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判决执行监督申请书

民事判决执行监督申请书（精选7篇）

民事判决执行监督申请书篇1

综上所述，我和孟根乾是个人合伙关系，在合伙企业没有清算之前，三台法院拟超越一二审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范围，将我个人的财产予以执行，明显错误。故请求你院依法监督，切实维护我的合法权益。

此致

三台县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20XX年 3 月11 日

二：民事执行监督申请书

申请人：xxx，男，20XX年4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xx市xx街道xx号，公民身份证号码：35xxxx1961040。

被申请人：xx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住所地xx市xx街道解放路445号。

法定代表人林xx，负责人。

被申请人：xx市xx街道办事处，住所地xx市xx街道解放路445号，组织机构代码xxxx9483-3。

法定代表人刘xx，主任。请求事项：

1、依法对xx市法院(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执行一案进行监督。

2、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向被执行人xx市xx街道办事处提出检察建议，督促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自动履行(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经xx市人民法院(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并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主文确定：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对xx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以清算后的财产清偿债务。清算后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不足部分由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承担。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未在判决书确定的十五天期限内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也未按该判决所确定的义务进行履行。

申请人依法向xx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但由于被执行人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并通过各种手段干预执行，致使该案无法执行，搁置至今。 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作为xx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主管部门和开办单位，尚欠申请人工程款412462元已长达十七年之久，申请人多次追讨无门，通过诉讼也未获得解决。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完全有财力和能力解决拖欠申请人工程款，但终因其处强势地位而拖延至今。因此，申请人要求：一、督促被申请人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组成清算组对xx市xx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算，以清算后的财产清偿债务。清算后的财产不足清偿债务，不足部分由xx市人民政府xx街道办事处承担。向申请人支付尚欠工程款412462元及违约金(自20XX年6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

二、督促xx市人民法院排除干扰，依法采取查封财产、冻结帐户、划拨资金等强制措施，确保本案顺利执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3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20XX年3月10日高检会[20XX]2号)第五条规定：“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因不当干预难以执行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相关国家机关等提出检察建议”等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请求检察机关对xx市法院(20XX)漳民初字第456号民事判决执行一案进行监督，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xx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

申请人代理人：

民事判决执行监督申请书篇2

一、我国民事判决执行难的现状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现阶段来讲, 关键是实施问题。“我国法制建设最主要的问题、最大的缺陷是执行工作严重滞后。”执行工作既跟不上立法工作的要求, 也跟不上实际生活中广大群众的需要。法院执行工作20世纪90年代初从经济审判中独立以来, 存在着诸如重审判轻执行, 有关民事执行法律法规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 各地法院还不同程度存在乱执行、暗箱操作等亟待解决的问题。个别领导干部还存在“重立法、轻执行”和“人治代替法治”的思想。没有充分认识到民事执行工作是解决“有法必依”问题和法治的重要内容, 从而在实际工作中没有把民事判决执行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某些地方党政领导从地方财政着想, 滥用职权干扰民事判决执行的现象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民事判决在执行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与严格的法律监督。民事判决执行工作受到干扰、破坏、威胁时, 却没有一部“民事判决执行工作法”作执行人员坚决依法办事的保护力量和强大后盾。同样, 民事判决执行人员徇私舞弊不依法执行时, 也得不到有效的监督。民事执行机构在管理体制上存在严重缺陷, 在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等方面缺乏独立执行的机制及其所需的人事干部权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商品交换、拜金主义对民事判决执行也产生了腐蚀作用, 不法分子通过对一部分作风不正的执行人员施行贿赂, 以此实现“钱与法”的交易, 严重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民事判决执行人员的素质普遍较低, 难以胜任改革开放时代和新技术发展浪潮中的民事判决执行工作, 从而降低了民事判决执行的质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 民事执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民事执行工作又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些问题层次深、层面广、关系错综复杂, 严重制约着民事执行工作健康有序的发展。”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由于WTO自身规则, 我国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其影响。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法制建设、执行工作必须适应与国际社会融合步伐加快的变化, 不断自我完善, 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WTO是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产物, 中国加入WTO, 与外国贸易自由往来难免会产生一些民事摩擦、纠纷。因此, 法院执行的民事案件呈上升态势, 性质也变得纷繁复杂, 中国目前的国内相关立法在不少领域都与WTO规则存在着差距甚至冲突, 在某些方面还是法律空白。这无疑会产生了新的法律关系, 产生了新的民事案件类型, 给民事执行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 最高法院为解决民事执行难, 加强执行工作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是, 民事判决执行难仍然没能得到根本解决。

二、民事判决执行难的原因

(一) 民事判决执行立法滞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民事立法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极大地改进了司法机关民事执行活动。但是, 立法上还存在的一些缺陷不能不说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一个主要原因。首先, 从立法指导思想上看, 由于推崇“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使得我国制定的民事法律总体上比较粗略, 原则立法的倾向比较明显。某些民事法律、法规制定过于笼统, 过于简单。法律本身逻辑结构的不严密, 必然产生民事执行人员难以操作和难以适用的情况;有法难依, 违法难究和民事执行人员对裁判权的滥用、乱用的两种倾向均难以避免。其次, 对民事立法的协调和监督不够。对地方立法的指导和监督力度不够, 地方立法违背国家法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致使有的机关可以“依法”限制或干涉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 有义务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机关、团体和个人可以“依法”不协助, 增加了民事判决执行的困难。再次, 在民事法律制定与社会实际需要方面, 忽视了民事法律对社会生活的导向作用。立法技术过于简单且周期长, 没有与时俱进, 处于“滞后”状态。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 执行立法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我国民事执行立法不能适应“入世”后的法治要求。例如:我国在外贸体制、知识产权权、行政法等领域与WTO规则存在冲突, 在金融服务、政府采购、反垄断、技术标准等方面都还是法律空白。

(二) 公民法律意识淡薄

民事判决执行难的原因从认识上看, 主要是公民法律意识淡薄。强化法律意识是法律执行的思想保证。“据报载, 在国外一些地方, 执结率不过20%, 社会却没有反映执行难的问题。究其原因, 在于国外的民事判决自动履行率很高, 因判决未得到履行而向法院申请执行的比例很小。”与之相比, 我国案件当事人自动履行法院判决的却很少。由此可见, 当前, 在社会上很少有人具备应当自动履行法院判决的法律意识, 也几乎没有形成不履行判决可耻的氛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 在我国还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 人们脑子里自觉不自觉地存在着人治思想、特权思想、权利虚无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思想、本位主义、人情主义等与法治相悖的思想意识。“首先, 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淡薄, 人们的合法权利观念不强、民事执行诉讼要求不积极。”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未意识到对方行为的违法性, 不能很好地配合法院民事判决的执行。部分公民缺乏应有的法律知识, 对国家的立法情况一窍不通。有的公民片面地理解法律, 对法律抱不正确的态度和评价, 给民事判决的执行带来极大的困难。其次, 从执行人员素质来看, 我国执法人员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 不能正确评价、理解和运用法律, 难以胜任加入WTO和新技术发展浪潮中的执法办案工作, 因民事执行人员专业知识欠缺, 业务能力较低而使民事判决处理失当的情况时有发生。“一部分执法人员政治素质太差, 不仅没有模范的个人行为和良好的社会形象, 而且还有徇私舞弊, 以权谋私, 执法枉法的恶劣行径。”从而使群众对法院民事判决执行工作的支持率大为下降, 影响了法院民事执行的效率与效果。

(三) 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作祟

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在改革开放的复杂条件下迅速蔓延, 执法领域尤为突出。“所谓民事执法中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是指:在民事执法活动中, 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执法机关、执法人员及其他有关单位和人员违背法律, 不顾大局, 以种种不正当方式非法保护地方和部门利益的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经济关系和民事关系。作为执法机关, 理应公正执法, 用法律的手段公正地执行已生效的民事判决。而民事判决中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却恰恰相反。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从局部利益出发, 制定“土政策”, 设置障碍阻挠民事执法部门秉公执法。“个别党政领导片面地从部门经济利益出发, 置国家法律与全局利益于不顾, 打招呼, 批条子, 直接干预执法机关依法执行民事判决, 甚至直接指使执法机关违法执行民事判决。”特别是当地“利税大户”、“龙头企业”或“经济能人”违法时, 更是千方百计偏袒迁就。对于涉外民事案件, 故意混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 保护本地当事人的非法利益。更有甚者, 法院与本地当事人串通一气, 抗拒外地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

(四) 法院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

“民事执行难, 表在执行, 根在体制。在我国传统上, 司法一直隶属于行政。新中国成立伊始, 就确立了法院独立的原则并在宪法上予以明确。”法院独立首先意味着法院在人事和财政等方面的独立。然而, 实际做法却是法院在这些最要害的方面都受控于同一层次的党委和政府。法院自己没有人事权, 干部由地方党政部门管理。管人与管事脱节, 地方法院没有财权, 经费开支完全属于地方政府支配, 如此领导体制, 怎么能够想象法院能够在民事执行上拥有独立的意志?另外, 就全国法院来说, 执行机构还不健全, 有些法院虽设有执行机构, 但基本上流于形式, 实质上仍然是审执合一, 这种情况必然导致民事执行工作没有统一的操作规程, 法院内部各职能部门职责不清, 执行不力。

在内部管理方面, “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 一直沿袭多年来形成的案件到人, 承办人负责制, 民事案件的全部执行过程都是由负责执行的执行员一个人在操作”。由于执行人员思想觉悟、道德素质、法律知识水平的参差不齐, 有时候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 也不能很好地保证案件的质量。由于案件一个人说了算, 执行权力相对集中, 容易造成执行的随意性。我们也要看到, 民事判决执行本身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与严格的法律监督。对民事执法工作的保护与监督是保证民事判决执行质量与效果的关键环节。缺乏这种保护与监督, 成为我国民事判决执行过程中“有法难依, 执法困难”的根本原因。

(五) 民事判决执行的物质条件落后

邓小平把加强法制建设与加强经济建设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两手抓”, 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与教训的基础上, 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有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民事执行是法制建设的重要方面, 由此可见, 民事判决执行需要强大的经济后盾。我国现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难于以足够的资金和财物去满足经济体制改革、加入WTO带来的大量民事执行所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一些贫困地区, 法院办公、执行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更是无法跟上形势的要求。虽然近年来, 政府加大了对司法的投入, 但随着民事案件量的增多、质的复杂, 物质条件落后仍然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重要原因。

三、民事判决执行难的对策

(一) 制订民事强制执行法

民事强制执行立法的不完善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因为民事判决执行难难就难在立法没有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法活动的规律、缺乏与此相配套的足够的执行手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市场经济法规的不断完善, “日益拓宽的民事、经济活动, 使得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范围不断扩展。现行的立法体系和内容已显现出强制执行措施不力, 强制执行制度不完备的弊端”。将执行程序从民事诉讼法中分立出来, 制订单独的民事强制执行法, 使之与一系列经济、行政、民事法规协调配套, 是改变强制执行立法滞后, 克服民事判决执行难的关键。可以更好地发挥民事强制执行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民事法律规范化、具体化, 增加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而且从理论上说, 民事执行和民事审判的性质是不同的, 有单独立法的必要。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单独制定了民事执行法。

(二) 加强普法教育, 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当前民事判决不能得到有效执行, 有认识、体制、工作等多方面的原因。从认识上来看, 主要是公民法律意识不强。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是法律执行的思想保证。加强普法宣传教育是解决民事判决执行难的一条重要途径。要彻底根治民事判决执行难, 关键在于增强全民自动履行法院生效判决的意识。法院判决自动履行多起来的那一天, 便是民事判决执行难能够真正得到解决的那一天。邓小平同志曾这样指出:“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 根本问题是教育人。”因此, 我们必须抓好普法宣传教育, 在普法教育中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通过普法宣传教育, 让广大干部群众既懂得主要的法律法规, 也要懂得实施配套处理的相关法规”。既懂得实体法, 也懂得程序法。尤其要在执行工作人员中进行讲政治、讲党性、讲原则的教育, 帮助一些同志自觉克服不良思想, 不折不扣地把民事判决执行到位、执行好。

“普及法律宣传教育要突出重点, 要有针对性。各地要结合本地区本行业的情况突出重点, 要联系本地的实际。否则, 就不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进行普法宣传教育目的是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树立依法办事的观念, 彻底解决民事判决执行难的问题。因此, 我们要建立一些长期的行之有效的制度, 使普法教育工作法律化、制度化。

(三) 坚决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是当前民事判决执行难的一大障碍。人民法院以及全社会都要积极行动起来, 自觉克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 并敢于同地方和部门作坚决的斗争。

首先, 要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入手。通过学习、宣传等各种方式, 使全党、全社会特别是执法机关充分认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严重性、危害性。清除各种错误思想和片面认识, 充分认识严肃执法、反对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重要性、紧迫性, 从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其次, 要从领导做起, 严肃执法。各级领导要用高度的政治敏感去看待这一问题, 带头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担负起指导、监督执法机关严肃执法的职责, 为执法机关排除各种障碍, 保障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第三, 要加强对执法机关的监督。努力提高广大执法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 严肃办案纪律, 完善内部监督和社会监督双重机制。对于“一把手”, 要将他们的生活圈、社交圈也纳入监督的视野。现实中, “一把手”的权力很大, 没有强有力的监督, 就很容易发生腐败。要把权力监督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 “如果说‘以权力制约权力’是现代法治国家推崇的一种宪政信条, 那么‘以舆论监督权力’则是现代公民社会应该弘扬的一种民主理念和高擎的一面民主旗帜。二者的有效结合才是有效监督权力和防止权力滥用的治本良策”。

第四, 对执法过程中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要进行专项治理, 紧急刹风。对治理过程中的顽固分子要严肃查处, 决不姑息。通过有声势有力度的专项治理活动, 使执法中的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失去市场。为民事判决执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 加快法院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机制改革的步伐

民事执行涉及的面广, 往往牵扯到诸多利益冲突, 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阻挠, 光靠人民法院是孤掌难鸣的。基于这一国情和现状, 必须改革目前的法院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机制并完善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体制改革是时代的要求, 是形势发展和客观实际的需要, 是消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关键。法院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机制改革, 就是要革除掉现存体制上的弊端。

第一, 要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有效地行使执行权, 尽快在立法上补充和完善相关法律, 明确执行机构的法律地位、职责、程序、救济、责任等。“将人民法院隶属于地方政权, 人、财、物由地方控制的块状结构, 改为全系统条式垂直结构”。摆脱地方的束缚, 实现法院人事权、财政权、执行权的独立, 由上级人民法院直接领导。要改善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 将司法机关中党的领导变为纵向关系, 不再受地方党委领导, 革除司法机关办案向同级党委请示汇报导致非专业人员指导专业人员的弊端。要使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明朗化、法律化。

第二, 法院内部管理要明确“审执分立”原则。科学分设机构, 严格区分审判职能和执行职能, 并同等看待。坚决破除“重审判, 轻执行”的思想, 协调好执行程序与审判程序的衔接问题。要把强制执行过程中的裁判权、异议审查权和执行实施权“三权分离”, 避免执行人员滥用执行权, 保证民事执行的公正。

第三, 法院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机制改革要有长远性。“针对干扰执行的诸多阻力, 在各级法院的辖区内应建立协助执行工作网络, 成立协助执行工作领导小组”, 保证民事判决执行工作的顺利进行。

(五) 改善民事判决执行的物质条件

物质条件的落后, 极大地影响了民事判决执行活动的全面开展。全国上下要统一目标,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努力改善执行工作的物质条件。中央要加大对司法部门执行工作的投入, 对法院客观上存在的待遇低、装备差问题要高度重视。各地方政府和法院自身也要多想办法, 争取多筹措资金, 解决干警的住房、津贴等待遇问题, 配备必需的通讯、交通工具。从硬件上保障法院民事执行工作能发挥执行人员的积极性, 提高执行效率, 以消除民事判决执行在物质条件上的制约。

摘要：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 不仅是法院工作的痼疾, 而且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民事判决执行立法滞后, 公民法律意识淡薄, 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作祟, 法院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机制不完善, 民事判决的物质条件落后是民事判决执行难的原因, 宜对症下药, 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本文所讲的执行难是指那些被执行人有执行能力, 但因各种原因而无法顺利执结的案件。文章主要探讨我国民事判决执行难的现状, 执行难的原因及相应的对策。

浅析基层法院民事判决执行难篇3

关键词：执行难；法院；原因；对策

一、基层法院民事判决执行难问题的现状

判决执行难问题，历史以来伴随着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开始就一直存在，并且随着社会发展，经济纠纷案件大幅增加，案件较之以前更加复杂，使执行变得难上加难。理论上来说，案件一经判决生效，当事人就有义务自觉履行法院的判决，如果当事人没有及时适当的履行，法院则可以依当事人申请或职权进行强制执行，使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得以实现。但现实生活中，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给中央的《关于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的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的财产难动”情况一样，法院的执行面对着层层阻碍，导致法院大批积案无法解决，而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受到保护，引发大量上访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了拍卖判决书的情况，也侧面反映了执行难问题的严重性。

法院在执行难问题上也一直采取积极应对的态度，采取的主要方法就是集中执行，集中执行是指法院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特定的时间段，针对特定的被执行对象，集中执行力量，依法对未执行终结的案件进行突击强制执行的一种方法。1999年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组织下全国各地法院展开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大行动”，各地基层法院执行人员甚至通宵达旦的对被执行人进行围追堵截、午夜行动进行集中执行，使执行结案总量首次超过受理案件总量，未结案数量开始下降，但执行工作被动局面仍未根本扭转。截止至2003年12月底，全国尚有执行未结案件超过38万件。2006年1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发出《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对解决执行难问题作出部署。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召开全国法院贯彻落实“通知”的电视电话会议，对解决执行难问题提出具体要求，于2006年1月至6月，在全国法院范围内开展了集中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但是仅靠某一阶段的突击集中执行还是无法彻底有效的解决执行难问题。

二、“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一）执行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案件处理难度增加

随着社会进步，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大幅增加，尤其是在今年法院实行立案登记制度之后，虽然立案难问题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但是全国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以井喷式增加，使法院原本就办案人员不足的压力更大，据调查统计，仅立案登记制度实行以后的一个月，法院案件受理量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十，审判量的巨幅增加是否会影响法官们的判案质量，从而导致判决执行的难度也随之增加？这给人民法院今后的审判执行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被执行人难找，被執行财产难寻

我国社会人口众多，且流动性大，再加上被执行人法律意识淡薄，故意逃避法院的执行，很多被告判决书送达之后便一走了之，甚至在诉讼过程中就离开住所地，这类案件中涉及农民的案件和涉及交通事故的案件占很大一部分，许多农民为了逃避执行选择外出打工，留下的可供执行的财产很少，涉及交通事故的案件因为当事人之间本来就是不认识的关系，一旦被执行人有意规避，法院很难掌握其下落。因为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目前还不够完善，如果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对其财产就更无从下手。

（三）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

法院执行工作想要顺利进行，与检察院、公安机关、行政主管部门、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协助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些协助机关，法院不仅无法执行当事人的财产，连当事人的行踪都很难找到。虽然目前的法律及解释中已经有很多关于要求房管局、车管所、银行等部门协助执行工作的规定，但是实践中，越是在基层，越存在着严重的人情关系、地方保护现象。

由于法院体制的设置，地方法院要受到同级政府及党委的领导，所以必然会被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干扰审判执行活动，而且我国历来存在重审判、轻执行的传统，使得法律虽有规定，但实践中却难以推动。

（四）缺乏相应的配合制度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健全是引起执行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公民个人信息通常会分散在各个单位，法院想获取这些信息时需要一家一家的上门查询，曾有报道某县法院执行人员为了查到被执行人财产，跑遍了全县的银行。这种信息流通性的缺乏为法院执行带来了很大的障碍，被执行人就是利用这种信用体系的漏洞，随意的转移财产，拖延履行时间，赖账不还。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本都建立了比较健全的财产登记制度，无论是法人，还是自然人，全部财产信息都可以由法院通过法定程序查询，不仅防止被执行人转移财产或下落不明导致执行陷入僵局的情形，也利于法院查清被执行人是否真的没有履行能力，为终结执行程序提供合法依据。

并且在执行僵局确实发生后，缺乏一定的积案退出机制，解决大量堆积在法院的确实无法在法定期限内执结的案件，减轻法院清理积案的工作压力，在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时随时恢复执行。

三、新司法解释的主要内容

在今年7月21日，最高法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两个司法解释。

（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主要内容

1.进一步明确了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

（1）经采取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后仍拒不执行的；

（2）致使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或者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的，包括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执行人员进入现场或者聚众哄闹、冲击执行现场等拒执行为；

（3）致使债权人遭受重大损失的；

民事判决执行监督申请书篇4

一、海峡两岸的区际法律冲突特点

港、澳回归后两岸三地为“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

我国目前的状况为一个国家(大陆和台湾都属于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三个地区(大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地区、港澳--殖民地回归的资本主义地区、台湾--尚未统一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地区);四个法域(大陆法域、香港法域、澳门法域、台湾法域)。

港、澳回归后两岸三地为“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

所谓区际法律冲突，就是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区际法律冲突是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具属地性，是解决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是一个主权国家领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民商法律冲突。是一种私法方面的冲突。但学者有分歧，学者萨瑟认为，区际法律冲突不仅仅是民商法律的冲突，还包括在发生冲突的法律制度内，可能会有民事法、商事法、劳动法、民事或刑事诉讼法、政治或行政法、刑法以及财政法的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中国学者认为，刑法、行政法、财政法、程序法等属于公法范畴。由于世界各国基本上不承认外国法(或外域法)在本国(或本法域)的域外效力，而只适用自己的刑法、行政法、财政法、程序法，虽然也有法律冲突，但不涉及外国法(或外域法)的适用。只是一种隐存的冲突。区际法律冲突也称为区际民商法冲突或区际私法冲突。

两岸三地的区际法律冲突：

1、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国家”内的区际法律冲突。法律之间的差别极大，很少有什么相同之处。这表明区际法律冲突的范围可能同国际法律冲突的范围差不多。各法域都有独立的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但特别行政区只是在中央政府领导之下的地方行政区域，从行政上讲香港政府、澳门政府同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实质上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避免了中国的区际法律冲突演变成国际法律冲突。

2、有属于同一社会制度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香港、澳门之间。又有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如内地与香港、澳门地区的法律之间的冲突。世界上其它国家都是社会制度相同的区际法律冲突。

3、即有属于同一个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台湾和澳门属同一个法系的法域之间的冲突。同时又有分属不同法系的法域之间的法律冲突。属普通法系的香港法律与属大陆法系的澳门、大陆、台湾法律之间的冲突。

4、区际法律冲突不仅表现为各地区本地法之间的冲突，还表现为各地区的本地法和其它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的国际条约相互之间的冲突。根据有关法律规定，香港和澳门可以分别以“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的名义，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科技、体育等领域单独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并签定和履行有关协定;中国缔结的国际协定，北京中央政府可根据情况和香港、澳门的需要，在征询香港或澳门政府的意见后，决定是否适用于香港或澳门。而中国尚未参加，但已适用于香港和澳门的国际协定仍可继续适用。这意味这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一些国际协定适用于某地区而不适用于其它地区。可能导致各地区的本地法同其它地区适用的国际协定之间以及各地区适用的不同国际协定之间的冲突。这是港澳回归后区际法律冲突的一种特殊现象。

5、各法域有自己的终审法院，而在各法域之上无最高司法机关。因此，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方面，无最高司法机关加以协调。

6、在立法管辖权方面，无中央立法管辖权和各法域立法管辖权的划分。实际上在民商事领域，各法域享有完全的立法管辖权。而香港、澳门的立法管辖权不是由中央宪法直接赋予的，而是由有关国际条约以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加以规定的。

7、而台湾尚未统一，但两岸经贸与民间交流的民商事活动非常频繁，两岸加入WTO后，近几年来加速了三通的进程，目前台湾有五万家企业在大陆，每年有二百多万人次的台商往返大陆，两岸婚姻有近二十对万，每年以三万对的速度增加，陆资将可以进入台湾投资房地产、进入台湾设立分公司、大陆银行将可进入台湾设分行等，两岸贸易量大，台湾有一套自己的法律体系形成与大陆、港澳不同的法域;

8、如上所述，港澳回归后，区际法律冲突的情况极为复杂。而两岸间在政治上目前尚未统一的状况下，区际法律冲突比极为复杂的港澳更为错综复杂。

二、海峡两岸区际法律冲突解决的基本原则与途径

处理海峡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

政治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平等互利，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促进交往，逐步完成统一，上述各项原则，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作为解决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基本原则，不能片面强调某一原则，忽视其它原则的贯彻执行。

政治主权统一是指：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领土完整。

其中包括：

1、继续在台湾使用台币;

2、继续在台湾保留军队;

3、继续作为单独关税区;

4、继续保持其政府架构;

5、继续台湾的人事自主，大陆不派官员去台湾任职;

6、继续司法权独立，不受中央的司法管辖，案件的终审权在台湾;

7、行政、立法、司法有广泛的自治权;

8、两地的法律并无隶属关系或主从关系;在处理区际法律冲突时，内地法院，包括最高法院，无权对台湾法院发布指示或命令;

所以两岸统一协调两地的法律冲突必须遵行平等互利的原则。两岸社会制度不同，观念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两岸比较悬殊，但都有一套比较适合两岸各自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法律制度。面对这些差异，两岸法域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岸法律界应该扩大交流，加深彼此了解，做到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求同存异。以促进彼此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协调两岸区际法律冲突应以促进和保障两个法域之间的正常有序交往为目的。

两岸面临发展和繁荣经济的任务，要充分发挥法律在调节经济关系，规范经济秩序，排解经济纠纷，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两岸在经贸交流交往当中有竟争、有合作，公正解决两岸之间的各种民事、经济、知识产权、海商海事等方面的纠纷。有利于良性竟争并扩大经济合作实现平等互利，共同繁荣复兴中华民族。

海峡两岸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不同的政党行使治权，施行不同的法律制度，随着和平统一的进程，最终将会走向统一，但海峡两岸将保留各自原有的法律制度。因此现在以及和平统一后，两岸的区际法律冲突不可回避。

区际法律冲突法是确定区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什么法律的规范。多法域国家或这类国家内的各法域通过制定区际冲突法律规范确定各种区际民商事法律关系应适用的法律，从而解决区际法律的冲突。

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有：

1、统一实体法解决途径。

2、区际冲突法解决途径;

综合有关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有下列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途径：

制定全国统一的实体法解决途径。

通过统一实体法途径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就是由多法域国家制定或由多法域国家内的法域联合起来采用统一的民商事实体法。直接适用于有关跨地区的民商事法律关系，从而避免选择不同法域的法律，最终消除区际法律冲突。是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最理想的途径。用统一实体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过程中由多种方式：

1、制定全国统一的实体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这是复法域国家中央立法机关的事情。

有时这种统一实体法是全面性的规定以法典形式出现，如 19《瑞士民法典》。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统一实体法是就某一方面的立法。

2、制定仅适用于部分法域的统一实体法。由国家中央立法机构制定。就某一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它在其实施的法域内导致在该问题上的统一。由于这种法律的存在，施行这种法律的各种法域又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新的特殊法域，并可能在该统一实体法所涉及问题上与未施行它的法域之间产生新的区际法律冲突。这种方式局部有效，不能全国范围内解决。

各法域采用相同或类似的实体法求得统一，从而解决相互之间的区际法律冲突。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样的联邦制国家。宪法都明确规定了中央立法的权限、范围。凡未列明的剩余权力归属各州或省，大部分私法性质的法律通常属于州或省的立法管辖范围。为了求得法制的统一和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在一些官方、半官方或民间组织的推动下，根据前述组织草拟的不具法律效力的“示范法”，各州或各省采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实体法。在这种情况下，各州或省法院在处理涉及他州或省的案件时，尽管适用的是自己的实体法，一般来说，案件的处理结果都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法律冲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

将在一个法域适用的实体法扩大适用于另一个法域，从而取得法制统一，消除区际法律冲突。这种做法多出现在因国家的兼并、国家领土的割让、国家领土的回归或国家的殖民等原因而形成的多法域国家内。

各多法域国家对本国内的区际法律冲突采取何种途径或方式加以解决，有不同的具体做法，但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一不是同时通过区际冲突法途径和统一实体法途径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一般来说，多法域国家及其法域一开始总是用冲突规范解决区际法律冲突，但冲突规范只能解决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并不能根除区际法律冲突，显然有局限性。于是，他们便通过统一实体法途径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虽然统一实体法克服了冲突法的缺陷。能彻底避免和消除区际法律冲突，但要在一个多法域国家一下子实现全国实体法的统一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般也须经过一个用区际冲突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阶段。区际冲突法是用于解决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具有独特法律制度的不同地区之间的民商事法律冲突的法律适用法。区际冲突法是国内法;是民商事法律适用法，同国际私法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有些多法域国家，通过统一区际冲突法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常常是实现通过统一实体法来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前奏。

通过区际冲突法途径解决区际法律冲突

1、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历史上有的国家颁布过专门的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典;有的国家则颁布了全国统一的解决某些方面的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冲突法。还有国家将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同国际私法结合起来加以规定分别用于解决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

2、各地域分别制定各自的区际冲突法，用来解决自己的法律与其它法域法律之间的冲突。

3、类推适用国际私法解决区际法律冲突。

4、对区际法律冲突和国际法律冲突不加区分，适用于解决国际冲突基本相同的规则解决区际法律冲突。

在上述各种通过区际冲突法途径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方式中，最佳方式是多法域国家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来解决区域法律冲突。因为首先一个多法域国家制定的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具有一种静态功能。他们在各区域法律制度之间发挥着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其次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同时又有一种动态功能。他们常常是各法域实体法统一的前奏，逐渐促进和推动着其国内法制的统一。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统一了各法域的区际冲突法，从而消除了各法域区际冲突法之间的冲突，避免了反致、转致的问题，也简化了识别过程。最后由于各法域法院适用的是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因而对同一案件无论由何法域的法院审理，都会适用同一准据法，这样可以求得判决或案件审理结果的一致性。因此，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应是各多法域国家在解决区际法律冲突过程中追求的目标。但在有的多法域国家，由于宪法或宪法性法律的限制，中央立法机关无权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制定区际冲突法的任务自然落在各法域身上。

5、我国是非联邦、非邦联制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单一制多法域国家，两岸政治上没有统一，目前无法制定全国统一的区际冲突法。但两岸宜尽快建立和规范司法协作关系，以便相互提供有效的法律服务和司法保障。

6、两岸在政治上未统一的状况下，目前不可能采取统一实体法途径来消除两岸的法律冲突。目前实务作法宜两岸在各自法域分别制定各自的区际冲突法，用来解决自己的法律与其它法域法律之间的冲突;因此解决海峡两岸区际法律冲突，宜以逐步、渐进的方式，最终实现两岸法制的统一。

三、两岸涉及区际法律冲突的法规与生效民事判决的相互认可与执行的法规

两岸涉及区际法律冲突的相关法规

台湾涉及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法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称《关系条例》);十年前的1992年7月31日公布，其在立法说明中表示:“除本于"一国两地区"之理念,适度纳入区际法律冲突之理论，以解决实际问题外，对于大陆人民在大陆所产生之民事上权利、义务，亦基于事实需要，予以有条件之承认。”如：《关系条例》五十二条“结婚或两愿离婚之方式及其它要件，依行为地之规定。判决离婚之事由，依台湾地区之法律。”五十三条：“夫妻之一方为台湾地区人民，一方为大陆地区人民者，其结婚或离婚之效力，依台湾地区之法律。”五十四条：“台湾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在大陆地区结婚，其夫妻财产制，依该地区之规定。但在台湾地区之财产，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四十二条：“依本条例规定应适用大陆地区之规定时，如该地区内各地方有不同规定者，依当事人户籍地之规定。”四十四条：“依本条例规定应适用大陆地区之规定时，如其规定有背于台湾地区之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四十五条：“民事法律关系之行为地或事实发生地跨连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者，以台湾地区为行为地或事实发生地。”四十三条：“依本条例规定应适用大陆地区之规定时，如大陆地区就该法律关系无明文规定或依其规定应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者，适用台湾地区之法律。”

大陆虽然没有一部全面涉及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法规，但大陆5月26日公并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是涉及两岸区际司法协作的重要法规;

大陆地区

195月26日大陆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并执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以下简称：《认可台湾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2条指出：“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当事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在其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当事人可以根据本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认可台湾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第18条“被认可的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需要执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理”。

台湾地区

1992年7月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其中第七十四条规定：“在大陆地区做成之民事确定判决，民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申请法院裁定认可。前项经法院裁定认可之裁判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4月18日台湾“立法院”三读修正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四条，“院会”修正为：“在大陆地区作成的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得申请法院认可。

前项经法院裁定认可之裁判或判断，以给付为内容者，得为执行名义。

前二项规定，以在台湾地区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得声请大陆地区法院裁定认可或为执行名义，始适用之。”

台湾“司法院”80•7•8(80)院台厅一字050199号函称：“大陆地区非属外国，其委托协助事件，无[外国法院委托事件协助法]之适用，其直接委托我国法院调查证据，尚乏法律可据，兹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已委托海基会处理两岸之中介事务，则有关司法协助事项，宜经由该会中介办理”。

台湾年5月6日修正《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施行细则》。第五十四条之一：“依本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申请法院裁定认可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应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验证。”

两岸都不将对方法院视为外国法院，法律事件均以其现行法律、法规为受理准则，两岸间的区际司法联系与协作关系有别于国际间的司法协助关系。多法域国家(联邦国)不同法域之间都是在政治上统一的情形下进行区际司法协作，这与海峡两岸暂时没有统一、经济和人员交往又十分密切的情况有所不同;所以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之间的区际司法协作是比较特殊的司法协作。目前没有一套可以共同操作的程序和方法。

大陆地区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法院的民事判决，台湾地区法院也从1998年5月26日起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七十四条办理对祖国大陆法院的民事判决认可、申请强制执行的法律事务。

大陆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到台湾申请认可与执行中涉及的区际法律冲突

笔者现就受理海南省工业开发总公司为原告、台湾哲彦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为被告的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海中发经初字第54号民事判决到台湾地方法院申请得到认可和将可申请台湾地方法院进行强制执行的法律实务问题等及相关案例，来探讨了解与研究台湾法律、以及制定适度适用区际法律冲突的大陆版本的《海峡两岸关系条例》的必要性、可行性。

大陆地区人民法院对涉台经贸纠纷、民事案件判决确定生效之后，如果台湾地区当事人败诉并负有给付义务，该台商在大陆地区又没有财产可执行;大陆地区人民法院无法直接执行其在台湾地区的财产;大陆法院的判决适用台湾的法律是根据台湾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四条，可以向具有管辖权的台湾地方法院申请认可并声请强制执行其在台湾的财产。笔者受理的案件简述如下：

10月15日，台湾板桥地方法院民事二庭法官陈世杰先生在(立股)声字第68号民事裁定书中裁定：认可大陆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于公元1995年10月26日所为(1995)海中法经初字第54号民事确定判决。大陆判被决认可后，台湾哲彦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先后于1911月2日、8月11日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抗告。209月7日台湾高等法院民事四庭法官李琼荫、林金吾、扬丰卿以抗字第3034号民事裁定书作出裁定，驳回抗告人台湾哲彦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对相对人海南省工业开发总公司的抗告。这是大陆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涉及财产给付的，即据此可向台湾地方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第一件民事生效判决在台湾地方法院得到认可，从而启动了祖国大陆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在台湾申请强制执行的程序。

另台湾地方法院有认可或不认可大陆地区人民法院不涉及财产强制执行的民事判决案例。依笔者收集分述如下：

A、不认可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调解书。台湾板桥地方法院法官张竟文先生在声字第977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作成之离婚事件调解书，不是生效民事判决和仲裁裁决。板桥地方法院裁定：“声请驳回”。

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法官徐昌锦先生在声字第333号民事裁定书中认为：经查本件声请人声请本院裁定认可者系广东省乐昌县人民法院作成之民事(离婚)调解书，而非《民事确定裁决》或《民事仲裁判断》，有该民事调解书在卷可稽，则按诸首揭说明，声请人之声请，自难准许。广东乐昌县人民法院的因是民事离婚调解书，而非民事生效判决或民事仲裁裁决，声请认可不予准许。

B、祖国大陆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中的判决离婚的理由如不符合台湾《民法》第1052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十款的原因，或同条第二项的，台湾地方法院不予认可。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法官郑丽燕小姐在573号民事裁定中认为：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52条第2项规定，上海市杨浦区法院民初字第453号民事判决所持理由与台湾判决离婚采有责主义政策相悖，依台湾地区《民法》1052条规定，予以认可于法不合，应予驳回。

大陆地区人民法院判决离婚符合台湾《民法》1052条二项规定的认可。

台湾板桥地方法院法官张竟文先生在其家声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中称：“次查大陆地区江苏省南京市中级法院判决声请人与杨某某离婚，其立论基础核与台湾民法第1052条第二项所定夫妻间有重大事由，致难以维持婚姻之离婚事由规定相当，亦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揆诸上开说明。声请人请本院裁定认可该离婚裁判，洵无不合，应予准许。”

纵观台湾法院审理的上述申请认可或不认可的案件，其主要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74条第1项：在大陆地区作成之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可以向台湾地方法院声请裁定认可。但祖国大陆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而制作的民事调解书，台湾地方法院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74条11项，“在大陆地区作成的民事确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断”，没有包括“民事调解书”为由，对祖国大陆法院制作的生效民事调解书申请认可事件，一律予以驳回，不予认可。

大陆律师、法官在受理可能将要到台湾地方法院申请认可或申请强制执行的涉台民事、经济案件时，宜了解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生效民事判决书、生效民事调解书，到台湾地方法院申请认可或申请强制执行的不同法律效果。要注意到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调解书目前台湾地方法院不予认可，也不可能声请强制执行的法律实务。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离婚判决在台湾并不当然使两岸婚姻关系消灭，一旦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离婚判决不被台湾地方法院认可，该夫妻双方将变成在大陆地区“各不相干”，可恢复单身身份，但在台湾地区仍是夫妻的两岸双重身份的情况。这就涉及两岸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看到大陆法院判决两岸离婚案件要不要适用台湾法律的`问题，如果不考虑适用台湾地区的《民法》一千零五十二条，不考虑适用台湾地区的《关系条例》，两岸有些离婚案件就无法从法律上解决，造成两岸民众在生活上的不便，因此大陆法院的民事判决适用台湾地区的法律是两岸交流交往的需要，平等的保护两岸民众的正当权益需要，适用台湾法律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不能单从法律本身去寻找，而是为了两岸交流交往;两岸经贸的发展，更需要法律上的保障以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如果大陆法院根本不考虑适用台湾法律，就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造成不良后果，甚至使大陆民众利益受损，因此适用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大陆本身的根本利益，是基于交往互利，平等互利的需要;两岸民商事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为公平、有效地实现其法律调整，在许多情况下适用台湾法律是必要的，有些情况下，适用台湾法律反而对大陆当事人有利;从两岸民商事纠纷的解决和判决的执行来看，在某些情况下适用台湾法律又是必须的，如对处于台湾地区的不动产所有权的争议，只能适用台湾法律才能有效的解决该争议。大陆适用台湾法律与台湾适用大陆法律有着内在的联系，两岸法律的相互适用是两岸法律协调的结果。

在两岸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的条件中，原判决的法院适用了适当的准据法，是承认与执行法院判决的重要条件之一。大陆承认与执行台湾法院判决的条件是：

一是一个中国原则，二是台湾法院具有合格的管辖权，三有关诉讼程序具有必要的公正性;四是台湾法院判决是确生效判决;五台湾法院的判决是合法的判决;六、台湾法院判决不与其它有关法院的判决相抵触;七是台湾法院适用了适当的准据法;八是两岸之间存在互惠关系;九是台湾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不违反大陆公共秩序。目前大陆已有承认湾法院的民事生效判决的案例。

目前海基会认证的两岸婚姻二十万对，并且每年以三万人速度成长，如果以每年三万人成长速度推估，到公元二零零八年，大陆配偶人数可达三十余万人，到公元二零一三年，大陆配偶更将高达五十万人。另一方面，由于在台定居大陆配偶可以申请尊亲属以及卑亲属来台，截至今年八月底为止，大陆配偶已经衍生的尊亲属和卑亲属总计两万零一百九十四人来台，衍生定居人数呈现倍数成长，台湾内政部预估，大陆配偶加上衍生人口，再加上来台依亲制度，预估十年后，台湾将会有一百五十万至两百万人的大陆配偶和亲属，而离婚、继承事件时有发生。自1987年11月台湾开放部分民众来大陆，十多年间台湾有二千一百万人次来过大陆地区探亲、旅游、经商。大陆有六十多万人次去过台湾;台湾有六万多家企业在大陆地区，雇佣员工四百万左右。大陆地区人民法院审理有关台湾的民事案件在1992年以后年均增加7%，经济案件年均增加26%。因此就衍生了大量涉及两岸间的民事、经济法律事务在管辖地法院判决后到对岸承认和执行的法律事件。

两岸加入WTO后，台湾的大陆经贸政策从“戒急用忍”调整为“积极开放，有效管理”。10月9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是十多年后首次大翻修，在经贸方面未来台湾将准许民众携带所制定限额以下的人民币进出台湾，而大陆地区公司在台湾从事业务活动只要获得许可将可在台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台商也只要经由经济部许可，就可以直接在大陆进行投资，此外，也开放大陆资金经许可得以进入台湾投资不动产。

其中争议最大的三通条款、大陆配偶八年取得身分证以及大陆教育机构经许可入台办理招生等议题，都在表决后通过;在两岸协商方面，修正案通过了复委托条款，另外，修正案也同意台湾地区的人民和团体，可以与大陆签署不涉及公权力或主权的协议，这两项规定将给予地方政府和大陆谈判经贸的机会，也将开启两岸经贸互动的新局。「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条文修正案，新增修条文共计五十五条，将《关系条例》过去的立法精神「原则禁止、例外许可」，转为「原则开放、必要管制」。两岸将继续政治冷经济热的状况。

两岸在“三通”之后，海峡两岸经济往来将会更加频繁。目前在大上海地区(含昆山、苏州、杭州、扬州、吴江、宁波等地区)有台湾居民及台商往返、常住近一百万人次。大陆资金、人员、货物进入台湾也是不可阻拦，海峡两岸经济往来将会更加频繁，

针对涉及上述类型涉台的民事、经济案件，笔者认为，首先宜争取判决形式结案。其次，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在台湾地方法院声请认可事件中，台湾地方法院依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七十四条、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七条、《施行细则》第八条，台湾《民法》等分别裁定认可、可申请强制执行，或驳回。即不一律认可大陆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有些涉台民事案件操作时如果没有注意两岸间法律法规的差异，就可能造成无法到台湾声请认可及声请强制执行的涉台民事案件。

台湾“司法院”1994年11月19日以(94)秘台家厅民三字第20524号，函称：“……《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四条所定得声请法院裁定认可而取得执行名义者，应以在大陆地区作为之民事确定裁判或民事仲裁判断，并以给付为内容者为限，该条法之规定甚明。而得为执行名义之诉讼上调解，‘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三款专款明定，与民事裁判属不同款别。就上述两种法规参互以观，该条例74条所指民事确定裁判，宜解为不包括：《民事调解书》在内。”

台湾“司法院”以《强制执行法》第四条第一项第三款以专款明定，与民事裁判属不同款别为由，认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七十四条：所指民事确定裁判，宜解为不包括“民事调解书”在内。

至于大陆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仲裁判断，台湾地方法院认可的准则是什么，根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必须是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但是何为公序良俗?没有明确的解释。台湾“司法院”司法行政厅研究认为，不违背台湾地区公序良俗的三项认可准据：一、大陆法院的判决违背专属管辖者;例如：有关婚姻无效或撒销婚姻、收养无效、死亡宣告、不动产分割等，因与公益有关，不予认可。二、认可大陆地区法院的判决，仅审查其判断内容有无违背台湾地区公序良俗。三、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原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是否违背该规定，应就个别具体案件来探究。台湾“司法院”行政厅认为：“法院认可大陆法院判决时，应注意大陆地区法院判决是否依台湾“宪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原则;应注意保障台湾地区人民福址的原则。”

综上所述，大陆法院生效民事判决，到台湾法院申请认可与执行时，就涉及适用台湾法律的事宜;研究与了解台湾法律就有其必要性;两岸加入WTO之后，两岸三通和陆资入台是不可避免的，两岸经济交流交往将更加密切，两岸进入大中华经济圈的过程中

大陆宜早日制订《海峡两岸关系条例》，解决两岸区际法律冲突，以促进两岸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制订大陆版本的《海峡两岸关系条例》(以下简称《关系条例》)规范两岸区际法律冲突有其必要性、可行性;制订《关系条例》就须要了解与研究台湾的法律，台湾法律虽是旧中国法律的延续和发展，但对台湾法律宜重新认识。(本文关于“台湾法律”一词，仅指在中国台湾地区的这个法域里发生效力的行为规范。)

台湾当局如今并不是完全保留了旧中国的法律，而是因应去台后的时势变化，通过立、改、废等措施，使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12年前(1988年)，祖国大陆的陈训敬、黄红华两位曾做过一个统计;“以现行台湾最新的《六法全书》为例，直接沿用旧中国时期的法律有166件，占总数35.6%属于台湾当局逃台后新制定颁行的法律、法规有299件，占总数64.4%。就是在沿用旧中国法律的166件中，除宪法、民法的债权法、物权法等24件未作修改外，其余85.5%都作了重要修改。该统计仅是针对台湾出版的《新编六法全书》而为，未能就“台湾法律”全数作出统计。那么，1988年至年台湾对法律又有大幅度的立、改、废。例如：李登辉主政12年，“宪法”修改6次，台湾名义上“还是三民主义制度。，但实质内容上，社会现已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没有很大的区别。“台湾法律”已不是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法律，台湾法律已不是反映大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利益和要求。90年代的台湾阶级结构已呈现出成熟的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色彩。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肖新煌对台湾地区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在台湾《财汛》杂志上发表：在台湾地区，劳工是比例最大的阶级，占40.3%;其次是中产阶级，占33.6%，其中新中产阶级占24.9%，远大于旧中产阶级(小雇主占8.7%)。在台北，中产阶级比例为43.4%，超过劳工阶级(40.5%)成为最大的阶级，其中新中产阶级35.4%更远多于旧中产阶级(7.9%)。新中产阶级比例从台湾地区的24.9%提高到台北的35.4%，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次阶级。如果以学历、教育程度作为界定新中产阶级中专业白领的标准，那么台北的专业白领上升为20.9%，新中产阶级随之上升到50.5%，整个中产阶级更提高到58.2%，而劳工阶级则下降为25.5%。全家的年收入比上(资本家)不足，比下(劳工、小农)有余，约26%的中产阶级年收人在100万元新台币以上。台湾地区农村人口在总人口的比例中不到20%。大资产阶级人员不多(指财团企业的老板)，但控制着台湾重要经济命脉和政治资源，在政治、经济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台湾的中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充当活跃角色，在台湾政权本土化、台湾政治多元化，政策、法律、法令的制定、修改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台湾法律虽为旧中国法律的延续，但经过50多年的变化、修改、制定，其性质已于旧中国法律不同，台湾法律已属于资本主义类型，在促进台湾地区的经济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并成体系。2000年4月24日晚，台湾“国民大会”三读通过“国大”虚级化等修正案自废武功，“立法院”因此变成准单一“国会”;“立法院”享有“司法”、“考试”、监察”三院人事同意权及听取“总统”国情报告”等权力。“总统”掌握“行政院长”的任免，而“行政院长”向“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政策不满，可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等，而“行政院长”亦可报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进行改选;而若“行政院长”不同意“立法院”的法案，只能请“立法院”复议，但只要“立法院”l/2维持原议，“行政院长”就必须接受。台湾“立法院”也可依法罢免“总统”。台湾的“宪政生态”将进入一个新的“总统”、“行政院”、“立法院”间的三角权力关系。与孙中山先生制定的“五权宪法”有别。民进党执政之后朝西方的“三权分立”迈进。相关法律法规还会作一些重大调整修订，包括再次修宪、变相制宪或制宪法等。

台湾地区的法律不仅只对台湾地区的人民发生约束力，而且也对大陆人民产生影响，如台湾的《两岸关系条例》中就有专门涉及大陆人民的继承、探亲、婚姻、赴台交流、陆资入台投资、陆资企业入台设公司的条款等，以及台湾的《香港关系条例》中涉及香港、澳门企业、居民的条款等。

台湾月9日修订后的《两岸关系条例》，第四十条之一(本条为新增条款)：“大陆地区之公司组织，非经主管机关许可，并在台湾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不得在台从事业务活动;其分公司在台营业，准用公司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之一、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九十一条至第三百九十三条、第三百九十七条、第四百三十八条及第四百四十八条规定。

前项业务活动范围、许可条件、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撤回、撤销或废止许可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经济部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对大陆地区公司组织在台从事业务活动，采许可制，参照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一条及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经主管机关经济部许可，并设立分公司或办事处，始得在台从事业务活动;至其分公司在台营业之基本规范，参照公司法第三百七十七条之规定，准用公司法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至第二十五条规定。

第四十条之二：“大陆地区之非营利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非经各该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设立办事处或分支机构，从事业务活动。经许可在台从事业务活动之大陆地区非营利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不得从事与许可范围不符之活动。

第一项之许可范围、许可条件、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审核方式、管理事项、限制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各该主管机关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第七十三条：“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其它机构或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公司，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从事投资行为。

依前项规定投资之事业依公司法设立公司者，投资人不受同法第二百十六条第一项关于国内住所之限制。

第一项所定投资人之资格、许可条件、程序、投资之方式、业别项目与限额、投资比率、结汇、审定、转投资、申报事项与程序、申请书格式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有关主管机关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依第一项规定投资之事业，应依前项所定办法规定或主管机关命令申报财务报表、股东持股变化或其它指定之数据;主管机关得派员前往检查，投资事业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投资人转让其投资时，转让人及受让人应会同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第六十九条：“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或其于第三地区投资之公司，非经主管机关许可，不得在台湾地区取得、设定或移转不动产物权。但土地法第十七条第一项所列各款土地，不得取得、设定负担或承租。

前项申请人资格、许可条件及用途、申请程序、申报事项、应备文件、审核方式、未依许可用途使用之处理及其它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主管机关拟订，报请行政院核定之。”

年10月9日通过的修订的《两岸关系条例》在直航、大陆银行入台设分行、大陆学院在台招生，大陆企业入台设立分公司、办事处、刊登广告，两岸签订民间协议，陆入台投资房地产等都有调整规范，大陆物品入台、大陆人员入台、大陆资金入台的两岸经贸交流、交往中，在两岸三通后，都必须考虑以及遵守台湾地区法律及相关的规定。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指示》，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临时宪法的形式明确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台湾法律早巳在祖国大陆被废除。有人认为台湾法律早巳被废除，不能称之为“法律。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祖国大陆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并修改宪法，以“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取代“解放台湾”。两岸关系正处于敌对走向非敌对的过渡阶段。“和平统一”为两岸中国人的共识，根据邓小平先生的设想，两岸统一后，台湾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当然会保留相关的法律制度。台湾法律与香港、澳门的法律不同，香港、澳门的法律是帝国主义殖民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台湾法律是中国国内政治对立、内战的产物，是中国人制定的。由于两岸暂时分离，台湾法律50多年来一直是台湾地区行之有效的行为规范，对台湾人民有实在的法律效力，而将持续相当长期间，在保证台湾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方面起重要作用。港、澳已回归祖国，台湾尚未统一，台湾的和平统一是一个统一条件不断积累的过程。在台湾的和平统一进程中，需要经过比香港、澳门更为复杂的过程，统一的条件还在继续的积累之中，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还有待于祖国大陆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而研究台湾地区的法律，为两岸“三通”后的陆资提供法律保障，为祖国大陆企业东进台湾提供法律保障，为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提供法律保障，都是在为统一积累条件。大陆统一台湾，宜先了解台湾的现况及台湾的现行法律制度，这也是为统一积累条件。

笔者认为，因旧中国的法律早巳被废除，而不能称之为法律，而不去研究、熟悉、了解台湾现行的法律，这种观点显然没考虑到时局的发展变化，是用孤立的态度看待台湾法律问题。因此，在法学会、律师协会等内设置“台湾法律专业委员会”有其必要性。设置“台湾法律专业委员会”的可行性是根据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鼓励其中一部分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熟悉、了解、研究台湾法律，对于海峡两的司法界的交流、交往，对于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司法协作，对于推动海峡两岸双向投资，推动制订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条例》都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解决两岸的区际法律冲突、司法互助―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宜渐进的、分步骤、分阶段进行;目前两岸在区际法律冲突、司法互助―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开始了一小步;然而大陆宜考虑制定《海峡两岸关系条例》以应因两岸加入WTO与两岸“三通”的后经贸关系。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两岸法域分别制定自己的区际法律冲突法是最务实的作法。

二00三年十月十二日

参考资料：

《国际私法教程》韩德培、肖永平编着

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出版;2003年出版

《海峡两岸交往中的法律问题研究》主编陈安副主编陈动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6月出版

上海市《对台工作》杂志;上海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主办。

台湾《财讯》;台湾《中国时报》《工商时报》《联合报》《经济日报》《自由时报》

台湾1992年7月31公布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

台湾《六法全书》;台湾陆委会、经济部、立法院法规资料;

民事判决执行监督申请书篇5

华东政法大学2011级政法干警研究生班：黄宁学号：116100011

民事执行是指人民法院依法运用国家强制力，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司法工作。说到民事执行，不得不提的就是“执行难”问题，“执行难”一直以来都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虽然取得明显成效，但从总体上看，“执行难”问题仍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的增强，法院经济纠纷案件在逐年递增，人民群众越来越懂得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社会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进步，对于人民法院而言，执行工作既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了更加严峻的挑战和考验。执行工作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性，事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如何化解“执行难”，如何加大执行力度、规范执行行为、提高执行效率，如何更大限度地维护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如何加强对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等问题的研究。笔者从民事执行的概念及相关法律规定入手，结合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实际情况，对民事“执行难”的现状存在问题的分析、加强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加强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一、民事执行的概念及相关法律规定

民事执行是指人民法院依法运用国家强制力，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司法工作。

《民事诉讼法》第212条：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调解书和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履行，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执行是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但不是必经阶段，因此，人民法院进行执行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执行必须以生效法律文书为根据。执行根据是执行中的首要问题，没有执行根据，就没有执行的前提和条件，所以，执行必须要以法定机关或机构制作的、发生法律效力的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为根据。

2、生效法律文书必须具有给付内容。所谓给付内容，就是指法律文书中确定一方当事人向另一方当事人交付一定的财物或者完成一定的行为。如交付货款、履行合同等。交付内容既是执行的条件，也是执行的基础。没有给付内容的法律文书，执行就失去了意义。

3、执行必须以一方当事人无故不履行义务为前提。法律文书生效后，原则上都由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间内履行，逾期不履行的，权利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有些法律文书一旦生效后，无论义务人是否逾期履行义务，人民法院都可以进行执行。① 《民事诉讼法》第218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义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但查询、冻结、划拨存款不得超出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的范围;第219 ① ①江伟：《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页。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第220条：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

二、“执行难”的表现及原因

（一）“执行难”的表现

从执行数量上看，执行案件日益增多，完成执行难;从执行内容上看，被执行主体困难多，兑现执行难;当事人抗拒执行多，强制执行难;从执行环境上看，受各种非法干预多，顺利执行难;从执行主体上看，工作有差距顾虑多，规范执行难。②

（二）“执行难”的原因

1、立法滞后。比如：人民法院对于推诿、拖延、躲避执行的债务人，依现行法律还无法对之处罚、制裁。我国刑法虽然规定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罪，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民法院在具体运用该条惩治妨碍执行的犯罪人时仍有不少困难。

2、法律欠缺。民诉法关于执行程序的条文仅有34条，内容不确实，条文笼统，可操作性不强，无法解决当前执行工作中纷繁复杂的实际问题。近年来，最高院先后也作出了许多司法解释和规定，但由于执行难度越来越大，很多旧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新的问题又涌现出来。

② ②《“执行难”难在哪里》，载《审判与法治》2006年增刊1，第25页。

3、司法权力的地方化倾向法院难以顺利执行。我国宪法设立的是“一府两院”模式，但事实上法院和检察院从不具有与政府并列的地位。从地方党委组织工作的角度来看，地方政府的领导也就是法院、检察院的领导。法官对政府的依赖性为司法不公提供了温床，执行制度受到严峻挑战。其依附性集中表现为：司法机关的经费仰仗地方政府供给；司法机关的人员升迁、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司法机关的工作条件改善、装备更新有赖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对其有较大的依赖性和服从性。

4、执行队伍建设存在不足难以有效执行。首先，执行人员的专业素质不够影响着案件执行成功的机率。其次，腐败问题是“执行难”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有的执行人员与当事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私下交往频繁，关系不正常，甚至吃、拿、卡、要，泄露执行秘密，引起人们群众的反感;有的执行人员与当事人或鉴定评估人员串通一气，钻法律空子，偏袒一方当事人，造成裁判不公、执行不当，引起当事人的不满;有的执行人员办“关系案”、“人情案”，故意不采取执行措施给债权人造成经济损失;再次,执行力量严重不足制约了执行工作的开展。好多基层法院，在执行局的执行员较少，其他部门的干警也充入到执行中来，照样分配案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执行工作的开展。③

三、完善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制度的必要性

③

任华《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的建构》 [ D ].郑州: 郑州大学, 20081 131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指由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民事执行行为进行监督的活动。民事执行监督需达到以下目的：通过排除民事执行的障碍，纠正不当执行行为等监督措施，保障民事执行的法律效果。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实施法律监督的一部分，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法律监督，具有本身的特征，现就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必要性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是保证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客观要求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宪法贼予检察机关的权利，承担维护国家法律正确统一实施的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 12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民事执行是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环节，理所当然受到检察机关的监督。执行环节在整个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光有公正的裁判并不能保证合法权益的实现，只有通过执行这一环节才能实现当事人的权益，执行环节往往由于缺乏相应有效的监督而时有腐败现象发生，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负有对民事执行活进行监督的职责，其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监督，有利于保障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

（二）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

近几年来“执行难，执行乱”已日益成为社会上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题，报纸、杂志、电视、电台、电脑网络等媒体不断报道。一些债权人为追债而去跳楼等、甚至做出报复社会的行为，其已严重影响社会正常秩序和损害司法权威，造成这一局面的有多种因素，既有人们素质观念因素和地方部门因素，也有法院执法方面的原因，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民事执行的监督机制不理想，导致很多法官在执行方面违法犯罪，法国法学家洛克说过，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的监督机关应当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除对不当的执行行为提出纠正外，还可以维护正确的执行行为，维护司法权威，同时还可以向群众宣传法律知识，因此对民事执行实行检察监督，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这也是社会形势所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如何加强对民事执行的检察监督

在目前情况下，可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和完善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一）加强和完善立法

由于《宪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在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致使法院认为执行监督是其内部事情，从而排斥和抵触检察机关的监督，因此，有必要对《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增加检察机关的执行监督权，以及如何行使执行监督权的具体条文，使执行检察监督有法律依据。同时针对执行工作的重要性，有必要专门制定一部监督执行活动的法规，以保证监督执行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任何权力都必须接受监督。2012年3月２４日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拟将法院的执行权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修正案草案扩大了检察院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指出，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没有明确规定对民事执行活动和人民法院的调解活动能否实行检察监督。同时2012年３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下发了《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规定在山西省等１２个省区市试行执行监督工作。

（二）检察院采用检察建议进行监督

检察建议是针对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一般的程序错误

或应当予以改进的问题，提出纠正或者改进意见的一种监督方式。在执行环节中采用检察建议可有效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在发出检察建议前可先与法院提前沟通，发出检察建议后，要及时跟进，督促落实。

（三）加强民行检察部门的资源配置

要有效对民事执行实行监督，必需具备一定的软件和硬件，首先要有一支高素质的队伍，要把一些精通民法、民事诉讼法的高学历人才安排到民行部门，同时针对民事执行案件的增多，相应地增加民行部门的人数。其次要增加民行部门的物质资源，民事执行牵涉面广，过程复杂，要有效监督必需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做保障。

（四）加强法律政策的宣传力度

针对目前群众法律意识不高的情况，要加大法律宣传的力

度，让群众自觉维护自已的合法权益，要宣传检察机关的职能，让群众在碰到执行不公的时候，懂得向检察机关申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民事执行中的违法违规问题，及时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力求使每一件民事执行案件都得到公平公正办理，尽量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五、简单结语

综上所述，就在当代中国建构执行检察监督机制而言, 检察院的监督应有所侧重, 把重点放在法官执行难上。只要对这一部分案件行使积极有效的监督,就有望在一定层面上缓解执行难的严重局面，当然要根本解决“执行难“问题，根本上还是在于监督体制的建立以及这种体制的健康运行。尽管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之路漫长而又艰辛，但由于它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律的完善，以及人们意识的提高，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必将得到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 1] 江伟《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出版

[ 2] 任华《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机制的建构》，郑州大学学报, 2008年11月期

[ 3] 廖荣辉, 潘建明 1《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制度价值》，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8,(4): 1111

民事判决执行监督申请书篇6

（2009）宛民催字第007号

民事判决书

申请人通州市曙光炊事机械厂。住所地：通州市二甲镇袁南村。

法定代表人陈志祥，任该厂厂长。

委托代理人朱林平。代理权限：特别授权。

委托代理人胡建博，河南子午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权限：一般代理。

申请人通州市曙光炊事机械厂申请宣告票据无效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于2009年6月7日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在60日内申报权利。现公示催告期间已满，无人向本院提出申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宣告票据号码为GB0102527525的银行承兑汇票（出票人：南阳市天新医药有限公司，收款人：南阳市易通医药有限公司，出票金额：人民币壹拾万元整，出票日期：贰零零玖年零贰月壹拾柒日，汇票到期日：贰零零玖年捌月壹拾柒日，付款行：南阳市宛城联社营业部，该汇票经多次背书转让后由上海恒谊制药设备有限公司转让给申请人通州市曙光炊事机械厂）无效。

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通州市曙光炊事机械厂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张宏显

代理审判员赵军

代理审判员李新

二O?九年八月十三日

对民事执行的法律监督的构想篇7

[关键词]检察机关;民事执行;法律监督;构想

近年来,人民群众对民事案件“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反映强烈,因不服人民法院执行裁定、对执行活动有异议、甚至反映法院执行活动存在违法行为而来检察机关申诉的案件逐年增多。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对民事执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性日渐凸现。加强和改进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的法律监督工作,不仅是保障民事执行公正、有效,维护执行当事人权益的内在要求,也是检察工作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现状

(一)对民事监督对象的误解

我国现在并无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执行工作进行监督的统一实践,许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不包括对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监督。错误地认为民事执行活动与民事审判活动是两个不相关联的诉讼环节,是平行概念,互不隶属,从而对民事监督对象所涵盖的范围有所误解,更引发对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的质疑。

(二)对民事执行监督权质疑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虽然规定了检察监督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有人认为,民事审判活动并不包括执行活动,故民事诉讼法的检察监督原则不包括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没有根据。并由此推论出人民检察院不具备监督民事执行活动的主体资格,不具备民事执行监督权。从而对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监督活动产生误解,不配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而导致民事执行监督工作步履维艰。

(三)民事执行监督工作进展缓慢

一直以来“执行难”已经成了困扰司法界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而近年来的“执行乱”现象又给执行工作雪上加霜,学界归纳为五大类,即执行程序乱、执行措施乱、执行管理乱、执行收费乱、委托执行乱。目前实践中尝试使用的监督方法主要有:抗诉、检察建议、监督意见、纠正违法通知书、暂缓执行建议、现场监督,另外还有要求说明理由通知、查处职务犯罪等监督方式。但由于我国的民事监督体系对执行监督一直未进行系统化,导致实践中存在审判监督与执行监督的冲突和碰撞现象,执行监督工作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支持。此外,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被确认为民事行政部门的一项工作任务,但是长久以来“重刑轻民”的错误观念导致本应且应有所为的民行部门成了检察监督工作的“软肋”。而对监督对象的误解以及对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的质疑,也成为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工作进展缓慢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法律基础

(一)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宪法基础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具有专职性、权威性、强制性和排它性,其职能就是对法律的执行和遵守情况进行监督,以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的统一。宪法在赋予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同时,并未对监督的范围作任何限制性的规定。所以,笔者认为凡是涉及国家法律实施的活动,检察机关都有监督的权力。而民事执行活动属于法律实施活动的范畴。因此,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具有监督权,且符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

(二)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法理基础

法律原则三大特性的第一特性即为广泛性,这是指它的不具体。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的规定及《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应属法律原则的范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在一国健全的法律体系中,各个法律部门意志,各个具体法律规定是相互联系,互为基础的,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整体,孤立的理解一个法律规定不能真正体现立法的本旨。而且法律的制定也是符合当时的需要,虽然有一定的前瞻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守性是不可避免的。对法律的理解要在原则、规则、原理不同层次上去求得立法真义的一致性,且还要遵守上位法的优先效力。片面的、孤立的理解法条是有悖于立法本意的。

(三)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监督的法律依据

从现行法律规定来看,法律赋予了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此条法律规定,本身就赋予了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监督权。因为,此条法律规定的“审判活动”是包括从起诉、审理直至执行等整个诉讼活动的全过程,这同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以及《民事诉讼法》第六条所规定的“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中的“审判”一词的内涵和外延是完全一致的。执行是审判活动的最后的具有特殊意义的关键环节,是审判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疑属于检察机关监督审判活动的职能范围。

三、对民事执行监督的现实意义

(一)符合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

我国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就是用法律来调整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法律监督则是依法对法律的遵守、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违法和失误行为加以制裁和矫正。它同立法、执法、守法一起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全部含义。社会主义法制所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而对法律的实施设置各种监督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手段。因此,对民事执行的监督是程序正义的要求,是依法治国的现实体现。

(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需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民事案件呈大幅增长之势,民事执行工作也随之增多。如前所述,执行难,执行乱问题比较突出,而滥用职权、怠于履行职责、司法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使得大量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司法的有效保护。而对民事执行进行监督可以有效的避免、纠正、惩治侵犯当事人权益的不法行为。为使司法的公平与正义得以实现,当事人合法的权益得以保障,对民事执行实行法律监督则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三)完善执行机制的必然途径

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贯穿于整个执行过程,对执行机制具有促进、推动作用。一是可以对欠缺法律知识的当事人传道解惑,以解决因缺乏法律知识而导致对执行工作的误解,维护正常的执行秩序。二是对于有碍执行的因素,检察监督可以有效排除阻碍维护司法权威。三是通过执行监督可以有效促进审判监督,防止裁判不公。四是在对执行工作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职务犯罪及时查处,正本清源,促使法官更为谨慎地行使执行权。对民事执行进行有力的监督,有利于提高执行效率,促进执行工作健康发展,确保程序合法,确保执行案件的“公正与效率”。

四、现行民事执行监督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规定监督职权不明确

法律、法规对现有的民事执行监督权的配置阐述零散,不规范。即便有规定也很笼统,没有比较具体细致的操作规程,缺乏可操作性。如:《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由于是原则性规定,在现实中人民法院常常以审判活动不包括执行活动为由来规避执行监督。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至今还没有明确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权。法律规定的不明确一方面容易导致实践中监督权力的滥用或乱用,另一方面也是检法两院在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上出现分歧的根本所在。

(二)法、检对监督对象认识不统一

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其中的“审判活动”,检法两家理解不一致,检察机关认为应从广义理解,既包括人民法院的审判,也应包括执行活动,而法院却认为只包括狭义的审判活动。所以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一方面,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努力实践,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提出执行监督方案;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在1995-2000年的几个批复中明确指出,对于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有法律依据,不予采纳等,显然排斥检察监督。

(三)现行民事执行监督机制不完善

现绝大多数民事执行的监督工作由法院内部行使,而法院的内部监督机制存在以下缺陷:一是监督范围不清,监督运作程序不明确,监督缺乏透明性和严格的程序保障,制度设计不合理;二是自己监督自己,难逃“自家人难揭自家短”的规律;三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情况掌握不多,难以监督,导致“上级管不过来,平级不愿意管,下级管不了”的现象。从理论上讲,执行工作还受到人大监督、党政监督、政协监督等外部监督的制约,但这些监督主要是对法院整体工作的监督。这种监督约束力较差,往往流于形式,且多暗箱操作。

(四)最高法司法解释不合理

1995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中明确指出:“……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做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如何处理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暂缓执行建议问题的批复》中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判决提出暂缓执行的建议没有法律依据。”审判权和检察权独立、对等、并行,都置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在这种权力结构下,专司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无权对专司检察权的人民检察院的职权范围予以限制,其单方作出的限制性解释显然超越其职权。

(五)获取案件线索渠道不通畅

检察机关获得案件线索的渠道通常为自行发现、群众举报、移送受理。在具体个案中,当事人认为法院的具体执行实施行为或执行裁决行为有错误,通常采取的是向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院长申诉,由上级法院或本级法院院长启动监督程序。但如上述所言法院的内部监督存在着诸多缺陷而导致监督效果不佳。当事人对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不清,不了解检察机关具有民事执行监督权,因此,就不会通过向检察院举报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完善民事执行监督的构想

(一)通过立法、修订法律明确行使执行监督权能

《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而作为《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应当补充规定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职能的具体方式、操作流程。亦或制订专门的《监督法》。通过立法或修改、补充现行法律,明确赋予检察机关民事执行监督权,为民事执行法律监督提供法律依据,使执行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法检两家对民事执行监督的分歧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二)构建检、法权力位阶平等的检察监督体制

依照现行的法律规定,检察监督权的设置乃属建议模式。检察监督权实为一种建议权,其效力等级远低于被监督权。很明显,仅有建议权的法律监督是无法完成监督职责的。我国《宪法》规定检、法两机关系同一位阶上的两大国家机关,皆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因此两者的权力应当平等或对等,这也是基本的法理使然。构建检、法平等的权力位阶,使检察机关在同位的角度对审判活动予以监督,才能取得更好的监督效果。强化检察监督权力的设置,加大检察监督力度,构建检、法权力位阶平等的检察监督新体制,才是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必由之路。

(三)设立专门执行监督机构,落实监督工作

在实践中,通常由民行部门行使民事执行监督权。如前所述,执行监督工作进展较缓。笔者认为应当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民事执行监督机构。在对刑事执行监督上,检察机关内部设立了专门的执行监督机构,即监所检察部门。而对民事执行而言,不仅要有法律的赋予权,也须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从节约法律资源的角度考虑,可将民事、刑事执行监督职能合并成立专门的执行监督部门,配备专职人员,确保各项执行监督工作落到实处。

(四)加大宣传力度、多种形式拓宽案件渠道

全方位搞好联系,畅通监督渠道。要主动联系本院举报中心的接待日,宣传民事执行监督,使来访群众知道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要联系控申部门巡回接待进行宣传,用典型案例使群众了解民事执行监督工作;主动联系群众,宣传发动群众参与民事执行监督行动。同时,加强与法院的沟通、联系,争取法院的支持,将在民事执行环节中出现的违法问题主动移交检察机关审查。

上述仅是对完善检察机关执行监督机制的初步思考。应当看到,执行程序中引入检察机关的监督更能充分地保护执行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在民事执行案件中,建立和完善检察院监督权,协调和处理好法院与检察院在执行监督中的关系,以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加快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

六、结语

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检察监督是一项相对较新的工作,由于各种原因,并无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在这个领域也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大有可为的新领域,不断的探索,大胆的实践必然会为这项工作带来新的突破和发展,这项工作的突破和发展也必将为我们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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