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宪法修改的内容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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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宪法修改的内容公布 篇1

治国新征程

《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心得体会：依宪治国开启全面依法治国新征程

中共十九届二中全会于2018年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这对于更好发挥宪法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作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宪法保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我国现行宪法于1982年审议通过，是一部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好宪法。30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表明，我国宪法有力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四个全面”的战略高度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将党领导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有效做法、指导思想等写入宪法，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之能够更好适应新时代发展的要求，更好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步的需要。此次修改宪法，只是修改部分内容，而不是大改，这对于保持宪法权威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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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GB/T 7714—2005《 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 ( 简称旧标准) ,新标准做了以下一些修改:

1) 增补了“阅读型参考文献”和“引文参考文献”2个重要术语。前者指著者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阅读过的信息资源,或供读者进一步阅读的信息资源; 后者指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包括图书、期刊、报纸等正式出版物,不涉及保密问题的内部资料,以及电子公告、电子图书、数据库等电子资源。增加了“阅读型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文章的起讫页或起始页, 引文参考文献的页码著录引用信息所在页”。

2) 将“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中国著者姓名不得缩写”改为“依据GB / T 28039—2011有关规定,用汉语拼音书写的人名,姓全大写,其名可缩写,取每个汉字拼音的首字母”。个人著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形式。欧美著者的名可用缩写字母,缩写名后省略缩写点。如: EINSTEIN A( 原题: Albert Einstein) ,LI Jiangning或LI J N( 原题: Li Jiang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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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心得体会：与时俱进本固邦宁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高度肯定了我国现行宪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高度评价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取得的重大成就，明确指出了我国宪法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确立了这次宪法修改的总体要求和原则，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我们的宪法曾经历过四次修改，最后一次距今已有14年了。每一次宪法的修改，不仅体现的是先进和民主，更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给我国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切实变化。1988年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肯定了它的积极作用；1999年增加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成为国家意志，此举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遵守并维护宪法和法律应成为党员干部的自觉意识和根本行为准则。党员干部应带头全面贯彻实施宪法，自觉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总书记曾经强调，“执法者必须忠实于法律”，党员干部同样适用。作为党员干部，一方面要发挥带头作用，弘扬对法律的忠诚精神，要有维护宪法意识，严格遵守宪法；另一方面，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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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钟道春 目 录

第一章 刑诉法修改的意义及其给政法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政法工作的影响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与亮点 第二章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第三章 刑事辩护制度

一、刑事辩护制度

二、法律援助制度 第四章 强制措施

一、完善取保候审

二、完善监视居住

三、进一步完善传唤、拘传措施

四、完善逮捕、拘留措施

五、完善对羁押期限届满变更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加强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的定期审查，解决超期羁押问题 第五章 完善证据制度

一、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公检法三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义务

二、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便于法庭审理操作

三、明确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四、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五、明确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章 侦查措施

一、技术侦查措施

二、完善人身检查和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第七章 审判程序

一、公诉案件第一审程序

二、第二审程序

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四、审理期限

第八章 刑事审判特别程序

一、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二、设置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

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四、置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第九章 贯彻实施修好后的刑事诉讼法的几点意见、建议

对新刑事诉讼法的主要修改完善内容的解读

（2012年8月15日在全省法律援助业务培训班上的学习课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 钟道春

第一章 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意义及给政法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刑事诉讼法修改的重大意义

刑事诉讼法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被称为保障人权的“小宪法”、“应用宪法”, “宪法适用法”或“动态的宪法”,是规范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规则。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的刑事诉讼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在1996年进行过一次修订，这是第二次修改。此次刑诉法修改 幅度很大，修改内容涉及到100多处，修改比例超过总条文的50%，其中增、删、改条文共计149条，增加条文66条，修改条文82条，删除条文1条。修正后的条文总数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90条，修改内容还涉及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等，增加规定特别程序，增加了新的编、章、节，可以说是一次“大修”。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指导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坚持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二是坚持统筹处理好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三是坚持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总的来说，刑诉法修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立足国情，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下惩罚犯罪与保护人民的需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循序渐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落实中央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主要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008年19号文件《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认真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回应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的关切，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与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充分彰显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树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良好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政法工作的影响

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政法工作的影响重大而且深远。其修改内容涵盖了刑事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刑事诉讼起诉和法律监督制度、刑事诉讼审判制度、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刑事诉讼特别程序、涉外刑事案件审判程序、审理期限等刑事诉讼的各个领域。基本体现了以司法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本质要求，遵循了刑事诉讼应当围绕司法审判进行的客观规律。这一系列的重大修改为刑事执法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为进一步提高刑事执法的质量与效率、更加充分地发挥政法各办案部门的职能作用奠定了重要的立法根基，为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和落实人权保障要求，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同时，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执法工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增加了一些新任务，带来了一些急需研究解决的新问题。如：

1、对侦查机关的权力范围、行为方式、侦查期限等重要权限作了新的严格的规定，强调“证据定案”意识和证据裁判原则，突出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严格和规范执法程序；

2、把强化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列为一个重点,加强对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力度；

3、强化和完善辩护制度，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规定对特殊类型的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增加了监狱收监执行的对象范围；

4、改进和完善审判制度，设立庭前会议制度、限制发回重审、非法证据排除、扩大二审开庭范围、强化庭审功能、申诉启动再审、启动刑事特别程序、中止审理制 度（第二百条）、延长审限制度（第二百零二条）等。

可以说，政法机关作为重要的实施主体，正确贯彻实施好新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更加有效地惩罚犯罪，更加有力地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刑事执法工作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当然，新刑事诉讼法也还存在以下缺陷：除立法技术外，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高级法院复核死缓案件程序等没有作出规范，对公诉审查程序没有完善，案件分流机制不通畅等。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内容非常丰富，亮点纷呈，创新良多，也由于篇幅所限，本课件主要着重对此次刑诉法修改主要的几个方面的内容进行解读和探讨（对死刑复核程序、执行程序、再审程序不作解读）。由于本人学力未逮、研究欠深，借鉴参考有关资料不够，只能谈一些粗浅的意见，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在座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同行们批评指正。授课内容所涉及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日后公布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为准。

三、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主要内容与亮点 此次刑诉法修改主要涉及十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

二是完善证据制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刑事证明标准，强化证人出庭和保护制度等；

三是完善强制措施制度，重点完善了逮捕、监视居住的条件、程序和采取强制措施后通知家属的规定；

四是改革完善辩护制度，重点完善了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和作用的规定，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

五是适度强化侦查措施，重点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赋予必要的侦查措施，同时，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防止滥用；

六是完善审判程序，改进第一审、第二审程序、简易程序，完善了审判程序中的重要环节等；

七是改革死刑复核程序；

八是完善执行程序，重点完善了暂予监外执行规定，强化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九是完善再审程序；

十是增加规定特别程序，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特定案件和一些特殊情况，规定了特别的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的法条规定更加科学、具体、规范、严密,可谓内容博大精深,学习任务十分艰巨繁重。具体来讲，此次修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20个亮点：

1、尊重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许多规定充分体现这一原则；

2、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侦查阶段就可以委托辩护人；

3、充分吸收律师法的相关规定，修改完善刑事辩护制度；

4、进一步细化逮捕的法定条件，检察院审查时可讯问嫌疑人；

5、逮捕后除了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在二十四小时内通知家属；

6、单独规定监视居住适用条件，加强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监督；

7、补充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8、适当调整简易程序适用范围，提高诉讼效率实现繁简分流；

9、扩大诉讼中法援的适用范围，进一步保障被告人的辩护权；

10、明确二审应开庭审理的范围，对发回重审作出限制性规定；

11、补充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保障被害人合法权利；

12、五个方面完善审判监督程序，确保案件质量维护司法公正；

13、明确规定证人强制出庭制度，多项措施加大证人保护力度；

14、复核死刑案件可讯问被告人，死刑复核结果应通报最高检；

15、审理未成年人案有专门程序，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当封存；

16、对暴力精神病人可强制医疗，保障公众安全维护社会和谐；

17、特定范围公诉案件可以和解，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

18、严打腐败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缉一年可以没收违法所得；

19、刑侦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应当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 ； 20、强化对侦查措施的法律监督，进一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

“尊重和保障人权”于2004年载入宪法，成为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新刑事诉讼法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新刑事诉讼法 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这是我国第一次在部门法律中载入“尊重与保障人权”的规定，属于突破性的创新，意义深远、重大。

1、载入第二条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来规定，对整部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制度和程序均起到提纲挈领的指导作用。

2、既有利于更加充分地体现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有利于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

3、必然会带动其他某些部门法的制定或修改时更加重视贯彻“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重要宪法原则。

新刑事诉讼法在加强人权保障的指导思想下，在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强制措施、侦查程序、审判程序等很多制度的设计、修改与完善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措施。比如完善证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完善辩护制度，解决律师在执业中反映强烈的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突出问题；规定讯问时录音录像制度、强化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完善死刑复核程序；在保障人权方面加强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强化了检察机关在人权保障中的作用等规定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原则。当然，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完善并非只注重保障人权，忽视打击犯罪。当前中国社会矛盾凸显，刑事犯罪形势严峻，人民群众社会安全感下降。追究犯罪是刑事诉讼基本的、首要的任务。这次修改进一步完善了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将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法律化，明确用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逃匿、死亡的，对其违法所得的财产的没收程序等，都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并重的立法指导思想。

第三章、刑事辩护制度

刑事辩护是刑事诉讼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核心制度。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章（法条从来的10条增加到以16条，其中保留5条、修改5条、新增6条）对辩护和代理制度作出了规定，当中包含了辩护制度、代理制度、法律援助制度三方面内容。本次修法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步：

一是解决了与律师法有关规定的衔接问题，充分吸收新律师法中关于律师辩护权的相关规定,尤其是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的相关条款，比较好地解决了实践中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如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保证了法 律和司法的统一；

二是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从诉讼制度设计上，保证控辩双方享有均衡的条件和机会；

三是着重强化了辩护人特别是辩护律师在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提升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水平，促进控辩双方庭审对抗，为发挥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

说明：鉴于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只是对总则第四章《辩护与代理》中的辩护制度作了完善修改，对代理制度维持原状不变。故本文对代理制度不作评析。

一、刑事辩护制度

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辩护制度的具体修改内容主要有：

（一）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责任与权利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把律师介入诉讼提前到侦查阶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一个很大进步。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只是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只能提供法律咨询，限制了律师应有的作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

上述规定在内容上有两点修改：一是明确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定位为“辩护人”，将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 利增加规定到辩护律师的责任中，强调了辩护人不仅要进行实体辩护，也要进行程序辩护，确立了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的思想，有利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对程序违法行为提出意见，更好地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二是删除了“证明”二字，进一步明确律师的职责只是提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而非承担举证责任，取消了原条文中辩护人要承担举证责任的表述。

此外，为了更好地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现行法律规定仅限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才有权行使的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回避、申请复议的权利也赋予了辩护律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可以依照本章的规定要求回避、申请复议。”

2.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作为辩护人享有的权利。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拥有的权利和可以了解的内容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一方面可以防止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对权利的滥用，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办案机关对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任意约束，有利于确保辩护律师能 12 够依法履行职责，增强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为律师依法执业提供相应支持与便利的意识。

（二）明确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时间和委托方式，解决委托律师难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有权聘请律师，但在立法调研中律师普遍反映，有的办案机关在“后”字上做文章，将“第一次讯问后”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时间有的拖得长达几天、几周甚至更长时间，使法律规定的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权利大打折扣。另外，犯罪嫌疑人一旦被羁押，失去人身自由，其辩护权的行使就大打折扣。有的本人要请律师，办案机关不予转达；有的其亲属虽然为其聘请了律师，律师要求会见时办案机关往往说犯罪嫌疑人没说要请律师或者说本人拒绝请律师，不准会见，严重阻碍了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行使。

考虑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整个诉讼阶段均享有辩护权，处于羁押状态对其聘请律师会造成较大影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 托辩护人。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于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作了如下规定：

1.明确“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使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时间更加明确。

2.明确规定了侦查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的法定义务。明确告知义务有助于让犯罪嫌疑人了解并依法行使好自己的辩护权利。

3.明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其监护人、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以有效缓解目前在实践中反映强烈的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律师难的问题。

4.明确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的要求，有助于解决委托律师难问题。

5.对被监视居住的人委托辩护人问题也作出明确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第三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即犯 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被决定监视居住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

6.明确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考虑到侦查活动的特殊性、律师自身的专业性及律师的执业规范和职业道德准则，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明确律师在侦查期间的辩护人地位，有利于保障律师在侦查期间的执业权利。为便于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保障接受委托的律师依法行使会见权等诉讼权利，第三十三条第四款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

7.扩大了法律援助的范围。（略，详情见下文）

（三）明确律师凭“三证”即可要求会见犯罪嫌疑人，解决会见难问题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针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难问题，六部委在联合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

法律专家和律师普遍反映，目前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仍然受到诸多限制。具体表现在：第一，很多地方 的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都须预先提出申请，报侦查机关审批。而侦查机关对于辩护律师提出会见的要求通常都会采取拖延、搪塞的消极态度，主要的理由包括：“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会见有碍侦查”、“办案人员不在”、“领导出差”、“太忙，过些日子再安排会见”，等等。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将“安排”实际上变为“批准”，能够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的只是极少数。第二，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的批准”的表述，在实践中也被滥用。一些侦查机关对本不属于国家秘密的案件仍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横加限制。第三，一些地方侦查机关在会见时不许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有的采取录音、摄像等监控手段，使律师和犯罪嫌疑人无法正常的交谈。第四，有的侦查机关对律师会见的次数、时间等作出诸多限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 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本条规定对律师会见权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了明确规定：

1.明确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凭“三证”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这个内容。本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律规定的“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是说看守所安排律师实际见到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绝不是像有些地方的办案机关和人员仅从有利于自己办案的角度，对法律作歪曲解释，认为只是要求看守所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作出安排会见的决定，至于实际见到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则有可能是安排在一周后、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

2.删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表述，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须经许可的案件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律师会见权虽然重要，但纵观各国的法律规定，并不是在所有阶段对任何性质的案件都可以不加限制的行使。尤其是在近年来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不少国家都呈现出对律师会见限制趋严的趋势。鉴于 目前在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一些办案人员对本不属于国家秘密的案件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随意对会见进行不合理限制，本条规定中删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这种易引起歧义、实践中掌握标准又很不一致的模糊字眼，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惩治腐败的需要考虑，对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需经过许可的三类特殊案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即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并且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将上述三类案件事先通知看守所。如果看守所没有接到侦查机关于这三类案件的事先通知，不能以自己认为属于这三类案件为由拒绝律师会见。除法律明确规定这三类特殊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需批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律师会见上述三类案件的在押犯罪嫌疑人须经许可时间仅限于侦查期间，不是不让会见，只是需要经过许可。法律作出明确规定，有利于防止羁押场所对于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作出其他不合理限制。

3.明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律师在不被监听的条件下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无所顾虑地向律师谈案情，或者谈其所受到的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保障律师对于案情有较全面的了解，进而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这也是国际司法准则对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规定，“在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 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考虑到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许可法律已经作了规定，因此，没有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规定例外情形。当然，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为律师执业提供了保障，也对律师严格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辩护律师在执业中不得有法律明确禁止的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销毁、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行为，否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明确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查阅、复制、摘抄案卷材料，解决律师阅卷难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应当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一审草案将律师的阅卷范围从现行的“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修改为“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正案又进一步修改为“本案的案卷材料”，即本案关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的所有案卷材料。法律作这样的规定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案件一旦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意味着侦查活动已经终结，有关证据材料已经被侦查人员 收集在案并加以固定，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了解、掌握这些材料对侦查活动已无妨碍；二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的职责是对办案机关移送的案件事实、证据、法律以及程序等方面进行客观、全面的审查，以决定是否对本案提起公诉。让辩护人查阅案件的所有材料，有助于辩护人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发现案件办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有事实依据的辩护意见，这对于检察机关对案件作出客观、公正、正确的审查决定也是有利的；三是对辩护人阅卷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可以防止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辩护人阅卷作任意限制，对辩护人的阅卷权也是一种保障。

（五）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

律协提出，律师调查取证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风险，因而大多不愿或者不敢去调查取证。律师对办案机关未提交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没有法律救济手段。

为了解决公安、检察机关可能发生的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提交的问题，保障律师有效行使辩护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同时，为了防止错案的发生和更加及时、充分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对辩护人应当告 知公安、检察机关的证据范围也作了明确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

关于如何规定辩护律师的证据告知义务，有的办案机关提出，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查阅、复制、摘抄全部案卷材料，律师却只向检察机关告知少数几项证据，不平衡。建议明确辩护人应将收集的所有拟向法庭出示的证据都应当向检察机关出示，并规定辩护人不向检察机关出示证据的法律后果。对此，一些专家、律师则认为不应规定律师的证据告知义务，担心有的办案机关知道律师手中不负刑事责任的相关证据后可能会找相关证人做工作改变有关证据，使律师在法庭的辩护更加困难。

考虑到辩护律师的职责主要是依据法律和事实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等明显不应当追究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证据，及时告知公安、检察机关，不仅有利于尽早解除限制其当事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使其早日解脱，维护其合法权益，而且也可以使公安、检察机关及时调整侦查方向，节省有限司法资源。无论对侦查机关、辩护律师还是其当事人，都是有利的，因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人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除此以外的其他证据，辩护人有权不告知上述两机关。

（六）对办案机关应当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和将法律文书送达律师从程序上作了明确规定

对已经发生的冤假错案的研究表明，办案机关没有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在刑事诉讼中对办案机关听取律师意见没有规定具体程序，缺乏操作性。另外，全国律协反映，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于办案机关的告知义务虽然有一些规定，但是对于辩护人如何获得诉讼文书的问题却缺乏相应的规定。辩护人在进行辩护活动的过程中，无法得到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诉讼文书，也无法获得某些关系刑事诉讼程序变更的诉讼文书，这就导致其无法有效开展辩护活动，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如办案机关采取一些涉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益的措施或者作出判决裁定时，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将法律文书送达律师的规定，有的犯罪人已被交付执行刑罚，律师连判决结果还不知道，使律师很尴尬、被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诉讼活动中几个关键的办案节点对办案机关应当认真听取辩护人意见和将法律文书送达辩护律师作了具体规定。其中第一百五十九条规定：“在案件侦查终结前，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侦查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第一百六十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第一百七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开庭审判后，应当确定合议庭的组成人员，将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以前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上述活动情形应当写入笔录，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当庭宣告判决的，应当在五日以内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定期宣告判决的，应当在宣告后立即将判决书送达当事人和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判决书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第二百四十条第一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讯问被告人，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七）增加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专门条款

法律专家和律师普遍反映，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诉讼权利，但目前在实践中一些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行使法律规定的诉讼权利设置重重障碍，严重妨碍司法公正，影响司法公信力。尤其是对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利用职权阻碍律师依法执业的行为没有规定法律救济途径，使这些违法行为难以得到制止和纠正，建议刑事诉讼法增加保障律师执业的专门条款。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增加了以下规定：“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认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权向同级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对申诉或者控告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八）关于律师免除作证义务及例外情形

修改后刑诉法第四十六条肯定了律师有免于作证的权利，并且根据维护国家利益的要求作了一些例外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但是，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根据律师职业的特点和律师法的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悉的不利于其委托人的已经发生的事实情况，要为委托人保 密。但是，本条也规定了一个例外情形：辩护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知悉其委托人或者其他人，准备或者正在实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严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之所以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与律师为不利于其委托人的已经发生的事实情况保密所保护的利益相比，准备或者正在实施的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他人人身安全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利益更值得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法律规定律师应当及时告知司法机关。

（九）对辩护人的执业禁止行为进一步修改完善

在修法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部门、专家和社会公众普遍认为，我国的律师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也有少部分律师在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行使辩护权过程中，抱着“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错误观念，违背职业道德，帮助当事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妨碍诉讼活动。因此，应当对辩护人的禁止行为作出明确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作了如下规定：“辩护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前款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

上述规定与现行规定相比有以下修改：

1.考虑到证人改变证言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的因为受到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原先的证言就是假的，使证言回归真实不一定就是坏事，也未必就是律师引诱的结果，不能与作伪证混为一谈。修改后的规定删除了原条文中的“改变证言”，只保留“不得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的规定。

2.考虑到辩护律师一旦涉嫌辩护人妨害作证罪，肯定会对侦查机关的正常办案形成干扰，负责办理此案的侦查机关对涉嫌犯罪的律师在心理上固有的排斥倾向和前期侦查工作带有的主观印象难以保证能客观全面取证，对涉案律师公正对待。为避免办理同一案件的侦查机关随意对辩护人以律师伪证罪立案侦查，保护律师权利和对律师涉嫌伪证罪案件公正处理，同时，也为便于律师协会和律师事务所对律师的管理和维护涉案律师的合法权益，本条增加规定，明确“辩护人涉嫌犯罪的，应当由办理辩护人所承办案件的侦查机关以外的侦查机关办理。辩护人是律师的，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协会。”这样规定，有助于防止追究辩护人伪证罪的程序被滥用、律师“被伪证”的情况发生。

在草案讨论过程中，有的专家和律师提出，现在一些办案机关以律师伪证罪抓律师的案件往往发生在律师代理案件后调查取证、为案件辩护过程中，案件事实到底是什么，律师是否伪证在法院作出生效判决以前往往控辩双方各执一词，而办案机关在律师办案过程中就把律师抓起来使得案件辩护无法进行。建议对 于涉嫌伪证罪的律师，应当等法院对该案审理结束作出判决后才能启动刑事追究程序。但是经研究，考虑到现实情况很复杂，如果辩护律师实施了法律禁止的帮助证人作伪证的行为，有时情形还很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他继续履行律师职责，进行所谓辩护活动显然是不合适的，显然不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在有些情况下，需要马上就展开侦查。因此，对这个意见没有采纳。

草案在全国征求意见过程中，一些专家和律师提出，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涉及律师伪证罪，是对律师的歧视，严重影响律师执业，应当删除。这个意见有些误解。首先，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威胁证人作伪证等行为，是严重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无论在中国和外国，任何人实施上述行为，构成犯罪的，均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也不应例外。其次，我国刑法对毁灭证据、伪造证据等妨害作证行为，除了在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对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追究刑事责任外，在第三百零五条、第三零七条中对司法工作人员，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员等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案外人有上述行为的，同样也规定了刑事责任，不存在歧视辩护人问题。另外，考虑到本条在刑事诉讼法“辩护与代理”一节中，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的主体将现行规定的“辩护人”修改为“辩护人和其他任何人”，并没有专门针对辩护人的意思。

二、法律援助制度 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法律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司法救济制度）。

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目前，法律援助制度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并作为一项保障公民权利的原则被载入于196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中。因此建立并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标志。

法律援助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订的重点之一。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与现行法律规定相比，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法律援助上有以下几个变化：

一是扩大了法律援助的对象范围。刑事法律援助可以分为酌定援助和法定援助两种。此次修改，对上述两种法律援助的范围都扩大了。酌定援助方面，由原来公诉人出庭公诉案件中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被告人，扩大到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援助方面，由原来的盲、聋、哑、未成年被告人和可能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扩大到具有上述情形的犯罪嫌疑人和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二是提前了提供法律援助的诉讼阶段。法律援助的时间由现行规定仅限于审判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使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整个诉讼阶段都可以提供法律援助，时间大大提前，从而也扩大了法律援助的案件范围和适用范围。

三是调整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方式。法律援助的律师由现行规定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方式改为两种，一种是对于酌定援助对象，应当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一种是对于法定援助对象，则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诉讼阶段由司法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

这些变化，有利于加强对于特殊群体的法律援助，加强人权保障，也有利于促进法律援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另外，新增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一章中规定了对未成年的法律援助制度。但是修正案对法律援助只是制度上的规定，在实践中如何落实，需要进一步明确。

问题一：对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判处死刑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如何进行判断？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问题二：对于死刑二审案件及死刑复核案件的被告人是否属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形，没有明确。实践中，视为属于“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情形。

问题三：《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由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和起诉书副本或者判决书副本送交其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供法律援助服务担任指定辩护人的律师最早也只能在开庭前10日才介入诉讼，方可了解案件相关情况、会见在押的当事人，由于时间短暂开庭在即，律师往往无暇进行充分和必要的准备，从而使辩护流于形式，不能实现最佳的辩护效果，可能无法最大化的保障受援人的合法权利。

第四章 强制措施

（一）完善取保候审

1.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扩大适用范围。清楚地表明取保候审可以作为羁押的替代措施，对于减少羁押有重要作用。

2.进一步完善被取保候审人应当遵守的规定。有利于解决目前在执行中由于对被取保候审人履行的义务不够具体，监督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这些完善，对于及时掌握被取保候审人的行踪，保证其及时到案和不干扰案件侦查和办理，保证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3.进一步明确取保候审保证金的确定、收取和退还。（略）

（二）完善监视居住

1.明确监视居住主要作为逮捕的替代措施的法律定位、适用范围和执行机关。考虑到监视居住的特点和实际执行情况，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监视居住定位于逮捕的替代措施，并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

2.对指定监视居住严格限制适用范围，并对通知家属和检察院监督作出明确规定。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辩护人，适用本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3.完善对被监视居住人的监督手段。

4.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期限应当折抵刑期。

（三）进一步完善传唤、拘传措施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 “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本条对传唤、拘传强制措施进行了以下修改：

1.只有案情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持续时间方可延长至二十四小时。如果案件不符合上述条件，不得延长传唤、拘传的时间。

2.针对实践中有的办案机关在传唤时限期满时，允许被传唤人回家，但在回家途中办案机关又再次送达传票，搞连续传唤的情况，本条规定，“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3.为防止办案人员以法律已将传唤时间延长至二十四小时为名，对被传唤、拘传的人搞疲劳讯问，本条规定，“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

（四）完善逮捕、拘留措施

1.明确了逮捕条件，增加可操作性。实务部门和法律专家普遍认为，当前在逮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捕人太多，羁押成为常态，实践中基本上是够罪即捕，这种情况与我们党和国家的少捕政策不符，应当改变，但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与法律规定不完善有密切关系。“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不好掌握，没有人敢保证放出去都绝对不致危害社会，所以只能是采取保守做法，可捕可不捕的都逮捕。此外，“有逮捕必要的”含义也不清楚，实践中争议较大。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虽作出解释和规定，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实践中许多地方掌握的批捕条件与起诉、定罪的条件相同。公安机关不得不将本来可以在逮捕后开展的侦查工作提前到刑事拘留阶段来做，工作压力很大。这也是造成实践中普遍延长拘留期限至三十日，甚至出现刑讯逼供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这些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

（一）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

（二）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的；

（三）可能毁灭、伪

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

（四）可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打击报复的；

（五）企图自杀或者逃跑的。”“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曾经故意犯罪或者身份不明的，应当予以逮捕。”“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可以予以逮捕。”

本条规定删除了“有逮捕必要的”这样意思含糊的字眼，并将“社会危险性”的判断标准细化，使逮捕条件更具可操作性。是否逮捕可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具有实施新的犯罪、干扰诉讼、危害社会秩序等现实危险的；第二种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十年以上重刑，或者虽然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但有故意犯罪前科或者身份不明的；第三种是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

2.对检察院审查批捕讯问犯罪嫌疑人作明确规定。3.明确拘留、逮捕后必须立即送看守所羁押和通知家属。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删去了逮捕后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例外规定，明确规定，采取逮捕措施的，除无法通知的以外，应当在逮捕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家属。同时，缩小了拘留后因有碍侦查不通知家属的范围，仅限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并规定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

留人的家属。综合考虑惩治犯罪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需要，对采取强制措施后不通知家属的例外情况作出严格限制，体现了对人权的保障。

4.适当延长检察院自侦案件的拘留期限。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五条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对被拘留人审查批捕的时间由现行的十四日延长到十七日，既基本满足办案需要，也符合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原则。

（五）完善对羁押期限届满变更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定，加强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的定期审查，解决超期羁押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以下几个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1.明确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凡是羁押期限届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2.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辩护人申请变更刑事强制措施的权利，并明确有关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作出决定。

3.设立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的定期审查机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当对羁押的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建立对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的定期审查机制，是对现行逮捕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对改变目前一旦批准逮捕，无人过问，一

押到底的状况有重要意义。这个定期审查机制主要是通过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获取的在押人员的一些信息，如所犯罪行的性质、情节是否严重，犯罪事实是否已经查清，本人对所犯罪行是否有坦白、自首、立功和悔罪情节，是否积极赔偿受害人，在本地有无固定居所、工作单位等方面的信息，对其人身危险性作一综合评估后，决定是否有继续羁押的必要。人民检察院定期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既可依法律监督职能或者在侦查机关请求延长逮捕羁押期限时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在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或者辩护人向检察机关提出解除、变更羁押措施时被动进行。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

第五章 关于完善证据制度

证据是严格执法、公正办案的基石。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制度，修改完善证据制度是中央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修改后的刑诉法中对刑事证据制度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此次刑诉法修改，采纳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重要内容，同时吸收了司法实践经验，在已有规定的基础上丰富了证据种类，首次明确了举证责任，细化了证明标准，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配套制度，并且强化了证人出庭和保护等制度。

一、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和公检法三机关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义务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明确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明确了以非法方法取得的言词证据无条件排除范围。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这里，法律对于应当排除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供述使用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而对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使用了“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在手段的表述上有所不同。科学界定了非法言词证据的内涵及外延。

（2）谨慎规定对物证、书证的排除条件。《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是限于言词证据，并未包括实物证据及“毒树之果”。我国立法机关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兼顾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关系，认为对实物证据和书证的排除应当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物证、书证原则上不应当排除，对需要排除的应当规定严格的条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对以非法方法收集的实物证据和书证的排除条件作了明确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所谓“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指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明显违法

或者情节严重，如果允许办案人员以这种行为收集证据的话，可能会对司法机关办案的公正性、权威性以及司法公信力产生严重的损害。这一规定有利于遏制当前刑事案件普遍存在的补查、补证多的老大难问题。

（3）明确公检法机关都负有对非法证据排除的义务，而非法院一家的义务。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就是说，在整个诉讼的过程中，侦查、起诉、审判的各个阶段均可以排除非法证据。

二、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便于法庭审理操作 修改后的刑诉法确立了法庭对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启动模式、非法证据排除的条件、证据要求、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证明程度等作了明确规定。

（1）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应当提供相关证据和线索。（2）明确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合法性负有证明责任。

（3）明确检察机关对非法取证行为的调查权和有权要求公安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作出说明。这体现了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法律监督的迫切要求。

（4）明确侦查人员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出庭义务。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七条规定：“在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法庭调查的过程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加

以证明。”“现有证据材料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提请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有关侦查人员或者其他人员也可以要求出庭说明情况。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本法条规定了对非法证据的证明方法。针对目前侦查人员普遍不出庭的情况，本条明确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有关人员应当出庭。

(5)明确不能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的法律后果。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三、明确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刑事证明标准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所要达到的程度。世界各国对刑事诉讼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有不同的表述，大陆法系国家表述为“内心确信”，英美法系国家表述为“排除合理怀疑”。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三个诉讼阶段规定的证明标准都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针对当前公检法三机关普遍反映现行刑诉法这一证明标准不够具体难以掌握，实践中经常出现认识上的分歧等情况，以及案件“带病移诉、起诉”的现象，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五十三条规

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作出具体规定，有利于公检法机关在办案中准确把握证明标准，正确办案，防止错案。其中，“排除合理怀疑”首次被引入到我国刑诉法证明标准的表述中，体现了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

四、完善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

现行刑诉法对证人作证义务的规定过于笼统，对哪些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不出庭的法律后果没有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率低，导致庭审中的质证、辩论形同虚设，庭审流于形式。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证人出庭作证作了以下规定：

（1）明确了证人必须出庭的范围。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案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证人必须出庭：一是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证人证言有异议。二是该证人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三是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有关证人出庭的规定，由法院裁量证人出庭。

40（2）明确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的，鉴定人必须出庭。针对目前在鉴定制度中存在多头鉴定、重复鉴定的突出问题，以及“打官司实际是打鉴定”的不正常现象的情况，修改后的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三款对鉴定人出庭、鉴定意见的质证、鉴定人拒不出庭的法律后果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3）关于侦查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问题。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明确了警察必须出庭的三个条件：控辩双方对警察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有异议；该犯罪情况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法院认为警察有必要出庭。

（4）明确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作证的法律责任。根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新刑诉法没有规定对不出庭的证人的刑事责任，而只规定了强制到庭、训诫和拘留处罚。其原因主要是考虑到我国的文化传统、公民出庭作证意识和目前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等情况。

（5）明确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拒绝出庭作证的，不采取强制出庭措施。

（6）增加对证人的保护和补贴保障。

五、明确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在实践中，许多刑事犯罪案件的发现是从行政违法调查入手的。在调查行政违法时行政机关收集的证据，如工商、税务、监察部门收集的证据，能否直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目前在实践中做法不一，有的直接用到刑事诉讼中，有的要求重新取证，经核实后方可作为证据使用。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第六章 侦查措施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侦查措施，主要体现在增加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手段以赋予必要的侦查措施；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和监督，防止滥用；完善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程序等方面。

一、技术侦查措施

新刑诉法将秘密侦查纳入进行立法规范，填补了空白。有学者提出，第二篇第二章第八节的名称“技术侦查措施”用词不准确，应使用“特殊侦查手段”。理由是本节除内容了规定技术侦查措施的内容外，还规定了秘密侦查、控制下交付。

“技术侦查”，是采取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获得案件信息、证据和缉拿犯罪嫌疑人等侦查行为的总称。技术侦查措施主要包括秘密录音、秘密照相、监听、邮件检查等。

“秘密侦查”，是与采用技术手段进行窃听、秘照、监听的技术侦查措施相对应的另一种特殊侦查手段，主要是公安机关基于侦查的必要性，派出有关人员隐瞒身份进行的侦查活动。其中包括化妆侦查、卧底侦查、诱惑侦查等。

“控制下交付”，是指侦查人员在发现与违禁品有关的犯罪线索或者查获违禁品后，将违禁品交付行为置于侦查机关的严密监控下，以此发现犯罪组织者和其他犯罪嫌疑人的一项特殊侦查手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刑事犯罪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犯罪形态的智能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犯罪手段也越来越隐蔽。在侦破许多重特大疑难案件过程中，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在侦查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技术侦查、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随着法治的完善，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法律对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缺乏具体操作性的规定。人民警察法和国家安全法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但这类侦查措施从种类、批准程序、适用范围、使用的原则等，法律均无具体规定，给工作带来不便，与依法行政和法治的要求也不相符合。

二是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公开作为证据使用，影响打击犯罪。现行刑事诉讼法未将技术侦查和秘

密侦查措施规定为法定的侦查措施，通过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只能作为案件线索使用，或者转化后才能在法庭上使用。

三是对技术侦查的具体实施缺乏法律规范。鉴于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与法律保障的公民的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和隐私权等法定权利紧密相关，可直接获取公民个人隐私和有关单位、组织的内幕情况，如使用不当、相关信息处置不当或者用于其他用途，有可能对社会安定或者公民带来不利影响，产生消极后果。而目前有关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手段，主要依据相关政策和内部文件，其审批和实施都是内部掌握的，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制约，容易导致使用的随意性，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等合法权益。

普遍认为，刑事诉讼法应当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主体、适用范围、审批程序/取得证据的法律地位以及对通过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的信息的保密等问题作出明确法律规定，既有利于技术侦查手段的合法使用和侦查活动的开展，也有利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作了如下规定： 1.明确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案件范围、批准程序和执行主体。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在立案后，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

施。”“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1）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范围进行严格限制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做法。本条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范围的限定体现了重罪原则和必要性原则。所谓重罪原则，即技术侦查措施只能适用于法律明文规定的严重犯罪。具体来讲，就是本条规定的公安机关侦查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和检察机关负责侦查的“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则体现了必要性原则，是指只有在采用其他侦查手段难以取得证据或者有重大危险时，才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证据。由于使用电子监听、秘密拍照、秘密录音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因而应当严格控制这种手段的适用，以防止任意适用或适用范围过大而侵犯人权。

除上述案件外，实践中还有一些犯罪证据已经查明罪该逮捕，或者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法院决定逮捕但本人在逃的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早日将其捉拿归案不仅有利于对他们绳之以法，而且也可使社会公众免受犯罪威胁。因此本条规定，“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

（2）明确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程序和执行机关。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草案在全国征求意见的过程中，不少意见建议将“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有的建议规定明确“经地级或者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批准”，否则具体执行时还是不知道应当由谁批准。考虑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所管辖案件的种类、性质有很大不同，两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程序也不一样。长期以来，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实际批准程序一直十分严格，远非“经地级或者省级以上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批准”一句话所能概括得准确。因此，法律对“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没作具体规定，留由其他规范性文件作具体规定。

考虑到赋予检察机关决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是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鉴于检察机关自行立案侦查的案件范围主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些犯罪案件的性质与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危害国家安全、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

利民主权利等犯罪有很大不同，需要特别慎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赋予检察机关有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执行机关，仍然沿用现行的做法，由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执行。因此，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这里的“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是指由检察机关决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后，由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具体执行。

2.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适用期限执行。技术侦查措施的采取，涉及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必须严格依法进行。为防止侦查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执行机关对批准的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适用对象不得随意扩大，对适用期限不得随意延长。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 批准决定应当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确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和适用对象。批准决定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以内有效。对于不需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及时解除；对于复杂、疑难案件，期限届满仍有必要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经过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每次不得超过三个月。”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规定：“采 47 取技术侦查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措施种类、适用对象和期限执行。”

3.明确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取材料的处理措施。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必然会获得大量的信息资料，包括国家秘密、企业或者个人的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等，这些信息资料关系到国家利益、单位或者个人的经济利益和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因此，执行技术侦查措施的侦查人员的保密就显得尤为重要。刑事诉讼法对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对所获得的信息材料的的处理措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应当严格执行。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规定：“……侦查人员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对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与案件无关的材料，必须及时销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材料，只能用于对犯罪的侦查、起诉和审判，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公安机关依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并对有关情况予以保密。”

4.对控制下交付等秘密侦查措施作出规定。控制下交付是联合国禁毒公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在毒品犯罪案件中使用较多，有的还涉及跨境控制下交付。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有利于将秘密侦查措施也纳入法制轨道。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但是，不得诱使他人犯罪，不得采用可能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发生重大人身危险的方法。”“对涉及给付毒品等违禁品或者财物的犯罪活动，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实施控制下交付。”

5.明确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目前实践中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大都通过证据转换才在诉讼中使用。这个做法是在法律没作规定，只有相关文件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应当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出现的。因为法官、检察官不能直接接触到技术侦查获取的信息，侦查机关只能以各种形式将证据“转换”使用。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应当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规定，是有差距的。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技术侦查措施和秘密侦查措施作为收集证据的合法手段在法律中明确作了规定，并且规定采取这两种特殊侦查措施所收集的材料在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在司法实践中有重要现实意义。考虑到通过秘密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作为证据在诉讼中使用不当可能会危及有关秘密侦查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产生其他严重后果，刑事诉讼法对使用此类证据时应当采取保护措施也作了明确规定。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如果

使用该证据可能危及有关人员的人身安全，或者可能产生其他严重后果的，应当采取不暴露有关人员身份、技术方法等保护措施，必要的时候，可以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应当指出的是，有许多人对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技术侦查措施表示担心，认为这样就使技术侦查措施合法化了，可能会使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时有恃无恐，导致“秘密侦查”盛行。这种担心是个误解，是片面的。技术侦查措施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而且使用的历史更长。世界上一些法治国家大多在刑事诉讼法或者其他法律中对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作出规定，目的是将该措施的使用纳入法制轨道，防止权力滥用。本次修法针对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对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执行主体、适用对象和期限、侦查人员的保密义务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获取信息材料的处理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将过去秘密使用的技术侦查措施完全纳入到法治的轨道，目的之一是通过法律手段对侦查机关使用技术侦查措施进行约束和限制，防止权力滥用。很显然，对保护公民通信自由、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体现了法治的进步。

二、人身检查和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措施

宪法修改原因 篇5

开天辟地明确方向——1954年宪法的特点

1952年12月24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政协常委会提议：由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建议制宪。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经过讨论，接受了政协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并组成了由毛泽东任主席、33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委员会。1954年1月至3月，毛泽东率领一个由中共中央指定成立的小组，在杭州西湖起草宪法。宪法起草委员会从3月23日—9月12日一共举行了9次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或刘少奇主持(其中第8次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历次会议的气氛非常民主，讨论极为深入。

宪法的制订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同时，又特别注重群众智慧的发挥。除宪法起草委员会内部多次认真讨论外，还曾在1954年3月—6月的81天时间内，组织了北京500多位高级干部讨论宪法草案初稿，还组织全国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5900多条意见。同年6月14日—9月10日，进行了为时3个月的全民讨论，全国人民对宪法草案提出修改或补充的意见，经整理归并后共达

1180420条。宪法草案经过反复修改，在9月15日提交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后，100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诞生的第一部宪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泽东说过，这个宪法“使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道路可走”。宪法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记录了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而取得的胜利成果，确认了千百年来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的事实。

1954年宪法规定了各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它的基本制度，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建设与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可以说，后来宪法的主要内容，都是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

总结历史拨乱反正——1982年修宪1975年修改宪法时，由于受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未能正确地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致使在宪法中写进了许多错误的东西，删去了原有的许多正确的规定。因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国家就面临着对宪法的再次修改。1978年修改宪法时，虽然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还来不及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的工作正在进行，尚未结束，在政治上、理论上有的问题还没有结论，因而也就未能彻底清除10年内乱中某些“左”的思想对宪法的影响，以致在1978年宪法中还存在一些已经过时的甚至错误的政治观点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条文规定。为此，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又作出了关于修改宪法的决议。

对1978年宪法的修改，自1980年9月15日召开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始，到1982年宪法的通过，历时2年零2个月，由于宪法修改工作关系重大，牵涉到各方面的系列复杂的问题，需要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广泛听取群众

意见。同时，国家体制改革中一些重大问题也需要进一步实践和研究。为了尽可能把宪法修改得比较完善，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广泛征集了各方面对修改宪法的意见。各省、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各有关部门、国务院各部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各人民团体，都应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的请求，就宪法的修改，召开了各种座谈会。秘书处还邀请了北京和外地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举行了多次座谈。此外，秘书处还研究了建国以来先后制定的3部宪法及其它有关文件，研究了世界各国的现行宪法，根据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的修宪方针，对1978年宪法作出全面修改，于是1982年的宪法就这样产生了。

私营经济脱颖而出——1988年修宪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又对宪法进行了修改，通过了第一条和第二条宪法修正案。

1988年修宪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是当时宪法的基本精神，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和问题。主要有：一是私营经济的出现。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私营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已占有一定的地位，其经营规模和经济实力已不容忽视。二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实践。两权分离推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但两权分离并没有宪法依据，其在土地方面的运作更是与宪法第十条的规定相冲突，从而受到了质疑，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1988年修宪不仅为私营经济提供了宪法地位，为两权分离和土地的合理使用提供了宪法保障，而且更重要的是顺应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自1978年开始，我国社会进入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的的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当时宪法是社会转型的产物，具有鲜明的社会转型特征。社会转型要求宪法与时俱进，随社会转型而发展。否则，宪法不仅不能规范引导社会转型，还会被高速、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发展所抛弃。因此，1988年修宪将私营经济等载入宪法，也是宪法自身发展和完善的需要。

1988年修宪首创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修改宪法，有助于维护宪法的稳定。在社会转型时期，宪法修改不可避免，但以何种形式修改宪法则事关宪法发展与宪法稳定的关系，特别是维护社会转型时期宪法的稳定性尤为重要。1988年修宪选择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开创了宪法修正案的先例，既符合宪法发展的要求，即具体制度、规范和条文的完善和发展；又维护了宪法的稳定性，即宪法精神的一贯性、宪法文本的统一性和修正案的连续性。我们得以纪念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并能够展望其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归功于1988年选择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

市场经济势在必行——1993年修宪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的一项长期方针。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然而这一目标与宪法规定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产生直接冲突。由此产生了修宪的动议。

1992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的修宪建议的报告作了批复，同意修改宪法。随后，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提出的方案，批准成立了中共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宪法修改小组成员是彭冲、王汉斌、胡绳、薛驹、曹志等人。1992年12月5日，宪法修改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修改宪法的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办公室，由项淳一负责，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法工委抽调少而精的人员组成。

1992年12月7日、8日和12月18日，宪法修改小组分别召开宪法学专家和经济学专家座谈会，根据纪念宪法颁布1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法学界提出的修改宪法的意见，逐条进行研究，确定了一些必须修改的条款，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150个单位党委(组)的意见，并同时由它们征求在本地的中央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宪法修改小组将各种意见汇总，于1993年2月14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

3月23日，北京市等32个代表团的2383名代表联名，将中共中央修宪补充建议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补充修正案向代表大会提出。大会在对上述两个议案进行认真审议后，于3月31日表决通过。

本次修宪共9条，在宪法序言中，增写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同时将“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客观调控”，“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等写进宪法修正案。

依法治国宏伟蓝图——1999年修宪

在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萧灼基委员以委员名义提出1178号提案，即《根据十五大精神修改宪法的建议》。王曦委员提交3条建议是：写入邓小平理论；写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非公有制经济是“重要组成部分”(提案第1284号）。

党的十五大之后，在接受社会各界修宪建议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成立了宪法修改小组。12月21日，江泽民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党外人土座谈会，就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初步意见，征求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代表人士的意见。12月22日和24日，李鹏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宪法修改小组召开的法律专家和经济专家座谈会，就宪法修改问题征求意见。199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建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提出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提请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

1999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进行最后一项议程：表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李鹏委员长宣布：发出票2862张，收回2858张，收回的票少于发出的票，投票有效。17时整，大会工作人员向代表们报告投票结果：在2858张表决票中，有效票为2856张，赞成票2811张，反对票21张，弃权票24张。李鹏委员长随即宣布：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1999年宪法修正案，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时俱进的产物，它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方略庄严地写进了宪法，为我国21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宏伟蓝图。

来源：《信息导刊》（珐芝）

http:///xfxc/dwwz/list.asp?id=91

1第四次宪法修正的宪政价值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第二次会议完成了对我国现行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此次修宪的总原则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十六大精神，体现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的方针政策写入宪法。根据这个原则，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

http:///html/f_lunwen/f_falvlunwen/f_guoji/2006-3/18/f_06063***4645184.htm

新宪法修改的内容公布 篇6

最近, 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此次修改主要删除了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审批、从业资质资格认定和企事业单位设立审批的相关规定, 明确了下放审批项目的实施主体, 并增加了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在取消审批项目方面, 通过修改国务院关于通用航空管理的暂行规定、船舶登记条例、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等13部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取消了“国内通用航空企业承担境外通用航空业务审批”、“矿业权评估机构资格认定”、“证券公司专项投资审批”等23项审批项目。在下放审批项目方面, 通过修改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8部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 下放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专业审批”、“向国外申请农业植物新品种权审批”、“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等7项审批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