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扶贫基金会研究

中国扶贫基金会研究（精选8篇）

中国扶贫基金会研究 篇1

中国计量测试技术进展令世界瞩目-访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钟华

作为我国计量学领域的.专家,张钟华院士对此认为,“过去我们希望通过市场换技术,但不是很成功.现在我们提出要自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有准确的数据.所以计量工作才引起大家重视,这也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作 者：胡杨 章廉 作者单位：刊 名：中国科技成果英文刊名：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年，卷(期)：“”(2)分类号：关键词：

中国扶贫基金会研究 篇2

一、农村扶贫资金投入及成效分析

基于中国政治制度和贫困发生的独特性, 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实行了有别于印度满足基本需要的反贫困战略模式、巴西非均衡工业发展极战略模式、韩国人力资本投资战略模式、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战略模式的行政主导型的政府反贫困治理模式, [1]为此, 政府投入了大量扶贫资金, 产生了显著的反贫困效果, 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1.扶贫资金投入的成本——收益分析。

自1986年中国开展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以来,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和措施, 筹集、动员和分配了巨额资金进行扶贫开发活动。从扶贫资金投入的构成来看, 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和财政扶贫资金是中国政府扶贫投入的主体构成部分, 政府行政主导型逐年增加的巨额扶贫投入促使中国农村的扶贫开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贫困发生率是国际上广泛应用的一个度量贫困的核心指标之一。[2][3]从“报告”看出, 在中国政府逐年大规模增加扶贫资金投入的推动下,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取得了明显成效。首先,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继续下降, 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 农民收入稳步提高。扶贫资金投入从1986年的42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66亿元,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则由1986年底的13100万减少到2005年底的2365万、2006年的2148万, [4]20年间减少了贫困人口10952万;贫困发生率由1986年的15.5%降低到2005年的2.5%、2006年的2.3%;低收入贫困人口则从2000年底的6213万减少到2005年底的4067万、2006年的3550万, 6年间减少了2663万。在农村贫困人口成规模减少的同时, 扶贫开发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1年的1277元增加到2005年的1723元, 年均递增幅度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 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农村贫困地区的农田水利、交通、通讯条件得到了显著改善。2005年, 重点县行政村中, 73.2%有了卫生室、74.6%有了合格卫生员、71.2%有了合格接生员, 比2001年分别提高了53.3, 8.2和20.8个百分点, 是增长幅度最大的阶段。重点县农村劳动力中, 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例由2001年的41.3%增加到52.2%;文盲、半文盲比重由16.1%下降到12.7%。中国扶贫开发取得的伟大成就, 在解决了大多数贫困群体的温饱等民生问题的同时, 更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缓解区域、城乡差距扩大趋势, 为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5]二是脱贫成本逐年增加。利用PADCB指数的倒数衡量单位贫困人口的脱贫成本, 则单位贫困人口的脱贫成本由1987年的467元、1997年的2411元增加到2005年的10873元。

二、农村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农村扶贫资金的管理涉及到投入、分配、使用、监管、评估等各个环节, 在这样一个关联性极强的资金管理链中, 只要其中的一个或几个环节出现问题则必然会影响到扶贫资金管理的全局, 进而影响扶贫开发的成效。

1.不足的投入总量与失衡的分配结构。

中国农村的扶贫事业要依靠资金的投入, 而中国农村扶贫资金的主要来源是中央政府。2005年各项扶贫资金总额达到320亿元, 按当年6432万农村贫困人口计算, 人均仅为497.5元, 据近几年对西部若干贫困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调查情况来看, 要比较稳定地解决一个贫困人口的温饱, 至少需要投入2500~3500元, 依此估算, 2005年扶贫资金投入缺口达1288亿~1931亿元, 即使按照人均1500元的中线脱贫标准, 资金缺口也达645亿元。在当前中国农村存在绝对数量高达6000万贫困人口的情况下, 扶贫资金总量投入严重不足、资金缺口的巨大压力是显然的。同时, 由于贫困地区的基础条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发展中一直面临着脱贫人口“返贫”问题的困挠, 这就需要扶贫资金必须持续投入, 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资金总量不足的矛盾。从扶贫资金的分配构成来看, 中央扶贫贴息贷款、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是其主体构成。“十五”期间, 扶贫资金的投放规模达到1315亿元, 其中: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累计发放额达413亿元, 占31.4%;中央财政扶贫资金202亿元, 占资金总额的15.3%;以工代赈资金212亿元, 占16.1%;发放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149亿元, 占11.3%, 中央扶贫贴息贷款比例过大。从扶贫资金投向分配的变动趋势来看, 虽然各项资金投入总量都增加, 但中央扶贫贴息贷款比例仍是扶贫资金投入的第一大构成。总量投入供不应求、资金分配结构失衡使得扶贫资金既面临着总量上的问题, 又面临着结构上的困境, 这在相当程度上必然会影响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率。

2.条块状管理体制与繁琐的投放程序。

基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结构特征, 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分负相应的扶贫职能, 中央有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管扶贫的议事协调、国家发改委地方司管以工代赈扶贫资金、国家财政部农业司管财政扶贫资金、中国农业银行管信贷扶贫资金、国家民政部门管救助扶贫等, 地方从省到县基本上都设立相应的机构。这种多头林立的扶贫资金管理体制必然带来的问题是:扶贫开发中条块分割、机构重叠、政出多门、相互制肘导致扶贫资金使用责权分离、各行其事、互不匹配, 其结果是导致扶贫资金减贫效益的低下。扶贫开发条块状的管理体制使得横向同级部门机构与职权重叠, 纵向直属部门层级过多, 因此贫困地区在申请扶贫资金时遇到的首要难题就是审批环节多, 扶贫资金投放程序过于繁琐。现行扶贫项目审批权限过分集中, 县上编制的项目计划要层层上报到市、省甚至国家计委审批立项, 金融部门在批准的项目中选择放贷, 而金融部门的企业化经营必然导致扶贫资金投入程序繁琐, 主要扶贫项目都要报省上审批, 从而增加了扶贫资金项目的审批程序。即使审批手续完备, 扶贫资金在下拨使用过程中被过多的中间环节消耗, 有的还被一些单位和部门挤占挪用。

3.扭曲的投放体制与分散的投入方式。

信贷扶贫资金是通过扶贫开发办系统和中国农业银行双渠道分配、传递和管理的, 实行的是“双轨制”管理, 职能部门扶贫开发办管扶贫项目立项、项目规划、资金指标, 中国农业银行管理资金发放和资金到期回收。由于体制的障碍, 职能部门往往缺乏有效管理回收再贷扶贫资金的手段, 资金难以保证投入到急需扶持、扶贫效益显著的项目。另一方面, 在企业化经营的前提下, 作为发放扶贫贷款的金融部门, 为保证资金投放安全性与效率性, 项目贷款担保条件严格, 贫困户一般不能为自身提供贷款担保, 必然导致扶贫贷款的到户率极低。同时, 这种资金管理及运行上存在的“双轨制”问题, 致使信贷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很低。扶贫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和管理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扶贫资金使用分散, 扶贫资金中的中央专项扶贫贷款, 省 (自治区) 专项扶贫贷款、以工代赈资金、以粮代赈资金、财政支持不发达地区资金等, 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和资金管理体制下, 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一些部门缺乏全局观念, 从自身利益出发, 各自为政, 项目不能相互衔接, 资金不能密切配合。

4.缺位的监管体制与极低的减贫效率。

中国扶贫资金管理体制从中央到地方纵向层级过多、横向机构庞大、审批环节多、审批手段繁杂, 本意是要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督和管理, 却由于多头管理致使没有一个部门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统一检查监督, 致使责、权、利严重脱节;即便是出台了《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扶贫资金使用监管法规, 却因为涉贫机构数量过多、构成过于复杂、权责过于分散, 而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失衡的分配结构、条块状管理体制、繁琐的投放程序、扭曲的投放体制、分散的投入方式, 再加上缺位的监管体制, 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扶贫资金极低的减贫效率。扶贫资金的“漏出”表明相当数量的扶贫资金没有用于扶贫, 或者说扶贫资金的受益者不是贫困人口而是能享受到工业利润的非贫困人口。同时, 许多扶贫项目选择粗糙、论证马虎, 不是由于投资过大、周期过长导致投资效益较差, 就是由于配套资金短缺、技术水平过低或经营管理不善导致资金呆滞沉淀, 扶贫资金的浪费现象严重。

三、农村扶贫资金管理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推进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扶贫开发战略, 必须切实扭转目前扶贫开发工作中因条块分割、机构重叠、职能重复、政出多门、相互掣肘而导致扶贫资金责权分离, 各行其事, 互不匹配, 使用效率不高的局面;切实扭转国家、地方和部门扶贫资金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所导致的资金使用分散、项目配置不切实际、重点不突出、到户率低的弊端, 大幅度地提高扶贫资金的配置效率。

1.重组扶贫行政机构、集中扶贫资金管理。

中央政府应考虑成立国家开发署或扶贫总署, 贫困面大的地方政府成立相应的政府职能机构, 通过重组现行的横向和纵向扶贫机构、调整部门职权、进而集中统一管理扶贫信贷资金、以工代赈资金、财政发展资金, 通过全新并集中的管理机制来统筹扶贫资金, 以努力提高扶贫资金使用的整体效益是扶贫资金管理体制调整的首要举措。在国家层面, 可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农业银行、民政部、民委等所属部门的扶贫开发职能及其相应扶贫资金统一划归重组成立的国家开发署或扶贫总署, 赋予其扶贫决策和资金配置双重职权, 统一行使扶贫职能、集中管理扶贫资金。在贫困面较大的省、区、市由相应的政府扶贫职能部门按照相对集中、统一规划、统筹安排、配套使用的原则, 对来自中央和部门的扶贫资金、信贷资金、以工代赈资金、社会捐赠资金及国际援助资金等, 统一调剂、调配和分配。同时, 根据贫困地区的特殊情况, 应将扶贫责任分解落实到县, 资金管理、项目审批权限下放到县, 除重大项目由省扶贫机构审批立项外, 贫困地区市、地、州、县对于下达扶贫资金拥有相应的统筹调度和审批权限, 并大幅度简化贷款手续和立项手续, 缩短扶贫资金的投放时间, 通过项目集中规划、资金统一投放, 以减少各部门各渠道扶贫资金使用的工作矛盾, 强化扶贫部门的攻坚手段, 并充分发挥扶贫资金的规模效益。

2.调整资金分配结构、改革贴息结算方式。

鉴于中央扶贫贴息贷款面临着放不出、得不到、收不回、投向非扶贫领域、效益差以及贫困地区金融环境欠佳等诸多的问题, [6]今后应逐步减少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的份额, 或转为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和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 或转为小额信贷;相应地, 在减少中央扶贫贴息贷款的份额的同时, 增加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以工代赈资金、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和小额信贷的比例。为提高扶贫贴息贷款和小额信贷的减贫效益, 对于逐步减少的中央扶贫贴息贷款和逐步增加的小额信贷相应地改革贴息结算方式。一方面, 实行贴息跟着贷款走, 使扶贫项目和贷款贫困户充分享受扶贫政策的实惠, 取消1000元以下贫困户贷款担保和抵押规定, 严格要求金融部门种养业贷款用足5年时间, 不得提前收贷。对愈期扶贫贷款回收工作好的贫困县可以在新增扶贫专项贴息贷款上给予倾斜。对于使用扶贫资金而不承担扶贫任务或扶贫资金未到期加息的, 财政不予贴息, 贴息部分打入扶贫基金。另一方面, 增加小额信贷规模, 向最贫困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提供小额、低息的信贷援助, 向他们提供经济机会以启动他们自主发展生产的能力, 弥补中国信贷扶贫体制的缺陷、真正落实扶贫资金到户。

3.探索新型投放方式、明确资金投放重点。

实践证明, 通过扶贫经济实体组织经济开发可以实现经济开发与扶贫到户的有机结合。在建立完善扶贫职能部门在贫困地区市、地、州、县的资金配置分支机构的基础上, 可以采取“扶贫经济实体+贫困户”的资金投放方式, 即通过扶贫经济实体从资金管理部门统一承贷承还扶贫专项资金, 承包扶贫开发项目, 组织贫困户连片开发,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实行适度规模的专业化生产, 外联市场, 内联农户, 为贫困户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系列化服务, 彻底改变扶贫资金分散、简单到户的办法, 真正做到扶贫项目覆盖到户、技术服务到户, 效益落实到户、解决温饱到户。在扶贫资金的投放地域上, 扶贫资金的投放重点就是贫困人口最集中、贫困程度最严重的地区, 从全国来看, 2007年的1497万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14.81万个贫困村。因此, 要集中资金增加对这些地方的投入, 中央所有的扶贫资金, 都要严格按照《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2001~2010年) 》的要求, 重点用于14.8万个贫困村的投入, 各地 (市) 、州、县、乡 (镇) 、村也要根据各自的特点确定重点投放地区, 把握投放方向, 增加对特困地区的扶持力度。在扶贫资金的投放对象上, 要切实把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为扶贫开发的战略重点, 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将85%以上的扶贫资金投放到贫困村的特困户上, 通过贫困人口在生产中直接获利的种植业、养殖业及相关加工业等效益好、能还贷的扶贫开发项目, 满足最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同时, 通过援助贫困地区修建基本农田和基础水利设施, 从而缓解其绝对贫困状况。

4.完善资金监管体系、强化扶贫项目管理。

在扶贫资金逐年增加而总量存在较大缺口的现实面前, 为提高扶贫资金的减贫效益, 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强化对扶贫资金使用的监管体系。一方面要尽快完善扶贫资金使用监管的法律法规, 尽快出台《国家扶贫法》, 做到有法可依, 实现扶贫资金由政策监管——制度监管——法制监管的过渡;另一方面, 要依法实施监管, 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扶贫投入总量约束的条件下, 必须强化扶贫项目管理, 各类扶贫资金要相互配套, 集中使用, 提高整体效益。贫困地区根据扶贫开发纲要, 建立商品生产基地, 发展支柱产业, 扶贫信贷资金就要重点支持贸工农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扶贫经济实体, 扶持贫困户, 进行产业开发;以工代赈资金要围绕产业开发, 商品生产基地建设修筑公路、解决人畜饮水问题;财政扶贫资金则要重点用于相关的社会效益好的配套设施;中央专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补助要切实投放到生态地区的生态工程;小额信贷资金要进村入户, 切实解决农户的生产与生活。水利、农业、科技、卫生等部门也要积极参与、相互配合。贫困地区各市、地、州、县农村资源开发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强化项目管理。在项目开发中要引入竞争机制, 通过严格的项目管理办法, 有效地防止项目投资决策失误、开发成本过高、管理不善造成项目效益不佳或资金呆滞沉淀, 加速资金回收和周转, 最大限度地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战略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2) (印度)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3) (美) 马丁.瑞沃林.贫困的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4)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J].调研世界, 2007, (04) .

(5) 余闻.减贫步伐为何越来越缓[N].学习时报, 2006-03-10.

中国扶贫基金会研究 篇3

关键词： 历史研究 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 整体观

一、引言

《中国历史研究法》全书结构清晰，条理分明，语言生动。全书分为八讲，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一开篇就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这个问题，最后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主要内容，以文化为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释方法和呼应论点”这样的思路深入浅出，娓娓道来，让读者醍醐灌顶。此书有助于帮助读者提高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理解整体史观的重要性，从而促使更多人思考中国历史研究中整体观的由来和根源。

二、中国历史研究中整体观根源

（一）中国古代哲学注重整体观。

钱穆先生提出“中国人当知道些中国史”，因为历史讲了人的本源和来历，知道中国史，才算是中国人，才算明白中国人的特异性、真实性和优良性。由此可见，学史的目的是了解人和人性。因此，了解古代史和现代社会并不矛盾，历史的借鉴指导意义始终存在。

中国古代哲人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不把人和世界对立起来。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于巫史，在经历了“绝地天通”、“武王克商”等历史事件之后，天命神学信仰体系开始动摇，最终崩溃。中国哲学萌芽有几个代表性事件，叔兴论“吉凶”，史伯论“和同”，伯阳父论“地震”及史墨论“陪贰”等，这些史官、大夫们摈弃旧式巫史的神秘论，开始理性地阐释自然和社会现象。此后，占天卜地和宗教神学等方式渐渐被抛弃，这些新式哲人慢慢打破了由巫史垄断的神坛和政坛，促使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分离，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化样式——中国哲学思想。由于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迫切需要一种较为全面和圆满的解释系统来支撑彷徨的内心世界，因此就不难理解中国哲人提出的“推天道以明人事”，“推天道”的目的是要为“人事”给出说明，其核心在于人事。中国哲学带有鲜明的入世特征，这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性格，塑造了中国哲人饱含忧患的意识，以至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国文人的自觉使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成为中国文人的学术理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仰观象于天，俯察理于地，观鸟兽之父与地之宜”等观念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中国人以整体观看待世界，把人和天看做一体，并把万物看做阴阳交合。中国哲人怎样看待世界，就会怎样对待人与自然，也就会怎样看待历史。

（二）中国历代朝代结构呈现整体观。

我国历史悠久，朝代更迭频繁。各朝创建者考虑的头等大事就是确立国号，即朝代名称。通常，名称来由有五种：部族、部落联盟的名称；创建者原有爵位或卦号；宗族关系；创建者政权统治区域或吉祥的寓意。俗语云：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中国人觉得朝代变了只是皇帝换了，国没有变。这种整体观鲜明地体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年代歌里：“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沿；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钱穆先生提出：“中国史和西洋史有何不同。西洋史是可分割的可以把历史上每一时期划断。而中国史则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五千年一贯下来，永远是一部中国史，通体是一部中国史。”“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浑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有本质区别，中国史一脉相承，历史和文化都没有断裂，改朝换代仅仅只是改变了国号，变换了统治者，主体是没有改变的，所以中国史是先后相承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三）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整体观，中国历代文人践行整体观。

中华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是强调整体、统一、和谐，从先秦的“天人合一”论到宋明时期的“万物一体”论，都是这一特征的集中体现。

这种观念浸透在中国文人的骨子里，体现在诸子百家的作品当中。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周易》有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妇夫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国哲学体系把天看做万物的本源和主宰，天地、万物和人是一个齐同的统一体。不论是儒家的“天”还是道家的“道”，都强调整个自然界、整个社会的统一，也就是天地、万物和人的统一和完整。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整体观以儒学为主，诸子百家为辅，兼容佛教与道教精华于一体。由此形成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强调某一家或某个代表人物，因为只强调某一家或某个人而不谈整体观，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反映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也不符合中国人看待世界的视角。再有，中国传统文人一直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强调个人、家庭、国家和天下的统一，要想国泰民安，必须把自己的智慧及所学用于个人修养、家庭管理和国家治理，这种把自己融入天下，又把天下融入自己的胸怀一直被中国文人践行至今，成为中国文人及知识分子的一个显著特征。

三、结语

其一，以整体观方法论与形象整体思维为基础的中国哲学方法，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的指导方法。中华文明历经磨难却得以绵延数千年而不断，与它的指导是分不开的。其二，中国历史的沿革和发展与西方历史不同，我们的历史是整体无断层的发展，朝代的变化只是国号的变化，其主体一脉相承，这是理解中国历史要首先明确的前提条件。其三，中国历史是整体，是因为中国文化是整体，任何只强调某一家的学说都不全面，中国传统哲学培养出了中国传统文人，中国传统文人继承和发展了中国文化。“修齐治平”的价值观促使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融入社会，又把天道、人民和自然融入自身，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来看待个人和历史。

最后，中国历史研究的整体观给了我们一些现实意义的启示。中国学术传统讲究融会贯通，不鼓励分裂地看待问题，不论是言论还是观点，都需要有纵览全局的整体观。而且要认识到文化体现在历史事件和人身上，可以说文化即人生，研究人和历史离不开研究文化。再有，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但要注意分辨细节和异同，还要从大处着眼，以小见大，综合整体地考量问题。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2]葛兆光.古代中国文化讲义[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孙通海.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7.

[4]老子.道德经[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中国轨道行业研究 篇4

发布日期：2009-06-10 新闻来源：佐佑顾问

[center]前 言[/center]

城市轨道交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城市经济实力、公众生活水平及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广州等多个核心城市陆续建造和开通地铁，掀起一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热潮。在组织与人力资源领域，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也有一定的探索和积累，同时面临着很多难题。

同为城市轨道交通企业，虽然外部环境、治理结构和经营模式有所不同，但行业现状有不少共性，行业发展也有趋同点。先行企业的经验和教训，值得后来者参考和借鉴。为此，佐佑在行业研究和咨询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当前的管理难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center]第一部分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特点[/center]

一、理解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

截至2008年底，我国已有23家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已初具规模。其中，11个城市建成轨道交通系统并投入运营，12个城市在建，另有10多个城市正在规划、申报轨道交通项目。总体来说，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有如下特点：

1．系统工程，艰巨任务

城市轨道交通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规模大、涉及面广、专业庞杂、社会参与程度高，且技术难度大、质量要求高、所需建设周期长。同时，由于肩负城市建设开发和服务公众的使命，关系到城市形象和民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任务承载了更沉重的责任。政府往往既要求尽可能压缩工期，又要求确保生产和资金安全。对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来说，不仅要高效完成系统难度很高的工程任务，还要杜绝“难以杜绝”的安全问题，并承受由此带来的社会压力，可谓难上加难。

2．双重属性，重在平衡

作为公用事业型的企业组织，必须在各个层面平衡好公用性和企业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工程建设和运营牵涉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大都围绕相关资源的商业化，开展广告服务、地产开发、物业租赁等业务，经济效益成为城市轨道交通企业自主的追求目标。

3．政府投资，特殊国企

城市轨道交通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投资巨大、回报期长，部分城市尝试采用BT、BOT、BDOT等模式，但大部分城市仍以政府为投资监管主体，政府会高度关注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运作情况。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企业的运作和发展受制于政府的监管方式和支持力度。此外，作为政府直接投资的特殊国企，管理上通常沿用事业单位的管理模式，部分人员直接来自政府部门，有一定程度的“机关”意识，如强调风险管控、权力制衡，担

心拉开差距会破坏和谐等。

4．环境欠佳，人才稀缺

国内企业大都采取设计施工总承包、设计总体总包等项目管理模式，以及“小业主、大社会”的建设组织模式。但由于体制和历史原因，利益相关者管理模式或合作模式尚不成熟；外包机构的能力、经验或投入情况，也不能完全胜任或适应其角色定位。此外，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纷纷上马，而专业人才储备不足，工程建设和运营等方面的人才相对稀缺。这都直接影响到工程建设的工期和质量。

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特点

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特质，以及中国的体制背景和市场环境，决定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有如下显著特点：

1．特殊的使命：服务和安全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存。需要实现艺术性的平衡，但在不同时期可有所侧重。

2．特殊的生存环境：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较多，政府、社会公众、各级政府部门、合作者、外包商、员工；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好坏，对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有决定性影响。

3．特殊的组织运营模式：典型的“小组织、大运营”模式，即企业本身人员规模不大，但外协性和内合性都很强，与外部机构的协作以及内部部门间的协作都很多。

这三个特点，对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经营管理提出了很高要求，也提供了有益启示。组织模式上，实现“流程化组织、精细化运营”；队伍建设上，注重综合型、高素能人才的培养和开发；管理机制上，注重评价的多维性、体现出企业定位和价值导向；文化上，倡导大局、奉献和协作——这可理解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应然状态和目标方向。

[center]第二部分 成功经验和管理难题[/center]

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成功经验

在中国市场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时空里，在利益相关者多元且影响重大的利益格局中，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所走的路充满艰辛和坎坷。尤其是在建设期，任务重、风险大，资金、人员投入大却没有收入。

总结国内行业发展经验，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我们认为，建设期的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在运作管理方面，需把握如下几个关键点：

1．高度重视安全管理

进度、投资、安全是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三大核心。在进度和质量得以把控的基础上，保证生产安全和投资安全是重中之重。要赋予安全部门职权，加强人员配置，强化安全管理职能。

同时，必须注重安全管控与流程效率之间的平衡。以投资安全为例，既要通过权限设定、流程审批等实施严格管控，还应保证对一线建设的支持作用，防止过分管控而消耗效率。

2．努力创造有利环境

有利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阶段至关重要。不仅要获得政府高层领导的关注、信任和支持，还要与政府所属各部门和单位建立良好的协作关系，获得有效的支持和配合。有意识地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协调及关系维护，同时通过优良的工程业绩和内部管理争取政府的信任，这是该阶段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工作重点。

3．合理调配有限资源

建设期各项资源投入巨大，如何有效地调配有限的资源，这是企业内部管理的重心。

时间角度，从工程开工到投入运营，可划分为建设筹备、单线建设、多线建设及运营筹备、运营等阶段。企业应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和要求，前瞻性考虑资源调配问题，如建设筹备期如何向建设高峰期过渡、建设期如何向运营期（或建设运营并存）过渡，等等。

空间角度，企业资源的调配涉及组织架构设计和人员规划等内部管理工作，这需要提升管理者和职能人员的专业能力，建立较为先进的管理体系。

二、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管理的共性难题

聚焦在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内部管理领域，我们总结出建设期可能遇到的管理现象和难题。若不加以重视和解决，将对建设任务的完成产生不利影响，并进一步制约企业发展。

（一）协调难，效率低

现象举例：部门间经常推诿扯皮，信任、协作少，监督、制衡多；遇到问题层层上报，直到集体决策；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技术问题；决策流程长、工作效率低„„

原因分析：轨道交通工程本身具有很强的复杂性和系统性，需要多个专业甚至多个机构密切合作完成，而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实际特点，增加了组织协调的难度：

1．在工期紧、任务重的现实条件下，“三边”（边申报、边设计、边施工）成为常态。

2．作为投资巨大、监管严密的对象，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常以相互监督和制衡为手段进行风险控制，这在工作分工、部门设置、授权等方面都有体现。

3．在建设任务重、建设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对职能分工、流程设计考虑不足，或没有根据形势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在无谓的磨合中丧失了效率。

有些问题是客观存在，有些是有意为之，有些是考虑不周，但都导致企业内部协调难、效率低。这一方面直接影响建设进程的质量、安全、进度，另一方面会损害人员的积极性、责任

感和归属感，不利于组织建设和长远发展。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平衡风险管控和效率提升。该问题的改善和解决，涉及企业的组织模式、流程体系、责任体系及文化氛围等。

（二）激励少，发展难

现象举例：员工抱怨薪酬少，付出与收入不对等；员工积极性不高，不愿主动承担责任；企业很难招到业内优秀人才，吸引力不够„„

原因分析：员工是企业的一个重要利益相关者，如何激励员工是企业运营发展的关键，但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员工满意度普遍不高。可从以下几方面认识激励不足的问题：

1．薪酬总额的现实限制。作为政府投资的国企，尤其是在建设期，对于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管理费用包括薪酬总额，政府会严格加以控制。

2．相同数额，发法不同，激励效果有异。一种现象是“公司花了钱、员工没感觉”，企业人均支出不少，员工却抱怨工资低。追究下来，虽然工资表上的数额不多，但各种名义的奖金、福利加起来不是小数。另一种现象是“与外面比不低、与内部比不公平”，与当地水平比薪水不低，但关键岗位、业绩优秀的员工总是不满意。主要原因是“平均主义”，做不同事的人、不同能力的人之间，没有体现足够的薪酬差距，从而产生了不公平感。

3．激励手段单一，激励等同于薪酬。经过对多家企业的全员调研，我们发现，吸引员工的不仅仅是薪酬，员工对改革的期望也不仅仅是工资改革。员工的需求存在多样性，价值导向是多维度的，特别是年轻的高素能人才，更关心职业发展和学习提升。企业文化也是影响人员去留和工作状态的重要因素。企业应深入研究员工需求，采取组合式激励。

（三）人员多，人才少

现象举例：各个部门都伸手要人，人员数量没有依据；要人的时候招不来，招到以后无法立即上手；职称高、学历高，但工作能力一般；人多，但事做得不理想，总感觉缺人„„

原因分析：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间不长，项目管理和经营管理人才积累不足，而投入建设的城市日益增多，人才特别是高端的成熟人才势必相对紧缺。

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在队伍建设方面缺乏系统性和专业度。如：人力资源规划没有到位，人员招聘没有通盘策划，人才没有提前储备；人员素质能力标准没有建立，选来的人与岗位要求不符；招聘只注重人的数量，没有关注人的能力层次和结构，等等。

还有配套机制的原因，如激励机制没有到位，薪酬不具吸引力，发展空间有限，等等。在人才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企业不仅要高效地选对人，还要用好人、培养人、留住人，这才是走出人才困境之道。

[center]第三部分 针对管理难题的解决思路[/center]

根据以上对共性管理难题的判断，结合轨道交通企业的管理现状，我们提出以下解决思路：

一、变革组织模式，优化工作流程，重塑企业文化

解决“协调难，效率低”难题的先决条件，在于领导班子能够达成共识，认识到效率的重要性，认同协作大于制衡的道理，其核心是风险管控和运作效率的平衡问题。

1．变革组织模式：建设初期，以工程建设为核心，一般采用直线职能制的架构。随着建设任务不断推进，部门间的协调量增加、协调难度增大，这种模式逐步不适应组织发展。

纵观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的组织模式演进，大部门制、适当授权、落实责任、强化执行是一般趋势和共性做法。施行大部门制需要配套条件，组织模式的变革也需要选择时机和节奏，采取怎样的方式、步骤，在什么阶段、节点调整，需结合企业具体实际而定。

2．优化工作流程：城市轨道交通企业“小组织、大运营”的特点，决定了流程的重要性。明确职责划分、优化流程，有助于协调部门间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也有助于改善各级管理者陷于部门间协调、难以顾及内部管理的问题。除了流程图、制度、表格之外，还必须有相应的流程管理体系。流程优化也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3．重塑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最好的指挥棒、凝结剂和协调器。推动组织变革和流程优化，必须重塑企业文化。最关键的是，明晰企业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准则，并在全体人员和各部门之间达成共识。此外，企业文化还是吸引、激励人才的有效方式，直接影响人员的工作状态。

二、改进岗位体系，完善薪酬体系，建立全面激励机制

“激励少，发展难”问题的解决，是轨道交通企业完成“非常”任务的有力保证。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达到激励人员的效果，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1．薪酬改革：即改革“机关式”的工资制度，建立“价值导向、以岗定薪、能高能低”的现代企业薪酬管理体系。设计要点如下：

分类管理，明确策略：在岗位分类分层的基础上，从岗位价值、岗位弹性、人才稀缺度等维度，分析确定企业薪酬策略，包括市场定位、薪酬组合、薪酬结构等。

导向价值，以岗定薪：以岗位价值作为确定薪酬的主要依据，选取岗位影响、工作风险、决策范围等要素进行岗位价值评估，适当拉开不同岗位及不同岗位层级的薪酬差距。

规范结构，适度浮动：优化或简化薪酬结构，明确计薪要素，使隐性收入显性化；同时，将薪酬与绩效挂钩，适度浮动，增强激励的有效性。

宽带薪酬，双条通道：设计相对宽幅的薪酬区间，形成薪等、级、点框架，将收入与人的能力、绩效挂钩；同时，拓宽专业岗位的薪酬空间，与部分管理岗位的薪酬区间相重叠，以吸引、激励和保留专业人才。

制度管理，薪酬可控：建立定薪、调薪等程序和办法，结合岗位、编制等管理制度，打通员工的薪酬发展通道，使薪酬管理有据可依；同时，结合企业的绩效考核和业绩管理机制，使薪酬总额处于受控状态。

2．全面激励：对那些年富力强的高素能人才，除了薪资和奖金之外，还应侧重于职业发展和培训培养。职业发展体系的完善，一方面是搭建多条发展通道，如“技术－管理双通道”，使不适合做管理者的技术人员在专业通道上获得发展；另一方面是健全岗位管理（晋升、轮岗等）制度，使人才得到成长并脱颖而出。

三、科学规划和储备人才，完善人才选拔及调配机制

“人员多，人才少”问题的解决，从加强“选”、“用”、“育”、“留”四个环节来实现。这里着重讲“选人”和“用人”，包括规划和储备人才、完善人才选拔及调配机制。

1．规划和储备人才

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人才需求有明显的阶段性，加上行业人才供不应求，企业必须前瞻性地规划和储备人才，分步骤有计划地引进和培养人才，以缓解短期与长期的人才紧缺状况。人才的规划和储备，不仅要关注数量问题，更要关注素质、层次、类型等结构问题；不仅着眼于一两年的生产计划，还要支持企业中长期发展，由远及近、由大到小。

2．完善人才选拔机制

选对人，首先要明确人才标准。在建设期，城市轨道交通企业需要的是综合型、高素能人才——兼具技术才能和管理能力，兼具内部管理能力和外部协调能力。因此，对岗位的任职条件，要做综合性界定——从学历、职称、工作经验等硬件，到技能、素质等软件。其次，要用心策划和组织招聘。“选对人”，对于“用好人”和“留住人”事半功倍；应从“用好人”和“留住人”的角度，思考如何“选对人”和“招到人”。招到人，要做很多功课，如设计素质模型，优选招聘渠道，应用测评工具，等等。

3．完善人员调配机制

完善人员调配机制，意在把内部人力资源盘活，把人才用好。在业务类人员调配方面，建设期的重点是，解决专业人才归口管理和分线、分部门、分阶段的问题；进入运营期，重点在于怎么把人调配到不同的运营和资源岗位。一方面，人力资源部门要有专职的调配管理人员；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人员管理和岗位管理等相关制度。

中国扶贫基金会研究 篇5

中国证券市场创立于1991年，历经短短的十年发展，目前我国的上市公司已达到1100多家，通过国内外资本市场累计融资近9000亿元人民币。通过股票市场的发展，国家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仅2000年印花税收入就达486亿元，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正在日益加重。

国内券商的IT设备应用及系统建设状况

中国证券市场从成立以来，就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千百万投资者的参与，发展十分迅速。其间，证券业信息系统的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发行、交易、清算、信息披露、技术监控、信息咨询与服务等方面，IT技术的应用深度和广度都得到极大扩展。各证券经营机构已全部建立了电子化业务处理系统，计算机与网络通信技术已成为支撑各项证券业务运转的关键设施。

由于目前国内券商大都以分散式交易模式为主，证券营业部是券商的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表现在IT投入方面，就是对营业部的IT投入占券商IT总投入的绝大部分。因此，本报告以证券营业部为主考察了国内证券行业的IT应用和系统建设状况，兼顾证券公司总部的IT应用，希望能在此基础上全面反映国内证券行业IT应用的实际水平。

从图1可以看出，在2000年1月到2001年10月期间，按照变动幅度计算，西北地区证券营业部的数量增长幅度最大，达到18.6%，数量增加了18家。华北地区增长了11.7%，数量增加了32家。华南地区虽然增长幅度只有8.8%，但增长的数量却是最多的，达到39家。而华东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因为证券交易开展较早，营业网点分布密集，竞争激烈;所以在这些地区新开设的证券营业部数量很少，在近两年的时间里营业部数量仅增加了9家。

国内营业部的地域分布状况决定了证券行业的IT投入也呈现明显的地域特征，即华东地区的IT投入最多，西北地区最少。

从图2可以看出，2000年7月到2001年1月证券营业部的数量增长得最 快，达到65家;而从2001年7月到2001年10月，国内证券营业部的数量不增反减，少了3家。这与2001年6月以来，沪深两市大幅滑落有关，市场的赢利机会明显减少，导致券商的佣金收入下降，许多营业部入不敷出，难以维持。国内证券经纪业务的“软肋”开始暴露。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再加上中国“入世”，国外券商即将涌入国内市场参与竞争，国内券商已开始放慢了开设营业部的速度。

券商开展的核心业务种类及收入构成

券商目前涉及的核心业务主要有交易委托、股票承销和自营业务。

2000年国内证券公司的收入来源构成中，佣金收入占了一半以上，达到53.5%，其次是自营收入，占21.9%。可见，国内券商收入来源还主要是以传统的经纪业务为主，因而在成交萎缩的状况下，其佣金收入迅速减少，对券商的生存影响很大。国内券商普遍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

券商对营业网点的数据信息处理方式

目前券商对于客户交易和账务信息处理的方式基本相同。其中，分散处理的比例高达82.4%，部分集中和大集中的占17.6%。目前信息处理采用大集中的 3 券商分别是：申银万国、广发证券、上海财政证券（现更名为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合证券、中国东方信托、长城证券、西南证券、新疆金新信托、辽宁东方证券、天同证券等。

根据调查，2002年和2003年国内券商将掀起集中交易/管理系统建设的高潮，这方面会带动未来的IT投入走出低谷。

营业部的网络节点数

目前，国内绝大多数营业部的网络节点数是位于201～500的区间内，比例占43.43%;也就是说，国内绝大多数的营业部是中小营业部，节点数在1000以上的大型营业部占的比例是7.14%，有34.29%的营业部的节点数是在501～1000之间，属于中型营业部。节点数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营业部应用终端数量的多少和投资规模的大小。

证券营业部网络系统现状

券商及其下属营业部采用的业务系统是与其所从事的具体业务密不可分的。证券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承销、自营、兼并与收购、咨询服务和基金管理等项业务，其下属的证券营业部则主要从事证券经纪业务。

证券经纪业务由行情服务和资金管理服务两部分组成。与证券经纪业务中的行情服务和资金服务相对应，证券营业部的计算机网络系统按其功能分成行情服务系统及交易服务系统。

由于国内证券行业与国外同行相比还是一个新兴的行业，其IT应用也经历了明显的几个时期，加上IT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因而造成国内证券业IT设备的更新速度很快，主要设备一般2～3年就需要更新一次。因为不同厂商的服务器、网络设备可能同时在一个证券营业部内使用，导致国内证券网络系统的复杂程度十分高。

目前影响国内证券网络系统复杂程度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多种网络协议;（2）不同的设备供应商;（3）网络设备的类型差异;（4）分布式系统平台的使用;（5）Client/Server应用;（6）网管应用;

（7）网络规模非规则递增。

行情分析软件在证

券行业的应用

目前，国内证券行业应用的行情分析软件中，钱龙市场份额排在第一位，占67.7%，但其市场份额较以前有较大幅度下降，尤其是在深圳市场，下降的幅度更大。市场上新崛起的宏汇软件，功能强大，很受专业分析人士的推崇，但因为界面与人们习惯的钱龙有很大差别，所以投资者的认可程度还不是很高。此外，像汇金、大智慧，应用也很普遍。

券商在保障交易安全中所采取的措施

证券行业由于涉及到投资者的交易数据和交易过程中产生的重要信息，对系统安全保障的要求十分突出，要求系统具有容错能力并对数据进行在线备份。同时，由于证券业计算机化程度较高，系统一旦出错，很难用手写方式恢复，要求备份系统能够有一套自动恢复的机制，在系统出现错误时无需过多人工干预就能够恢复整个网络系统。

为此，券商一般采取以下一些措施保证交易的安全性和数据的完整性: 1.服务器容错

由于证券行业的特殊性，其在交易时间内不允许出现宕机，因而对整个系统的实时处理数据能力和系统可靠性的要求甚至超过银行业，对系统的安全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在目前国内券商还是以PC服务器为主的情况下，为了给营业部计算机网络系统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运行平台，服务器必须具备容错能力。

目前，国内许多证券公司采用Novell公司的NHAS构建行情服务器容错系 6 统，采用NCR LifeKeeper进行交易服务器系统双机集群容错，以上措施为营业部提供了一个安全级别较高的平台环境，实现了计算机系统服务器99.99%的高容错，使营业部网络系统的吞吐能力和安全容错能力有了很大的改变。

2.存储和备份

存储设备Compaq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一位，其次是HP和IBM。

“9·11”事件后，灾难备份的概念受到重视。对证券行业来说，即要建立券商容灾系统或灾难备份系统，也就是要建立具有灾难备份能力的存储系统。当灾难出现时，位于同城异地的备份系统能保持灾难发生日前半天的数据完整，并在灾难发生后一天内结算业务能正常运行工作，同时还要能够实现远程异地备份。

3.安装防火墙、入侵检测软件和防病毒软件

由于证券行业的特殊性，在其数据库服务器中存有大量客户的交易信息和个人信息，网络安全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在券商开展网上证券委托交易以前，营业部大多不提供上网手段。出于保证交易安全考虑，证券同银行一样，网络都是专用网，其内网在物理上是不与互联网连通的。同样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证券营业部为客户提供的交易终端都是无盘工作站。

在越来越多的营业部给投资者提供上网功能后，安全问题变得复杂化了。为了保证证券网络系统的安全性，目前券商主要是利用防火墙、采用物理隔离、内部局域网、防杀病毒软件及专业网络公司维护等办法来加强证券网络的安全防护。

此外，有的券商还采用了CA身份认证技术、128位数据加密技术等确保系统和网络的安全。

在系统安全方面，应用提供商大多使用防火墙，使用的产品主要有CA、盛润、PIX的checkpoint等产品，也有一些应用提供商自己开发的软件。这方面产品的种类很多，有NetScreen、Kill、nethunter、安氏、网屹、儒信、核新和金山等厂商的产品。

券商的IT设备采购流程

目前证券行业设备采购的方式为营业部自主选型和证券公司总部统一选型各占一半。其中由证券公司统一选型的都采取招标的形式，由证券公司总部选出每种设备中标的前几名厂家（一般选前2名），然后其下属的营业部可以根据自己地区的实际情况，从中标的设备厂商中进行挑选。但对于大的设备，如服务器、路由器和交换机，出于统一管理、统一规范、整体布局的需要，许多券商都采取统一购买的方式，保持本系统内骨干设备的一致性，以方便今后系统的升级、管理以及系统的兼容性。而对于UPS等小型设备，一般由营业部自行决定，但要上报总部。

随着国内证券营业部集中程度的提升，国内证券巨头将会出现，今后统一采购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证券行业选择系统集成商的标准

从图7可以看出，证券行业选择系统集成商的标准第一条是技术，技术的先进性决定了系统集成商能否中标；排在第二位的是行业经验和成功案例，行业经验对于任何厂商都是十分重要的，只有熟悉行业才能为用户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而成功案例的示范作用对于吸引客户十分重要；排在第三位的是服务；价格被排在最不重要的位置。因为对证券行业来说，系统和网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是最重要的。

根据我们的调查，目前在国内行业应用领域，系统集成商向用户提供的解决方案往往不够全面、不够完整，大都是以自己代理的产品或自己的产品为核心，而不是以满足用户真正需求为核心。从长远来看，这一策略最终将会失去客户。

证券行业采购硬件设备标准

从图8可以看出，证券行业在采购硬件设备时，最先考虑的是稳定性，其次是品牌和安全性，但对可扩展性和可管理性考虑得不够。这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 9 来加以解释：

（1）券商对于业务的核心还缺乏足够的理解，业务的核心在于创新，只有创新才能够引发需求，才能够引导IT投入。新业务必然需要新的投入，这就要求系统具有可扩展性，可以随时根据增加的业务增加新的模块，还要使原有的投资得到保护。

（2）国内从证券市场设立之初，证券经纪业务模式走的就是高成本、低服务的道路，其可以一直延续至今的理由，就在于垄断的保护和全球最高佣金超额收入的支撑体系。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是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牛市长熊市短，券商在推广经纪业务的时候不怕投入高，只要营业部面积足够大，设备足够豪华，客户就会蜂拥而至，就会带来很高的成交量和回报。这反映在IT投入方面，也是追求高档，不在交易软件上做提升，优化软件结构，而是一味地追求高档配置的设备。其实，只有在软件上进行改进，增加中间件方面的投入，才可以满足业务发展的需要。券商的垄断和垄断的券商带来了投资的浪费和目光的短视，只重视眼前利益，是不可能有长远发展希望的。

可扩展性应该是仅次于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非常重要的一项采购硬件设备的指标。

证券行业关注的服务内容

在给出的按照重要程度进行排序的三个选择项里，技术水平被列在第一位，投票率是41.9%，响应速度被列在第二位，投票率是29.0%，服务态度被列在第三位。与上面的证券行业选择系统集成商的标准联系起来，技术在证券行业起着重要的作用，技术是应用的铺路石。

在券商最看重的服务环节中，售后维护和售前方案咨询被列在前两位。

目前，有些国内的证券应用提供商使用专用的远程维护系统，通过电话线将公司电脑与券商网络连通，这样，应用提供商的技术人员就可在远程进行操作，及时解决用户遇到的问题。

影响证券业未来

需求的因素

经济因素对证券行业未来需求的影响

根据国家权威部门的预测，200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保持在7%的水平，与2001年基本持平，大的宏观环境给证券行业的平稳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政策因素对证券行业未来需求的影响

200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施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人行审查批准后，可开办金融衍生业务、代理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证监会也颁布了《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证券公司未来可以是一个集团公司，它可以从事期货、经纪、承销、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财务顾问等一系列重要业务。以上政策都表明，国内的金融业将开始逐渐从分业经营走向混业经营。

今后国内证券业将受到来自银行业的巨大冲击，因为将来银行除了不能做承销和自营之外，什么业务都能做，尤其在投资银行领域会与券商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就为整个证券业迎来了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这也将改变以往证券行业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历史，它对证券业的IT采购投入也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技术、系统平台对证券业未来需求的影响 目前，国内证券行业IT应用存在着一些问题:（1）运行环境不统一

各证券公司营业部都有Novell和NT两种环境并存的现象。

（2）软件接口和数据交换格式不统一。

12（3）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在交易规则、委托方式、清算方式、通信协议、数据接口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上述诸多不统一的因素带来的后果是：

（1）业务的增加、管理、统计比较困难。

（2）对软件厂家依赖性增加，要求厂家能在各种系统平台上进行二次开发，厂商实施的难度增大。

（3）对于大型证券公司，新增业务的建设周期拉长。

（4）各营业部防灾以及系统实时备份与切换难度增大。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国内券商在推广集中交易应用时困难重重。

为此，在证券系统的建设过程中，系统的设计必须满足以下几个原则：前瞻性、标准化、模块化、高效性、可扩展性（伸缩性）、安全性和兼容性。当然，证券信息系统建设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任何项目的建设都必须考虑成本收益比，应该用较低的费用规划出适合该行业应用的信息系统。

在考虑技术方面，系统设计必须具有前瞻性，必须考虑到今后系统扩容的需要，以及混业经营条件下与银行、保险公司系统的对接和增加新的交易品种的问题;为此，必须统一交易数据交换接口标准和证券公司代码、股东代码和证券代码编制标准。可扩展性要求系统设计时充分考虑系统每个模块的可扩充接口，保证系统能随时加挂各种应用模块，容纳新兴业务，券商可根据业务增长情况分阶段升级系统，达到降低整体风险，边建设边应用以及避免一次性投资过大的问题。系统设计还要考虑到兼容性，但兼容性有时与系统的性能会产生矛盾，兼容性好的产品往往在处理速度上会有所下降。这些都需要通盘考虑。入世对国内证券业的影响

依据中美世贸双边协议，入世后我国在证券业方面的承诺共有4项：

（1）入世后，外资券商有资格获得各交易所的特别会员席位。入世3年后可交易B股、H股、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包括新产品）。

（2）外国股权占少数的合资券商（最高不超过33.33%）可以从事证券发行业务，包括A股、B股、H股、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

（3）外国股权占少数的合资券商（最高不超过33.33%，入世3年后可达到49%），可以从事资产管理业务。

（4）允许合资券商开展咨询服务及其他辅助性金融服务，包括信用查询与分析，投资与有价证券研究和咨询，公开收购及公司重组等。

另外，对所有新批准的证券业务给予国民待遇，允许外资券商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在谨慎性基础上按规定授予经营许可证。从以上承诺来看，国内证券业的开放是相对慎重的，即入世后A股市场暂不对外资开放，这使中国证券市场不会受到较大冲击。允许设立合资证券公司，适当引入竞争，有利于改善国内证券市场结构，促进国内券商提高管理水平，加快业务创新步伐。

佣金调整对证券行业IT投入的影响

中国茶叶出口竞争研究 篇6

一、引言

我国作为茶叶发源地，具有千年茶叶出口历史，是世界上最大茶业生产国和出口国，我国茶叶出口金额达到5亿美元。据业内专家估算，茶叶出口带动了1200万人就业，其中茶农约1120万。

中国茶叶自唐兴以来，真正制茶技艺的革命性变化，发生于明朝初年。朱元璋厌恶过去的龙凤团茶——前朝的贡茶，太过耗时费工，于是取消这种团茶，要求以散茶进贡。经明一朝，散茶尤其是绿茶及其制作技艺日益成熟，传承至今。清康熙取消国家专营，自由贸易之下的中国饮客，当然以散茶为主。只是，茶马贸易的国家专营制度虽已取消，但边疆贸易不衰更盛——嘉庆年的《四川通志》记载：乾隆年间每年远销康藏地区的边茶达1230万斤，而嘉庆年间则上升到1416.8万斤。此间，晋商亦将茶叶生意做到了俄罗斯，恰克图成为贸易市场。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茶叶生产国，并成为全球茶产量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贸易壁垒、技术不够先进、农药残留超标以及行业同质化严重等原因，中国茶叶出口也面临着一定问题。

二、降低我国茶叶出口竞争力的几方面问题

（一）出口较少，附加值低

我国是一个茶叶种植大国、但在出口上却还是一个小国，出口均价仅为最高水平的1/9，同时在国际贸易中仍然呈现竞争力弱、附加值低等特点。

以云南为例，数据显示，其茶园种植面积达580万亩，采摘面积472万亩，产量27万吨，综合产值达223亿元；茶园面积、茶叶产量分别位居全国一、二名，产值亿元以上茶企达20户，千万元以上产值茶企达118户；茶叶精深加工比例超过60%。对此，沈培平认为，虽然云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产茶大省，但茶产业仍存在资源利用率低、产品同质化严重、种植规模优势逐渐弱化、茶叶深加工不够、大企业不强、科技含量低等问题，“多、散、弱、小”的格局没有质的改变，依然没有走出“大资源小产业“的发展困境。

（二）行业产能过剩

现在全世界的茶叶已经供过于求，全球每年茶叶的总需求量约为300万吨，而目前每年的供给量已达350万吨左右，出现了茶叶产能过剩局面。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联合多省茶叶协会发布的《2013全国春茶产销形势分析报告》预测，2013年全国茶叶总产量将达到185万吨，比2012年增加约10万吨，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费用的上涨将挤压利润空间，在成本上涨而销量和价格没有相应提高的前提下，严重打击企业和茶农的生产积极性”。

在茶叶种植面积、产量快速增加的同时，两种“不平衡”现象也逐渐凸显。一是目前茶园面积大量发展引起的产能过剩和消费需求间的不平衡；二是名优茶的大力发展与茶资源高效利用、采摘劳力间的不平衡。另外，在未来三年将有700万亩茶园投产，按平均亩产40公斤计算，产量将增加28万多吨，消费量按5%至10%递增，未来三年内消费量最多增加20万吨左右，而茶叶出口量和茶叶深加工消耗茶叶量在未来三年内不会有太大增长，茶叶生产将面临产能结构性过剩的危险。

（三）农药残留量的因素

目前，欧盟针对茶叶农药残留制定的标准多达1135项，日本则有876项，这导致我国茶叶对欧盟、日本的出口数量减少。

实验室中进行的研究表明，茶叶中的农药残留在泡茶时的浸出率与农药在水中溶解度密切相关。农药在水中的溶解度愈高，在泡茶时进入茶汤中的浸出率也愈高，在茶叶生产中使用水溶性高的农药，如啶虫咪、乐果、马拉硫磷、敌百虫和敌敌畏等，必然造成茶叶的食品安全问题，影响国内外消费信心。3月1日起，中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正式实施，新标准对茶叶类别的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由原来的9种增加到25种，菊酯类由以前的5项增加到8项，茶叶将面临更多监督和检测。

三、促进中国茶叶出口的建议

（一）刺激茶叶出口，增加茶品附加值

我国茶产业的发展要顺应历史趋势、借助中国和平崛起的强劲势头，充分发挥云南茶叶资源独特的禀赋和比较优势，以科研创新为撬动发展的支点，将产业发展提升到生态文化建设的战略高度，让茶无所不在。在发展中需要摒弃落后、低效、单一的生产方式，建立更完善的产业结构，激发更丰富的产品需求，创造更新颖的盈利模式。同时注重应用现代科技成果，积极开拓电商渠道，以工业连接农业，用科技连接企业，整合各方资源，拓展茶叶在品饮、日化、保健、文化、旅游等方面的功能，应用数字化科研成果创新茶文化传播的方向，以深加工促进茶叶资源的全价利用、跨界发展，把我国茶产业打造成一个千亿级的大产业，推动中国茶产业发展实现战略突围，重塑中国茶产业在世界的领跑地位。

（二）积极拓展国内和国际市场

对于国内市场，南方以绿茶、乌龙茶、普洱茶消费为主，北方以砖茶、花茶为主，绿茶为辅。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的渴求，名优绿茶、乌龙茶、普洱茶将呈稳定增长态势，更多地研究生产特色茶、礼品茶、保健茶、品牌包装茶等多样化茶产品，并快速发展为时尚饮品。单位福利茶、集团专供茶有着很大的发展潜力。网络销售和茶叶配送是今后市场发展方向，是为特殊消费群体提供服务的延伸。随着农村城镇化步伐加快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培育和关注农村消费集群是不可忽视的市场趋势。

对于国际市场，俄罗斯是世界主要茶叶消费国，也是最大茶叶进口国，年进口量约为17万~18万吨。而且，俄罗斯进口茶叶在供应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统计显示，在2007年至2011年间，俄罗斯进口茶叶比重从19.7%上升到21.2%。2011年向俄罗斯市场出口茶叶最多的国家是斯里兰卡、印度和肯尼亚。在2011年俄罗斯茶叶进口总量中，斯里兰卡的比重占到33.1%，印度的比重为25%，肯尼亚的比重占9.7%。上述三个国家2011年向俄罗斯市场供应的茶叶总量为67.8%。俄罗斯是重要的茶叶进口市场，国内企业应加以关注。例如国内的茶叶企业可以组团去俄罗斯国际食品展会上亮相，加大中国茶在俄罗斯市场的推广力度，从而开拓国际市场。

（三）有效控制农药残留量

应研究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先进标准，修订和制订一套与之相接轨的卫生标准，使国内的茶叶生产有据可依，出口企业能有章可循。解决农药残留问题的措施有：首先，对茶园的病虫害要走综合防治之路，严禁一切高残留农药在茶树上使用；大力推广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次数和农药使用量；加强现有茶园生态环境建设，保护良好的生态环境。其次，加强茶农素质教育，提高茶农合理使用农药、科学使用农药、适时施药、抑控农残的自觉性和责任感，严禁安全间隔期，改进施药方法和施药机具，提倡以容量喷药代替高容量喷药，这样既可以提高效益和防治效果，又降低成本和农药的危害。最后，加强农药品种的开发、引进和实验推广，特别是生物农药、环境较好的农药研究和开发；要提出不同病虫害防治对象，不同常规农药品种的替代品种。

参考文献

中国汽车产业进军发展中国家研究 篇7

1.1 我国汽车进军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表现

(1) 汽车出口额上升, 出口市场范围扩大。

目前我国汽车出口的贸易国已涉及100多个国家 (地区) , 且多集中在中东、东南亚、非洲等不发达或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2006年1月至10月, 我国汽车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有121个, 按出口金额统计比2005年同期增长3.5倍。与此同时出口到欧洲、南美的金额也增长迅速。从出口国家看, 此期间共出口汽车762辆, 金额305万美元。轿车出口最多的5个国家依次是比利时、俄罗斯、意大利、马来西亚和叙利亚。

亚洲、北美和欧洲是我国三大主要汽车出口市场。2007年三大市场占我国汽车出口总额的90%。由于我国汽车规模的扩大及技术含量的提高, 比2006年增加了13个国家, 进一步向哈萨克斯塔、乌克兰、墨西哥、中东、东南亚、东欧前独联体等国家和地区出口我国汽车。

1.2 我国汽车出口在发展中国家有优势

发展中国家的地域范围大, 人口多较集中, 汽车市场前景可观, 消费群体潜力巨大。如埃及是地区人口大国, 人口总数已超过7000万, 对中低档经济型轿车需求量大。近年来, 埃及经济发展呈现回升趋势, 人们收入陆续提高, 加之政府对汽油消费给予补贴, 道路收费标准较低, 大大降低了购车后的使用成本, 地区出口潜力巨大。如将埃及作为我汽车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投资建厂的基地, 辐射到周边国家, 则可有效推动我国汽车开拓中东、北非地区甚至欧美市场。

从2006年三季度出口前10名的国家来看, 我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地区集中在中东地区 (叙利亚、伊朗、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非洲 (阿尔及利亚、利比亚) , 东南亚地区 (马来西亚) 和俄罗斯联邦国家等。前10国的出口量占到我国汽车出口总量的62%, 这些国家多为欠发达国家, 汽车工业非常薄弱或者没有汽车工业, 汽车准入门槛低, 比较容易进入, 这也适合我国当前汽车工业的发展, 在叙利亚, 阿尔及利亚等国家, 中国的汽车产品已经有一定的知名度并被当地人认可。

2 我国汽车进军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

2.1 低价竞争不是最佳手段

据了解, 大多数国内出口的汽车在国外的售价都很低。在俄罗斯, 长城塞弗SUV (运动型多用途车) 售价比同类亚洲产品要低35%左右。我国汽车出口的主攻方向集中在中东、北非、拉丁美洲等世界汽车市场的“第三世界”。由于当地汽车制造业欠发达, 消费水平有限, 价格低廉的中国经济性汽车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和潜力。

国内部分出口企业对发展中国家汽车出口存在短视, 片面强调把车卖到国外去, 注重眼前利益, 缺乏相应的前期市场研究, 销售网络以及售后服务的建设, 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市场开拓缺乏一个系统科学的计划。不但售后环节的利润赚不到, 而且也会使客户逐渐丧失对我国汽车出口品牌的信心, 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持续发展。

2.2 品牌建设是盲点

我国自主品牌出口的主攻方向是非洲、中东等进入门槛较低的国家和地区。据悉, 奇瑞2006年出口的汽车有90%以上都集中在这些地区, 吉利则占到将近93%。

虽然中国正在逐渐向世界汽车主要出口国转变, 但是在国际车展上仍然难以见到中国车商的影子。有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汽车在海外场上是“价格热点, 品牌盲点”。随着对国际化经营重要性认识的急剧提高, 对国内企业来说, 赴国外参展是一条非常有效和实用的拓展市场的途径。直接的产品形象、完善的介绍手册和高水准的展台是弥补交流不足和国际上固有偏见的最好武器。

中国目前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汽车普遍存在着技术标准不高、质量不过硬、售后服务网络不健全、金融跟不上的问题, 这不利于品牌形象的建立, 长此以往会使我国出口处于竞争的劣势。

2.3 质量不稳定成为出口的障碍

在近年的汽车国际贸易活动中, 很多的事实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如2005年法兰克福国际车展期间, 一家德国独立测试机构曾发布了江铃陆风越野车碰撞试验不合格的新闻。对于国内汽车企业出口屡屡受挫的遭遇, 业内专家普遍认为, 我国汽车普遍存在的技术标准不高、质量不过硬、售后服务网络不健全、对国外政策法规不熟悉等问题, 正成为国内汽车企业走出去的障碍。

中国汽车企业长期受到竞争对手的侵权指责等等, 这些事件不是孤立的。依照我国目前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实力, 在海外市场上发展, 真正大批量走出国门, 特别是进入且占据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还需努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

面对激烈严峻的国际竞争, 我国汽车出口存在相当大的问题。我们要高度重视, 认真对待, 必须讲究策略。提高我国汽车的质量, 排除进军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一个个障碍。

3 提高中国汽车产业进军发展中国家竞争力的措施

3.1 提高汽车技术含量, 增强质量竞争力

中国汽车出口要结合国际市场需求以及造车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首先, 要加快我国汽车工业技术进步的速度, 加速形成自主开发能力, 进一步实现自主创新, 让我们自己的汽车凭以更强的竞争力进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其次, 要改变我国汽车产品构成与能源使用构成, 更多地采用当今世界燃油经济性最佳发动机一直喷式柴油机;另一方面, 从宏观上说, 政府的扶植和推动汽车产品的出口, 推动解决我国汽车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

通过加大对外汽车技术交流等途径开阔汽车技术人员的眼界和丰富汽车开发人员的知识技能, 积累和培养有自己特色汽车产品的核心能力。培养一批汽车技术带头人, 在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 迎接挑战奠定坚实的基础。利于我国汽车凭着强有力的竞争优势, 占据一定的发展中国家市场。

3.2 走品牌战略, 提高产品附加值

品牌意味着市场定位, 意味着产品质量、性能、技术、装备和服务等等的价值。品牌形象来源于消费者对它的认同, 如果不建立起消费者沟通的渠道, 不能取得消费者的信任, 品牌价值就等于零。品牌形象的核心和归宿是用户满意度。汽车不同于一般的商品, 它具有高价格、重复使用、多次投入的特点。因此, 用户满意度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驱动因素是服务水平和功能多样化, 也就是说, 还应该具备市场开发、备件供应、维修保养、车辆美容、保险上牌、融资租赁、分期付款、旧车整备再交易、信息反馈等许多功能。无品牌或多品牌销售的结果必然是向横向发展, 功能单一化, 这样一来, 风险大, 难管理, 无形象。所以说, 只有更好的满足大众消费群体使用汽车产品的最终满意度, 才能更好的推广汽车产品的品牌形象。

3.3 做好发展中国家的汽车营销活动

中国汽车进军发展中国家必须认清市场形势, 大力提高产品质量。制定长期战略, 稳步发展, 必须提高产品的品牌服务。在价格优势之后, 以品牌赢得尊重并守住国际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 我国汽车企业重点是诚心做售后服务和品牌。做好金融及政府的扶持, 推广品牌建设及利用媒体加大汽车品牌宣传。

满足发展中国家市场的政策、法规, 符合国外消费者的需求。要在产品技术、设计、质量、服务、品牌上下足功夫, 同时要做好汽车商品销售后维修保养等配套服务, 避免“重销售、轻服务”的倾向。汽车产品在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之前就需要先做好售后服务体系的建设, 做好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及交流。对于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市场, 应采取不同的拓展策略。

3.4 调整思路, 完善售后服务体系

我国汽车出口已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是我们没有哪个出口企业的客服系统设置了中东、非洲等国家语言的专职服务人员。当我们的汽车挤入到这里有广阔前景的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上, 更应培育及加强售后服务体系, 稳定消费群体、零配件、汽车保养及新车上市的推广、销售和汽车美容等服务。

我国汽车出口抓住了向发展中国家市场转移的有利时机, 应采取措施充分延伸汽车出口产业链, 形成一个世界规模的汽车出口产业集群, 构筑强势的汽车出口竞争力, 发展和壮大自己, 进一步的在发展中国家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刘宏玉.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N].世界汽车报, 2007, (6) .

捐赠繁荣中国研究 篇8

此位慷慨的不愿具名的校友来自新加坡，共捐赠了75万英镑，用于在国王学院中国中心设立刘锡棠博士华人企业家研究讲师职务。本次捐赠是首次新加坡籍校友为文理学院教师职位设立提供资金。

这一新设职位将集中研究当代中国，关注随着其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经济体，在全球舞台上所起的重大影响；同时也研究中国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

该职位的担任者将主要研究中国背景下的企业内部创新。如今，很多新型企业虽然规模相对较小，但却具有很强的先驱性，它们生产新产品，掌握主动权，同时也极具冒险精神。该讲师同时也会教授新设置的硕士课程——中国和全球化研究理科硕士——于9月起正式上课。

国王学院中国中心主任姚新中教授如此评价此次捐赠：“我非常感激此次捐赠，它使得中国学院在当代中国研究的最重要领域之一设立一个新的职位成为可能。”

“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中心，我们面前机遇和挑战并存。相信凭借校友的慷慨支持，我们能大步向前，迅速迈入研究和教学均处世界领先水平的行列，并在联接国王学院、中国、华人流散族群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国王学院长久以来和中国保持着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交往。其父为十八世纪英国驻华外交官、中国通国会议员约翰·斯坦顿爵士，就曾为学院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设立第一个中文教授职务提供过极大的帮助。

国王学院中国中心成立于2008年，目前主要集中于研究中国社会，了解、弘扬中国文化。因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中心协调和主持了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以及专注于中国事务的学习，同时建立了与中国教育组织、文化和创意部门，以及商业和政府的紧密联系。

在捐赠者的要求下，该讲师职务为纪念刘锡棠教授而命名，以表彰他对国王学院东南亚留学生的悉心说明和教导。刘博士现为学院退休名誉校长，且为本院数学系老校友，对学院拥有重要贡献。他所举办的校友会为在国王学院学习的香港和中国留学生提供了22项奖学金。

在东南亚，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广受人们尊敬。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东南亚地区在英国的地位，支持在此学习的东南亚留学生。1987年，他创立了王宽诚奖学金，至今已有近1000名中国学者因此受益。

刘博士说：“中国有句谚语说‘饮水思源’。这句话提醒我们对让我们获得个人成功的动力和环境心存感激。如今任何大学所享有的名誉都是建立在我们前辈的辛苦努力之上，我们每个人都受益于上一代人的慷慨奉献。”

“就如我们其他校友对学院所做的贡献一样，该校友的所作所为正好诠释了这句中国谚语的精神。他加入了‘施惠人’这一让人尊敬的行列之中，在对学院表示感谢的同时，他的行为也将惠及以后的学生。”

他补充道：“我的名字能和这一善行联系起来，这样的殊荣让我受宠若惊。这是出乎我所料的荣誉，我感到非常感激。”

根据其國际战略，国王学院计划针对巴西、印度、中国等金砖四国设立一系列地区中心，并加强其对中东和地中海地区、欧洲地区的研究实力，而这一讲师职位的设立正是该国际战略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