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

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共6篇）

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 篇1

新中初级中学罗春兰

鲁迅与契诃夫虽然各自所处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民族心理特征不同，但是他们的作品却呈现共同的特征。契诃夫小说常从冷静客观的角度分析问题，文章短小精悍、含而不露。中国许多现代作家都受到契诃夫的影响，鲁迅更是以其犀利的文风继承和发扬了契诃夫的冷静笔触。黑暗的社会环境，使契诃夫和鲁迅在作品都充满了对劳苦人民的同情和对黑暗现实的鞭挞。他们的小说创作主题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哀其不幸”

契诃夫和鲁迅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来自社会底层，他们是大多数普通人民的代表，作者对他们寄予的多是同情和哀怜。

如契诃夫的《凡卡》《渴睡》《哀伤》《苦恼》等作品中的人物都是被社会恶势力挤压到连一点微小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他们在残酷的社会里讨生活，他们艰难地挣扎只为了能活下去，但这点基本的生存要求也被无情的现实撕得粉碎。《凡卡》中凡卡悲惨的遭遇和他永远也寄不到爷爷手中的信；《苦恼》中只能向老马诉苦的老人„„

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就是“吃人”的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她丈夫去世后，婆家要把她卖掉，但受封建礼教迫害的祥林嫂誓死不从。守节不成反而受到礼教的惩罚，儿子死后，她几近崩溃，最终受尽嘲笑和折磨孤独地死去。勤劳、淳朴的祥林嫂始终逃不脱悲惨的命运，《明天》中的单四嫂子、《颓废线的颤动》中的母亲，都有着和祥林嫂相似的悲惨命运。还有《故乡》中中年闰土的悲惨命运，尽管闰土勤劳、朴实、为了生存努力劳作，但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使其陷入悲苦境地，生活一日不如一日。

底层人民是黑暗社会最直接、最深重的受害者，他们出身贫困，没有受过教育，更不懂得反抗，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他们只能挣扎着生存。压榨使他们贫困，贫困使他们无知，无知又加剧了痛苦和贫困这个恶性循环的锁链葬送了无数可怜的灵魂。自幼就亲眼目睹过农民和城市贫民悲惨生活的契诃夫和鲁迅，深知人民的痛苦。他们对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创作，表现了他们对受压迫、受剥削、受歧

视的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

二、对奴性十足且麻木不仁的人“怒其不争”

“怒其不争”这一群体，是契诃夫和鲁迅小说创作的大多数，他们同样是生活在社会下层的劳动人民，他们有机会作出一定的反抗，但他们没有，而是麻木顺从、奴性十足。

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即是这样一个悲剧。小公务员在看戏时打了个喷嚏，唾沫星子溅到了前座将军的头上，将军大人并没有在意，但小公务员却三番五次去向将军道歉，唯恐将军大人不肯原谅他而对他施加惩罚，不利于他今后的发展。从此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就一命呜呼。在当时黑暗的社会，官吏的暴虐统治造成了卑微的小人物的畏惧心理，可悲可叹！

鲁迅小说代表作《阿Q正传》中的阿Q就是这种愚昧、麻木、沉默的国民人性的集中体现。阿Q没有“资产”，住在土谷祠中，拷给别人打零工为生，但他却瞧不起和他有着相同地位的小D，他没有社会地位明确的意识，为了摆脱卑微的困境，他只能在想象中把自己抬高到高于别人的地位上，并不懂什么叫反抗。小说《孔乙己》中的孔乙己，读了点书，不肯与劳动人民为伍，又不肯靠勤劳为生，在“偷”的生活中得过且过，最终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他的命运令所有人同情，也包括作者，但作者寄予的更多的是“怒其不争”。还有咸亨酒店的那些愚昧麻木的看客，那些笑声，也是鲁迅“怒其不争”这一群体的人物。

阿Q与小公务员同样都是社会中卑微的小人物，他们不愿低人一等，却和所有可悲可叹的小人物一样不从自强的途径去追求平等。他们或强忍着被压迫，或用“精神胜利法”自我安慰，最终都难逃悲惨的结局。这一类人使契诃夫和鲁迅讽刺的主要对象，为的是警醒麻木沉睡着的国民。契诃夫的《跳来跳去的女人》《文学教师》，鲁迅的《药》《长明灯》等都对这一类小人物的庸俗丑恶进行了有力的抨击。

奴性十足的小人物是当时黑暗社会群体的代表，官僚统治、物价飞涨、等级观念、失业等都是造成小人物奴性心理的原因。他们比起备受践踏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来，上有反抗的力量却不反抗；有力气却不劳动，只想得过且过；看到和自己同样出境的人非但不同情，反而幸灾乐祸。他们目光短浅，可叹可恨。因此，作家对他们最强烈的感情就是——愤怒，对他们的麻木的愤怒；对他们在麻木中

忍受，在麻木中自我满足的愤怒。“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使契诃夫和鲁迅“忧国忧民”的最大体现。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使契诃夫和鲁迅创作的很多小说人物形象都是关于奴性十足的小人物的，他们希望借文学来改变国民麻木愚昧的心灵，用精神的武器来鼓舞和警醒世人，一起来反抗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也是鲁迅弃医从文的主要原因。

三、对腐朽黑暗的社会现实的无情揭露

借文学作品来揭露当时的社会现实，这是十九世纪批判实施主义作家作品的主要特点。《第六病室》是契诃夫揭露黑暗现实的一部力作。阴暗又充满令人窒息气味的第六病室，是俄国现实制度下的罪恶缩影。“被虐狂”格罗莫夫实际上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被当做疯子关进第六病室之前，他抨击过社会时弊，被丢进病室后，他还清醒的驳斥拉京医生的“懒汉哲学”和“托钵僧精神”。契诃夫通过对格罗莫夫这一人物的塑造告诉读者，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动脑筋和爱思考的人被认为是“疯子”，而能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人却恰好是这些“疯子”。契诃夫通过对格罗莫夫的描绘，成功地揭露了沙皇专制统治的荒诞无情。

与之极其相似的是，鲁迅也以《狂人日记》为开端，结束了他早期著译后的十年沉默期，开始了另一个思想和文学活动期。《狂人日记》写出了一个独自觉醒者的发现、苦斗和挫折。“狂人”同格罗莫夫一样被认为是“疯子”，他要“诅咒”和“劝转”“吃人的人”。“狂人”越是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越是反抗这种礼教，周围的人越是把他视为一个不值得理解的“疯子”。正因为如此，他所有的努力才会归于失败。

契诃夫和鲁迅通过格罗莫夫的“被虐狂”行为和“狂人”的一系列叛逆行为，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社会生活的残酷画卷。通过阿Q曾把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可最终却被糊里糊涂地砍了头；通过祥林嫂无奈地把希望寄托在来世，却被封建的贞洁观念给扼杀；通过凡卡把希望寄托在一封根本寄不出去的信上等小人物毫无意义的抗争行为，突出人物的悲剧色彩，深刻地批判了统治阶级的残暴和虚伪。作家希望借此来警醒人们认识到自己身处的落后、愚昧又残害人民的无情社会。契诃夫和鲁迅，同广大人民一样身处黑暗统治的阴影下，手无寸铁又充满对国家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充满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痛恨。在这种状况下，文学是他们表达自己，抨击敌人的唯一武器。尽管契诃夫是含蓄的，鲁迅是犀利的，但这种精神的武器却有着一样的目的，就是抨击封建制度的落后，指出要创造新生活的出路就是要推翻封建统治这个黑暗的堡垒。

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 篇2

30年代是一个急剧动荡的时期, 当时的农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既有着与“五四”时期封建相同的封建势力压迫, 又饱受着内战之苦, 还遭受着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冲击, 同时承受着天灾带来的流离失所和人祸造成的苛捐杂税。这个时期的农民已经无法顾及精神与灵魂上的苦难, 生存才是唯一的追求。在这个时期的左翼文人以犀利、敏锐的眼光审视这个破败的时代, 希望通过自己的笔触来反映时代问题, 揭露时代弊病, 探寻走出困境的出路。

一、题材选取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旨在揭示国民劣根性, 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所以题材选取也常围绕这一主题, 正如鲁迅所说:“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1所以诸如鲁迅《呐喊》《彷徨》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五四”乡土小说作品——许钦文《鼻涕阿二》《难兄难弟》, 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等都具有反封建批判性。而到了30年代左翼作家的乡土创作中就有了变化。正如左翼时期的作家吴组缃在“取材方面, 大多写内地农村, 其中又以反映农村破产时期动态的居多。”2因而左翼乡土小说创作更贴近现实生活, 从微观上反映社会问题。茅盾的《春蚕》《秋收》《残冬》、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樊家铺》、丁玲的《水》等都体现出农民破产导致的社会问题。

以鲁迅的《故乡》3和吴组缃的《樊家铺》4为例。鲁迅的《故乡》在一开为读者展现了阔别二十年后的故乡:渐进故乡了, 天气又阴晦了, 冷风船舱中, 呜呜的响, 从船篷向外一望, 苍黄的天底下, 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 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樊家铺》同样描写了乡村衰败的景象:整个的樊家铺是沉浸在死寂里, 除了隔邻茅铺里断断续续发出沉重的打草鞋的木棒声和一两声婴儿的啼哭。《故乡》的描写是从一个整体上来写的, 作者的观察点是一个大环境。《樊家铺》则选取了“死寂”这个具体意象。一个宏观一个微观, 这也切合了他们创作围绕的不同社会主题, 一个是从国民精神整体入手, 一个是从农民经济破产具体现象剖析。

作品的内容也有着与上面相似的差异, 《故乡》写了“我”儿时的伙伴闰土在经历“多子, 饥荒, 苛税, 兵, 匪, 官, 绅都苦得他像个木偶人了。”正是在各方面的摧残下, 闰土变得麻木, 当初的单纯、灵性都被封建伦理规范吞噬, 再没有了自然人性。《樊家铺》写了线子饭店没生意可做, 养蚕破产, 交不起田租, 丈夫小狗子无奈之下沦为窃贼被抓, 线子为救丈夫, 向母亲借钱未果, 后偷母亲的会钱却被发现, 争执中发生杀了母亲的惨剧。《故乡》中从“我”的视角看少年闰土到中年闰土的转变, 读者更多的是一个旁观者;《樊家铺》则以农民的真实生活为主角带着读者亲历他们正在经历的生死与苦难。鲁迅的文字有一种浓烈的教化作用, 吴组缃的文字则有触动人的力量。

二、出发点

同样是写农民, 但因为题材选取的不同导致了两个时期乡土小说的出发点存在了差异。“五四”时期从精神出发, 企图拯救人的灵魂;而30年代创作主要从“土地”这个现实层面出发, 只求解决农民的生存问题。叶紫的《丰收》、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丁玲的《水》都是体现在土地上生存几千年的农民对土地的失望和绝望。叶紫与茅盾的作品都反映了存在于当时农村的一个“丰收成灾”畸形现象。当时的农民都经历了一个“生活难以维系→寄希望于土地→希望破灭”的悲惨过程, 作家的任务是把人们的实实在在经历的苦难生活用文字展现出来。而“五四”时期乡土小说创作则没有这样一个过程, 他们更多地展现一个已经存在的结果——封建毒害存在已久, 人的灵魂已然麻木, 作家所做的是把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揭露出来。

以许钦文的《鼻涕阿二》5和叶紫的《丰收》6为例。

《鼻涕阿二》写的是一个饱受封建社会捉弄的一个悲惨女性形象。她自出生就受到歧视, 被称为带有浓重厌恶性质的“鼻涕阿二”。自小就开始忍受亲人的漠视和折磨, 两次婚姻都不是自主选择。第二次婚姻是嫁给钱师爷做姨太太。受过各种痛苦折磨的鼻涕阿二在由被压迫者转为压迫者之后一如那些曾经欺凌虐待她的人, 把自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转而加注到弱于她的人身上。风水轮流转, 但转来转去最终都逃不了被封建文化玩弄的命运。

在叶紫的《丰收》中尽管展现的是一个农民挣扎在死亡边上的痛苦的画面, 但却没有如《鼻涕阿二》那样让人压抑、沉闷的感觉。同为痛苦, 精神上的摧残往往更猛烈些, 但生存上的痛苦更折磨人。一开始展现的就是一直下不停地雨:天气也太使人着急了, 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住过……往常都这样:春分奇冷, 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面对让人恐怖的天气, 云普叔回忆起烙印在脑中的痛苦印象——小时候在灾荒时期的艰难生活。但老天似乎并不眷顾这些可怜的农民, 去年云普叔一家因为饥饿已经死了两个人, 今年却仍有可能要继续面对死亡的考验。一直下雨让农民们忧心, 但却可以靠卖斗笠来喝上几口稀饭, 可天一晴尽管田里的禾苗生长有望却断了他们斗笠的销路, 如此一来, 稀饭都喝不上了。在饥饿面前, 云普叔一家已经没有了出路, 生活难以维系, 最后决定靠卖女儿来糊口。暂时有了钱, 人仅仅是能够活下来, 要想活下去还要靠土地, “生活和工作, 加紧地向这个农村中锤击起来。人们都拚命地挣扎, 因为他们已将一切的希望, 完全寄托在这伟大的秋收。”最终如云普叔所愿, 获得了一个大丰收, 但这丰收并未能改变农民们的苦日子。文章的最后, “除去何李两家的租谷和堤费外, 捐款还不够三担三斗多些。”这就是丰收的结果。农民辛勤的耕耘, 期待的是丰收, 可丰收带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更大的灾祸, 农民的希望破灭在了土地上, 对土地的信念也发生动摇。不仅仅是叶紫的这篇, 茅盾的《春蚕》中“因为春蚕熟, 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

通过对比可以很清楚地看出, “五四”乡土小说的出发点在于揭露, 左翼乡土小说在于农民状况原貌于呈现。

三、落脚点

出发点不同最终的落脚点也有所区别。“五四”时期的文学带有浓厚的启蒙性质, 从精神出发最终落脚于启蒙性质, 希望通过对国民精神问题的揭露来教化麻木愚昧的百姓, “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左翼时期的乡土小说则希望通过社会原貌的展现, 农民经济破产的问题探寻未来的出路, 最终落脚于实践性质。

以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叶紫的《丰收》、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丁玲的《水》7为例。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本质特征, 在最后呼吁:“救救孩子……”以唤醒人们, 但并未提出应当怎么做。到了左翼时期, 作家更多的参与到社会中, 表现出主动干预社会的意识。他们使文学展现为一种斗争手段, 他们对苦难社会进行控诉, 引领农民进行自我解脱。在《丰收》中, 面对“丰收成灾”的无望, 懦弱、委曲求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最后写道:“模糊中云普叔象做了一场大梦。他隐约地了解儿子立秋不常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前农民会的影子, 突然浮现上了他的脑海里。”从《丰收》中已经可以看到革命的影子了, 云普叔的儿子是较早的觉醒者, 而云普叔在饱经生活苦难折磨后也激发了他的反抗意识。《一千八百担》描写了宋氏家族内部围绕一千八百担义庄谷的展开的争夺, 揭示了30年代农村社会阶级分化下的分崩离析, 在压迫者们勾心斗角谋算这一千八百担谷子, 闹得不可开交之时, 客民佃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水》也具有反抗性, 水灾搞得百姓流离失所, 亲人分离, 四散逃命。灾民们逃到镇上希望获得救助, 镇上一些人以“多量的做为安慰的话, 和着少量的苞谷粉, 又把这些生命养活着, 而且梦想着起来了。”但敷衍终究不能持久的, 当难民们明白“不要做梦了。决没有人来救我们的, 活着像猪一样的活着, 死去像猪一样的死去吧。”这个道理之后, 对于生存的极大渴望诱发他们沉睡已久的反抗能力, “于是天将朦朦亮的时候, 这队人, 这队饥饿的奴隶, 男人走在前面, 女人也跟着跑, 吼着生命的奔放, 比水还凶猛的, 朝镇上扑过去。”当人被逼到绝境之后, 就会想到生路, 即反抗。

由于时代环境不同, 作家经历不同, “五四”时期与左翼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带有很明显的时代烙印, 因而不仅仅是社会主题存在差异, 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 但异中有同, 他们的根本都是希望用自己的笔改变国家, 同时二者之间还存在一个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注释

11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鲁迅全集·第4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第526页.

22 .吴组缃.《吴组缃小说散文集·前记》,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4年出版, 第2页.

33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年出版.

44 .吴组缃.《一千八百担》, 华夏出版社, 2009年出版.

55 .许钦文.《许钦文小说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编著, 2009年出版.

66 .叶紫.《血与火的写真叶紫小说精品》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7年9月出版.

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 篇3

关键词:鲁迅小说 吴敬梓 《儒林外史》 主题思想 比较

吴敬梓与鲁迅,这两位前后不同时期的杰出小说家,由于他们的时代、生活、思想有类似之处,特别是两人都出身于知识阶层,对同阶级士人的生活、思想都十分熟悉。吴敬梓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创作了《儒林外史》,鲁迅的《孔乙己》、《白光》等也是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著作,我们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不难看出,鲁迅的小说多少受到吴敬梓小说的影响,但又有所发展,取得了吴敬梓所不能比拟的成就。本文试图从主题思想方面对二者的作品进行比较。

一、“匡世”思想

《儒林外史》通过一些正面人物提出了作者的理想——礼乐兵农的救世良方,但对于理想能否实现则是抱着深沉的怀疑态度的。在最后一回中,吴敬梓以无限凄婉的笔触向读者提出他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看官!难道至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么?”[1]对吴敬梓提出的匡世理想,我们应该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一方面,应当看到其批判当时黑暗现实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并不能坚持先进的理想,只能在愤懑与怀疑中度过寂寞的一生。

而鲁迅小说创作中的匡世思想则可以用《呐喊·自序》中的一段话来概括:就是为了改变国民的精神;把不久都要闷死的许多熟睡的人们从铁屋子中惊起。鲁迅对自己的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在《故乡》中就写到:“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当然,这种对于前途光明的预言还比较笼统,但这只是鲁迅早期的思想表露。到了后期,鲁迅对于前途问题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认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2],并且说在经过长征胜利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3]。这种坚信共产主义远大前程的思想,更是吴敬梓所不可企及的。

二、对科举制度的否定与批判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尽管多方面揭发和批判了八股举业牢笼、毒害士人的罪恶,甚至让王冕说出“这个法却定的不好”[4]的见解,然后,他仅仅是批判它的弊端,而未能也不可能将它当作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即封建教育、选举制度来加以全面否定。因而吴敬梓的嘲讽尽管辛辣无情,然而却不够坚决彻底。如在《儒林外史》中,作为理想人物之一的萧云仙,为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在青枫城请沈大年教授学生的内容,也还是八股举业。同时,在吴敬梓笔下,也有一些沿着八股举业而高升的士人,如周进、范进,他们的最后归宿似也不“坏”,这无异是表明在这制度下寻求前程的人有幸有不幸。但在鲁迅笔下,由科举出身的士人几乎很少有好的结果。孔乙己被人打折了腿,最后的结果“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陈士成淹死在万流湖中,“浑身也没有什么衣裤”,更“无尸亲认领”,极为悲惨。这就彻底否定了坑害知识分子千余年的科举制度。(至于《阿Q正传》中的秀才、举人,《祝福》中的老监生,他们之所以过着颐指气使般的生活,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地主身份。)

三、对封建礼教的揭露与控诉

在反对封建礼教方面,吴敬梓对于一些理学家的虚伪面目,有着辛辣的嘲讽,对他们肮脏的灵魂,有着深刻的解剖。然而,他只是反对礼教的虚伪,并不反对虚伪的礼教。对于孝、悌等封建的道德观念,他却没有进行任何批判,更谈不上从根本上加以否定。

鲁迅则不然,对封建礼教痛加抨击、彻底否定。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对封建礼教的白话小说。在小说中,他通过“狂人”的翻查,指出在我们几千年的历史上,虽然每页上面都“歪歪斜斜”地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但实际上却只是“吃人”两个字,从而发出“救救孩子”的沉痛呼声。在其后创作的小说《长明灯》中,鲁迅描写了一个受到封建社会迫害致狂的疯子,在反动势力的围困下,依然坚持要吹熄那盏象征着封建统治的长明灯,甚至要采取“我放火”的斗争形式,坚决与封建势力进行斗争。这些都表现了鲁迅批判和抨击封建礼教所达到的思想高度,是吴敬梓所不能企及的。

两位作家所表现的主题思想的相同或近似,正说明吴敬梓去世一个多世纪以后,鲁迅仍然要承担起批判科举制度、反对封建礼教的艰巨任务。封建社会晚期的种种遗毒,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仍然起着腐蚀作用,清除封建遗毒,肃清它的影响,正是鲁迅早期肩负的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

注释:

[1][4]吴敬梓:《儒林外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28页,第11页。

[2]鲁迅:《二心集·序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页。

[3]复旦大学《鲁迅年谱》编写组:《鲁迅年谱》(下),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14页。

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 篇4

一、鲁迅与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的共同点

“鲁迅的作品与作风和契诃夫的极相类似, 简直可以说是孪生兄弟。假使契诃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 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这是郭沫若对于鲁迅作品的高度评价, 同时也指出了鲁迅的文学作品和契诃夫的文学作品的相似之处, 所以有人称鲁迅为“中国的契诃夫”。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都以诙谐幽默的笔法描绘了众多的“小人物”, 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有着共同之处。

1、鲁迅和契诃夫都在作品中表现出了对于“小人物”的同情

鲁迅笔下的许多“小人物”都有令人同情的一面, 像《祝福》中的祥林嫂是一个质朴、善良、勤劳的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 她只是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却命运坎坷一生不顺, 夫死子亡的她在当时的旧社会中不仅没有做人的基本权利, 而且还备受欺凌和遭迫害, 到处受人白眼冷遇, 最后还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不过, 这些“小人物”令人同情的同时, 也往往有着自身的缺陷和弱点, 让人扼腕痛惜。《孔乙己》中的主人公孔乙己因为没有考中秀才而不思进取、颓废度日, 虽也曾“敏捷精悍”但在吕韦甫的几番折磨下, 不敢直面现实不得不沦落为了“预付颓唐”的庸人, 每日只是以酒麻痹自己, 用“精神胜利法”劝慰自己, 真是让人“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在契诃夫所创作的小说中也有很多令人同情的“小人物”出现, 《苦恼》中的车夫姚纳是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 军官们可以肆意的向他发脾气, 年轻人可以随意对他辱骂, 甚至要给他起外号。他早年丧妻、儿子病逝, 在社会的下层苦苦挣扎着的他并不想去抗争什么, 只是希望能够生存下去, 但是社会的黑暗对他进行了残酷的欺压, 他很难维持自己的生计, 常常是从中午到“黄昏的暗影笼罩金城”时也没拉到一趟生意, 辛辛苦苦的工作到晚上十点钟, 可是却挣不到买燕麦的钱。更为不幸的是人们对于他的悲惨遭遇几乎是视而不见的, 姚纳没有地方言说自己的痛苦, 得不到他人的同情和理解, 只能默默承受着内心的痛苦。为了排遣心中的孤独寂寞他开始向马吐露心事, 在现实的社会中找不到知心人的姚纳终于有了愿意倾听他内心苦闷的“马知音”。但是他的麻木、忍受和不觉悟, 以及逆来顺受的奴性, 也让人叹惋。

2、鲁迅与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都有各自性格上的缺陷

阿Q是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人物, 他不但有生理上的缺陷头上长着癞疮疤, 到处受人歧视, 而且也有着性格上的缺陷, 未能正确认识自我。当有人辱骂他时他会说“你还不配!”, 还认为自己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 溃烂之处美如乳酪”, 将自己生理上的缺陷当成是他的荣耀。他身上生着虱子却不以此为耻, 还为自己身上虱子比王胡的少而沾沾自喜, 甚至还为这样一件“怎样的大失体统的事”而与王胡“大动干戈”。阿Q这种自我认知的模糊, 让他无法客观的观察自我的生活状态, 不能正确的认识自己的生理问题, 他自欺欺人的将自己的缺陷转化为值得称道的资本, 并用实际的言行表现出来, 以此得到精神上的快慰, 但他自身的缺陷并不会随之消失, 他人的歧视依然存在, 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只是让他丧失了社会自我意识。而在《小公务员之死》中, 契诃夫也塑造了一个可笑的“小人物”, 这是一个奴才心理极度膨胀的人, 因为在剧院里不小心将唾沫溅到了一个将军级文官身上, 而惶恐不安直至一命呜呼, 让人哭笑不得。在契诃夫的另一篇小说《胜利者的胜利》中, “小人物”的性格缺陷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连锁里的微笑”让人心酸, 考素材发迹以后, 就高兴得意忘形, 百般的羞辱那些来巴结他的客人们, 这些可怜的“小丑”为了博得考素材高兴, 而甘愿丢掉自己的尊严来附和他, 以换取提拔的机会。

3、鲁迅和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都有一定的“奴性”

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彷徨》揭示了旧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现状, 当时正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情形下的国家十分落后, 人们的思想麻木, 虽然已经有了“五四”时期的“呐喊”唤起了一些人的思想启蒙, 但是大多数国人还是思想蒙昧没有觉醒, 这是的鲁迅也开始有些“彷徨”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鲁迅写了《狂人日记》、《祝福》、《阿正传》等著名小说, 用以唤醒国人的觉醒意识。写于一九一八年四月的《狂人日记》, 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 是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杰出作品, 发表于《新青年》, 后辑入小说集《呐喊》。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有迫害狂恐惧症的“狂人”, 通过这个“狂人”的视野, 让读者看到了一个癫狂黑暗的人吃人的社会, 在这个封建礼教压的人们几乎窒息的社会, 狂人想要得到的是自我解放, 不过受到封建社会的所谓道德、仁义思想影响的国人都带有一定的奴性, 而被这种奴性控制的人们会渐渐的失去抗争意识, 只会屈服于统治阶级。狂人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不愿意就这样一生做奴隶而努力的追求自我解放, 寻求自我价值和人生价值。不过这样的做法在其他的带有奴性的奴隶似的“小人物”看来是怪异的, 他们是“狂人”为病人甚至是怪物, 这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悲哀。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如奉承上级的小官员、趋炎附势的变色龙、刻板守旧的套中人、庸俗不堪的年轻医生、逃避现实的文科教员、有强迫症的小文官等都多多少少的带有一定的“奴性”, 他们饱受沙俄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 其灵魂被扭曲了, 失去了应有的抗争意识。当时的俄国所处的时代是黑暗的, 沙皇借民意党刺杀他的事, 在全国上下散播恐怖的种子, 使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小市民和小官员只能苟且偷生, 只能一味阿谀奉承、巴结权贵以换取晋升的机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契诃夫写作的很多能够反映出“小人物”奴性心理的文学作品, 比如说:《小公务员之死》、《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变色龙》等。不过, 这些小说中的“小人物们”已经不再是沙俄黑暗统早期时那些可怜、可悲的人了, 作者对于他们的同情是有限的, 作品中更多的表露出的是作者对其的讽刺和批判。

二、鲁迅与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的不同点

鲁迅和契诃夫都擅长在小说中运用讽刺的手法, 在诙谐幽默中暗含辛辣的讽刺, 使笔下“小人物”的形象更加鲜活。不过, 鲁迅和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还是有着很多不同之处的, 鲁迅的作品借鉴了契诃夫的作品, 在其创作的基础上又有了一定的飞跃。

在契诃夫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残杀往往是在无形中进行, 《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将自己装进“套子”, 害怕改变而苟且偷安, 心甘情愿的做沙皇鹰犬。他用“套子”把自己包裹的严严实实, 他在晴天带雨伞、穿靴子, 无论天气如何炎热也不开门开窗, 睡觉时穿睡衣、戴睡帽、蒙被子……而他也不仅仅只是将自己的身体包在“套子里”, 他也用“套子”将自己的思想包裹起来, 严格执行政府法令, 坚守规矩办事, 还想要身边的人都如他一样“中规中矩”, 城里新开个茶馆或阅览室都会让他惶恐不安, 人们在他的影响下十多年来都战战兢兢地过日子, 人们与其说惧怕他不如说是惧怕他背后的沙俄统治阶级, 人们的精神在无形中被残忍的扼杀了。

而在鲁迅的作品中, 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是一个“看客”或“痴人”、“被吃人”是受害者和被嘲笑的对象。《孔乙已》中主人公孔乙已自出场以来就备受嘲讽, 他的不幸遭遇在他人看来是“快活的空气”。《阿Q》中的阿Q只想不妨碍他人的活着, 却总是被人欺侮, 甚至还被当成了革命党人被捕, 最终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头示众了。

三、总结

作为世界伟大的作家, 鲁迅和契诃夫的成就都是不容忽视的, 他们虽然属于不同的国家和时代, 但是作品的风格极其相似, 契诃夫的作品是沙俄时代的无声的悲乐, 鲁迅的作品是旧中国的挽歌。两位作家虽然分属不同的国度, 他们的作品所显现出来的文学光辉一直引领当时的人们冲破黑暗走向光明。

摘要：鲁迅和契诃夫虽然是属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伟大作家, 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有很多相似之处, 他们常常选取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通过对这些“小人物”悲惨境遇的描绘, 来表现“小人物”的“奴性”、“庸俗味”。他们的文学作品中都以诙谐幽默的笔法描绘了众多的“小人物”, 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小人物”的形象也有着共同之处, 因此本文将详细分析鲁迅与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形象的相同点, 而对不同之处仅做简要分析。

关键词：鲁迅,契诃夫,小人物,形象

参考文献

[1]张春红.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J].科教文汇 (中旬刊) , 2011 (01) .

[2]李婷婷.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J].青年文学家, 2013 (07) .

[3]贾娜.可怜可悲又可爱的小人物——浅谈鲁迅小说中阿Q的人物形象J].教育教学论坛, 2011 (27) .

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 篇5

在19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小说中并不缺乏闪亮的女性形象与爱情主题, 如众所周知的“屠格涅夫女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带有女神光环的索尼娅 (《罪与罚》) 和阿娜斯塔西娅 (《白痴》) 以及托尔斯泰《复活》中经过自我救赎重拾“基督理想”的马斯洛娃。但契诃夫小说中的女性与爱情则有着明显的不同, 她们没有璀璨的光环, 她们身上总是显现着在生活中女性时常可见的可爱、可怜甚至可悲, 她们的爱情也通常是无奈而惨淡, 这种境遇又并非完全来自外界与他人, 而是同她们自身有着不可剥离的关系。在声势呼啸的19世纪俄罗斯文坛, 契诃夫的这些小说就像一道细腻的潜流, 具有一种罕见的精美与深沉。

二、拒绝“女神”

在男权社会中, 女性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和生活的悲剧性色彩始终是艺术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古希腊便有欧里庇德斯的传世悲剧《美狄亚》, 近代欧洲文学史上悲剧性的女性形象更是数不胜数。同为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家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刻画着各自的女性悲歌。托尔斯泰的《复活》中塑造了玛斯洛娃这样一个寻找新生的“女神”, 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分别在《罪与罚》和《白痴》中创造出了索尼娅这一带着罪恶之身拯救他人的圣母化身和阿纳斯塔西娅这一将十万卢布付之一炬的豪情女子。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契诃夫的小说中也有许多以女性和爱情为主题的作品, 但他从未想过要塑造一个光彩照人的“女神”形象。

“女神”形象的根源来自于宗教情结。这是契诃夫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不同之处。契诃夫不是教徒, 没有两人那种狂热的宗教救世情结。他想要做的只是描绘出生活中最常见的女性悲剧。

三、阿妮娅与奥莲卡——两种悲剧, 一种凄凉

在9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 有两篇是契诃夫刻画女性爱情与生活悲剧的典范, 即《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和《宝贝儿》。两篇小说中的女性主人公阿妮娅和奥莲卡有着各自的悲惨故事:阿妮娅在与军官阿列克谢伊奇的婚姻生活中受困于虚伪的政治社交生活而日渐憔悴, 最终流于自怨自艾, 奥莲卡则在虚无的“爱”的心境中沉沦而浑然不知。在处理女性成为男性“附属品”这一主题时, 契诃夫并未将问题的原因归结在社会环境以及男性身上, 而是尖锐地指出了女性自身的内在原因, 使得阿妮娅和奥莲卡的悲剧具有了深层次的内在同一性, 这也正体现了契诃夫小说中一贯有之的清醒。

发表于1895年的《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题目便是一个双关语。“安娜”的双重含义, 其一是作为女性的阿妮娅, 其二是挂在男性脖子上象征着功勋和社会地位的圣安娜勋章。这样的双重含义也象征着像阿妮娅这样的女性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

阿妮娅和阿列克谢伊奇的婚姻关系根本不是出于爱情, 而是一种交易——两人在对方身上各取所需。阿列克谢伊奇要的是一个光彩照人的妻子, 一个可以携带着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场合“充门面”的展览品, 借以更容易地获得人际关系和上司的抬爱。阿妮娅需要的则是在那些场合中受人瞩目的光环和满足感, 是虚荣。她并非不了解这种生活的悲哀, 也常常向人抱怨作为女人的凄苦命运。但她也无法抗拒这种生活所带来的虚荣的诱惑, 无力离开男性独自生活。因此这份自找的悲剧也只能独自默默承受。

同样性质的悲剧也出现在1899年所发表的《宝贝儿》中。小说的女主人公, 退休的八等文官的女儿奥莲卡, 先后经历了三次婚姻。第一个丈夫是一名剧团的经理人, 嫁给他时, 奥莲卡觉得“世界上顶美妙、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 就是戏剧。”不久之后剧团经理人辞世, 不出三个月, 她又爱上了一位木场的经理。嫁给他时又觉得“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事情就是木材。”可木场经理也去世了, 她又爱上了一位兽医, 在嫁给他时,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 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兽医成了她生活的中心。要她不爱什么人, 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

不幸的事情再一次发生, 兽医也去世了, 奥莲卡又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在了兽医与前妻的儿子身上。纵使不是亲骨肉, 也当成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每一次的爱情, 奥莲卡都觉得自己爱得那么深, 丈夫的生活就是自己的一切。其实, 那根本不是出于爱, 像安娜一样, 这也只是奥莲卡的一种“需要”。所不同的是, 奥莲卡的需要比安娜更为简单, 也更为悲哀——她需要一个能支撑她活下去的理由, 离开了男性, 她根本无法独立生活下去。而精心抚养兽医的儿子, 也不是出于母爱, 同样是要为自己可悲的生活寻找一个支柱。

契诃夫敏锐地捕捉到了女性自身性格中诱发悲剧性结局的因素, 既同情她们的不幸, 也指出了这种不幸也是来自于她们自己。

四、爱情与庸俗为敌

同样写于1899年的《带小狗的女人》, 被许多人视为契诃夫最卓越的小说。这篇小说也集中了契诃夫小说艺术的几乎所有特色于一身, 并蕴含了多重主题。成为了体味契诃夫小说魅力的最好读本之一。

《带小狗的女人》是一篇写爱情的小说。但契诃夫对在古洛夫和安娜之间发生在雅尔塔的“爱情故事”却着笔不多。小说真正的核心是古洛夫和安娜在雅尔塔分手之后各自的精神煎熬上。两人对于他们之间的爱情深度和价值是在分手之后才逐渐认识与体验到的。而两人所受的这份煎熬, 也把《带小狗的女人》示人物所蕴涵人性美。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 而翠翠与二老两人倾心相爱。二老傩送英俊如“岳云”, 善歌似朱雀, 温柔而又热情。二人对于爱情的追求并不作兴情人奉送也不大打出手, 而是决定用公平竞争的办法——“就是两兄弟月夜里同过碧溪岨去唱歌, 莫让人知道是兄弟两人, 两人轮流唱下去, 谁得到回答, 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 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二老为了纯真的爱情, 则宁愿放弃一座碾房的陪嫁而选择渡船;大老则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而极力去成全弟弟的爱情。湘西这片古朴的人文环境滋养了他们人性中的单纯和率真、热情与奔放。处处闪烁着善良无私、仁厚淳朴、乐于助人的至善至美的人性光辉。沈从文对于这种纯真自然人性的礼赞在其他作品中也大放异彩, 如《龙珠》“美丽强壮像狮子, 温和谦逊如小羊”。再如《长河》中的夭夭, 虽然是家中最小、最受宠爱的娇女, 既不仗势骄横, 也不恃宠耍蛮, 对人温和善良, 对那个无家无室、无儿无女的老水手满满, 像亲人一样, 处处照顾, 呵护有加;即使从不相识的路人, 走过她家城市的橘园, 夭夭也会选最大最好的橘子给人吃, 分文不取。他们总是用天真无瑕的眼睛看待万汇百物, 用无私的胸怀和满腔的热情的对待他人。

四、互助互爱的乡邻们

人性之美还体现在乡邻的互助互爱中, 船总顺顺大方洒脱、豪爽慷慨, 为人明事理, 他“喜欢交朋结友, 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 他“明白出门人的甘苦, 理解失意人的心情……凡到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 莫不尽力帮助”。老船夫死后, 他尽弃前嫌, 为无依无靠的翠翠忙前忙后, 盛情邀请那分明与他的两个儿子不幸遭遇有密切干系的孤女翠翠到家里安住。就连昔日向翠翠的母亲求爱遭拒后的杨马兵, 听说翠翠的外祖父死后也不请自到, 主动承担照顾翠翠的责任。那些得到过老船夫过往帮助的乡邻, 也都以各种方式来表达谢意。卖肉的不肯收他的肉钱, 水手们送红枣给他, 小商贩们送粽子给他。这里没邪恶、贪欲、倾轧、争执, 丝毫没有功利、没有企图;人人都那么和善、诚挚、豪侠重义、肝胆相照;人和人的关系就是一个“爱”字。正是这种超越了阶级关系, 金钱关系的无私的爱, 使未受到现代文明侵染的原始湘西世界如此令人神往。

综上所述, 《边城》是沈从文深切关注并着力体现人性美的代表作品。通过对湘西世界的风俗人情的描写, 领略其中的亲情、爱情和人情之美, 看到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人性之美, 而这种美又通过那无私的“爱”向我们展示出来:祖孙之爱、两性之爱、兄弟之爱、乡邻之爱, 这是多么淳朴而优美的人生形式, 多么令人神往的理想的人性之美。相比物欲横流、环境破坏、人情淡薄, 对享乐、私欲的盲目追求的今天, 无疑是一种警示。虽然作者描写的是三十年代古朴美好的边城生活, 所抒发的是一种“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倾心、康健诚实的赞美, 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映照现实中的一些丑恶现象, 可以使人们懂得如何以美好的人性净化人的心灵, 这正是我们时代的呼唤, 也使我们从中得到了促使人性回归自然、善良、健康的启示。

摘要：19世纪90年代是俄罗斯小说家契诃夫在小说创作上的全面成熟和巅峰时期, 其中关于女性与爱情的主题在这一时期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将通过对其中代表作品《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宝贝儿》和《带小狗的女人》的分析, 试图探究契诃夫这一时期关于女性与爱情的短篇小说的独特魅力。

关键词：契诃夫,90年代,女性,爱情

参考文献

[1]《Lectures on Russian Literature》, Vladimir Nabokov, Mariner Books, 2002。

[2]《契诃夫研究》, 徐祖武、冉国选编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7。

契诃夫与鲁迅小说主题之比较 篇6

鲁迅虽然出生于没落的士大夫家庭, 然而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生活环境使他与农村、农民紧紧联系在一起。他说“我出生于都市的大家庭里, 从小受着古书和师傅教训, 所以也看的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 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的母亲家是农村, 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 逐渐知道他们毕生受着压迫, 很多苦痛和花鸟不一样了。”生活在大家庭中的鲁迅, 深恶上流社会的虚伪, 深感下层劳动人民的质朴、善良, 而在农村外婆家的居住, 又让他间或了解到农民的艰辛。农民的苦难生活在鲁迅幼小心灵上的烙印, 以及与农民感情上的交流共鸣, 使得鲁迅在弃医从文、以文救国的开始就怀着对普通小人物的炽热感情, 以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揭示他们病态的人生。

同样, 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契诃夫, 也始终将普通小人物作为他倾注一生心血探索理解的对象。

契诃夫出身于小商人家庭, 但祖先是农奴。他的祖父、父亲的社会地位所给予他的影响, 只有自卑感。他只有刻苦地读书和钻研, 才能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由于父亲经营不善而破产, 全家一下子陷入困顿, 他很早就亲身体验了人世间的冷暖, 开始用批判的眼光观察社会, 由对个人道德品质的关怀发展为对被损害的弱者的关怀, 关注普通小人物的命运, 揭示他们病态的人生。

相似的人生经历, 共同的题材选择, 使鲁迅和契诃夫都将普通小人物作为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 都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生活在社会最基层、最平凡、最普通的小人物身上。无论是鲁讯笔下的阿Q、祥林嫂、闰土, 还是契诃夫笔下的别里科夫、奥楚蔑洛夫、切尔维亚科夫, 这些生活在不同国度, 有着不同人生经历、生活环境和理想信念的血肉之躯上, 凝聚了共同的民族劣根性:奴性、冷漠。

一、奴性

鲁迅对国民劣根性——奴性的揭示, 主要攻击的对象是封建礼教。他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就是“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呐喊:“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这是对封建礼教为核心的封建道德吃人本质的深刻揭露, 是对它的血腥罪恶的愤怒控诉。

《祝福》中, 祥林嫂一连串的不幸遭遇是旧社会我国劳动妇女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课堂上分析“谁应该对祥林嫂的死负责”时, 有同学觉得是鲁四老爷, 有的说是柳妈, 有的说是她的婆婆。确实, 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应该对祥林嫂的死负责任, 但真正把她送上绝路的罪魁祸首应该是:封建礼教。不仅是祥林嫂, 包括鲁四老爷在内的所有鲁镇人都是笃信封建礼教的, 对封建礼教充满一种奴性。所以《祝福》的惨事, “不惨在狼吃了‘阿毛’, 而惨在礼教吃了祥林嫂”。《故乡》中的闰土与“我”接触时, 由“脸上出现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到“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 叫了一声“老爷”。阿Q精神胜利法的奴性心理的反映, 是卑怯的表现。阿Q的一生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 始终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阿Q的悲剧不仅在于他可怜的遭遇, 更重要的是他竟能在这样的生活中寻出“美”来, 自譬自解、自慰自安, 甚至有时还能有几分“得意"。阿Q的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 是无力改变受屈辱现实时所采取的一种消极的自我麻醉, 烙上了民族耻辱的印记, 是愚弱的国民性的表现。

契诃夫对国民劣根性——奴性的揭示, 主要攻击的对象是等级观念, 畏“官”心理。契诃夫笔下的一系列具有奴性特征的小人物, 都是喘息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俄国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下的, 一部分是在沙皇专制下甘心为奴, 一部分受资本主义因素影响甘心忍受官衔、地位和金钱的凌辱。绝大部分是在两者的双重压迫下甘心为奴。

《一个官员的死》塑造了一个奴性十足的小官员形象, 由此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上下等级森严、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套中人》中, 胆小怕事的教员别里科夫不能容忍一切新生的、他认为是脱离常轨的事物, 毫不踌躇地扼杀周围的一切生机。别里科夫的形象表明, 沙皇专制制度扼杀一切新事物、新思想的规章、法令已经对老百姓产生了多么根深蒂固的影响, 甚至无须进行动员或施加压力, 人们就甘愿充当反动政府的奴才和帮凶。《变色龙》描写的是一位警官处理狗咬破金饰匠的手指头这一案件的经过。作者则围绕是谁家的狗, 让警官在几分钟内当众五次“变色”, 一面阿谀奉承讨好将军, 一面又神气十足吓唬群众。作者通过对话和幽默的手法, 揭开了警官奥楚蔑洛夫隐藏着的奴才性格。

二、冷漠

在鲁迅小说中, 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缺乏同情心, 一切无动于衷, 甚至“拿残酷做娱乐, 拿他人的苦做赏玩, 做慰安”。孔乙己被打断了腿而致残废, 更成了人们奚落的对象, 没人关心他的存在与死活, 他的痛苦成了人们取笑的对象。七斤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 为自己没有了辫子感到惶惶不安, 邻里却是幸灾乐祸的态度:“七斤既然犯了皇法, 想起他经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 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骄傲模样, 所以对于七斤的犯法, 也觉得有些畅快。” (《风波》) 革命者夏瑜惨遇杀害的时候, 周围的群众却站在一旁, “颈项都伸得很长, 仿佛许多鸭, 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 向上提着”, 成了“鉴赏”杀人的“看客”。 (《药》)

《示众》中的巡警和白背心一出现, “苏州俏”的老妈子居然为孩子指点着白背心说:“阿, 阿, 看呀!多么好看哪!”当路过的车夫跌倒时, 人们同声喝彩:“好!”而且笑嘻嘻地看。《阿Q正传》也写道, 阿Q被示众时, 从蚂蚁似的人丛里发出的狼嗥似的叫好声和那闹杂的围观场面。《祝福》中“阿毛被狼叼走的故事倒颇有效, 男人听到这里, 往往敛起笑容, 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 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 还要盛出许多眼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 便特意寻来, 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 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 叹息一番, 满足的去了, 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大家都在“咀嚼赏鉴”祥林嫂的悲哀。

对于他人痛苦的冷漠, 以致从他人的灾难中汲取快感, 这是典型的“看客心态”。鲁迅先生用透视的笔法引导我们观察了麻木、冷漠的一群人, 谁都愿意鉴赏别人而怕成为被鉴赏的对象。这一群病态国民展示了我们冷漠的“民族劣根性”。

契诃夫的小说也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冷漠、隔膜的关系。《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唯一的儿子死了, 他忍受了这个沉重的打击, 但他却忍受不了自己的孤独, 他要把自己满腹的悲痛向人申诉, 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理睬他。最后, 他只得把儿子是怎样死的情况和痛苦向他唯一的小马诉说。《套中人》中像别里科夫这样一个毫无人性、憎恶生活的人竟谈起了恋爱, 本身就是荒谬可笑。可是学校里的人却极力撮合别里科夫与华连卡的婚姻, 这并不是因为关心他, 那只不过是拿他寻开心, 给烦闷无聊的生活寻找点调剂罢了。

与众多作家相比, 鲁迅、契诃夫都深切地关注着普通小人物的命运, 剖析他们病态的人生, 从而揭示整个民族奴性、冷漠的劣根性。鲁迅一生愤激、呐喊、奋争、拼搏, 为了改造这种奴性、冷漠的民族劣根性, 重建中华民族的健全心理。契诃夫则出色地揭露了奴性、冷漠的小市民习气, 并发出了“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呼声。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2].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

[3].郑欣淼《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改造》, 陕西人民出版社。

[4].何华珍编著《〈契诃夫小说选〉导读》, 四川教育出版社。

[5].王得后《〈呐喊〉导读》,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