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一曲巾帼英雄的颂歌
继《诗经》、《楚辞》之后，在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了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叫做“乐府诗”。乐府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支奇葩，它不仅开拓了五言诗的新领域，而且对七言诗、歌行体乃至律诗绝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木兰诗》就是乐府诗中的杰出代表。
《木兰诗》是一首叙事诗。全诗短小精致,朗朗上口，只有三百余字,但是诗中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曲折离奇的情节安排和优美自然的诗歌语言让人百读不厌。《木兰诗》采用的是顺叙手法，全诗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出征前;第二部分是从军生活;第三部分是立功归来。作者在这三个部分中没有平均使用笔墨，而是有详有略，详略得当，重点写第一和第三部分。它通过记叙了古代一位名叫花木兰的女子替父从军的传奇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个不朽的巾帼英雄形象。
《木兰诗》具有乐府民歌的独特风格。诗的开头就采用了民歌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木兰当户而织、不断叹息的情景。在此，作者没有平铺直叙地述说木兰从军的原因，而是从木兰的心理活动入手，在叙事中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使读者看到了一个敢于挑重担、富有责任感的果断勇敢的妇女形象。接下来，诗歌叙写了木兰出征前的准备，用了四个重复的句式，极力渲染了离家出征前紧张的战争气氛。然后，诗歌第二部分叙写了木兰离别了父母奔赴战场，踏上征途的情景，表现了木兰远离家乡，对故土、对亲人的依恋之情，突出了她一个平凡女子的儿女情怀。随后，写木兰在军中的征战生活，但作者寥寥数语写得极为概括，从南征北战一直到立功归来，仅用了“关山度若飞”以下六句，可见作者的兴趣不在于表现战争，而在于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这一戏剧性事件上。诗歌第三部分再写木兰立功归来后的情景。作者在此又用了不少笔墨来竭力铺写。先写木兰立功回来后见天子，天子坐厅堂接见她。木兰不要做官，不要赏赐，只要千里马一匹，速速还乡，可见其归心似箭，同时也显示了这位平民出身的女英雄不爱功名富贵的优良品质。经过了长期艰苦的`战争，木兰终于回到了故乡。诗歌细致刻画了木兰全大学网家闻讯后的喜悦。这里诗歌依旧用了反复、排比的句式，不厌其详地写了爷娘、阿姊和小弟的举动，烘托了欢快喜庆的气氛;接着写木兰到家后的喜悦心情，开东阁门，坐西阁床，换装、梳妆打扮后恢复了女子的本来面目，最后出门看伙伴，伙伴大吃一惊，“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这一情节极富喜剧意味。
纵观全诗，花木兰的故事充满传奇色彩，诗歌用喜剧的形式，塑造了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可以说，《木兰诗》既是一曲巾帼英雄的赞歌，也是对爱国主义的歌颂。木兰是一个普通女子,她生活在寻常百姓家,当户而织,说明她勤劳能干;停机长叹,为父亲的事忧心苦闷,说明她懂事善良、有孝心;“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说明了她刚刚离开父母就已经非常想家的女儿情怀;十年征战，重回故里,急于恢复女儿之貌,又恰到好处地写出了她天真可爱的性格。木兰又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女子,当年迈的父亲被迫要出征打仗的时候,她毅然决
定代父从军,这份孝心感天动地,这份勇敢令人敬佩。征战沙场十年,屡立战功,如果不是骁勇善战,是不可能做到的;和伙伴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而没有被发现是个女子,如果没有足够的聪明机智,是不可能做到的;凯旋归来,天子封赏,不为所动,宁愿辞官还乡,这份不慕功名富贵、宁静淡泊,也是平常人难以做到的。她既有善良坚毅的一面,又有机智活泼的一面,既不是武夫式的顾大嫂,也不是娇滴滴的崔莺莺,而是一个集女孩子的娇美和柔情、坚毅和勇敢、质朴与谦逊、爱国与爱家于一身的奇女子形象。她爱劳动，爱亲人，爱祖国，爱和平自由。木兰的形象是古代人民理想的化身，她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机智勇敢、坚强和淳朴的优秀品质。
《木兰诗》用了不少重复排比、对偶的句式，语言流畅富有韵味，体现了民歌的风格，全诗明朗刚健，质朴生动，正如明人胡应麟所说：“此歌中，古质有逼汉魏处”。因此，北朝民歌《木兰诗》和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一起，被誉为乐府民歌中的“乐府双壁”。
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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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兰诗》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首北朝民歌, 它选自宋代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 又经后人加以润色修饰而广为流传, 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南朝的《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那个时候, 儒家妇女观已经有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经典《周礼·天官冢宰第一·九嫔/女史》就有“九嫔掌妇学之法, 以教九御, 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说法。东汉史学家班昭《女诫》中也有这样一段话:“夫云妇德, 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 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 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 不必工巧过人也。清闲贞静, 守节整齐, 行己有耻, 动静有法, 是谓妇德。择辞是谓妇容。专心纺绩, 不好戏笑, 洁齐酒食, 以奉宾客, 是谓妇功。此四者, 女人之大节, 而不可乏无者也。”[2]北魏时期, 统治者曾大力推崇先贤、设立太学, 并置五经博士, 要求妇女们必须遵循“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 当时的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经学氛围之中。
由此可见, 妇德是中国封建纲常伦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正是由于《木兰诗》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忠孝两全、深明大义的花木兰形象与封建社会对女性的种种道德要求相契合, 她才更容易为大众接纳, 更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换句话说, 这样的女丈夫形象其实是建立在遵守传统妇德的基础之上的。花木兰为何要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历尽艰辛立下战功之后, 她为何又拒赏回乡?在这种孝顺体贴、不慕容华的美德背后, 又是否暗藏着难言之隐呢?因此, 我们有必要从诗歌的内容及其描述对象的角度出发, 对传统观点进行新的批判和解读, 再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影响加以审定。花木兰代父从军、拒赏回乡的举动很可能并非是出于个人意愿, 而是一种在封建纲常伦理对女性的束缚之下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从诗歌的整体来看, 它涵盖了可汗点兵、代父从军、战前准备、艰苦行军、纵横沙场和解甲归乡等部分, 叙述背景也在家庭———战场———朝廷———家庭之间转换, 将木兰“不用尚书郎, 策马还故乡”作为最后的结局。李俊在《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一文中对此诗做出如下解读:“……这是汉文化对《木兰诗》文本系统包括语言、结构、形象、意旨的重构;是男权社会主导的文化权力施展魔刀、按照自身的文化、需求和规范, 对一切文化的创造物进行删削和改造的问题。……《木兰诗》就是按照儒家的伦理规范对理想女性的要求来塑造木兰的, 木兰完全符合四德的规范。”[3]《木兰诗》虽是以花木兰自身为叙述主体, 但真正想传达的思想主线却是男性, “木兰的身份、地位和情感思维趋向的形成不是自然的, 而是男权社会文化塑造出来的, 是男性欲望外化的符号。”[4]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对《木兰诗》的传统理解方式。
作品一开头就描述了木兰对窗纺织的场景。“唧唧复唧唧, 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 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 女亦无所忆”, 表达了木兰内心的焦虑之情。有不少学者曾针对这其中的“思”和“忆”提出过很多不同的看法。在传统解读中, 木兰思忆的是在“昨夜见军帖, 可汗大点兵”之际家中“阿爷无大儿, 木兰无长兄”的现实状况, 才因此做出“愿为市鞍马, 从此替爷征”的决定。这样看来, 木兰所思所忆的内容确实是有具体指向的, 可在后文里她为何又说自己“无所思无所忆”呢?这不是前后矛盾吗?况且,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 代父从军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光荣的行为, 花木兰又为何不直接表明自己的想法呢?这便令人十分费解了。著名历史学家吴小如先生曾就这个问题细检过《诗经》的十五国风, 发现所有包含“所思”语句的诗篇中, 十之六七都与男女的思慕之情紧密相关, 汉乐府诗歌和南朝梁萧统选录的《古诗十九首》亦可成此一说;而“所忆”之意则指男女之间的思念情绪。他在著作《古典诗词札丛》对“所思所忆”的内涵作过精彩绝伦的解读:“广义的‘思’和‘忆’无所不包, 而狭义的‘思’和‘忆’就专指男女之间的互相思忆。……木兰回答‘无所思’‘无所忆’者, 意在说明自己并非少女怀春, 而是想到父亲年老, 出征作战大有困难。……从一问一答中体现这一少女形象的高尚纯洁, 不同于一般只想找婆家生孩子的女性。”[5]
虽说花木兰的巾帼英雄形象为历史长河增添了不少亮色, 但从本质上来看, 她扮演的毕竟只是一名女性角色———无论有着怎样的雄心壮志, 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家国观念, 可对于一名正常女性而言, 对爱情的向往和渴盼是内心最原始自然的欲望需求。《木兰诗》的这一部分确实将木兰体贴长辈、坦荡大气的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 但她这样的言行举止却给人一种刻意遏制女性正常欲望与需求的压迫感, 带有不自然的掩饰之意。另外,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来看, “可汗点兵”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上层统治者强行施加于下层劳动者的行为, “军书十二卷, 卷卷有爷名”的诗句更能说明当时的参战者是出于对强制命令的被迫屈服。因而, 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决定从字面上看似乎是一种符合传统孝道的举动, 而实际上却是屈从于封建制度的无奈之举。
对于花木兰购置马匹和万里行军的过程, 作品作了一番很长的叙述, 就连“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 北市买长鞭”如此琐碎的准备活动都作了详尽的描写, 行文节奏相对短促。“万里赴戎机, 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析, 寒光照铁衣”, 正当木兰结束长途军旅之行、即将上战场之时, 作品却出人意料地并未对具体的战争场面多下笔墨, 相反, 作者只是用短短一句“将军百战死, 壮士十年归”就简明扼要地传达了花木兰凯旋的消息。对此, 我们不免会提出疑问:这样的叙述方式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如果这首诗的主旨是为了突出花木兰的英雄豪杰形象, 那么她在战场上无所畏惧、奋勇杀敌的过程便是最好的体现;可事实上, 文中关于双方激战的内容少之又少, 几乎是敷衍性地一笔带过———这种做法与此前长篇幅的描写形成了鲜明对比, 难免给人一种草率了事之感。由此观之, 《木兰诗》并非仅仅是为了赞扬主人公保家卫国的所作所为;诗歌之所以会对战前过程进行详细描述, 是为了从侧面反映出战前准备环节的繁琐和长途行军环境的艰难, 在竭力打造这样一种临危不乱、从容不迫的女丈夫形象的同时, 于无形中给主人公的精神层面打下“尽孝忠君”的烙印, 并借此彰显和宣扬封建正统思想。
至于诗歌中提及的天子犒赏三军的部分就更加耐人寻味了。“可汗问所欲, 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 送儿还故乡。”花木兰辛苦征战十余年, 当凯旋之际却坚决不接受任何功名奖赏, 真不愧是名副其实的女中豪杰!但是, 如果我们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现实, 并将她放置在这样一个崇尚“男主外, 女主内”的封建等级社会背景下来看, 花木兰最终选择了拒赏回乡很可能另有他意。
五经中的经典著作《礼记》就有着“三从四德”的说法, “三从”即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四德”便是上文所说的“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四个原则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社会, 人们也一直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花木兰解甲归乡的举动确实透着一股非同寻常的豪迈之气, 而它也从另一面揭露了女性在封建等级制度下的卑微地位。即使她帮助统治者和国家赢得了胜利, 战后却重新恢复了原先普通女性的角色, 因此她没有任何权利去赢得功勋和官职, 拒封辞赏、解甲归乡是她唯一的选择———这正是当时传统女性受自我意识约束的表现。退一步讲, 就算花木兰当时确实是本着无欲无求的思想而坚决不受一官一职, 但对于一名普通女性而言, 十二年漫长的征战生涯几乎耗尽了她全部的宝贵青春时光, 同时还承受着远大于常人所要承受的压力, 却最终一无所得———这不能不说是一部人生悲剧。因此, “木兰不用尚书郎”并非是大部分人所认为的那种淡泊名利之举, 它实则是一种妇德的体现, 是男尊女卑社会的必然结局。
另外, “男扮女装”的行为在当时看来也是一种阴阳失序、有伤风化的大事, 特别是花木兰当时尚处于军营之中, 万一性别败露无疑会扰乱军心, 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王之江在《悲剧意识与中国古代忠孝观———以〈木兰诗〉为例》一文中分析过战后花木兰没有被治罪的缘由:“所谓欺君之罪, 历来都取决于皇帝个人的兴致, 如果皇帝高兴, 天大的欺君之罪也可化为乌有, ……木兰替父从军, 尽忠尽孝, 充分地维护了封建宗法制的皇权统治, 这样的忠君孝子, 焉能治罪?……不过, 木兰终究是女扮男装, 犯了男女之大防, 乱了乾坤之道。为了不使皇帝难堪, 木兰只能回故乡, ‘着我旧时裳’。”[6]由此观之, 花木兰这种与纲常伦理标准相契合的女中豪杰很可能是经过夸大修饰的, 上层统治者只不过是利用性别身份的特殊性塑造出这样一种巾帼英雄的形象, 从而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花木兰不过是为了避免背上“牝鸡司晨”的罪名, 她实质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又一个牺牲品。
“爷娘闻女来, 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 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 磨刀霍霍向猪羊。”下文为我们展现的是亲友相迎的热闹景象。木兰历经十二年的艰苦战争岁月终于荣归故里, 诗歌的气氛开始变得轻松明快, 淡化虚化了主人公结局的悲剧性和现实性。李俊这样总结道:“在喜剧性的气氛中, 一方面是大团圆的民族文化心理期待的实现, 另一方面却是遮蔽了女性在男权社会秩序中遭受压抑、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地带的处境和命运。这意味着它消解了故事中潜在的男女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矛盾冲突, 阻断了对故事进行深层意义探索之路。在大团圆的喜剧气氛中, 男女的权利裂缝被弥合, 社会的矛盾被巧妙地隐蔽起来, 潜在的、威胁性的某些女性意识与思想随之隐遁。”[7]
当木兰“脱战时袍, 着旧时裳, 当窗理云鬓, 对镜贴花黄”, 重归温婉柔弱的女性本色时, 她的形象瞬间又升华到了一个新高度。中国的传统观念体系中一向尊崇这种返璞归真的品行, 结合此前事亲忠君的印象, 这番描写将花木兰内心淳朴自然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塑造出一种刚柔并济的女性模范;同时, 《木兰诗》将她的形象回归至狭隘的小农家庭环境之中, 这又完全迎合了封建道德标准。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花木兰的这段代父从军的经历是以成功地掩盖女性身份完成的, 她的成功是以男性的标准塑造和打量的;战后, 她又不得不褪去忠勇善战的刚强一面, 重新回归到劳动妇女的身份地位———她突破了低级封建礼教的藩篱, 却维护了高级封建道德堡垒, 这样的做法既满足了社会大众的审美要求, 又与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丝毫不冲突。的确, 花木兰所展现的人格魅力是此前任何一个女子都不具备的, 但她依旧身陷于封建伦理束缚中不能自拔, 依旧无法挣脱当时对妇女“藏之于东山, 束之于阁楼”的桎梏, 反倒成了为迎合封建统治者的心理而树立起来的道德典范。褪去这层经过美化的外衣, 她只不过是一名被封建纲常伦理麻痹的女性, 刚巧符合了传统四德的标准而已。
魏晋南北朝时期, 上上下下正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男权衰微的政治背景之中, 再加上强敌犯境、战乱频仍, 这样的社会环境无疑是打造时代英雄的现实条件, 也是女性英雄横空出世的唯一土壤。李俊在《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一文中作过这番理解:“男人从女性的子宫中孕育、分娩而出, 昭示着男性心灵深处对女神的崇拜无法完全抹杀掉。……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乱世, 战争频繁, 所以不仅女性的文才受到关注, 而且女性的武才也有表现的机会。因此, 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 特别是男性文化遭遇危机之际, 女神原型就浮出水面。”[8]无论是替父从军、男扮女装的花木兰, 还是后世其他同样具有“巾帼不让须眉”风采的秋瑾、穆桂英等女性英雄, 她们无不产生于社会崩坏、男权衰微之际, 这不但不会打破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粉碎男权的专制统治, 反倒为促进社会安定、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注入了新的力量。可以这样说, 花木兰实际上是“男权文化制造出来的欲望女性神话”。[9]
最后, 《木兰诗》以一种颇为幽默诙谐的形式作了结尾, 其中蕴涵的深长意味却很值得琢磨。洪申我在《〈木兰诗〉的另一种解读》一文中作过如下点评:“‘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 安能辨我是雄雌’, 流露出些许中国式的幽默, 也带有一丝‘识尽愁滋味’后, 欲说还休, 却道‘天凉好个秋’式的苍凉。” (10) 十二年所经受的艰难困苦, 十二年所承受的心理压力, 花木兰将这一切的劳累与辛酸都浓缩于笑谈之中, 可这种心绪又如何说得清道得明呢?如此豁达大气的人物形象背后, 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苍凉与沉重。
总的说来, 《木兰诗》表面上是一首广为流传的英雄赞歌, 但字里行间却给我们展现了一部个人悲剧和时代悲剧, 揭露了当时封建制度下的社会现实。众多古代女性被套在沉重的伦理道德枷锁下却浑然未觉, 这就是鲁迅先生所总结的“集体无意识”生存方式的充分体现:她们被封建传统思想的罪恶所麻木, 并无意识地克制着最原始自然的情感, 无意识地被封建等级社会压榨和剥削;而这种屈从和盲目却使得她们成为他人口中恪守传统美德的典型, 成为其他女性竞相尊崇的模范。由此观之, 《木兰诗》所塑造的这类女中豪杰的形象背后, 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悲剧阴影———正如很多学者所说, 花木兰之所以会成为人们口中广为流传的英雄形象, 是因为她很好地将符合封建纲常伦理的“忠孝”思想变成了自身具有代表性的精神特质。这便是巾帼英雄光环下的真正可悲之处。
参考文献
[1]浙江文丛.胡奎诗集 (繁体竖排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9.1.
[2]徐梓主编.张福清编注.中国传统训诲劝诫辑要:女性的枷锁.女诫.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6.
[3]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 (文学研究版) , 2009, 11.
[4]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 (文学研究版) , 2009, 11.
[5]吴小如著.古典诗词札丛.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4.1.
[6]王之江.悲剧意识与中国古代忠孝观——以《木兰诗》为例.辽宁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2, 5.
[7]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 (文学研究版) , 2009, 11.
[8]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 (文学研究版) , 2009, 11.
[9]李俊.木兰男权文化中新型的理想女性形象.现代语文 (文学研究版) , 2009, 11.
隔山相望的陕甘两省，咫只相邻的镇塬、平地两村，所演绎的沧桑变迁，人间百态，多少活画写实了一方山水的淳朴民风，也从中让人深深体味到了这个古老民族积淀许久的传统民俗民德竟是那等至崇、至善和至真。面对父辈们施恩报恩的一腔赤诚，不以为然地近乎戏谑和讥讽的庄老汉的儿女们身上，无疑又透射出新一代农民新的价值定位和情感取向。苦心经营的交往准则和人间道义已不同程度地爱到冲击和嘲弄。开始坍塌的民俗民风多少又让作者和军校痛心疾首、忧心如焚，挥笔创作该短篇之良苦用心也就可见一斑。
受经济大潮的影响，功利追逐的驱动，处在极剧转型期的芸芸众生们，有谁还能为一个饼子的恩典负债般地一生牵念耿耿于心呢？又有谁能憨直和迂腐得不可复加，硬是凭着一世的等待证明情义和诚信的可贵呢？人间无价的情义，至上的精神，势必激发强烈的共鸣，势必鼓动人们复苏渐已泯灭的天良和开始沦落的亲情，也自然会通过字里行间的感悟，重新构筑原本不朽的精神世界。
现实与传统抗衡，矫情与真诚宣战。该短篇力透纸背地写实，平白浅显的话语含蕴中看到和读到了一种深刻变革时期古朴与时尚的剧烈斗争。守节守信的纯朴、憨直、可亲、可敬；趋利急功的冷漠、矫情、可恶、可憎；相形之下不由人为痛逝的过去高唱挽歌；为将来生存的理念，为固守千年的亲情道义的沦落而悲悯。
庄满子掷地有声地豪壮和义气，老胡死守诺言的忠厚和木讷，狡诈刁钻的庄满子的女儿女婿，世故圆滑精明薄情的大儿小儿。一组立场各异的人物组合，上演了一曲悲怆而又近乎黑色幽默般的世俗风情戏。“你方唱罢我登场”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让每个人物在特定的场景和特殊的故事情节中尽情地自我表演。旧式农民和新型庄户人的形象迥然各异，跃然纸上。一辈子侍弄土地和不争气的病婆娘，庄满子劳作之余除了剔除老茧之外，一生的牵记似乎都源于那一个高梁饼；而儿女们则一心想如何逃离土地大笔赚钱，就是在父亲弥留之际还伺机为自己生意场上的得失或庆幸或悲叹。哭的是生意赔了，喜的是生意赚了，父亲一世的辛劳都不能换回他们那点恻隐之心。对饥饿，对死亡，他们没有切肤的体验和感受，当然对生命的馈赠和恩德的回报是那样迟钝和冰冷。成长经历的不同造就了不同审美价值的一代人。作者刻画艺术形象没有刻意做作，没有尽善尽丑的绝对机械化拼凑，而是调动诗情的方式，讽刺的方式，诙谐的方式或直白抽象的方式完成了从生活向艺术的转化。貌似轻松的一笔恩债背后隐藏了多少无尽地震憾人心的艺术愉悦。
浪漫主汉手法的艺术处理，加大了该小说情节震聋发聩地表现力度。出乎意料，似乎又合乎情理之中。庄满子七天不吃不喝不省人事，就是不肯撒手人寰。多少有似于为多点一根灯芯而不肯咽气的严监生，不同的则是严监生为财，庄满子为情。老胡为义宁肯以一生为赌注，以十个馒头的回报阐释论证了世间好人居多的论断，于是从容慷慨地如同成就一桩伟业般无怨无悔地跟从死神而去。为一块饼的恩典，为一世的情义，为一句话的许诺，两人竟然结伴归西，不由然为至诚至信的人间道义所折服。这种偶然性结局的艺术处理无形中反映出作者创作的主观倾向性。如若狭隘地从创作客体的角度出发，情节发展的结局不无有着斧凿之痕，但真正从艺术空间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以及从审美意识的再度体验来说，也并非没有一定的合理性。作者巧妙的艺术处理正好说明了作品创作中主体的重要性。无巧不成书，且不可去求全责备地一味讨论情节的真实与否，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去理解作者创意的目的和意图。通过如此夸饰和有意安排，作者就是要高扬人性之旗帜，烛照人生审美之体验，企图唤回人间道义和亲情。
浓郁的乡土气息，特殊的话语含蕴，营造了本小说审美的自身世界。纵手而成，不加修饰，甚而十分土气的语言把大西北豪放粗犷的地域民族风情写得如此具体逼真。小说开篇以“土镇塬看老胡”吊在庄满子嘴上几十年的口头蝉启承转合，煸情叙事。通篇见不到一个特意雕琢的华丽词藻，全是庄户人家的口头俗语。作者和军校自然天成的乡音俚语，成为小说的一种特有的表现形式和叙述手段。作者朴实无华的语言，烘托了一个妙不可言的意境，从而浸透了作品的思想内涵。作者真正把语言摆在了小说的本体地位，切实落实了小说创作中语言为第一要素的文学理论。因为语言本身就是创造意义的场所，斟酌一种语言其实就是体味一段独到而完整的社会生活。
有人说，“写寓言如果是给小孩子看的，就应该单纯一些;如果是给大人看的，就应该聪明一些。”这话对于童话也一样适合，更妙的是单纯和聪明也并不矛盾，所以就会有既适于孩子也适于大人看的童话，比如说《杨柳风》和这本《沃特希普荒原》。
不过跟《杨柳风》相比，《沃特希普荒原》在情节上曲折了许多，人物也更多。大体情节是这样的：
兔子兄弟榛子和小多子出生在桑德弗德领地。小多子天赋异禀，能预知将来，它预感到一场来自人类的毁灭性灾难已迫在眉睫。榛子和小多子建议兔子首领赛尔拉带领兔群搬迁，然而，他们不但遭到了拒绝，还被指控煽动叛乱。于是榛子兄弟只好带领其它几只公兔子匆匆逃离领地。
它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穿森林、渡大河、涉荒地、躲过了追捕者和天敌，一路上的磨难让它们抛开了最初的猜忌、怀疑，成了团结一致的整体。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这一群兔子在沃特希普安顿下来，而一路上榛子表现出的果敢、坚毅、体贴和智慧，也使它渐渐成为新的首领。
在沃特希普荒原，它们的生存依旧艰难，依旧面临很多风险与挑战，但榛子带领着大家与各种敌人经过生死攸关的周旋，终于让沃特希普荒原迎来了和平。
全书情节虽然曲折，但是叙述流畅，几处伏笔打得也很自然;语言生动，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性格鲜明、活灵活现，而景物的描写也很美很抒情。50万字的大部头，基本上可以一气读下来，而其中不断穿插的远古时代的兔子领袖艾尔·阿瑞拉的传说，既为故事的主线增添了许多趣味，某些时候也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这本书1972年一出版就获得了世界儿童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英国卡内基儿童文学奖。
中文版的作者简介中说该书堪与《杨柳风》和《动物庄园》相媲美，刚开始觉得这个评价不伦不类——《杨柳风》和《动物庄园》怎么能拉到一块呢？前者是纯粹的童话，而后者是标准的政治小说！不过读完《沃特希普荒原》后，感觉这个说法也可以接受，在孩子眼里，这可能是一个情节曲折却并不复杂的童话，它讴歌了一切优秀的品质，智慧、勇敢、正直、坚毅、善良……
在成人眼中，这个故事也还可以有更深刻的寓意。赛尔拉的固执导致了族群的灭亡、治伤草的独裁导致了叛逃和战争，尤其是野樱草们的明知死亡随时会来，却还耽于每天胡萝卜的生活态度，这些都发人深思，而榛子们历尽艰险争取来的自由和平的生活，不是显然更会让成年人悠然向往吗？所以，这绝不只是一本给孩子看的书，也适合成人阅读。
有评论者认为，《沃特希普荒原》受到了《出埃及记》的影响，艾尔·阿瑞拉和太阳神弗瑞斯的故事也有《圣经》的烙印——这都是可能的，文学是应该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的，正如我们在《杨柳风》中也看到了潘神，《圣经》以及希腊、希伯莱文化对欧洲文学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于艾尔·阿瑞拉，这只兔子怎么看都像是列那狐！
总的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这本书，翻译的还算差强人意，大体上的意境还是说得过去的。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插图，把兔子们画得呆头呆脑、毫无生气，这样的插图，倒还不如干脆没有算了！父母们带孩子读这本书时，可以跳过插画，直接朗读文字。或者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想象，为故事配上插图，这也是一种别有情趣的阅读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