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农民问题

中国近代的农民问题（推荐7篇）

中国近代的农民问题 篇1

班级：广告策划3班学号：20113501姓名：贾敏中国近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国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中国农民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前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喊着“均田免粮”口号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打着“扶清灭洋”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再到新中国成立背后广大的农民队伍，无不闪现着中国广大农民的身影，他们的智慧和汗水在中国近代社会的历程上书写了辉煌的篇章。

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博学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来看，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社会活动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首先，从思想观念上来看，中国古代是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国家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农民就在社会构成中占了很大一部分，为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做出了极大贡献。包括现代，农业也是国家产业之根本，农民也还是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体。从1840年到1949年这样一段布满硝烟的岁月里，中国农民挣扎的模样犹然深刻，土地政策在变，革命方式在变，洪秀全的“均田免粮”粉碎在了天京的浮华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最终也没能战胜资产阶级利益最大化的根本诉求。之所以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是因为他彻底地意识到中国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之前的或者农民起义或者资产姐姐革命，因为他们的阶级局限性，容易忽视中国底层农民的需求和生活现状。近代以前，中国农民大多尊崇的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的小农思想，而近代，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许多农民渐渐放下对商业的歧视，而且大队伍的农民还加入了工业生产，为社会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更加合理的利用了农村的过剩或剩余劳动力，加快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

其次，从社会活动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的陈胜吴广起义、李自成起义、或者说最成功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都脱离不了狭隘的小农思想，只想着推翻一个政权，再建立另一个封建政权，给农民更多的剥削和压榨，当他们手握天下的生杀大权，当他们之手翻云覆雨的时候，可能已经完全忘却最初的誓言了吧——给农民一个自由的生存空间。而近代农民很多都加入到自发起义运动中，从原来的推翻一个政权到反帝反封建再到人民当家做主，这样的思想飞越和精神跨度是中华民族在封建政权统治千年后的最响亮的呐喊。近代以来西方的经济侵略促使中国传统的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中国农业经济也日益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并成为其市场体系中的一部分。中国自然经济的基础虽然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土地所有制任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阻碍。农民阶级仍是近代中国社会人数最多的被剥削阶级。因此近代中国各阶级各政党各政治团体能否高度重视农民问题、能否解决农民问题决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得到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据定了其政治纲领能否化为一场农民广泛参加的社会运动。

就中国近代社会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来看。太平天国起义及其失败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伟大的革命潜力：但它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1921年9月，经过共产党人的努力，浙江萧山县衙前村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开展反抗地主压迫的斗争。1922年6月，彭湃来到家乡广东海丰县赤山约，经过艰苦的工作，成立了农会。次年元旦，召开海丰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全县范围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起来。这种新式的农民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也是不曾有过的。

中国近代的农民问题 篇2

一、流民产生的原因

一是人地矛盾不断激化。首先, 继清代以来, 中国人口数量持续增加, 开垦土地无法满足过剩人口。洪亮吉曾描述:清乾隆后期, “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 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 江浙一带“承平日久, 人民户口百倍于前”, “为商为贾奔走四方, 又百工技术, 吴人为众人满之患至斯极矣”。其次, 土地兼并十分严重。民国时期, 各地地主、军阀、商人等扮演着土地兼并的重要角色。例如近代军阀张作霖在东北占有151600垧 (一垧15亩) 以上, 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刘文辉等, 都占有大量的土地;安徽霍邱的张敬尧、阜阳的倪嗣冲家, 各拥地七八万亩以上。

这份抽样调查, 较为直观客观地反映出各类农民的无地化趋势的动态, 也可以看出农民无地化趋势的地区差别以及引起这些差别的内在原因。正如抽样资料的调查者乔启明分析:“扬子江沿岸为我国田地肥美之区, 田价昂贵, 而佃户众多。宿县为田地膺瘦之区, 田价低贱, 佃户之百分率, 亦不如昆山、南通之高;然迩来该处田价日增, 而佃户之数, 亦日多矣。”

二是资本主义的冲击。由于近代外来资本主义入侵, 传统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 广大农民因失去生产资料而成为过剩人口;旧有的社会结构遭遇空前冲击, 旧有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已经不适应近代历史发展进程, 很多人在社会转型中失去了生活支柱, 游离于社会边缘, 成为游民。在近代机器工业的排挤下, 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原有职业, 游离城市边缘。有人曾记载“中国开辟通商, 垂六十载。既自以情形隔膜, 将利权所在, 举而界诸异国之人, 频年海溢川流, 岁出金钱万万。遂使廿一行省, 无一富商, 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 尤如恒河之沙, 不可计算。”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的转型, 在以引进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技术打破自然经济的同时, 也诱发出更严重的流民问题。

三是受天灾人祸的影响。首先是天灾, 据《中国灾害史年表》记录, 自1840年到1911年, 全国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共计1354起;从1920年到1936年, 全国因灾荒致死的人数达18353203人, 财产损失更是数不甚数。《大公报》民18年1月16日刊曾记载:“皖北匪灾, 阜阳惨劫。纵横二百余里, 死亡三万余人, 儿童铁丝穿手, 妇女裸体焚烧”, 而当时西北灾情最为严重, 二千多万民众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 冯玉祥曾在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电中说“去岁水早成灾, 遍及南北, 尤以豫陕甘三省灾情最重, 日前筹贩会包委员承志自陕西来京, 道及陕州以西, 流亡载途, 每日倒毙数十百人。又第二集团军伶师长麟阁自甘肃来京, 亦言兰州导河、平凉、天水一带, 饿死甚众, 麦一斗之价, 涨至元二角, 人民卖妻易子而食, 十余龄男女, 标价三、五元, 与一斗麦价相当”。1938年, 豫、皖、苏三省44县遭受水灾, 近400万人流离失所。1943年, 河南连续遭受“水旱蝗汤”四害, 使300余万灾民被迫迁移。农民的贫困化, 使他们失去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农民为了生存只能选择外出逃荒。其次是人祸,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 战乱频繁, 加剧了本已十分严重的难民问题。大规模的战争, 常常是掀起区域性难民迁移高潮的主要动力。

二、流民对城市化的积极影响

首先, 大量流民流入城市, 使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据《中国救荒史》记录:“南京之人口在民国初年仅有二十七万弱, 今则增至一百万人;上海人口在辛亥年间犹不足百万, 今已增至三百万人以上;北京人口在民初仅约八十万, 今已增至一百六十万;广州人口在民初仅八十万左右, 今亦增至一百余万……我国都市人口, 死亡率常超过生殖率, 此巨量之增加, 其主要原因, 显非由于自然之增殖, 而系由于农村逃荒人口之移集。”城市人口数量增多, 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则是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标准之一。

其次, 流民涌入城市, 为近代城市工商业发展提供了庞大的后备劳动力资源和潜在的消费市场, 推动着近代城市近代化进程。鸦片战争结束后, 中国城市开始进入城市化进程, 而近代工商业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重心。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需要劳动力资源, 而大量流民自发涌入城市恰恰满足了这一条件。1894年中国产业工人有9万余人, 辛亥革命前迅速上升到50余万人, 五四运动前夕已超过200万人。《海关十年报告》指出:“在上海的中国人中有许多是外地人。他们是被各种各样的就业机会吸引到这里来的。买办、仆役、船员、木匠、裁缝、男洗衣工, 店员则主要来自宁波。侍候外国妇女的大多数女佣以及本地人商店的刺绣工和妇女头饰工是苏州来的……”。流民提升了底层市民的社会地位, 改变了城市社会角色结构, 对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三、流民对城市化发展的消极影响

流民对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 但当庞大的流民群体纷纷涌向城市, 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劳动力供给过剩等一系列负面影响。

首先, 大量流民涌入城市, 使城市人口过度膨胀, 超出了城市人口承载力的最大限度。流民没有固定的居住场所, 只能在城市边缘搭建临时的棚户。这些棚户的生存条件非常恶劣, 严重影响城市的环境市容。“极端的贫困, 无穷的痛苦和灾难, 大量的芦席早棚随着垃圾、污水和蚊蝇、蛆虫, 许多居民饥寒交迫、贫病死亡。”

其次, 大量流民涌向城市, 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 劳动力价格更加低廉。廉价劳动力的过分剩余, 使得资本家残酷剥削雇佣工人, 加速了工人的贫困化。同时由于劳动力价格过于低廉, 大大打消了资本家改善生产经营条件, 运用先进生产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积极性, 阻碍了近代城市工业化进程。

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既无外部条件的推动, 又受国内环境的制约, 期盼通过发展国内民族工商业以解决流民问题, 平衡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理想方案, 只能付诸东流。对于当今社会的民工潮现象, 应首要发展现代农业、乡镇企业将解决劳动力问题就地解决;其次, 加快发展城市工商业以及第三产业, 国家和地方政府应鼓励个体创业, 以充分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再次, 提高农民其自身素质, 并使其逐步完成非农化的转变过程, 同时尽量消灭城乡差别, 实现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同构化, 这些都是是近代中国有关流民与城市化问题带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摘要：外来人口的流民是中国近代城市近代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以及天灾人祸使大量乡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迁移, 到城市谋生。流民的涌入给近代中国城市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一方面, 大量流民流入为城市近代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 大规模外来的流民使城市就业困难加剧, 贫困、住房及商品供应的紧张等各种因素造成近代城市社会秩序失衡, 给城市近代化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

关键词：流民,城市近现代

参考文献

[1]《洪江北诗文集》.《施阁文甲集》.

[2]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 风俗.

[3]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一) , 第138页.

[4]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

[5]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上海书店, 1984 (影印本) :40.

[6]池子华.中国流民史 (近代卷)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82.

如何复习中国近代史两次农民运动 篇3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属于近代史中的抗争史,近几年中国近代史主要从近代化角度考查,但2009年高考主要从抗争史的角度来考查。因此我们在复习这两次运动时,一要注意它们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特别要注意《资政新篇》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方面倡导近代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另外这两次运动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客观上减轻了中国近代化的阻力,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二要注意从抗争史的角度来看这两次运动自身的比较,还要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运动的不同,如与维新变法运动、辛亥革命、中共所领导新民主革命的比较,特别是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社会保障,对待外来文明的态度方面的考查。

【课标导向和重点分析】

⒈ 正确认识太平天国运动的新时代特点。

太平天国运动是当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合力的产物。除了具备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特点外,又赋予了时代新特点。

(1) 在反对封建主义(为主)的同时,又担负起反抗外来侵略的任务,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所没有的。

(2)太平天国运动受到西方一定的影响。从拜上帝教的创立,到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都具有西方影响的色彩。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主张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求真理,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3) 太平天国面临的敌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形成原因:①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肩负着反侵略反封建的双重任务。②鸦片战争后,一股向西方学习、寻求强国御侮之道的新思想已经萌发,洪仁玕在香港的个人经历是《资政新篇》产生的重要客观条件。③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在思想上、组织上比以往农民战争都高出一筹,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失败启示:农民阶级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2. 关于《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的主要区别。

《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都是太平天国的社会经济方面的重要文件,代表了太平天国的政治理想。

(1) 产生的背景不同。《天朝田亩制度》是1853年初,太平天国刚定都天京后,为巩固政权颁布的革命纲领。此时太平天国正处于强盛时期。《资政新篇》是1859年洪仁玕提出的改革太平天国内政和建设国家的主张。经天京事变,太平天国此时处于衰落时期。

(2) 有关社会经济主张不同。《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和社会生活等内容,以改革土地制度为中心的全面系统的纲领性文件。它要建立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以绝对平均主义为分配原则的理想的地上天国。《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提倡建立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等。

(3) 群众基础不同。《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经验的直观总结的规范化,是广大农民对平等、平均的政治、经济要求的理想化,是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的利益和要求的蓝图,因而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而《资政新篇》不是农民意识的产物,是洪仁玕接触西方文化和自己在香港的经历见闻写成的,不具备实施的社会条件。

(4) 作用不同。《天朝田亩制度》这一纲领直接推动了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但《资政新篇》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未能付诸实行。

(5) 反映了同一时代的不同特点。《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农民战争水平的最高峰,但没有先进的思想指导而失败。《资政新篇》则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它反映了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

3.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启示。

失败原因:

主观上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科学的革命纲领,定都后,领导者封建特权思想膨胀, 争权夺利,贪图享乐)战略上的失误(偏师北伐,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

客观上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

启示:

① 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② 中外反动势力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敌人,强大而凶残,必须团结一切革命者来对付反动势力的联合。

⒋ 如何认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口号。

(1) “扶清灭洋”口号的核心是“灭洋”,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口号并不是经过科学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后提出来的。因此,它既是中外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又是农民阶级对中外反动势力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的产物。

(2) “扶清灭洋”的口号继承了人民群众在反教会斗争中所逐渐形成的朴素认识,也反映了不代表新生产力的小农阶级,无法冲破皇权主义封建思想的束缚,不能把国家和封建王朝相区别,而只能停留在把封建政权作为被侵略的整体来保卫的认识阶段。

(3) “灭洋”虽触及了时代的救亡主题,但它又具有盲目排外的落后性;“扶清”虽然具有爱国和保国的含义,但是又把“中国”和“大清王朝”等概念等同,这在主观上反映出义和团不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制度。

(4) 这一口号的提出,最初曾起了组织农民参加斗争和壮大声势的作用,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政府的政策。但是,这一口号也使义和团在斗争中放松了对清王朝的警觉,未能识破清朝统治者的阴谋诡计,最终为此付出了巨大而惨痛的代价。

【问题延伸】

问题1戊戌变法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联系与区别。

① 19世纪晚期民族资产阶级的戊戌变法运动和农民阶级的义和团运动是并行于中国大地的两大社会政治运动。两大政治运动兴起发展的主要的共同原因是民族矛盾的尖锐。

② 从区域性特征上看,戊戌变法运动兴起于南方,上海等地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中心,主要原因在于南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相对壮大并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传播广泛。而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主要在华北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山东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更重,民族矛盾特别突出。

从经济上看,北方相对落后,自然经济根深蒂固,斗争的主力是农民,主要通过秘密结社和宗教方式,受经济因素影响,北方小农意识和宗教迷信盛行。

③ 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虽然同时并行,但各自为战,没有有机结合为一场共同的革命浪潮。主要原因: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害怕人民革命,只是依靠无实权的皇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二是农民的落后性、盲目性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问题2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之比较。

① 起义的原因: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原因更多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统治,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义和团运动则是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民族危机加深的产物。

② 指导原则和组织方式:太平天国运动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统一的军事组织,并且有纲领性的文件《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作为行动指南。而义和团运动基本处于自发分散状态,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指导,也没有革命纲领。在斗争规模上也不能同太平天国运动相比。

③ 与宗教的关系:太平天国领导人吸取基督教的合理成分,反对清政府;而义和团运动则利用中国本土的各种宗教,来达到联合群众的目的,打击外来宗教及其在华势力,实现“扶清”,而且运动存在着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

④ 对外关系上:太平天国领导人以是否信奉上帝划线,“同教一家”,容易模糊敌我界限,产生认敌为友的错误;而义和团盲目排外,其阶级局限在于无法区分资本主义侵略和侵略者凭借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同时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提倡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这是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

⑤ 结局:这两次伟大的革命运动都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剿杀而失败。

⑥ 影响:虽然都失败了,但其反抗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国人民,同时也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创新演练】

⒈ (2010年山东省潍坊市质量检测)与《天朝田亩制度》相比,《资政新篇》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

A. 提出不许外邦人干涉中国内政

B. 提出依法治国,由公众选举官吏

C. 最早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D. 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2. (2010年安徽省合肥市月考)下列关于《资政新篇》的说法正确的是()

A. 是太平天国全盛时期提出的主张

B. 反映了农民阶级最迫切的要求

C. 主张效法西方民主政治

D. 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

3. (2010年安徽省龙亢农场中学月考)1862年5月10日,英法军队以军舰大炮打败太平军,占领宁波港。5月16日,夏福礼给普鲁斯报告说:“就在太平军撤离宁波的那天晚上,我们立刻把满清官员送去衙门复职,并把宁波正式移交给他们。”上述材料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A. 英法军队与太平军为敌

B. 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侵略者

C. 清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

D. 中外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军

4.(2010年浙江省余杭市月考)左图为联军在廊坊遇到义和团和清军阻击后,被迫退回距天津30多公里的杨村车站筑垒防守的画面。你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直接作用是()

A.打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它的灭亡

B.暴露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促进了人民觉醒

C. 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

D. 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

5. (2010年辽宁省昌图四中月考)“打鬼烧书图”是19世纪末流传于山东的反洋教斗争宣传画,从中我们可以获得的准确信息是()

①它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②这种斗争具有笼统排外的性质③体现了山东人民的反帝精神④沉重打击了教会势力,迫使它们退出了山东

A. ①②B. ①③④

C. ①②③D. ①②③④

⒍ (2009年广东卷)阅读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中国的革命正是由这样两种梦想推动着:一是爱国主义者想看到一个新中国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二是提高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地位,消除古代旧有的阶级的社会差别。

——据(美)费正清《观察中国》

问题:

(1) 为实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一梦想,中国近代各阶级做出了哪些努力?

(2)为提高农民地位,中国近、现代各阶级揣摩了哪些纲领和政策?

【参考答案与解析】

⒈ C 《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阶级提出的土地分配方案。《资政新篇》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

2. C A错,洪仁玕上台是在天京变乱之后,太平天国已经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B错,《资政新编》不代表农民阶级的利益,《天朝田亩制度》才是农民最迫切的要求;D错,20世纪初的革命派才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洪仁玕还没有这样的觉悟。

3. D 英法军队以军舰大炮打败太平军,立刻让满清官员复职,反映中外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军。

4. C 题干主要讲的是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关系(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侵略)。所以,“直接作用”是指对八国联军侵略的影响。

5. C 反洋教斗争没有使教会势力退出山东,列强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加大了对中国的侵略程度。

6. 第一问,首先要理解梦想的含义,“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就是近代中国独立自主、民主富强的革命任务。其次要清楚中国社会各阶级应该包括了无产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等。第二问注意提示时间——“近现代”。

【答案要点】(1) 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

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思考 篇4

——中国的农民工问题

发展经济学推进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中国的快速发展也丰富繁荣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进入21世纪,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日益深化,中国的发展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的聚焦点,中国面临的各种经济发展问题已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主题,如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城镇化问题、失业与就业、金融风险、社会保障问题等等。在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对中国农民工生存现状的一点点看法。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我国现阶段的农民工数量大约为2亿人。这一部分人迫于生活的压力，从农村辗转来到城市，却依然存在非常多的影响其正常生活乃至于生存的问题。

农民工问题是指中国大陆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参与经济活动后涉及的一系列权益保障的总称。农民工问题在建国后三四十年前表现得尚不明显，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及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就日渐突出。城市人占有各种政策的抉择领导地位、占有意识领先的统治地位、占有生产资料转化成货币的掌控权等等，当处在两眼摸黑最封闭的乡村的农民进城务工时，自然会对他们制造出许多政策的限制与歧视，把脏乱差工作留给民工。农民工从事行业的基本特点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脏、累、险、差工种。

农民工问题的产生应该归因于社会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户籍界定的漏洞。

长期以来，正因为户口问题的不合理性、行业划分的误区、成分身份的划分，导致社会认识上的误区，再加上一些地方政策上的失误，社会上对人自然形成了三六九等，农民的身份成了终身制，在社会处于“草根”阶层，被看成是愚昧落后的象征，所以在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终于表现出了一些不可调和的社会问题，农村的三农问题也出现了。可以说，从一定意义上讲，户籍划分的不合理性、农民身份的界定和其不变性，是中国出现三农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出现农民工问题的主要原因。

既然农民工在这个特定的阶段无可避免的产生了，那么，我们现期最应该考虑的应该是我国大量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第一，我国大量农民工社会权益得不到保障。在我国调查的农民工中，被克扣和拖欠过报酬的农民工分别占两成。其中半数以上的农民工被克扣或被拖欠的报酬属于工资收入。农民工被拖欠报酬时间最短的有一个月，最长的达到八年，平均被拖欠了四个月。被拖欠过半年以下的农民工有五千一百九十五名，占被拖欠农民工数的百分之九四点四九。农民工权益受保障的程度明显偏低。农民工所在单位提供工作待遇较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另有五成左右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或者加班补贴，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

第二，农民工生活质量普遍不高。首先是农民工生活、卫生条件差。受工资水平低限制，大部分农民工的月消费几乎全部用于住宿和食品消费，而在生病时，只有少数人会选择去正规医院，其他人大都选择自己买药治疗或去个体诊所。其次是居住环境质量差。近四成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拥挤，室内肮脏零乱，除了被褥衣物，几无他物。子女受教育难、就业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不到位、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技术含量低且工资水平低也是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状态是令人担忧的。在他们当中，许多人缺少最基本的文化娱乐方式，许多人的精神上缺乏与外界的沟通和交流，许多人面临着心里严重的苦闷和压抑。长期以来，城市的管理者，对于农民工都是“只管手脚，不管头脑”，他们把工作的重心放在如何防范农民工的犯罪行为上，放在“严查、严管”上，而对于农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等精神世界的问题则很少过问。这样的“防范式管理”导致了许多弊端：其一，农民工的利益、情感需求一旦被忽视，无法诉求，就有可能成为一些过激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诱因；其二，防范式的管理有着诸多副作用，尤其是当少数素质低下的管理人员借管理之名为自己或为自己所在的小团体谋取私利时，这种管理方式就蜕变为一种侵犯外来民工合法权益的工具。

除此之外，农民工问题还包括很多方面令人堪忧，比如说子女农民工子女没有城市户口，其教育成为一大问题；农村打工者没有参保意识，在发生工伤或疾病时，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等等。

对于种长期存在的，繁杂的农民工问题，我们应该尽快制定一整套切实保护农民工利益的可行方案。对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我提出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从根本入手，削减农民工数量。国家应该加大并改善对农村政策的扶持并加大政策的宣传。比如说，国家可以把对农民补贴改为进一步抬高农产品最低收购价格，在农产品价格相对较高之后给予农产品收购商以差价补贴。这样既能在很大程度上调动农民种地积极性，在利益的带动下，辅以各种媒体宣传来吸引农民工离开城市回到农村进行农产品种植。同时给收购商以补贴是为了不至于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拉动物价上涨。

其次，对流转城市之间的农民工权益以制度的保护。1.建立施工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的约束和保障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

2．严格规范新建项目的审批手续。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建设项目不办理项目审批，不予立项、不予开工建设，做到新帐不欠，老帐限期付清。

3．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对存在拖欠农民工资问题的房地产和建筑业企业，主管部门记入企业信用档案，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对清欠不力，没有及时完成清欠任务的房地产和建筑业企业，将向社会公布进行曝光。4．建立日常工作机制和监督机制。通过设立拖欠举报投诉电话，加强对房地产发企业和建筑业企业的监管，促使每个建设领域企业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落实清欠责任，及时兑现农民工工资。

5．建立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其主要由政府财政出一部分资金，组成欠薪保障应急基金，专门用于应付突发性、群体性的欠薪纠纷。

6．提高农民工的法律维权意识。加强对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农民朋友的法律法规保护意识，有关部门应设立农民工工资清欠举报电话，一旦发现有工程款拖欠的，农民朋友能及时向政府反映。

7．国家应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强对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抑制不合理的投资行为发生，以切实防止新的拖欠现象发生。

再次，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应该重视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学习借鉴北京市政府探索农民工精神文明建设之路，如从文化局送片进工地，到文明办评选来京务工人员“文明之星”，再到市总工会为民工建图书室，买电视机，北京市政府各个部门已经开始为丰富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努力。

农民工问题是中国的战略问题 篇5

农民工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群体, 是城乡二元制度背景下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过渡性现象。一方面, 其户籍身份还是农民, 在农村一般还有承包土地, 其社会文化之“根”还在农村;另一方面, 其在城市的职业身份是工人, 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促进城市建设与繁荣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农民工身上兼有农民和市民的双重特征, 但总体而言, 其最终发展趋向是溶入城市, 转变为真正的市民。但在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 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加快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 促进农民工群体更好溶入城市社会生活并顺利完成市民化, 是事关“三农”问题成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中国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举, 是当前及未来中国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一、农民工是继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和乡镇企业崛起之后, 中国农民解放生产力和推动自身发展的又一伟大创举

中国有1.2亿“离土离乡”外出进城打工的农民工, 如果加上“离土不离乡”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村劳动力, 全国已有2亿多农民进入了二、三产业, 其中一半多进入了城市。几亿农民走出土地, 进入工业, 进入城市, 并在这一壮丽的过程中完成他们自身的蜕变。如此庞大数量的农民自发有序地向工业和城市转移, 又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和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这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农民工一头连着城市和发达地区, 一头连着农村和落后地区, 带动城乡之间劳动力资源和生产力布局优化配置, 创造性地把解决“三农”问题和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在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突破的时代背景下, 闯出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这再一次说明, 只要赋予中国农民自由和权利, 他们从来不缺少改变自身生活及命运的激情和能力。

二、农民外出务工是当前及今后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

中国农村农业劳动力众多, 土地资源稀缺,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2005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1.4亩,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 这是农民增收困难和农村贫困的主要根源。农民外出务工, 拓宽了农民就业的渠道, 已成为农民增加收入的重要来源。农民工规模持续扩大, 是近年来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事实充分证明, “输出一个, 脱贫一户;输出百个, 脱贫一村”。近年来, 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 从1997年到2004年, 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5%提高到了34%。2007年, 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已经达到1375元, 比上年增加200元, 增长速度是17%。大量农民外出务工, 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变成了宝贵的人力资本财富, 成为农民扩大就业和增加收入的主要渠道。

三、农民工是现在及未来支撑中国工业化发展和促进城市建设与繁荣的重要力量

农民工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 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 满足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工的大量进入, 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 使城市特别是东部地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整体的竞争力。这不仅为东部地区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贸易创造了条件, 也为其把握机遇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 从而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在城市中, 许多苦、脏、累、险的工作岗位都是农民工在干, 他们为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默默无闻地奉献着。据调查, 城市环卫工人、家政从业人员、餐饮服务人员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有些城市离开农民工可能就会陷于瘫痪。在北京等大城市, 一到春节农民工返乡, 就会出现家政服务人员严重短缺的现象, 城市运行功能和居民生活都受到较严重影响。可以说, 目前的城市已离不开农民工, 农民工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农民外出务工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最有效实现形式

农民工在城市和发达地区就业获得的收入, 除用于必须的生活消费支出外, 大部分带回了农村。农民工群体每年带回家的资金数千亿计, 成为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和改善生活条件的重要资金来源, 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国家各项财政支农资金所不能比拟和替代的。城市也是农民工的“大学堂”, 他们在城市务工增长了非农产业生产经营的本领, 转变了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 丰富了社会关系网络, 使人力资本的价值得到提升。据专家估计, 目前每100个外出农民工就有4人走上了回乡创业的道路, 带回了资金、技术、市场经营观念和现代管理方式, 带动了农村各行各业的繁荣和发展。在一些地区, 农民工带回的资金总量超过了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 而且这批在发达地区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农民工返乡后, 使落后地区获得了发展的外源力量和造血功能。

五、农民工问题及其对现实提出的挑战已成为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驱动力量

农民工跨地区流动就业蕴含着深刻的体制变革因素, 是推动改革和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农民工的巨大浪潮冲破了劳动力市场的城乡界限、地域界限和部门界限, 使市场导向、自主择业、竞争就业的机制成为现实, 促进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 促进了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 促进了通过市场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机制的形成。同时, 也极大地推动了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的转变。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冲开城门, 大规模、大范围跨区域流动, 增强了整个社会的生机和活力, 对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提出挑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中, 各级政府的职能定位、管理理念、行为方式也都悄然发生变化, 并催动着户籍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重大制度变革。

中国近代的农民问题 篇6

关键词：农民就业路径选择研究

市场化条件下，如何解决中国农民就业问题，学者们提出了诸多的方案，如打开城门让农民进城就业，打开国门让农民到国外就业等等，这些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面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多，而对大学生毕业就业压力增大，面对WTO对中国农业的强烈冲击下，特别是土地吸纳农民就业的能力在下降的情况下，如何结合中国农民的实际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民就业的路径选择，是本文的题中之意。

一、农民就业路径选择的背景

(一)农业自身容纳不了现实的农民劳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然永久性就业体制被打破，使农民隐性失业显性化，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民就业问题成为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是加入WTO带来的冲击。据测算，将导致1100万农民失业。二足人地矛盾加剧。我国目前因各种原因全国每年减少耕地500万亩，农村人均耕地呈逐年递减态势，已经从1952年的2.82亩降到目前的1.17亩，全国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国际警戒线0.8亩的水平。耕地面积快速减少致使大部分农村劳动力的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况。按照官方统计的劳动年龄人口计算，9亿农村人口中有5.614亿劳动力，并且从农利实际情形看，存在大量18岁以下、60岁以上健康的农民仍从事体力劳动的现象，如果把这部分人按“半劳动力”计算，数目会超过6亿。再加上农村上世纪80年代因超生瞒报人口陆续长大成人的因素，农村实际劳动力数目会更多。按照中国农村现有生产水平、科技水平，有1.5亿劳动力就可以保证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全社会的需求，其余4-5亿劳动力要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出路。

(二)农民进城就业困难重重

当前，一个很流行的观点就是让农民进城就业。依据是：农村现代化首先是农民现代化，农民现代化就是在实践中减少农民的数量，让农民进城就业转变成市民。笔者认为，中国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难以容纳近2亿多农村剩余劳力，这是空间上的限制：农民进城就业不能适应千百年来城市积沉下来的城市文明，目前农民整体文化水平比较低，这是自身素质上的限制；我国的各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义务教育制度等)还很不完善，众多的农民进城没有制度保障，这是制度障碍；农民的传统生存观念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的，而城市居民天然存在的对农民的鄙视观念也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更新，这是城乡居民观念上存在的障碍。

(三)农民国外就业难度增大

农民国外就业一般是指国际劳务输出，而国外就业难度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开展国际劳务输出业务较晚，缺乏经验；二是随着劳务输入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国际劳务市场对外籍劳工人员素质要求不断提高，要求他们懂得一些当地语言，精通专业，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提高了农民到国外就业的门槛；三是国际劳务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二、路径选择的价值趋向

越来越多的人进人企业就业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农民就业所选择的企业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一)在农业工厂化企业就业

一种以工业化方式组织的农业生产近年来正在全国各地悄然兴起，这就是工厂化农业。如在北京小汤山一个兰花种植基地里工作的，大部分都是周边地区的农民，她们手中的农活已经从田间地头转到了清洁、无菌的操作间里。北京市小汤山农业科技示范园里，所有的农业劳动都是在室内或温室里进行的，农民们就像工厂里生产线上的工人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这种工厂化的集中管理模式完全打破了季节对农业生产的限制，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目前在全国像这样以工厂化农业为主体的国家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有36个，工厂化农业的面积已经达到210万公顷，为8000多万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科技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统计，在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里，农民的收入与园区之外的农民相比高30％，甚至是一倍。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工厂化农业已经成为我们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一个十分有效的方式。

(二)农民在家庭农场就业

如安徽省凤阳县刘庄镇赵庄村的赵世来就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他富裕之后不忘村民，利用自己的雄厚资金创办了金星农林开发有限公司，租种农户土地667HM2(该村所有农户的上地为667HM2)，实施绿色林业产业工程，主要栽种“中涡六号”杨树，租期12年，总投资3000万元，与每一个农户签订合同，合同规定由赵的企业代交农业税，每年给农户一定数量的租金，并在别的村租种133HM2粮田，实施机械化种植，保证该村村民的口粮。合同规定赵的企业优先安排本村的农民就业。其对象是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群。因为经营农民出租的土地主要是进行综合开发，它所雇佣的劳动力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的。如种树、养殖、蔬菜、畜产品、花卉等，但它却需要耗费较多的劳动力。这种经营在实施中能够把农业的种植结构由二元(粮食——经济作物)调整到三元(粮食——经济作物——饲料)，可以就地进行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农产品加工，吸纳更多的农民就业。这种经营使广大农民能够顺利跨越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鸿沟，在现代工业文明的熏陶下，实现农村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飞跃。

(三)农民在镇企业就业

乡镇企业是农民就业的主要渠道。据统计，到1993年底，全国的乡镇企业共吸收农村剩余劳力达到1.12亿，相当于全民所有制企业40年来的就业人数总和，占全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的近30％。仅“七五”期间，乡镇企业就安置农村剩余劳力2200多万，占全国同期安置就业人数的57.6％，占同期农村新增劳动力的一半。笔者2005年走访了胶南市隐珠镇的大荒村和北高家庄村以及王台镇王台东村等3个村。3个村虽然各有特色。但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绝大多数农民在本村乡镇企业就业，只有一小部分在外村(附近)就业。3个村的情况如下：大荒村：606户，1780人，属于典型的“无地村”。男60岁、女55岁以上人口为133人,40～60岁之间的人数为500人左右，16～40岁之间的人数为400～600人。农民就业情况：20～30岁在本村华天集团有400人,30～40岁在本镇台发集团工作的有140-150人，该村另有42家私营企业，还有部分个体工商户。北高家庄村：530人，属于典型的小康村。男60、女55岁共有105人，在本村就业的人数达到90％，在邻村就业的为10％。王台东村：510户，1547人。有25家私营企业,213家个体户，3家外资企业。16～60岁之间的人数为1000多人，90％在本村企业就业，有10％在临村就业。

三、分析结论

本文所提出的农民就业路径选择价值趋向是基于目前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职业技能不高的情况下设计的，这里所说的企业大多是指劳动密集型企业，即科技含量不高的企业。从长远看，劳动密集型产品最终是要被技术含量高的产品所替代。因此，要想彻底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就必须对农民进行广泛的培训，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使新一代农民真正成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型农民。

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 篇7

1866年年末，福建船政学堂的前身“求是堂艺局”开始在福州城内张榜招生。

那一年的春天，尚在跟随塾师苦读《四书》《五经》的严复刚刚秉承父母之命与王氏之女成婚，而到8月，严复的医生父亲却因抢救霍乱病人感染突然死去，家境一落千丈，时年严复14岁。多年以后，当名满天下的严复在回忆自己少年时的困顿时，这样写道：“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五更寡妇哭，闻者堕心肺。”

在首批投考求是堂艺局的考生中，大多都是如严复一样的福州家境贫寒之士，艺局不但包食宿而且每月发放4两银子以供家用，出于生计的考虑，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投考艺局以求出路。学生中，也有一些接触过西洋文明的开明之士，他们大多来自广东，粗通英文或是华侨子弟。例如广东番禺人邓世昌此前已多次随父亲前往上海，见过欧洲先进轮船；而广东人吕翰此时也已毕业于上海英华学院。另有少数几人出身于开明的官僚家庭。而当时一般的读书士子，皆以应科举考功名为正业，对于求是堂艺局这样学习造船与驾驶的科技学校不屑一顾，更视航海为畏途。

入学考试的题目之一是以“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作文一篇，适逢父丧的严复写得声情并茂，而代替左宗棠接管船政局的沈葆桢恰好也蒙丧母之痛，感同身受，将严复点为第一名录取。入学后，因位于马尾的船政学堂并未建好，严复和他的百余位同学借福州城内定光寺开课。于1867年夏，全部搬迁至马尾，这时艺局已分为“英语学校”和“法语学校”，而后逐渐演变为以包括造船专业、设计专业和学徒班的法文前学堂和以英文授课专授驾驶、轮机技能的后学堂。魏瀚、邓清廉等为前学堂学生，而严复、刘步蟾等则为后学堂驾驶专业。

“福州船政局建在昔日里的一篇沼泽地填成的平地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这里也有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远处的船坞，高大的烟囱，一排排厂房，从那里传来的叮当作响的汽锤声和机器的阵阵轰鸣。”游历远东的英国人约翰汤姆森后来这样描述马尾船政学堂。

授课全用英法文原版书，语言首先是严复们最大的障碍，然而根据一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的记录，他们显然非常用功。“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只上了4天课，就显示出他们的极为敏捷的智力，8天以后，他们流利地拼读各种单词，在石板上写出所有的字母。无疑，6个星期以后，他们都会拼读，有好些人还将会写。”英语教师嘉乐尔也称赞自己的学生说：“这些年轻人的资质和勤勉的结果，应该对他们同胞的冷淡态度起到酵母般的影响。”

学堂的规章制度异常严格，1867年11月到职的嘉乐尔曾提出“从7月中旬一直到8月中旬，学生有一个月假期”，但并未被沈葆桢采用，学校的假期仍遵循左宗棠关于春节、端午、中秋放假的规定，并另有婚假和丧假。严格的淘汰制度也是严复等学生有所成就的原因之一。章程规定，连考三次三等者退学。艺局开办之初，共有学生300余人，但到1874年，学生已然不到200人。

1876年4月，英国战舰田凫号抵达福州，海军军官寿尔参观了马尾的船政学堂。他看到了大约50多个学生，第一班在做代数作业，简单的方程式，第二班正在一位本校培养出来的老师的指导下，研习欧几里德几何学，都是英语授课。他翻阅了几本学生的笔记，“他们的整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寿尔认为这些学生的智力和西方学生不相上下，“不过在其它各方面则远不如后者”。下课之后，这些学生只是各处走走发呆，或是做他们的功课，从来不运动，而且也不懂得娱乐。

除日常授课外，学生还需上舰出海实习。1871年，在严复、刘步蟾、林泰曾等18人与前学堂部分学生登上“建威”舰，由洋教习带领往南洋出海实习之前，23个学生联合署名给他们敬重的英语教师嘉乐尔写了一封告别信：“从今而后，我们要去对付飓风，控制狂浪，窥测日星的行动，了解暴风的规律，勘查海岛，调查岩石的性质。我们从老师所学到的一切，在日后生活的经验中将被证实为真确。这样地，最可怕的困难成为平易，最险恶的情况成为静谧……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我们的离去，老师，将为你所喜悦和赞许……

“船政学堂”的办学经验值得后人借鉴。比如：它的办学思想十分明确，敢于求新求实。左宗棠在筹办学堂之初，就确立了“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相授受，为永远之利”。他认为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是“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不久，接任的沈葆桢也反复地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船政学堂”在教学上十分注重求新与实践，以新知识来教育学生，还做到与实际训练相结合，学以致用，使学生尽快成为有用之材；在管理上则严格执行淘汰制，对“性惰懒不肯勤学，或资质鲁钝于学难期心得者，均随时剔退”，使毕业生不乏高才。如1886年入学的造船、驾驶两班的学生原有105名，到毕业时仅剩53名，可见其淘汰率非常之高。但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却是非常的分明，曾先后派出4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出国深造，汲取新知，以求归国后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更快发展。

“船政学堂”的优良传统值得发扬光大。由于船政学堂敢于冲破长期以来封建科举重功名轻技艺的教育模式，以明确的办学思想、严格的管理制度、扎实的专业知识教学，坚持学用结合的实践训练，以及在教育上师夷之长技而又不全盘西化的措施，培养学生成为有民族自强心，有真才实学的专门人才。故在国家危难时刻，能有大多数的学生敢于挺身而出，爱国思想相当浓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