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近期中日关系

浅析近期中日关系

浅析近期中日关系 篇1

最近，围绕钓鱼岛中日双方之间引发近年来最大的外交争端。随着中日经济之间相互依存度的前所未有的提高、以及民主党获得大选胜利，建立新内阁，鸠山前首相主张“东亚共同体”锣声乍落，竟出现如此紧张状态，确实令人惊愕不已。中日围绕该岛确实存在长期争议，但是迄今为止双方都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予以搁置，但中国（包括台湾）渔船即使进入该海域，日方也一般采取驱离手段。但是这次做法与往常截然不同，因为拘留了船长，并声称依照其国内法律予以审理。虽然目前该船船长已经被释放，日趋紧张的事态有所缓和，但是如果细心观察，可以看出本次事件有其远因和近因，并非是单纯的“偶发事件”。

中日双方对该岛都主张本国拥有主权。中国与日本都会强调本国与该岛附近海域的历史的渊源，但是这样一个无人岛，即靠近冲绳，也靠近台湾，古代台湾被称为 “小琉球”，而现在的冲绳则被称为“大琉球”，当然各自都有悠长的历史渊源，近代国家体系将原来连成一体的区域硬生生地划分开来，然后美其名曰“国家主权”或“国际法”，实际上都是非自然的人为切割。当然除了上述以外，中国主张以及大陆架自然延伸到达冲绳海沟一边为中国拥有领海权（钓鱼岛处于冲绳海沟的大陆一方）。而日本则强调明治政府是在确认清政府并未实施有效管辖而于1895年1月将该岛划归日本（这时正处中日甲午战争日军胜局已定的时期），以及二战后占领该岛的美国在1972年归还冲绳行政权时将其一并交还给了日本。这牵涉到两国在该海域中间线的划分，对于中日两国而言，涉及与国家利益攸关的经济资源，双方在此退让都会在国内引发轩然大波。但是，二战以后中国立刻陷入国共内战，因此对这些周边岛屿都无暇顾及，此后又对美国的占领则采取容忍的态度，直到1970年代美国归还冲绳行政权之际才提出异议，导致日本现在得以强调由于该海域据报可能藏有丰富资源，所以中国（包括台湾）才立意争夺的观点。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法律上中国都对这些岛屿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自古以来，中国对钓鱼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早在明朝就有关于钓鱼岛的历史文献记载。日本称钓鱼岛属其冲绳县管辖，但日本的冲绳县在距今约125年前曾是独立的琉球国。在1871年日本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有过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最先发现并命名了钓鱼岛等岛屿。在明朝永乐元年（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中就有关于“钓鱼屿”的记载。中国从明太祖开始向琉球派遣册封使，即专门代表当时中国政府册封琉球王的使节。1562年明朝浙江提督胡宗宪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就有“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等岛屿。

但是，为何在当前日本会忽然强硬，本人认为其直接原因在于冲绳美军基地问题。美军基地驻扎在冲绳已经半个多世纪，被日本政府一贯认为是保卫日本所必需，当然其目标自然主要对准大陆中国。但是驻扎日本的美军基地的3/4占据冲绳，造成的骚扰以及与当地居民之间的摩擦始终不绝于耳，而且二战时期冲绳因为日军阻隔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进攻而造成的巨大牺牲，始终犹如噩梦缠绕当地居民，尤其他们不愿意可能因为新的大规模冲突或战争导致二战恶梦重现，冲绳县已经多次选举出反对美军冲绳驻军的县知事，民意也绝大部分要求美军基地撤离和搬迁。鸠山前首相曾经打包票让美军基地搬迁未果，不但使他本人下台，也造成民主党政府的巨大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主党新内阁里一些人自然会想到利用与中国的紧张关系而牵制冲绳县要求美军基地撤离的声浪（实际上在自民党执政时期也曾经多次提到）。因此，民主党政府在当下中日关系完全没有理由恶化的时刻贸然拘捕中国渔船船长造成中日关系的陡然恶化，应该可以说是这次事端最的最直接原因。

而且中日关系的背后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如果不佳，则中日关系也难以良好。鸠山

前首相提出的“东亚共同体”甚至“脱美入亚”的主张导致美国不悦，在日本国内舆论也大多冷嘲热讽，最终在美军冲绳基地搬迁问题中遭遇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作为民主党第一任首相，任期仅8个月便不得不黯然下台。而目前中美两国之间缺乏互信，美国对中国的日益强大以及今后的走向怀着深刻的忧虑，二战以后美苏冷战的格局始终是美国挥之不去的阴影。此外，最近美国陷入深刻的经济危机，也造成起美国国内普遍的焦虑情绪。而美国政府这段时间以来，就中国与南海海域周边各国之间的主权争端、尤其是这几天就日本行政管辖区域属于美日安保条约范围所表明的态度已经明确地反映了其基本立场。美国在东亚的存在，美日同盟是其柱石，因此，东亚局势的任何改变如果可能动摇美日同盟，这绝对不会被美国所接受。

浅析近期中日关系 篇2

关键词：COPD,呼吸衰竭,上消道出血,病死率

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 呼吸衰竭并发症多, 影响COPD并发呼吸衰竭的预后因素也较多, 其中上消化道出血往往是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平南县人民医院1995年至2009年共收治疗了374例COPD患者, 并呼吸衰竭患者199例, 其中并发上消化道出血78例, 死亡34例, 现进行临床分析, 探讨住院COPD呼吸衰竭患者并发上消化道出血与临床近期预后的相互关系, 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标准

1.1 入组资料

选择1993年至1998年间平南县人民医院经治的COPD并呼吸衰竭患者199例, 死亡73例;其中并发上消化道出血78例, 死亡34例, 未并发上消道出血121例, 死亡39例。

COPD呼吸衰竭并上消化道出血78例患者中BUN>21.4mmol/L者有24例, 死亡13例, BUN<21.4mmol/L者54例, 死亡21例;血红蛋白<60g/L者16例, 死亡11例, 血红蛋>60g/L者62例, 死亡23例;BUN>21.4mmol/L同时并血红蛋白<60g/L者9例, 死亡6例 (占66.67%) 。

1.2 诊断标准

COPD诊断均符合2002年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COPD学组制定的标准[1], 胸片、心电图均符合肺心病改变;每例患者入院时血气分析示, 动脉血氧分压 (PaO2) <60mmHg (8kPa) ;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 (PaCO2) >50mm (6.65kPa) ;上消化道出血判断标准为患者有呕血和 (或) 排黑便, 大便隐血试验阳性, 排除服用铁剂及进食动物血等情况。

2 讨论

2.1 本组COPD呼吸衰竭患者中并发上消化道出血78例, 死亡34例, 与对照组121例, 死亡39例无显著性差异 (χ2=2.25, P>0.05) , 与文献报道一致[2], 但本组病例占总病例20.85%。可见患病率并不低, 应重视。

2.2 文献报道, BUN>21.4mmol/L与BUN<21.4mmol/L者消化道出血率差异显著 (P<0.05) [3], 说明BUN>21.4mmol/L时易并发上消道出血, 而本组BUN>21.4mmol/L与BUN<21.4mmolL病死率无显著性差异 (χ2=2.53, P>0.05) , 因此, BUN>21.4mmol/L时只能作为易并发上消道出血的分界, 而不能作为判断病死率的分界。

2.3 COPD并消化道出血Hb<60g/L组与Hb>60g/L组病死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χ2=10.32, P<0.01) , COPD呼吸衰竭患者本身存在低氧血症, 当并发上消道出血致Hb<60g/L时, 可加重全身机体血、氧供应障碍, 从而容易诱发重要系统器官功能损害, 并直接影响预后[4], 因此, COPD呼吸衰竭并上消化道出血, Hb降低致60g/L以下时, 应及时纠正贫血, 并积极预防上消化道出血, 降低病死率。

2.4 本组病例中BUN>21.4mmol/L同时并血红蛋白<60g/L者9例, 死亡6例 (占66.67%) , 可见病死率非常高。COPD患者由于缺氧和CO2潴留, 反射性地引起肾血管收缩, 肾血流量严重减少, 肾小球滤过率明显减低, 加重了氮质血症。当BUN明显升高时, 血中胃泌素可能升高, 胃黏膜抵抗力降低, 易发生黏膜糜烂溃疡出血[5], 特别是血红蛋白<60g/L时, 更加重肾缺血, 加重肾功能不全, 易发展致多脏器功能衰竭, 从而致病死率高, 应高度重视, 积极处理原发病, 纠正贫血, 改善肾功不全。

总之, 多种因素影响COPD呼吸衰竭的预后, 如感染、营养、心肾功能、消化道出血、气胸等, 它们可以同时存在相互影响, 恶性循环。因此, 我们应在积极控制感染, 纠正低氧血症和高碳酸血症, 保护心肾功能的同时, 注意消化道出血对COPD呼吸衰竭预后的影响, 预防性应用制酸剂, 以及H2受体拮抗剂, 减少应激性溃疡形成, 有利于防止消化道隐匿性出血或致死性大出血发生[3], 当发生上消化道出血时, 特别是血色素降低至60g/L时, 要及时纠正贫血, 避免出现全身组织缺血缺氧, 发展致多脏器功能衰竭, 从而降低病死率。

参考文献

[1]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学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诊治指南[J].中华结核呼吸杂志, 2002, 25 (8) :453.

[2]涂庭义, 潘际月.慢性阻塞肺病呼吸衰竭并上消化道出血者35例分析[J].咸宁医学院院报, 1999, 13 (4) :248.

[3]张铭雅.慢性阻塞性肺病呼吸衰竭并上消化道出血的预防[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 2001, 2 (1) :42.

[4]姚品芳, 范红心, 连伟等.COPD合并上消化道出血42例临床分析[J].中国医师杂志, 2003, 2 (5) :254.

浅析近期我国的物价上涨 篇3

关键词：物价问题；物价上涨原因；应对举措

现在中国经济进入非常特殊的新时期，这个新时期面临很多过去不熟悉、非常复杂的问题，物价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我国近期的物价上涨已经引起了社会的诸多关注。但我国的物价问题非常棘手，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不是单方面的措施就可以改变的，政府出台一些宏观政策也无明显作用，而且考虑到宏观调控的滞后性以及可能带来的相关影响，我国在处理物价问题时一直都是持着谨慎态度。

一、我国近期的物价问题以及产生的负面影响

我国近期出现的物价上涨现象引起了普遍关注，从物价上涨的表现和负面影响先来了解一下我国物价上涨这个问题。

（一）我国近期的物价上涨状况

自2010年来，我国物价上涨的幅度超出我们的想象，从“蒜你狠”到“豆你玩”再到“棉花掌”……2010年10月，国家发改委对北京、上海、重庆等36个城市的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显示：31种产品中，近80%出现价格上涨。从整体看，2010年中国GDP增长10.3%，CPI上涨3.3%。我国这次的物价上涨是一个矛盾的集合：高储蓄率基础上的需求不足和使物价上涨的矛盾；以及大部分产能过剩和物价上涨的矛盾。这个矛盾的集合体在我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中尚未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国的物价直到现在仍然是高居难下。

（二）物价上涨的基本影响

1.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

基本生活用品的需求弹性为刚性，对于以工资收入为主的老百姓来说，物价上涨必然会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支出，物价上涨折射的就是老百姓的生存质量打折的民生问题。

2.导致收入差距拉大

从农业品的生产到各行各业的的生产，最终产品到消费者的手中经历了无数的销售环节，而在每个环节的运转中，盈利最多的是销售者而非生产者，生产者仅仅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

3.引起农产品的供给缺口

现在的农民工已成为中国的一大群体。虽然粮食价格在上涨，农民的收入仍然非常有限，他们都是因为农业收入低而离家到外打工的农民，这必会引起农产品的供给缺口。

以上影响都是最基本的，但物价上涨的影响绝不止这些，诸如居民精神上的压力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也都逐渐凸显，所以物价上涨问题的严重性绝不容忽视。

二、分析物价上涨的原因

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皆为货币现象。但我认为货币资产绝不是唯一因素，在浅析近期涨价预期陡升的原因时，筛选此轮物价上涨的原因，我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前几年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明显偏多的流动性

通胀是一个常年货币超发的累积效果, 不是某一个时点货币发多了,也不是反金融危机这两年货币信贷膨胀的事。加上国际宽松的货币环境，尤其是美国启动第二轮定量宽松计划，输入性通胀压力更加增大。

（二）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

在通货膨胀的国际传递过程中，不只是说决定于供求基本面的一些因素会影响价格变化和价格传递，还有金融因素也影响价格变化及其传递。很多迹象表明，当前的物价情况在国际上互相悸动。

（三）价格改革不到位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物价改革开始的，但是直到今天，一些最基础的、同时也是影响力最大的一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仍还没有充分的到位，最主要的就是资源价格以及现在我们的广义环境的价格。

三、对2011年物价增长趋势的预测

（一）对影响物价的下行因素的分析

1.货币金融政策将继续温和调整。主要是利率将会继续升息、信贷增长及货币供应量增长都会有所放慢，这会使今年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减轻，从而对物价增长将会有所抑制。

2.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比2010明显减弱，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趋紧，这会进一步加大国内工业品价格的回调压力。

3.今年实际消费增长可能继续回调，将对物价上涨形成一定的抑制作用。受消费增长周期因素的影响，GDP增长的高点比消费增长的高点早两年，今年消费增长将会继续有所放慢。

（二）对影响物价上行因素的分析

1.投机因素或气氛仍然相当浓郁，虽然随着金融政策适度收紧，其影响有望减弱，但风险投资者追逐的最大利润目标是不变的。

2.一些垄断性产品及资源品价格上涨的压力较大，这是未来一段时间价格上涨的内在因素，但垄断性产品及资源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或税收改革，也很棘手。

3.综合分析

因为影响物价下行因素增多增强，相比较，今年影响物价上行的因素将减少、减弱，由此，通胀压力趋于减轻，物价增长将有所回落，预计2011年物价总水平（CPI）增长呈小幅回落的态势，且前高后低。从货币供应来看，央行紧缩趋势已经非常明显，这对控制短期通胀预期有很大的帮助。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轮流使用，目的都在收紧流动性。但在抵御通胀的同时，也难免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

四、控制物價过快上涨的主要举措

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已经非常之大。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应加大治理流动性环境的力度。有关部门需要继续打击投机和炒作作为，同时也应该疏导游资，正确鼓励和引导民间游资进入到实体经济领域。

2.国民收入分配优化方案尽快实施。政府部门应该适时推出“指数型工资”政策，以确保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与通货膨胀保持同步，增加对居民的就业支持和政府转移支出，以做到缩小收入差距。

3.加强对农业的调控和对农业生产者的保护。通过适当控制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过快上涨来稳定农业生产成本，提高投入产出的比例；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和改革措施让农副产品价格上升的好处主要流向生产者，而不是销售商。

参考文献：

[1]李杨.穿透宏观迷雾解决物价上涨之道[R].理论导报,2010，（12）.

[2]原松华.中国经济面临通胀考验[N].中国发展观察,2010-12-1.

[3]郑风田.国16条能否平抑物价国[J].今日中国论坛,2010,(1).

[4][美]彼特·鲍泰利.物价困扰中国人[J].中国经济和信息化,2010,(12).

[5]蒋淞卿.近期中国通胀加剧的货币政策动因[J].发展研究,2010,(12).

2013年两岸关系浅析 篇4

《形势与政策》课程论文

2013年两岸关系浅析

学 院：

班 级：

学 号： 姓 名： 任课教师：

成 绩：

年 月： 2014年1月3日

摘要：2012年两岸关系是稳中有进、巩固深化的一年，而2013年将是两岸关系攻坚克难、有所突破的关键年。一年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制度化程度不断 提高，和平发展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不断增强，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不断充实，两岸关系赢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关键词：两岸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马英九连任成功，中共十八大胜利召开，确保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以继续。两岸制度化协商取得新进展，签署了两岸投保协议、海关合作协议，两岸建立货币清算机制，ECFA后续协商特别是服务贸易谈判取得进展。两岸携手应对欧债危机，两岸经贸关系更趋密切，两岸大交流蓬勃开展，实现点、线、面的突破，2012年陆客赴台人数达到223万。

两岸政治互信有所增强，“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政治基础得到强化。两岸高层互动节奏加快，双方围绕“两岸一中”、“两岸一国”、“一国两区”、“一中框架”的交流持续进行。中共十八大期间，国共高层贺电往来频繁。深化交流，互设机构，强化互信，创造和平红利，造福两岸同胞。

回望2013年的两岸关系，挑战不少，但机遇多于挑战。和平发展态势不变，频率加快，持续升温，酝酿和平发展的正能量，共同破解政治难题。

两岸经济环境好转，ECFA经济效应持续扩大，两岸经贸合作将迎来新高潮。两岸制度化协商持续开展，服务贸易、货物贸易谈判将取得实质进展。陆资、陆客、陆配、陆生、陆媒的政策环境、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两岸交流质量、效益有所提升，两岸文化交流将有新的突破，文化教育协议的签署也面临一些机会。

2013年将是两岸关系攻坚克难、有所突破的关键年。考虑到台湾2014年“七合一选举”及2016年领导人选举的因素，两岸关系在2013年及2014年上半年面临较多突破的机会。当前，马英九正在推动《两岸关系条例》的修正，解除妨碍两岸交流的一些障碍，更加便利两岸同胞。两岸互设办事机构有机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成为现实，其综合效应可与两岸直航相比。

与此同时，两岸可逐步酝酿气氛、创造条件，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双方可在既有的“九二共识”、共同反对“台独”的基础上，进一步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可在两岸双方现行规定中，寻找“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连结点、共同点，增强相互的包容性、可信度，从中梳理出一条可为两岸双方共同接受、至少相互理解的两岸政治定位。这是一项挑战两岸同胞智慧的巨大政治工程，需要在中华文化智慧的指引下，找到一条具有两岸特色的政治解决方程式，为两岸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建立、为两岸和平协议的签署创造条件。

政治：早在2012年7月，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就首次增设政治性较强的“两岸和平发展”议题，可谓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萌芽。2012年底，“台北会谈”以“强化认同互信，深化和平发展”为主题，首次促成两岸“红蓝绿”学者直接对话，收到良好的试水效果。2013年，自“习吴会”对“民间先行开展政治对话”形成高度共识以来，包括在北京举行的“北京会谈”、“两岸军事安全筑信研讨会”、在香港举行的“两岸关系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在沈阳举行的“第22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举行的“第7届两岸发展论坛”等，频繁就两岸政治关系、军事安全互信等议题践行“民间先行”，推动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内涵、机制、模式不断走向成熟。在一系列铺垫之下，10月中旬的首届两岸和平论坛达到两岸民间政治对话的高潮。该论坛不仅首次由包括绿营智库在内的14家两岸民间团体和学术机构共同举办，其规模之大、议题之广、内涵之深、成果之丰也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2013年，两岸两会继往开来，打开两会机制化协商新局面。一是签署两岸服务贸易协议。两岸服贸协议历经两年多商谈，在今年6月新任海协会长陈德铭与海基会张林中森首次会谈时终于顺利签署。该协议明确了两岸服务市场开放清单，为两岸服务业合作提供更多优惠和便利的市场开放措施，是两岸ECFA后续协商的重要一环。该协议的顺利签署，不仅标志着两岸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更为两岸两会下一阶段协商奠定良好开局。二是加速推动互设办事处。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的提议由来已久，但因岛内“台独”势力阻挠及政党轮替而几度延宕，直至2008年后台当局态度转变才重露曙光。2012年8月，第八次“陈江会”将互设办事处再次提上日程。2013年3月，两岸两会在完成各自内部评估后，同时宣布双方同意将互设办事处正式列入两会协商议程，标志着互设办事处进入实质协商阶段。此后，两会历经4次业务磋商，就两会互设办事机构的实质内容及技术问题进一步求同存异、凝聚共识，台当局目前已将相关议案提交“立法院”审议。两会互设办事处一旦落实，将是继两岸“三通”、陆客赴台之后的又一两岸关系里程碑。

经济：2013年两岸经贸关系，在留有遗憾的同时，也有不俗的表现。

两岸经贸关系的遗憾，是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在岛内引起争议，迄今未被批准生效。

6月21日，两岸两会在上海签订了《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是两岸ECFA后续谈判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的制度化与机制化进程取得重要进展。但两岸签订服务贸易协议消息传出后，引发岛内强烈反弹。岛内出版、美容等行业纷纷发动大规模抗争，民进党等绿营势力也竭力反对。几经周折，台湾朝野达成共识，协议“应经‘立法院’逐条审查、表决，协议特定承诺表应逐项审查、表决，不得全案包裹表决，非经‘立法院’实质审查通过，不得启动生效条款”。为此，服贸协议审查要举办16场公听会。截至12月17日，已经举办完成12场，后续仍有4场未举行。根据这一进程，两岸服务贸易协议2013年不能通过台湾“立法院”审查已成定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尽管如此，两岸经贸交流在2013年依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根据大陆商务部的统计，今年1-10月，两岸贸易额为1642.8亿美元，同比上升21.1%，占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4.8%，其中大陆对台湾出口为336.8亿美元，同比上升16.5%，自台湾进口为1306亿美元，同比上升22.3%。台湾是大陆第7大贸易伙伴和第5大进口来源地，大陆继续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顺差来源地。两岸服务贸易也快速发展。截至2013年10月底，ECFA服务贸易早期收获非金融领域共有216家台湾企业受惠，合同投资金额9.53亿美元；台资金融机构共40家次受惠；9家台湾会计事务所获得有效期为1年的“临时执行审计业务许可证”。

2014年，两会将商签避免双重课税、地震监测、大气合作等一系列协议，两岸新型产业合作将持续深化发展，两岸人员往来将保持热络发展态势，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的局面将继续巩固与发展。可预见的是，两岸经贸关系将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的势头，从而将给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文化：文化部将继续推动商签两岸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协议和互设民间文化办事机构，明确具体合作目标和阶段性措施，争取有所突破，提高交流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台湾当局统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大陆民众赴台从事文教交流的人数超6.7万人次。两岸交流频率之高由此可见。

2013年，包括美术、民俗、音乐、文化创意产业等方面的交流盛宴在两岸各地不断上演，内容可谓丰富多彩。

同文同宗、语言相通，让两岸文化交流更为方便，深入寻常百姓家。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火爆大陆，一个海峡之隔的台湾也跟着“疯”。台湾报纸不吝版面大篇幅报道“我是歌手”的相关资讯，还有电视台直接转播决赛，收视率比平常时段增长了近220%。大陆电视剧《甄嬛传》的主演接连赴台，更引发热潮。

两岸文博会、两岸汉字艺术节、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展等一系列两岸文化交流品牌活动不断形成，实现定期化交流。如7月在河北举办的“情系燕赵-两岸文化联谊行”活动，增加了台湾合作单位，让已有十余年历史的“情系”品牌活动彰显出新的活力。

据介绍，文化部还新创了“艺传两岸”、“艺绘两岸”、“艺游两岸”等交流品牌，以期促进青少年在中华传统文化传承、造型艺术、表演艺术等领域的交流。

回望2013年，两岸文化交流的深度与广度更是不断提升。如年初在台北成功举办由学术高峰论坛、美术展、专题研讨会和两岸交流笔会等系列活动组成的“当代中国画学术论坛”，成为迄今学术水平最高、展览规模及影响最大的美术专业活动之一。

11月，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两岸文化交流项目——首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在台中市开幕。除《护生画集》文物展、话剧《最后之胜利》外，还将带去民族管弦乐组曲《山水化境-富春山居图随想》音乐会、《老照片，新北京》展览等共计七大系列活动，将一直持续到2014年6月，覆盖台北、台中、台东、高雄、台南等台湾重要县市。

12月，“2013双城新年公益音乐会”在北京、台北、新北等地陆续上演。台湾师范大学首度与大陆北京大学等三所知名学府携手，为两岸听众演绎具有台湾特色与国际典范的乐曲，带来一场场音乐飨宴，更为两岸文化交流吹来一股清新之风。

然而，相比两岸经济交流有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保障，文化交流领域一直缺乏一个整体的框架。2013年，两岸各界多次呼吁建立两岸文化和教育合作的框架性机制，包括可以适时探讨和商签两岸科技合作协议、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合作机制等具体性协议。

12月22日，两岸70多家媒体参与的“2013海峡两岸媒体前瞻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发表的共同倡议提出：两岸媒体应继续推动两岸新闻交流正常化，呼吁有关方面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现两岸新闻媒体开放常驻机构，推动两岸早日商签文化合作协议。

展望： 2013年两岸关系在稳中求进，发展势头总体是好的，经济合作和各领域交流持续推进。展望2014年，两岸关系将继续保持和平发展好的形势，继续推动两岸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两岸政治对话商谈或将有所突破和推动，同时，2014年是台湾“七合一”选举年，在这特定的一年，将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创新发展。

两岸政治互信将会进一步加强。坚持在“一中框架”下开展两岸交流合作发展以及解决两岸问题是大陆一贯的立场。马英九对两岸问题也多次表示，坚持“九二共识”，重申两岸关系“不是国际关系”，提出“不会推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台湾独立’”。也就是说，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建立在“九二共识”这个基础上取得的，这是两岸最基础的政治互信。而对两岸关系发展处于深水区向更高层级迈进时，遇到的政治瓶颈难题，亟待解决，需要两岸以更大的政治勇气，突破冷战思维的藩篱，推动政治对话商谈加以解决，这需要建立更大的政治互信。

2014年，台“陆委会”王郁琦访问大陆将在春节后成行，将会主导两岸政治性议题的对话与商谈。“张王会”将是60多年来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首度直接会谈，其意义重大，标志着两岸关系处在“深水区”推动政治对话商谈迈出了重要而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结果。而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的互访也充分体现了两岸政治互信在加强。

与此同时，2014年，两岸民众呼声很高“习马会”，也将是大的期待。台湾民意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习马会”，乐见“习马会”取得新的成果。

马英九希望2014年在APEC上实现“习马会”，而大陆方面对此采取乐观的态度。由此可见，2014年在不出意外的情况下，实现“习马会”的可能性极大。“习马会”若能成行，将是两岸关系史上大事记，真正是两岸关系的重大突破，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两岸高层政治对话，两岸政治互信将会更进一步地增强，及早结束两岸敌对状态，为两岸政治谈判，直至推动并促使两岸签订和平协议。

参考文献：

人民政协网

两岸经合2013年1月14

华夏经纬网

人民日报2014年1月2日20版 华夏经纬网

马英九2014年元旦致辞 中国台湾网

2013年12月30日 新华社

2013年12月31日

求是理论网

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1日

华广网

代销金融产品法律关系浅析 篇5

自中国证监会2012年11月12日颁布《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管理规定》（下称“规定”）以来，各家证券公司纷纷开展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证券公司代销金融产品，不仅为客户提供了多样化的理财渠道、丰富了证券公司产品线、留住了客户资产，还为证券公司增加了代销业务收入。与此同时，如何处理代销业务中，金融产品发行人、投资者之间的关系，合理控制代销业务的风险，也成为证券公司关注的焦点。现本文将代销金融产品的法律简要分析如下：

简单的来说，在一个金融产品代销的过程中，会产生以下两种法律关系：委托代理关系、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的关系。

首先，证券公司与金融产品的发行者之间，产生的是委托代理关系，证券公司代理发行者销售金融产品，而销售的后果由金融产品发行者承担。证券公司从中获得委托代理报酬。属于有偿委托，在司法实践中，有偿委托赋予受托人更高的“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这一点在规定中并无过多体现。但在代销协议中，往往会涉及“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反洗钱义务”“客户后续服务”等条款，此类条款中，证券公司往往需承担以上义务，在以上义务未获履行或履行不充分时，证券公司可能面临对赔偿责任。

其次，证券公司于金融产品买受人之间，是否可以因“委托关系”的存在而规避责任。此处需要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融消费者概念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作为一个法定概念，它最早出现在2000年英国的《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中，这也标志着金融消费者成为立法明确定义的保护对象。事实上，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等，也都提出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问题。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是指在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过程中，金融消费者享有的权利。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在金融领域的延伸，除了享有一般消费者的权利之外，还享有特定的与金融业特点相适应的一些权利。具体而言，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主要应该有知情权、隐私权、求偿权等。其中，对于代销机构来说，应该重点关注的是知情权和求偿权。

所谓知情权，金融市场具有天然的信息不对称特性，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带来了利益失衡。实践中，损害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案件越来越多，主要表现为虚假宣传、风险提示不够、收费依据不透明等。知情权作为最核心的权利，包括公平自由获取金融信息的权利、真实准确全面获取金融信息的权利、及时迅捷获取金融信息的权利。

而所谓求偿权，是指金融消费者的一项救济措施，在金融消费者利益受到侵害时能起到补救的作用。金融消费者购买理财产品后，如果发生利益受侵害，可以依据向对方请求赔偿。如果得不到赔偿，可以向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或者可以向法院起诉进行维权。在求偿权的行使过程中，各国都开始思考“买者自负”“意思自治”这些原则是否绝对适用于金融产品销售领域。日本的《金融产品销售法》规定，本法保护对象为资讯弱势之一方当事人，即在金融产品销售之际，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的金融消费者，都属于资讯弱势一方，应获得更多保护。而美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将消费者主要界定为接受金融交易的个人，金融交易的对手方需在交易中履行“注意义务”。可见，由于信息不对称，在金融产品交易中属于弱势的投资者，得到了立法和司法更多保护。并未完全引用以上两项原则。

目前，我国并没有金融消费者这一法律概念，但，在证监会的规章中，我们已经可以寻得一些端倪，在证监会及交易所的规章及自律规章，例如《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办法》、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指南以及规定中，都提到了“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这一概念。即“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如违反这一规定，可能导致民事责任或行政处罚。

那么，以上这些权利，是否及于作为代销机构的证券公司呢，根据规定第八条“证券公司应当审慎选择代销的金融产品，充分了解金融产品的发行依据、基本性质、投资安排、风险收益特征、管理费用等信息。证券公司确认金融产品依法发行、有明确的投资安排和风险管控措施、风险收益特征清晰且可以对其风险状况做出合理判断的，方可代销。”第十一条“证券公司应当对所代销金融产品的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并划分风险等级，确定适合购买的客户类别和范围。”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向客户推介金融产品，应当了解客户的身份、财产和收入状况、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投资目标、风险偏好等基本情况，评估其购买金融产品的适当性。证券公司认为客户购买金融产品不适当或者无法判断适当性的，不得向其推介；客户主动要求购买的，证券公司应当将判断结论书面告知客户，提示其审慎决策，并由客户签字确认。委托人明确约定购买人范围的，证券公司不得超出委托人确定的购买人范围销售金融产品。”显而易见的，证券公司在代销金融产品业务中，是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求偿权的行使对象，此处的“代销”，代理的不仅仅是销售这个环节，更承担了作为金融产品提供者对消费者应尽的阐释产品、充分告知、提示风险、确定合格投资者范围、适当性管理等等义务，而对于后续服务、纠纷处理、信息披露等，监管层则给出了意思自治的空间，交给双方的合同去约定。

浅析我国政府危机公共关系 篇6

施倩倩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10法学2班 10102203234)

摘要：本论文从“危机公共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有关危机公关的相关定义和公关的基本原则，以及危及公关应达到的效果,掘出了当前中国政府在危机公关中存在和面对的主要问题。首先，缺乏常设的机构，没有非政府组织的强有力的帮助;其次，信息发布体制存在问题;再次，危机公关体制存在缺陷;最后，行政问责缺乏法律的惩罚力度等等。根据当前的主要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主要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有关对策，首先，尽快建立政府危机公关的常设机构;其次，加快构建我国协同治理模式;再次，创新双向沟通方式;最后，健全法律法规，加强依法行政，借鉴并吸收成功的企业危机管理模式。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危机公共关系危机公共关系对策

一、什么是政府危机公共关系

（一）、公共危机的概念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主要内容为公共危机，而公共危机一般从“公共”和“危机”两个方面理解。

“公共”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共同，即社会的共同领域，共同利益。可以看出，公共涉及的面很广，它影响到公共利益，需要动用和整合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力量。

而“危机”的定义在学术界可谓见仁见智，意见不一。危机对策研究先驱赫尔曼将危机定义为某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其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受到威胁，做出决策的反应时间短，且其发生常常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之外。‘巴顿则认为危机是一个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实践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人员、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国内学者薛澜认为危机指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速决策等情景的汇聚。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学者有关危机的不同定义，不再一一论述，但一般有以下几个共同要素:一是突发性，且难以把握控制;二是人员与财产的损失;三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两面性，可能为“危”也可能是转“危”为“机”;四是产生社会影响，需要一定时间的恢复。

根据“公共”和“危机”的定义，本文将“公共危机”定义为:在一定范围内公众的切身利益、国家和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公共秩序和结构遭到严重威胁的一种情境。

(二)、政府公共关系的概念

首先，对“公关”做一个基本的定义。“公共关系”简称“公关”，是由英文 publicrelation翻译而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以及学科研究的深入，公共关系的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能成为蓝本的概念，但它自身的内含己经变得越来越清晰，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美国著名公共关系学者莱克斯.哈罗博士对公共关系所下的定义为: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它帮助一个组织建立并维持与公众之间的交流、理解、认可与合作;它帮助管理者及时了解公众舆论，并对之做出反应;它明确并强调管理部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它作为社会变化趋势的监视系统，帮助管理者及时掌握并有效的利用社会变化，保持与社会变动的同步;它动用健全的正当的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为主要工具。7该定义明确指出公共关系是一套完整特殊的管理体系，是一种双向交流沟通的行为，规范了它自身的基本内容。这不仅是对当时的公共关系实践情况的总结，也从理论上为公共关系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本文比较推崇上述公共关系的定义并以此展开论述。

当今社会，各种组织结构均处于一种复杂的公共关系体系中，不管是公司企业还是事业单位甚至是国家的政府机关也是如此。政府公共关系是公共关系学原理在政府行政管理与运作中的应用。政府公共关系指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发挥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等职能，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关系，以维护政府良好形象，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的一种传播活动。它包括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政府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有社会公益性和政府行为的权威性:二是有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的职能具有政策导向性和传播垄断性;三是要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全民参与性;四是要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概念

根据当前的研究情况，政府危机公关应作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危机公关实际上是危机管理，它包括政府采取监测、预警、预控、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一系列措施。是在危机发生前中后工作中形成的二整套危机应对机制。

而狭义的政府危机公关是危机管理的关键一环和主要内容，发挥着主要作用。它主要从公共关系角度出发，通过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协调，以求得谅解、支持和信任，来化解危机，重塑政府形象。本文的政府危机公关从狭义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政府在危机公关当中要及时处理和应对危机，减少对社会、公众造成的损失，还要求政府和公众之间调和矛盾关系，获得公众的支持，树立正面形象。政府的危机公关是一种非常态的公关行为，一般会缺乏一个成熟统一的方法、方式。政府在危机公关中，是其重要力量，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作用与职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应该向公众传达真实信息，赢得公众对政府所采措施的理解支持，还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和社会资源，争取将危机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另一方面，公众、媒体及其它社会组织的积极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二、我国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国内公共关系本身是近年来才引起重视的领域。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研究在9.11和“非典”事件后，政府和学术界才对这一领域重视，从具体研究情况看，研究的问题和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①对危机公关的研究较少有对危机公关的专题研究②对国外的危机公关理论与著作的翻译也多以危机管理书籍等为主，专门研究政府危机公关体系的建构这一问题的论述尚不多见。我国目前，对公共危机事件危机公关体系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危机公关体系，为今后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并为提高政府部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处理能力奠定基础。

（一）、我国政府缺乏危机公共关系的常设机构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强调政治的国家，在政府职能上也一直强化和强调政府的行政职能而淡化和简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公众服务职能，这就导致政府很少设置现代意义上的专门组织机构来应对和妥善处理危机事件，即危机处理事件的非专职化，甚至出现通才乃至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形。’0因此，当危机发生后，在一定范围内由一些部门领导牵头组成的临时危机公关小组便开始展开工作。由于是临时组成的公关小组，工作效率低下，协调困难，甚至互相推诱责任，造成了较高的行政成本。

临时的危机公关小组还存在其他一些缺陷，主要有:一是临时小组不具有持续性，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完整保存;二是临时危机公关小组事先没有一个成熟的危机处理计划，而专门的危机公关协调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方案。

（二）、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缺

当前的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较多，主要有:一是决策的重心太高，所有的下级机构必须向上级报告才能形成决策，若被认为是重大问题，就更加要向上级报告。这一体制很容易错失危机公关中对危机事件处理的最佳时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二是所有信息都首先要向上级传递，必定使决策部门负荷过重，所以必定会出现信息渠道的堵塞，信息传递过程的缺失，失实、噪音等现象，表现在危机公关中则是小道消息满天飞、谣言堵不胜赌，公众人心惶惶，甚至会出现社会秩序的大混乱;三是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过高，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互相推楼，贻误时机，还有可能引发政府的缺位或越位。

（三）、缺乏有效沟通方式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沟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正式传播渠道的信任危机凸显从2003年的“非典”事件一直到现在，许多政府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员的做法是在危机事件己得到基本解决或者是已得到初步控制后才将危机信息向社会公布，这种做法极大的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在过去，危机一般被认为是事故或工作中的失误，解决方法也非常单一，即通过政府内部机构的沟通、协调，运用行政干预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以外的政府机构人员和公众均不知情。现在信息高速发达，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短信等方便快捷方式迅速而大面积的传递信息，实行信息封锁只能是徒劳的，必将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2)政府对媒体等各种传播机构的行政管制依然突出

长期以来，我们对媒体等各种传播机构的管理一直沿用“泛政治”化的传统思维，报喜不报忧、文过饰非掩盖事实真相，结果教训惨痛。“而对于新闻的来源和新闻信息的获得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志，随意性较大。这种情况也极大的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传播机构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激情，动摇了政府的良好形象。

（四）、非政府组织的缺位

非政府组织就是指的NGO。“大政府、小社会”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传统，这一体制的重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极大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无限压缩。‘2整个社会被整合到个以官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这是一种缺乏活力的体系。若政府做出决策和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

但是，这种体系有一个致命缺陷，即社会缺乏自发的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NGO也无法自主的通过自身的活动维护公众的各种合法权益。在危机发生时，政府通过政治动员来处理危机，将各种NGO完全纳入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这样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社会。

相比之下，在“9.11”事件发生后的美国各种NGO自发行动，各地教会号召教徒们为死难者的灵魂祈祷，各种慈善机构为死难者家属募捐，志愿者纷纷奔向献血站，他们都希望为国家献一份爱心，我国与美国之所以有如此差距，是因为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NGO在发挥作用。

（五）、法制不完善

首先，在立法方面，缺乏一部统一的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紧急状态法”。危机管理应依法治之，危机公关自然也不例外。许多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已重视紧急状态立法，部分国家以宪法规定紧急状态的基本原则，再在专门的《紧急状态法》中细化紧急状态的具体制度。美国1950年就制定了《灾害救助法》，1970年作了重大修改，1977年通过了《地震灾害减轻法》。日本于1947年制定了《灾害救助法》，1961年又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1978年日本颁布了《大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以及《实施细则》、《大城市震灾对策推进纲要》。尤其在1976年美国制定的《紧急状态法》，规定全国紧急状态的宣布程序，时间限制，紧急状态下总统的权力，政府财政支出等问题。“9.11”事件后，就紧急状态应对预案和法规做了更加周密、细致、严谨，极具操作性，实战性的修订。而我国虽制定了《戒严法》、《防震法》、《传染病防治法》、《防洪法》和《消防法》等，但是所规定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不统一，每一个单行的法律只能适用于一种紧急状态，一旦紧急状态产生的因素多样，就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指挥机制。其次，在危机处理期间，依法行政有待提升。无论处于何状态下，依法行政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威性、主动性以及各种举措的实行都应在法律框架内实施才更有说服力和合法性。

三、我国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对策建议

(一)、尽快建立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常设机构

如前所述，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等特点，使得在现行传统的官僚制结构框架下很难顺利解决，还有可能使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即使得到解决，也无法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且，在一次次与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也无法完整保存，更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因此，有必要建立危机公关的常设机构。

（二）、创新双向沟通方式

随着公民对公共服务产品的个性化要求越来越高，公众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公共服务产品或政策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与政府部门的互动来实现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在危机过程中，公众更是期望快速的得到事件的真相，以便做出下一步的打算。.创新信息发布机制当前在我国政府信息体制中，凡是重大事故，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方向是单向的、内部的、自下而上的流程，即先内部向上级报告，在上级未作出决断之前不向社会公众公布事件真相。在这种体制和思想影响下，很难推进政府信息的公开制度，也很容易助长各级政府的信息垄断，最终导致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公众对政府的失望度加大，不利于危机事件的解决，所以要创新信息发布机制:(1)变向上为向下直接公布信息

我们可以把向上逐级报道的信息制度改为向下披露制度。首先，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应该说是最有权威表态的政府，它是距离事件发生最近的政府机构，它可以利用政府的各种资源及时了解危机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原因和损失情况，并在做好记录的同时在第一时间在媒体上发布出信息，及早让公众了解情况，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

其次，在危机发生后，最先受到影响的应该是当地公众，如果一味的封锁信息或者只在政府内部进行消息传递，难免会产生信息的扭曲、谣言的爆发，导致更大的恐慌与社会混乱，甚至使不知情的公众的切身利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和付出生命的代价。

再次，信息的不流畅也会使得外地的公众受到牵连，尤其是与事发地有政治、经济往来的外地公众和政府。信息的不畅使他们像往常一样的进出事发地，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和时间的浪费等。最后，在信息未公开之前，当地公众在期望得到信息的驱使下，可能会通过找朋友托亲戚向政府部门打听，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些人员以知道和传播所谓的“内幕信息”为荣，在办公室、酒宴上大肆传播听来或自己杜撰的消息，甚至利用工作之便对其进行加工，使谣言穿上华丽的新衣，这种传播的危害性更大。

(2)利用电子政务传播信息

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和建设水平与英、美、加、澳等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从总体上讲也已经进入世界电子政务发展的第二梯队。截至到2006年底，国务院部委网站拥有率为96.挑，省级政府网站拥有率为%.9%，地级政府网站拥有率为97y0，县级政府网站拥有率为83.10/0。24而且我国的网民现已拥有2亿多，因此，通过政府的门户网站将危机事件发生的信息在最醒目的地方发布出去，可以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也能很好的平息和避免谣言的大面积爆发，并可指派专人或专家来解答网民在网上发布的疑难问题，起到自救和反馈作用。

(3)利用普通网络资源发布信息

在利用各级政府的门户网站进行信息发布的同时，我们还应继续扩大网络的利用率。在一般公众看来，平时上网浏览的多是网页，包括博客、BBS论坛、电子邮件、视频网站等各种形式。而当前这种发达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人们利用上述多样化、个性化途径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并且对这些途径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因此政府公关人员必须认真审视传递给公众的信息，以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来满足和影响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公众。通过越来越广泛的网络应用途径，能够向公众简明、及时、真实的发布政府公关信息，从而满足公众个性化的信息服务需求。随着联机网络、电脑通讯和数字交互式媒体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了网络公关的重要性，利用网络公关已经成为组织公关整体策略中的热点领域，因此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展开个性化、独特性的公关活动。

（三）、健全法律法规，加强依法行政

本文作者认为健全法律法规应主要从两大块入手，一是建立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二是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问责法》。其中前者为在危机发生前和发生后的危机事件处理蓝本，后者为在危机处理后期对有关责任领导惩罚以及有功绩的人员奖励的蓝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应作为我国危机处理的纲领性法律文件和制度框架，其中应规定紧急状态下的管理方法与原则、应急预案及启动、政府在发布紧急状态时的权力界定和紧急状态情况下拥有的特权。

按照学者王茂涛的观点，在制定紧急状态法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实行预防与抗御紧急状态并重原则，并将这一原则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鼓励和支持预防重大危机，减轻危机损失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提高防范危机，减轻危机损失的水平。在制定行政问责法时，我们应遵循权责一致原则，责任原则，法定原则，平等原则与公开原则。使我国的行政问责中权利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由意外事故问责向常规行为问责转变;由追究有过向追究无为转变。行政问责法中应主要包括:规范问责主题及其权力，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定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体制;明确行政问责方式;界定责任体系。

同时，我们还应该在问责法中体现出对功绩卓著的官员和普通人员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予奖励的规定，使他们继续保持并影响其他人员的行为和思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良好的导向作用。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发展，各项法律也会相继出台，在法律基础上的依法行政必将不断加强。在危机处理中，我们也应该体现并加强依法行政制度。当前我们政府官员在思想上存在这样的误区，在危机事件中，那些轰轰烈烈的抵御危机，战胜危机的人员往往会身披彩带，受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被视为英雄，在危机中拘私舞弊、玩忽职守、贪赃枉法者被政府和人民视为我们当中的败类，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们却遗忘了一类人群，应该说有了这样一群负责、忠诚的卫士，我们的社会才少了许多杂乱无序，多了几许稳定和繁荣，这些人就是在危机萌芽时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高超的领导才能化解危机的无名英雄，在这样一个彰显个性与突出自我的时代中，我们慢慢遗忘了这些真正的英雄。因此本文认为，在加强依法行政过程中，不仅要除恶扬善，更应该为这样的

一群人大加褒奖，这样的社会才可以说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房宁等主编《突发事件中的公共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王茂涛政府危机管理〔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3、[美]诺曼.R.奥古斯丁危机管理「M」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浅析近期中日关系 篇7

1资料与方法

1. 1研究对象选择2010年1月至2011年5月在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妇瘤科住院治疗的196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病例均经组织学病理证实, 临床分期采用国际妇产科联盟 ( FIGO) 标准 ( 2009年) : Ⅱ期77例, Ⅲ期119例。临床分型: 外生型167例, 非外生型29例。肿瘤直径≤4 cm 38例, 肿瘤直径>4 cm 158例; 病理类型为鳞癌163例, 非鳞癌33例。接受常规放疗112例, 接受调强适形放疗84例; A点剂量≤80 Gy者76例, A点剂量> 80 Gy者120例; 治疗方式为单纯放疗41例, 放化疗联合为155例。 近期疗效为完全缓解 ( CR) 者127例, 部分缓解 ( PR) 者69例; 随访时间内 ( 6 ~ 24个月) 46例出现复发转移, 147例未出现复发转移, 3例失访。中位年龄为54 ( 范围29 ~ 83岁) 。以上标本采集均由本人知情同意。

1. 2方法1以枸橼酸钠抗凝, 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5 ml, 采用蛋白酶K-氯化钠盐析法提取白细胞DNA。2基因型检测: 应用聚合酶链反应- 连接酶检测反应 ( PCR-LDR) 方法进行。对R497K、-216G/T SNP位点进行基因型分析: R497K上游引物为5'-CT- GCTGTGACCCACTCTGTCT-3', 下游引物为5'-AA- CAACAACCTGGAGCCTTAT-3'; -216G / T上游引物为5'-GCCCGCGCGAGCTAGACGTC-3', 下游引物为5'- GGGGCTAGCTCGGGACTCCGG-3'。PCR反应条件为: 95℃ 预变性3分钟, 第一个循环94℃ 变性15秒, 65℃ 退火15秒, 72℃ 延伸30秒, 随后每次退火降低0. 5℃ , 直至第11个循环完成, 随后按94℃ 变性15秒, 60℃ 退火15秒, 72℃ 延伸30秒, 35个循环后, 72℃ 延伸3分钟。LDR反应条件: 94℃ 预变性2分钟, 94℃ 30秒, 56℃4分钟, 25个循环。3用ABI1377 DNA测序仪进行测序分型, 并随机选取PCR产物进行直接测序以验证LDR分型的准确性。

1. 3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均应用SPSS 13. 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应用卡方检验分析R497K基因型及-216G/T基因型在组间的分布差异。以非条件Logistic回归法计算相对风险度比值比 ( OR) 及其95% 可信区间 ( 95% CI) 。

2结果

2. 1R497K SNP与放化疗近期疗效的关系EGFR R497K的基因型的分布在CR组与PR组间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5. 522, P = 0. 063 ) 。与G / G基因型相比, 携带G/A基因型放疗近期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2. 524, P = 0. 112; OR = 0. 436, 95% CI 0. 187 ~ 1. 017) ; 而携带A / A基因型放疗近期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5. 430, P = 0. 020) , 经过年龄、临床分期、肿瘤大小、肿瘤临床分型、病理类型、治疗方式、放疗技术、放疗剂量校正, 校正OR值为0. 244, 95% CI 0. 087 ~ 0. 680。见表1。

2. 2 R497K SNP与宫颈癌复发或转移的关系随访时间内, R497K的基因型的分布在复发或转移阳性组与阴性组间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4. 983, P = 0. 083) 。与G / G基因型相比, 携带G / A基因型组复发或转移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0. 721, P = 0. 396, OR = 0. 696, 95% CI 0. 292 ~ 1. 657 ) ; 携带A / A基因型组复发或转移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χ2= 4. 858, P = 0. 026) , 经过年龄、临床分期、肿瘤大小、肿瘤临床分型、病理类型、治疗方式、放疗技术、放疗剂量校正, 校正OR值为0. 248 ( 95% CI 0. 078 ~ 0. 786) , 见表1。

2. 3 -216G / T SNP与放化疗近期疗效及复发或转移的关系-216G/T多态位点G/G、G/T+T/T基因型的分布在CR组与PR组间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 3. 290, P = 0. 070, OR = 2. 412, 95% CI 0. 856 ~ 6. 797) 。G / G、G / T+T / T基因型的分布在复发或转移阳性组与阴性组间的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χ20. 017, P = 0. 897, OR = 1. 027, 95% CI 0. 324 ~ 3. 253见表2。

3讨论

目前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EGFR的过度表达导致肿瘤细胞对放射线抵抗, 其下游的信号通路在肿瘤细胞对放射线的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EGFR基因的SNP位点可改变该基因的转录活性, 影响蛋白表达, 或者影响EGFR下游的信号通路, 从而影响细胞功能。

Bandres等[1]对78例接受手术或放化疗治疗的头颈部肿瘤患者进行研究, 结果显示携带G/G基因型患者死亡风险高于携带A/A基因型的患者。薛志红等[2]做了EGFR基因多态性与鼻咽癌放射敏感性的初步研究, 携带A/A基因型患者比携带A/G和G/G基因型患者的放射敏感性高 ( P=0. 001) 。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携带G/G基因型的患者相比, 携带G/A基因型与个体的放化疗近期疗效无关, 而携带A/A基因型患者放化疗近期疗效好,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P=0. 020) 。

在国外也存在不同的研究结果, Stoehlmacher-Wil- liams等[3]研究显示: A等位基因与生存期短相关联, 与G相比OR为3. 03 ( P =0. 045) 。Press等[4]对以氟尿嘧啶为基础化疗的318例转移性结肠癌患者进行与性别相关的研究显示: 携带G/G基因型的男性患者总生存时间短于携带该基因型的女性患者。

复发是指治疗后, 临床症状与体征消失, 经过6个月以上又发现新的肿瘤病灶。尽管近年来随着放疗技术的改进和综合治疗的应用, 各期别的5年生存率均有一定的改善, 但仍有30% ~ 40% 的患者会出现疾病的复发或进展[5]。文献报道, 宫颈癌治疗后约42% ~ 50% 患者复发发生在治疗后1年内, 绝大多数的复发发生于治疗后3年[6]。本研究对196例宫颈癌患者随访6 ~ 24个月, 随访时间较短, 需进一步随访。筛选具有预测复发风险的内在因素, 可以使临床医师更好地评估患者的预后及出现复发后的生存时间。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G/G基因型相比, 携带G/A基因型可能与宫颈癌患者的复发或转移无关; 携带A / A基因型可能降低患者的复发或转移风险 ( P = 0. 026) 。Zhang等[7]研究显示, 携带G/G基因型的局部晚期直肠癌患者局部复发危险性高, 提示接受化疗的直肠癌患者, R497K SNP可能是预测复发的指标。 这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似。

EGFR-216G / T位于EGFR重要启动子区域, 与增强EGFR启动子活性有关。在活体内实验显示, -216 T与-216G相比, EGFR的表达提高了40%[8，9]。Liu等[10]研究发现, 携带T等位基因可提高患者无进展生存期。而Bandres等[1]实验结果显示, EGFR启动区域的多态性与临床病理特征及疾病 ( 头颈部肿瘤) 死亡无明显相关性。此外, Costa等[11]关于神经胶质瘤发病风险的研究显示, -216G/T任何基因型都与该疾病的发病风险无关。本研究结果显示: 与G/G基因型相比, G/T基因型和T/T基因型与宫颈癌患者放化疗近期疗效及宫颈癌复发或转移均无关 ( P =0. 070; P =0. 897) 。这可能与研究对象中-216G/T多态性频率较低有关。因此, 需增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EGFR基因-216G/T SNP与宫颈癌放化疗疗效及预后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提示, EGFR基因R497K SNP可作为预测晚期宫颈癌放疗近期疗效及复发或转移的预测指标。

摘要：目的:探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基因R497K及-216G/T单核苷酸多态性 (SNP) 与宫颈癌患者放化疗近期疗效的关系。方法:应用聚合酶链反应-连接酶检测反应方法, 检测了196例接受单纯放疗或放疗合并化疗的宫颈癌的EGFR基因R497K、-216G/T两个SNP。结果:与携带R497K G/G基因型组相比, 携带A/A基因型组放疗敏感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校正OR值为0.244 (95%CI 0.0870.680) ;与携带-216G/G基因型组相比, 携带G/T+T/T基因型组放疗敏感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校正OR值为2.412 (95%CI 0.8566.797) 。与携带R497KG/G基因型相比, 携带A/A基因型组复发转移风险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 校正OR值为0.248 (95%CI 0.0780.786) ;与携带-216G/G基因型的患者相比, 携带G/T+T/T基因型组复发转移风险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 校正OR值为1.027 (95%CI 0.3243.253) 。结论:EGFR基因R497K多态性位点与宫颈癌患者放化疗近期疗效及复发或转移风险相关, 可能是预测宫颈癌放疗近期疗效及复发或转移的预测指标。

关键词：宫颈癌,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单核苷酸多态性,放疗,化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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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薛志红, 郎锦义, 刁鹏, 等.EGFR多态性与鼻咽癌放射敏感性的初步研究[J].肿瘤预防与治疗, 2008, 21 (1) :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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