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共8篇）
论汉代今古文之争对汉代今文经学的影响
汉代今古文之争对今文经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今古文之争之前的西汉今文经学的特点是:著述形式由简而繁,章句学逐渐盛行;重在阐释经文的`义理,有随意发挥的意味;重在通经致用,多与现实相联系而不重视史实的考证.今古文之争使今文经学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说经章句由繁琐向着简略回归,由空疏的义理阐释向着重视史实转变,在古文经学条例化的影响下今文经学也逐渐条例化.
作 者：吴从祥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中文系,山东,济南,250100刊 名：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SOCIAL SCIENCES EDITION)年，卷(期)：24(6)分类号：B234关键词：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章句 义理 条例化
一、汉代明器与楼阁的关系
汉人深受儒家“仁孝”思想的影响, 认为“令先人坟墓俭约, 非孝也”, 于是汉人皆有“以厚葬为德, 薄终为鄙”的思想, 于是, 各式明器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代替品, 成为汉人礼待先人的陪葬[1]5。现已出土的汉代明器有仓房、楼阁、台榭等, 尽管他们是古人封建礼俗的产物, 但是这些建筑模型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筑特点、建筑水平和艺术特色。
汉朝建立后, 多次进行了规模较大、数量较多的建筑实践活动, 汉代成为我国古代楼阁建筑体系初步形成并走向发展的初始阶段。汉朝楼阁建筑技术在我国古代楼阁建筑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1]14。后世学者都将汉代建筑明器视为汉代建筑实体的真实写照, 并以此为根据, 进行汉代建筑技术学习和研究。
二、汉代明器中楼阁建筑明器的分类
仓楼:汉代建立后, 实行了鼓励垦荒、减免田赋的农业政策, 于是, 汉代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农业繁荣、粮食连年丰收的朝代。为此, 政府和民间都广修粮仓, 用作储存各种粮食。汉代的粮仓有单体仓楼、带院落仓楼之分, 单体仓楼多为两层建筑, 上层为庑殿顶, 下层带门窗, 底部有六兽足承托。带院落仓楼前面用墙围合成院落, 中部为大门, 上设悬山顶, 整体稳定性较强, 造型流畅, 比例协调[2]5。
楼宅:汉代楼院主要分庭院式和乌壁两种, 其中楼院有单体和带院楼宅之分。重庆江北相国寺出土的楼宅是单体楼宅的代表, 而武涉出土的大型陶楼则是典型的带院楼宅。乌壁是汉代特有的建筑形式, 多依山而家, 可以自守, 是当时地主豪强聚集党从的场所, 多为自卫之用, 带有军事色彩[2]7。
望楼:望楼是古人远眺、观景用建筑, 带有一定的瞭望、守卫、预警功能, 汉代建筑明器中的望楼主要有带院落望楼、单体望楼和建筑群望楼。如1980 年河南洛宁县出土的塔式五层望楼, 带有长方形院落, 为带院落望楼。河北阳原西城出土的东汉望楼为单体望楼, 造型修长挺拔。四川成都画像砖上的望楼为建筑群中的望楼, 带有明显的瞭望功能[2]10。
台榭:古时称夯土高墩为台, 台上的木机构房屋为榭, 因此, 《尔雅》中有“观四方而高曰台, 有木曰榭”的说法。汉代出土的台榭主要为陶水榭, 分楼阁水榭、碉堡式水榭等。楼阁水榭多矗立在圆形水池中, 楼阁一层通风透气性能较好, 楼阁腰檐凸凹有秩, 水榭整体造型生动。如三门峡市刘家渠号墓出土的三层绿釉陶水榭, 下有圆盆状水池, 池内有鱼、龟等小动物, 每层墙壁上都有门洞, 结构复杂[2]13。
乐楼:汉代百戏的演出场地。百戏是汉代表演艺术的主体, 带有杂、多等特点。史料记载, 一个表演场地中通常会有多个形式的演出, 歌舞、角力、杂技等。根据观演者的需要, 汉代乐楼明器多由厅堂、殿厅、广场三部分组成。1977 年项城出土的三层绿釉陶楼共三层, 底层为正方形, 四周有栏杆, 二层正面为透空花墙, 面积大小向上递减[2]19。
三、从汉代明器看汉代楼阁的技术特征
1.楼阁明器中的梁架结构。汉代明器楼阁中常用的梁架结构有抬梁式、穿斗式、干阑式三种。四川成都出土的画像砖上的楼阁梁架结构为抬梁式, 画像砖中央是一方院落, 院落后侧的厅堂建筑采用了抬梁式结构, 台基进深方向有两根立柱, 上有横梁, 梁上有小短柱, 上承断浪, 三角形区域空白, 但是可见三角形梁架结构的痕迹。这种梁架结构与穿斗式构架相比, 跨度更大, 但是斜向支撑力较弱, 建筑的整体承重力受限[2]21。
2.楼阁建筑的楼层结构特点。汉代楼阁结构特点主要分井干式和重楼式两种。井干式楼阁只在史料中有记载, 现实中尚未发现。《史记》上记载:乃立神明台井干楼, 度五十余丈, 辈道相属焉。可见井干式楼阁的气势和规模。井干式结构名字来源于井上木栏, 这种结构多采用重复交互搭方木、圆木搭建而成, 尚未完全摆脱对土台的依赖[2]25。重楼式楼阁:体型变化丰富, 上下层收分明显, 每层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柱子采取错位设置法。这种楼阁多由单层楼阁重叠而成, 柱子的稳定作用决定了构架的刚度和稳定性。山西勉县老道寺汉墓院落中的正楼就是重楼式楼阁。从空间造型上看, 上下层空间的隔离有利于减少噪音。
3.楼阁建筑中的斗栱特征。斗栱又称斗拱或枓栱, 是我国木构架建筑体系中特有的构件。在封建社会, 斗栱被视作等级制度和建筑尺度的标准。从力学的角度分析, 斗栱是外檐下面的一种悬挑构件, 具有负荷传递的作用, 可以将屋面、楼面负荷传递至柱头[2]26。从构造的角度上来, 斗栱可以起到装饰的效果, 使屋顶与屋身之间的关系构图更加和谐。建筑史学界认为:两汉是斗栱的初始发展阶段。
斗栱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西周, 汉代斗栱在我国建筑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作用, 汉代斗栱类型多样, 做法丰富, 在楼阁、厅堂、门阙、桥梁中应用广泛。按照斗栱的使用位置, 汉代明器斗栱分柱头铺作、补间铺作、转角铺作几种, 但是其主要目的就是提高结构的承载能力, 减少雨水对柱基的侵蚀。
4.阁楼建筑楼梯位置分析。礼制是中国古典建筑的头等法则, 汉代建筑对礼制的遵从和要求在楼阁楼梯设置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2]28。汉代建筑明器中的楼梯分外部楼梯和内部楼梯两种, 外部楼梯一般位于楼阁的前面、两侧或后侧, 外形多为正八字、倒八字、一字跑形。内部楼梯主要在楼阁内部或下面, 以坡道、折线形居多。
四、由楼阁明器看汉代楼阁建筑的艺术特征
1.楼阁的艺术风格。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 楼阁有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实质。汉代楼阁的艺术风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汉代建筑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水准。汉代学术界普遍认为自然之美最为美, 因此, 时人普遍鄙视“雕纤之文”, 推崇博大崇高之美。这是促使汉代建筑呈现出雄浑豪放之气的根本原因。汉代楼阁建筑明器也生动体现了汉代社会的这一审美理念, 体型修长壮丽的民宅建筑突破了建筑平衡的束缚, 展现出蓬勃的美感和激情。汉代壁画和彩绘明器纹理复杂, 色彩鲜艳, 带有浓郁的文化气息[3]115。
2.汉代楼阁的立面特征。汉代楼阁在形象处理上手法多样、灵活, 汉代建筑的空间体型特点也不尽相同。一般来说, 汉代楼阁体形有上大下小形 (成都青白江区跃进村出土的楼宅) 、下大上小形 (洛阳东关出土的仓楼) 、上下通宽形 (1996 年河南南阳出土的水榭) 。
楼阁空间体形表现手法主要有复叠法、渐变法、聚中法、加层法、减厚法、错落法。河北迁安于家村一号汉墓出土的望楼采用了分段构图的方法, 每段底层有平座, 楼阁位于底座中央, 四壁死角出梁承栱, 斗栱结构通下层, 上承四阿顶或悬山顶, 最上为四阿式顶。山西刘家渠出土的陶水榭采用了体形渐变法, 每一层都分上下两层, 拉大了层间距, 塔状结构使建筑的立体感更加突出[3]117。灵宝县张湾出土的水榭则采用了聚中法, 中间高耸的建筑增加了建筑的气势。
3.楼阁斗栱和柱的艺术特征。汉代建筑将斗栱置于建筑的重要位置, 汉代建筑斗栱不但有承担结构作用之用, 还带有鲜明的艺术特性。如郑州出土的陶房, 上承一斗二升的斗拱, 结构上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文化艺术意义丰富。汉人对高处神明的崇拜, 延伸到斗栱上, 进而树立了对斗栱的崇拜。很多汉代建筑正中的柱子上托着的斗栱, 被视为室内神明的寄托之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 很多汉代建筑中的斗栱、柱子被人形化[3]118。
4.楼阁门窗特征。很多汉代明器中的门窗都经过了艺术加工处理, 有的门窗上刻精致的花纹, 或用凤鸟装饰, 部分门窗的斗拱也进行了雕刻, 用人形或动物形状来装饰[3]119。江苏白山故子东汉石刻画像上有窗棂一方, 窗棂周围满是珍禽异兽, 有凤凰、龙、麒麟等。1977年项城出土的水榭, 上部右侧门窗雕刻成菱格状, 极具艺术神韵。
5.楼阁屋脊艺术。屋顶、屋脊是建筑的顶层, 在建筑中居于最高地位, 人们对屋脊的重视不言而喻。建筑屋脊有正脊和垂脊之分, 很早以前, 人们就在屋脊上安置凤鸟模型, 赋予建筑神圣的含义。从逻辑学角度分析, 这是汉人文化崇拜的体现。汉代楼阁建筑屋脊装饰更是包罗万象, 龙凤、日月星辰、神仙圣人、各种飞禽走兽都被运用到脊饰中来, 陕西出土的绿釉陶楼, 正脊中间各以一只瑞鸟装饰, 且鸟儿有一飞冲天之状。这与汉朝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是分不开的, 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3]120。
6.楼阁的色彩装饰形式。汉代建筑明器色彩丰富, 这是汉代建筑明器的一大特色。在阴阳五行学说发展起来的五行色彩学对汉代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明器也以红、黄、蓝、白、黑为基调, 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3]121。1981 年淮阳出土的土仓楼, 以红色为主, 施以褚色、黑色、青灰色, 并以白色粉壁, 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摘要：汉代建筑明器生动展现了汉代楼阁建筑的类型和神韵, 文章以汉代建筑明器为着眼点, 对汉代楼阁建筑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探讨了汉代建筑的建筑特征和艺术风格。
关键词：汉代建筑,建筑明器,建筑特征,艺术特征
参考文献
[1]李思思.汉代建筑明器研究[D].中央美术学院, 2012.
[2]曹云钢.以汉代建筑明器为实例对楼阁建筑的研究[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7.
《周礼》记有:“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
玉璧,中国古代玉器中最为常见且流传最为久远的器类之一。其存在几乎贯穿整个古代玉器制作史,在近七千年的漫长岁月之中,玉璧见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早在距今六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遗存中就有数量较多且制作较为精美的玉璧发现,其后绵延发展于殷商、两周直至政治统一、经济发展、玉文化繁荣的两汉达到鼎盛。汉代的玉璧主要用于礼仪、陪葬,有的玉璧也可用来装饰墙壁或作为嵌饰装点铜枕和带钩;一些较小的玉璧用作组玉佩的一部分供佩系,亦被称作系璧。
此期玉璧按形制可分为六式:
一式:玉璧表面光素无纹,又称素璧。
二式:玉璧表面布满一种纹饰,如蒲纹、谷纹、云纹、齿纹、乳钉纹、列星纹以及各种镂空纹饰。图二,谷纹玉璧,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外径11.6厘米、内径4.3厘米、厚0.4厘米,青玉质,有白色斑点,器两面纹饰相同,内外边廓内布满排列有序的谷纹,纹样精细。
三式:多层纹饰玉璧,即在内层简单的谷纹或蒲纹之外,另有一层相互交缠、分布匀称的图案化兽面纹或凤鸟纹,此外在两种纹饰之间又饰以一组绳纹。图三,兽面纹、蒲纹、绳纹玉璧,河北满城汉墓出土,外径21.2厘米、内径2.2厘米、厚0.6厘米,青玉质,器两面纹饰相同,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外区为兽面纹,内区为谷纹,中部以绳纹相隔,雕琢规整。
四式:出廓璧,即在二式、三式玉璧的外缘轮廓处附设各种镂空纹饰。镂空纹饰的内容主要有龙纹、螭纹以及“长乐”、“万寿”、“长宜子孙”等吉祥文字。图四,双龙谷纹璧,河北满城汉墓出土,通长25.9厘米、外径13.4厘米、内径4.2厘米、厚0.6厘米,玉质晶莹洁白,玉璧两面琢刻谷纹,缘周起棱,璧的上端有透雕双龙卷云纹,纹样精美,造型生动,是汉代玉器的珍品。
五式:双联璧,为两形制相同的玉璧外切相连组成。器形独特少见,迄今仅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一件(图五),长12.4厘米、通高7.6厘米、璧径6.2厘米、孔径2厘米、厚0.4厘米,黄白色青玉,有白斑,背面受沁有剥蚀,两圆璧外切并连,相连处上下方均有透雕附设纹饰,两璧形制相同,饰谷纹,下方附设一对展翅相对的透雕凤鸟纹,上方为卷云纹,造型别致,为汉玉少见。
六式:重环璧,即把玉璧透雕为大玉璧内含小玉璧的重环状。如河北定县40号墓出土的一件(图六),长6.7厘米、宽3.6厘米,玉为青褐色,两面纹饰相同,内含云纹小玉璧,外套谷纹大玉璧,璧外侧透雕对称凤鸟纹,风圆目尖喙,身体蜷曲,形象生动。
汉代玉璧通常尺寸较大略厚、剖面平直,边沿较战国为宽。用玉质地较佳,多用深绿、灰绿色青玉以及白玉。器物表面呈现出灰白、褐红、绿等色彩,这与玉器对外来离子的吸附有关,也就是常说的沁色。自战国以降,制玉工具更新发展,工艺技术显著提高。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汉代玉璧在制作工艺痕迹上有以下特征,可为汉代玉璧断代鉴定所借鉴:
1边缘、孔壁的修整
由于大口径圆管的应用,玉璧边缘制作较为规整,不见有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玉璧上常见的喇叭孔现象。在玉璧的内外边缘常有大口径圆管琢磨的细利的旋转痕出现。
2“游丝毛雕”技法
多层纹饰玉璧的兽面纹、凤鸟纹和绳纹部分皆以“游丝毛雕”技法雕琢。“游丝毛雕”技法雕琢中,砣刀是主要的制作工具,所谓砣刀就是一种旋转的轮子,轮子的磨痕中间深、两边浅,轮子在转弯之时,只能一下一下地转,使线和线连成了弯,这样在转弯处就多见歧出线纹。砣刀在进行细雕时由断线连接成长线条构图,这一刀一刀地琢磨形成了由很多短线条组成的连贯、深浅一致、道劲自然、纤毫毕现的长阴刻细线。
3谷纹、蒲纹的制作
谷纹、蒲纹是汉代玉璧上最常见的两种纹饰,二者多作浅浮雕状,触摸有凸起、圆滑之感;此期谷纹、蒲纹颗粒较大且排列整齐稀疏。谷纹、蒲纹的制作方法相近,皆为用横线或斜线把玉璧表面分割成类似蜂房排列的六角形(打格),再加以修琢而成;无非前者用细线打小格,后者用浅而宽的粗线打大格。汉璧的地子较战国时浅且琢磨不甚精细,一般都留有打格的痕迹,蒲纹的格痕常有玻璃光出现。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特征并不是始终凝定不变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大都具有表现出独特个性的时代风格。历代妇女的物质生活情状与精神生活风貌，是体现社会演进过程的历史存在，也是体现社会时代精神的文化存在。考察历史上妇女的地位与权利，可以看到历代在多种文化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差异。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更为完备。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有深厚历史基础的地域文化在这时实现了历史性的融合，形成了以统一的汉文化为标志的文化共同体。这一时期我们民族对于世界文明进步的贡献，有光荣的历史记录。在汉代，妇女的地位，妇女的作用，妇女的权利保障，与其他若干历史时期，特别是与一些人以为可以较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宋明时代，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说到汉代的女权，可能有人首先会想到曾经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8年，擅权用事。其实，汉代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1]的情形屡有发生。例如东汉时期，“多女主临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权势太盛。”[2]
汉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卫青以皇后卫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为大将军，霍去病以卫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为骠骑将军，李广利以汉武帝所宠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为贰师将军。汉武帝时代的3位名将都由女宠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汉代妇女对政治生活有重要影响的迹象。
世系从母系方面来确定，是远古时代的婚姻关系所决定的。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经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从女，如姬、姜、嬴、姒、尽、u、B、础是也。”其实，在汉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认女系这一古老文化现象的遗存。汉景帝长子刘荣因母为栗姬，于是被称为“栗太子”。汉武帝子刘据立为太子，因其生母为卫皇后卫子夫，又被称为“卫太子”。刘据的儿子刘进，因生母为史良娣，所以又称作“史皇孙”。平阳公主也随母姓，号“孙公主”。汉灵帝的儿子刘协，也就是后来的汉献帝，因为由董太后亲自抚养，称“董侯”。淮南国太子有称为“蓼太子”者，据说“蓼”也是“外家姓”。[3]这一现象不仅表现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婴的曾孙夏侯颇娶了被称为“孙公主”的平阳公主，以致后世“子孙更为孙氏”。[4]
姓氏从母，是保留古风的文明程度较为落后的民族的习俗。匈奴人据说“其俗贵者皆从母姓”。[5]汉代上层社会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是令人惊异的。
关于女性祖先“妣”，除了通常“祖妣”的说法而外，也有“妣祖”称谓。也就是说，女性祖先被置于男性祖先之前。“妣祖”之说由来尚早，如《诗・小雅・斯干》：“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这样的说法在汉代文献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王粲《太庙颂》：“昭大孝，b妣祖。”《汉书・郊祀志下》记载王莽宣布的礼祀制度，说到“祀天神，祭o，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按照颜师古的解释，这是《周礼・春官》规定的“大司乐”的职能，先妣，是指周人始祖姜，先祖，是指周部族的早期领袖先王先公。《周礼・春官・大司乐》中“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先。汉代学者郑玄的解释，确实是“先妣，姜也”，“先祖谓先王先公”。传说周人世系最早始于姜踩了巨人的脚印于是怀孕而生后稷[6]，以此来解释“享先妣”先于“享先祖”现象的说法，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王粲“b妣祖”之说却与周人祭祀秩序没有直接关系。可能对于汉代一般人来说，“先妣”较“先祖”占据着更尊贵的地位，在祭祀礼俗中也应当更为优先的意识依然存在。
明代史学家张燧曾经著《千百年眼》一书，作纵横千百年的历史评论。这部书的卷四有“汉高祖尊母不尊父”条，说汉高祖刘邦即皇帝位后，先封吕雉为皇后，封子为皇太子，又追封其母曰昭灵夫人，“时太公乃遗而不封，已不可解”，又过了2年左右，刘邦相继封刘贾、刘喜、刘交、刘肥为王，丞相萧何以下大小功臣也皆已分别受封，“而太公复未议封，即群臣亦无一言及之，何也?”于是感叹道：“是帝为天子已七年，而太公尚为庶人也，大异矣!”张燧以为刘邦先封其母却遗忘其父大可惊异，却没有说明其中的原因。其实，能够指出“尊母不尊父”这一现象，已经是重要的历史文化发现了。
汉代还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例如，汉高祖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夫人为侯，樊哙妻吕为临光侯。汉文帝时，赐诸侯王女邑各二千户。汉武帝也曾经尊王皇后母臧儿为平原君，王皇后前夫金氏女为成君，赐以汤沐邑。汉宣帝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王莽母赐号为功显君。王莽又曾建议封王太后的姊妹王君侠为广恩君，王君力为广惠君，王君弟为广施君，皆食汤沐邑。东汉时期，东海王刘临终上疏曾经说道：“天恩愍哀，以臣无男之故，处臣三女小国侯，此臣宿昔常计。”[7]汉光武帝刘秀的儿子刘因为无子，3个女儿都被封为“小国侯”，刘以致终生感激。两汉史籍记载女子封侯封君事多至30余例。
汉代贵族妇女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也留下了比较显著的社会历史印痕。《汉书・王吉传》记载，汉宣帝时，王吉曾经上疏评论政治得失，谈到“汉家列侯尚公主，诸侯国则国人承翁主”的情形，他认为：“使男事女，夫诎于妇，逆阴阳之位，故多女乱。”将所谓“女乱”即政治生活中女子专权现象的原因，归结为社会生活中女子尊贵现象的影响。“使男事女，夫诎于妇”的情形在民间也有表现。妇女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有些地区甚至成为一种民俗特征。《汉书・地理志下》关于陈国(今河南淮阳附近)地方风习，就有“妇人尊贵”的记述。
汉代妇女对于个人情感生活的体验形式，与后世比较，可能也有值得注意的差异。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他建议馆陶公主以长门园献汉武帝。汉武帝大悦，在探望馆陶公主时尊称董偃为“主人翁”，相见欢饮，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于是，这种“败男女之化，而乱婚姻之礼，伤王制”的不合礼法的关系经皇帝的承认而得以合法化。据说“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8]汉昭帝的姐姐鄂邑盖公主“内行不修，近幸河间丁外人”。据《汉书・霍光传》，票骑将军上官桀等甚至依照国家以往“以列侯尚公主”的制度，“欲为外人求封”，遭到拒绝之后，“又为外人求光禄大夫。”丝毫不以为这是一种不光彩的关系。《汉书・胡建传》则称丁外人为“帝姊盖主私夫”。当时上层社会对于这种关系，似乎也没有形成沉重的舆论压力。
汉家公主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亦司空见惯，贵族重臣甚至上书乞封。皇族妇女的这种行为能够堂而皇之面对社会，是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为条件的。在当时的社会，寡妇再嫁，是自然而合理的事。史书记载的社会上层妇女比较著名的实例，就有薄姬初嫁魏豹，再嫁刘邦;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敬武公主初嫁张临，再嫁薛宣;王媪初嫁王更得，再嫁王乃始;许B初嫁龙P思侯，再嫁淳于长;汉元帝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臧儿初嫁王仲，再嫁长陵田氏;汉桓帝邓后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
汉光武帝
时，帝姊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与共论群臣，有心微察其意向。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愿意谋求撮合。据《后汉书・宋弘传》，刘秀后来专意接见宋弘，让公主坐在屏风后面，又对宋弘说：都说人尊贵了就会换朋友，富有了就会换妻子，这也是人之常情吧?宋弘则说：“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刘秀于是对公主说：“事不谐矣。”告诉她事情没有办成。虽然宋弘拒绝了刘秀的暗示，其事最终“不谐”，但是湖阳公主给人们形成深刻印象的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可以看作反映当时社会风尚的重要信息。
关于平阳公主之再嫁，《史记・外戚世家》褚少孙补述：“是时平阳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可。”公主笑道：此人出自我家，以前常常作为侍卫从我出入的，今天怎么能作丈夫呢?“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可以看到，平阳公主择定再醮的对象时，非常大方地与“左右侍御者”公开讨论，“主笑曰”云云，也反映其态度的坦然自若。而从公主一方同意，事实上已经使婚姻成为定局，可知妇女在这种婚姻再构过程中往往居主动地位。且先“言之皇后”，后“令白之武帝”的程序，也说明女子在这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曾5次守寡。《史记・陈丞相世家》说，“户牖富人有张负，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陈)平欲得之。”城中有人办丧事，陈平“侍丧”，尽心竭力。张负于是产生良好印象，又随陈平至其家，看到家虽穷弊，然而“门外多有长者车辙”。张负对其子张仲曰：我愿意把孙女嫁给陈平。张仲以陈平贫不事事，一县中尽笑其所为，表示疑虑。张负坚持道：像陈平这样出色的人怎么能长久贫贱呢?决意成就了这一婚姻。吴景超先生在分析汉代女子再嫁情形时曾经写道，“其中嫁人次数最多的，要算陈平娶到的妻子。他的妻子姓张。”他又分析了“这位张女士的历史以及嫁给陈平的经过”。他指出：“这个故事，有好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嫁过五次的女子，不厌再嫁。第二，寡妇的尊长，不但不劝寡妇守节，还时时刻刻在那儿替她物色佳婿。第三，嫁过几次的女子，也有男子喜欢她，要娶她。第四，寡妇的父亲，并不以女儿为寡妇，而降低其择婚的标准。此点从张仲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出来。张负肯把孙女嫁给陈平，并非降低标准，乃是他有知人之明，看清陈平虽然贫困，将来终有发达的一日。”[9]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于“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语后写道：“按即《左传》成公二年巫臣论夏姬所谓‘是不祥人也!’”“人莫敢娶”，是因为有“》颉钡南右[10]，并非嫌弃她是“嫁过几次的女子”。
汉代寡妇再嫁不受约束、不失体面的风习，至汉末仍然多有史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揭开《三国志》的妃后列传，最令人注目的便是魏、蜀、吴的第一个皇帝，都曾娶过再嫁的寡妇。”[11]
在婚姻离异时也可以采取主动，同样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著名的朱买臣故事可以作为例证。《汉书・朱买臣传》说，朱买臣家贫，卖柴为生，常担柴道中，诵书歌讴，“妻羞之，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后来前妻与其夫家一同上坟，见朱买臣依然饥寒，还曾经“呼饭炊之”。李白有《妾薄命》诗：“雨落不上天，覆水难再收。君情与妾意，各自东西流。”后来朱买臣夫妻离异故事在民间传播，以此为主题的戏曲就有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其实朱买臣富贵后重见前妻事，也并没有覆水难收的情节。[12]“马前泼水”的衍化，其实可能也是后世人未能理解汉代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反映。我们所注意的，是朱买臣妻主动离婚的事实。女方“求去”，男方“不能留，即听去”，前者要求同意，后者未能挽回，于是勉强应允。这种妇方主动提出协议离婚的情形，在汉代以后的中国正统社会中，是不多见的。
《汉书・张敞传》说，汉宣帝时地位相当于京畿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的京兆尹张敞，据说“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张敞这样的高级官僚亲自为妻子画眉，眉样媚好，一时传闻京中。于是所谓“京兆画眉”、“京兆眉妩”，成为形容夫妻和美的典实。张敞的这一行为被有关部门举奏，皇帝曾经亲自询问，张敞答对巧妙，又因皇帝爱其才能，所以未受责备。看来，“为妇画眉”，作为高官，似乎是不寻常的举动，然而在一般平民中，则可能未必令人惊异。东汉名士樊英患病，妻子派婢女探问，樊英竟起身下床答拜。有人不免诧异，樊英解释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13]一个“齐”字，一个“共”字，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
班固在《白虎通・嫁娶》中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卷二八指出，“汉人虽曰已轻妇女，如曰夫为妻纲[14]，如曰二女为f[15]，如曰不敢仰视[16]，然尚有不讳再嫁之事[17]，尚有以妻为齐之说。”如果我们借用“妻，齐也”的说法总结汉代妇女在若干方面享有与男子大体相当的权利这一事实，可能也是适宜的。当然，这种权利与现代意义上的“女权”不能同日而语，但是回顾这段历史，对于真切地认识中国古代妇女史的全貌，应当是有益的。
汉代妇女生活的上述情形，自然是在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据《汉书・文三王传》，梁荒王刘嘉的妹妹刘园子与梁王刘立有隐情，败露后，刘立惶恐自责，有“渐渍小国之俗”语。所谓“小国之俗”，应当包括与华夏人杂居的其他部族的文化影响。推想在汉文化融合多种文化因素初步形成的时代，儒学礼制尚未能规范所有的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统治格局也还没有定型，于是存在“妇人尊贵”的现象。鲁迅先生曾经盛赞汉代社会的文化风格：“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当时民族精神的所谓“豁达闳大之风”18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当然更是我们在讨论汉代女权时不能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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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书・刘向传》。
[2]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两汉外戚之祸”。赵翼还指出：“两汉以外戚辅政，国家既受其祸，而外戚之受祸，亦莫如两汉者。”据说西汉外家20余，只有4家得以保全。东京后族，也只有阴、郭、马3家保全，其余皆无不败者。“推原祸本，总由于柄用辅政，故权重而祸亦由之。”外戚专政，常常导致“国家俱敝”。
[3]《汉书・伍被传》：“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非常人也，以为汉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颜师古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颖曰：‘食采于此，或言外家姓也。’师古曰：‘蓼自地名，而王之太子岂以食地为号?文言外家姓，近为得之，亦犹汉之栗太子也。’”
[4]《汉书・夏侯婴传》。
[5]《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莫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
。”
[6]《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裴S《集解》引《礼纬》说，周人姓姬，也是因为“祖以履大迹而生”。
[7]《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东海恭王》。
[8]《汉书・东方朔传》。
[9]吴景超：《西汉寡妇再嫁之俗》，《清华周刊》第37卷第9、10期合刊。
[10]钱钟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8月版，第302页，第9页。
[11]董家遵：《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卞恩才整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58页。
[12]汉代已经有“覆水难收”的说法，但未见用于形容夫妻离异。如《后汉书・何进传》：“国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可收，宜深思之。”
[13]《后汉书・方术列传上・樊英》。
[14]《白虎通・三纲六纪》。
[15]《说文解字》卷十二下。
[16]《后汉书・梁鸿传》举案齐眉故事。
[17]《后汉书・宋弘传》湖阳公主论宋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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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专二班李玲玉2011302480038 摘要：西汉末年，官府藏书已达13000多卷①，光武帝之后，采取“诏求亡失，购募以金”的图书搜集政策，进一步增加了官府藏书。于是，官府筹建了多处藏书处所，设立了专门的藏书管理机构和官员，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藏书管理制度。
关键词：汉代藏书处所书籍管理
两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许多传统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制度都是在这一时期成型的，比如说官府藏书制度的建立。汉代生产的发展和封建制度的巩固，直接促进了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部分—官府藏书的发展。汉代确立了封建时代官府藏书的类型，完善了工作内容，充实和配备了管理官员，因此，我们称汉代是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确立时期。
一、汉代藏书的搜集
秦始皇时期实行愚民政策，更有焚书坑儒，使古典文集大受破坏。汉高祖刘邦鉴于秦亡的教训，在汉初采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治国，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在文化上体现为对战国以来的思想流派和学说不加禁止，并注意收藏和整理流传典籍。《汉书·高帝记》称：高帝元年冬十月，“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藏文书。”到了汉惠帝四年，朝廷正式解除挟书禁令，民间藏书才成为合法之事。《隋书经籍志》说：“惠帝除挟书之律，儒者始以其业行于民间。”惠帝解除挟书禁令，不仅使秦遗留典籍得以收藏于官府，还促进了图书的传播。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使得儒家经典充斥官府。这之后经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再到汉成帝，官府藏书数量不断增加。刘歆《七略》说：“百年之间，书积如山丘。”王莽新朝时，战乱使书籍焚毁不少②，只有少量图书被刘秀搬到洛阳。但就是这些所谓的“少量”，也“载之二千余辆”。后来的汉明帝、汉章帝采取各种方式搜集书籍，使“四方鸿生钜儒，负祑自远而至者，不可胜数。”③
由此可见，汉代的典籍收藏，由于官府的重视取得了重要成绩。而书籍的增多就使得专门的藏书机构增多，因此，两汉时期留下了众多著名的藏书处所。
二、汉代藏书处所
汉代官府藏书处所主要位于首都及其附近。据汉书记载，西汉时，藏书处所有所谓“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又后汉书儒林传序称：“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综合诸多记载，两汉官府藏书处所有以下数处：
（一）石渠阁
西汉 皇室藏书之处，在 长安 未央宫 殿北。《三辅黄图·阁》：“ 石渠阁，萧何 造。其下礲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 关 所得 秦 之图籍。至于 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
石渠阁是约在公元前200年左右，由汉初丞相萧何主持建造，修建的目的是为了收藏刘邦军进咸阳后萧何收集秦朝的图籍档案。之所以叫石渠阁，是因为建筑特点得名，在阁周围以磨制石块筑成渠，渠中导入水围绕阁四周，对于防火防盗十分有利。汉武帝以后由单一的档案典籍收藏机构发展为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至宣帝时，石渠阁更受到尊崇，开始在阁中绘功臣贤大夫像，以霍光为首，苏武第二排列。1952年西北大学历史系师生在西安附
近汉代未央宫背面发现了石渠阁遗址。
（二）天禄阁
西汉初年，丞相萧何在未央宫主持修建的另一藏书处所。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北部，南距前殿730米。天禄阁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西汉的著名学者杨雄、刘向、刘歆等都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汉成帝时，曾命学者在未央宫天禄阁中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和校勘工作。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文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太医监李柱国校方技，每校成一本，由刘向画出篇口，修改错误，写出提要。刘向死后，汉哀帝令其子刘歆子承父业，把汉皇家藏书加以校勘、分类、编目后写成定本。目录分为提略（诸书总页）、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七部分，共33090卷，统称《七略》。《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我国目录学之祖《别录》，也是刘向在天禄阁编撰的。
（三）麒麟阁
古代麒麟阁，汉武帝建于未央宫之中，主要用于藏历代记载资料和秘密历史文件。后汉建帝为表彰功臣，将历代对汉有功的功臣画像存放于麒麟阁。如果把龙作为帝王象征的话，麒麟就象征辅佐帝王的将相功臣。麒麟阁先后供奉了十一位功臣，十一人中霍光为第一，并为了表示尊重，独不写出霍光全名，只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博陆侯，姓霍氏”。其次为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等，共十一人，史称麒麟阁十一功臣。
（四）兰台
汉代中央档案、典籍库，用以收藏地图、户籍等档案及图书，也是当时儒著述的地方。建于长安(今西安)宫内，系石室建筑，修造年代不可考。隶属于御史府(台)，由御史中丞一员兼领，置兰台令史，秩六百石(一说兰台令史六人，秩百石)，选能通苍颉、史籀篇者担任，除在殿中受公卿奏事外，并负责典校秘书或从事撰述。西汉成帝以后，兰台令史约有18人之多。由于汉代重视对档案典籍的收集，兰台典藏十分丰富。东汉明帝永平五年(公元62年)班固任兰台令史,奉诏撰《世祖本纪》及诸传记。与班固同为兰台令史奉诏修史的还有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此后，刘复、杨终、傅毅、贾逵、孔僖、李尤等人都曾任兰台令史，他们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章帝、和帝以后，东观收藏渐盛于兰台，修史即移入东观。东汉末年董卓迁都之乱，兰台的档案典籍受到很大损失。
（五）石室
汉时用石砌成的储藏典籍的地方，东汉的石室建于汉高祖刘邦庙中。石室所藏图书档案均为密藏，不得随意查阅。石室还藏有壅纬书籍和一些自然界灵异现象的记录。太史公司马迁曾利用石室金匮之书，撰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④
（六）东观
东汉洛阳南宫内观名。明帝诏班固等修撰《汉记》于此，书成名为《东观汉记》。章、和二帝时为皇宫藏书之府。后因以称国史修撰之所。李贤注《洛阳宫殿名》曰:“南宫有东观。”刘熙《释名·释宫室》:“观，观也，于上观望也。”是高大建筑之意。《艺文类聚》卷六十三载李尤《东观赋》曰:“东观之艺，孽孽洋洋，上承重阁，下属周廊。步西藩以徙倚，好绿树之成行。历东崖之敝坐，庇蔽茅之甘棠。前望云台，后匝德阳。道无隐而不显，书无阙而不陈。览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同卷又载同一作者《东观铭》勾勒东观的规模是:“房闼内布，疏绮内陈，升降三除，贯启七门。”更重要的是，这里“书籍林泉”实际已经成为藏书最为集中的地方，所以，也就成了文化学术活动的主要场所。所谓“列侯弘雅，治掌艺文”，正是东观学术文化之盛的生动写照。《通典·职官八》:“后汉图书在东观，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一人，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合同异，属太常。”
除了上述之外，两汉时还有诸如宣明、鸿都、辟雍、金匮等藏书处所。
三、汉代建立藏书处所的意义
一、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保存了大量珍贵古籍，为文化传播及文明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两汉通过建立藏书处所以及完善藏书管理，使得一些重要典籍得以保存，不致流失，给后人研究前代历史文化创造了条件。
二、为读书治学提供了条件。大量古籍在这些机构中得到保存，为一些学者文人读书治学创造了物质基础。例如司马迁借石室金匮之书创作《史记》；班固借兰台典藏撰《世祖本纪》；扬雄、刘向、刘歆等人都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
三、完善官府藏书管理制度，奠定了我国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基础。汉代官府藏书的管理对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由于汉代对图书不断进行整理，使书籍得到很好的保管和利用，图书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为封建社会官府藏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结束语
汉代对图书搜集、整理、保管等工作不仅影响了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对现代图书馆事业而言也有借鉴意义。
注释：①《七略》。②《隋书·牛弘传》。③《后汉书·儒林传序》。④《史记》参考文献
谷亚成.略述汉代官府藏书.西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四期
李秀娥.汉代官府藏书的管理.南都学坛，第十九卷
当然, 也应看到金石学研究的局限性。它在著录、摩写、考释和评述等方面, 并未穷涉碑刻资料的全部内容, 其研究, 也基本停留在以鉴赏和斠补为主的方法上, 对碑刻作系统综合的宏观考察, 则从来没有过。这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点, 就使得这个学科的生命难以为继, 不能不逐渐萎缩。所以, 自二十年代开始, 便迅速为考古学所取代;金石学从此一撅不振。
所以能够如此, 究之原因, 在于研究对象资料直接、内容丰富、流传时间长等特点。金石学从整体上说被考古学取代, 但它的内容却依然存在, 其潜力是无穷的, 客观上具有恢宏浩繁的基础和开发利用这些极为充实的历史资料的迫切需要。足以说明, 这门学科存在着复兴与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所以, 有人呼吁建立现代金石学, 这是不无道理的。
碑刻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除当时丧葬习俗的直接影响外, 还受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等方面的影响。因此, 孤立地、片面地研究它们, 就很难达到接近历史事实和复原当时社会生活的全部面貌的地步。需要认真地分析、细致地考察它们的每一个方面及其全部联系, 客观地掌握由各个方面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规律。这就要求具有比以往一切金石学研究更新的知识结构和较高的综合思维能力。鉴于碑刻研究的具体性质, 我们要投入相当的精力去研究碑刻书法的成就以及对书法艺术发展的贡献;碑刻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碑刻源流、形制和分期;碑刻文体特点、种类与演化;碑刻演变反映的社会思潮和民风民俗问题;碑刻的地域性特点及历史地理问题;碑石镌刻反映的生产力水平和对岩石物理性质的性质问题, 还有它们在中国历史、文化史、艺术史、哲学史、科技史、民俗史上的地位, 等等。凡此种种, 都需要丰富的书学知识、古文字学、历史知识、考古知识、地理知识、民俗知识乃至岩石、镌刻知识等。
人们要了解历史的真实面目, 无疑要凭藉历史留下的各种资料。我国历史资料浩如烟海, 有文字的也有实物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的轶散, 有的损毁, 有的残缺, 有的则便被篡改得面目全非。自然的社会的因素, 对研究工作的制约, 有时甚至使研究人员无可奈何。然而碑刻中保存的大量资料, 作为历史研究, 特别是对较早社会阶段的研究, 有其特殊意义。他不仅有长期保存的优点, 其史料来源也更直接一些, 尽管也需要一个去芜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目前, 对于碑刻中那些只言片语或残鳞断甲形式存在的大量信息, 绝大部分尚未得到应有的综合性开发与利用。在我国碑刻资料如此充实、如此丰富的客观条件下, 使我们迫切地感到目前的开发利用的状况, 与文博事业发展的局面, 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文化强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文化软实力”等会议精神, 显然极不适应。要使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焕发生机, 就需要在碑刻资料的搜集与整理、鉴别与清洗、交流与利用等方面提出一系列新的更为严格的要求。
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碑刻资料整理和利用方面落后的状况, 首先要解决碑刻资料散乱而不集中的矛盾, 改变不系统、不完整的资料存在方式。充分占有材料, 是整个研究工作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由于碑刻资料自身的特点, 传统的交流、收集方式, 主要依靠拓本的椎拓与流传。拓本在研究中的作用之大, 以致在印刷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没有降低其价值。解放以前, 拓本的流传主要依靠亲朋故友的相互借阅、馈赠、借阅、交换, 以及拓本商人的媒介作用。一般情况下, 收集丰富的拓本, 并非是不可企及的难事, 而今收藏家的藏品, 有的佚失, 有的损坏, 有的在战争期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失散或付之一炬。有的则流散国外, 重新被博物馆所收藏。如2009年故宫博物院组织召开黄易学术研讨会, 关于武氏祠早期拓本, 不得不从国外借阅。古代碑刻严禁椎拓, 为的是更好地保护文物。文物要得到保护, 法令也要执行, 这与研究工作并非背道而驰。如何妥善地解决好保护与研究的矛盾, 是研究人员十分关心的问题。现在的先进影印技术在发展, 固然还可以利用影印的手段来为碑刻研究服务, 为研究人员创造条件。今年来, 文物部门研究人员曾经影印出版了不少碑刻资料, 因资金、学术力量等众多原因, 尤其是随着城市基本建设的发展新出土了不少碑刻资料, 成书的印刷质量、资料原始信息不完整等等, 都达不到研究利用的需要。以至于许多珍贵的碑刻资料仍然被弃置于冷宫而不屑一顾, 这是我们在资料收集与整理上的薄弱环节, 这也是本书出版的目的之一。因此说, 碑刻资料的收集、整理、加工、出版, 是研究工作至关重要的任务。
汉代碑刻题记是研究我国汉代书法、历史等重要资料。齐梁时期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中说过, “自后汉以来, 碑碣云起。”这从郦道元的《水经注》和北宋至清季以来的金石著录以及流传至今的实物看, 是信而有证的。但是汉代汉碑并非以均匀的状态分布在九州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 已接近一百种, 分布在全国大部分地区, 尤以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河北为多。山东为孔子文教之乡, 稷下遗风, 文士荟萃, 战乱较少于河南、陕西等地。故遗存汉刻, 远远多于中原及他省, 加以境内地下遗存代有发现, 成为全国研究汉碑之中心基地。晚近学者叶昌炽 “欲访唐碑当入秦, 欲访先秦汉魏诸碑当游齐鲁” (《语石》, 卷一) 的话, 便道出了这种状态。山东境内的《景君碑》《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孔彪碑》《史晨碑》《衡方碑》《张迁碑》《王舍人碑》等汉碑名品, 其历史文化价值之高, 早为海内外学人和艺术家所瞩目。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 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山东是两汉碑石资料的重要发现地, 不仅1949年以前以130块 (据《山东通志》细目) 居全国之首, 近几年来的新资料, 也是他省所不多见的。在山东130块汉碑中, 济宁几乎占了大半, 素有“中国汉碑半济宁”之称。据统计, 济宁汉碑有41种之多, 如萧王庄墓群一号墓, 发现汉代黄肠石题记文字近800余石, 单字4000余字, 为全国汉代考古之仅见。济宁汉碑, 书法风格一碑一奇, 或朴厚, 或娟秀, 或典雅, 或奇崛, 林林总总的碑碣成了凝固的历史, 让人在品读儒家文化的同时也在赏鉴中华书法艺术的珍品。自北宋以来, 学者著录、阐释济宁汉碑的文献不下数十种, 文学家欧阳修、金石学家赵明诚都曾亲临曲阜探访研究, 并收入各自的著述。近年来许多游客和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前来观览考察。历代书法家通过研习, 丰富提高了书艺, 贯穿我国隶书产生、发展、演化全过程的济宁汉碑作为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进行了保护, 象一颗颗明珠在济宁这块具有丰厚人文积淀的沃土上熠熠闪光。
摘要：碑刻研究是一门古老的学科。碑刻属于金石学中“石”的研究范畴。从汉魏开始至清代碑刻研究形成了较为严密的研究体制和初具规模的理论构架。二十年代开始, 金石学便迅速为考古学所取代。为了迅速改变我国碑刻资料整理和利用方面落后的状况, 首先要解决碑刻资料散乱而不集中的矛盾, 改变不系统、不完整的资料存在方式。
西汉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的王朝。西汉玉器是中国玉器继新石器时代、商代和东周玉器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在中国玉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经济的繁荣是西汉玉器发展的重要前提。昆仑和田玉的大量开采，则是西汉玉器繁荣的根本保证。公元前121年，西汉军队打通了通达西域的河西走廊，以后又联络乌孙人击溃了匈奴人在天山南北的统治，把西域之国纳于西汉王朝的统治之下。西汉王朝同时也控制了昆仑山脉的玉料，使其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原，供各玉器作坊选用。同时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等也得到了广泛的采掘。玉矿的大量开采，为西汉琢玉业提供了丰富的玉材料。
汉袭秦制。汉代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与秦代有许多相同之处。汉初刘氏得天下后，分封了许多同姓或异姓诸侯王，如冀地的中山靖王、中山怀王，燕地的广阳王，鲁地的昌邑哀王，中原的梁王，岭南的南越王，江淮的楚王等。由于西汉是政治、文化统一的王朝，尽管分封的诸侯王各有自己的琢玉业，有自己的文化特性和琢玉风格，但从总体上讲，西汉玉器还是共性大于个性。如数量众多的西汉玉璧、玉具剑、玉舞人，虽归属于不同的诸侯王所有，但基本形式和装饰风格大同小异，仅在细部略有不同。这是西汉政治制度对西汉玉器的影响之一。
西汉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需要，从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皇家大学中，以儒家传授的五经作为统一的教材，从此儒家学说在中国思想上取得了正统的地位。由于东周以来儒家提倡“君子贵玉”“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观念，故西汉时期的礼仪玉、装饰玉特别发达。这是西汉意识形态对玉器发展的影响。
西汉时期在上层社会大力提倡儒家学说的同时，民间却广泛流行神仙学说，冀望修行成道或羽化成仙。因为玉被认为具有使人羽化成仙的神奇法力，这种思想的广泛流行推动了西汉丧葬玉的发展。多样的用途
西汉玉器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社会思潮、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实际用途，对传统玉器进行了一次大调整，有所扬弃，有所创新，有所调整，具体可以概括为：礼仪玉的进一步衰弱，丧葬玉的进一步完善，装饰玉的进一步调整，实用玉器及艺术品的进一步增加。
至西汉时期，《周礼》规定的璧、琮、圭、璋、琥、璜“六器”，仅存璧、圭、璜三类。西汉出土的玉琮不是时作玉，而是前代遗留旧玉。玉圭数量不多，多见素面玉圭，所飾纹样者，多为用玉璧等扁平玉器改琢而成，可能用于祭祀。除少数玉璜单独作礼仪玉外，更多的玉璜成为玉组佩的重要构件。实际上，西汉真正的当家礼仪玉，可能只有玉璧一种。西汉玉璧数量多，形式多，用途也广，当时祭祀礼仪莫不用玉璧。玉璧在西汉时期除作礼仪用外，也用作丧葬，常镶嵌或悬挂在棺椁的外表，是丧礼的重要用玉。
西汉时期，不仅将生前实用的玉器大量用于陪葬，而且丧葬玉相互配套，使西汉成为中国历史上丧葬玉最为完备的时期。西汉丧葬玉大量流行的前提，是其时提倡孝道，实行厚葬，希冀通过使用大量玉器陪葬，实现尸体千年不朽，在阴间继续享受荣华富贵的梦想。西汉丧葬玉有保护尸体的玉衣，使人的精气不外泄的九窍玉，还有不使死者空手而去的“握玉”，不使死者空口而去的“玉琀蝉”，不再看到人世间的“玉覆面”。西汉时期的玉面罩或称玉覆面多出土于贵族墓葬，用数十块旧玉编缀成人的五官形象，覆盖于人面。
玉衣是丧葬玉的最高形式，只有高级官吏及皇戚人员才能享用，分金缕、银缕、铜缕、丝缕玉衣四类，一般都是由朝廷特赐。但从各地出土的西汉玉衣形制、穿缕材料的不同看，各地都在大量缝制玉衣，因而级别不够但有经济实力的人死后亦穿高级玉衣。这种使用的混乱迫使东汉时期朝廷不得不对玉衣的使用作出规定，这在《后汉书·礼仪志》中有记载。
除玉衣外，还有“九窍玉”。目前所见成套的“九窍玉”，只出土于级别较高的墓葬中。如河北省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成套“九窍玉”，有耳塞、鼻塞、口塞、肛门塞、眼盖和生殖器套共九件。而刘胜的男性生殖器玉套，是用良渚文化玉琮改制的，更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西汉平民百姓只能用零星的丧葬玉，简陋者仅用耳塞、鼻塞，富裕者则用口琀玉蝉、手握玉猪。玉蝉、玉猪在东汉时期仍流行，但两者的形态特征已有所不同。
装饰玉在西汉的变化亦是十分明显，其特点是东周时期广为流行的铿锵有声的豪华形玉组佩开始衰弱，趋向简单，西汉中期以后基本不流行，代之而起的是生动活泼的小型单件玉佩，这也是西汉社会务实态度的一种表现。因为小型玉佩既省工省料省费用，使用、行动也更为方便，而且同样能达到点缀装饰的效果。
西汉装饰玉可分为佩挂装饰玉和器物装饰玉两大类，并且出现了一批新式玉器，有玉舞人、心形玉佩、玉带钩、细长尖角状玉觽、镂雕玉环、玉贝币等。玉舞人在战国时期已出现，洛阳金村东周墓出土、现藏美国弗瑞尔美术馆的玉金链组佩，上面就有双连体玉舞人和单体玉舞人。西汉玉舞人一般都着长袖衣，一袖高扬至头上，另一袖下垂，或者横置腰际，长裙曳地，细腰束带，是西汉“翘袖折腰”舞的生动写照。由早期玉鞣演变而来的心形玉佩，也是西汉时期重要的装饰玉，玲珑剔透，造型优美，形式较多。西汉流行佩戴心形玉佩，大概也是当时崇武风尚的一种反映吧。
西汉的器物装饰玉主要是成套玉具剑的出现。玉剑饰肇始于东周，但由剑首、格、璏、璐等玉饰配套成组，则完成于西汉时期。西汉玉剑饰最精美的要数剑鞘上的玉琥、玉珌两种饰玉，不仅器型大，构图美，雕刻精，而且雕琢游动的双螭龙纹样，一进一退，场面颇为生动，表现的亦是格斗场面，内容与形式达到完美的统一。西汉尚武，皇帝常给有功之臣赏赐玉具剑，因而剑上配备精美玉饰也不足为奇。同时也使西汉玉具剑达到中国琢玉史上的最高水平。
西汉的实用玉制器具和观赏玉艺术品较前代有所增加。西汉玉制器具有高足杯、角形杯、盒、卮、枕、枚首、印等。玉制艺术品多为人物、动物形象，反映出西汉玉器在雕刻和用途方面出现的新变化。与后代相比，西汉实用玉制器具和玉雕艺术品所占比例还是很低，但已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显示出西汉玉器在继承传统、追求变化方面出现的新特点。雕刻技艺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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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玉器加工技艺博采东周玉器技艺之长，推陈出新，在造型、装饰及加工雕琢技艺方面达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造型更加活泼，装饰更趋生动，主题更为明确，技艺更显精湛。
西汉玉器造型在继承东周玉器对称风格的基础上，打破传统格局，变对称为均衡，即采用使造型或装饰上下左右相对平衡而不是完全对称的手法，使作品更加生动活泼。尤其是曲线S形玉雕作品大量增加，在螭龙、龙、凤、虎、舞人、带钩、觽、心形佩、剑饰上得到广泛运用，使作品曲尽其美，余音袅绕。
西汉玉器造型活泼多样的另一个标志，是象生玉器富有立体感、现实感和蓬勃的生命力，其玉人、玉马、玉辟邪、玉熊、玉鹰、玉牛等艺术水平均超过了前代。
在玉器装饰方面，西汉玉器继承战国时期出现的谷纹、蒲纹式样，但由东周时期的满布手法变为分区分隔手法，常用绳纹、云龙纹等与谷纹、蒲纹分区间隔使用，同中求异，更使画面变化多端，富有韵味。
西汉玉器装饰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透雕、镂空技艺大放异彩，数量、规模及雕琢水平均超过战国。西汉玉器的透雕、镂空，不同于战国玉器仅将其作为器物的附加或延伸，而是作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玉剑饰、玉铺首、玉璧、玉环、玉心形佩、玉觽，甚至玉枕、玉带钩等，均采用镂空透雕技法，使作品玲珑剔透，增加图案的空灵之美。在采用镂空透雕技法的同时，西汉玉器的出廓装饰也更趋成熟，尤其是玉拱璧的出廓装饰，既方便了佩挂，又使玉璧呆板的造型有了动态之美，能与其他活泼多样的玉器相协调。西汉玉器的线条装饰也已初显端倪，为东汉玉器细阴线的广泛运用开了先河。
西汉玉器的造型、装饰，基本能体现玉器的功能特点、主题内容。如丧葬玉，规矩呆板，程式化现象明显；玉剑饰，图案凶猛精悍；王公用玉，如南越王金玉带钩，庄重威严。值得一提的是，西汉玉器的龙凤纹装饰，已不像周代龙凤相争，你死我活，而表现出新的姿态，常见凤依附于龙，龙威风俏，是当时龙凤呈祥观念的反映。龙凤一团和气，是家庭幸福、婚姻美满、社会稳定的瑞符。
西汉时期玉器的加工技艺更加精湛，玉器地子打磨得光滑如镜，抛光技艺一丝不苟，尤其是玉熊、玉蝉、玉猪等一些动物玉雕的抛光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西汉玉器镂空透雕加工技艺更加多样化，已不仅仅是孔的扩大，而是根据装饰主题需要，多种手法灵活运用，并将孔壁打磨得十分光滑。西汉玉器的细阴线刻划虽然运用得不多，但已展示出迷人的魅力，刀工起落有致，道勁有力，显得纹丝不乱。
东汉玉器
东汉玉器从总体上看，继承了西汉玉器的传统，数量和品种有所减少，丧葬玉的使用有严格限制。
东汉玉器无论是玉料的选择，还是造型、装饰、用途，甚至加工技法，都与西汉玉器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总的印象是共同点大于相异点。故有些学者将西汉玉器、东汉玉器统称为汉代玉器。
从已有玉器资料看，东汉玉器的数量和品种比西汉大为减少，不仅礼仪玉、装饰玉减少，连丧葬玉也有所减少和限制。西汉时期争相使用的玉衣，到东汉时期明确规定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金缕玉衣，诸侯可用银缕玉衣，公主可用铜缕玉衣。其他类别的丧葬玉，如九窍玉、玉蝉、玉握、玉塞等，也比西汉时期有所减少。
玉料选择的多样化
东汉玉器从数量上看，似乎没有西汉玉器强盛，但在玉料的选择上，较西汉严格及多样化，尤其强调玉材的色泽，给人们印象最深的特点，是宝玉与玉宝石共同使用。
从东汉玉器呈现的材料特性来看，使用最多的还是来自昆仑山脉的和田玉。这表明自西汉控制西域以来，和田玉料已大量输入中原。
东汉时期的和田玉，主要用于琢制贵重礼仪玉及高档艺术品、实用品，有玉璧、玉环、玉瓶等。东汉使用的和田玉以青玉、青白玉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白玉。一些级别较高的墓葬出土用和田白玉(有的还是羊脂白玉)雕琢的丧葬玉或辟邪玉。如河北省定县北庄东汉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了用和田白玉琢制的玉猪、玉玲蝉。东汉的玉刚卯、玉司南佩等辟邪玉，也用和田白玉琢制。
用和田白玉琢制丧葬玉或辟邪玉，是东汉出现的新潮流，这与东汉以前将高档和田玉只用于雕琢装饰品完全不同。这可能与白玉不易受沁变色有关。
除和田玉外，东汉时期还大量使用产于陕西、河南、湖北一‘带的地产玉，多为青玉，内部多含有杂质。这些材料由于材质欠佳，大多用于琢制大件丧葬玉或小片镶嵌玉。
东汉时期的玉料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广泛应用软玉的同时，还适量选用不同于软玉色泽的玉宝石，有玛瑙、水晶、绿松石、琥珀、青金石等。这些玉宝石或雕琢成小件装饰玉，如熊、鸽子等，或用于铜器、漆器、木器表面的镶嵌。还有用水晶作剑饰的。
器型与装饰的变化
东汉玉器在继承两汉玉器传统的基础上，在造型与装饰花纹方面，都出现了显著的变化。造型方面，东汉礼仪玉、装饰玉、丧葬玉出现了调整与减少，并新出现了辟邪玉；装饰方而，东汉出现了吉语文字玉器和故事性装饰图案两大新形式。
东汉礼仪玉进一步压缩，只存玉璧一种。大件礼仪玉璧多出土于诸侯王陵墓中。东汉礼仪玉壁两面大多数琢满谷纹、蒲纹，最为流行的是由西汉谷纹衍化而来的乳丁纹。乳丁纹是反映东汉玉器装饰技艺水平的花纹，不仅花纹饱满，而且均衡、疏朗，每个乳丁琢磨得非常光滑。东汉玉璧的主体花纹是乳丁纹，有的还分内外外两区，内区饰乳丁纹，外区饰螭龙佯云纹，或阴刻，或浮雕，变化颇多。壁的内外边缘呈凸弦纹状，弦纹一般较宽。东汉贵重玉璧多出廓，即在壁的外缘镂雕精美装饰花纹，多在壁的上端，呈三角形状。少数玉璧在上端出廓外，还在壁的两侧边缘出小嘛，这是沿袭战国以来的传统手法。玉璧上端出廓部分多镂雕双蟠龙衔珠纹，饰双龙环抱古语史字纹饰图案，布局严谨，图案精美。东汉玉璧出廓兽纹或文字线的中脊，都有一条流畅的细阴线，这是鉴定东汉玉璧真伪的重要依据之一。
与西汉一样，东汉的装饰玉也可分为首饰服饰玉及剑上玉饰两大类。用于佩挂的装饰玉种类和数量比西汉少，主要有玉环、玉璜、玉艄、玉心形佩和玉舞人等。
东汉玉环一样精美，但所饰花纹较西汉简洁、精练，有的螭龙成环，有的环圈内镂刻龙凤图案。东汉玉环的花纹上多有细阴线刻描，这与西汉玉环图案主要通过花纹形体表现略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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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的玉璜、玉觽、心形玉佩、玉舞人数量均较少。装饰玉佩中值得注意的是新出现了一种扇形玉佩，是由西汉的鞣形玉佩演变而来，但与西汉心形玉佩不同。东汉早期的鞣形在环佩中间还清晰可见，只是由心形变为椭圆形，并由竖置改为横置，当中的圆孔演变为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东汉晚期韘形玉佩两侧的附饰，发展成为环绕玉器的透雕纹饰，形象比韘形佩更加俏美，显示出东汉玉器注重器壁外缘装饰的手法。
东汉玉剑饰不如西汉流行，并且很少见到成套的玉具剑。
东汉丧葬玉除玉衣外，其他的仅见玉蝉、玉猪两类，除玉料与西汉不同外，造型装饰也不同于西汉。东汉玉蝉的头部呈山峰状，双眼突鼓，犹如脱离身躯；双翼斜收，身体更修长；蝉翼尾部尖锐，“汉八刀”道劲流畅，头与身部的凸弦纹也是刚劲有力，呈现出东汉玉雕“小刀也阔斧”的艺术风格。
东汉玉猪的时代特点也非常明显，一改西汉玉猪形态逼真的写实风格，而向抽象、写意方向演变，身体为圆柱形，呈卧伏状，头、尾两端平直，腹部也呈水平状，以“汉八刀”阴刻线琢出双耳、四肢及各部位轮廓。一般琢小三角形突出尾部，上琢小孔。可见，除了主要用于丧葬外，一些精美的玉猪也用来系挂把玩。
辟邪玉是东汉新出现的玉器，有辟邪、刚卯、翁仲、司南佩等。
东汉玉辟邪，一改西汉嘶鸣爬行的形态，琢成昂首张口怒吼状，采用浮雕与细阴线刚柔相济的雕刻技法，并琢出生动的双翼。神兽能飞行，是汉代羽化成仙思想在玉器上的反映。
东汉玉刚(严)卯，玉质洁白细润，长方柱体，形体较小，中穿通心孔，四面阴刻颂扬刘家天下的吉语文字。安徽、江苏等地的一些级别较高的东汉墓葬中，已出土东汉玉刚卯多例，相互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成为鉴别大量传世玉刚卯的标准器。
东汉司南玉佩，呈两长方体相连状，中间有凹弦纹，上端浮突小勺，呈古代司南状，是东汉有特色的辟邪玉。司南玉佩以前几乎不见考古出土，近年在河北、安徽、江苏等地的东汉墓葬中时有出土，但因不识其形制，考古报告中往往将其定名为工字形玉佩、玉坠饰等。
由于硬度高，又光滑，在玉器表面刻描花纹已是不易，要雕刻规矩的文字就更不容易了，故在玉器上出现文字是很少的，东汉以前仅见个别玉印有印文。东汉时期出现了用吉语文字装饰玉器的新形式，常见的吉语文字装饰在刚卯、玉璧或陈设玉器上，形式有浮雕和透雕两种，流行语有“宜子孙”“长乐”“长宜子孙，延寿万年”等子孙昌盛类语或是辟邪吉语。
东汉玉器装饰的另一个特点，是带有故事情节的装饰图案大量涌现。东汉以前玉器的装饰图案，有的非常优美，但大多数为单体形，主题内容比较单一。东汉时期玉器镂雕装饰趋向复杂，内涵丰富，有故事情节。上海博物馆藏的长宜子孙玉胜，上面既雕刻有“长宜子孙，延寿万年”吉语，同时又透雕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构成了一幅天人祥和的瑰丽画面。河北省定县北庄中山简王刘焉墓出土的玉座屏，由四块镂雕玉片拼成，屏片镂雕阴刻西王母、东王公形象，并有仙人吉鸟瑞兽相伴，构成一幅神仙世界。另外，一些玉璧上双龙环抱“长乐”、“宜子孙”文字，也均有深刻的思想内容，是布局严谨的吉祥图案。
图案美与线条美
在中国玉雕工艺史上，东汉玉器加工技艺独具特色，具体表现在镂空技艺的进一步提高，细部加工更加精细，细阴线刻和“汉八刀”娴熟运用。因此，东汉玉器数量品种虽不是很多，但造型精巧，花纹精细，加工技术完美，玉器的图案美与线条美在中国玉器史上别具一格。
与西汉相比，东汉的玉器镂空技术更细、更精，图案更紧密严谨，无论是双龙戏珠、双龙环抱吉语文字，还是东王公、西王母等图案，都出现空隙小、图案密、花纹生动的特点。相比而言，西汉玉器的镂空间隙稍大，线纹略粗，圖样偏大。
东汉玉器的细部加工也较西汉精细完美。西汉玉器讲究气势，强渊形体之美，但雕琢相对欠佳，细部加工常被忽略。东汉玉器注重图案之美，把握构图的严谨性和图案的完整性，因而细部加工十分精细，无论是镂空花纹阴部细处的琢磨，或是玉璧地子的磨光，还是图像细部的刻描，均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东汉玉器还特别注重线条的运用。所饰线纹，既不是商周时期广泛流行的双阴线勾勒纹，也不是东周至西汉时期盛行的曲云纹，而是细如毫发的游丝纹。西汉玉器上亦有细阴线装饰，但多为短线条，且线痕粗、深。东汉细阴线细长，线痕浅，线路更优美，有流动感而无断续感。东汉玉器上常见的细阴线刻纹，研究者习惯称为“游丝纹”，古玩界则称为“牛毛雕”。这种精细流利的游丝纹常作为动物图像细部装饰，或作羽毛，或作翎纹，道劲流畅，纤毫毕现。值得注意的是，东汉玉器上的吉语文字笔画，也爱好用细阴线进一步刻描，使其更醒目。
东汉玉器对“汉八刀”的运用也较西汉成熟，呈现出刚柔相济的装饰特点。东汉“汉八刀”工艺丰：要运用在玉蝉、玉猪、玉人等小件玉器上，粗犷有力，干净锐利，毫无拖泥带水的呆滞感，从中反映出东汉玉器加工技艺的细腻、灵巧与娴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