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济困建议书

扶贫济困建议书（通用8篇）

扶贫济困建议书 篇1

指出:“要阿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乐善好施、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全市各旅游企事业、各旅游从业者同仁沐浴改革春风，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参与扶贫济困、履行社会义务是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

**是培育我们成长的家园，也是旅游企业、旅游从业者发展的福地。当全市人民迈向全面小康之时，仍有几千农村人口处在贫困之中。作为企业和旅游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伸出热情的双手，对贫困群众帮一把、扶一程，确保他们在小康路上不掉队。在此谨向全市旅游企事业、旅游从业者同仁发出倡议：

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做精准扶贫的自觉参与者。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党和政府的郑重承诺。我们要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发扬“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的光彩精神，主动找准位置，自觉担当作为，积极在精准扶贫的伟大实践中展示当代旅游企业及旅游人的新风采。

二、务实开展捐献活动，做精准扶贫的有力推动者。要充分发挥全市各旅游企事业、各旅游从业者同仁的优势，参与和推动精准扶贫行动，帮助贫困村、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实现小康梦。

各旅游企业及旅游业者：

贫困父老乡亲需要我们的帮助，困难家庭需要我们的爱心，精准扶贫期待我们的参与，美丽**需要我们的支持!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向贫困群众伸出援助之手，献出我们的爱心，书写出扶贫济困的精彩华章，为**早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捐款方式：请各旅游企业及个人于9月10-25日到**市旅游协会(市旅游局8楼协会秘书处)捐款或转帐户名：**市旅游协会开户行：交行北部湾东路办

扶贫济困建议书 篇2

1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概况与农村扶贫开发历程

1.1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概况

西部地区包括云、贵、川、渝、陕、甘、宁、青、新疆、内蒙、西藏、桂12省区市,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区域。2002年1月,国务院在全国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简称国贫县),西部11省市区(西藏除外)就有375个,占全国的63.34%。目前,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困发生面积较大、贫困发生率仍较高。2000—2007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3209万人减少到147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3.5%下降到1.6%,西部农村贫困发生率也由7.3%下降为3.5%,但仍然分别高出东部和中部3.3个和2.2个百分点;2007年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的66.87%,比2006年上升了12.17个百分点。2007年,西部国贫县(国家贫困县或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简称)农村贫困人口732万人,占全国国贫县农村贫困人口的69.65%,比2006年上升了0.14个百分点;西部国贫县贫困发生率为6.6%,比全国水平高1.6个百分点[1]。2003-2007年间,西部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的比重由49.0%上升到66.87%,年均上升4.47个百分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呈现向西部集中趋势。

1.2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扶贫开发历程

西部农村反贫困,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都是救济式扶贫,1978年以后,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为特征的反贫困,经历了四个阶段。

1979-1985年农村经济改革推动减贫阶段。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将全国连片最为贫困的甘肃定西、河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作为“三西”专项建设列入国家计划。

1986-1993年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阶段;1994-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阶段。根据中央提出的“对口帮扶”的号召,东部与西部对口扶贫模式由产生到不断完善,有效地推进西部农村反贫困进程。这一时期贫困向一些自然条件恶劣的西部和中部地区集中的趋势更加凸现,如西南石山区、西北黄土高原区、秦巴山区、青藏高原区等。

在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简称《纲要》)的实施以来的新时期,国家进一步加大了西部农村扶贫力度:(1)增加西部国贫县数。“八七”期间,西部(西藏除外)国贫县为351个,新时期增加到375个。(2)持续增加扶贫投入。进入20世纪以来,中央投向西部农村的财政扶贫资金从2001年的62.6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85亿元。2001年以来,西部得到的财政扶贫资金占全国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左右。(3)加大社会帮扶力度。进入新阶段后,国务院部署新一轮中央国家机关定点扶贫工作,参与单位增加到272个,受帮扶的国贫县达481个,其中282个是西部国贫县,占总数的80.3%。(4)制定扶贫开发规划。目前,全国14.9万个扶贫工作重点村制定和实施了脱贫致富规划,西部有74222个特困村被列入规划,占总数的50%。(5)推进科技扶贫。国务院扶贫办与财政部联合设立了科技扶贫专项基金,对部分重点贫困县每县安排资金500万元,改革科技扶贫运行机制,加快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探索贫困地区运用科技解决温饱、发展经济的新路子。目前,全国有163个试点县,其中西部有88个,占总数的54%。(6)加强西部地区干部培训。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央组织部和财政部联合制定了“十.五”期间全国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干部培训规划,力争使中央确定的592个国贫县和各地确定的扶贫重点县参与扶贫的各类干部得到培训,其中由中央直接组织的培训达1万人。(7)东西部协作扶贫。近年来,东部沿海15个省市(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1个省区市。“十.五”期间,西部年均通过定点扶贫和东西对口扶贫获得40亿元和15亿元的扶贫资金。2007年,东部向西部提供5.47亿元财政援助和1.21亿元社会捐款,双方有4091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东部为西部培训干部4181人次,派出专业技术人员738人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5.3万人次;西部贫困地区向东部省市有组织输出劳动力53万人,合作开展劳务培训8.1万人次。

2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扶贫开发模式分析

西部农村扶贫取得巨大成就的首要条件是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强力推动,而当地人们灵活应用和创新扶贫模式是其关键。1980年以前,西部主要采取的是直接救济方式;1980年以后,为适应改革需要,开始由单纯的直接救济扶贫向“造血”式和地区经济综合开发方式转变,西部贫困地区民众开创出如下扶贫模式:

2.1 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模式

中国政府的扶贫政策实施始于西部。20世纪80年代初,基于农村贫困人口呈区域性集中连片分布的特征,我国在西部开展了大规模区域性扶贫开发工作。1983年,国务院开始实施为期10年的“三西”农业建设计划,每年拨专款2亿元,对甘肃的“两西”地区(定西和河西走廊)、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进行大规模区域综合性扶贫开发。1992年,国务院决定将“三西”计划延长10年,每年投资2亿元,并将实施范围扩展到甘肃南部10个县,共计57个县,其中国贫县37个。1986年以后,该模式在西北、西南及全国推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该模式的优点在于“以项目为中心,政府主导,扶贫要素投入力度大,能够在贫困地区集中力量建设大中型农田水利设施等项目,发展支柱产业,解决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奠定基础”。以甘肃为例,1983-2000年,国家在甘肃投入“三西”专项资金33.18亿元,其中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的资金达21.78亿元,占65.64%,兴修了1597项水利工程,解决了339.3万人的饮水问题,新增有效灌溉面积22.67hm2。1982-2002年,全省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200万人减少到176.89万人,贫困发生率由74.5%下降到10%。该模式的不足之处是:扶贫对象瞄准性低;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容易造成追求政绩的短期行为,忽视贫困农户的主体性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强化其对政府和基层行政组织的依赖性。

2.2 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

进入21世纪,我国贫困人口分布已由区域性大面积分布变为小范围相对集中于贫困村,扶贫基本瞄准单位由贫困县转向贫困村。为此,甘肃省徽县麻安村从2001年开始,借鉴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经验,将参与式扶贫和整村推进相结合,开创出“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其核心内容是以村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由贫困户全程参与项目的选择、实施、管理和监督,政府以政策引导和技术支持为主,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以村为单位综合规划,力求水、田、林、路综合治理,教育、文化、卫生和社区文明共同发展,达到脱贫致富目标。经过参与式整村推进项目的实施,到2005年底,麻安村贫困面由83%下降到37%,人均现金收人由650元提高到1200元,达到了项目预定的阶段性目标[2]。该模式得到《纲要》的肯定,在全国推广应用。截至2008年底,在西部3.5万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扶贫规划。该模式在实践中存在整村推进的目标要求与资金投入保障的矛盾突出、资金和项目规模小和无力解决区域性贫困等问题。

2.3 山区综合开发扶贫模式

在我国,山地虽是地理上的“隆起区”,却是经济上的“低洼区”,占国土面积70%的山区,其地区生产总值只占GDP的3%。我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有10个分布在山区[3]。山区综合开发扶贫指的是根据某一特定山区地域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围绕特色资源进行综合开发和有效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山区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扶贫模式[4]。据测算,我国西部平均海拔高于1000m的区域和丘陵加山地区域占其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82.7%和72.9%,远高于东部(5.9%和62.3%)和中部(29.4%和55.8%)[5]。200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中,山区占53.9%,丘陵占25.1%;在国贫县农村贫困人口中,山区占74.9%。我国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山区,因此,该模式对于西部扶贫具有重要意义。

在西部,贫困山区拥有大量的荒山、荒地和充足的光、热、水资源,丰富的森林资源、矿产资源和动植物资源。山区综合开发扶贫就是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综合开发这些资源,实现贫困山民脱贫致富。1996年,我国在30个省区市确定114个山区开展了以“改土、治水、植树、修路、办电”为基本内容的综合开发工作,大力推进山地资源综合开发和山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2.4 生态建设扶贫模式

生态建设扶贫模式是指,通过加快贫困地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带动扶贫开发、生态建设,实现人口、经济、生态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脱贫致富。作为我国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西部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屏障。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分布与生态脆弱区具有高度一致性,因此,在西部实施生态建设扶贫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一模式率先由贵州岩溶山区——毕节地区开创出来。长期以来,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是困扰毕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三大难题,为使毕节走出人口——生态——贫困恶性循环怪圈,探索贫困岩溶山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之路。198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建立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其通过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为在岩溶山区扶贫探索了一条成功的路子。

2.5 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模式

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模式,是指在一个乡、村或聚落范围内,依据地方特色资源优势和市场需求,建立农产品基地,逐步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的产业化经营体系,持续带动贫困农民快速致富。在实践中,该模式已经形成了“公司+农户”、“市场+中介+农户”“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组织形式。该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克服单个农户小规模经营导致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有利于集中连片地帮助贫困农民脱贫致富,取得稳定长期的脱贫效果。这种模式在实施中需要注意技术、市场信息、营销等问题的解决。西部成功实施该模式的例子很多,如重庆酉阳县贫困山区农农户通过“公司+农户”模式与重庆华立药业公司合作开发青蒿素,走出了一条贫困山区以科技为支撑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成功之路。

2.6 乡村旅游开发扶贫模式

乡村旅游开发扶贫是指贫困地区以当地旅游资源为依托,借助各种力量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从而实现贫困居民脱贫致富,促进乡村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一种模式。该扶贫模式在实践中需要激励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并协调好政府、旅游产业组织及居民的利益关系。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如喀斯特地貌、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独特自然景观、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等。旅游开发扶贫是一条符合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可行道路。自2000年来,西部已涌现出很多旅游扶贫的成功例子。如地处云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多依河地区以油菜花旅游节为突破口,整合优良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现已发展成为为云南7个最具国际竞争力的景区之一[6]。

2.7 移民搬迁扶贫模式

移民搬迁扶贫模式是指将环境脆弱的不宜开发地区、环境保护区等地域内的贫困人口搬迁到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异地开发扶贫。西部的贵州的“四山”和“两江”地区、川南石山区、滇西北与滇东北地区、甘肃“两西”和宁夏西海固地区等都属自然资源贫乏、生态极度脆弱的自然障碍地区。在这些地区,无论开发式扶贫还是救济式扶贫都难以解决贫困问题,而开展异地移民开发的效果较好。比如,甘肃在“两西”建设中,在水土条件较好的河西走廊以及中部沿黄地区,投入大量扶贫资金建设水利工程,增加灌溉面积,将干旱山区40余万特困人口移民搬迁到这里,实现了“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解决温饱,四、五年稳定脱贫”的目标。

2.8 对口扶贫模式

1996年,我国政府作出了东西部合作的战略决策,沿海发达地区的6省、3直辖市和4计划单列市对口帮扶西部10个贫困省区。这是动员全社会扶贫,逐步缩小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东部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一项战略举措。对口帮扶首先有利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帮扶,贫困地区顺利地得到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急需的资金、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有利于增加贫困农户的就业机会和劳务收入。对口帮扶也是东部省市自身发展的需要,通过与西部合作,可以拓展其发展空间。

对口帮扶模式实施的主体是外地政府、非政府组织,受体是农村贫困农户。据统计,东西对口帮扶10年(1996-2006年)来,东部共向西部贫困地区捐资44.4亿元,援建学校2462所,安排劳务输出150万人,人才培训34万人次。西部贫困地区共获得劳务收入82.7亿元,引进先进技术1351项。该模式的长处在于,从统筹区域发展角度,实现“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该模式的不足之处,是主要依靠政治热情和行政计划手段,带有明显的计划性、任务性,缺乏科学性和持久性。

除以上扶贫模式外,西部农村扶贫中还摸索开发出以工代赈、小额信贷、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国际项目扶贫等扶贫模式。西部农村贫困地区选择扶贫模式时,应该首先分析当地贫困的根本原因,其次考察当地的资源优势,然后通过比较分析和综合考虑来确定其扶贫模式,亦可将几种模式结合实施。例如,那些没有明显特色资源优势的贫困村,可以考虑通过实施参与式整村推进系统工程来提高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某些具有特色资源优势的贫困村,可以实施特色产业开发扶贫或乡村旅游开发扶贫等模式。而小额信贷和劳动力转移等模式则是一种有效补充,在实施过程中可以和前几种扶贫模式结合实施。

3 西部地区农村扶贫绩效分析

中国政府实施大规模扶贫计划开始于西部地区,扶贫政策也日趋向西部地区倾斜。经过3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西部农村贫困地区通过开创和采取适合当地的扶贫模式进行扶贫开发,推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长足发展,带动了广大农村贫困户的脱贫致富。

3.1 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大幅减少

从表1可看出,1978-2007年,我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已从10897.5万减少到989万,下降90.92%,年均减少341.67万人。西部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41.92%下降到2007年的3.5%,减少了38.42%,比全国和东中部地区减少量分别高出9.42%和21.86%。西部地区对全国贫困人口脱贫的贡献率是38.30%,比东部地区高出16个百分点,略低于中部地区的39.37%[7]。西部地区低收入以下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5535.3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2648.8万人。1978-2006年,西部各省区市的贫困发生率均大幅降低。2006年,广西、宁夏和重庆的贫困发生率低于全国贫困发生率。但是,1993-2007年,西部农村年均减贫率为10.1%,低于全国(11.02%)、东部(17.61%)、东北(10.38%)和中部(12.5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扶贫监测报告(1999~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2009.

3.2 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增加

西部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国贫县。经过长期的扶贫开发,西部国贫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固定资产总量都保持稳定增速,恩格尔系数下降。2007年,全国592个国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278元,实际增长11.5%,高出全国农村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国贫县农民收入连续五年增幅超出6%。西部国贫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197.6元增加到2008年的2482.4元,增长107.3%,比全国国贫县的增幅高2.9个百分点[8]。

由表2可看出,2007年,西部的渝、桂和川的国贫县年人均纯收入分别比全国水平(2278元)高出304.3元、151.1元和117元。2007年,西部的甘肃、内蒙、宁夏、青海、四川、新疆和云南的国贫县户均生产性固定资产高于全国水平。中国贫困县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从1997年的62.09%下降到了2007年的50.75%,已基本解决温饱问题。2007年,内蒙、宁夏、陕西的国贫县农民的恩格尔系数低于全国水平,已初步进入小康水平。

3.3 贫困深度不断减弱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和向西部倾斜扶贫政策的支持下,西部地区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不断减弱。1986年,西部地区贫困深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6倍,其中宁夏达到25.47%,比全国水平高出17个百分点。但是,2006年,西部地区的贫困深度降低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98倍,贫困深度指数大于1%的省份有贵州、青海和新疆,广西、重庆和宁夏的贫困深度已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农村的贫困强度也不断下降,2006年,西部地区的平均贫困强度指数为0.4%,其中3个省区的贫困强度指数低于全国水平[7]。

3.4 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得到改善

在西部农村扶贫过程中,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成绩。20世纪80年代,西部农村通电率为60%;2006年,行政村通电率达到96.0%,低于全国水平3.6个百分点。西部在20世纪70年代的通路率为40%;2006年,行政村通路率达到91.2%,比全国水平低6.6个百分点,西部自然村通路比例是78.0%,接近全国水平。20世纪90年代,西部农村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达70%以上。“十.五”期间,国家在西部实施了农村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体系建设等项目与农村广播电视“西新工程”和电影放映“2131”工程。政府加大对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的水、电、邮、路、线(广播、电视)、电话和因特网等工程的投入力度,拓展了贫困农民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改善贫困农民生产生活环境,降低发病率和儿童死亡率,提高人均寿命。西部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改善,为贫困农民提供了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为我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政府还加大了西部贫困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投资力度。截至2005年底,中央累计投入西部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防护林建设和京津风沙源治理五大生态建设工程的投资1220亿元,水土流失、三峡库区、滇池水污染、塔里木河等治理工程450亿元,基础设施建设310亿元;使公路网向西部所有县城延伸,99%的西部乡镇实现通电,解决了3660多万人饮水安全问题。政府对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地区的122万贫困人口实行了生态移民。

3.5 贫困地区教育水平和农村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

经过扶贫开发,我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办学条件得到改善,以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为核心的“两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也广泛开展,有效地提高了贫困农户的素质。

(1)实施农村教育两大工程,推进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和巩固。一是实施西部“两基”攻坚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2004年起,国家安排每年国债资金15亿元实施该工程。2005年兴建了973个项目,建设规模236万m2,其中85%的资金安排给西部省区。二是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为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做出了以信息化带动农村教育加快发展的战略决策,于2003-2007年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和方式,把先进的教育理念、方法和优质教育资源输送到西部农村贫困地区。2003-2004年和2005年分别安排国债资金12亿元和10亿元实施该项工程。

(2)西部农村贫困地区教育不断发展,劳动力素质有较大提高。2007年全国贫困和低收入农户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7.0年和7.1年,比2006年分别提高了0.2年和0.1年;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分别为15.8%和16.2%,比2006年分别提高2.0和1.4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西部地区(西藏除外)国贫县有小学63008所、小学专职教师633451人、小学在校生1367.4万人,分别占全国国贫县的59.14%、56.94%和59.05%,分别占全国的18.44%、11.34%和12.77%;西部(西藏除外)国贫县有普通中学7756所、中学专职教师369573人、中学在校生786.6万人,分别占全国国贫县的52.97%、46.39%和53.04%,分别占全国的10.11%、7.62%和9.31%。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水平和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升。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西部在农村扶贫开发中,贫困地区民众开创出许多适合其具体情况的扶贫模式。这些扶贫模式有针对贫困山区的扶贫模式,如山区综合开发模式、“三集中”模式,还有一些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扶贫模式,如参与式整村推进、特色产业开发、乡村旅游开发、以工代赈、小额信贷、移民搬迁和对口帮扶等扶贫模式。

(2)西部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绩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扶贫开发,西部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得到改善,教育水平和人口素质也不断提高。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我国消除贫困,为维护民族团结、民族共同繁荣、社会安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3)西部农村扶贫模式开拓创新及其推广应用是西部农村扶贫取得良好绩效的前提和保证。西部农村扶贫取得的巨大成就与众多适合当地具体情况的扶贫模式的开创、应用分不开的。

4.2 政策建议

(1)开展扶贫模式创新。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过去开发出来适应传统社会下农村贫困地区人们脱贫致富的扶贫模式,不一定能适应处于转型中和转型后社会中西部农村贫困地区人们的脱贫。因此,必须从现代市场体系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利益集团协调机制创立和契约精神维护的视角[9],开拓创新出新的适应当今中国转型社会型态和国际社会型态发展演变趋势的扶贫模式。

(2)打破农村扶贫制度性陷阱是西部农村扶贫工作的关键环节。目前,中国西部许多农村扶贫陷入制度性陷阱。打破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的可行政策组合是:开展农村扶贫制度创新、鼓励非政府扶贫组织参与农村扶贫开发、构建“市场+政府+民主协商”准市场化农村扶贫资源配置机制、开展教育扶贫和文化扶贫进而建立农村扶贫科学管理与运行机制,推进我国农村反贫困事业可持续发展[10]。

(3)西部农村扶贫的根本任务是消除制度贫困。对于处于社会改革与转型期的中国,贫困是由于导致贫困的“制度”,这种制度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消费等因素共同形成一种具有循环累积性的“联动机制”,最终使农民既缺乏能力,又缺乏权利,陷入制度性贫困状态。打破这种制度性“贫困锁定”的政策组合是:(1)消除抑制农村经济发展的各种制度安排,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把传统农业改造成包括生态农业、服务业和农村金融在内的现代大农业,在完善农地承包制和重建合作经济的基础上扩展农产品市场并延伸农产品价值链,大力发展非农产业。(2)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加强西部贫困农民的教育、农技和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实现农村和城市的正常分工分化而不是收入分化,使更多农民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好处[11]。

我国西部农村扶贫过程中开创出许多扶贫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当然,西部农村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扶贫还任重道远。总结和探讨西部农村扶贫模式与绩效的目的在于正确认识西部农村扶贫实情,为今后的扶贫工作找准立足点,为农村扶贫新目标、新任务的提出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56.

[2]张永丽,王虎中.新农村建设机制、内容与政策——甘肃省麻安村“参与式整村推进”扶贫模式及其启示[J].中国软科学,2007,24(4):24.

[3]唐淑云.论山地经济的发展前景及途径[J].山地学报,2002,21(2):80.

[4]杨建洲,张建国.福建山区县域实践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探讨[J].林业经济问题,1999,19(6):67.

[5]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68.

[6]何玲姬,李庆雷,明庆忠.旅游扶贫与社区协同发展模式研究——以云南罗平多依河景区为例[J].热带地理,2007,28(4):376.

[7]李周,乔召旗.西部农村减缓贫困的进展[J].中国农村观察,2009,15(1):910.

[8]刘鸿燕.西部地区形成“大扶贫”格局[N].农民日报,20091211.

[9]North,D.C.,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10]徐孝勇,赖景生,寸家菊.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与制度创新[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30(2):187188.

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篇3

全县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后期攻坚难度较大，任务十分艰巨。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基础设施短板依然明显。水利设施滞后，河谷川坝区农业生产中水资源利用率低，抗灾能力差；半山干旱区缺乏蓄水、引水设施，农业生产不稳定，靠天吃饭的耕种方式没有改变；农村群众仍存在饮水不安全和饮水困难问题，如泰山乡李山村人饮工程由于干旱造成季节性吃水困难。通讯不畅，站儿巷、云屏、泰山、太阳等深山区手机信号差、通讯质量不稳定，广金4个村不通手机信号，电信宽带覆盖58个村、移动宽带覆盖18个村，50%的村不通宽带或宽带只通到村级活动室，农村群众信息闭塞。全县有1343户需要进行危旧房改造，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仅为55%，有的建在圈舍旁，设施较为简陋，卫生条件较差。所调研的11个村除左家乡左家村、金洞乡新潮村群众居住相对集中之外，站儿巷镇管江村、云屏乡元山村、广金工作站龙王庙村等深山区村，组与组之间距离达到几公里，户与户之间居住分散，导致公共设施配套困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培育难以全覆盖，脱贫成本不断加大，建成的农家书屋、图书阅览室、村卫生室等公益设施使用率低。

二是支撑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不足。近年来，农村人口持续减少，2013年全县农村人口3.68万人，比2005年3.93万人减少2500人。再加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支撑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全县常年外出务工人数达1.12万人，有劳务技能资质的只有2059人。留守农村的多为老、妇、幼、残群体，产业发展需的劳动力支撑严重不足。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缺乏导致村两委班子缺乏后备人才支持，存在“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问题。

三是特色优势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农业产业组织化程度低，千家万户小生产不能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对接，特色产业受自然、市场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大，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低下。如广金工作站大鲵养殖受市场价格波动，养殖户损失惨重，户均亏损20多万。全县“两主四辅”产业只有香茹产业由黄波菌业订单收购，其他的均为农户分散经营；全县获得“三认证”的农业企业只有2家，发展的115个专业合作组织作用发挥有限，产业发展基地化、标准化、市场化程度低，龙头企业的带动能力弱。全县特色产业获得注册商标的只有2个，获得无公害认证的只有3个，获得产地认证的只有4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只有1个，除了狼牙蜜之外其他产业的商品化率低，市场准入困难，多以初级产品参与市场交换，利润低，缺乏竞争力。

四是农村金融整体上缺乏。虽然2014年全县各项贷款达到了11.45亿元、同比增长19.4，涉农贷款达到了9.59亿元、同比增长12%，但全县20.69亿元各项存款中44.7%的金融资金没有用于支撑农村经济发展。各项惠农金融扶贫贷款审批放款周期较长，而特色产业发展资金需求大多在备耕期间，致使群众年初发展产业急需贷款时贷不到款，迫使一部分群众放弃发展产业，一部分群众不得不从农村信用社或民间借贷年息一分多的贷款，享受不到金融扶贫政策。同时，全县39个村级扶贫互助协会只有26个正常运行，13个因办理不了机构代码证，扶贫互助资金无法拨付到村，影响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

五是因学、因病和因婚等致贫问题突出。在就学方面，由于村级教学点的撤并，学生只能到乡镇中心学校上学，也有部分家长把孩子送到县城上学，孩子较小的还要租房子陪读，既造成了劳动力闲置，又增加了家庭开支。以小学生为例，除学杂费外，全年生活、购买文具书籍和住宿交通等费用近7千元，加上家长陪读的生活和房租开支5千元，小学生的教育成本就达到1.2万元，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年教育支出分别达到了1万元和3万元，农村家庭教育负担沉重。在就医方面，乡镇医疗设施闲置情况严重，广金卫生院只有3名医生，一个月能收治4、5名病人，还存在有医无药的问题。虽然村级卫生室覆盖率较高，但医疗水平及服务能力有限。农村群众看病贵问题仍然存在，2014年全县农村群众患癌症的有47人，年人均医疗花费达1.8万元，个别大病患者花费在10万元以上，因病致贫或返贫问题突出。在婚丧嫁娶方面，农村结婚费用高涨，动辄十几万元的花费成为农村家庭的沉重负担。同时，受性别结构失衡、贫困乡村女青年外出务工、婚姻迁移等影响，导致农村30岁以上单身汉比例较高，这些人没有生活的希望和发展的动力，脱贫致富的意识不强烈。

二、对策及建议

把完善基础设施作为支撑，把产业扶贫作为重点，把精神扶贫作为关键，把基层组织建设作为保障，加快推进精准扶贫向纵深发展。

一要夯实发展基础。针对高寒山区、深山区群众居住分散，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的问题，建议加快贫困县重点镇、中心村的规划建设，结合生态移民搬迁、农村危旧房改造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引导群众向重点镇和中心村集聚。同时，加大整合力度，将各项涉农资金和项目聚集起来，推进扶贫开发财力和物力向特困片区倾斜，确保每年90%以上的财政扶贫资金和80%以上的涉农项目投入到特困片区，加快贫困村、贫困户脱贫步伐。继续加大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力度，解决好农业产业灌溉问题。继续加强农村道路建设，提升通行等级和能力，进一步改善农村群众出行环境和产业发展交通条件。加快农村危旧房改造，加快农村厨房、圈舍、厕所的改造；坚持“建新拆旧”的原则，采取有力措施，加大村容村貌、环境卫生等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力度。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力度，加快电信、联通、移动基站及宽带等通讯设施建设，实现信息化到村到户。

二要突出人才建设。根据人力资源现状和未来人口结构变化的趋势，结合山区农业发展特点，大力发展附加值高、用工量少的生态农业。同时，加强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培训，加大“雨露计划”、贫困户“两后生”职业学历教育和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技能培训力度，力争实现 “一户一个技术能手”， 切实提高群众产业发展能力。加大农林牧等行业科技人才的培训力度，加强县乡教育、卫生人才引培工作，努力提升全县产业发展和社会事业的服务保障能力。

三要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加快发展“三型四化”（生态型、特色性、效益型、规模化、设施化、复合化、品牌化）农业，促进传统农业向有机农业转变、单纯农业向产业融合（一二三产融合）转变、低附加值农业向高附加值农业转变、重生产向重生产与重市场并重转变，不断完善农地产权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农业组织体系和农业标准化体系。继续扶持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专业协会等组织的发展，努力培育3至5户能够支撑带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发展的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增强产业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突出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优势，着力加强“一注册三认证”工作，切实解决好产业发展的市场准入问题，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竞争力。拓展产业扶贫思路，加快发展旅游、电子商务等产业，培育产业发展新亮点。盘活农村闲置资产，将农村新建的闲置住房充分利用起来，通过引进旅游服务公司、扶持大户、群众自营等多种方式，大力发展农家乐、农家客栈，促进农村群众返乡创业，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尽快研发一批旅游消费纪念品和具有市场准入条件的电商销售产品。同时，把山野菜加工、土蜂蜜养殖和加工纳入产业扶贫范围，并给予一定补助，拓宽农村群众的增收渠道。继续加强电商平台和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运用平台建设，建设全县旅游电子商务平台，开通景点门票、酒店、农家乐、农特产品团购预定等服务，积极推进农特产品网上销售与乡村旅游联动发展。

四要强化金融支持。深化农村改革，加强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农村资产的登记确权颁证工作，积极做好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工作。设立双联贷款周转基金，用于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贷款周转。按照产业发展实际，调整各项贷款的发放时间进度，适当延长贴息贷款的期限和还贷方式。切实发挥好村级互助资金协会的作用，尽快解决好13个村级互助资金协会的运行问题。发挥互助资金协会贷款灵活的优势，鼓励社会资本加入互助资金池，赋予互助资金担保功能，允许乡镇统筹使用互助资金，最大限度挖掘互助资金的潜能。探索试点中药材、经济林果、养殖等特色农业保险，有效防控贫困户产业发展风险。

五要加快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加快寄宿制学校和乡镇幼儿园建设，解决家长陪读问题，释放更多农村劳动力，增加家庭收入。严格落实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农村学生营养餐和贫困大学生生源地贷款项目，减轻农村家庭经济负担。健全农村卫生服务体系，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完善县乡村医疗、妇幼保健服务功能，抓好农村卫生室规范化建设，对未建卫生室的贫困村，进行整合后在相对集中点建设。建立贫困人口法律援助、生活救助、人文關怀等制度，完善贫困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扶持措施，切实把各项民生措施覆盖全部贫困人口。继续深入开展新农村、新农民、新风尚、新形象“四新”竞赛活动，将群众脱贫致富与农村面貌改造提升、文明新风创建相结合，实现村容村貌和农民精神风貌双提升，让广大群众成为扶贫攻坚工作参与者、建设者和受益者。

六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选派优秀机关干部到村挂职担任第一书记，提高村两委班子服务群众、带头致富的工作能力。千方百计增加村级积累，在加大基层工作经费财政投入的基础上，探索基层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挂钩的机制，把对龙头企业、专合组织的财政扶持资金作为股份投入进行分红，产业发展效益纳入村级资金积累，用于农村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管护和村级公益设施管护的支出，夯实基层工作基础。按照目标精准、对象精准、内容精准、方式精准、考核精准、保障精准的要求，加大对基层组织考核力度，发挥基层组织的堡垒作用。

扶贫济困倡议书 篇4

今年10月17日是第三个全国“扶贫日”，我们怀着最真挚、最崇敬的心，向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呼吁!

当前，我市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时期，含山县、和县、郑蒲港新区正全面落实兑现省、市、县(区)脱贫攻坚到村到户政策，各行各业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极大促进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但是，我市目前28个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仍很薄弱，3.05万贫困人口生活仍很困难。要如期让这些贫困村出列、贫困人口脱贫，亟须举全市之力，汇聚社会各方资源，携手奋力攻坚。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我们向社会各界郑重倡议：让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慷慨解囊，纾困解难，献出一片爱心，点燃一片希望。真诚期待您的积极参与，衷心感谢您的大力支持!

项目认领链接网站：

学校扶贫济困倡议书 篇5

6月30日是“广东扶贫济困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扶贫济困，奉献爱心”。在此，我们玫瑰小学大队部向同学们发出爱的呼唤，呼吁全体同学加入到“扶贫济困日”行动之中，一起来关爱我们身边的困难群众。让我们伸出热情的双手，给身处困境的人以力所能及的帮助，让他们的生活重新迸发出灿烂的光辉!我们玫瑰小学将于7月4日大课间时段间举行慈善捐款活动，捐款以自愿为原则。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相信，来自心灵深处的爱心与奉献，将会让弱者不再孤独，让贫者不再无助，让他们在困境中亦能共享团结、慈善、和谐的文明成果。慈善，让我们从现在做起!

倡议人：XXX

广东扶贫济困倡议书 篇6

扶贫济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幸福深圳的时代要求。今年6月30日是全省第最___个“广东扶贫济困日”，以“聚焦贫困帮扶，助力攻坚脱贫”为主题，开展___年“广东扶贫济困日”募捐活动。

我们倡议：全体市民敞开您仁爱的胸怀，伸出您热情的双手，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慈善募捐”活动。当您献出爱心时，您已播洒出慈善的阳光，您会温暖他人，温暖你我!当您伸出援手时，您已播种下善良的种子，您会收获愉悦，收获尊敬!您的慈心善举，既是个人价值的体现，也是企业文化的升华，她将化作抚慰困难群体的涓涓暖流。

捐款使用按省、市有关规定，所募集资金30%上缴市里，其余全部用于我区对口扶持龙川县困难群众。

我们相信：扶贫济困，奉献社会，是全体市民义不容辞的责任，捐款不计多寡，善举不分先后。让我们行动起来，伸出热情的双手，敞开仁慈的胸怀，集聚关爱的力量，为社会困难群体点燃希望的火焰。

倡议人：___

扶贫济困建议书 篇7

1 湖南农村贫困地区的基本概况

湖南是一个贫困区域较为集中的省份。目前有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20个,省扶贫开发重点县18个,比照省扶贫开发重点县6个,其中重点区域是武陵山区,主要是以湘西自治洲8县(市)、怀化市8县和张家界4县(区)为重点的特殊贫困山区。湘西地区是湖南集中的“老、少、边、穷”地区,该地区既是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后进待开发地区的过度地带,又是东部集约农业与西部粗放农牧区的过度地带,处于承东启西、东靠西移的战略地位。该地区以山地为主,石灰岩分布广,喀斯特地貌突出,山地占土地总面积的70%,耕地资源匮乏,人均耕地仅有0.05hm2,土壤质量低,保肥性能弱;基础设施差,抗灾避灾能力弱,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差。据《2009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2009年,全州国民生产总值为268.97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生产总值为10724元,在全州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结构为16.5∶40.0:43.5。全州粮食播种面积18.38万hm2,粮食总产量87.31万t。全年油料产量8.39万t,烟叶产量3.49万t,蔬菜67.21万t,水果74.37万t,茶叶1109t,药材5.85万t。六大经济作物产值达28.7亿元。“龙山百合”成为继“古丈毛尖”、“泸溪椪柑”之后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注册的特色农产品。全年生猪、牛、羊、家禽饲养量分别达219.6万头、39.2万头、58.4万只和1081.3万羽,肉类总产量9.7万t;全年水产品产量1.9万t,淡水养殖面积5600hm2。农民人均纯收入2857.6元,而当年湖南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为4910元,相比差距明显。

近10年来,湖南坚持把扶贫开发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富民强省的重要任务,纳入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动员各方力量,加大开发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是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2000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结束时,全省有绝对贫困人口123万人,到2008年底减少到54.8万人,下降了55.4%。二是贫困地区各项经济指标大幅提升。2009年,全省44个国家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县(含比较县)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7883元、467元、2520元,比2000年分别增长了150%、252%和59%。三是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交通、电力、农田水利建设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大大加强,所有扶贫驻点村都做到了组组通公路。2009年农村投资14.79亿元,年末农业机械总动力117.16万千瓦。全年水利水电投入资金4.4亿元,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33.33hm2;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253.33hm2;新解决农村19.7万人饮水不安全问题,完成小水电装机2.1万千瓦。农村清洁能源建设不断加强,新建沼气池1.2万口[2]。四是大力开展科技扶贫,充分发挥科研教学单位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建立科技特派员制度等,在贫困地区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中探索了多种模式,为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农业科技扶贫的主要模式

1997年以来,笔者一直从事农村基层科技扶贫开发管理和联络工作,多次深入湖南西部的湘西自治州、张家界、怀化等市(州)的20多个贫困县(市)开展考察、调研。结合工作实际,对加快科技扶贫的途径与方法进行了一些探索,初步总结出几种行之有效的模式。

2.1 基层组织建设与扶贫开发推进模式

这一模式适用于位置偏远、基础条件差、农村基层组织力量薄弱的极度贫困地区。对于这些极度贫困的地区而言,技术的落后使得其处于贫困的生存状态未得到明显改变。由于信息不通、交通不便、新技术的边际成本远大于其边际效益,新技术应用风险加大。加上这些地区的生存压力,使其无法抵御任何风险。因此一般的技术推广方式在这些地区难以奏效。而由政府主导、科研单位承担的基层组织建设与扶贫开发模式,对推进技术进步的作用明显。

1997年开始,我们先后组织有关专家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集区的桑植县的自生桥村、晚田裕村、珠矶塔村,慈利县的甘溪坪村、花垣县的鹅碧村,麻阳县的岩寨村驻点工作。这些村普遍特点是缺水、缺电、交通不便。工作组进村后,一是加强村级班子建设,6个村共调整村支两委班子人选10人,送省级培训机构培训村干部18人,使村干部成为新技术应用的带头人和促进者。二是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为农户新技术的开发创造基本条件。6个村通过政府共投入扶贫资金和项目资金1000余万元,加强村级公路的修建,做到了组组通公路,为农产品和农资运输提供了交通便利;加强农田水利和人畜饮水工程建设,为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提供基本条件;加强农业设施建设,创新种养模式,共建大棚100余个。三是开展高效农业生产技术推广和示范,共建沼气池700余口,推广猪—沼—果、猪—沼—菜、猪—沼—烟等技术。引进新品种、新技术60余项,通过培训等把技术交到农民手中。农民人均收入从进村前的人均不足千元,提高到3000元以上。如慈利县甘溪坪村距县城43km,属山区岩溶地貌,平均海拔650m,天坑发达,水资源奇缺;全村600人,2004年人均收入不足900元;2005年派出扶贫工作组进村后,通过技术扶持,村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市场意识、能力提高,高效种养业得到迅速发展。2005年烤烟产量达55000kg,产量和产值较2004年分别增长22%和15%;2006年烤烟、辣椒、西瓜、粮食等主要作物均显著增产,村民平均纯收入2400多元,并从省农科院引进优质板栗、金秋梨、桃树和枣树苗共5000多株,开发果园20hm2,果园产果后,将全面解决全村贫困问题。

2.2 示范基地带动模式

示范基地上联农业科研单位,下联千家万户,通过对引进的新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范,把农业新技术增产增收效果展现出来,从而使农民更容易接受并使用新品种、新技术。这种模式具有作用直观、现场感受突出的特点,适应于传统产业效益低,农民旧观念根深蒂固,不愿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和采用新技术,但又适合大面积推广新品种、新技术的地区。

张家界慈利县江垭镇、三官寺镇、高泽乡,湘西自治洲的龙山县的象市镇、辰溪县的罗依溪镇等地气候土壤条件适宜、无污染,有发展优质蔬菜生产的条件。通过科技特派员驻乡镇示范基地的建设指导,示范基地在当年纯收入较往年提高40%以上,当地农民纷纷效仿。张家界市、湘西自治洲、怀化市有种植柑桔的优势,但很多地方由于栽培技术和品种问题,造成产量低、品质差、效益不高。通过在地方设示范点,从桔树修剪整枝、培土施肥、蔬花蔬果,到品种的更新,示范点效益翻了一翻以上,很快带动了周围群众,使新品种、新技术的示范推广面积进一步扩大。湘西自治州是我省柑桔主要产区之一,椪柑占湘西柑桔总产量的90%,这样的品种布局尽管有利于集约化生产管理和营销,但品种过于单一,成熟季节过于集中,果实商品果率低,优质果率不到60%,导致价格低,并大量滞销,给果农造成很大损失。为了解决柑桔品种过于单一问题,湖南省农科院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对该地区的柑桔进行提质改造,引进新品种推广示范,共引进5个优良新品种;新品种产量高、果实商品率高,且成熟季节比椪柑迟,价格是普通椪柑的3-5倍,增效非常明显。示范基地带动的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模式,有利于各项技术的组装配套,是农业新技术快速转化和推广的田间学校。

2.3 技术培训推进模式

制约贫困地区农业新技术应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农业从业人员的科技素质较低。加强科学技术的培训,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对新技术的推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1)把农民从乡下请到城里来,开展技术培训。近5年来,由湖南省人事厅主办,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承办的为贫困地区搭建科技平台培训班,开展种养加工技术、涉农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培训对象主要是种植养殖大户、贫困地区产业化龙头企业核心管理人员,内容包括农业产业化经营体制、运行机制、基地建设、市场培育、企业管理等。通过培训,使农民、企业人员学到了技术和管理知识,提高了科技意识和素养;同时,政府部门通过这一平台建立起了跟踪机制和专家与农民、企业管理人员的信息沟通机制,并进一步的做好咨询和服务,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另外,某些县(市)结合当地产业的发展需求,依托大学、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组织本县(市)政府相关领导、科技人员和村民一起到大学或科研院所进行培训。如湖南农科院茶叶研究所与保靖县合作举办黄金茶开发培训班,培训学员200多人,为茶业技术的推广应用和湖南省茶产业的发展壮大,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2)组织专家到农村现场传授知识和技术。这种模式主要通过科技扶贫、科技下乡和项目示范,请专家、农业技术人员下乡进行现场指导,对农民进行新技术的传授,即使对文化素质低、接受新技术慢的对象,也易学、易懂。近5年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下,仅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直接把新技术带到田间地头,为农民进行技术上的现场观摩指导上1000次,培训农民10000余人次。如慈利甘溪坪村在利用丰富的山地资源发展板粟,湖南农科院园艺研究所定期派果树专家到现场操作示范,以板粟示范基地为培训课堂,从整地、施肥、除草、整枝到培管,全面为农民示范推广种植技术,促进了全村的板栗产业的发展壮大。

2.4 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带动模式

科技特派员创业链就是指围绕区域优势特色产业,由科技特派员在农业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和瓶颈环节,与农民建立利益共同体,领办、创办、协办各种经济实体和专业合作组织,形成产业技术联合体,开展创新创业,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培育和壮大区域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关联关系的创业集群[3]。这种模式具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特点,深受农民和科技特派员的欢迎,对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帮助农民增产增收发挥了重大作用。湖南省农科院作为省级农业科研单位,每年派出较多的科技特派员驻贫困地区,通过特派员科技创业,创办经济实体,采取“公司+协会+基地+农户”等运作模式,形成产业创业链,将科技、信息、资金等生产要素植入产业链若干环节,整体推进产业的发展。

古丈县原茶叶开发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在茶叶科技创新、加工工艺、茶农素质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根据该县发展茶产业的需要,湖南农科院选派了一名茶叶专家到古丈县,通过对全县茶叶产区茶叶产业现状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融资组建了“湖南绿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古丈茶厂”,茶厂当年正式投产,当年见效。并根据市场行情,提高鲜茶叶收购价格,增加茶农收益,并加大茶叶科技创新力度,开发夏茶,研制新品种,整合全县资源,创品牌,组织规模化、标准化订单生产,拓展销售市场,从而增加茶叶的综合效益,大幅度提高茶叶收入,带动古丈县茶叶产业发展,当年茶农收入增加200万元以上。

3 政策建议

从以上几种科技扶贫模式的实践证明,农业科技扶贫在促进贫困地区农业产业化进程和促进农业主导产业体系的形成发挥了良好作用,对促进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从贫困地区的现实需要看,还应重视以下问题。

3.1 进一步认识科技扶贫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

到2009年底,湖南省相对贫困人口还有168万人,太多生活在自然条件极差的深山区、石山区、偏远区,特别是生态保护区农民生计问题没有稳定解决,返贫问题越来越突出,自然灾害频繁,市场变化和食品安全因素带来的风险等各种因素,使贫困人口数难以稳定减少。随着经济快速发展造成资金、人才、科技等优势要素向发达地区流动,贫困地区与较发达地区相对差距进一步扩大,2010年,湖南省20个国扶县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分别为2564.7元、113.3元和1231.9元,同长沙比,分别是长沙市相应数的20.5%、15.65和38.3%。到2008年,我省20个国扶县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农民纯收入分别为6662.9元、421.3元和2204元,分别是长沙的14.3%、13.6%和27.5%。贫困地区和省内发达地区比,差距在进一步扩大。贫困地区内部的发展差距也非常突出,在一些乡村,少数人群的畸高收入掩盖了多数人的贫困。从湘西贫困地区农业主导产业的培育与发展看,除自然条件制约,基础设施薄弱、投入不足、龙头企业发展缓慢、农业就业人员素质偏低、劳动力缺乏等因素外,就是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不够,科技成果转化利用程度低,现代农业对科技需求高的矛盾依然突出,科技成果在农业生产中的转化利用程度不高,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仅30%。因此,如何促进农业新技术在贫困地区的应用仍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3.2 应高度重视科技扶贫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本文探索的几种模式在实际工作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这种以政府为主导,以大学、科研机构科技人员为主要力量的科技扶贫模式也有其局限性。随着贫困地区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对农业新技术的渴求越来越强烈,以及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的社会性、服务性的要求:需要继续探索以政府为主导,科技部门参与、各种要素综合协调和合理结合,调动各主体积极性的推广模式;要继续探索以市场为主导,发挥农技推广部门、金融部门以及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平等的市场主体作用,以利益为纽带的新的推广模式等。此外,还应加强一些配套措施的实施和完善,不断促进农业科技扶贫工作的效率,提高农业科技对贫困地区农业生产的贡献。

(1)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结合国家科技扶贫有关政策,制定具有指导性并符合湖南特点的科技扶贫相关政策,制定完善科技扶贫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增加农业科技扶贫资金的投入,加强扶贫专项资金的监管,提高科技扶贫专项资金的利用效率,防止侵占、挪用等现象;制定科研院所对口科技扶贫管理办法,规范科研院所对口扶贫工作,进一步发挥科研院所在科技扶贫的重要作用;建立完善农业科技扶贫项目库和项目申报、审批制度,做好项目的调查、规划、设计、筛选等工作,规范投资项目的程序和方法。

(2)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农业科技投入,促进农业科技成果在贫困地区的转化推广。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资金投入一直来相对较低,导致很多成果、技术得不到及时有效转化[4]。贫困地区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先进的技术和成果在这些地区更加难以转化推广,而贫困地区基本都是以农业为基础,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显得更加迫切,因此,政府除给予政策支持外,还应加大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方面的资金投入,促进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与应用,通过实施成果转化项目带资金、技术、人才的投入,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支柱产业和龙头企业,为贫困地区的生产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参考文献

[1]张峭,徐磊.中国科技扶贫模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7(2):82-86.

[2]湖南省“十二·五”消除贫困与全面建设小康发展规划.内部资料,2010.

[3]丁自立.培育科技特派员创业链[J].中国农村科技,2010(1):42-43.

完善黑龙江省农村扶贫的政策建议 篇8

关键词：黑龙江省；农村扶贫；政策；建议

1前言：黑龙江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与商品粮基地，与国家GDP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等均密切相关，故“三农问题”在我国社会民生工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且就目前情况来看，黑龙江省的农村贫困问题尤为严重，具体可表现为贫困地区人口集中、自然灾害频发、人均收入低、贫富差距大、教育工作落后以及生产结构不合理等，该省的农村扶贫工作急需提上政府工作日程。但现阶段，尽管黑龙江省已经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农村扶贫政策，但其实际运用效果并不乐观，急需进一步改进、革新和完善，以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本文笔者主要探究并提出了关于完善黑龙江省农村扶贫政策的一些建议，现简要论述如下。

2完善黑龙江省农村扶贫的政策建议

2.1调整农业结构，有效扶持农产品市场。从根本上来讲，黑龙江省的主要经济产业为农业，是保证农业市场不断运行和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支持。结合该省的农业发展现状，笔者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需及时调整黑龙江省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并通过调控政策有效扶持农产品市场，以减轻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缓解其生活压力。

首先，调整农村地区农业种植结构。对于黑龙江省农村地区的农业发展来讲，现阶段需及时转变以往单一的“强调个别高产作业”农产品种植结构与“单纯追求农业产量”的产业理念，调整粮食作业种植结构，要求农村地区大力推广和发展市场效益大、发展前景好、种植质量优、市场短缺且国家需要的农作物。目前就实际情况来讲，黑龙江省主产大豆，且近几年来我国农业市场上大豆销量较高，市场需求与供应缺口较大，此种情况下可调整农业结构，建议农村地区加强大豆种植，扩大其种植面积，以满足市场需求，增加农业生产经济效益。另外，农村地区也可适当扩大非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以增强农业生产的多样性。其次，扶持农产品市场。市场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也是帮助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脱贫的一个重要平台。现阶段，黑龙江省各乡级与村级政府单位需与时俱进，建立“市场信息机制”，并设置专业的服务机构，通过详细收集、归纳和总结国内外农业生产与市场流动的信息资料，邀请专家对市场发展进行预测，之后将预测结果与农业扶持政策相结合，并准确传达给农民，使其及时了解和掌握农业市场信息，以便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同时，黑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需大力扶持农产品市场，并建立农村合作社，以市场发展的大方面为基准，引导农民积极参与农业市场竞争，增强其市场竞争力。

2.2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促进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于我国黑龙江省的农村地区来讲，人口众多，文化教育程度均不高，农民学习经验与生活阅历均较少，绝大多数均依靠土地吃饭，且其与外界接触较少，缺乏其他的工作和生活技能，导致许多家庭中劳动力堆积，造成人力资源浪费，贫困状况得不到有效解决。故当前环境下，笔者建议该省各级别的政府单位与教育部门需重视并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以提高农民子弟的科学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并为其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具体实施策略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加强基础教育，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著名的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曾经指出：造成农民日益贫穷的根本因素并不是脚下的土地，而是人力资源，要想促进地区经济发展，需先从增强人们的基础教育入手，以提高其综合素质与福利水平。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加强农村地区人口的基础教育，提高贫困人口的教育水平是帮助农村贫困地区人们脱贫致富的首要对策。故现阶段，黑龙江省各级别政府单位需与当地的教育机构相互交流和沟通，树立“教育扶贫”的观念，于农村贫困地区开展基础教育活动，加强农村人口对于科学文化知识的认识与了解，促进其思想转变，增强农村劳动力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事物的能力，提高其文化水平与综合素质。其次，提供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外转移。现阶段，在我国基础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需加大对农村第三产业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力度，为农村贫困地区剩余劳动力创造和提供新型就业机会，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体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有选择性地将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业、电力通讯业、邮政业以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等作为黑龙江省农村贫困地区第三产业发展中的重点，引导农民通过市场就业服务于社会生产与农村工业化发展。②完善市场就业政策，放松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构建和谐、平等的经济体制与国家政策环境，促进市场中多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从而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就业比例。③黑龙江省各级政府单位需提高农村地区人口及其后辈的人力资本水平，增强其就业技能与经济收入能力，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总之，目前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工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扶贫政策有待健全和完善，从整体上来讲实施效果不理想。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建议当前环境下黑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需及时调整农村贫困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并扶持農产品市场，同时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以促进当地剩余劳动力转移，从而帮助农村地区人口脱贫致富，解决国家扶贫问题。

参考文献

[1]安瑞娟，张婷婷.关于黑龙江省农村扶贫政策实施效率的思考[J].商业经济.2011，（19）：15-16.

[2]公大勇.黑龙江省农村贫困人口的规模及救助对策思考[J].商业经济.2015，（09）：06-07.

[3]李勇.完善农村扶贫税收政策 打好新时期扶贫攻坚战[J].未来与发展.2013，（03）：109-112.

[4]陈雨微.完善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对策研究[J].投资与合作.2014，（08）：4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