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研究方法（精选8篇）
一、行动研究方法简介
德国心理学家勒温在群体动力学研究中首创的方法。他将个人行为的“场理论”应用于群体行为的研究，提出了“群体动力学”的理论。在他看来，行动研究代表了实验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行动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某种教育作用对实际的教育过程产生的效果，并对产生影响的各种因素进行评价，用以改进实践活动。这可以看出其着眼点在于改善实践活动。目前，教育心理学、组织管理等研究领域引入此法，用来探讨改进教育方法和改革评定方法。行动研究法与那种为控制研究方法，使研究对象不受研究者或实验事态影响的传统研究方法的区别，在于共同参与，即由研究者和行动过程的实践者结成一体，共同组成课题组，共同进行调查、分析，通过在实践活动的进程中发现问题、设计实验方案、实施实验方案、评价或有新的发现、再计划、再实施、再评价或发现……的方式不断进行。
二、行动研究的定义
行动研究法是一种适应小范围内教育改革的探索性的研究方法，其目的不在于建立理论、归纳规律，而是针对教育活动和教育实践中的问题，在行动研究中不断地探索、改进和解决教育实际问题。行动研究将改革行动与研究工作相结合，与教育实践的具体改革行动紧密相连。
三、行动研究的类型和适用范围
行动研究的类型大体上有两种，一是独立进行的行动研究，二是联合性的行动研究。分为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分别为：单个教师的行动研究；协作性的行动研究(理论工作者与教师合作)；学校范围内的联合行动研究。
行动研究的适用范围主要是适用于教育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的研究，单个教师的行动研究的特点是规模小，研究问题范围窄，具体易于实施，但力量单薄，很难从事深入的、细致的、说服力强的研究。协作性行动研究的特点是可以发挥多个教师的集体智慧和力量，但可能在理论的指导方面较欠缺。
学校范围内的联合行动研究是专业研究人员、教师、政府部门、学校行政领导等组成的较为成熟的研究队伍从事研究。这是较为理想的行动研究，它的特点是有专业人员参与，有较强的理论指导，研究力量大，充分的发挥领导、教师、研究人员的作用。
行动研究的适用范围主要是适用于教育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的研究，以及中小规模而不是宏观的实际研究。针对教育的实际情境而进行，从实际中来又回到实际中去。具体表现为：课堂教学研究将改革措施实施于教学过程；对课程进行中小规模的改革研究；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提供新的技术和方法；学校管理评价；对已确诊的问题所施行的改革措施，如困难学生的教育措施，不良心理行为的娇正，环境因素的变革等。
四、行动研究法的特征
（一）以解决问题，改进实践为目的。从行动研究的过程中可见：预诊在于发现实践中的问题。行动阶段在于解决问题、改进实践。
（二）研究与行动相结合。行动研究的过程是研究进行的过程同时也是行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三）以“共同合作”的方式进行，扬长避短。行动研究要求教师运用理论，系统的反思自己的实践，要求研究者深入实际.从实际中发现问题。并直接参与从计划到评价实际工作的过程，与教师一起研究他们面临的问题。所以行动研究以相互参与和共同研究的方式在研究者与教师之间架起了桥梁，使之共同合作扬长避短。
（四）行动研究具有一个不断展开的螺旋过程。从行动研究的框架中可见第一个循环完了之后，进入第二个循环，从而使行动研究的整个过程构成一个不断上升的螺旋过程。
五、行动研究的优点和局限
（一）行动研究法的优点主要表现为：
1、适应性和灵活性
行动研究简便易行，较适合于没有接受过严格教育测量和教育实验训练的中小学教师采用。行动研究容许边行动边调整方案，不断修改，经过实际诊断，增加或取消子目标。实验条件的控制比较松缓，注重实际的教育环境，较有利于在教育这样复杂的研究现象和领域内进行。
2、评价的持续性和反馈及时性
行动研究强调评价的持续性即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贯穿整个研究过程。反馈的及时性从两个方面看：一是及时反馈总结。使教育实践与科学研究处于一动态结合与反馈中。二是一旦发现较为肯定的结果，便立即反馈到教育实践中去。
3、较强的实践性与参与性
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紧密联系。教育研究紧紧围绕着学校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和行动。参与性体现在典型的行动研究中，研究人员由专职研究人员、行政领导和第一线教师联合构成，研究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予方案的实施.4、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
在较成功的行动研究中，可汇集多种研究方法的作用。理想的行动研究法应是多种科学研究方法的灵活和合理的并用。
（二）行动研究法的局限性： 行动研究法的局限主要表现：由于其非正规性而缺少科学的严密性，在实际研究中，不可能严密控制条件，其结果的准确性、可*性不够
六、行动研究的一般操作步骤和程序要点
行动研究法产生以来，人们除了公认行动研究法是一种扩展的螺旋式结构外，对于实施的具体步骤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现在介绍以下两种行动研究的模式：
（一）四环节(四阶段)模式： 即计划--行动--考察--反思
四个循环阶段。“计划”是行动研究的第一个环节。计划应以所发现的大量事实和调查研究为前提。它始于解决问题的需要和设想，设想是行动研究者(行动者和研究者)对问题的认识，以及他们掌握的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知识、理论、方法、技术和各种条件的综合；设想还包含了行动研究的计划。“计划”包括总体计划和每一个具体行动步骤的设计方案，特别重视计划中的第一、二步行动。
“行动”即实施行动计划。行动计划的执行和实施具有灵活性。随着研究者对问题认识的逐渐明确，以及行动过程中各种信息及时的反馈，不断吸取参与者的评价和建议，对已制定的计划可在实施中修改和调整。行动是不断调整的。
“考察”是第三个环节。考察内容有：一是行动背景因素以及影响行动的因素。二是行动过程，包括什么人以什么方式参与了计划实施，使用了什么材料，安排了什么活动，有无意外的变化、如何排除干扰。三是行动的结果，包括预期的与非预期的，“反思”是第四个环节。反思是行动研究第一个循环周期的结束，又是过渡到另一个循环周期的中介。这一环节包括：整理描述，评价解释，写出研究报告。
（二）六步骤模式具体步骤为
预诊--收集资料初步研究--拟定总体计划--制定具体计划--行动--总结评价。
1.预诊：这一阶段的任务是发现问题。对学校工作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发现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诊断，得出行动改变的最初设想。在各步骤中，预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收集资料初步研究：这一阶段成立由教研人员、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对问题进行初步讨论和研究，查找解决问题的有关理论、文献，充分占有资料，参与研究的人员共同讨论，听取各方意见，以便为总体计划的拟定做好诊断性评价。
3.拟定总体计划：这是最初设想的一个系统化计划。行动研究法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所以总体计划是可以修订更改的。
4.制定具体计划：这是实现总体计划的具体措施，它以实际问题解决的需要为前提，有了它，才会导致旨在改变现状的干预行动的出现。
5.行动：是整个研究工作成败的关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边执行、边评价、边修改。在实施计划的行动中，注意收集每一步行动的反馈信息，可行的，则可以进入下一步计划和行动。反之，则总体计划甚至基本设想都可能需要作出调整或修改。这里行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检验某一设想或计划，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
基于方法论的视角, 将行动研究置于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之中进行考量后, 我们认为, 行动研究最合理的归属是:行动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此处的研究范式, 借用了库恩“范式”一词的提法, 指教育研究领域中的某些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研究方式。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绝不可以将行动研究与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相并列、相混淆, 它应该是高于这些具体研究方法的。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主要基于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一、行动研究体现一种研究理念, 而非具体方法
所谓理念, 是来源于柏拉图哲学中的一个术语, 指理性化的观念, 它反映客观事实的本质属性, 是事物内在属性的外部表征。行动研究正是人们对实践诉求理性化追求的产物, 其中蕴含的“为行动而研究, 在行动中研究, 由行动者研究”的独特理念, 使其拥有了存在的最基本的规定性。行动研究的这一独特理念, 渗透、体现在行动研究的方方面面。
首先, 从词源的角度看, 行动研究 (actionresearch) 是由“行动 (action) ”和“研究 (research) ”两个词组合而成, 从中我们就能够看出其缘起的初衷, 即欲将行动和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它是对以往书斋式研究范式的否定, 积极倡导对行动的关注。
其次, 从起源的角度看, 20世纪40年代寇勒、勒温等人在社会领域首先践行了行动与研究的结合, 将以往的被研究者纳入到研究者队伍之中, 为研究贡献他们的实践智慧, 极大地提升了研究的质量, 从而也拉开了行动研究兴起的大幕。20世纪50年代,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前院长考瑞率先将行动研究引入教育领域, 在研究中, 教师、学生、辅导人员、行政人员、家长以及社区内支持教育的人都参与到了学校教育的研究之中, 为教育研究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从以上对行动研究起源的梳理可以看出, 行动研究正是研究界对研究应回归实践呼声的回应, 也是对实践者缄默知识重视性发现的成果。
第三, 从特点的角度看, 实践取向是行动研究最为本质的特点。具体而言, 行动研究的实践取向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行动研究的根本目的旨在改进实践, 正如行动研究的代表人物艾略特所言:行动研究是从改善社会情境中行动质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的一种研究取向[1]。具体到学校场域, 对行动研究的目的达成可以从改进学校生活的实际状况的程度、促进学生发展的程度以及提升教师智慧的水平三方面来进行衡量。二是行动研究的研究主体是实践工作者。在行动研究中, 传统意义上的研究者最多只能扮演触媒的角色, 而实践工作者成为了研究的真正主体。三是行动研究的研究场域回归到实践者的日常工作及生活之中, 充分体现了研究情境的自然性及其与实践的紧密联系。四是行动研究的理论基础也充分体现其实践取向的特点。康德的“实践理性”、波兰尼的“缄默知识”、哈贝马斯的“解放认知旨趣”以及西雄的“反思理性”奠定了行动研究坚实的理论基础, 基于此, 行动研究也一改往日研究过于注重科学、技术、规范的风格, 回归到鲜活的实践之中, 进入实践者的缄默知识体系, 引领实践者走上了独具特色的教育科研之路。
综上, 行动研究是针对研究的主客体分离而导致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思路。在坚实的理论导引下, 它关心的是如何将行动和研究结合起来、如何有效地解放实践工作者的智慧, 充分彰显了研究的实践取向。它是在范式层面引领研究者群体关注实践、回归实践、改进实践, 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回答“如何做研究”的问题。因此, 不能将其与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相并列, 它们之间明显存在层次上的差异。
二、行动研究具备相对成熟的操作程序
研究范式是某些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研究方式。“共同遵从”势必要求具备一定的操作程序, 因此, 考量行动研究的操作程序, 对于确定其归属十分必要。
从理论上讲, 行动研究的提出, 在一定程度上抹平了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区别, 消弭了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解放实践工作者的缄默知识的同时, 为他们参与教育研究提供了舞台, 能够极大地推动实践的进步。而从实践的角度, 如何使行动研究能够真正为实践工作者所用且用得好, 也成为了学者们的关切。考察行动研究发展的历史, 学者们围绕如何落实行动研究的问题, 纷纷提出了直观的操作程序。
作为行动研究的开拓者, 勒温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过实施行动研究的程序问题。他认为, 可以用计划、调查、实施等概念来描述行动研究的过程, 后来凯米斯等人把勒温的这一论述进行了概括。考瑞则从教师的实践问题及其界定出发, 设计了一个逐步推进的程序:1.明确问题;2.确立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之目的与过程;3.按设计好的步骤行动, 并对行动做记录, 收集证据以确认目标实现到什么程度;4.对有关材料进行整理, 概括出关于行动与目标之间关系的一些一般性的原则;5.在实践情境中进一步检验这些原则。考瑞的这种设计明显带有杜威“思维五步”和实证科学研究的痕迹, 以线性的方式展开行动研究, 有别于勒温等人的设计。[2]这些早期行动研究的开拓者们对行动研究程序的设计, 为行动研究操作程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 艾略特、埃巴特、麦克南、卡尔霍恩、韦尔斯、斯特林格以及米尔斯等学者都对行动研究的操作程序进行了设计。虽然学者们对操作程序的具体表述不尽相同, 但其实质并不存在差异, 都是对如何将研究和行动有机整合, 从不同角度给出的回答。
在众多的操作程序中, 凯米斯在勒温理论基础上提出的四环节说影响最大, 也体现出了人们对它的高认可度。他认为, 行动研究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每一个螺旋发展圈包括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四个环节, 即计划、行动、考察与反思。一个循环结束, 新的循环又开始上路, 但这种循环绝对不是在封闭的圆圈之中进行, 而是螺旋式上升的。其中的循环, 与实践工作者周而复始的工作十分契合;而螺旋式上升, 既真实地概括出研究的曲折、艰辛, 也彰显了每个实践工作者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及研究应有的价值诉求。正是这种与实践取向紧密结合的动态化的操作程序, 不仅使研究很好地回归到实践之中, 与实践工作者的行动合流, 而且使其成为更高质量的行动, 推动着实践的改进、发展。最为关键的是, 在这种模式中, 实践者不再扮演一个被动地接受研究者指导的角色, 而是主动地参与研究的、具有反思意识的实践主体, 从而实现了行动研究的名至实归。
由于行动研究的研究场域回归到了丰富多彩的实践之中, 而实践之中总是不乏即兴的、创造性的情境, 这既是实践的魅力, 也给行动研究者提出新的课题, 即现实中的行动研究往往需要结合实际, 对学者们总结出的操作程序做某些变式处理。但无论如何, 行动研究还是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操作程序, 引领着行动研究者群体共同遵从, 共同前行。
三、行动研究不能单独使用, 必须综合使用各种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秉承回归实践的研究理念, 引领实践工作者按照一定的程序从事研究。但可以说, 根本就不会存在只使用行动研究的研究, 只要使用行动研究, 各种研究方法就会如影相随。为有效达成研究目的, 综合使用各种研究方法被很多研究者所认可、使用。因此, 行动研究并不是一种可以单独使用的研究方法, 它需要综合使用各种研究方法。
众所周知, 行动研究不只是研究者简单应和实践需求的产物, 它的产生也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即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追求逻辑上的真, 而且更应该关怀道德实践的善与生活取向的美, 理性必须返回生活世界才能获得源头活水, 研究是为了指导人们立身处世的生活实践。[3]逻辑上的真, 是可以通过技术、工具等直接获得, 但道德实践的善和生活取向上的美, 并不能够仅靠技术去把握。因此, 行动研究最大的转向, 就是将关注的重心由以往研究注重技术, 转而倾向于人的因素———行动研究的实施者, 特别是强调实践者的作用。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 在与实践进行互动的过程中, 各种具体研究方法的参与就成为架起研究者与实践之间桥梁的关键。观察、问卷、访谈, 甚至实验, 都可以成为行动研究的得力助手。这充分体现了行动研究是对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超越, 也是对行动研究与各种具体研究方法关系的最好诠释。
从另一个角度看, 行动研究本身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 如果一定要把它与具体的研究相联系, 那么, 可以说它是一种指导整个研究运行的研究方略可能更恰当一些。所以, 在一个行动研究案例乃至行动研究的一个步骤中, 实施者可以按需要运用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也只有合理使用了各种研究方法, 行动研究的目的才可以有效达成。
结语
虽然本文对行动研究的归属进行了讨论和澄清, 即它是一种研究范式, 属于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 不可以将其与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具体研究方法相并列。
可是从方法论的角度看, 以往的教育研究方法体系中并没有研究范式这一层级。因此, 在教育研究方法领域国际交流和学科互动不断加强, 各种新理念、新方法纷纷进入教育领域的大背景下,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教育研究方法体系进行合理的调整, 为出现在教育研究领域的这些新事物找到更加合理的归属, 以便更好地引领教育研究者理解它们、使用它们, 从而推动教育更快、更好地发展。鉴于此,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 我们将教育研究方法体系调整为自上而下的四个层级, 依次为哲学方法层、一般科学方法层、研究范式层和具体研究方法层。近些年教育领域出现的行动研究、个案研究、叙事研究、田野研究、人种志等, 都应该属于研究范式的范畴, 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 一定要理性、区别对待。
参考文献:
摘要：行动研究在我国已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 但其归属问题却呈现出认识上的模糊与混乱。基于方法论的视角, 行动研究体现为一种研究理念而非具体方法, 它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操作程序, 但不可以单独使用。行动研究不是一种可以单独使用的研究方法, 它不能与观察、调查、实验等具体研究方法相并列、相混淆, 而是高于这些具体方法, 归属于教育研究方法体系的第三层——研究范式。
关键词：行动研究,教育研究方法,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1][3]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448, 453.
关键词：法规范；实践模式；创新
一、在选取中创新研究方法
“法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是人类对法律现象认知、评判而形成的一种话语系统。然而，由于人们认识同一法律现象的方法与进路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认识结果和话语系统。”[1]于是在法学学科的研究过程中出现了林林总总的不同的研究方法。诚如笔者在《“问题与体系”视角下的刑事诉讼法研究方法》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现行的法规范体系与实践模式，均与理想中的立法状态和治理形态相距甚远，且存在着许多难以协调的分歧与矛盾。具体到刑事诉讼法学领域，刑事诉讼法规范与实践模式之间的分歧，反映了刑事訴讼法某些方面的价值取向与实践取向的分流，也为刑事诉讼法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研究方向。作为一种程序法，刑事诉讼法为待解决的社会矛盾提供一种法定程序路径，且该路径下的实践模式体现的不是应变型思维，而是服从型思维，即在取向上将对程序的遵守置于首位，重视程序本身所具有的独立的价值。其实施的效果往往不单纯地取决于一方主体，取而代之的是，它是各程序利益主体之间相互竞争、互不妥协的结果。刑事诉讼实践主义模式将个案处理过程中所彰显出的价值折射于其上，是体系性问题与诉讼正当化问题的融合过程。在实践模式与法规模式之间，存在价值多元性问题，这点无庸置疑。尽管价值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表面上实践主体可供选择的空间看似很大，但在实际中会要求实践主体只能坚持一种操作标准，否则价值的多元性就不可能带来司法实践所需要的唯一的确定性结果，从而引发新的问题或矛盾。但要是真去探寻这种唯一特定的标准，又会落入形式主义法学的思维模式。以往多数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研究方法及其选取上，寄希望从研究方法上突破价值的多元性问题和标准不统一的问题，以期最大限度地将各种问题一并解决。在笔者看来，研究方法是作用于研究对象的，庞大的刑事诉讼理论体系是一个研究对象，其下的子体系、制度也应属于研究对象，且各对象系统间存在着众多参数，在进行区别、划分、选取等工序中，均可能运用到各种现有的研究方法，若将确定特定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出路，那么在没有新的研究路径之前，只能在现有研究模式中进行取舍，或者在选定现有模式后继续完善对其的研究方法。如果将司法公正视为一个目的，依照司法公正的标准构建，比较的方法可能会得出相对公正的标准，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可能将类似情况视为公正或者不公，由此会引发放大或者缩小公正范畴的问题。因此，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在分析具体问题的时候都存在一定的条件参数，参数的关联性大小决定数据的准确程度。而选取了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可能只会解决体系中某一方面的问题，或者在对其本身进行创新的基础上，创造出修正体系的某一方案，但最终无法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将体系中的所有问题逐个处理掉，也即刑事诉讼中的研究方法也是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既包括其本身作为一种独立的研究方法的发展，也包括整个研究方法体系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需要与时俱进地不断地深化对刑事诉讼程序理论体系的研究。
二、对实证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
“方法论问题作为法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进行法学研究的基础。而坚持什么样的研究范式，不仅是研究者需要表明的学术立场，更是其研究成果能否获得认可并具有持久生命力的重要保证。因而，时刻对研究方法进行必要的反思是相当重要的。”[2]在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部门法学科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研究方法，而这当中以实证研究方法为众多学者所广泛运用。“法律实证分析就是其他学科中实证研究方法向法律研究的移植，是借助实证分析方法改造法学传统研究模式的一种方式。”[3]更进一步地说，实证研究方法即以经验和案例事实说明某一方面问题，以达到论证研究对象的目的。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通常情况下会摆脱应然思想的羁绊，从实然的角度去探究一学科的研究路径。
实证分析方法“把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系统，致力于维护法律体系内部的逻辑一致性。由于这种方法不追究法律规则本身的基础，而径自研究规则与规则之间的关系，所以又被称作法律教条学或教条论法学。” [4]对于一个国家所制定或认可，以及处于实施状态中的法律规范，实证研究方法通常采用偏于中性的说明性的描述方法，界定文字的内涵，将法律文本中所蕴含的要义呈现出来，并采用归纳的方式，将研究对象的各种特征挪列出来。实证分析方法将应当是什么样的法即理想法，与实际是什么样的法即实在法严格区分开来，并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是研究实在法，侧重于从结构和概念的角度去分析实在法，且依据逻辑推理来确定能够在实践中适用的法。具体说来，实证分析方法以探析法律规范的形式结构为研究重点，重视法规范在结构上完整与否，和在形式上合法与否，亦在一定程度上关心法规范涵盖的具体内容及其彰显的内在品格。作为一种踏实的科学态度，实证主义力图在既有的经验材料上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凡是盲目追求终极原理的做法，均会遭到实证注意无情地批判。从形式逻辑的角度对法律概念予以分析，在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和法律体系的完整性方面，实证分析方法发挥了其他研究方法所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同时，对于研究者而言，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于逻辑思维的缜密性与连贯性的提升大有裨益。“由于实证研究最早开始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而这些学科在研究中往往已经涉及到很多的法律内容，因此，法律实证研究自然会借鉴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成果。”[5]所以，过分重视法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区分，不利于法学学科研究方法的选取，而研究方法的选取问题，又是关乎学科繁荣与发展的关键。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科学的方法，就没有法律科学本身。”[6]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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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璐，段陆平：《论刑事法学实证研究方法的拓展——基于问题意识的思考》，载《公民与法（法学版）》，2010 年第6 期第31页。
[3]白建军：《论法律实证分析》，载《中国法学》，2000 年第 4 期第32页。
[4]郑戈.韦伯：《论西方法律的独特性》[J]。李猛.韦伯：法律与价值（《思想与社会》第 1 辑）[C].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5]郭云忠：《法学实证研究的种类及其地点选择》，载《第四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2008年11月13日。
思考问题：（1）8岁的将价值为500元的玩具送给乙，该行为的效力如何？（2）乙公司以国产牛肉为样品，伪称某国进口牛肉，与甲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该合同的效力？
（一）语义分析方法
这两个思考问题涉及到民事行为的效力。具体是指《民法通则》第58条所谓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含义。同时，还应该比较《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无效合同”与第54条规定的“可变更、可撤销的合同”。
法律解释始于文义，众所周知，法律概念其含义多种多样，对其进行解释时，应尊重语义，围绕语义进行解释。《民法通则》第58条所谓的“民事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即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民事行为是一种表意行为，区别于“事实行为”。“无效的民事行为”是指民事行为已经成立，但欠缺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不能按照行为人的意思表示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相对应。而其中所谓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不满10周岁的未成年人以及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其单独实施的民事行为若不能取得法定代理人的追认，应该无效。所谓的“欺诈”是指当事人之一方故意欺罔他人，使表意人陷入错误认识，并由此作出不合真意的意思表示。而所谓“胁迫”是当事人一方表示加害，使他方当事人之意志陷入不自由状态，作出不合真意的意思表示。所谓“乘人之危”是当事人一方利用对方的危难处境或紧迫需要，强迫其接受某种明显不公平的条件并作出违背本意的意思表示。而《合同法》第52条规定“欺诈、胁迫、乘人之危之合同”只有在损害国家利益之情形下，才是无效的，否则属于《合同法》第54条“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正确理解这三种行为，欺诈与胁迫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而乘人之危主要是一种不正义的行为，有悖于私法中的公平正义和诚实信用原则。
（二）系统分析方法
《宪法》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通则》的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包括10 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功；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第58条规定了“无效民事行为”的种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在（1）中8周岁的甲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者，故其民事行为无效。而在（2）中乙以欺诈手段订立合同，若根据该条之规定属于无效的，但《合同法》第52条规定“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若损害国家利益，则属于无效的合同，否则应根据《合同法》第54条之规定“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合同法作为民法的一部分，将无效的民事行为的范围缩小，是基于民法之原则“诚信原则”、“公序良俗原则”，“善意取得制度”，同时基于维护交易安全和当事人双方利益，即在因欺诈而订立合同，其享有撤销权、追认权，为其提供便利。《劳动合同法》第26条规定，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议案中第8条第5款“以欺诈或者胁迫的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销遗嘱，情节严重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议案中第8条第5款“以欺诈或者胁迫的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销遗嘱，情节严重的。”《刑法》第17条之规定刑事责任年龄，与民法中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规定相比，体现私法与公法之不同之处。第224条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行为。第226条强迫交易罪之规定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他人提供服务或强迫他人接受服务的行为。第264条诈骗罪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
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目较大公私财物的行为。诸多法律规范中将欺诈作为一种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作为私法的民法，将其作为一种无效的民事行为更是体现了私法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和私法之最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充分发挥了私法的救济功能。
（三）比较法分析方法
大陆法系理论，以行为者的意思为中心，错误制度发挥作用的机理是对当事人意思质量的关注和对合同内容公正的强调。《德国民法典》第119条规定表意人所作的意思表示的内容有错误，或者表意人根本无意作出此种内容的意思表示，如果可以认为，表意人若知悉情事并合理地考虑其情况后即不会作出此项意思表示时，表意人可以撤销该意思表示。交易中认为很重要的有关人的资格或者物的性质的错误，视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典中将交易上重要的性质错误视同表示错误之规定，中国台湾地区民法典也是继受了德国的这种立法模式。“在瑞士也分为行为错误与动机错误，以错误为意思与表示之不一致，并允许一定性质之错误。在奥国，亦分为法律行错误与动机错误，以错误为意思表示之不一致”。《日本民法典》第九十五条规定，意思表示，于法律行为的要素有错误时，为无效。但是表意人有重大过失时，不得自己主张其无效。“在日本，规定法律行为的要件错误导致法律关系无效，所以立法未打算把动机错误包含在错误中。自大审院大正3年12月15判例以来，二元构成说成为大审院及最高法院判案的主要依据”。
表意人的过失对其主张意思表示错误无效或撤销的限制。在这一点上，各国立法例的态度不一，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8条第一款规定：“意思表示之内容有错误，或表意人若知其情事即不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将其意思表示撤销之。但以其错误或不知情事，非由表意人自己之过失者为限。”有学者甚至否认这种过失为表意人撒销权之限制，比如著名的法学家芮沐认为：“错误之撤销不必限于表意人并无过失之情形，盖对第三人之保护，民法第91条已有充分的规定；而错误之外，又加一过失之概念，徒增复杂；且事实上无过失之错误，亦不能想象。”第92条规定“因被诈欺或被胁迫，而为意思表示者，表意人得撤销其意思表示，但诈欺系由第三人所为者，以相对人明知其事实或可得而知者为限，始得撤销之。被诈欺而为之意思表示，其撤销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日本民法典》第95条规定：“意思表示，于法律的要素有错误时，为无效。但是，表意人有重大过失时，不得自己主张其无效。”
《日本民法典》制定时，偏于继受德国法，现在偏向借鉴英美法律制度。所以一元论在日本已被广泛接受，成为通说。意大利是为数不多的以相对人的信赖为认定错误为无效要件的国家。《意大利民法典》债篇第二章第1428条规定：“当错误是本质性的并能够被缔约另一方识别时，错误即构成契约可被撤销的原因。”《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第35条也规定另一方尚未基于对合同的依赖而行事为表意人可撤销合同的要件之一。《意大利民法典》的1428条对错误的规定是在第四编债篇里面，与此同时《意大利民法典》的第一编人与家庭第122条也规定了：“因对配偶他方的人身辨认错误，或对其个人基本情况产生重大误解而表示同意结婚的配偶，也可以提起婚姻无效之诉。”及第483，624，787条，都不以相对人的信赖为错误可撤销的要件。
（四）功能分析方法
法律行为成立问题为纯粹的当事人利益衡量问题，而法律行为效力问题除涉及当事人利益平衡外，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出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的关注。《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之规定“无效民事行为”因其内容具有非法性，故国家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秩序之拷量，主张该民事行为属于无效之行为。
（五）目的分析方法
任何法律均有其规范意义和目的，解释法律乃在实践法律的意旨，因此即使法律时须想到“为何设此对定，其目的何在”。《民法通则》第58条之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是无效的。该规定在考虑到行为人的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态，从而能有效保障行为人的利益。而其中之规定“因欺诈”而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行为是无效民事行为，主要基于民法
基本原则之诚信原则与保护行为人的利益。体现私法之精髓——个人利益为核心，权利本位为核心。
（六）意图分析方法
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了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1982年5月起草了4个民法典草案，1986年颁布了我国目前最基本的民事法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在之后的时间里，顺应经济发展形势，制定了《经济合同法》、《婚姻法》、《专利法》、《继承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以及《公司法》与《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完善了我国民法体系。《继承法》第22条之规定无效遗嘱。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七条下列经济合同为无效：
一、违反法律和国家政策、计划的合同;
二、采取欺诈、胁迫等手段所签订的合同;
三、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签订的合同或以被代理人的名义同自己或者同自己所代理的其他人签订的合同;
四、违反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经济合同。1985年《涉外经济合同法》第九条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合同中的条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经当事人协商同意予以取消或者改正后，不影响合同的效力。第十条 采取欺诈或者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
思考问题：甲有一子一女，分别为乙、丙。2009年甲因年事已高，卧病在床，自知命不久矣，遂立下遗嘱：由其子乙继承其1/3的财产，而其女丙继承2/3的财产（甲长期由丙照顾）。乙不服，威胁甲（在甲的汤药中甲砒霜）并销毁遗嘱。
（一）语义分析法
这个问题涉及到“继承权的丧失”，即《继承法》第7条之规定。所谓继承权的丧失指的是本来有继承资格的人，因犯有某些严重违反人伦道德的罪行，或有严重不道德行为，而丧失继承人资格，其中所谓“故意杀害”包括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而遗弃是指对于年老、幼年、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而虐待是指经常以打骂、冻饿、强迫过度劳动或者有病不给医治等方式，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从肉体上、精神上进行打磨、摧残。这里的“丧失”区别于“放弃”。
（二）体系分析法
德沃金在《法律帝国》开篇中给我们讲述和分析的里格斯诉帕尔斯一案，对于法律的整体性和阐释性做了最经典的解释和论证，即“任何人都不能从其破坏行为中获取利益”。法律不仅是一系列的规则，而是由一系列的规则和原则构成，同时对其应有一种整体性和阐释性的概念和理解，规则也只有置于这一原则的体系中才能获得其最恰当的意义。《继承法》第七条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
（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
（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宪法》第49条第4款之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第51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任何人行使自身之权利不得损害他人的权利。《民法通则》第58条生命健康权 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106条第二款之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60条虐待罪、第261条遗弃罪这些规定即继承权人但凡有其一之行为将丧失其继承权。诸多法律中体现了生命健康权这一基本权利，故任何人都不能因其自身利益而侵犯他人利益。
（三）目的分析法
《继承法》第7条之继承权丧失的规定，从某方面讲，可以促进公民积极履行《婚姻法》第21条之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抚养赡养义务。避免《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第260条虐待罪、第261条遗弃罪之发生从而促进家庭和睦，有利于伦理道德的维护，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法律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规则，而是包含着人文精神的规则。法律的价值
之自由在于“不侵犯他人之权利的情况之下，而行使自己之权利”。
（四）比较法分析
对国外立法例及判例学说的比较研究，可供发现不同的规范模式和共同的正义观。各国对剥夺继承权的条件都作了规定。台湾《民法继承篇》第1145条，有左列各款情事之一者，丧失其继承权：一 故意致被继承人或应继承人于死或虽未致死因而受刑之宣告者；二 以诈欺或胁迫使被继承人为关于继承之遗嘱，或使其撤回或变更之者；以诈欺或胁迫妨害被继承人为关于继承之遗嘱，或妨害其撤回或变更之者；伪造、变造、隐匿或湮灭被继承人关于继承之遗嘱者；对于被继承人有重大之虐待或侮辱情事，经被继承人表示其不得继承者。前项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规定，如经被继承人宥恕者，其继承权不丧失。继承权的丧失，继承人的继承权，除因作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外，还可因被剥夺而丧失。剥夺继承权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并按司法程序进行。日本民法规定：凡故意使被继承人、或继承顺序（见法定继承）在先或同等顺序的继承人致死的，或者因为想达到这个目的而被判刑的，知道被继承人被杀害而不告发的，以及用欺骗、强迫方法妨碍或促使被继承人作出遗嘱、取消遗嘱和变更遗嘱的，伪造、毁弃、隐匿遗嘱的，都不能成为继承人。如1964年的《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规定，只要公民以自己的违法行为反对被继承人或某一继承人，反对遗嘱的实现，以促使自己继承的，就无权继承；还规定剥夺亲权的父母，以及恶意拒绝扶养义务的人，也不得继承。其他各国也都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作了规定。继承权被剥夺后，该继承人即丧失了承受遗产的权利。但一些国家规定，已得到死者或行为所针对的人的宽恕，可不被剥夺继承权。
（五）功能分析法
为了维护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人伦道德和家庭秩序。《继承法》第7条之规定继承权的丧失，使犯有某些罪行或有严重违反人伦道德行为的继承人丧失。同时，由于伪造、篡改或销毁遗嘱，侵犯了被继承人的遗嘱自由权，使遗产的归属违背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思，严重违反社会道德，同时也侵犯他人之继承权。该问题中乙不仅对甲实施了伤害行为，同时销毁了遗嘱。基于此规定乙将丧失继承权。继承权的丧失不仅是从法律层面而言，更是从道德层面而言。家庭是维持国家稳定的纽带。
（六）意图分析法
立法文献有助于探寻立法者制定法律时的立法政策及其所欲实践之目的，属解释法律之一项重要方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草案：第7条第3项规定，“虐等、遗弃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丧失继承权。有些代表提出，遗弃被继承人是严重的问题，应当丧失继承权，不要再加“情节严重”的限制。因此建议修改为“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草案）》的说明：继承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1979年11月法制委员会起草了民法草案，前后修改了四稿，其中有一编是财产继承权编。关于制定继承法的意义。我国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包括个人所有的合法的生活资料和法律允许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这就产生了个人合法财产的继承权的问题。继承法制定之初出于“个人合法财产的继承”，主要旨在于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财产自由权。而规定继承权的丧失也在于保护被继承人的财产自由权。
本文以上市公司关联方交易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前人的相关研究，重点分析关联方交易及其信息披露存在的弊端。首先，分析关联方交易的必要性、关联方交易的利弊。其次，分析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的必要性以及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然后，通过案例分析论证关联方交易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解决方案
(1)题目：关联方交易会计问题研究
(2)选题意义：关联交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已经成为许多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公司能够合理有效地披露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不仅直接决定报告主体的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效果，而且严重影响上市公司的公众形象和证券市场的竞争机制。完善和强化关联交易制度的约束，提高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信息披露透明度，是限制和防范通过关联交易操纵行为的有效途径之一。
(3)需要解决的问题：1、关联方交易存在的弊端：①操纵关联方交易价格，向上市公司转移利润，粉饰会计报表，欺骗会计信息使用者。②相互转移收入和费用。③关联方之间转让股权，形成非正常收益。2、关联方信息披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①信息披露不全面②信息披露不适当③信息披露不及时
1、解决方案：
(1)加大会计师事务所对重大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审计力度
(2)有必要在准则正文中明确、全面、集中地陈述有关规定
(3)报告实体与其联营企业间的交易应比例合并、全额披露
(4)增加关联方交易披露的方式
(5)充分披露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6)增加关联交易信息的披露的方式二、研究方法本文以理论研究作为支撑，研究关联方交易及其信息披露中存在的弊端，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
(1)理论分析的方法。对于关联方交易的研究需要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作为理论基础，找到目前的研究动态。本文在对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提炼，以对关联方交易的研究作为理论基础，进而分析关联方交易的利弊。
研究方法
可行性研究的方法是融合工程、技术、经济、管理、营销、财务和法律等专业知识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创新而形成的方法体系。主要数据资料来源国家权威统计部门、协会、中商情报网细分市场数据库等。
可行性研究的方法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哲学方法、逻辑方法和专业方法。
1、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是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探索实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相一致的最一般的方法。
2、逻辑方法
逻辑方法是用概念、判断、推理、假说等逻辑思维形式，对事物进行归纳、演绎、综合。
3、专业方法
专业方法是各门学科中常用的研究方法。研究的专业方法具有综合性、专业性、创新性的特点。
方法作用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在制定某一建设或科研项目之前，对该项目实施的可行性、有效性、技术方案及技术政策进行具体、深入、细致的技术论证和经济评价，以求确定一个在技术上合理、经济上合算的最优方案和最佳时机而编制的书面报告。
可行性研究报告主要内容是要求以全面、系 统的分析为主要方法，经济效益为核心，围绕影响项目的各种因素，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论证拟建项目是否可行。对整过可行性研究提出综合分析评价，指出优缺点 和建议。为了结论的需要，往往还需要加上一些附件，如相关数据、论证材料、计算图表、附图等，以增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说服力。
可行性研究报告是确定建设项目前具有决定 性意义的工作，是在投资决策之前，对拟建项目进行全面技术经济分析论证的科学方法，在投资管理中，可行性研究是指对拟建项目有关的自然、社会、经济、技术 等进行调研、分析比较以及预测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在此基础上，综合论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财务的盈利性，经济上的合理性，技术上的先进性和适应性以及 建设条件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从而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第一章 总 论
一、项目提要
1、项目名称：内蒙古鄂前旗毛盖图小尾寒羊良种繁育工程建设
2、建设性质：新建
3、项目建设单位：鄂托克前旗毛盖图苏木 法人代表：林XX
4、建设地点：内蒙古鄂前旗毛盖图苏木
5、项目申报单位：内蒙古鄂前旗扶贫开发办 法人代表：贺XX
6、投资规模及构成：总投资40万元，其中购买种畜38万元，其它费用2万元。
7、资金筹措：项目总投资40万元，其中财政扶贫资金30万元，群众自筹10万元。
8、项目辐射范围及带动能力 项目建成之后，将直接带动毛盖图苏木150户农牧户，可使毛盖图苏木牲畜良种率和单位产量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良繁体系的建设，畜种质量的改善，销售利润大幅度增长，可使项目区农牧户人均纯收入增加500—800元。
二、可行性研究的依据
1、财政部农业综合开发办《农业综合开发多种经营项目可研报告编制提纲》;
2、农业部《西部地区农业开发建设规划》;
3、国家计委、建设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
4、鄂前旗“十五”经济建设规划;
5、鄂尔多斯市《建立畜牧业强市、绿色大市的决定》。
三、综合评价和论证结论
1、综合评价 本项目建设对于该地区牲畜良种繁育体系建设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对于探索在生态建设的基础上发展优质畜牧业，从而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项目区具有良好的饲养基础，当地农牧户饲养经验丰富，经过培训，完全可以按照先进的技术规程生产建设，鄂前旗有着广阔的草原资源和庞大的牲畜养殖阵地，鄂前旗畜产品清真市场已开始投入运营，已具有很好基础，由于清真市场产品以无污染和高质量而拥有了较高的信誉，对项目产品的销售极为有利。目前市场、产品已与宁夏有长期销售合同。整个项目技术先进，经济合理，相比传统牲畜饲养方式，可极大地减轻对草地资源的利用强度，提高牲畜整体质量，提高资源转化效率，因此我们认为项目可行。
四、存在问题及建议
1、农牧民培训和当地的技术服务是保证项目技术路线贯彻执行的基础，必须加强。在项目安排有关建设内容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应在项目实施后就此制定有效的政策。
2、建议尽快实施项目。
第二章 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第一节 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规划
毛盖图苏木是鄂前旗的一个纯牧业苏木，XX年全苏木牲畜头数达到19万头(只)。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部署下，全苏木经济及各项事业建设迅猛发展，畜牧业经济健康发展。在跨入新世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下，如何使全苏木畜牧业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如何使全苏木广大农牧民增加收入，是摆在全苏木人民面前的重大问题。鄂前旗党委、政府制定“十五”规划，做出调整优化畜牧业结构，确立了鄂前旗经济发展的绿色大旗、畜牧业强旗的远景发展规划，全面推动饲养业发展。为适应国家农业部“西部地区农业开发建设规划”和国家计委、经贸委“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等国家产业发展和行业发展规划，特提出“鄂前旗毛盖图小尾寒羊良种繁育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第二节
项目由来和简述
儿童语言学是理论语言学的支柱学科之一, 一直以来推动着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神经病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对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人类普遍的认知机制, 而且具有广泛的教育心理等应用前景。随着神经心理学、心理语言学等交叉学科的蓬勃发展,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传统研究方式与新技术相结合, 呈现出儿童语言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儿童语言研究方法实用指南》正是一本全面介绍儿童语言研究主要手段和方法, 极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它由佛罗里达州亚特兰大大学心理学教授Erika Hoff编辑, 二十多位儿童语言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共同撰写。该书共分四部分, 每部分又由若干章节组成, 下面笔者将对各部分内容作扼要介绍以窥多元化儿童语言研究方法。
二、内容简介
第一部分采用非言语方法研究婴幼儿
婴儿的语言能力有限, 注意范围窄小且容易疲劳, 故对这些受试者进行语言测试相当困难。该部分共五章, 介绍了几种采用非言语方式探究婴儿语言发展的有效手段, 包括习惯化范式 (habituation procedures) 、多通道优先注视 (intermodal preferential looking) 、试听同步程序、神经成像法等。这些方法锻炼了受试者的自主反应能力, 拓宽了研究对象的年龄段, 非常适用于婴幼儿早期语言与认知发展研究。
其中, 习惯化范式是指对受试者进行反复刺激直至受试者熟悉这种刺激, 并且与之相关联的最初反应不再出现。作者Fennell阐述了该方法的假设前提, 即如果受试者对重复刺激的反应速度降到先前设置的标准之下, 说明受试者已经熟悉该刺激, 进入了习惯阶段。此时改变刺激, 受试者的反应时段若延长, 则表明受试者能辨别新旧刺激, 具有潜在的学习能力。该方法采用固定时间或次数作为测量指标, 应用于语言区分、词汇习得等研究, 丰富了对语前婴幼儿的认知研究。同时, 该方法对正常和非正常语言发展儿童都适用, 扩大了研究对象范围。
多通道优先注视范式旨在测试儿童在语言理解基础上构建视觉和听觉刺激相联系的能力, 并以此来评估其语言知识。作者Piotroski和Naigles阐释了该方法的前提假设:婴儿对有图像匹配的声音刺激会予以更多注视, 如果受试者能够正确理解之前听到的话语, 他们会在匹配刺激上显示出更多的视觉注意。优先注视法只需受试者移动眼睛就能将语言映射到事件上, 可用来考察儿童习得语法结构的年龄以及词汇学习的过程或策略等。与习惯化范式相比, 该方法操作更新颖, 充分利用婴儿对语言的理解, 更能探究受试关联视听刺激的能力。
视听同步程序通过记录受试儿童在听到某话语时注视其对应指示物的时间来测试受试者对该话语的理解能力。作者Swingley解释了该方法的理据和发展历程, 强调研究者应该选择在视觉上逼真、易于儿童理解且能吸引他们的图像, 在听觉上简单且容易识别的话语片段。此外, 作者介绍了实验的具体操作流程:首先, 给受试者呈现一系列迥异的同类物体;其次, 受试者听取相关话语材料并识别相应图像;最后, 研究者记录儿童匹配词语与对应指示物的时间。该方法适合年龄在14个月以上的幼儿, 不仅能考察受试者视觉和听觉的正常发育情况, 还能测试其语言和认知能力发展状况。
神经成像法采用对人脑无伤害的神经图像技术和认知神经知识来研究语言习得与大脑神经的关系。Kovelman特别关注儿童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大脑的工作机制, 介绍了人脑习得语言的过程。此外, 作者还介绍了事件相关电位 (ERP) 、脑磁图 (MEG) 、核磁共振成像 (MRI) 、功能近红外光谱 (FNIRS) 等新技术在语言研究中的应用, 并讨论了如何将这些技术应用于疑难语症的研究与诊断等议题。神经成像法数据具有可解释性, 适用于各种语言背景的婴幼儿, 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儿童语言研究中。
第二部分评估儿童语言时期的语言知识及进程
该部分共七章, 其中, 对儿童语言知识的评估涉及音系知识、词汇技能、语法知识以及叙述能力;对儿童语言习得过程的研究方法主要依靠判断任务、句法启动程序等。这些方法有一共同点, 即能够测试幼童 (18个月至5岁) 语言发展的具体层面, 与非言语方法相比, 数据结果更直接、更准确。
儿童最早的发声和语音发展与后期词汇和语句发展密切相关, 能够很好地检测音系和语言发展理论。对儿童音系知识的考察主要是依据儿童自发或诱发产出的言语。作者Core着重介绍了三种诱发产出方法:第一, 标准化测试, 即采用常模数据比较受试儿童与同龄儿童在语音能力上的差别, 从而评估个体音系知识;第二, “任务型”诱发, 即引导儿童完成命名物体或图画的任务;第三, 非词重复, 即让受试重复一些自然语言中不存在的语音。作者指出非词重复法操作简单, 不需要受试具备标准化测试和诱发任务那样的配合度,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研究语音的短期记忆或工作记忆中, 是检测儿童有无语言障碍的重要手段。
对儿童词汇的探究一直是教育学和发展心理语言学研究的核心。作者Pan介绍了三种评估词汇技能的方法。第一, 父母报告, 用来考察儿童早期词汇发展的广度与数量、受试与同龄儿童的差异以及词汇的发展过程。该方法可采集大样本语料, 但有着不同背景的父母将直接影响记录视角、持续性和准确度。第二, 自发话语样本, 用于检测儿童词语发展的具体层面。该方法不易受受试年龄限制, 能够提供丰富的词语素材, 但数据的转写需要训练有素的人员, 耗时耗力。第三, 词汇评估, 即对受试者进行标准化词汇测试。该方法能根据研究的具体需要设计题目, 但不能考察受试的词汇总量及词汇发展过程。
语法知识评估的常见实验范式包括:第一, 诱发产出法, 用来检测受试儿童对特定语言的理解、特殊结构的习得情况以及其他特定变量的效果;第二, 重复法, 用来测试一些偏难且出现频率较低的语法结构;第三, 奇异词序 (weird word order) 和句法启动 (syntactic priming) , 用于测试受试者对语言结构和语序的选择;第四, 表演 (act out) , 用于检测受试儿童的词序知识以及受试者对主语的敏感度。作者Ambridge重点介绍了分级语法判断 (graded grammaticality judgment paradigm) 这一新实验范式。该方法具有明显优势, 可以直接用来测试其他常见实验范式只作间接回应的问题, 如让受试对各种语法错误做出不同可接受程度的判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该方法也有缺陷, 即不适合年龄小于4岁的受试儿童。
叙述能力的发展不仅反映儿童的词汇和句法知识, 也体现儿童对故事的理解力。复述和编故事是两种评估儿童叙述能力的有效方法。作者Reese等关注儿童对故事的记忆以及所述故事的整体结构与完美性, 他们认为, 在实验过程中首先要确定一个难度适中, 最好是受试儿童尚未接触的故事, 然后对儿童的故事复述情况进行详细编码。对叙述能力的评估能够很好地判断受试者的语言能力, 并能对语言障碍儿童进行有效诊断。
针对儿童语言的习得过程, Mc Kercher和Jaswal介绍了真值判断和语法判断两种研究方法。前者是对合乎情境、表达客观存在的话语的判断, 而后者是对自然语言语法正确与否的判断。判断任务操作简单、数据明朗且能被迅速编码。Vasilyeva等介绍了句法启动实验, 其假设前提是人们倾向于重复使用刚刚加工过的句子类型和结构。句法启动法反映出句子产生过程中句法加工的特点和机制, 成为研究儿童句法的重要手段。
第三部分记录儿童的语言成长和语言产出
对儿童语言的记录有助于全面了解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历程。该部分共六章, 介绍了记录语言成长的系列方法, 涉及不同的语言形式 (包括有声话语和手势语) 和不同的研究方法 (包括抽样调查、全盘记录以及语料库研究等) 。这些方法各具特点, 能从多角度记录儿童的语言发展状况。
Rowe着重口头话语的记录和研究, 介绍了记录、转写和编码的方法, 并以研究儿童语言形态发展的成功案例作为实例。研究人员对三名小孩和父母之间的对话进行口头录音, 每月定期记录场景和对话内容。其编码方式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语言形态发展的途径。该方法适用所有儿童, 便于对语料进行详细分析, 其流程包括:确定受试对象的数量;确定场景和录音时间;选择一个已知范例;细化转写步骤;进行数据分析等。
除了有声语言, 手势语也是一个研究重点。Cartmill等陈述了手势的类别和用途、手势语的研究方法以及话语和手势语之间的关联。根据手势形式和功能可将其划分为指示手势 (deictic gestures) 、常规手势 (conventional gestures) 、表征手势 (representational gestures) 以及敲打手势 (beat gestures) 等。本篇还描述了手势在不同语言发展阶段的变换, 以及手势语在儿童语言与认知发展中的作用。
抽样调查是语言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Lieven和Behrens阐释了密集抽样的方法。大多数语料库只能采集儿童实际语言中大约1%~2%的言语, 而密集抽样则可高达7%~15%。该方法适合各种人群且耗时不多。密集抽样的完整流程是:首先通过广告联系家庭;然后安排时间采集语料;最后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团队共同完成数据转写。该方法不仅能获取数量庞大的语料, 充分考察成人输入对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而且能收集各种语句, 包括罕见句式, 从而有效评估儿童的语法知识。该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尽管语料详尽庞大, 但是受试数目非常有限。
与抽样相比, 全盘记录是指研究者记录下儿童产出的所有话语, 从而更全面准确地评估儿童的语言知识。Naigles介绍了三种全盘记录的方式:目标日记 (the targeted diary) , 关注儿童特定词汇或语法项的发展;语言环境分析 (language environment analysis) 系统, 采用录音方式记录儿童每日的话语及其使用环境;儿童语言习得观察计划 (human speechome project) , 主要收集儿童日常生活录像。
儿童语言数据库促进了儿童语言研究和信息交流。Corrigan阐释了目前最大的儿童语言数据库CHILDES及其使用范围。该系统由三部分组成, 包括儿童语言数据库、CHAT录写系统以及用作语言数据分析的程序CLAN。该系统不仅提供多种语言的一语习得者和双语习得者数据库, 而且提供儿童语言转写和分析软件以及详细的转写标准说明等, 大大方便了研究人员有效利用该数据库进行教学和研究。
第四部分研究多种语言及特殊人群
该部分共三章, 探讨了对不同语种及特殊儿童的语言研究方法, 涉及跨语言、双语环境下的儿童语言研究, 以及语言障碍和智障儿童的语言研究。这些方法不仅能验证和丰富现有语言学习理论, 而且有助于早期识别和干预特殊人群, 促进有效训练和矫治方法。
Kiintay阐释了跨语言研究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检测语言普遍性观点, 探讨有关语言习得普遍性结论的适用程度和局限性;二是集中研究某种语言习得理论, 找出特定语言结构对学习者学习方式的影响。作者介绍了对论元结构和指示代词习得的跨语言研究, 并指出只有进行跨语言研究, 才能对不同语言背景下的儿童词汇能力发展获得全面和正确的认识。
双语研究通过探究双语环境下儿童心智能力的发展过程, 找出儿童的语言习得方式和需求, 以使其更有效地学习。Hoff和Rumicbe全面介绍了双语环境下儿童语言发展的研究状况, 不仅给出了双语环境和双语儿童的明确定义, 还介绍了双语受试儿童的选择标准以及对双语环境的评估方法。双语研究的主要手段包括:调查问卷、语言日记、监护人与儿童互动的语言记录、标准化测试、自发产出等。
Mc Gregor介绍了语言障碍原因、筛选语言障碍儿童的方法以及个体和分组对比两种研究方式。个体研究着重于分析每位受试者的个体差异, 而分组对比是比较组间差异, 如年龄组、智力组、语种组等。作者认为, 个案分析法是对语言障碍最好的临床诊断方法, 可以更加精准地测试出受试者的临床反应, 从而分析出语言障碍可能产生的原因。在对智障儿童的语言发展研究中, Abbeduto等重点介绍了对智障儿童进行语言能力测试的应对方法。
三、简评
《儿童语言研究方法实用指南》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不同年龄阶段和不同语言环境下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研究的多种方法与手段, 作为一本指导手册, 无论从理论性还是实用性上都极具参考价值。
该书的一大特点是框架设计清晰, 内容安排紧凑。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 该书每个篇章既可自成体系, 又与其他部分联系紧密, 全方位介绍了儿童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第一部分介绍了与人类的视觉、听觉及神经相关的实验手段;第二部分按照语言能力的发展阶段, 对相应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逐一阐释;第三部分侧重从自然语料收集和第二手资料获取的角度展开论述;第四部分对不同儿童群体语言能力的相关研究作了详细讨论。纵观全书, 每章的编排几乎都遵循一样的结构———简洁的标题、清晰的内容提要、详细的论述以及简短的总结, 便于读者快速查阅。同时, 对于书中出现的重要词汇和术语, 每个章节末尾都配有详细阐释, 利于读者集中查阅。此外, 本书还提供了大量的实验样例和数据图表, 不仅增加了该书的可读性和可靠性, 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了参考借鉴的实验样板。
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实验方法介绍全面, 实用特征显著, 概括如下:
其一, 涉猎实证研究的两大研究手段———实验法和自然语料收集法。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前者便于研究人员快速获取所需材料, 但由于人为因素干扰, 所收集的语言材料存在一定的失真;后者虽然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但所收集的语言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真实面貌, 能为语言研究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和范例。目前, 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为了达到特定的研究目的往往将这两种方法相结合来收集相关语料, 而该书恰好在具体实验方法和自然语料收集方面给出了借鉴经验。
其二, 囊括心理发展研究的两大范式———行为研究和脑机制研究。行为实验是传统发展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式, 通过测量评估受试者外显的行为表现推测其内在心理或认知特征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其他发展机制。本书所介绍的习惯化范式、多通道优先注视以及试听同步程序均属此类。同时, 本书介绍的各种神经成像技术是研究认知与语言发展脑机制的有效工具, 其发展促使语言研究进入与脑科学相结合的阶段, 例如功能近红外光谱 (FNIRS) 新技术可用来探讨语言发展的神经基础, 研究人脑的具体活动。此外, 本书还拓展了传统的数据收集和转写方法, 例如通过采用新硬件和软件来编码等。
其三, 阐释了针对不同群体的研究方法。该书对不同语言环境下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研究作了详尽介绍, 增加了本书的实用性, 扩大了阅读群体, 为从事调查不同儿童群体语言能力的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借鉴。另外, 本书作者提供的实验并不受语言种类和民族文化的限制, 许多作者不仅仅是在英语国家开展了这些实验, 在意大利语、土耳其语、日语、汉语等原语国家也进行了相关实验, 因而为不同区域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丰富的参考。
但是, 本书尚有不足, 主要体现在内容涉猎过多, 有些篇章过于繁琐, 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干扰。
关键词：规范法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9-0002-02
一 引言
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在其代表作《法学方法论》中说道：“法学之成为科学， 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1]法学理论的创新，依赖于其研究方法的发展与变革。法律本身就是一系列规则、制度等法律规范的有机结合，这一特点决定了法学研究必须以这些法律规范为研究对象。因此，以法律条文的制定、修改以及实施为研究目的，以对策法学、法解释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规范法学”在传统的法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实践中，也为我国的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作出了巨大的貢献。然而，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可能完美无缺，由于“规范法学”更注重对法律条文本身的研究，此种单一的视角势必会存在一定局限性。正如法国著名法学家勒内·达维所说：“立法者要改造法律条文本身很容易，但是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却是很难改变的。”[2]法律条文是和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相联系的，我们只有从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视角，才能看清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才能从根本上推动法学理论的发展。
二 “规范法学”及其局限性
陈瑞华教授认为，传统的法学研究无非在做两件事情：一是研究法律制度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从而为立法或司法改革作出贡献；二是对法律规则的立法原意和立法宗旨进行解释，以保证法律制度得到较好的实施。前者称为“对策法学”，后者则视为“法解释学”。两者结合起来可以统称为“规范法学”[3]。
不可否认，“规范法学”对于法学研究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社会急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之下，“规范法学”更能够快速促进法律制度的更新，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我国才能在改革开放后的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框架。然而，这种追求实效的做法必然会或多或少忽略其他一些社会因素，导致其他方面的社会矛盾。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律实践的脱节问题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规范法学”视角的单一性，注定其存在一定的局限。
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历来缺乏对理论的重视度，更加看重实际效果。我国的法学理论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已有的先进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法学家们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运用“对策法学”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提供立法建议。这种“对策法学”研究方法“往往采取教科书体例的研究模式，从概念到性质，从历史沿革到发展趋势，从比较法的考察到中国问题，提出对中国立法的建议和对策”，“以讨论立法对策、改革建议和制度变革为目的，喜欢'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4]“对策法学”看似有条有理、逻辑清晰，但受其研究目的的限制，这种“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的研究方法很难有理论上的推进和创新，也未必能够提出真正有效的对策。
“对策法学”的逻辑推理大致是这样的：大前提是西方的先进制度和理论，小前提是中国的现实问题，结论是借鉴西方理论提出针对中国的立法建议。而后，作为结论的立法建议又可以构成一个新的三段论，立法建议是“良法”，制度改革和实践作为小前提，又能够得出“良法美治”的结论。这种理论用于实践的“实用主义”做法无可厚非，因为我们需要认识到与法治发达国家的差距，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将先进经验“拿来”，为我所用。然而，这两个看似合理的三段论却忽视了因果关系之间的必然联系。首先，受不同政治、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各国的经验是不一样的，西方的理论在中国并不必然具有适合其生存的土壤，未必能够结出成熟的立法建议“果实”。其次，由于各国不同的发展模式，即使在相同的制度下也会存在不同的实际效果，作为“良法”的立法建议在中国背景下也并不必然就会带来“美治”。上述逻辑推理至多只能说存在某种可能性，但“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如果忽略了理论应用带来的其他可能性（负面影响），不仅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还可能带来更多的麻烦。
另一个方面，由于法学研究者往往本身并不是法律条文的制定者，他们在解释立法原意的过程中不仅会分析立法者的立法宗旨，也会在其中加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这使得“法解释学”不仅是对条文的解释，更是法学家们的创造性法学研究。然而，由于不同的人对于法律有不同的理解，法律解释必然会带有一定的主观性色彩，这使得法律的稳定和权威受到了挑战。首先，由于立法者与法律解释者的不同，可能会造成解释者对立法原意的曲解。其次，针对变化的实际，通过法律解释对立法进行修正，也只能解决形式问题。更何况在中国的实践中，连这些仅有的形式也往往都被架空，因之这些所谓的“解释”也就无法解释中国真正的现实问题。
总之，以对策法学、法解释学为主的“规范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局限性，它忽视了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将可能的因果关系当成必然，注重形式上的改变，仅仅治标，而不能不治本。
三 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
“法律研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如果对解释一部分法律现象有帮助和价值，都可以加以利用。”[5]如果将法律现象置于广阔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理解，就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更为开阔的视野。
梁治平先生在其学术论文集《在边缘处思考》中，展示了他“边缘化”的学术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梁先生从法学走向史学，又从史学走向社会学、人类学，从“大传统”走向“小传统”，从“庙宇”走向“田园”。[6]他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对特定概念地不断相对化，抽丝剥茧地分析性研究，使其在复杂的中国语境中尽量的清晰。这种法学研究方法是多元化的，它没有局限于传统的“规范法学”研究思路，而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法律这一社会现象。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都具有各自的研究对象和目的，正是由于研究对象和目的的不同，才使得这些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在某些时候可能是对同一社会现象的不同角度的分析，因此，它们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如果将其他社会科学不同的研究视角引入到法学研究当中，形成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就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法律问题，真正了解“规范法学”所无法改变的法律条文背后的东西。
社会学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它从整体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因此社会学重视人的因素，研究人类的活动对社会的影响。
法律作为社会现象的一种，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例如，在现代法治理念中，“法治”与“人治”应该是两种完全对立的治理方式，“法治”意味着公平正义，法律至高无上，而“人治”则代表个人的特权，往往带有贬义。但在社会学家看来，它们之间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也不存在好与坏的区别。正如费孝通所说：“所谓人治和法治之别，不在人和法这两个字上，而是在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法治其实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没有人的因素。”即使在乡土社会这样的“无法”的社会中，“无法”也不会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7]可见，从社会学角度，“人治”或者“礼治”不再带有那么多的贬义色彩，对于社会学者而言，无论“法治”，还是“人治”都是在不同社会情态中的起作用的社会秩序，都具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
经济学研究方法在法学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学是运用数学语言和模型进行逻辑推理、论证，从而得出某些结论。在法学家看来，法律的首要目的是实现公平正义，而在经济学家看来，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证效率，提供一种激励机制，诱導当事人事前采取从社会角度看最优的行动。张维迎教授对“杀人偿命”规则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两种研究视角的区别。从法治角度看，杀人者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权，以命抵命可以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但从效率角度讲，“杀人偿命”的合理性并不是因为它在事后为受害人提供了补偿，而是因为它提供了最有效的事前防范激励。[8]经济学为法学研究提供了很多的研究方法，如成本收益理论、博弈论、激励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可以帮助法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解释法律现象。
除此之外，人类学、历史学、哲学这些社会学科的某些研究方法都可以引入到法学研究中来，这种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也必然能够发现更多新的问题，推动理论的创新。当然，无论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最终都应该落到中国的实际问题上，我们要从不同的视角考察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因素，“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而不是简单地以西方学者的关于法治的表述和标准来否认中国社会中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习惯、惯例和法律。” [9]这样在中国背景下，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社会学科研究方法，某些在西方观念看来无法理解的规则、制度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诠释。
四 结语
古诗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传统的“规范法学”为我们“观赏”法律这座“大山”提供了一种角度，而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又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角度，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当我们局限于法律条文本身的研究而举步维艰之时，不防跳出来，考察法律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因素，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法学研究领域，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自己同西方国家的差距，我们还需要长时间的资源积累和沉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的创新，但不是要盲目立法，不是要一味的照搬照抄，也不是仅靠所谓的“对策法学”立法建议就能解决的。
法律不只有一种形态，法学研究方法也不只有一种范式。多元化的法学研究方法不是要否定“规范法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是要弥补其固有的缺陷，为法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注入新的血液，创造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
[2] 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3] 陈瑞华.《法律人的思维方式》，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4] 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7页
[5] 陈瑞华.《论法学研究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2页
[6] 梁治平著.《在边缘处思考》，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26页
[7]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
[8] 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79页
[9]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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