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危受命成语故事
【注音】lín wēi shòu mìng
【成语故事】三国时期，蜀主刘备死后，昏庸无能的阿斗继位，他只知享乐，不理朝政。诸葛亮一面联吴伐魏，南征孟获，积极准备两次北伐，在出征前夕给阿斗写《前出师表》说自己临危受命，为了匡复汉室大业，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典故】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三国·蜀·诸葛亮《前出师表》
【解释】在危难之际接受任命。
【用法】作谓语、宾语；指在危难之际接受任命
【成语例句】
接班问题，是个要命的大问题。
复旦复华前“掌门人”陈苏阳遭遇空难，大家才发现居然没有候任的总经理！一时间公司“群龙无首”，勉强集体领导。
海鑫集团“家长”李海沧意外身亡，远在澳洲学习的儿子李兆会中断学业回国接班，靠多名“开国元勋”扶持勉强支撑。
国企的接班，则往往更让人心中无数：
青岛国资委的一纸调令，让“当家人”鲁群生黯然下课，澳柯玛从此一蹶不振。
“一把手”王效金出事，使“古井贡”人人自危，企业前途未卜。
“强人”郑俊怀出轨，甚至连累了几乎整个伊利高管层，仅留下个潘刚。好在伊利“命大”，留下的是帅才，但依然心惊肉跳令人后怕。
……
“临危受命”和“勉强维持”，成了众多中国优秀企业在交班换代时的客观写照。
因为，“第一代”总是太能干；因为，企业总是没准备好……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传承缺口
中国的顶尖企业，无论是海尔、茅台，还是联想、华为，无一例外的在企业发展和品牌建设上都打上了企业家的烙印，张瑞敏之于海尔、季克良之于茅台、柳传志之于联想、任正非之于华为，都是高高在上、一骑绝尘的教父式人物。十多年乃至几十年里，这些企业家们用全部心血铸就了这些企业今天的辉煌。
然而随着连年征战，中国最早一代的“家长”们大都已到了暮年将退之际，不管家长们内心是已然疲惫还是依然执着，客观上选择二代掌门人都已迫在眉睫。
然而，“TCL的问题我解决不了。”——正如韦尔奇对李东生说的一样，中国家长式企业的独有特色，又注定了在传承问题上无法借鉴西方经验。于是哈佛案例与EMBA尽显苍白。
又由于中国企业向来没有公开讨论和制定接班人计划的习惯，对身后“托孤”之事一向讳莫如深（甚至是不成文的禁忌）。曾有专家用“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来形容中国家长式企业的传承。于是常常看到企业家一面竭力回避接班人的敏感话题，一面又不得不为之深夜辗转失眠……
权威机构DDI公司做出的《全球领导力预测》研究显示：中国在未来两年内将面临7万名高级管理人才的缺口，高达89%的企业难以找到合格的高层接班人，一旦企业或是老总出现什么意外，企业的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传承困境
纵观那些家长式企业，尽管体制不同、行业各异，但“临危受命”却成了继任者接班的普遍事实。于是，一方面新老一代都准备不足，一方面“家长”退位往往使其执掌多年积累的诸多问题一涌而发，还有一方面是临危受命的继任者难以摆脱前任阴影，变革创新往往阻力重重，稍有不慎，多年基业便毁于一旦。
即便有了初步传承规划的企业，也同样备受困扰。“传贤”与“传子”往往只是老“家长”的一念之差。无论子承父业、空降经理人抑或是内部发掘人才，都没有太多被实践证明的样板可模仿。
一般来说，企业继承人的产生途径主要有三种：内部培养、外部搜寻、子承父业。这几种传承途径孰优孰劣很难绝对评判。
基于东方文化的影响，许多民营企业家早早便认定了“子承父业”的宿命，但“计划生育国策”使得企业传承在人才选择面上受到了极大局限。很多民企“家长”仅仅出于姓氏的“企本”而让不适合的晚辈赶鸭子上架。
而放弃家族传承，选择多年培养与提拔的内部接班人，当然可以很好地秉承前任的管理思路与风格。但在给企业带来稳定的同时，这些谨慎的学徒往往也容易陷入墨守成规的泥沼，对“老掌柜”的忌惮，容易使其在需要魄力时缩手缩脚。
引进外部职业经理人，固然可以大刀阔斧，可以带来新气象，但却难免在鲁莽中伤害企业内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履新中得不到元老信任而举步维艰。更何况在目前的中国，缺乏信用和有效的制约机制，缺乏具有足够职业操守的经理人群体，“家长”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很难在短期内建立。心存芥蒂、边用边防，变成了令人尴尬的职场现实。
而在国有企业，一方面，政府任命的形式使许多“老家长”对企业的传承无力左右，而索性疏于考虑，而听任外行人摆布与垂涎者侵占；另一方面，怀揣任命书的外来继任者往往本能地将“老家长”的痕迹从企业彻底去除，将“老规矩”说得一无是处，于是企业便在革命的动荡与折腾的起伏中元气大伤。
在传承的关键当口，这些对企业都是致命的。
传承出路
中国的家长式企业，已经站到了传承的岔路口。
“经济学家”厉以宁曾提出：企业领导人只有提前制定传承计划，敢于及早放手，尽快培养下一代或者可以信赖的其他接班人，让他们从基层一步步锻炼成才，方能未雨绸缪，保持企业持续发展。但说来容易，具体实践时如何操作：从哪里选接班人？用什么方法选？要选什么样的人？选完之后如何放权与监督，如何扶持与约束？……这些都不是经济学家能从书本上告诉我们的，只有从企业实践中来！
联想的传承，堪称家长式企业少有的成功典范。
联想被柳传志称为“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神州数码总裁郭为，他们两人都在柳传志的卵翼扶持与赛马机制下，获得了健康成长。如今，没人能否认两人在IT产业举足轻重的地位。
联想在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个“轧鞋垫”的理论。即：你要想当好裁缝，最后可以轧出成套的和国际接轨的好西服，就要从轧鞋垫开始，慢慢再轧衬衫，最后才是做西服。这个浅显的比喻，正说明了联想在传承问题上的基本理念。
茅台的做法与联想不谋而合，虽然体制迥异。
接手即将退休的季克良执掌茅台呼声最高的现任茅台股份公司董事长袁仁国，扎根企业已经十余年，从供销科的普通科员干起，直至今天成为企业的二把手。而数年间，在老帅的銮驾前，袁仁国与乔洪也一度并驾齐驱、各显其能，直到今年5月比武才戛然而止。
典型的家族企业中，也有可鉴的案例。
在方太，茅理翔在“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的九年计划中，逐步把儿子推向第一线，并且杜绝任何其他亲族参与管理，促成儿子“组阁”全新的职业经理人队伍。现在其“少壮派”成员的平均年龄在33岁左右，五个助手都是MBA。
而放眼海外华人圈，台塑王永庆的家族成员与职业经理人“分权共治”的传承模式，特别是其中任用元老级职业经理人担任过渡期掌门人，同时成立集体领导机制，然后再将大权回归第二代家族成员的做法，确实不失为一种兼顾稳定与开拓、外臣与内亲的稳妥传承思路。
上面诸多案例，都是中国家长式企业在前无经验中的传承尝试。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仅仅“临危受命”的第二代，虽有故事传奇性，却很难将企业真正带向新的高峰，只有完善的人才后备机制与传承体系，才是基业常青的保障。
当然，这条路依然泥泞，依然艰难。
(2011-07-27)
早报导读
■ 人物简介
安路生 46岁，上海铁路局局长。
动车追尾事件后，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被就地免职，安路生火线接任。此前，他是铁道部总调度长。
他是一个怎样的铁路官员，作为总调度长，对于这次重大铁路事故是否有领导责任？“临危受命”的安路生，被网友高度关注。
7月25日上午10点，家住上海铁路局对面的陈先生到铁路局找人。在大门口，他被保安拦了下来。
陈先生有些不适应，“平时铁路局门看得很松，可以随意进去找人。”
保安说，甬温线出事故后，局里主要领导都到现场指挥救援了，他可以改日再来。陈先生刚从早报上获知上海铁路局局长龙京被免职的消息，他好奇地问：“新局长来了吗？”
此时，新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刚刚到任。
曾“建设新武铁”
新的武汉铁路局一开局，各项经营指标保持大幅增长，安路生曾被评为湖北经济十大风云人物
从地方车站见习生成长为主政一方的铁路大员，再到铁道部总调度长，安路生被铁路系统人员看作“少壮派”，拥有一份“步步登高”的履历。
安路生曾经任职过上海铁路局长。2009年3月，他从成都局调任上海铁路局任局长。14个月后，2010年5月，调回铁道部任总调度长。这是他第二次任总调度长。
据铁路系统内部人士透露，在第一次担任总调度长前，安路生在地方铁路局领导中属于比较受铁道部重视的一位。
2005年3月18日，铁道部宣布撤销武汉铁路分局，成立武汉铁路局，由铁道部直接管辖。安路生任武汉铁路局局长，公示为正厅局级干部。
这是时隔22年之后，武汉铁路局重新挂牌。“九省通衢”的武汉市位居全国铁路网的中心，武汉铁路局的成立被寄予为中部崛起发挥“先行官”作用。
相关人士分析说，安路生出任武汉铁路局局长一职，显示出时任铁路部部长的刘志军对其很重视。
据当地媒体报道，安路生在武汉铁路局期间，提出的口号是“建设新武铁，实现大跨越”。新武铁一开局，各项经营指标保持大幅增长，营业额首次突破150亿，纳税额一举超过9亿，分别比前一年同期增长30.1%和109.4%。
安路生因此获评为第四届(2005年)湖北经济十大风云人物。有媒体赞誉：“刚刚诞生的武汉铁路局，在他的带领下，已经走上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和谐发展大道。”
2006年12月，安路生离任武汉铁路局局长，调往铁道部任总调度长。随后的日子，安路生是第六次全国铁路大提速工作中的重要一员。
2007年，铁道部第六次全国铁路大提速正式施行在即，铁道部的新闻发布会上，安路生
与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铁道部总工程师何华武、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人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
不过安路生很少在新闻里出现，这几乎是他担任铁道部总调度长后唯一一次露面。两次“临危受命”
2008年胶济铁路事故和今年甬温线事故发生时，安路生都任总调度长，并都随后到铁路局就任局长
7月25日，安路生调任上海铁路局长的消息确认后，网上曾有热议。
当天，曾有网友发微博称，2008年4月山东胶济铁路两列火车碰撞死了70多人，被免职的局长是安路生，不久后，该网友更正：安路生当时担任的是铁道部总调度长。
2008年5月国务院公布的胶济铁路事故处理结果通报显示，胶济铁路事故是一起由于违章违规、超速行驶导致的责任事故，37名事故责任人受到责任追究。不过总调度长安路生未在被处理之列。
事故发生后，济南铁路局常务副局长郭吉光等6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另有31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包括，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记大过，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记过。
安路生则在半个多月后调任成都铁路局任局长。
一名铁路调度系统的工作人员说，调度所归各铁路局直接管理，与总调度长的联系主要就是向其汇总信息。总调度长手中并无实权，也很少干预具体调度工作，有些像“名誉职务”。就胶济铁路事故而言，济南铁路局要承担绝大多数责任。
不过这名工作人员认为，作为管理者，安路生也不能完全免责：“‘总调度长’从字面上理解也应该担负领导责任。”
这次甬温线事故后，安路生的火线上任，引发网友的不信任，有网友提出，总调度长为什么没负领导责任，反而“临危受命”？
2008年5月安路生调往成都铁路局，是否受胶济铁路事故影响？
一名铁道部的官员说，部里许多人都认可这一说法。总调度长虽然与地方铁路局局长同级，但在铁道部相关职位排列上，除了部领导，之后就是总调度长，就走仕途而言，总调度长显然更具成为部领导的竞争力。
不过，也有说法认为安路生当时调任成都局，是“临危受命”。
上述调度系统工作人员说，调度系统许多人都认为安路生当年的调动，是铁道部重视震后四川铁路交通的举措。安路生的委任令是2008年5月16日发的，此时地震刚发生4天。
“而且铁路局局长手握实权，从调度总长调往铁路局当局长，不算‘降级’，也并不影响今后的仕途。”该名工作人员说。
在这名工作人员看来，安路生此次调任上海铁路局，与上次调任成都铁路局有相似之处，都是重大事件发生后，铁道部做的紧急处理。
抓安全与建安居房
有职工说安路生抓安全生产很严格，并为职工谋福利，增加收入
安路生在成都任铁路局长期间，坊间曾有对他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他计划收回各个火车票代售点的代售权。
据成都当地媒体报道，2008年6月，成都铁路局成都车站召集众代售点负责人，开了一个简短的通气会，表示将从2009年1月1日起终止并收回各代售点的代售权。
此时安路生就任成都铁路局局长约一个月。
对于收回代售权是哪一层上级的决定、有无书面通知及法规依据等疑问，当时的成都铁路局货运站未予回答，表示这些要咨询铁路局的有关部门。
这使得百余家代售点负责人很不满，并曾向相关部门举报。
安路生待过的铁路局的职工，则认为他是个执政风格严格的人，工作上也不放过细节。一名成都铁路局员工称，安路生走马上任成都铁路局局长后，立马开始狠抓安全生产和卫生，曾要求在铁道外加装隔离墙网，使得路外伤亡大幅度减少。“比起其他铁路局下来的人，他真正做到了检查指导，为下面人办事。”
同时安路生还下达指示，要求成都铁路局下属的每个车站的员工进行车站大清理，动手拔草和打扫卫生。
他同时向成都局的职工承诺要让员工增收，为他们谋福利。
2008年10月，安路生曾接受当地媒体采访，称成都铁路局将利用3至5年时间，把火车南站、北站两大铁路片区旧住宅全部改造完毕，初步规划新建8600户职工住宅，用于解决旧城改造中的搬迁户以及成都铁路局职工住房困难户与无房户。
2009年12月，他担任上海铁路局局长期间，曾发布消息，要建设天庐钱江苑安居工程，这是上海铁路局在杭州建设的三个安居房项目之一。
据悉，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为174910平方米，建成后可解决约1600户铁路职工住房问题。除此之外，上海铁路局曾于2009年10月和11月，分别在安徽合肥、江苏南京也开工建设安居工程。
被认为“为人低调”
“低调”是铁路系统许多人对安路生的印象。网络上也少有他接受采访的资料
7月24日，上海某报负责铁路条线的记者吴天(化名)注意到新任局长的名字很“耳熟”，他愣了一下，意识到，安路生2009年曾在上海铁路局当过局长。
“他是个超级低调的人，从不接受媒体采访，有什么事情就让副局长出来说话。”吴天说。他对安路生没有太多印象，只记得“过了一个春运就走了”。
“低调”，也是铁路系统许多人对安路生的印象。搜索网络可以发现，关于安路生接受媒体采访的资料很少。这名铁路局局长也鲜有电视讲话或会议精神传达。
在安路生就任上海铁路局长后，他与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关系，也是网上议论的焦点。安路生任武汉铁路局局长期间，刘志军的胞弟刘志祥先后担任汉口火车站站长、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于2005年被双规，并随后受审。
昨日，上海铁路局宣传部一名负责人向记者证实，安路生于25日上午到任。但由于他出差在外，并不知晓安路生是否立即到事故现场指导工作了。
7月25日下午4点50分，上海铁路局工作人员已陆续下班，保安在人流中准确地拦住了记者。
“领导们都不在家。”保安说。
■ 安路生履历
1965年11月生，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石鼻镇人；
1986年参加工作，上海铁道大学毕业(现并入同济大学)。历任南昌铁路局向塘西站见习生、运转主任、副站长；鹰潭站站长；南昌铁路局总调度长，局长助理，副局长；
2004年，任北京铁路局石家庄铁路分局局长；
2004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长；
2005年3月18日，武汉成立铁路局，任武汉铁路局长；
2006年12月，任铁道部总调度长；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任成都铁路局局长；
2009年3月14日，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2010年5月7日，任铁道部总调度长；
2011年7月24日，任上海铁路局局长。
在李海仓出事后第28天，他22岁的儿子李兆会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这位年轻人刚从澳洲赶回来，正式接任公司董事长之职。不像很多家族企业交接班时有父辈“扶上马、送一程”，李兆会的出头更有一丝悲壮的色彩。他要面对的是一个由叔叔辈组成的董事会，其中有李海仓的四兄弟及小舅子，还在读大二的李兆会在公司里的资历与声望只能在其中排名末位。第一次出行访问，他更像是两位陪同者——叔叔李天虎、李天杰背后的“傀儡”。
这种感受对于李兆会无疑是苦涩的。他发现，要想成长或者真正成为父亲的接班人，必须在公司里树立自己的威望。接班后的一个多月里，李兆会没有履行过董事长职责，甚至没有在文件上签过一次字。凡事需要董事会决策的文件，均需要由辅佐核心组共同决定，而负责人即是父亲的“拜把兄弟”——常务副董事长幸存海及五叔李天虎。李兆会的“夺权行动”即从这两人开始。
首先，李兆会利用了幸存海及李天虎之间的嫌隙，在董事会孤立了李天虎，迫使其辞职，尔后又将海鑫水泥厂交给其打理，缓和叔侄关系。而幸存海作为非“李”姓的族外人，深知自己“喧宾夺主”的隐患，在得到300万元年分红的保证后，于次年被调往驻太原办事处，淡出公司总部权力中心。李兆会的职务变成了“董事长兼总经理”，在媒体的报道中，整个夺权过程堪比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而海鑫内部并没有因此出现动荡。李兆会的第一次权谋艺术让稚嫩的他在公司高层树立起了威信。
顺利接班后，李兆会并没有在父亲留下的钢铁事业上投注太多注意力，而是更多地出现在资本市场上。最为人称道的是，他在2004年底以6亿元收购民生银行3.1%的股份。2007年，资本市场大涨，李兆会凭着持有的民生银行股份身家飙升至85亿元，一跃成为山西省首富。对于这位“少主”无心钢铁、转战资本市场之举，海鑫钢铁的合作伙伴百感交集：“如果李海仓还活着，也许我们的心会更安稳，因为他比较专注，但专注也可能使海鑫在2005年钢铁价格不断下调的情况下出现危机。”
转过次年，李兆会即遭遇到最大危机。2008年下半年，因库存严重积压，海鑫钢铁一度陷入停产危机，由于巨额资金被套牢在连续下跌的资本市场上，公司一度面临资金短缺的危险，一年后才复产。
近两年国企太钢收购海鑫钢铁的传闻不绝于耳，让公司的合作伙伴心存疑虑，而李兆会连续在资本市场抛售民生银行、山西证券等股份套现，似乎暗示着公司的资金链紧张。去年，最后一位“辅佐大臣”——与李兆会关系最亲的六叔李天杰也离开公司，董事会成员基本都是非李姓成员了。
2013年已是李兆会接班的第十年，这十年来他既受到外界的褒奖与质疑，还有围绕其婚姻的花边新闻，也遭受着家乡人对于其“坐吃山空”的责难。30多岁的他已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不管海鑫钢铁的最终结局将走向哪里，十年前的那次接班其实已让他完成了作为家族长子的使命。
参与临战前的对日交涉
陈介(1885～1951),字蔗青(清),湖南省湘乡同风乡人。1902年～1908年,留学日本和德国,通晓日语、德语、英语、法语和拉丁语等。1912年回国,先后任职工商部、农商部、财政部等。1920年后任江汉关监督、大银行经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等。1935年开始转向民国外交事业。
1935年张群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为更好地处理即将临战的对日交涉,积极网罗社会人士。时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的吴鼎昌向张群推荐了自己的好友、有着留日背景的陈介。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全国民情激愤。当时已出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的陈介于7月9日接见日本驻华参赞日高信六郎,严正指出,卢沟桥事变由日军挑衅引起,责任在日方,中国对此表示严重抗议;为免事态扩大,日方应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尽快派员与中方代表协商,根据正确事实,谋求和平解决。陈介声明:“保留我方对于该事件之一切合理要求。”当日高信六郎表示“日方亦应保留对该事件之一切要求”时,遭到陈介拒绝。随后,陈介还与外交部其他负责人拟定了要求日本向中国正式道歉、惩办肇事者、赔偿中方一切损失并保证杜绝此类事件的书面抗议,但该抗议书被蒋介石压住未发。
两天后,当日高信六郎向陈介探听中国军队调动情形时,陈介义正词严地指出,军事情形外人不得而知。中国军队决无向任何国家挑战之意,但如果任何国家要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中国则有抗战之决心。陈介向日高信六郎所作的答复,反映了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对日交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担任绝交前的驻德大使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一度密切的中德关系随着日、德法西斯的日渐接近转趋冷淡。为尽可能孤立日本,挽救逐渐陷入低潮的中德关系,1938年,中国政府改派外交部常务次长陈介出任驻德大使。
9月,陈介抵达柏林,德国正忙于与伪满洲国互派“大使”之事,故意将陈介晾在一边,迟迟不接受其递交国书。陈介如坐针毡,处境极为尴尬。11月,蒋介石为挽回国家的尊严和体面,曾两次发电陈介,指示其或去英国暂住,或回国,“不可再驻德,否则国家与政府威信与体面全失,此种耻辱将无法湔雪矣。”然而,在陈介的抗争下,希特勒终于在12月底接受了陈介递交的国书。
陈介积极筹划,努力恢复和促进中德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使中德关系略有回暖。陈介在柏林不再受冷落,他以前结识的老朋友同他的关系依然密切。特别是欧战爆发后,为避免中国就欧战局势发表声明,公开反对德国,支持英法,德国进一步对华示好。国务秘书魏茨泽克主动向陈介表示,希望能增进同中国的关系,战后中德在经济合作方面将大有可为。同时德国在对华交付抗战物资方面,也比以往公开化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致电陈介,要求其对德交涉“相机进行”,并拟出具体步骤及办法。陈介则就对德交涉的原则和步骤提出了建议。他指出,在欧洲战争结束以前,中国同德国的交涉应本着暗中接洽的原则;在具体步骤方面,首先应与德国商谈经济合作问题,使德国在经济上得到实惠,从而转变对中国的外交,改善中德关系;其次,在双方达成初步意向后,再由德国派代表来中国协商整个合作计划;最后再由中方派员赴德国签署修好条约。为了贯彻加强对德关系的原则和步骤,陈介在柏林积极活动,广与德国军方、经济署以及亲华人员进行接触,得到了一定的回应。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军事同盟条约》签订,德国承认日本在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中的领导地位。中国政府对此极为震惊,认为这是德国公开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1月间,当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陈介向其表达重视中德之间的经济关系,并愿意调停中日战争时,陈介坚定地表示,中国为生存与主权而抗战,非达此目的,决难言和平,中日和谈必须以日军完全退出所占中国领土为先决条件。陈介还奉蒋介石指示进一步向德方表示,不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中国为达到抗战目的,愿意维持同德国的友好关系。
1941年6月,德国大举进攻苏联,为取得日本在远东的战略配合,德国打算在7月初承认汪伪政权。6月28日,陈介大使就德国拟承认汪伪政权一事直言魏茨泽克:中国数年来对德国万分容忍,无非是为了抗战的百年大计,希望德国不要承认汪伪傀儡政权,迫使中国不得不做出与德国断交的不幸举动。面对陈介的严厉态度,魏茨泽克虽答应上报,却要求中方“体谅”德国不得不暂时利用日本的苦衷,希望中国不与之绝交。最终,德国不顾中国的强烈反对承认汪伪政权,重庆外交部被迫于7月2日发表声明,断绝中国同德、意两国关系。7月10日,陈介奉命关闭驻德大使馆回国。
出任驻拉美多国大使
对德绝交后,陈介转赴美国,仍以大使名义访问中、南美洲各国, 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道义支持和筹集抗战经费而辛苦奔波。1943年7月15日,陈介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巴西大使。1944年7月15日,又被改派为中国驻墨西哥大使。8月1日,陈介大使代表国民政府与墨西哥政府签订《中国墨西哥友好条约》。条约规定,中、墨两国公民依所在国现行移民法律、章程等,自由出入彼此领土;两国公民应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规章,其财产受所在国法律保护;两国关系应以“平等和互相尊重主权的原则为基础”,加强两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各自利益。条约签订后,中、墨双方相互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1945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介为首任驻阿根廷大使。1946年4月,陈介到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设使馆。期间,陈介同阿根廷政府就两国建立通商关系及实行直接通航等问题进行了接洽。1947年2月,陈介代表国民政府同阿根廷外交兼宗教部长蒲拉穆格利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签订了《中阿友好条约》。条约宣布中阿两国永保友好,亲密协作;两缔约国有互派外交代表及互派领事之权;两国人民在对方领土上有旅行、居住、工作、经营工商业的权利;两国还同意尽快签订通商航海条约。尽管《中阿友好条约》签订之时,由于国共内战严重损害了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同阿根廷扩大贸易联系在事实上已经不可能实现,但陈介在阿根廷的外交活动对扩大中国在阿根廷的影响,加强中阿关系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系列主持 石源华
正值中国军阀混战之时,他受命出使欧洲;他对中苏冲突有清醒的认识;在艰难的中日交涉中,他却难有作为｡
出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次长
蒋作宾,字雨岩,1884年出生,湖北应城人｡自幼接受儒家教育,1902年到武昌接受新思想｡他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是甲午战败､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1905年,他弃笔从戎,东渡日本攻读军事,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1908年学成归国,任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军事教官,并提出和执行打入清军的反清计划｡
辛亥革命爆发,蒋作宾赴九江任军政府参谋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部次长,辅佐黄兴｡1915年因反袁称帝而被软禁于北京西山｡袁死后,复任参谋本部次长｡后曾任孙中山大本营幕僚长,襄助军事,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之一｡
出使德国兼奥地利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作宾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要职｡他曾出任北伐军战地政务委员会主席,协助蒋介石解决“济南惨案”｡
1928年10月,蒋作宾被任命为驻德国兼奥地利公使｡德国是南京政府向欧美国家寻求外援的重要目标｡在蒋作宾的努力和推动下,1929年4月,德国首任驻南京政府军事顾问逝世后,德方立即委派克里伯尔赴华继任｡1930年5月,经德国名将鲁登介绍,原德国参谋本部作战部主任魏采尔将军来华担任首席军事顾问,这为30年代中期大批德军事顾问来华奠定了基础｡
蒋作宾经常会见德国企业家和军火巨商,穿针引线,推动中德贸易,特别是军火贸易的发展｡1930年3月,他直接推动德国赴中国实业考察团一行10多人,其中包括德国最重要的军工企业克虏伯厂长等,访问中国,受到中国最高当局的接见｡
使德期间,蒋作宾还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1929年4月,他在国联军缩会议上提出“此后不在其本国或属地内采用普遍强迫兵役制度为建立军力之方法”的修正案,虽因日本等国反对,未进行表决,但被附呈大会决议案｡
蒋作宾出使期间,正值中国军阀混战之时,他在政治立场上倾向和支持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在外交事务中也极力维护中央政府的威望｡尤其是对于德国军火商与中国地方势力的军火贸易,蒋作宾奉命与德国方面进行严正交涉,促使德国政府与中方“共同设法取缔”｡国民政府明令取缔私运军火后,蒋氏立即说服德国外交部发表中国官方明令,警告该国商人一律遵守等｡
对于国民政府正在推行的“改订新约运动”,蒋氏宣称“现在中国国民革命惟一要件,即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此不平等条约,首由英国发其端,现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仍望由英国发其端”等,配合国内进行积极的宣传活动｡
调停中东路事件
对于当时的中苏关系,蒋作宾多次致电南京外交部,“力言与俄恢复邦交”,并主张中方对此应取主动态度,“自动则可利用以制帝国主义者;被动则反为帝国主义者挟以制我”,却不为南京当局采纳｡1929年5月,张学良为收回苏联长期控制的中东铁路和切断苏方对中共的支持,便强力驱逐中东铁路苏方职员与查封哈尔滨苏联机构｡此举招致了中苏冲突的发生｡日本为了趁火打劫,竟然玩起了“调停”的把戏｡对此,蒋氏有清醒的认识:“中俄因哈尔滨领馆事,日本反从中调解,可发一笑,此真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事件发生后,中苏边境局势日趋紧张,蒋作宾奉命担负与俄方交涉的重任｡苏军调集大军压境,蒋氏奉南京外交部之命向苏方提出质问,苏方答复:苏兵入境系为自卫,因为白俄发动进攻”,“中国须消灭白俄武装,并停止侵掠,否则,发生事情,中国当负其责｡”南京外交部将驳复照会交蒋氏送交苏方｡
随后,蒋作宾被南京政府委派为全权代表,请德国政府居间调解,与苏联驻德大使接洽解决中东路问题｡8月27日,德国政府提议由双方发表内容包括“按1924年中苏协定解决一切,两国立即派遣全权代表开议”的《联合宣言》解决分歧｡苏方表示原则同意,但中方坚持苏方先撤兵,苏方表示不满｡后在德国斡旋下,双方各提修正案,但仍未能达成协议,交涉遂告停止｡
军事冲突再趋激烈,中国军队抵敌不止,边关垂危,举国震动｡南京政府转而求助于《非战公约》签字国,美､英､法三国照会中､苏两国,但苏方坚持双方直接交涉｡由于军事上节节败退,南京政府退而决定由东北地方当局直接与苏方谈判,并于12月22日屈辱地达成《伯力会议议定书》,几乎全部接受了苏方的条件｡
蒋作宾愤而怒责南京外交部:“既愿接受此低条件,何不告知?朝有电来,夕即可与俄人堂堂正正平等发布《共同宣言》!”对于中东路战争及外交,蒋作宾的评价是:“无故挑衅,又无故投降,辱国丧权,莫此为甚,国际地位从此降落,尤以国民政府之声誉扫地矣!”中东路战争起因于苏方曲解《中苏协定》及中东路权益冲突,南京当局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指使东北地方当局挑起争端,其遭受失败是必然的｡蒋作宾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赴日交涉“九一八事变”
1931年初,日本军部扩张派加快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步伐｡自1931年2月起,南京政府已经在酝酿将蒋作宾调任驻日使节事宜｡3月15日,蒋氏回国休假,并奉命归途取道西伯利亚,借便考察苏联国情｡蒋氏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列宁格勒､高加索､克里米亚以及西伯利亚各地,会见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前驻华大使加拉罕等重要人物｡5月4日,抵达南京赴外交部报到述职｡随后的数月中,蒋介石曾数次亲自会见蒋氏,要求他赴日任职,蒋氏开始不断与外交部长王正廷商议､熟悉中日交涉事务｡8月13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蒋作宾为驻日全权公使,蒋氏称“赴日本为一般同志所不愿往,余明知为牺牲,然为党国计,亦只得勉强一行｡”
9月10日,蒋作宾自南京启程,经天津､北平､沈阳､安东,18日抵达平壤,恰在此时“九一八事变”发生｡蒋氏临危受命,成为对日交涉的重镇人物｡22日,蒋氏一到日本下关,即发表谈话,痛斥日人之“无识”,声明“此次沈阳事变,日方违反《非战公约》､国际公法及蔑视国际联盟,破坏东亚和平及世界和平,日本须负全责”｡
蒋作宾本人鉴于日本内阁反扩张派币原外相曾表示日本吞并东三省“为吞一炸弹”,主张两国“从远大处着眼,改换空气”,也由于蒋氏在驻节欧洲期间亲见国际联盟为英法把持,不足以依恃,便主张在国联开展外交斗争的同时,利用日本反扩张派尚未下台的局势,直接与日本谈判,争取限制事态进一步扩大,可惜这一主张未为政府所采纳｡日本内阁的反扩张派很快为扩张派驱除｡他们并不仅以武力侵占了全东北,而且扶植伪满洲国,将东北从中国分离了出去｡
应对上海事变
1931年12月,蒋作宾获准归国参加中国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随即“一二八”上海事变发生,日本将侵略战火燃烧到了上海｡
此时,蒋汪实现合流,蒋主军,汪主政,蒋作宾被推举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外交部成为其执行机关｡1932年2月,根据旨意,外交委员会决定了应对“一二八事变”的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谈判”｡这是对于国民政府“依赖国联”外交方针的重大调整｡
在与日本交涉的过程中,蒋作宾发现:“连日来上海停战商议毫无进步,足征此次日人来华骚扰,完全欲使中国屈服｡能屈服,诸事可商量,否则必到处扰乱,占领各海口及经济要区,以为将来对美作战之准备,决非空口所能商议停战也｡”足见当时中日交涉之艰难｡
在以蒋作宾为主席的外交委员会主持下,5月5日,在美､英､法､意的参与下,中日签署《淞沪停战协定》,该协定迫使日本从上海撤兵,具有积极意义,从外交交涉的角度看,也比中国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谋略高了一筹,但该协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放弃了中国军队在此地的驻守权､设防权,将该地区置于美､英､法､意诸国“监视”之下,对于日后中国东南沿海的防务带来了祸害｡
7月5日,蒋作宾奉命重返日本｡蒋氏称“此次回日使任,其目的在使两国渐渐接近,感情尤关重要,故特选定日本邮船会社之平安丸｡”尽管蒋作宾为中日之间的“平安关系”作了艰苦的努力,但中日关系却因日本步步进逼的侵略而日益紧张,蒋作宾的外交使命也日益艰难｡1935年5月,中日两国使节升格为大使,蒋作宾虽升任为首任驻日大使,但对日关系难见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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