研究，大胆灵活运用询问、查询、勘验、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各种不限制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特别要注重运用基础信息和科技手段，从广泛的侦查信息中进行分析比对、综合研判，运用科技手段进行初查。对于有初查价值，但时机不成熟的案件线索，要保持耐心，长期经营，不断获取情况，创造立案条件，确保正面接触被初查对象时切中要害，一举成功。
（二）转变侦查模式，梳理侦查过程
一是从审讯策略上看，要珍惜第一次
讯问的宝贵机会，在实践中，科学讯问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切断犯罪嫌疑人的信息获取渠道，营造一个封闭性的讯问氛围，然后通过有效的刺激让犯罪嫌疑人放下包袱或者侥幸心理。二是总结反思新的讯问方法以应对，善于运用国家法律、党的政策和检察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准来折服犯罪嫌疑人，使其认罪伏法，同时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全面体现打击、教育、感化、挽救的功能。三是善于利用律师会见也会给我们的侦查工作人员带来帮助，让犯罪嫌疑人基于对律师的信任而开口。四是从证据上强化物证、书证，从细节上固定证据，适当的时候由犯罪嫌疑人自己书写供词，防止律师介入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五是从时间上看，侦查过程要速战速决，防止律师介入后侦查方向侦查意图等的泄漏，以防止犯罪嫌疑人串供或毁灭证据。
（三）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加强实施细则制定
我国技术侦查概念表述最早见于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自1993年《国家安全法》、1995年《警察法》以来，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已经普及，甚至成为重大疑难案件破案的主要依靠力量。另一方面，《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于2003年通过，其中明确规定了技术侦查，我国于2003年签署了该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批准加入。2012年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这是一项查办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必不可少的侦查手段。当前，职务犯罪多发高发，随着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组织化，犯罪手段也更加狡诈、隐蔽、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不断增强，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是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自觉转变的必由之路。
（四）加强对律师行为的监督
侦查人员要学会与律师打交道。一方面尊重律师的诉讼权，为其行驶诉讼权利提供方便；检察机关既要支持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又要加强与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的联系，及时通报情况，建议并督促他们加强对律师的管理，规范律师执业行为，防止和及时惩戒律师的违法行为，尽量减少律师不法行为的发生，确保案件遵循法律公正有序办理。对律师在诉讼活动中伪造、毁灭证据、妨害证人作证、串通他人作伪证等违法犯罪行为，检察机关要认真查处，确保诉讼活动顺利进行。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修改条文逾百条，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方面都有重要完善。新刑诉法明确树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新刑诉法倡导的人权保障理念是对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根本性价值在刑事立法中的具体体现。伴随着人权保障理念在刑事立法领域的树立，特别是通过规范刑事司法行为的程序法加以明确规范，对今后侦查工作无疑提出了更高要求。对此，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认真思考，积极应对。
一、新刑诉法对自侦工作的影响
（一）严格化的证据规则，提高了搜证要求
新刑诉法要求对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职务犯罪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要求自侦部门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严格按照刑诉法的相关规定，告知其权利义务，全程录音录像要求侦查人员严格讯问方式方法以及讯问措辞，不能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供述及证人证言。
非法证据排除使得检察机关侦查取证工作面临了巨大挑战。证据的合法性既包括程序要合法也包括实体要合法，获取证据的手段、获取程序要合法，否则的话就会被当作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于职务犯罪来说，尤其是贿赂犯罪突破案件主要依靠的事言词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无疑成为涉案者为逃脱法律追究的一个重要的辩护理由。通过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摧毁犯罪嫌疑人的心底防线使其交代罪行，是检察机关在处理职务犯罪，特别是贿赂犯罪时最常用的手段，而新刑诉法禁止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使得侦查部门只能在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时，才可对案件有细致的了解，否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将自侦部门的政策攻心、法制教育等手段狡辩成威胁、恐吓，最终使得证据予以排除。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的手段、环境、方式、办案人员的语气语调等都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与要求。
（二）辩护制度的完善化，强化侦辩对抗性
新刑诉法对于辩护制度的修改主要有四点：一是辩护人参与诉讼的时间提前。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应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二是委托辩护主体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三是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新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将原来的范围扩大到部分精神病、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四是律师会见等权利得到更好保障，持“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
在自侦案件的侦查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普遍存在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而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以辩护人的身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使其参与相关职务犯罪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因而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在以往自侦案件办理中，办案机关突破案件的最佳时机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讯问初期，而如今在这一阶段，律师的提前介入，使得犯罪嫌疑人有了律师帮助，无疑是给犯罪嫌疑人打了一针强心剂。犯罪嫌疑人可能因为律师提供的法律专业知识，在面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更加镇定从容，提高其辩解能力，大大的加强了犯罪嫌疑人对抗侦查的意识，而且法律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运用沉默权，对一切有关犯罪的问题拒绝回答，或者避重就轻，只交代自己最轻的或者与犯罪无关的问题，以逃避法律制裁，使案件的突破难度加大。再者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对于缺乏职业素养、预谋不法行为的律师缺少监督，不可避免地有些律师为了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就会为其出谋划策，为犯罪嫌疑人如何供诉辩解提供意见。特别是新刑诉法赋予律师的申诉、控告权，使得检察工作中稍有不符合诉讼程序的行为，就会给律师以口实，使得侦查工作处于被动，这无疑给检察院的侦查和审查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三）细化了强制措施条件，加大了采取强制措施的难度 一是对取保候审进行修正完善。新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六十九条、第五十三条和第七十条对取保候审制度的条件明确、范围扩大、相关义务和保证金问题都作了新的规范。二是细化了监视居住条件。严防监视居住制度异化为变相羁押，同时完善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手段和刑期折抵。三是逮捕、拘留和审查逮捕的程序规范，明确逮捕条件和羁押告知义务，将必要性审查制度严格化，使侦查羁押措施在更加规范的法治轨道内健康运行。新刑诉法就强制措施的条件、程序等进一步细化、规范化，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更加苛刻，对传统的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为办案争取时间、辅助案件突破提出了挑战。
（四）侦查监督进一步强化，约束了自侦行为
侦查监督的强化主要体现在羁押必要性的严格审查上，新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逮捕后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程序，羁押必要性审查是为强化对羁押措施的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必要的关押。在对侦查活动监督中，对被采取羁押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要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发现不应当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变更强制措施就可能使侦查部门无法控制犯罪嫌疑人，不利于证据的收集。
二、自侦部门如何更好应对新刑诉法的规定
（一）要扎实充分地做好对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新刑诉法对禁止强迫自证其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律师对案件的辩护、代理环节极大提前,使得现行的职务犯罪侦查理念及侦查模式不能适应新诉讼法的要求,在适应新刑诉法的过程中,除了要树立“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与程序兼顾”的观念外,对于传统办案方式中将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突破案件关键的做法要予以摒除,要逐步树立依靠正面接触、讯问前的秘密调查及科技手段和技术侦查获取证据突破案件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逐渐形成依靠秘密调查和技术侦查,巧妙运用侦查谋略迫使涉案者自乱阵脚，露出破绽。在新刑诉法背景下,由于辩护律师的介入已经提前至侦查阶段,使得检察机关自侦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全程几乎都要面对辩护人的监督，律师享有充分的权利对抗检察机关。为有效查处犯罪,检察机关自侦部门的侦查工作中心应适当前移,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前,要做好相应的调查、侦查、取证工作,要更加重视立案前的自侦案件的初查工作, 一旦出现直接与案件相关的物证、书证等证据，必须高度重视，快速收集、查扣，以防毁灭转移。将相当一部分物证、书证、甚至言词证据予以固定。在自侦案件初查期间,在没有任何干扰的状况下,做好充分准备后,再立案进入侦查阶段,会使得侦查工作更加快速、有效。
（二）勤于专研讯问手段，严格规范审讯过程
新刑诉法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重大、复杂案件，传唤、拘传的时间可延长至24小时，传唤和拘传时间的延长为第一次讯问争取了时间，缓解了自侦部门拘留前办案时间紧张的压力，但即便时间有所延长，只有重视讯问技巧、提高讯问水平，才会真正解决审讯难的问题。为充分利用新刑诉法关于拘传24小时的规定，在目前审讯工作中自侦部门应提前准备、摸索规律，研究分析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情况，研究如何科学安排审讯时间、确定和规范犯罪嫌疑人必要的休息和饮食时间及场所，把握审讯工作的最佳节奏，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突破案件和固定证据。与此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审讯过程中应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一是要严格遵守提审讯问制度,规范办案工作区及看守所录音录像硬件配备及人员配置,对讯问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遵守看审分离和审录分离等规定，消除犯罪嫌疑人翻供、串供的可能性。
（三）适时灵活的运用强制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监视居住和逮捕等强制措施有了较为细化的规定，立案后首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既是检察部门必须履行的法定程序，又是决定案件成败的关键。侦查人员既不要寄希望于犯罪嫌疑人能作有罪供述，但又不能走形式、走过场。要充分运用已收集掌握的证据，打消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摧垮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对犯罪嫌疑人的言行和细节要多留意，多观察，多研究，从而发现新的线索和取证方向。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大胆适时地对其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改变讯问环境，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四）转换侦查模式,充分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
首先,新刑诉法规定了禁止自证其罪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得合法证据的获取难度大大的增加,技术侦查手段的补充又为证据的获取提供了新途径。检察机关在立案后,对于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批准手续,可以由检察机关决定采用技术侦查手段,并交由执行机关执行。因此,检察机关在办理自侦案件时,应当善于运用技术侦查手段的决定权,并与相关执行部门取得联系,相互配合,通过执行部门麦克风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方式直接而快捷地收集犯罪证据，增强自侦部门获取客观证据的能力,减少对口供的依赖。其次,检察机关在证据的获取方面,要兼顾实体与程序合法。在侦查工作中,要保持与律师及其它司法部门的联系,尊重并听取意见,及时纠正自身自侦案件处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要善于借助律师的作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说服教育工作,以实现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进而对案件的侦查起到事半功倍的促进效果。对于律师的申诉、控告,要予以重视并妥善处理,以确保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受非法侵害,也有助于维护检察机关的形象。自侦部门完全可以在表明检察机关对律师职业和权利尊重同时,提出要求其行业自律的建议,对少数律师的违规违纪行为及时通报,对个别律师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依法处理。
尚义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综合科 郭朝辉
(一) 侦查难度加大
辩护制度的修订, 造成侦查工作面对的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 同时还增加了律师。有些律师在这个时候会为犯罪嫌疑人出谋划策、应对侦查, 帮助犯罪嫌疑人逃脱罪责, 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从罪名、犯罪构成要件、刑罚处罚规定、不得的强迫自证其罪的运用等诸多方面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指出笔录中不利的供述和辩解, 提出如何供述和辩解的意见。使侦查机关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目标难以实现。
(二) 取证阻力加大
侦查阶段, 律师调查取证与侦查部门同步进行。律师有权到检察机关阅卷, 掌握侦查的进程和全部证据, 而检察机关却无权在起诉之前掌握律师所掌握的证据情况。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随时可能发生变化, 证人可能对侦查部门和律师各说一套, 使言词证据存在着不确定性, 这就有可能形成证实犯罪成立和否定犯罪并存的局面, 从而会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及其处理。
(三) 犯罪侥幸心理
侥幸心理是大部分犯罪的根源, 这在对反贪侦查工作中的影响极大。因为贿赂犯罪一般难以获取物证书证, 主要依赖于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和其他间接证据的佐证。
(四) 技术侦查的规定和电子数据被正式确定为法定证据
其形式为反贪侦查工作带来了助推侦查信息化和侦查装备现代化“两化建设”的重大历史机遇, 抓住此次刑诉法修改的机遇, 推动检察机关反贪部门的“两化建设”势在必行。
二、新刑诉法对反贪侦查工作方面的机遇
(一) 侦查观念和侦查模式将要全面转变
正确面对刑诉法修改, 牢固树立证据意识、人权保护意识, 正确对待上级机关的考核。对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 要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 摒弃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为目标的侦查观念和“由人到事”的侦查模式, 全面树立侦查取证“零口供”和“由事到人”的侦查模式。对案件的查处, 不能急于求成, 急于接触犯罪嫌疑人, 要长期经营, 全面收集和掌握与案件有关的一切材料和信息, 也就是要加大初查力度, 放宽初查时间, 为立案和预审做好充分准备。防止犯罪嫌疑人知道办案意图, 毁证灭据、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
(二) 技术侦查手段将被充分运用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这是一项查办贪污贿赂职务犯罪案件必不可少的侦查手段。随着科技水平的高速发展和信息化的普及, 职务犯罪日益呈现出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 犯罪手段也更加狡诈、隐蔽, 犯罪分子反侦查手段不断增强, 许多“一对一”的犯罪如受贿, 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 在理论上已经无法侦破。修改后的刑诉法将这一措施纳入其中, 对查办贪污贿赂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检察机关将借助这一手段, 克服侦查取证难, 瓦解犯罪嫌疑人订立的攻守同盟, 发现和获取新的案件线索及证据。
(三) 职务犯罪侦查权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延长了传唤、拘传的时间、新设了指定居所的监视居住, 增加了询问证人的地点、增加了强制采样作为人身检查的一个子类、扩充了“查冻扣”的对象范围;特别是授予了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过程中决定采取技侦手段的权力 (但无执行权) , 这些都有助于解决长期以来自侦案件侦查手段受限的实际困难。技术侦查权的进一步完善, 必将提高反腐力度和惩处效果。
三、加强反贪侦查规范化的主要措施
(一) 证据制度力度提升
新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犯罪嫌疑人口供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在职务犯罪侦办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贿赂犯罪中, 没有犯罪嫌疑人口供无法定案。虽然刑诉法同时规定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 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宽处理。但实践中, 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如实供述的情况少之又少, 更多的情形是拒不回答, 有了这个新规定, 犯罪嫌疑人完全可以凭借此规定, 拒绝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另外,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 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 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 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 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写入刑诉法对侦查部门的规范执法, 取证能力、程序意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部门不仅要负责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 还要收集证据证实自己侦查行为的合法性, 所取证据的合法性, 保卫侦查活动成果。
(二) 侦查措施加强
修改后的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 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 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 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 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 按照有关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并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所收集的材料可以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贪污贿赂案件, 具有不留案发现场, 发现难、调查取证难、证据固定难等特点, 一些犯罪嫌疑人很容易利用各种关系串供、毁灭证据、阻碍侦查工作, 甚至进行反侦查活动, 许多“一对一”的犯罪如受贿, 不借助技术侦查手段, 在理论上已经无法侦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包括秘密录音、秘密照相、监听、邮件检查等在内的技术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先进的技术侦查措施和手段的应用, 将有效增加侦查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四、结束语
我国新《诉讼法》在实施以来对我国反贪侦查方面的影响较大, 但从检查机构在应用科学技术手段的基础之上, 可以国际上更为普遍且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来维护我国法律乃至宪法的根本效用, 这样更能促进我国反贪污侦查工作的健康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邬振刚, 虞国忠.关于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前的调查与思考[J].公安研究, 1996 (6) .
[2]赵恒惟.刑诉法修改前后辩护与代理的比较[J].律师世界, 1996 (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