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制度修改稿
1、做好两个部门的应收应付,每月1号出表统计每套房屋的应收应付,及时催缴。
2、对于出租合同上规定的【承租户在承租此房时,需要交纳500元的房屋维护费】,在签订合同后要看仔细,业务不得在租赁帐务中预留维修款项金额,具体如下:
【1】、如缴纳费用的,在合同履行期中的维修,予以报账,总体费用控制在一次合同期内的200%以内。超出部
分有业务员自行从业绩里承担扣除。不得分摊至其他
月份。前期交房时的维修配货不计算在当中
【2】、如未缴纳费用的,在合同履行期中一个自然月后的维
修,所产生的费用,双培扣除业绩。不得分摊至其他
月份。前期交房时的维修配货不计算在当中。
3、对于承租合同到期后,结算退房办理手续时,承租户在一个合同期内,未及时交房租累计超过20个自然日(含)时,对于不称职的房管业务员扣除业绩500元。如有特殊情况及时反映到财务部门备案登记明细。
4、配货结账日定为每月的最后两天统一结算。
5、按照收取的金额全额开具收据或其他有效证明;不得拖欠或者不开。不得随意涂改收据中各项数据内容;
6、每日记载相关现金帐务,核对现金数量。每笔金额必须填写现金日记账
7、定期定时将收取款项送存银行;
8、填写各种凭证必须由经理签字确认后方可执行,有违反业务操作规定的,处以每笔100元得扣款,对于造成损失还将追究相应赔偿责任。
财政部企业司是企业财务报告的重要用户作者作为企业司司长,非常关注国际会计准则的重大修改以及对我国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特别是自2011年以来,国际准则重大修改进入了关键阶段,作者作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强烈的责任感,号召我国会计理论界、实务界和有关部门紧急行动起平,积极参与计准则国际趋同这一重大系统工程,为中国企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并维护国家利益而努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要求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为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启动了系列准则项目的重大修改,并加快了与美国会计准则的趋同进程。目前,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经发布公允价值计量、合并报表、金融工具分类与计量等多项准则,并计划在今明两年争取完成金融工具(减值和套期会计)、租赁、收入确认、保险合同等重要准则项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重大修改对我国企业财务报告和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坚持趋同策略,密切跟踪并深入参与国际准则的修改,实现我国准则与国际准则的持续趋同并符合中国实际。
一、金融危机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重大修改
(一)危机后发布的国际准则项目
1. 金融工具分类与计量
2009年底,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完成并发布了关于金融资产分类与计量的最终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该准则将金融工具分为两类:一是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工具,条件是具有贷款特征且基于合同收益对其进行管理;二是其他金融工具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包括不符合以摊余成本计量条件的债务工具、权益工具、衍生工具等,对于非交易性权益工具,可以在初始确认时选择将其公允价值的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但处置时不允许转回当期损益。
2010年10月,理事会发布了金融负债分类与计量的准则,除选择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负债因自身信用风险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应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外,保留了《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关于金融负债分类与计量的相关要求。
2. 合并报表及联合安排
2011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同时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合并报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合营安排》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以改进对被投资主体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投资的会计处理和相关披露要求。
(1)合并报表
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按照是否存在控制关系作为确定合并报表范围的基本原则,对于特殊目的主体辅之以是否享有重要的风险和报酬进行判断。《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合并报表》将“控制”的定义修改为,“有权力决定其他主体的活动并从中获得收益”。该定义包括权力要素、收益或风险要素,以及权力与收益之间关系的要素,具体而言“控制”意味着拥有对被投资方的权力、享有或承担被投资方收益变动的权利或风险、有能力运用其权力影响被投资方的收益。特殊目的主体按照新的“控制”定义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将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理事会认为,对于不存在投票权的特殊目的主体,以及存在潜在投票权或管理权委托代理关系等特殊情况,基于新的控制定义,可以更完整、更一致地确定其是否应当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从而使得合并主体的风险得到更加充分的披露。
(2)联合安排——合营与联营
合营是指两方或多方签订协议实施和共同控制某项安排。现行关于合营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主要基于是否设立合营企业为条件确定会计处理,并允许共同控制主体选择比例合并法或权益法。《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合影安排》的主要变化是不再强调合营企业形式,而是基于协议确定的权利与义务的内容和实质,将合营分为合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两类:
合营企业——协议各方分享合营企业的经营成果,但对合营企业资产、负债、收入和费用不具有直接的合同权利或义务。
合作经营——协议各方分享合营有关的资产、负债,以及承担联合经营所产生收入和费用。
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1号》,投资者对其在合营企业中的权益,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处理,不允许采用比例合并法;在合作经营中的权益,应根据对特定资产和负债的合同权利和合同义务,适用具体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联营是指投资方对被投资主体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具有重大影响,但又没有控制或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理事会决定继续保留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关于联营的定义和判断标准,要求以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统一和改进了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关于对被投资主体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长期股权投资的相关披露要求。
3. 公允价值计量
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要求分散在许多不同的具体会计准则中,不具有一致性,没有规定明确的计量目标和框架。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理事会加快了公允价值计量准则项目的进程,于2011年5月发布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3号一公允价值计量》。
该项新准则明确了公允价值的定义,建立了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框架,要求各项具体准则遵循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要求。该准则将公允价值定义为“计量日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或转移负债所收取或支付的价格”,并就该定义如何运用于金融工具、非金融资产、负债和权益工具的计量提供了指南。该准则根据计量公允价值所采用的输入值的可靠性程度将公允价值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分别提出了较为复杂的计量和披露要求。
4. 其他综合收益列报
2011年6月16日,理事会正式发布了修订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了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列报,具体内容包括:一是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划分为“满足特定条件时重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如现金流量套期、外币折算)和“不能重分类计入损益的项目”(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规定的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项目)两类区别列报。二是当企业选择以税前为基础列报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时,要求将相关税收影响在上述两类项目之间分配。三是正式发布的准则中保留了主体可选择使用单表列示(即一张“损益及其他综合收益表”)或两表列示(即一张“损益表”和一张“综合收益表”)的选择权。
5. 雇员福利——设定受益计划
2011年6月16日,理事会正式发布了修订后的《国际会计准则第19号——雇员福利》。此次对雇员福利的修订主要涉及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具体包括:一是取消“区间法”(即:对于设定受益计划中的精算利得和损失,允许主体将不属于指定区间的部分精算利得和损失予以递延,其中“区间”为设定受益义务的10%和计划资产公允价值的10%两者中的较高者),从而取消了递延相关利得和损失的选择权。二是要求所有的“重计量”,即设定受益负债的变化净额扣除计入损益的服务成本和财务成本后的余额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且不得转回至损益,目的是使设定受益计划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的变动与主体日常经营所产生的变动区分开来。三是引入了有关设定受益计划的更多披露要求,提供了设定受益计划特征和主体参与该计划的相关风险的更多信息。
(二)正在进行中的国际准则项目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目前正加快完成的准则项目包括金融工具(减值和套期会计)、保险合同、收入确认及租赁等。
1. 金融资产减值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现行关于金融工具减值的已发生损失模型成为各方批评的焦点,认为该模型高估了金融资产的前期收益,金融资产的损失没有及时在财务报表中得以反映,同时具有经济顺周期性,不利于维持经济的平稳运行。在金融监管机构的压力下,理事会拟采用预期损失模型,改变现行按已发生损失模型为基础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计提减值。根据预期损失模型,企业应当基于预期的未来事件和经济状况估计金融资产的预期损失计提减值准备。理事会认为,预期损失模型能够反映金融工具的定价与预期损失之间的关系,更早地反映金融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从而更好地反映借贷交易的经济实质。
2. 套期会计
理事会通过简化套期会计的条件(尤其是降低有效套期的条件),使实务中更多的套期交易能够适用套期会计,如建议删除80%—125%的套期有效性条件,以最佳套期比例确定有效套期金额;允许将组合或净头寸以及非金融工具的特定风险指定为被套期项目;允许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的金融工具指定为套期工具等。理事会认为,这样规定能够使套期会计与企业风险管理实务保持一致,促进更多的套期业务适用套期会计,从而可以降低套期交易利得或损失对损益造成的波动。此外,理事会将改进期权时间价值、公允价值会计、套期关系终止和重设的处理等,使套期会计的结果反映企业利用套期交易实施的风险管理。
3. 保险合同
理事会支持采用合同预期现金流量而不是公允价值(向假定的第三方转移合同的现金流量)计量保险合同负债,在具体计量方法上,规定采用“组成模块法”,即将合同现金流量分为三部分:未来现金流量期望值、现金流量时间价值和边际。同时,进一步将边际分为风险调整边际(反映保险风险的不确定性)和残余边际(消除首日损益)。
理事会拟议中的保险合同准则规定,每一组保险合同形成的保险资产或保险负债应以单独的项目在财务状况表中列示,综合收益表主要列报风险调整边际和残余边际的变化,以反映保险合同的业绩。理事会认为,该列报模式将所有与保险合同相关的现金流入视为预收保费(存入保证金),将所有现金流出视为分期偿还的款项,充分反映了保险合同对收益表的影响与财务状况表中保险负债之间的关系,与保险合同负债计量模式保持一致,同时区分预收保费与保费收益,避免了如何在各期间分配保费的难题。按照新的列报模式,保险企业将不再列报保费收入、理赔费用、理赔处理费用以及合同增量取得成本等。
4. 收入确认
现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关于一般销售收入的确认原则(《国际会计准则第18号》)与建造合同收入的确认原则(《国际会计准则第11号》)不一致。美国准则体系中包括广泛的收入确认原则,存在上百项特殊行业、特殊情况的收入确认准则规范。收入准则项目是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联合项目,其目的是建立单一的收入确认模式。目前,双方建立了基于合同的收入确认模型。该准则的最大变化是,以控制权转移为基础确认收入,改变了以风险和报酬转移为基础确认收入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统一了一般销售收入与建造合同收入确认的原则。根据新的模型,要求辨认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将合同总价分配给合同每一项履约义务,当企业通过转移商品或劳务的控制权实现某项履约义务时确认收入。除符合条件的持续转移劳务合同外,完工百分比法将不再适用。
5. 租赁
现行国际租赁准则将租赁交易区分为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适用完全不同的会计模式。由于区分经营租赁与融资租赁的标准过于武断和规则化,且在实际很难一致运用,为企业表外融资提供了空间,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从2006年起,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租赁准则列入联合项目,目的是采用单一的租赁会计模式,使租赁交易导致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及相关损益都能在财务报表中予以确认。
按照新的改革方案,对于承租人会计,理事会决定采用使用权资产模式,承租人根据租赁合同将租赁期内使用租赁资产的权利确认资产,同时将偿付租金的义务确认为负债;对于出租人会计,理事会目前决定采用终止确认法,出租人被认为转移部分或全部租赁资产,以获取收取租金的权利。由于出租人在租赁期内将不再控制租赁资产的使用权,出租人应终止确认代表租赁资产使用权部分的资产,将取得的收取资金的权利确认为一项资产,两者之间的差异立即确认为损益。
(三)国际准则的其他计划项目
1. 投资公司
实务中,许多风险投资基金、信托基金等持有权益投资的目的是通过市场交易赚取资本利得。许多信息使用者认为,以公允价值计量这类公司持有的存在重大影响或控制的权益投资(而不是采用权益法或者合并)的信息更为相关。现行美国准则将仅从事赚取资本利得交易的企业定义为投资公司,并允许这类公司对其控制或具有重大影响的权益投资全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为推进与美国准则的趋同,理事会将发布与美国准则基本一致的投资公司准则,明确投资公司的条件和投资公司对其投资的会计处理。
理事会于8月份发布的征求意见稿建议,投资公司应满足的基本条件是,从事的重要交易仅仅是赚取资本利得和分配(股利和利息)的多项投资,并且不能通过其控制或重大影响从其投资对象赚取或者有目地赚取其他投资者无法取得的收益。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投资公司持有的权益投资,理事会建议全部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损益。
2. 财务报表列报(第二阶段)
为增强报表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便于专业分析师分析企业财务报告信息,理事会启动了财务报表列报综合改进项目(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其他综合收益列报)。按照第二阶段的改革要求,将对财务报表列报格式进行较大的结构性调整,要求财务状况变动表(资产负债表)、综合收益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各项目,统一按照业务活动和筹资活动进行分类列报,业务活动再细分为经营活动和投资活动。同时,将持续性活动与终止经营分开列报。该项目由于受到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反对,目前处于暂停状态。
3.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
理事会从2004年起就启动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项目,计划分八个阶段完成。2010年9月,理事会才发布了《财务报告概念框架》的第1章《通用财务报告的目标》和第3章《有用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普遍关注的会计要素定义、确认与终止确认,会计要素计量等内容进展缓慢。
除上述项目外,理事会还设立了其他需要制定或修改的准则项目,如采掘业、负债、金融工具的终止确认和具有权益特征的金融工具等,这些项目仍在研究过程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会计处理,应当争取写入国际准则,这在2005年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趋同声明中是作了承诺的。
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重大修改对我国的影响
(一)已经发布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扩大了公允价值适用范围,影响企业财务报告的可靠性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四十条规定,企业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采用历史成本,采用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计量的,应当保证所确定的会计要素金额能够取得并可靠计量。这样规定主要是因为我国企业的诸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难以取得或不能可靠计量。例如,《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要求生物资产主要以公允价值计量,而在我国实际工作中,林业和农业企业的森林、牲畜等生物资产通常难以找到公允价值或公允价值不可靠,只能采用历史成本。我国准则规定,生物资产应当按照成本进行计量,在能够可靠取得公允价值时,也可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认可。又如,国际准则规定,企业应当将持有以备出售的非流动资产和终止经营,从非流动资产中转出,停止计提折旧或摊销,改为按公允价值减去预计处置费用后的净额计量。这样处理需要单独划出一类资产,而且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意图,我国准则对此特别慎重,没有专门制定单独准则,但考虑到国际趋同的需要作了变通处理:对于企业持有准备出售的非流动资产,净残值要考虑未来的现金流量现值。如果企业有终止经营的事项,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
在企业会计准则实施过程中,我国同样要求企业严格限制公允价值的使用。例如,我国投资性房地产准则规定了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两种模式,但在实施中强调了慎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2007年存在投资性房地产的63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8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2008年存在投资性房地产的69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20家采用公允价值计量。针对少数上市公司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情况,2008年上半年,我们组织了专门工作组对此进行了实地考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
简单照搬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公允价值计量相关准则,有可能会导致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不可靠,从而影响到企业和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比如,新发布的国际准则根据输入值的可靠性程度将公允价值分为三个级次。从公允价值层级角度分析,即使第一、第二级次的可观察活跃市场交易价格,有时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公允价值;通过各种估值技术基于不可观察的第三级次输入值产生的公允价值数据,更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其可靠性程度会大打折扣。
会计要素广泛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做法始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公允价值计量从理念上是好的,旨在计量并报告企业资产、负债等的现实价值,也可理解为企业当前价值。基于现实和未来情况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有助于投资者等相关方面判断企业现时和未来价值,从而更好地作出决策。但是,公允价值计量是以存在活跃市场、公允价值能可靠获得为前提条件的,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生搬硬套国际准则,再加之主观判断因素,结果可能会走向反面。这就是我国会计准则确定会计要素以历史成本计量为基础并谨慎引入公允价值的根本原因。
(二)金融工具分类与计量准则中其他综合收益不允许转回的规定,对我国企业损益的影响巨大
其他综合收益这一概念的出现,源于资产负债表观在会计准则中的运用。根据资产负债表观,企业利润的本质是净资产的增加,亏损是净资产的减少。净资产的变化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活动产生的净利润,二是资产、负债价值变动产生的利得和损失(即其他综合收益)。资产负债表观强调综合收益而不是单纯利润,这一理念从方向上讲是正确的。2009年我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3号》,已经在利润表中增加了“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与“净利润”项目共同构成“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的内容非常广泛,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准则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处置后转为当期损益。根据新发布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的绝大部分资产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但处置后不得转回至损益。2007年的上市公司年报分析表明,1570家上市公司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合计金额只有4894.29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合计金额32083.29亿元,其公允价值变动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为1491.23亿元,处置后可转入当期损益。如果完全参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修订我国金融工具准则,根据2007年的数据,对上市公司当期或以后期间损益影响的金额可能高达上千亿元。
(三)基于预期损失模型计提金融工具减值,违背了会计准则的目标,将导致会计准则失去应有的独立性以及会计减值准备计提的混乱
现行会计准则为了如实反映金融资产减值情况,要求金融企业根据减值迹象(“迹象法”),针对已发生的信用损失以资产负债表日未来现金流量的折现值为基础计提减值准备,既不能多提也不能少提、既不能早提也不能推迟计提,这才符合我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基本会计准则》。
然而,迫于金融监管机构的压力,国际准则的重大修改将已发生损失模型改为预期损失模型,不仅计算异常复杂,更重要的是违背了会计的客观反映目标。会计目标是提高信息透明度,要求企业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真实的会计信息,以利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金融监管目标主要是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要求企业估足损失、多提准备,尽量保证资本充足稳定。会计目标不同于金融监管目标,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如果片面强调两者的统一或者两选其一,可能会适得其反。会计准则如果一味倚重于监管规定,满足所谓“审慎”要求,必将违背会计客观反映目标,牺牲会计信息的透明度,投资者将无从知道企业真实的资产、负债质量,不利于金融市场资金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预期损失模型要求金融企业计提金融资产减值时考虑未来预期信用损失,带有很大的主管随意性,或者会计随着监管的变动而不断修改,极大地影响了会计的独立性。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历来主张独立性,包括准则制定机构、制定程序以及会计准则的独立性,只有坚持独立性原则,才能确保根据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会计信息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经济实质。但是,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却未能坚守这一原则。危机发生时,一些“政治家”和“金融家”为了转移矛盾和视线,建议暂停或取消在会计准则中采用公允价值。10月8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金融监管机构的强大压力下,违背准则制定程序,仓促发布关于金融工具重分类的规定,允许企业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工具重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我国始终坚持了准则制定的独立性立场。2008年10月初,财政部领导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应对危机对策,其中议题之一是公允价值在会计准则中的应用。本人提出,本次危机是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和疏于监管等深层次原因造成的,公允价值计量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我国准则的会计计量强调以历史成本为基础,对公允价值计量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得到财政部和国务院领导的肯定。针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发布金融工具的重分类的规定,许多国家或地区纷纷效仿并发布类似规定,我国明确反对这一修订而没有随波逐流。之后的事实表明,我国的上述立场、原则是正确的。2008年10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受托人会议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大会,对中国的做法表示认同和赞赏。借此机会,我们启动了亚洲一大洋洲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组的筹备工作,奠定了目前欧盟、美国、亚大地区共同影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的基本格局。本次金融资产减值准则的重大修改,仍然是迫于金融监管机构的压力,这一做法同样违背会计的独立性、客观性原则,在我国恐难行得通,搞不好会导致金融企业会计减值计提的混乱。
(四)收入确认准则的修改要求生产周期较长的制造企业和施工企业等在合同完成后一次性确认收入,取消完工百分比法,将会导致此类企业销售收入、销售成本和利润的混乱
如前所述,收入确认准则的修订主要是引入“控制”概念,以“控制权是否转移”替代“风险和报酬是否转移”作为收入确认的原则。也就是说,企业应当在全部制造商品完成并将其控制权转移给客户时确认收入,取消完工百分比法,这对于我国生产周期较长的大型设备制造和建筑施工等企业而言很难操作,对此类企业的经营活动将造成负面影响。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地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目前在这一项目上进退两难,不得不调整了收入确认准则的修订,允许一些符合条件的持续性转移劳务仍可采用类似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收入,除此之外的所有项目仍坚持在控制权发生转移后一次性确认收入,既不是以“控制权转移”也不是以“风险和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原则,以这样的结果发布的最终准则本身存在逻辑混乱。由此可见,是否有必要在收入确认准则中引入“控制”概念值得商榷,需要提升到概念框架层面上解决这一问题。
(五)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第二阶段,完全打乱了我国现有财务报告结构体系,企业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等系列财务指标难以计算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关于财务报表列报准则的改革完全借鉴美国的做法,将利润表改为综合收益表,将资产负债表改为财务状况表,并且两表的结构参照现金流量表进行调整。所有的财务报表将按业务活动(包含经营和投资活动)和筹资活动分类列示,目的是为了解决各种报表之间结构的一致性,加强报表间的内在联系,便于财务报表使用者(主要是专业的财务分析师)分析企业各类业务活动的财务状况。但事实上,许多企业的筹资活动往往紧密服务于业务活动,许多资产或负债项目涉及多类业务或活动,根本无法分开,例如,商誉往往涉及相关的所有不同类别活动。
我国现有的列报准则规定了固定的报表格式,有效解决了各行业的规范列报问题,主要项目的变动都有附表。这套列报格式已被广泛接受和熟悉,能够满足各方需求,如果按照国际准则提出的列报模式修改我国财务报表准则,必将打乱我国财务报告体系,各种综合性财务指标将难以计算。不仅如此,采用新的列报模式将大幅度增加全国各类企业不必要的转换成本,需要对现有财务会计核算系统和会计信息分析使用软件全面更新调整,需要进行再全面培训等。
(六)租赁准则的修改将租赁合同产生的所有资产和负债在财务报告中确认,符合概念框架的要求,但其中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有待改进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租赁准则项目的改进,建立了单一的租赁会计处理方法,不再区分经营租赁和融资租赁,以确保由租赁合同产生的所有资产和负债都能够在财务报表中得以确认,有利于防止企业将实质上属于融资租赁的交易设计为经营租赁,从而实现表外融资。租赁准则的修改遵循的理念符合概念框架的要求。但其中的一些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及其影响值得关注:一是将现行所有经营租赁合同产生的资产和负债纳入资产负债表,将会影响企业资产负债结构,尤其是租赁业务占很大比重的航空、远洋运输等大型设备租入企业等,资产负债率、权益负债率等指标可能显著提高;二是承租人和出租人确认由租赁产生的费用和收益所采用的方法不一致,承租人通过将取得的使用权资产摊销分期确认费用,出租人通过终止确认部分租赁资产一次性确认收益,这样的信息会导致宏观上难以总体把握整个租赁行业收益情况;三是出租人采用终止确认法是合理的,但使用“终止确认”一词可能会产生误导,终止确认一般针对所有权而不是使用权。租赁将资产从出租方转移到承租方,转移的是使用权而不是所有权,而出租方获得的长期应收款,包括转让的资产使用权的价值和剩余资产价值,应当认为没有终止确认。
(七)随着我国企业补充养老体系的发展,国际准则雇员福利(设定受益计划)的修改对企业的影响值得关注
考虑到我国企业基本上不存在设定受益计划,2005年制定《企业会计准则——职工薪酬》时,并未包括关于设定受益计划的内容,得到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认可,不作为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这一方面存在差异。但随着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给职工提供补充养老金逐渐增多,其中有一些属于设定受益计划性质。修改我国职工薪酬准则需要关注国际准则这一变化对我国企业的影响。
国际准则关于设定受益计划的修订,取消了区间法,要求将设定受益资产和负债的所有变动立即予以确认。由于设定受益计划的负债期间很长,未来支付的金额的计算必须基于复杂的精算技术,相关输入值估计的变化可能造成负债金额较大变动,从而影响企业损益的波动。为消除这一影响,国际准则将设定受益计划的变动分为三部分:服务成本、净利息收益(费用)和重新计量。前两个因素导致的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资产或负债导致的变动计入其他综合受益,并且不允许转回。这一准则的修改涉及到我国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按工资总额一定比例计提与退休后福利精算制度如何协调的问题。按照精算制度计算并确认雇员福利,可能导致相关负债的巨额增长和其他综合收益的波动,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和关注。
(八)保险合同准则的修改有利于保险公司保险合同准备金会计与监管规定实现分离,但在列报方面将对我国形成冲击
一直以来,国际准则中没有关于保险合同负债或准备金如何计量的统一要求。保险公司的普遍做法是按照保险监管部门的法定精算规定计提保险合同准备金。由于各国或地区的保险监管要求不同,造成保险公司之间会计信息缺乏可比性。更重要的是,由于法定精算规定是依据保险监管要求设计的,因此保险公司据此计提的准备金一般都会远远超出其承担的保险合同负债。我国按照监管要求和保险合同准则计算的保险合同负债同样存在类似情况,造成了同时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负债存在较大差异,构成两地报表差异的主要内容。如我国某保险公司2008年度A+H股年报披露,其H股报表列示的按会计准则确认的保险合同准备金低于A股报表按监管要求确认的准备金达449.20亿元。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2009年财政部发布了财会15号文《保险合同会计处理规定》,要求保险公司会计以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其中的绝大部分规定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对保险合同准则的修改结论基本保持一致。新的保险合同会计规定实施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消除了保险公司A+H股报表差异,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保险合同准备金会计规定与监管要求的分离,更加公允地反映保险公司财务状况(尤其是负债状况)和经营业绩,有效地提升了保险会计信息的透明度。
需要关注的是,保险合同国际准则的修改基于保险合同负债变动设计的损益表与传统的损益表有很大的不同,收入、流量信息都会不同。传统保险公司损益表是从保费收入开始的,包含大量保险合同的流量信息。基于保险合同负债变动的损益表只反映负债变动对净损益的影响,不再列示保费收入、赔付支出等,这种财务报表列示方法对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和保险行业以及众多报告使用者而言恐难适应,需要继续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反映,以改进相关信息披露建议。
(九)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项目进展迟缓导致许多国际准则具体项目的内容内在不—致
本次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发生的重大变化,是从具体准则项目开始的,可以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总体设计。没有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开始改革,导致了许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项目之间内在不一致。例如,关于其他综合收益及其转回,各具体准则关于哪些项目可以计入其他综合收益,以及其他综合收益是否能转回至损益的规定不一致;又如,金融工具减值的预期损失模型与其他资产减值的原则不一致;再如,收入确认准则、合并报表准则、金融工具终止准则都使用了“控制”的概念,但其定义都不一致。许多具体国际准则在计量单元、资产或负债取得成本等方面的规定也都不一致。这都是由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项目上进展迟缓,导致在具体准则制定过程中采用的概念、定义和原则混乱,准则之间规定不一致,前后矛盾,直接影响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质量。
总结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的建设经验,计划经济时期的会计准则、“两则两制”以及2005年会计准则体系建设并实现国际趋同,都是先从基本制度、基本准则开始,然后才是具体规定和具体准则。实践证明,对会计准则体系进行系统修改,一定要从总体原则入手,再到具体项目,具体准则的制定要严格按概念框架处理,这样才能确保准则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避免各项准则之间前后不一致或前后矛盾。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具体准则最好一次性发布而不是零星地分次发布,以有效避免准则之间的交叉混乱问题。
三、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形势严峻
(一)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不断施加压力,要求中国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2005年以来,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取得了巨大成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和评价,但其过程是极其艰难和复杂的。一方面,要消除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原则上的所有差异;另一方面要符合我国经济环境和企业的实际情况。从2007年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实施以来,在相关监管机构的支持下,财政部与国内外各方面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专业沟通、技术协调和工作指导,在准则及其实施层面逐步消除了差异。连续四年A+H股上市公司境内外报表差异逐年下降并基本消除就是最好的证明。
近期以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不断给我国施加压力,要求我国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甚至完全“一字不差”地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4月份发布的未来战略审议提出,其目标是实现全球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并明确指出趋同并非是直接采用的替代。6月份在伦敦召开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会议上,理事会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全球的应用情况作出了不切实际的阐述,理事之一保罗·帕特先生代表理事会发言:“中国只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主要部分”,以要求中国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本人在会议上以大量事实驳斥了保罗先生的发言。会后,理事会召开了紧急会议,修正了对中国不切实际的评价。但是7月份,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新任主席汉斯胡格沃斯特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演讲时说“如果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区别很小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合作来消除这最后的一点点差异呢?我建议用纳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踏出第一步时所说的话:这对于中国来讲,将是一小步,但对于世界来讲,将是一大步。”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这只不过是会计而已,又不是要放弃领土、军队或者其他重要的事情”。汉斯的讲话值得我们深思。当今世界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经济竞争。其中,规则的制定权或话语权是经济竞争的关键。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市场的背景下,基于会计准则产生的信息涉及国家之间利益和资源分配。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发展虚拟经济和掌控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从全球攫取了大量财富已是不争的事实。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采取不同方式要求中国全面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其深层次的目的是要使我国在经济竞争中屈服于欧美等西方国家主导的规则。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二)中国会计准则建设必须坚持国际趋同而不能直接采用,更不能一字不差地照搬照抄
财政部2009年发布的《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明确了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基本立场,即坚持“趋同”而不是“直接采用”的立场。这是由我国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所决定且符合当前我国《会计法》等法律框架和监管要求。比如,我国会计法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由国务院财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并公布。从会计法的规定看,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缺乏法律依据,不符合我国会计法的要求。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提出国家会计准则采用趋同而非直接采用模式,以建立全球统一高质量会计准则。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宣传全球已有120多个国家采用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实际情况是,各国或地区采用的范围、执行程度和效果参差不齐,很多都与事实不符。理事会没有到这些国家实地考察,不断声称1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缺乏事实依据。众所周知,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等,都尚未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与之趋同。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采用“趋同”模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切合实际的。我们的成功经验,已经受到了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关注,甚至效仿。从2008年开始,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我国建立了定期会晤机制,深入交流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策略。6月份,美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美国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工作人员立场公告中,用较大篇幅描述了中国准则国际趋同的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美国将以“趋同认可”模式引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6月份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咨询委员会会议上,美国证监会副首席会计师朱莉系统介绍了美国将采用的“趋同认可”模式。与此同时,印度、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或地区都在深入研究中国会计准则趋同模式,并对其本国会计准则建设及其国际趋同产生了较大影响。
中国不能直接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根本原因是,国际准则的制定和重大修改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应当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实际情况,才能真正实现其高质量、权威性和全球公认性。但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危机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已发和正在进行的准则项目,如金融工具、公允价值、收入确认等,大多数是理事会与美国共同制定,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国际准则是直接采用还是趋同的选择更要慎重。
(三)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制定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当贯彻《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持续趋同路线图》确立的原则、立场和目标,一方面要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重大项目的修改,特别是尚未发布的准则,力争国际准则在重大修改时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这样,我国准则的修订才能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进度保持同步并实现持续趋同。另一方面,我们应当采取多种措施提高我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国际认可度,积极推动国际社会认同会计准则“趋同”模式。
从目前情况看,正在进行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项目在多大程度上考虑我国实际情况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国会计准则持续国际趋同面临着严峻挑战。根据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实践经验分析判断,推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考虑中国实际情况,消除国际准则与我国准则差异的过程将是异常艰苦和漫长的。例如,早在从2005年,财政部就向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提出解决同受国家控制的关联方信息披露以及中国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因资产重估引发的会计问题。此后,财政部会计司工作团队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举行了多次会议,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事实,反复解释上述问题的情况和影响。在此过程中,诸多大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积极参与,香港会计师公会张智媛女士所领导的团队对此也给了大力支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09年才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24号——关联方披露》,消除了中国关联方准则差异;2010年修订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号——首次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允许首次公开发行公司将改制上市过程中确定的重估价作为“认定成本”,解决了中国企业改制上市过程中因资产重估引发的会计问题。
【關键词】《水法》;新《水法》;流城管理状况
中图分类号:DF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09)05-0082-01
1 水法修改前我国流域管理规定
自古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对江河的治理,如远古时期的“大禹治水”等传说,以及古代伟大水利工程的代表——都江堰,直到现在都继续在为人类做着贡献。从封建社会早期的一些管理制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水资源流域管理的最初萌芽,秦始皇时代,中央政府即有派驻地方的官员专职督办江河治理,有时建立临时派出机构;元、明、清三朝为了确保漕运畅通,维护京都粮食和财政给养,防治黄淮平原的洪水灾害,建立了常设的跨行政区域、按水系管理的河道总督机构,这可看作是中国早期流域管理机构的雏形。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民党政府在主要江河上设置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流域管理机构,如华北水利委员会、治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珠江水利局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水资源的管理工作也十分重视。1984年,国务院决定由水电部作为全国水资源的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归口管理全国水资源的统一规划、立法科研和水资源调配等工作,并负责协调各用水部门之间的矛盾,处理水利纠纷,初步确定了我国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的格局。198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届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第9条明确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统一管理与分级、分部门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工作。”国务院机构进行改革后,新组建的水利部正式成为了国务院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由水利部全面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及调配工作,并且全国大江大河的综合治理和开发等工作也划归到它的职能范围当中。相应地,地方各个省也在政府内设立水利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水资源规划管理工作。
这一时期,流域管理仅仅只是作为一种解决当时不断发生的洪涝灾害的特殊手段存在而已,并没有在我国法律法规中正式确认下来。1950年,淮河水系发生特大洪灾,苏、豫、皖三省4300万亩农田被淹,1300多万人受灾,情况十分严重。那一年的11月,经国家批准,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当时称为治淮委员会)设立,才有了领导淮河治理工作的一个专门机构,可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流域管理性质的机构。在松辽流域,松花江水系保护领导小组1978年于长春成立,1987年扩大为松辽水系保护领导小组。1982年,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成立,1984年松辽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正式成立。在全国的其他主要的大江大河及湖泊地区,一些新生的流域管理机构也相继建立,并且一些支流也成立了支流流域管理机构,对我国的水资源管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由于流域管理制度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相当不健全,严重制约了流域管理机构作用的发挥。当时的流域管理机构根本没有水资源管理的行政决策权和管理权,仅仅只是一个具备一定技术力量的科研机构,在水资源管理中缺乏行政管理权,只具有建议权。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的办事机构。所以说,我国在《水法》修改前本质上实行的仍然是水资源行政区域管理制度。
2 新《水法》有关流域管理的规定
新《水法》从2002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共8章,82条。此时流域管理或流域机构管理职责的内容在整个新《水法》中就开始占据很大的篇幅,占全文的1/3,其中直接提到的就有26条。新《水法》第12条规定:“国家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和监督工作。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在国家确定的重要江河、湖泊设立的流域管理机构(以下简称流域管理机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行使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和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授予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职责。”此条文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比较详细的管理职责,为我国水资源管理翻开了新的一页。在我国,流域管理机构的建立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也开展了不少流域规划和管理工作,尽管如此,流域机构的法律地位也还只是在新修订的《水法》中首次得到明确。
新《水法》不仅在总则中明确规定我国对水资源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同时还分章节具体说明了水资源规划、水资源开发利用、水资源配置和节约使用、水资源、水域和水工程的保护以及水事纠纷处理与执法监督检查方面流域机构的职责。新《水法》赋予流域管理机构广泛职能,主要是规划、监督、协调、控制等方面。具体内容有:参与流域综合规划和区域综合规划的编制工作;参与拟定水功能区划,监测水功能区水质状况;审查并管理流域内水工程建设;审查流域内的排污设施;参与制订水量分配方案和旱情紧急情况下的水量调度预案;参与取水许可管理;监督、检查、处理违法行为;审批在边界河流上建设水资源开发、利用项目;制定年度水量分配方案和调度计划等。同时,新《水法》还进一步明确了有关流域管理的六个基本制度,包括河道采砂许可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制度、取水许可制度、用水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制度、用水计量收费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这样就使流域管理机构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各项职能得以具体化,水资源管理因此也变得更易操作。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对流域管理机构职责规定最集中、对流域管理法律地位规定最明确的水法规。
参考文献:
[1]李燕玲.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的法律问题[D] .福州: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6.
[2]刘静玲,李顺.淡水危机与节水技术[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3.249.
[3]张林祥.推进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建设[J] .中国水利.2003(5).30.
一、涉及更新模版版本号的修改
表内逻辑公式有误,修改下列报表的公式:
企业会计制度报表、保险公司报表、担保企业会计报表、金融企业会计报表 村集体组织会计报表
表内指标修改:
修改事业单位报表的收入支出表,去掉表后的补充资料填写;
修改商业银行报表的利润表,表内所属期显示由季度末改为季度区间;
修改保险公司报表的利润表,表内所属期显示由季度末改为季度区间;
修改证券企业报表的利润表,表内所属期显示由季度末改为季度区间。
所有报表模版中公共信息表的版本号由1变为2.0,财务报表上传模块中要加入版本控制功能,使用低版本模版时需禁止上传,并提示纳税人下载最新报表模版。
二、报表模版格式修改
所有模版数字栏设置为“数值”格式,保留2位小数;
所有模版数字栏可输入12位数字(不包括小数位),即可输入的最大金额为千亿; 所有模版的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收入支出表)均已设置为可打印在1页A4纸中; 修改民间非经营会计报表模版中的业务活动表,去掉原模版中一些无意义的显示内容; 修改金融企业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允许补充资料输入;
三、其它问题
商业银行报表的资产负债表中允许纳税人自行输入指标;
保险公司报表的资产负债表中允许纳税人自行输入指标;
证券企业报表的资产负债表中允许纳税人自行输入指标;
事业单位会计报表的收入支出表中允许纳税人自行输入指标;
民间非经营会计报表的业务活动表中允许纳税人自行输入指标。
聘请方:
受聘方:
二零一三年七月十七日
聘请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聘方: 刘 冰(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甲方是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合法存续的独立法人企业,合法拥有采矿权及探矿权;乙方是一家根据BVI法律依法成立的独立法人企业,在本协议规定的有效期内,合法拥有法律规定的完成本协议项下财务顾问的资格和能力。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就甲方委托乙方担任甲方上市融资财务顾问之相关事宜,订立本协议。
3.承担费用提供工作条件
甲方应按本协议约定承担乙方为完成甲方委托事项而发生的费用。当乙方或乙方指定专业机构进驻甲方时,甲方应提供必要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并尽力对甲方工作予以配合及协助。
4.其它责任
在任何情况下,乙方均只以甲方代理人身份替甲方向各有关之机构和专业人士提供资料及洽谈条件。因此,除非证实乙方故意引致错误,否则一切有关法律责任与乙方无关。
3、假如本协议的任何规定在任何适用法律下基于任何理由成为无效、无强制力或不合法,则该规定将与其余规定分离,而其余规定不受影响。
4、甲方同意乙方有权把工作分工予乙方集团其他子公司,以履行职务。
5、本协议若有未尽事宜,双方可签署补充协议另行约定。
6、本协议正本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代表(签字):
【内容摘要】保险营销员是以保险这一特殊商品为客体,以消费者对这一特殊商品的需求为导向,以满足消费者转嫁风险的需求为中心,运用整体营销或协同营销的手段,将保险商品转移给消费者,以实现保险公司经营目标系列活动的从业人员。目前,我国保险营销员队伍高达330多万人,这一群体已经成为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开展业务的有生力量,在保险公司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更,保险营销的管理不断缺乏漏洞,因而要不断完善营销员的管理制度。
【关键词】保险营销员 体制改革 调查
一、调查目的
了解保险营销员管理制度的建设情况,为保险营销员的管理提供意见与建议
二、调查对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梅州市市分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构成了我国最大的商业保险集团,是国内唯一一家资产过万亿的保险集团,是中国资本市场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之一。
三、我国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1)保险营销员法律地位不清晰
我国寿险营销体制主要为个人营销体制。个人营销员与保险公司签订代理合同,与保险公司是委托-代理关系,看似保险公司的员工但在法律意义又身份尴尬。
(2)保险营销人员留存率低
在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初期,营销员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员规模迅速扩张带来的规模红利使各大寿险公司得以快速发展、抢占市场、利润增长。人员规模巨大使得营销员内部竞争非常激烈,业绩考核难以完成便遭到公司辞退。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我国保险营销员一年留存率为30%,两年留存率不足15%,三年留存率在10%以下,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3)营销员个人素质参差不齐
在品德素质方面,从业人员应该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爱岗敬业、诚实守信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然而保险行业员工的高流失率导致保险营销员缺乏对职业的归属感和热情,机会主义盛行。营销员在营销过程中急功近利、业绩至上的心态使其将注意力集中在保费增收上,以至于不择手段的误导客户。公司的形象、行业的信誉并不能成为流失率高企的营销员队伍的约束。
在知识方面,要求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知识结构与知识水平。在广度上需要掌握经济学、金融学、社会学、生理学、心理学、市场营销学等领域的基础知识,在深度上需要掌握扎实的保险业务知识。而现行的营销员准入制度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不高,达到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即可,门槛较低。虽然保险代理人资格制度已经施行多年,但是考试通过后的培训机制尚未完善。保险营销员的来源也较为复杂,来源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主要组成部分的文化基础较差,整体素质不高。
在能力方面,保险营销员要具备合理结合保单性质与客户个人特征的资源配置能力,在与客户沟通的过程中需要良好的语言与表达能力。对保单深入理解并通过正确得体的语言表达使客户主动接受适合自己的产品至关重要。而现在的保险营销员由于知识水平偏低,知识面狭窄,很难让投保人认同自己。这样的情形不利于寿险公司的增收和行业的健康发展。
(4)保险公司缺乏对员工的系统管理
保险公司作为委托人的身份要求其目标是实现最大化利润,而保险营销员作为代理人要求其目标是佣金收入最大化,这种目标的不一致造成利益分配方式上存在分歧。而保险公司与营销员在法律上又是地位平等的民事关系,不属于劳动雇佣的上下级关系,缺乏有效的经济和法律手段约束营销员的个人行为,这种复杂的关系让保险公司很难对营销员实施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四、我国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的改革建议
(1)准入机制。在现阶段,保险制度应当结合具有中国特色的保险市场情况,对保险市场的层次和保险产品的种类进行分类。借鉴日本及台湾的准入机制,实行代理人分级代理和择优转为正式员工结合的准入制度。适当提高目前保险营销员的考核标准,所有新入行的寿险代理人必须达到行业通行的招聘标准。新员工和老员工在转为正式员工的标准上区别对待,新员工侧重学历、素质、考核水平、业绩表现的结合,而老员工侧重业绩表现和展业规范的结合,其中业绩表现更多的考虑保单的质量。对于不符合转成正式员工标准的老员工,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培训力度,争取实现现有员工留存的平稳过渡。
(2)培训晋升机制。我国保险公司普遍采用的寿险个人代理制度中,由于保险公司和营销员对待培训机制的漠视,使得行业内老营销员的知识技能水平往往达不到标准。保险公司不仅要关心新入行人员的培训,还应当将注意力放在老员工的再教育培训。老员工往往具备广泛的社会经验、出众的沟通能力,但是在专业保险知识方面有所不足,对老员工的再教育培训可以让老员工迅速转变为促进保险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公司留存的老员工在工作经验和营销技巧上的长处和新员工在专业知识水平上的长处可以通过公司组织的经验交流会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以内部流动和经验传授的方式带动整个公司综合素质的提升。企业文化培训和职业道德培训也将是留存的老员工培训重点,这方面的培训对提升现存营销员对公司的忠诚度以及规范展业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3)薪酬福利制度。薪酬福利制度是重要的财政杠杆,薪酬福利分配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营销员的业绩表现和工作态度。在双轨制阶段,新老员工薪酬福利要区分对待。为了维持稳定并节省公司成本,老员工维持原有薪酬福利制度;新员工采取底薪加绩效的形式,并享受五险一金的福利待遇。其中,表现良好的老员工可转为正式员工,享受正式员工的福利待遇。
五、调查体会
此次前往保险公司进行调研,虽然调研的内容简单单一,但是在了解的过程中,使我对保险公司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以前只是认为保险公司只是单一的保障服务,但是了解后发现保险公司涉及业务内容范围很广泛,并且我也意识到保险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很快我们也要为自己或者家人选择保险来保障人身或财产。这也使认识到了保险学的重要性。
在调研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和了解到了新的实践知识,并且也联想到了平时课程所学的知识,将实践与理论相结合,也到达了此次调研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了解公司的产品的过程中,我不仅仅学习到了产品本身的一些规律,同时也注意到了老师平时结合生活中的实例,为我们讲解的一些保险产品中的注意事项,如保险合同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内容,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应用。
此次的调研活动虽然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收获知识的同时,还锻炼了自己的社交及保险咨询购买的能力,使我受益良多。保险作为一种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保障形式,我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购买适当的产品,在以后希望可以应用课程所学知识,以及结合此次前往保险公司的经历,选择好人生的每一份保险。
参考文献
1.陈炯、寥译:《平安之道》,海天出版社,2014年5月第一版。2.范恒山、管理年:《中国保险市场》,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第一版。
3.王绍清、周天云:《中国保险投资问题研究》,广东经济出版,2013年1月第一版。
4.《中国保险报》,中国保险报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4年5-12发行。
5.《保险行销》杂志,长春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一、《条例》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
一是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经济发展。我国现行的《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是1988年颁布的,当时正值通货膨胀严重时期,对现金进行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调节货币流通,抑制通货膨胀,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变化,已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加强现金管理的主要目的已经变成促进经济发展和有效打击洗钱犯罪,因此《条例》的思路、重点、模式、措施滞后,导致现金管理工作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况。
二是《条例》赋予商业银行行政主体地位与相关法律相抵触,原来的国有商业银行已改为股份制商业银行,它与其他企业处于平等民事主体地位,不再具有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者身份与职能。
三是《条例》在引导转账结算,减少现金使用,监管大额提现行为,防止利用现金交易进行洗钱风险等方面,与现行《反洗钱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未形成有效互补,对异常的现金交易缺乏有效监控,导致一些金融犯罪活动失控。
四是《条例》部分规定不够具体,可操作性差,随意性强,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匹配。一是现金管理对象,现金结算起点和现金使用范围及违规行为的处罚等一些规定与现行的市场经济不适应,对市场行为缺乏约束力。二是有关部门不再下达行政事业单位工资额,加之企业临时性用工的增加,工资额度缺乏稳定性,由于目前个人收入已实现了从按劳动分配方式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原则的转变,个人所得也不再单纯是工资、劳动收入,企业的资金流动日趋多元化,单纯以核定工资限额来进行现金控制难以适应要求。三是各开户单位的库存现金都要核定限额的规定基本流于形式,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业务经营范围、种类的不断变化,开户银行对企业的库存限额核定不能与之相适应。商业银行与开户单位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由于银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特点决定了其不可能真正落实现金管理的具体实施,担负起对开户单位现金管理的职责,为提高竞争力,部分商业银行把提现方便作为竞争砝码,现金管理要求被无条件的服务替代,任意扩大现金支付范围,从而放松现金管理,因此商业银行从客观环境到主观意识上都难以做到为开户单位核定库存限额并定期检查,致使实施库存现金监督管理缺乏现实基础。
五是《条例》未对现金替代性金融工具加以规定。现金管理的对象是开户单位,未涵盖个人的现金管理,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个人支票、个人本票、个人网上银行账户、银行卡等结算工具的推出和普及替代了现金结算功能,导致假借名目支取现金挪做他用的现象难以监管。同时结算工具也成为我国目前现金用量最大的一类金融产品,个人现金管理未能有效纳入反洗钱监测范围,形成个人大额现金支付与近年来个人大额现金支付纳入反洗钱日常管理不相适应。
六是现金管理手段难以对可疑交易进行分析确认。目前企业超范围使用现金,隐瞒真实用途套取现金行为较为普遍,这种现象势必导致银行前台人员无法从用途上准确区分正常交易和可疑交易。
七是现金支取重于现金缴存的管理模式,致使现金洗钱入源被忽略,成为反洗钱的空档,给犯罪分子以洗钱的机会和条件。
八是临时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现金支付审批作用有限。人民银行仅是对提现单位名称、单位性质、提现金额、现金用途、开户银行审查意见等要素作表面审查,而无从对开户单位提现用途的真识性做认真全面考察,难以避免开户单位编造用途套取现金,对控制违规提现意义不大。
九是现金用途真实性审核的监督效果不理想。目前现金业务量巨大,经济因素多元化,开户单位提现用途复杂,且数额大,金融机构在实际操作中要审核用途的真实性、合法性,是否为可疑资金等方面工作量巨大,难以取得理想效果。
二、对修改《条例》的建议
一是新《条例》应调整现金管理目标,把掌控现金流向,打击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作为现金管理的重要目标之一,把现金管理的重点由控制现金投放为主,逐步向以防范和打击利用现金进行违法犯罪为主转移。
二是新《条例》应重新确定人民银行直接负责现金管理实施,加大对开户银行和开户现金管理的力度,和对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切实有效提高现金管理的效能。并明确金融机构在现金管理中的工作职责,一是切实履行反洗钱中客户尽职调查义务。二是对单位支取大额现金用途的真实性、现金去向、库存现金限额具有审查的义务。三是及时上报大额和可疑现金支付交易,确保反洗钱线索的完整性、管理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三是拓宽现金管理的对象,其内容应涉及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所有经济主体的现金活动纳入管理范围,使存款人在银行进行的现金存取业务全部纳入人民银行的监督和控制之中,从而加强现金流动管理。
四是完善现金管理的具体手段,一是适当扩大现金使用范围,适应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不断深化的需要。二是提高现金结算起点,使其达到基本满足现阶段国民经济活动的正常现金需求的标准。三是针对新的金融工具支取现金制定必要规定和相应的管理措施。四是完善相关现金管理的处罚措施,要进一步细化和制定对违规行为的处罚条款,加大对金融机构、单位、个人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确保违规大小与成本的正比例性,树立现金管理权威,促进现金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五是借鉴国际现金管理的先进经验,采用现金存取并重的管理模式,改变我国目前现金管理片面强调现金支取而忽视现金缴存的做法。企业和储户存入大额现金时,可要求其须提供大额现金的合法来源证明,及时对犯罪分子利用现金首次进入金融体系进行监测。
关键词:执行救济;执行异议;异议之诉;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5.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 (2011) 17-0111-02
一、执行救济的概念
关于执行救济的概念,学术界的说法有几种,不一而足,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1)执行救济制度是指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因为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行为受到侵害时,所设立的一种补救的保护方法。[1](2)执行救济是指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执行机关的民事执行行为的侵害,依法主动请求有关国家机关采取保护和补救的法律制度。[2](3)民事执行救济是指在执行过程中,由于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行为给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法律赋予当事人或者案外人的一种补救的保护方法。[3](4)民事执行救济是指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在程序上或实体上的权利因执行机关的强制执行行为受到侵害时,所设立的一种补救保护制度。[4]
总结上述各种定义,根据执行救济的原理以及制度,我们可以对执行救济作出如下定义:执行救济是指执行当事人或案外人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执行机关违法或不正当执行行为的侵害,依法请求执行裁判机关通过行使执行裁判权予以保护和补救的法律制度和方法。
二、执行救济的相关修改内容
1991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第208条有相关规定: 执行过程中,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 执行员应当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查。由此我们可知: 执行异议是指在执行过程中, 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 而在2007年通过的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把第208条改成了第204条,此外,还增加了“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还新增了一条, 作为第202条: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完善了执行救济,畅通了救济渠道。这一制度实际上是强制执行理论上所说的“程序上的执行救济”和“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完善了执行异议制度,保障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但从理论角度上看仍比较粗糙。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三、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执行异议
(一)修改之必要性
修改之前的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程序上的救济的规定,且实务中重结果,轻程序的观念,也往往会导致执行过程中违法或违反规定的情况的出现。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实际上是强制执行理论上所说的“程序上的执行救济”。
强制执行需要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执行结果的实现与合法未必表明整个执行过程是合法的,并非所有能够使案件得到执行的措施和手段都是公正的。强调执行的程序要公正,其根本原因一是执行过程的公正是执行结果公正的组成部分;原因二是执行的程序公正的独立的意义:表明执行人员的尽职尽责。执行程序公正还有特定的约束作用。即除了保障当事人、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外,还能约束执行机关、执行人员的行为,防止权利滥用。
(二)修改之后的弊端与不足
1、执行异议的审查主体不明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执行行为以及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的可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但向法院的哪个部门提出没有做出规定,笔者建议在执行法院内成立执行裁决庭,可使执行实施与异议审查真正分开行使。
2、执行异议审查制度相关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如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哪些执行行为提出异议,范围过宽,不加限制,可能会造成执行工作被多次停顿,影响执行工作效率,甚至会给恶意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供机会,便于他们钻法律空子。其次,异议审查采用什么形式未加规定,是执行法官独任审查,还是组成合议庭审查,具体程序如何开展,这些给法官的实际操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5]
3、对滥用执行异议的行为没有相应的规制措施。构建执行异议制度,是为了进一步规范执行行为,充分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但对执行异议的审查需要一定的程序和时间,滥用执行异议会对执行的进展造成一些影响。
四、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异议之诉
(一)修改之必要性
1、第三人对于执行标的物主张的权利是否存在,以及是否能够排除强制执行,属于实体上的事项,执行程序也有别于审判程序,由执行人员先行审查,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案外人与相对人就实体权利进行言辞辩论和平等对话的权利。
2、驳回案外人异议的裁定属于一裁终局,不得复议或上诉,即使案外人不服,也没有后续的救济方法。此外,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目的在于排除对于执行标的物的执行,而中止执行显然不足以达到此目的。
3、因为执行异议引起原裁判提起再审,经再审结果,认为原裁判无误,或者其他机关制作的法律文书,经该机关另行审查,认为无误,并向法院提出书面说明时,应该恢复执行,此时案外人的权利实际并没有获得保障。例如债权人请求债务人交付出卖房屋的原判决无误,而案外人主张该房屋为其己有,不应交付债权人,并不能因判决再审而加以解决。此外,作为与执行标的有利害关系的案外人,在再审程序中难以确定诉讼地位,无法通过辩论质证程序请求法院作出有利的判决。[6]
(二)修改之后的弊端与不足
民事诉讼法第204条采取了执行异议和案外人异议优先,异议之诉后置的救济程序安排,理论上可称之为“法定顺序主义”。即指不承认执行救济程序的竞合现象,对于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基于同一原因所采取的执行救济程序,作出有顺序规定的规定和解释。优点是清晰明确,容易为执行法院操作,不足之处在于:由于执行异议之诉后置,而且对异议之诉的提出附加了非常严格的时间条件,而非大陆法系国家所规定的“执行程序终结前”提起异议之诉,使得利害关系人,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时间非常紧迫,很可能因为超过规定期限造成失权,由此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则可能因此丧失在对实体权利的救济过程中。
五、对完善执行救济制度的再思考
(一)完善执行异议审查复议制度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2条对执行异议复议进行了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但是对上一级人民法院的复议并没作出详细的规定,而且对复议期间的执行中止与否也没有做规定。
执行法院作出裁定以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不服的,享有申请复议的权利 。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应当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复议申请,逾期未提出的,应当视为放弃权利 。修改后的《 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上一级人民法院处理复议申请的期限,如果上一级人民法院长时间拖延,从而使得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复议权落空。笔者认为,可借鉴行政诉讼法第38条的规定在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明确人民法院的复议申请期限的问题。
另外,笔者认为,执行法院已经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的异议作了初步的审查意见,防止当事人、利害关系人逃避应当履行的义务,上一级人民法院在审查复议申请期间,原执行行为不应中止。[7]
(二)完善执行异议中关于不正当行为的规定
可以借鉴德国立法,如针对执行中的程序问题,债务人可以提出异议。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执行异议主要适用于对强制执行的种类与执行措施不服,对假扣押裁定不服,对执行人员不遵守执行规定不服等情形在执行异议中增加关于执行机构或者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关于违法或不正当行为的规定。[8]
(三)建立实体上的债务人异议诉讼制度
可以借鉴台湾立法,即便生效裁判具有国家意志,但是生效裁判上记载的权利属私法范畴,债权人仍可以依照私法处置。债权人就该项权利对债务人豁免或同意债务人迟延给付,或就该项权利与债务人负有的其他给付义务协议抵消、混同及与债务人达成的其他协议,应当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产生一般合同的约束力,且此种约束力应能对抗旨在恢复发生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原错位民事权利的强制执行行为。
(四)制定制裁恶意执行异议的措施
执行实践中有一些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为了躲避执行、拖延执行而滥用执行行为异议制度,笔者认为,法律有必要对于恶意提出执行行为异议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给予制裁 。建议将这种行为作为妨碍法院执行的一种行为,适用民事诉讼法第102 条和第 104 条的规定,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进行罚款或司法拘留。
六、结语
法治必须具备合理的法律制度。民事执行异议制度对于我国执行工作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理应采纳先进的执行救济制度和立法体例,从执行异议的制度建立、运行机制等相关配套制度等多方面出发,以期改革我国现行执行异议制度,促进执行工作顺利进行。民事执行救济是保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和案外人合法利益的最后一项保障措施,现行的民事执行制度虽然需要进一步完善,但它毕竟是法治历程中的进步。相信随着我国的法制建设,人民的权利保障一定会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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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谭秋桂.民事执行原理研究[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童兆洪.民事强制执行新论[ 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
[5]丁兆雷.浅议新民事诉讼法中执行异议制度[N].江苏法制报,2008-04-17(C01).
[6]丁亮华.第三人异议之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民事诉讼法 的修订的视角出发[N].人民法院报,2007-08-21.
[7]陈烨,林婕.执行救济机制之创新——新民事诉讼法对执行异议之诉的突破与重构[J].法制与社会,2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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