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中国改革之路

艰难的中国改革之路（共6篇）

艰难的中国改革之路 篇1

都说高考几乎决定了人的一生，尤其是高中生，从高中入学以来就被灌输这样的念头。久而久之，即使是班上最不务正业的学生，高三时也会拿起笔写写简单的题目，逢人就说高三该努力了。

高考前的半年，教室中总是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氛围，老师讲课的声音从来传不进耳朵，每个人都低着头卯足了劲学习，恨不得把两只眼球摁在课本上，把知识点和题目一条一条塞进大脑里去。

那时最让我惊恐的是一个女生。每逢午休，其他学生都离开教室，或去食堂，或回家。只有她，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巨大的保温饭盒，左手拿勺，右手拿笔，目光如夜间探照灯般在食物与题目之间来回，两只手同时运作，简直像个机器人。我曾担心她误用黑色水笔吃饭，用勺子写字，可她从来都让我失望，以一种惊人的精确度进行这一切。

我把这件事讲给我的狗子听，她对此不以为意：“她迟早会得胃病。”

我点点头，对此事表示极度赞同。

我和狗子从不能算是学习认真的类型。学生们总是早早从食堂归来捧书，而我和狗子常常在学校里漫无目的地散步。为此，我和狗子见证到了许多学生从没有机会见到的东西，比如冬天屋檐下亮晶晶的冰柱，校园角落里静静盛开的淡粉色桃花，初春潮湿跑道上氤氲的蒸汽，教学楼边压弯了枝头的深紫色桑葚，围墙边悄悄攀爬进来的丰硕丝瓜。

校园的春天有时候挺美好的。

噢，我是说，如果有机会欣赏的话。

有一天，我们心血来潮跑到学校的最高层，爬上了装着防盗窗的露台。露台上布着厚厚的灰，怎么吹也吹不掉，看上去久久未经人涉足。

露台很高，视野开阔，能把学校周边几百米的区域尽收眼底。操场上的人们比指甲盖还小，有一个踢球的男孩跑得比其他人都快，可在我眼里不过移动了手掌那么长的距离。我第一次觉得人类如此渺小。

“都说在教学楼楼顶能一跃解千愁，可这里的风景这么好，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跳的下去。”我把手臂伸出防盗窗，捞了捞五楼的空气，“要不是老师不让，我都想上这里来自习了。”

狗子听罢也捞了捞空气，初春的风不算暖，她打了个哆嗦，说：“这是挺好的，能直接送你上专科。”

“闭嘴吧。”我撇撇嘴，从露台上跳下来，忽听见午休铃在耳边响起，像一根棒槌对着你的脑袋猛敲，敲得人脑仁生疼。我连忙捂住耳朵，逃命似的往楼下跑去，也顾不上铁铃旁的狗子，一步跨三阶，瞬间回到了二楼教室。

狗子随后跟上我，也回到了教室。

午休时间不允许大声交谈，我们只好压低声音挡住嘴巴继续交谈。

“我觉得我们这样不行。”狗子皱紧眉头，用食指敲了敲桌子，“还有半年就高考了，不能每次午休之前都在校园里晃来晃去。”

“你说得对，再这样下去我们就只能上专科了。”我赞同道。

“可是我高考报名的时候没填专科。”狗子想了想，又问，“你呢？”

我摇摇头。

“这就对了，”狗子摊开双手放在桌上，“你看，这说明我们到时候连专科都没得读。”

“可我觉得，午休之前散散步对于缺乏运动的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坏处，况且这根本花不了十分钟。”我在草稿纸上写了个大大的“10”，然后用红笔绕着它画了个圈，“与其想着如何省下午休前的时间，倒不如想想怎么利用晚上的`时间。”

“晚上有晚自修。”狗子提醒道。

“晚自习到九点钟就结束了，而且我们九点半就能到家。”我在心中大概算了算，说，“这说明，我们在睡前大约有两个多小时可以用来学习。”

“没错。”狗子说，“可是我回家的第一件事是打开音乐，然后听一晚上。”

“你不写题目？”我问。

“想写。”狗子的目光乱飘，“但听音乐听得太开心，就忘了。你呢？你也写题目吗？”

“我？我肯定写题目啊。”我抓着笔在纸上乱涂乱画。

“你看你这样肯定没写多少。”狗子用笔敲了敲我的脑袋，力度不大，不疼。

我们俩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两人达成一致。

在整张草稿纸被画满后，我们终于讨论出了互相监督的方法。尽管纸上并没有实质性的文字，只有一些歪歪扭扭的画，比如长着三个耳朵的兔子，没有尾巴的猫，只用一根线画出来的火柴人，之类的。

“连麦吧。”我说，“你知道，我一旦注意力不集中就会开始哼歌，这个时候打断我就好了。”

“连麦了我就不能播放音乐了，听上去倒是个不错的设想。”狗子摩挲着草稿纸上歪七扭八的音乐图标，“你知道，听歌写题真的很难集中。”

当天夜里，我们俩开始了连麦学习的第一次尝试。

“喂？听的清吗？”我对着手机问。

那边传来了模糊的电子流声，像是狗子在调试耳机。过了一会儿，耳机中传来了狗子清晰的声音：“我弄好了。”

“那就开始学习吧。”

“嗯。”

这话颇有些仪式感，我们很快就进入了学习的状态，耳机那头瞬间安静了下来。

耳机中仿佛响起了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但这多半源于我的想象，因为狗子的耳机根本没有如此强的收音效果。想到这，一个念头突然从我脑中闪过，假如我写字写得很重，幅度写得很大，狗子那边会听到我写字的声音吗？

我刻意把字写得很大，好让笔尖制造的摩擦声更大一些，谁想到墨水瓶摆在手腕正右方，这一摆手，直接把它带倒了。

“怎么了？”狗子问。

“没事，碰到点东西。”我放下笔。

墨水瓶被铸造成圆柱形，里面没多少墨水，滚得很是轻盈，没多久便滑到了桌子靠墙的那边。我伸长手去够那墨水瓶，墨水瓶却转了三百六十度，一下子冲到右边去了。

“真的没事吗？”狗子又问。

“真的没事。”我下意识说，满脑子装的都是那个调皮的墨水瓶。

我站起身，来到桌子的另一头，抬手要拿瓶子，手臂却正好撞上了悬空的耳机线。这下墨水瓶是抓住了，手机却滑到桌边，顺带扯掉了我的耳机。它们缠成一团，滚到桌子底下，看不见了。

我连忙蹲下身钻进桌底去拾耳机，刚戴上便听见狗子的咆哮：“你到底在干什么啊，刚才那一声快把我耳朵炸聋了！”

我知道她不是真的生气，连忙解释道：“抱歉抱歉，我去抓墨水瓶不小心扯到了手机和耳机线，它们都掉下去了。”

狗子又哼哼了几句才安静下来。

像一潭有涟漪的水，一切很快恢复原样。

写了约摸一小时，我伸了个懒腰，向狗子申请几分钟的歇息。可那边一点声也没有。我又喊了几句，那边还是没人答应。

我暗觉有问题，连忙打了个电话过去。十几秒后，电话通了。

“我有点困，睡了一会儿。”电话里传来狗子软绵绵的声音，说到最后居然忍不住打了个哈欠。

“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快把数学卷子写完了。”狗子坚定地说，“真的，再给我几分钟就好了。”

“我觉得，连麦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我说。

狗子愣了一秒，说：“其实我也觉得。”

“辣鸡连麦。”我说。

“辣鸡连麦。”狗子也说。

“睡觉吧，听着你的哈欠声我都困了。”我说。

“我都困了好久了，那就睡觉吧。”狗子说。

耳机里传来窸窸窣窣的整理声，五分钟后，狗子说她要掐断连麦了。我突然想到什么，赶在挂电话前问：

“对了，你的数学卷子怎么办。”

“这……”

“辣鸡数学卷子，对吧？”

“对，辣鸡数学卷子。”

艰难的中国改革之路 篇2

首先, 在动漫的定位上, 仍是有很大的局限。目前出版的动漫作品尤其是电视动画作品, 主要针对的是低龄儿童。这些作品的人物设定偏于低幼, 故事情节简单易懂, 节奏缓慢, 重复性强, 一集一个故事, 台词也简单重复, 绘画背景粗糙。

这些作品对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失去了吸引力, 而且由于大多数作品画面与人设粗糙简单, 也没有进一步商业化的空间。其中虽有个别作品取得成功, 吸引了多个年龄层的注意, 如《喜羊羊与灰太狼》, 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和产生更强烈的社会反响。

因为是针对低龄儿童的, 所以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教育作用上, 把动漫作品当成是一种教育的工具, 出现了大量的说教性很强的动漫作品。如沈阳春秋动漫公司投资2100万创作了3D动画《雷锋的故事》, 每秒的成本是400元。它的本意是让人们了解雷锋的生平和他的事迹, 但是上映后的反应并不理想, 雷锋的语言非常像领导作报告, 缺乏亲和力, 让人对雷锋的印象打了折扣, 以为雷锋就是一个只会打官腔的人。

动漫作品的功能不是说教, 不是为政治服务。虽然它的最终目的仍是掌握世界, 但这是一种审美的实践活动, 是要以美的形式来引起接受者的身心愉悦。因此, 动漫作品在创作之中要注重审美性与趣味性。

在目前出现的动漫作品中, 不乏画面精美、情节引人的, 如《郑和1045》《秦时明月》《大鱼海棠》, 有些动画的制作已经可以和其他动漫大国相匹敌。这意味着国内动漫制作的技术并不再是制约动漫产业的瓶颈, 制约动漫产业发展的问题之一是对动画观众的定位。中国的动画往往把低龄儿童定位成主要的观众群体, 电视动画类型被禁锢在卡通而不是动画上, 从而阻碍了动漫行业的发展。动漫产业要在如何拓展动画观众构成, 让年龄层更大、受教育程度更高、收入更多、职业构成范围更广泛的人群对动画产生兴趣上下更多的工夫。

其次, 中国动漫的原创性不足。一部精彩的动漫作品, 除了制作上的精良以外, 其根基还是要有一个好剧本。

中国现有的动漫作品往往在原创性上有所欠缺。故事的情节相似度很高, 只是在人设、背景上有所区别, 在细节上缺少新意, 用心不足。我们可以参考一下韩剧。韩剧曾风靡中国多年, 尽管现在“韩流”已经消退, 但在中国的电视市场, 仍占有不可动摇的优势。韩剧的剧情相似度极高, 曾有众多批评家总结过韩剧的模式。但相同的模式却能带给观众不同的感受, 原因就在于韩剧对细节的处理上。动漫创作也是如此, 故事的母题与模式的确有限, 但如果在细节上加强处理, 就会有不同的表现。如何“讲故事”是一个需要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的过程, 不会“讲故事”就会让剧本显得单薄, 缺少引人入胜的内涵, 从而无法创造出这个时代的经典来。纵使如《大圣归来》, 让观众看到中国动漫发展的曙光, 但它的故事仍是单薄的。它可以是属于《西游记》的故事, 也可以是属于《哈利•波特》的故事。这种现象还是和动漫的定位问题有关。《大圣归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仍把观众定位为儿童或低年龄的青少年, 激烈的戏剧冲突和悲剧的色彩就不能适应这种定位, 因此全剧对爱、勇气与自信的叙述动作太明显, 虽然突出了主题但削弱了故事性, 反而是片尾曲《从前的我》的MV, 浓缩了剧情, 突出了牺牲的悲剧色彩, 因而更感人。

第三, 中国动漫的创作还缺少一些自己的东西。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 才是世界的。”而目前中国的动漫作品中正是缺少了能让人辨识的民族特征。

中国实际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发展动漫事业了, 1935年万氏史兄弟创作了《铁扇公主》, 日本动画和漫画的鼻祖手冢治虫, 就是在看了这部动画后放弃学医, 决定从事动画创作;1964年的《大闹天宫》, 在世界动漫界引起轰动;中国第一部, 也是世界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1960) 更被称为是“奇迹”;《九色鹿》 (1981) 是根据敦煌莫高窟257洞内壁画《鹿王本生》故事改编, 采用敦煌壁画的形式, 1986年在加拿大汉弥尔顿国际动画电影节上获特别荣誉奖。这些作品无一例外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即“中国制造”。无论是取材于传统名著, 还是古时遗迹, 抑或是采用传统绘画技法, 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众多国家的动漫作品中, 无需语言, 只看故事和画面便可以认出这是中国的动漫。

当前的动漫创作, 受日漫影响最大, 其次是美漫。在当前的动漫作品中, 一部分看起来像是日漫, 另一部分看起来是好莱坞的衍生。美日等动漫大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日漫形式丰富主题多样, 但大多有非常细腻的表现:形式上追求唯美的画风, 情节上擅长从各个方面描写现实生活的种种景象, 往往一件小事中就会蕴含让人唏嘘的情感;主题也不是单一的对“真善”的追求, 甚至有一些善与恶界限模糊。这与其民族性格有关, 日本是一个对“美”有着极高要求的国度, 而“美”这一形式上的表述与真和善并无太大关系, 美并不作为真与善的表现而存在, 在“恶”中一样存在美。美漫则相对简单, 形式上看重线条与力量感, 内容上对于英雄的尊敬与崇拜在剧中毫不掩饰的存在。而其主题也相对明了, 对于爱、正义与自由的推崇始终如一。因此, 日漫与美漫成为辨识度相当高的动漫作品。而当前的中国动漫却让人无法从形式与内容上进行辨识。《大圣归来》是一部成功的作品, 不仅因为它制作精良, 更主要的是它能体现出中国的特色。它虽然对原著作了大量改动, 几乎已经脱离了原著的情节, 但其中的悟空仍保留了原著中的桀骜与忠诚, 仍是那个重情重义、神通广大的美猴王。它没有变成日漫中逆袭的圣斗士, 也没有变成美漫中的孤胆英雄。《大圣归来》已经非常注意“中国元素”了, 故事选材, 人物设定, 服装背景等都有其出处, 但即使如此, 我们仍能在其中发现好莱坞的影子。其中的山妖的设定, 与《捉妖记》中山妖的设定如出一辙, 都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妖怪形象, 更接近美漫中的怪物设定。这也许是一种时尚, 但不应该成为主流, 中国动漫作品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与文化, 有足够多的素材让我们去创作, 当我们遵循了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之后, 我们还要自己去创作有独特民族个性的作品, 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华民族的精华融入动漫作品之中, 那永远也无法走出美日韩等动漫大国的阴影。

从2004年开始, 中国动漫开始了艰辛而漫长的复苏之路, 直至今日, 动漫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链, 但对于商业利益的过分追求, 反而忽略了对动漫本身的关注。真正的动漫产业应该是由动漫作品支撑一个品牌, 带动一种经济, 如因机器猫而让我们熟悉了铜锣烧这一日本小吃, 因迪斯尼动画而成就了举世闻名的迪斯尼主题公园及一系列衍生产业。而中国动漫发展却正好是相反的, 对动漫作品本身并不关注, 只是把动漫作品当成是另一种类型的广告。但《大圣归来》及之前的一系列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中国动漫产业正在努力克服自身的不足, 重回辉煌之路。

参考文献

[1]郑玉明, 于海燕.2013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J].传媒, 2014 (10) :8.

艰难的中国改革之路 篇3

黄木生

一、古老的丝绸之路

中国的丝绸之路, 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9年)时, 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 经甘肃、新疆, 到中亚、西亚, 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中国是丝绸的故乡, 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 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 影响最大。

19世纪下半期,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 丝绸之路, 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 沿用至今。

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 是历史上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线, 同时也是古代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交汇的桥梁, 促进了欧、亚、非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

二、伊犁地区在古丝绸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 新疆西部,总面积5.61万平方公里。西面与哈萨克斯坦接壤, 边境线长421公里。伊犁历史上是丝绸之路北道要冲, 是向西开放的门户, 有塞外江南、瓜果之乡的美称。

欧亚大陆桥的贯通, 使伊犁成为中国通往欧洲的陆上通道,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是中国西北的屏障。

三、新丝绸之路的构想

中国古老的丝绸之路是公元前2世纪以后的1500年间联系欧、亚、非三大洲唯一的陆上国际商道, 一度辉煌无比, 曾成就了古代东西方文明和谐交流的佳话。而现在,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中, 在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 这条古老的丝路有望复兴, 新丝绸之路呼之欲出, 重新构建一条横贯欧亚大陆的便捷通道。中国境内一号线路京疆经济道起于北京、天津;二号线路鲁疆经济道起于连云港、日照;三号线路沪疆经济道起于上海;四号线路广疆经济道0起于香港、深圳、广州;五号线路 川疆经济道0起于成都。以上五条经济道及其沿途城市, 由中国境内的铁路、公路、航路干线联通, 组成中国内陆新丝绸之路经济网, 经新疆西行穿越中亚、西亚地区, 连接欧洲的铁路网, 抵达荷兰的鹿特丹、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等欧洲口岸, 形成/ 超级国际内陆经济道。新丝绸之路的崛起, 将为中国经济特别是陕、甘、宁、疆西部经济注入 新的活力, 并将把更多的实惠, 带给东、中、西部的百姓。

中亚地区是这条欧亚大动脉的枢纽, 而地处中亚腹地的新疆伊犁地区, 长期以来都与中亚五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和联系。因此, 我们提出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为立足点, 以中央实现少数民族富民固边的思想为指导, 构筑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丝绸之路, 振新民族经济发展, 推动西部大开发进程, 建设和谐社会。

(一)构筑新丝绸之路的意义

1.有利于深入进行西部大开发。

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进程中, 丰富的自然资源是西部省区共同的优势, 也包括新疆, 但新疆真正无可替代的是有别于西部其他省区的、能够构建西出通道的区位优势。

而伊犁独特且重要的地理位置, 更是成为了西部开发中最具潜力的宝地, 必将在东西合作中, 成为祖国西北边疆最先发展起来的一个地区, 从而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2.有利于实现本地区的双向辐射。

新疆在我国发展和稳定大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战略地位, 而伊犁地区则是新疆战略地位体现的主要载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 在欧、美、日等国际市场受到较大程度影响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与中亚、南亚、西亚经济有很大且长期的互补性, 有着广泛深入拓展的空间。中国能源和矿产资源的短缺, 需要通过进口, 而这些短缺的能源和矿产资源恰恰是中亚国家拥有较多的资源。石油、天然气、铜、铅、锌等在中亚国家都蕴藏丰富。而中亚国家作为内陆国家, 在交通、资金和技术方面也需要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帮助。

构筑一条新发展时期的新丝绸之路, 能有效地实现以中亚为市场辐射的经济圈, 同时也可以直接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将沿海地区中对中亚地区的贸易产品生产基地设在伊犁, 直接出口中亚, 继而重新筑起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新丝绸之路。

3.有利于探索富民固边新模式, 建设和谐社会。

中蒙、中朝、中缅等边境状况的实践充分证明, 发展是长治久安、有效抵御分裂势力影响的基础, 少数民族 富民固边的新模式的实质就是以发展促稳定, 以稳定保发展。伊犁地区与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俄罗斯接壤, 与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历史联系密切, 经贸往来频繁。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居民语言相通、生活习俗相似、宗教信仰相同。经贸合作也能促进文化传播。融合是和谐的基础, 越深度融合, 繁荣发展, 互利双赢, 越能保证边境安宁稳定。

(二)新丝绸之路内容构想

1.形成以伊宁为中心的中亚物流中心。

伊犁地区沿边有霍尔果斯、巴克图、吉木乃等8个国家一类口岸, 特别是霍尔果斯口岸, 已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公路口岸。伊宁市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首府城市, 是全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临近霍尔果斯、都拉塔、木扎尔特三个口岸, 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内地与中亚、西亚的交通咽喉和商贸集散地, 扼东西交通之要冲。1992年被中央确定为沿边开放城市, 是祖国西部最大的沿边开放城市, 是新亚欧大陆桥西部桥头堡和连接中亚的主要窗口。

目前, 乌鲁木齐已经成为辐射中亚的商贸中心, 这个地位是确定的。伊宁的更大优势在于建立面向中亚的物流中心, 这一优势是新疆其他地方不可比拟的, 甚至比乌鲁木齐更有优势。因为物流中心所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商贸业, 更重要的还在于产业基地, 主要是出口加工, 而伊宁市必然会成为新疆重要的出口加工基地。建设国际商贸中心, 伊宁市的城市支撑不足, 但建立国际物流中心, 伊宁市已具备城市支撑的各项基础和条件。以建立进出口商品集散地为目标, 突出货物集散、配送和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 形成高层次、规范化、适应货物流通快速发展要求的大物流区域。

2.扩大中国对外贸易。

当前, 中亚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新兴市场之一。在全球传统出口市场一路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国面向中亚的对外贸易不降反升。近几年, 伊犁自治州实施的外贸强州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 外贸进出口屡创历史新高, 为自治州的十一五规划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2008年, 伊犁州直对外贸易额首次位居全疆第一。

中亚五国每年需要从中国大量进口纺织品、轻工产品、食品、机电、音像制品等;中国需要从中亚国家进口的主要是钢铁、铜、铝、羊毛、皮革等原材料产品。我们要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结构, 加快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扶持地方产品出口, 努力扩大外购产品出口规模, 坚持/ 外引内联、东联西出、西来东去的方针;同时要加快调整进口结构, 改变原来重出口、轻进口的观念, 积极引导企业加强先进技术设备、国内紧缺的原材料及资源和环保产品的进口, 以促进对外贸易又好又快的发展。

随着精伊霍铁路(精河-伊宁-霍尔果斯口岸)的建成运行, 依托伊宁火车站、伊宁航空港、国道218线形成的立体通商网络, 伊犁地区的地缘优势进一步凸现, 将成为新疆与中亚国家经贸往来重要的中心, 必将在中国西部形成一个资金、人才、商品、信息集聚的高地, 形成面向中亚,辐射西亚、南亚的商品集散中心、经贸信息中心、文化交流中心。

3.加快振兴本地经济。

(1)加工制造业的振兴。将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 把生产基地设在本地区, 产品直接出口, 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就业岗位, 如棉制品加工、水果产品加工等。国内已有不少大型企业将制造工厂直接设在了伊犁, 生产的产品直接出口中亚地区。如四川长虹集团就与新疆伊犁物源公司联袂, 在新疆伊犁地区霍尔果斯口岸建立长虹彩色电视机组装厂, 产品全部出口中亚国家。据长虹集团的负责人称, 电视机在中亚国家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 而且中亚市场对长虹品牌非常认可。在霍尔果斯口岸建立电视机生产基地, 是长虹的战略选择之一。

(2)旅游业的创新。早在上世纪80 年代初, 就有欧美和日本、韩国等地游客提出, 希望新疆能够开通丝绸之路北道旅游线路。据自治区旅游部门的人士介绍, 丝绸之路中道的旅游开发已经很成熟, 南道基本荒芜, 目前还不具备大规模开发的条件, 而/ 丝绸之路旅游0又急需更新换代的产品, 因此, 古老的丝绸之路北道旅游开发势在必行。而伊犁作为丝绸之路北道上的重要地区, 区内拥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旅游业也成为其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来自伊犁州的统计显示, 2007 年, 旅游接待人数达到495万人次, 旅游收入6.8 亿元, 拉动相关行业收入增长29.2亿元。

1.合理规划地区内部旅游。素有塞外江南美称的伊犁, 既有雪山冰川、长河落日的雄浑, 又有桃红柳绿、渔舟晚歌的景象。巍巍天山作屏, 滔滔伊河为环, 是古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 新亚欧大陆桥中国西部的桥头堡, 东西方文化交流荟萃之地。大气磅礴的秀美山川本是亘古自然的造化, 一经同绚丽多姿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 灿烂悠久的历史人文相结合, 再引入精巧别致的现代气息, 必将游人络绎, 带来源源财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将以那拉提草原风情游为龙头, 以伊宁民俗风情游为核心, 以霍尔果斯口岸边境游为突破口, 大力开发/ 自然生态游、历史文化游、民俗风情游、冬季冰雪游、跨国边境游五大产品体系, 力争两年内将那拉提旅游景区建设成国家5A 级景区, 成为中国的旅游名州。

2.积极联合跨区域旅游。早在2006年, 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五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及文物管理部门人员就在新疆吐鲁番达成了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吐鲁番初步行动计划。丝绸之路联合申遗 是整个亚太地区第一个作为文化线路申报的世界遗产, 一旦申报成功, 将为丝路沿线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崭新的契机, 伊犁作为丝路上重要的必经之地,和相邻的其他中亚国家可以联合起来, 做大做强跨区域的国际旅游产业。

3.开发多元化旅游商品。伊犁传统的旅游商品主要有冬不拉、草原石人、哈萨克、维吾尔族服饰、民族餐饮用具, 全国知名的素有新疆茅台美誉的伊犁大曲和伊犁苹果, 还有哈萨克族的手工刺绣、木雕、羊角鞭, 锡伯族香袋、伊宁马鞍等旅游商品, 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极富装饰性, 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4.加强民族间文化交流, 实现富民固边。伊犁的主体少数民族为哈萨克、维吾尔、乌孜别克和塔吉克等民族, 与中亚五国的主体民族形成众多跨境而居的现象。他们语言文字相通, 风俗习惯相近, 宗教信仰一致, 行为方式近似, 这种历史造就的深厚的民族、宗教、文化情结和长期以来密切的不间断的经济社会文化联系, 形成了向中亚开放独特的、深厚的人文资源优势。

地区间有计划地开展区域文化、学术、艺术交流, 策划和举办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单项或综合性体育比赛、运动会, 这些都能加强民族间的文化交流, 稳定边境社会, 共建和谐环境。

5.打造中亚经济圈的桥头堡.2008年10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第七次总理会议在与我国新疆伊犁大面积接壤的哈萨克斯坦举行。会议表现出成员国多种更务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需求,其多种需求给我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伊犁带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会上的讲话和四点建议, 更成为推动伊犁乃至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四、结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 在党中央正确方针路线的指引下, 新疆的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伊犁为桥头堡构筑起的新丝绸之路, 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合作中求发展, 共同推进西部大开发进程。我们相信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下, 在上海合作组织的大力推动下, 在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这条/ 新丝绸之路0必将会迈向成功, 一个更加美丽富饶的 伊犁, 将以崭新的形象和无穷的魅力展现在世人面前。

(责任编辑: 胡 炼)[ 作者简介]黄木生(1949-), 男, 长江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艰难的中国改革之路 篇4

1926年，黄旭华出生在广东省海丰县的一个偏远小镇，父母俩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育有子女九人，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稍大一些，他进入镇上的一所小学念书。镇上的那所小学只有初级部，没有高级部，所以四年级读完后，父亲送他到远离家乡的地方继续求学。

抗日战争爆发后，小学停办。过了一年，沿海一些学校搬到山沟里面去，10岁出头的黄旭华也跟着进山。那个时候没有交通工具，到学校得走4天山路，当时脚上走出了血泡。教室是由草棚临时搭起来的，日本的飞机一来，他们就跟老师跑到较隐蔽的地方继续上课。有时警报一天都没消除，他们就在城外饿一天，什么东西也吃不到。

1941年夏初，在侥幸躲过一次饿毙之后，黄旭华三度开始了漫长的惊险之旅。经兴宁、越韶关、奔坪石、掠湘南，经过整整两个月的晓行夜宿、舟车劳顿，终于在8月初抵达桂林，并顺利通过桂林中学的入学考试，从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涯。

1944年6月，日寇的铁蹄逼近桂林，黄旭华在匆匆结束高中学习后，四度开启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出广西、越贵州，走走停停、历经艰险，虽终在8月底抵达重庆，但既错过了各大学的招考，又丢掉了唐山交通大学的录取，别无选择，只好在国民政府所办的特设大学先修班栖身学习。一年后，黄旭华终于收获自己的梦想，既获得了中央大学的保送资格，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国立交通大学录取。最终，他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进入了国立交通大学造船专业学习。

1949年7月，黄旭华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系毕业后一直从事舰船研制工作，负责过苏联舰艇转让制造和仿制的技术工作。1957年他调到北京船舶工业管理局。1958年，党中央批准聂荣臻元帅关于研制核潜艇的请示报告后，即被调参与并领导核潜艇的研究设计工作。在京期间先后在海军造船技术研究室、国防科工委七院核潜艇研究室、潜艇核动力研究所、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等单位任职。1961年起历任副总设计师、副所长、所长等职。1979年被任命为国防科工委核潜艇工程副总设计师，1983年改任总设计师。

“斤斤计较”，身先士卒

参加过一代艇研制的老同志们都忘不了，总设计师黄旭华曾经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的技术问题。

黄旭华至今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那是他岳母在银行工作时使用过的。

在手摇计算机出现之前，在没有现代化计算手段的年代里，这把算盘曾经伴随黄旭华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毫不夸张地说，我国一代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是出自于这把算盘。”黄旭华笑言。

核潜艇体积狭窄，而装艇设备和管线数以万计，如何精确求得艇的重量和设备的重量，确保重心稳定和艇的稳性呢?黄旭华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中，大小设备件件如此，且天天如此。

“正是这样的‘斤斤计较’，才使得我们的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基本吻合。一艘排水量达数千吨的艇能做到如此，实在不容易。”中船重工719所党委书记张彦感慨。

极限深潜试验是检验核潜艇战斗力的关键之所在。1988年初，一代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做深潜试验。内行人明白，这是一次重要试验，也是一次最危险的试验。“越是危险的试验，越需要沉着冷静，越需要精神集中。”身为总设计师的.黄旭华，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

在黄旭华看来，中国研制核潜艇不仅是要解决有无的问题，更是出于战略的需要，核潜艇只有深深地、静静地隐蔽于海洋中，才能对敌人产生真正的震慑，而极限深潜试验则是检验艇的战斗力的关键之所在。“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咱们要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去把实验数据完整地拿回来!”黄旭华一字一顿、语气坚定地对整个研究团队说。队员中弥漫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

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黄旭华都亲自检查，确保万无一失。100米、200米、250米、260米……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潜下去，170多名参试人员精神抖擞，全神贯注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

接近极限深度时，艇开始一米一米地下潜，全艇渐渐归于寂静，只有巨大的海水压力压迫艇体发出“咔哒、咔哒”声。这时，黄旭华依然镇定自若，在听取测试人员各项实测数据的报告后，他果断地决定：继续下潜!

终于，极限深潜试验成功了，一个划时代的时刻来到了，一个核潜艇的新纪录产生了。在全艇参试人员的欢呼声中，黄旭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和激动，即兴挥毫一首：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黄旭华，这位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总设计师，成为世界上首位亲自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的总设计师。

“人间蒸发”30多年

由于核潜艇研究列入国家机密，黄旭华参加工作时，被要求一定要保守国家的机密，不泄露工作单位和工作性质，不泄露工作任务安排。“因为保守国家机密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们都坚决表态，恪守我们的诺言。”为了兑现诺言，1957年，黄旭华带领20多名技术人员，远离亲人和朋友，进入与世隔绝的荒岛，开始核潜艇研制工作。

“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最大的困难不仅仅是科学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的落后，更大的困难是我们对于核潜艇的知识非常匮乏。”谈到当时的情形，黄旭华回忆说：“核潜艇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一个具有核潜艇知识的专家，我们手中没有相关核潜艇可以参考的技术资料。也没有什么专家来指导迷津，完全靠自己，从零摸索。”

没有数据，无处参考，依靠人工打算盘，黄旭华完成了上亿次的计算，从堆满几库房的演算草图里寻找答案。1970年12月，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交付使用。黄旭华带领大家用时间走完了美苏用了二三十年走完的核潜艇研制之路。随后黄旭华继续带队进行核潜艇的深潜试验。在接受核潜艇研制任务的30年里，他一次都没有回过家。

黄旭华的这段经历，让同学们非常感动。一位学生问：“您离家那么长时间，有没有在孤单的夜里抹过眼泪?”黄旭华听了这个问题，先忍不住笑起来，“我离开家搞‘核潜艇’三十年没回过家，为了保密，我家里人不知道我在干什么，连工作单位都不知道在哪……父亲病重去世，我也没能回去看一眼……”说到这里，白发苍苍的黄旭华哽咽地不能自已。

为了研究核潜艇，黄旭华“失踪”了三十多年，他排行第三，8个兄弟姐妹都不知道黄旭华研究核潜艇，母亲从63岁盼到93岁才见到儿子一面。1986年母亲从报纸上读到了关于他的事迹，母亲把身边的子女都召集起来，然后只说了一句话：“三哥的事情，大家就认可了吧!我们要理解、体谅……”讲到此处，黄旭华已泣不成声。

不惧艰难实现报国梦

回忆当年的研究历程，黄旭华说：“当时生产、科研生活的条件，都比较艰苦，原子d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实现报国梦的艰难故事 n爆炸在沙漠，导弹发射在戈壁，都是人烟稀少，不毛之地。”黄旭华用当地流传的“俏皮话”来形容当时条件的艰苦：“这个地方一年要刮两次七级大风，每一次都要刮半年，也就是说这个风是从年初一到年三十是一直不停，寒风刺骨很难忍受。”

当时每天的主食是玉米面，高粱米成了定量供应的“营养品”，肉、蛋基本买不到，蔬菜品种也很少，冬天只有土豆和白菜，夏天就是辣椒和茄子。“一到冬天，早餐土豆烧白菜，中餐白菜烧土豆，晚上土豆白菜一起烧。一到夏天改了，早餐辣椒炒茄子，中餐茄子炒辣椒，晚餐茄子辣椒一起炒。”黄旭华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述了当时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一些新技术的产生，需要有一个新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这些一时都很难适应，都要艰苦创业。黄旭华说，“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我们一干就是多年，对名利也看得很淡然。在我们心里，埋藏着报国之梦。”

出席母校聿怀中学建校130周年庆典时黄旭华对年轻的学子说：“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未来的接班人，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每一位学生在他们中学时代就应该牢牢记住的。人才的培养如果是为祖国、为社会而培养，那么德才兼备是最重要的，我们需要有创新的思想意识和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因为我们造就事业不会一帆风顺，而是会荆棘丛生，特别是搞科学研究没有奉献精神是不可能成功的，对年轻一代学子，各方面的学习条件都很好，我最想说的便是——不要失去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也是我此次回母校对年轻学子的寄语。”文/高秀英

历程评述：

中国电力供给侧改革之路(上) 篇5

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提出“供给侧改革”。2015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当前供给侧改革的五大重点任务。笔者看了一些专家、官员写的关于电力工业供给侧改革的文章, 其认为目前中国电力工业出现了阶段性电力过剩, 火电利用小时数下降, 出现了弃水、弃风、弃光问题, 电源结构不合理, 主要是煤电比重过大, 原因是“十一五”“十二五”电力规划没有发布实施, 客观上对电力工业科学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其认为供给侧改革的任务就是: (1) 要加强统一规划, 加强电源和电网的统一规划; (2) 要优化电源结构布局, 严格控制煤电, 加快核电、水电, 大力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 加快抽水蓄能和燃气电站建设; (3) 加强电网建设, 包括主网建设和配电网的升级改造; (4) 大力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消纳, 包括就近消纳和外送消纳; (5) 积极开展电能替代。

党中央提出供给侧改革要解决什么问题?很显然, 是要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 减少无效供给, 扩大有效供给, 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多供给适合需要的产品给消费者。为此, 我们需要弄清楚中国电力工业怎么会走向过剩?中国目前电力工业过剩的程度如何?中国电力工业过剩怎么办?总之, 就是要制订出中国电力工业供给侧改革的路线图, 明确该干什么, 应当怎么干。

1中国电力工业怎么会走向过剩的

中国电力工业在计划经济年代, 出现了持续20多年的缺电状况, 从2002年开始的厂网分开, 在发电侧引入竞争机制年代, 逐步解决了缺电问题, 近几年进入了略有过剩的时代。电力工业由垂直垄断体制走向竞争性市场体制时, 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由不缺电走向缺电, 而中国却由缺电走向不缺电, 继而走向略有过剩时代。这是什么原因?中国电力工业由于长期缺电, 中央和地方政府、电力公司的领导和员工, 都想加快电力工业的发展, 解决缺电问题。2002年厂网分开时, 中央电力企业成立了5个发电集团, 当时传出要减少发电集团的数量, 促使各发电集团都想做大做强, 避免被兼并淘汰, 更促使电力工业向做大发展。另外, 在电力工业领域, 存在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重体制,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银行和市场向电力企业提供了充足的投资、设备和材料, 而电力企业不必担心投资回收和盈利水平, 使电力企业具有快速发展的条件。像2014年和2015年电力供求已趋于平衡条件下, 这两年电力需求增长乏力, 而装机容量新增数量都达到1亿千瓦以上, 年增长率达10%左右, 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国家或者市场经济国家都不可能发生, 只有在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重体制下才有可能发生。电力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企业, 在贷款、征地有许多优惠政策, 这些政策虽然加快了电力工业发展, 但也推高了国有电力企业的杠杆, 同时也推高了电力成本。

对于中国电力工业近年来出现的问题, 有的专家认为是“十一五”“十二五”电力规划没有发布实施, 客观上对电力工业科学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我国从2005年开始, 党中央决定将“计划”改成“规划”, 从“十一五”开始国家应当编制电力规划, 但“十一五”“十二五”由于电力工业的特殊性, 名为电力规划, 实际上还是电力计划。“十一五”“十二五”电力规划虽然没有正式发布, 但国家在审批电力工程项目时还是按规划办事, 规划里有的工程项目可以搞, 规划里没有的项目不允许建设, 所以规划还是起作用的。因此, “十一五”“十二五”这10年在电力资源配置上市场不仅没有起决定性作用, 甚至连一般作用都没有起到。市场仅仅在工程招标、资金供应、设备材料供应起些作用。电力工业在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重体制下加快了发展。再说, 在2005年以前, 我国曾经搞过10个五年计划, 这10个五年计划并没有解决缺电问题和电力工业中存在的其他某些问题。所以问题不在于“十一五”“十二五”电力规划有没有发布实施, 而在于市场化改革进展太慢, 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上没有起决定性作用。

2中国目前电力工业过剩的程度如何

长期以来, 中国对于电力供应短缺、平衡、过剩没有一个客观的统计指标, 过去用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 主要是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来衡量。例如, 火电设备年利用小时数达6000小时甚至7000小时, 就是缺电;火电设备利用小时数5500小时为平衡;小于5500小时为过剩。有的用利用小时数来估算过剩容量。近年来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逐年下降, 2015年燃煤火电发电小时数在2014年基础上进一步下降至4329小时, 比上年下降410小时 (注:这两个数字是火电, 火电包括煤电、气电和油电, 我国没有煤电利用小时数的统计) , 比平均5500小时的统计值要低1200小时左右。用利用小时数降低来计算火电设备过剩容量, 2015年为21586万千瓦。这里把火电利用小时数降低全算作电力过剩, 显然是夸大了电力过剩。

其实, 用发电设备利用小时数来衡量缺电或过剩很不可靠。火电的利用小时数不仅与缺电和过剩有关, 还与电源结构有关。在计划经济年代, 那时电源就是煤电和水电, 火电的利用小时数要受水电是丰水年还是枯水年的影响, 丰水年水电多发多供, 火电利用小时数会下降。相反, 枯水年水电少发少供, 火电利用小时数会上升。进入21世纪,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对火电利用小时数的影响因素更多了。 (1) 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 工业比重下降, 特别是耗电量大, 连续生产的三班制企业减少, 三产、服务业比重上升, 居民生活用电比重上升, 用电负荷峰谷差拉大, 调峰调频需求不断增大, 会使火电利用小时数下降。 (2) 这几年加快了水电、核电开发, 一个是利用小时数降低, 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 年内供电不均衡, 丰水期电多, 枯水期电少。多年来看, 丰水年电多, 枯水年电少。核电则相反, 电多, 年发电小时数可达7000~8000小时。这两种电源都要火电配合运行, 调峰、调频。目前我国在非化石能源中, 这两种电源有3.4~3.5亿千瓦, 比风电、太阳能电还要多, 他们需要的配套电源最多, 但往往被忽略了, 配套火电不足, 水电就要弃水。可是在讨论如何解决水电站弃水问题时, 人们从来不提配套火电不足问题。水电、核电加快发展对火电的影响也会降低火电的利用小时数。 (3) 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快速增加, 2015年底, 两者合计已达1.7亿千瓦, 看来很快能超过水电+核电。风电和光伏发电不同于化石能源电力, 存在着间歇性、随机性, 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采取蓄能、用户响应 (面向发电的耗电, 也就是风电、太阳能光伏怎么发电, 用户就怎么用电) 、火电配合运行3种办法。我们主要采用火电配合运行, 会使火电利用小时数下降。 (4) 电力需求下降, 发电设备容量过剩, 首先要让水电、核电、风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 火电尽量少发, 这样在电力过剩时, 火电利用小时也要下降。 (5) 灵活电源的多少。灵活电源指燃气发电, 大容量蓄电设施。我国目前配合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运行的电源主要是煤电, 因为我国天然气电厂少, 最近几年才有所发展。但好多天燃气发电厂为追求效率, 一是搞冷热电联产, 二是搞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 不适合做非化石能源发电的灵活电源。配套电源最好是以天然气为燃料的单循环发电厂。现在有一种误解, 以为抽水蓄能电站可以作为灵活电源, 其实抽水蓄能电站只适应火电、核电调频、备用和移峰填谷的需要。由于抽水蓄能电站库容极小, 存蓄能力有限, 对水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难以发挥作用。对于大容量蓄电设施, 技术尚未成熟, 造价高, 能耗大, 尚难大规模发展。天然气发电厂和储能等灵活电源的多少也影响煤电的利用小时数。 (6) 用户响应开展的好坏。用户响应是指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怎么发电, 用户就跟着怎么用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发出的电能, 恰好被用户消纳掉, 这样风电、太阳能电就不需要火电和储能配额和, 就能100%的消耗掉。我国目前在三北地区将风电用于冬季采暖供热, 就属于用户响应。如果我们能把冰箱、冷库、洗衣机、电淋浴器、电锅炉等用电都能转移到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时用电, 那就可以减少火电配合运行, 可以提高火电的利用小时数。 (7) 煤电数量的多少。如果燃煤电厂数量多, 除了满足非化石能源配合运行容量之外, 还能建设很多超超临界机组承担基本负荷, 还有为数众多的热电联产机组, 那么燃煤电厂的利用小时数就可能高。如果燃煤电厂数量少, 燃煤电厂除了满足非化石能源电厂配合运行容量之外, 就没有基荷容量和热电联产机组, 那么燃煤电厂的年利用小时数就可能下降。如果风电、太阳能光伏电站多, 灵活电源少, 火电的利用小时数可下降到2000~3000小时/年, 比现在火电利用小时数4000多小时还要低。

艰难的中国改革之路 篇6

一

许美德在本书中试图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文化在面对国外文化影响时的反应, 从而看清中国文化对中国大学的影响, 判断中国大学的未来。我们透过许美德教授的论证总结出中国文化对大学影响就是政治与大学的相互作用。或者在动荡不安的年代更多的是政治影响大学。中国大学古已有之, 但是中国传统的大学绝非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那里“没有自治权之说, 也不存在学术自由的思想;同时, 也没有一处是可以称得上是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1]。作者这样认为是从现代大学制度的特征来看中国自有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这个标准是否合适呢?我们抛开大学的制度特点来看, 从大学的功能看大学。最初的欧洲大学也只具有教学功能。教学也可以理解为化民成俗。那么中国古代的大学承担了相当重要的传承文化和教化民众的任务。许美德教授的研究方法是非常值得借鉴和赞赏的。她认为:“只有总体把握了某一具体国家或地区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是否收到外来控制, 是否对外来实行扩张之后, 才能很好地找准看问题的角度和做出论断的前提假设。然而围绕这些假设所做出的最为有趣且在科学上最能站得住脚的研究, 不是推及大量的数据资料以求证实, 而是以求证伪。”[2]这种方法在比较教育中尤其是现代学科分类细化比较教育作为一个独立专业学科呈现, 学生必须清楚地知道比较研究不是材料的堆积更不是历史学, 而是需要解释历史看清教育发展的规律。

许美德教授顺着时间轴从大学变革、地理分布、性别差异等几个维度描绘了一副中国高等教育的变迁立体图。本文着眼于近代中国政府对大学改革大学的尝试。我们将中国大学模式看成是“中国民主主义者为其特定的目的采用和借鉴了资本主义和西方社会主义模式, 以及在对西方模式的发现和借鉴中起基础作用的中国传统的两极对立与综合的文化模式”。[3]

二

中国大学的变革呈现出几个特征:首先, 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多次阵痛。第一次为清政府开始对传统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科举制。清政府建立的学堂不外乎是政治意志扭转落后教育形式的一次尝试。在中国, 学校是为政府服务的。但是在动荡的年代, 中央政府自顾不暇的时候, 高等教育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 这就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次发展。这一时期中国高校数量上发生了可观的变化, 如出现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私立高等学院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如南开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等。这一时期的北大更是众多学者的聚集地, 是学术自由争鸣的第一场所。第三次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改革。很多高校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有很高的期望, 学者纷纷“建议中国应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 考试范围包括多门基础性科目。同时, 在大学里也应该设立首席教授制度和学生毕业考核制度, 学生只有在通过了最后的毕业考试才能够予以毕业。才外再加上一整套严格的职称任免制度, 就能够使大学的教学水平保持较高的水准”。[4]同时, 这一时期也发生了著名的高校内迁。高校内迁一方面是为了保存大学、躲避战争, 另一方面就是政府希望通过高校内迁改变全国高校地理分布不均的状况, 而西南联大创造的文化繁荣也成为众学者研究的对象。第五次的改革用许美德对社会主义区教育的结论是:“共产党建立了一套自己的高等教育制度, 这种制度基本没有受到西方大学价值观的影响, 保持了革命传统和中国传统认识论的某些特征。”[5]通过总结发现, 西方教育模式容易走入中国教育形式之中, 但是中国大学并没有完全融合西方大学的精神。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在许美德看来是“帝国主义性的, 也会有文化冲突的倾向, 一切都如传统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所可能有的那样”。[6]这里所说的冲突是指中国文化与西方模式本质上的冲突。“大学作为一种体现自主和学生自由这样的西方传统的核心价值机构存在着。而且这种价值即使在独裁情况下的熟练也仍然被继承着。在中国方面与之相对照的则是一种知识分子的权威传统, 以及官僚权势对知识和学术的垄断处于一极, 与之起平衡作用的另一极是疏远及其他非官方机构相关联的脆弱的自主和知识分子的自由”, [7]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儒家文化中对教育的独裁专制思想与西方大学的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中国的大学并不是依据大学的自由意志发展的, 更没有所谓的竞争机制来让其优胜劣汰。中国的大学的优劣除了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之外, 更多的是人为因素造成的, 在当时最具影响的因素就是政治力量。

三

我们通过对比英国高校的体制的产生方式, 以及历代变革的主要动因, 看中国高等教育的特色。英国初期的大学晚于法国巴黎大学大概20年左右。“1167年亨利二世与法国闹翻了, 他下令在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全部回国。这些学者回到英国后选中了牛津, 于是在牛津成立了英国第一所大学”。[8]这便是牛津大学的雏形。剑桥大学的出现源于牛津学者误杀了一个居民, 而引发了居民对大学学者的报复。为了躲避居民的杀害, 学者纷纷逃离牛津, 很多人躲避到了剑桥, 便在当地落脚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剑桥大学。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学便是牛津和剑桥大学。但是英国政府对高等教育采取的是自由放任政策, 对教育和经济发展长期不管不问。直到工业革命结束后, 政府才采取措施, 对基础教育进行适度干预。因此, 自由放任虽然导致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滞后, 但带动了教育思想的自由发展, 以及民主氛围的产生。所以新型大学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自由民主的环境, 这从1826年成立的伦敦大学不再开设神学课程中可见一斑。从英国大学改革的动因分析两国文化的差异。19世纪英国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大学变革的几个动因为:政权与教权的较量;工业革命社会发展的需要;启蒙运动思潮的解放思想影响。17、18世纪英国的大学由于卷入政治和宗教的斗争中而无法脱身, 大学陷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把牛津、剑桥称为“已经摧毁的体系和陈腐偏见的庇护所”。英国当时的大学非常萧条, 学生减少, 教师流失并且学科狭隘, 大学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第二个原因是英国经济的发展, 对使用技术需求的上升。在英国高等教育变革的所有背景中, 工业革命是一个根本性的影响因素。工业革命带来产业革命, 并且产生了大量的技术需求。在人类的生产历史上, 人们总是在寻求技术革命, 以及降低成本。然而当时的英国高等教育并不能满足这些需要。当时牛津大学是以培养神职人员和文科教师为主, 剑桥大学则以数学教学见长。社会要求大学培养更多的技术工人及管理人才。第三个主要因素便是社会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错综复杂既有自由主义, 又有浪漫主义, 更有实证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在种种社会要求下, 英国高等教育走进了19世纪———一个改革的世纪。

四

通过对中、英国18—19世纪社会背景的分析, 以及高校改革动因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差异就是政府在高校发展改革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中国高校的兴盛大多是由于政府的扶持和重视, 而高等教育的重大变革往往都是政府意志的实现。政府的意志表现在办学的体制、形式;课程设置、内容;高校规模、发展;高校男女比例。其他社会力量如英国当时的经济发展、工业革命社会思潮等因素的作用在此阶段中国高等教育变革中力量微弱。如果仅从本书中截取例证, 从作者的视角进行解读的话, 那么结论就是:中国近代高校改革是政治意志较量的结果。

摘要：一个国家大学的命运必然与其政府的命运相关, 而在危机时刻在动荡的年代, 这种相关体现得更为明显。《中国的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是以国外学者的独特视角解读中国近代大学的命运。近代中国的大学总是基于中国文化元素吸收和融合西方大学精神。本文比较中英两国大学发展初期的改革之路, 从而印证许美德教授在本书中的假设:中国的大学与政府关系是中国大学改革的中国文化元素。

关键词：《中国的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近代中国大学,政治意志

参考文献

[1][2][3][4][5][6][7]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26, 35, 52, 67, 81, 91, 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