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精选6篇）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篇1

整本书通过13个“为什么”，全面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何可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执政成就。本书通过问题解答的形式，深刻回顾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历史，作者谢春涛以深刻的思想、精彩的故事引导读者去思考共产党为什么能的谜底，从中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答案：是党的“初心”——时时刻刻没有忘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

书中客观准确地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史”，尊重事实、还原历史，成功的方面和犯错的方面都涉及。在书中深刻剖析了“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无疑是全书的一大亮点。中国共产党的党史非常丰富，既有革命成功取得的经验，也有犯过错误，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但中国共产党并未丧失人民的信任，作者深刻揭示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真正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大德于民的品质，使其执政超过60年，依然能够充满生机和活力。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在客观的史实的验证一个道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德在得先，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大德在于为民。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的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和战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是把出发点和立脚点都放为人民谋福祉上。立足现今，为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努力实施“民富、民安、民乐”工程，当前就是要从全面拓宽就业、创业、投资、社保和帮扶等“五大增收渠道”，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加快提升公共管理和服务水平，加快构建终身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障、养老保险等“六大体系”，促进社会公平、保持社会稳定。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篇2

关键词：佛经翻译,本土化,中国文化,历史轨迹

儒、释、道是中国文化的三大根基。作为舶来品的佛教, 何以能与儒道并驾齐驱, 深深地影响中国文化?其躯体与灵魂都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文化, 而且往往是了无痕迹。这自然离不开翻译的作用!翻译是怎样使佛教融合到中国文化, 并且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 这是怎样发生、发展的呢?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番探讨。

中文“佛陀” (简称佛) 是印度语Buddha (觉悟者) 一词的音译, 两千年前又名“浮屠”。佛教起源于大约公元前六世纪的古代印度, 相当于我国春秋时代, 距今约有2500年的历史。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 释迦牟尼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 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 相传他是释迦族净饭王的太子, 生于现在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据说他幼时曾受婆罗门教传统教育, 29岁出家, 中经六年苦行, 35岁创立佛教, 此后一直在印度恒河流域一带地区进行传教活动, 逐渐得到统治阶级上层分子的支持, 并且在一般人民群众中也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佛教的基本教义主要讲“四谛”、“八正道”和“十二因缘”, 还主张“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和“三世” (过去、现在、未来) 说, 宣称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内都在不断的轮回中生活。佛教认为, 现实世界就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即所谓“苦海无边”。为此, 他们提出了一套说明苦难和解决苦难的学说。佛教宣传让人出家, 逃避社会斗争, 宣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虚幻无常, 人只有在彼岸世界中才能得到最后的归宿。公元一世纪前后, 佛教分为小乘和大乘两大支派。小乘以巴利文佛经为依据, 流行于锡兰、缅甸、亚洲东南各地, 主张出世。大乘以梵文佛经为依据, 成为蒙古、日本、朝鲜、中国的主要佛教, 主张入世。佛教之所以流行, 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统治阶级的需要, 一是劳苦大众的需要。统治阶级需要它来麻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 让人们顺从统治阶级的统治;劳苦大众, 也需要它来麻痹自己的思想, 解释无法解释的现象, 以求得安慰和解脱。和其它宗教一样, 佛教也是一种历史现象, 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人类最初产生宗教, 是因为人们面对许多现象无法解释, 认为在人们周围存在着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只有当科学能解释世界上每种现象的时候, 宗教才会消失,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

一、汉代到西晋的佛教翻译

讲我国的翻译史, 就是从佛经的翻译讲起, 由此可见佛教翻译和佛教对我国文化影响的渊源之深了。《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就是说, 大月氏曾派僧侣伊存来中国首都向博士弟子口授佛教《浮屠经》。但这还谈不上佛经的翻译。我国佛经的翻译, 是在东汉桓帝建和二年 (148) 开始的, 译者是安世高。安世高是安息 (即波斯) 人, 他翻译了《安般守意经》、《人本欲生经》等三十多部佛经, 开后世之源。安世高所译经论的主要内容是传授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与修行方法的。

继安世高译经的是娄迦谶, 此人是月支国人, 所以又称支娄迦谶, 简称支谶, 他译出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经》等十多部佛经。《般若道行经》开后般若学之源。支谶所译经典全属大乘佛教, 主要传性空般若学。“般若”是梵音, 意译即“智慧”, 主要指“缘起性空”, 通过悟解诸法空无自性去求得解脱。“因缘”是佛教的基本主张之一。通常说的“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讲的就是一个“因果循环”问题, 色即所能见到的外部世界, 是“果”, 空即看不到的内部原因, 是“因”。“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就是说有果就有因, 有因必有果。支谶有个学生叫支亮, 支亮有个学生叫支谦, 他们三人号称“三支”, 都是当时翻译佛经很有名的人, 世称“天下博知, 不出三支”。支谦译经较多, 至少有27部。支谦译文讲究文丽简略, 力图适应汉人的口味。他才学深澈, 内外备通, 其汉文化修养极好, 而当时开始发生的玄学思潮为其译经提供了条件。凡是涉及到重大哲学方面的概念, 几乎都是来自《老子》。从三国到西晋, 支谦所开创的译风, 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他对佛教普及化无疑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与支谦同时代的还有两位影响较大的佛经翻译家, 即康僧会和竺法护。康僧会博览三藏, 通六经、天文、图纬之学, 借用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典和天人感应论, 解释佛教教义, 把“儒典之格言”同“释教之明训”等量齐观, 把佛教的“幽远”当作周礼名教的补充, 希望当权者以孝慈仁德训世育物。这实质上是佛教思想融合的重要尝试。康僧会译有《六度集经》等7部20卷经书。和支谦一样, 他是汉化较深的人, 汉文方面颇有修养, 译文文辞典雅, 常用老庄的名词典故。竺法护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 他随师游西域诸国, “终身译写, 劳不告倦”, 译了175部佛经, 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很大。

二、东晋至隋末的佛经翻译

到了苻秦时代, 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 佛经翻译成了有组织的活动。道安对佛教的贡献主要在四个方面:其一, 总结了汉以来流行的禅法与般若二系学说;其二, 确立了佛教的成规;其三, 主张僧侣以释为姓;其四, 整理和编纂经典, 编出目录。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人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者, 批评了翻译的文体, 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全改以前群家的古直风格, 主张意译, 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 并提倡译者署名。他的译著有《华法经》、《金刚经》、《十二门论》等300余卷。见到他译的《华法经》的人说, 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 表达了原作神情, 译文妙趣盎然, 为我国翻译文学奠定了基础。到南北朝时期, 应梁武帝之聘, 一个名叫真谛的印度佛教学者来到中国, 译了49部经论, 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对中国佛教思想有较大影响。这一时期佛教翻译较有名气的还有竺佛念、昙摩流支、佛驮耶舍、昙无谶、浮陀跋摩、佛陀跋驮罗、释彦琮等。这一阶段的译员, 兼通华梵者居多, 译文质量不断提高, 佛学、玄学、经学结合, 佛教进一步汉化。

三、唐朝时期的佛经翻译

唐朝是我国佛教的全盛时期, 佛经翻译事业又达到了顶峰。该时代佛经翻译的代表人物是玄奘。贞观二年, 玄奘出发去印度求经, 十七年后才回国, 带回佛经657部, 主持了比过去组织制度方面更为健全的译场, 在19年间译出佛经75部, 共1335卷。他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语, 而且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 成为第一个把汉字著作译成外文的人。玄奘的译文质量很高, 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 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唐朝佛经翻译名家较多, 比较著名的还有云波颇、慧净、菩提流志、义净、善无畏、一行、金刚智、不空、灵仙等等。这一时期的佛经主译者以本国僧人居多, 他们梵汉兼通, 深晓佛理, 所以佛经译文更有利于被汉人所接受, 有利于佛教本土化。

四、宋朝以后的佛经翻译

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后, 各种社会问题凸显, 但佛教在这种情况下却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寺院扩大, 僧尼增多。这样一来, 既影响了国家的税收, 又影响了国家的兵役, 国家政权与佛教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唐武宗实行灭佛政策。从此以后, 译经事业日见凋残。晚唐五代时佛经翻译趋于消沉, 这还与南宗的禅宗不重读经, 不遵戒律不无关系。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原因, 如中国社会动乱, 灾祸频仍;印度佛教陵替;从中亚去印度的陆路为吐蕃、大食所阻梗, 海路所费昂贵, 因此很少有人到印度去求法取经;再说, 经过汉末到贞元末年这段漫长时期的不断翻译, 佛教经典已大体上介绍过来了, 有学问的僧徒往往把精力转向探索佛理, 根据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来改造佛教, 著书立说, 因此对译经的兴趣也就不大了。赵匡胤黄袍加身后, 译经事业又慢慢兴旺起来, 并延续了百余年, 但情况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到南宋, 记载中已见不到有一部译经。元代虽有拔合思巴、管主八等数人奉诏翻译佛经, 但译品只廖廖数十部。在明代二百多年中, 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 译了很少几部经。清代也只有工布查布等五人译了几部佛经。

我国佛经翻译从西汉末年开始, 到西晋南北朝发展到中坚期, 唐朝达到鼎盛时期, 从唐末开始逐步走向衰弱, 元代进入尾声, 佛经翻译完成了历史使命。千年佛经汉译, 经历了一个逐变的本土化过程, 很多佛经最终译成优美的中文, 像圣经深入英美一样, 佛教逐步加入中国文化的核心。佛经的哲学思想和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 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文化的中国佛教文化, 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和形式。

参考文献

[1]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2]李信.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 2008.

[3]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4]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篇3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历史轨迹；现实选择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119—02

“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并武装全体党员，强调党员的党性修养，要求党员不仅在组织上入党，而且首先要在思想上入党，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从思想上保证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的重要原则，是中国共产党首创、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的最基本的建党经验。在新的执政环境下，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依然要始终坚持并不断发展“首先从思想上建党”，确保党的先进性，以完成在复杂历史条件下的执政使命。

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创立

1“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萌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远离了工人集中的大城市，党的组织基础逐渐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党内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繁生，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建党学说与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内的具体情况出发，主张以加强思想教育的方式来实现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

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在井冈山时期开始明确。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其趋向是要错误的。”特别强调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性。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思想建党问题。

2“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明确提出。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的新思路。决议指出，党的建设有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理论建设、作风建设，执政党还有廉政建设等方面，但首先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会议明确提出“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的建党新思路。古田会议开辟了一条“从思想上建党”的成功之路，标志着“从思想上建党”这一建党原则的正式形成。

3“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成熟。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总目标，把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

从1942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之久的整风运动。毛泽东指出，许多党员在组织上人了党，但在思想上没有完全入党或者完全没有入党，必须开展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整风中，毛泽东还指出了加强思想建党的行之有效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延安整风是一场用马列主义统一全党思想的教育运动，也是共产党的自我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思想建党的理论，标志着“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论已经成熟。

二、“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1邓小平对“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继承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依然重要而紧迫。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党建的首位，并从多方面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

在提出改革开放的同时，邓小平就反复强调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1989年春夏之交，邓小平再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建设党首先要加强党的思想理论教育，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同时，邓小平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必须始终把理论建设放在核心地位。邓小平还指出了在制度上建党的重要性，“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点，但如果没有好的制度，思想建设和理论教育的效果就缺乏保证。邓小平还就如何从制度上建党提出了完整系统的思路和指导方针，使党的思想建设有了制度保证。

211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继承发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积极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并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中比较突出的首先是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建设教育。实践证明，“三讲”教育活动是新时期改进和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创造性探索，是“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具体体现和拓展。进入21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新的执政环境中面临新的考验，2002年党的十六大指出，“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江泽民随即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坚持‘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根本宗旨、根本任务的集中体现，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提出的根本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用‘三个代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科学论断，使“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原则在迈向新世纪的征途中注入了新的内涵、生机和活力，是对“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

3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思想的创造性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党方面继承了思想建党的优良传统，并实施了思想建党的重大举措。2004年11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就教育活动的意见》，在全党范围内集中开展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胡锦涛指出，先进性教育活动，是新阶段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执政地位的战略思考，是执政党建设的时代要求，是新的执政环境中党员思想变化的实际对党建提出的必然要求，是新时期“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具体行动。

三、中国共产党“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现实选择

1认清形势，明确从思想上建党的现实依据。坚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必须认清当今国际、国内及党的自身状况。今天，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复杂的国际国内和党内形势，在思想领域面对空前的挑战。从国际来看，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多变，全球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金融局势动荡，各国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都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从国内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社会经济成分、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更加多元化，社会思想文化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从党内来看，全体党员的总体状况是好的，但一些党员干部忽视了理论学习，缺乏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是非不清，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人生观、价值观扭曲，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膨胀，少数人甚至腐化堕落、违法犯罪。如此种种，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放松了个人的理论学习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

2创新方法，加强思想理论教育的实际效果。党的建设的伟大实践证明，坚持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是从思想上建党的最基本环节。“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完成，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任何时候都必须把理论建设放在核心地位，加强对党员的思想理论教育。要始终要求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更要认真学习与时俱进、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要大力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时俱进，真正反映和解答中国改革建设中的各种新问题。永远不过时、永远不僵化；与此同时还要创新思想教育的形式和方法，调整过去单一的、枯燥的、政治色彩过浓的思想教育方式方法，针对国内和党内新的时代特点，采取形式多样、更能为广大党员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形式方法，完善严肃活泼、生动多样的党内生活形式。党的思想理论教育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历史时期的理论成果学深学透，提高理论水平，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价值观，确保党员的先进性。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篇4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借着此次培训的机会，我认真学习了《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该书作者谢春涛教授凭借自己切身经历，结合大量的史料数据，以简洁易懂的语言，从全景描绘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历史轨迹，准确解读了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该书很值得一读！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年的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神话，使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半封建国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取得巨大进步和基本满足。短短几十年时间，中国为什么能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凝聚民心，把中国建设的如此繁荣富强？该书做出了最好的回答——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放新中国，才能建设新中国，才能发展新中国。

通过学习《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让我清楚的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该书为我们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13个“谜”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可贵品质和崇高的理想信念，领导者与群众同甘共苦，在最困难的阶段仍然受到人民的支持，最终取得一个个令人瞩目的成就。离实现共产主义的路还很漫长，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也十分艰巨，但是我们坚信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的克服种种困难，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通过学习《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一书，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党员，要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坚定不移地跟着党走；作为一名党员，要不断继承和发扬革命先烈的优秀精神，坚定信念，牢记使命，端正思想，履职尽责，提高本领，增强对党的理论、党的历史、党的知识的了解，坚定政治立场；作为一名党员，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珍惜岗位，埋头苦干，默默奉献，以实际行动诠释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今年是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最艰难的一年，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困难十分严峻，不断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智慧和能力，能不能成功呢？我借用书中一段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历史会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将一如既往地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跨越各种障碍，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他们一定能！

中国书法美学思想的历史轨迹 篇5

中国书法源远流长，构成了中中国书法美学思想国书法审美意识自古至今的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书法风格与审美意识的发展代表着民族文化的表征，是时代审美风尚和审美趣味的体现。一般来说，从史与论的节点上将中国书法美学思想发展分为8个部分，即汉人尚气、魏晋尚韵、南北朝尚神、隋唐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明人尚趣、清人尚朴。这只不过是概括某个时代的书法审美思想的主潮，主要就其最集中、最具体特征的书法精神而言。任何时代的书法美学思想都是丰富多元的，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审美特征的理论思想，因而，这个讲座只能用简短的文字来表述，理论的阐述也只能是抓住这个时代的主潮。从纷繁复杂的书法史中钩玄，把握中国书法变迁的主要脉络。

一、先秦哲学思想与书契美学精神

对于八卦的产生，《易传》中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其实这两句话也概括人的创造文字的意识。文字创造书写之道、之理也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中国汉字是象形文字，但是它不是按照客观物象把它们用线条勾绘出来的，更不是依葫芦画瓢的事，那是画。就造型真实的要求来说，文字显然要比画简单多了，但也复杂的多。画可以对照物象，没有直接描绘的物象，也可以虚构。而文字却要把表述事物、思想、心意的语言表现出来。即所谓：“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

神明之德——古人认为创造宇宙万物就在这对立统一之中，万物所具有的情，也因这统一而变化产生。这种宇宙意识，化为文字的创造意识与审美追求，在创造文字、进行书写时就不自觉地渗透进去。创造意识中的形式感，带有非自觉的性质，说不出所以然来。比若有人问，中国传统书写方式为什么是从右向下，没人能说不清楚。但它不是先验的，老子就这样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指出了人的创造实质具有反映客观的性质。马克思说“人是按照美的法则建造的。”人按照美的法则创造一切，也是按照美的法则造字、写字。汉字最初的形态也是原始先民审美思想的根本表征。

二、汉人尚气

汉代是书法大盛的时代，是一个包容大气，海纳百川文化昌明的时期。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

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广艺舟双楫·说分》)给以较恰当的评价。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然散发着无穷无尽的艺术魅力。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汉简。简板上的汉隶远不像碑刻上的那样严整、肃穆、气势恢宏，而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

汉代标举的尚意和尚象成为中国书法理论雄视百代的重要思想，而“尚气”则成为汉代书法与书法学的美学底色。

这一时期书法理论尚处于草创时期，但是所提出的主要书法美学思想和范畴，已经构成了中国书法理论源头。由于东汉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它与书法艺术相互渗透就成为不可阻挡之势。这一时期，扬雄的“心画”说，许慎的《说文解字》虽然不是以书法艺术作为主体研究，但是他从文字学出发，历述先秦至新莽时期的字体演变和发展，对书法的发展起了极大促进作用。崔瑗的《草书势》是现存最早的一篇纯粹讨论书法的文章，最早构建了古典书法美学思想。还有蔡邕的“书势”说，是对书法自觉时期的艺术总结，和对书体完备时期的审美归纳。

三、魏晋尚韵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珣(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魏晋时代是书法使用性目的逐渐转化为审美性的阶段，是中国书法极盛而书学自觉的时期。晋人尚韵体现在钟繇的“用笔者天（界）也、流美者地（人）也”，体现卫夫人的笔力、骨筋肉的论述中，更体现在王羲之的“意在笔先”的尚韵重意的美学思想中。魏晋风度体现在书法上，是一变汉代那种大气磅礴、森严归正的书风，而追求意趣韵味、追求动态之美、蕴蓄之美。

魏晋书法成为一种自由的生命形式，反映着书家最深层的生命节奏和韵律。由于让会变幻莫测，寄情文学艺术就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为了躲避政治灾难的一种方式。综观魏晋书法及书论，其中所体现的艺术精神包含了两种意识形态：儒家中和的审美意识，道家物我同一的审美观念。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名家。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带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西晋时，出现了一批以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物象、动态来描绘、比喻各种书体形态美的理论著作，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刘劭的《飞白势》、杨泉的《草书赋》等，表现出一种“尚象”的审美趋向。东晋时，书家已不满足于对书法外在形态的描述，而开始探求用笔、结体和章法技巧的规律，并注意研究人的主观意志与书法的关系。如世传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书论。至南北朝时，受时风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各个书家的评论。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有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的《论书表》、瘐肩吾的《书品》等。尤其是王僧虔的《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着意探求书法创作的过程和特征，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

四、南北朝尚神

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后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相对统一。这是北朝。晋室东迁至灭亡，从公元三一七年至公元四二零年，是南朝。（顺便说一下这段历史，因为这个时期社会比较乱，不少人不大了解这段历史）

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承接魏晋尚韵的重意书风，而在学理上又有了新的发现，即从着重书体书势的分析转向人即书法家的分析，品藻人物的风神，直接显示出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南朝主体同样分为文人官僚书法和工匠书家，但就社会主导形式来看，和北朝书法以工匠书法相反，南朝则以上层官僚文人为当时书法主要形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而南朝上层文人在“玩”书法，而使书法越来越靡弱，几乎没有多少作品流传下来。

五、隋唐尚法

在书法发展史上，隋代虽然是短暂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而其继往开来之功不可泯灭。隋代书法保留了北朝雄放粗矿的风格，也吸收了南方的俊秀柔丽之气，成就了文质两兼、刚柔相济的书风。隋代书法同时也开启了唐楷的新面目。

由于唐太宗极其重视书法，尤其喜好王羲之，故当时士人皆重王羲之书法，唐朝初期书家无不受其影响，晋人尚意重韵的书法思想在唐朝初期也找到了它的传承者。后人说唐人尚法，就是指隋唐人完善了魏晋楷书的法度，为后来学习书法者立一楷模。尤其是隋人智永确立的“永字八法”，和唐人欧阳询的“结体三十六法”等理论，标志了楷书的成熟与在此基础上的理论发展。

唐朝书法创作极其思想体现了儒道思想的结合，尤其是道家思想的巨大。他们强调书法的实用性，表现了与儒家“三不朽”思想的渊源关系，也指出了书法可通于玄妙的自然之道，提出了“书道”的观念。盛唐书法对文质两兼的要求，又显示了儒家以中庸为美的艺术思想。唐朝书法成就不仅在楷书上，草书的成就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怀素、张旭为代表的具有浪漫主义精神的草书，是后人无法企及的。当时文人的“达性道变，其常不主”，“达其性情，形其哀乐”，“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观点，影响的不仅是书法方面的，如果我们纵向地看，还可以看到对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精神的影响。

隋唐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兴盛期。隋代虽立朝时间很短，但其书法上承南北朝碑刻，下启唐楷诸家，为唐代楷书法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书论也重在探讨楷书的笔法与结体，智永的《永字八法》和智果的《心成颂》是这方面的代表。随着唐代书法艺术的达到鼎盛，书法大家、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书法理论也兴盛起来，大批成系统、有分量的书论著述陆续问世，对细部技法的探讨和对书法创作规律的剖析逐渐代替了对书法艺术总体印象的阐述，涉及了书法艺术的各方面，体现了唐代“尚法”的风气。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张怀域还的《书议》、《书信》、《书断》、《文宇论》、《六体书论》,《论用笔十法》，窦泉的《述书赋》，徐浩的《论书队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张彦远编的《法书要录》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作。尤其是欧阳询的《三十六法》、孙过庭的《书谱》、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在中国书法理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六、宋人尚意

对于宋代的研究，无论那个方面，多分为南北两宋来研究。北宋重要书法家很多，最具代表的要数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三人，他们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后人习惯说“宋四家”，另一位原指蔡京，因其名恶，所以现在说的“苏黄米蔡”中的蔡是指蔡襄，他只不过是硬凑上去的。他们生活大约在同一时期，在书法思想上的观点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有各有特点。而南宋则没有特别杰出的书法家，后人说到宋人书法，也多是说北宋的“苏黄米蔡”。

苏东坡、黄庭坚、米芾三人之不同于前人，首先在于他们主要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学家、诗人、画家兼书法家。苏自不必说了，黄在诗上与苏并称“苏黄”，米芾虽以书画名，而文章亦不俗。后人常说古代大书法家都是大文人，宋代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了，而中国文人画也是产生于宋代。所以说文人画始于宋代，文人书也是始于宋代，因为他们实质上是讲以文人的修养入书的。北宋初期李建中等都是一代有成就的书法家，但由于他们缺少文学上扎实的修养，最终扛不起时代的大旗。

对于“宋四家”每个人的艺术特点，清人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中说：“苏胜在趣，黄胜在韵、米胜在资、蔡胜在度。（这里的度是指法度严谨）”。只有有别于前人的新变，才能够代表这个时代。他们的书法艺术显示的新变和反映他们求新的论述，正是我们研究宋代书学思想的重要依据。

宋代是古代书法理论的变革期。由于各种原因，宋代的书法无法与唐代相比肩，却能另辟蹊径，一时帖学盛行。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所革新和发展。宋人论书主张书法创作不应受法度的束缚，不必斤斤计较于点画、布置等具体方法，而应重视作品中的风神意韵及书家的内在精神与气质，自由地抒发其胸臆，力求创新。它是宋代“尚意”书风的反映。朱长文的《续书断》、苏轼的《论书》、《东坡题跋》、黄庭坚的《论书》、米莆的《书史》、《海岳名言》、姜夔的《续书谱》等，都是这一时期书论的代表著作。《续书谱》尤为系统精到，为历代书家所推祟，影响巨大。

七、元人尚态

元人书法其实是向晋人书法回归的一个起点，其代表人物以赵孟?还有鲜于枢、康里巎巎等。虽然他们也对“宋四家”的书法有很大的认同与赞许，但是对他们的书法观、书法美学思想却不是很赞同。赵氏书法是元朝书法的旗帜，他主张学唐学晋，他重视书法的实用性，竟求规矩法度，对苏、黄、米等人的艺术特征、特别是美学思想并不理解，加之苏黄米并没有留下多少像六朝和唐人的正书，所以使得他以理学眼光学习书法，视其书没有“正统性”，背离了晋唐古法。从元代起，经明代到清朝中叶，时间长达四百多年，王羲之成为学习书法的最高典范，而唐朝楷书是进入晋人书法的不二法门。

由于有这种思想，赵提出“千古用笔不易”，这里的“不易”就是指书法的用笔必须学习王羲之，什么时候都不可以改变，这对后世影响很大。赵的书法集中了晋唐法度，有其精熟的一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人当作学习书法基本激发的范本而被承认。

元代的书法艺术也没有多大发展，帖学仍然盛行，走入了书法创作的低谷。在书论方面，由承继晋唐之法，对宋人“尚意”书风进行否定，进而重视书法艺术的形态美，标举魏晋风格。元代书论主要是讲究法度，代表论著有郑构撰、刘有定注的《衍极》和陈绎曾的《翰林要诀》。明代书论则强调崇尚古雅，倡导骨力与研美兼善。陶宗仪的《书史会要》、丰坊的《书诀》、项穆的《书法雅言》等则是其代表论著。

八、明人尚态

明代书法艺术基本上是继宋、元帖学书法而后加以发展，元代书坛盟主是赵，明代书法在董其昌未出现之前，依然是赵的天下。到了晚明，由于受到文艺思潮的影响，书法也逐渐体现除了当时的时代精神，“晚明四家”——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力图变革自元以来的赵字风格，他们上追晋唐，标举消潇散古淡的韵趣。明代董其昌似乎不大赞成书法偏拙。他认为，“书道只在巧妙二字，拙则直率而无化境矣”。书法的要点在用笔结字的巧妙，如果笔拙、径直，就不能达到出神入化之境。他主张在精熟的基础上求变化，自然天成，不应故意造作。另外徐谓书法风格最为独特，其艺术成就也极高。明清季的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等欲以劲健朴拙、超逸绝俗的风格，塑造自己的艺术个性。

明人普遍重视书法的审美价值，由于一般都取法晋唐与赵氏书法，故尤不废风韵媚态，文征明、祝枝山、等人都力求书法的遒媚风格，即提倡骨力与姿媚的结合，主张在不失法度的基础上令书法具有逸韵，至如徐渭有“媚胜”说，并以曹植见甄氏而喻书法的魅力，都说明他们强调了书法取悦感官的审美要求。

九、清人尚朴

到了清朝，由于大量的考古发现，人们对于书法的借鉴越来越多，眼界也大开，因此创作的书体、样式非常丰富。清朝初期的书法思潮也可以说是一个激辩的时代，有傅山提出“四宁四勿”，石涛提出“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冯班于提出“意就是法”。可以说清朝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又一个高峰时期，它一直影响到现代的书法创作。

而今人论及清代书法时，每以“帖学”、“碑学”划分为前后两期，大致以嘉庆道光之际为分期点。也就是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为帖学时期，之后为碑学时期。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当另当别论。不过，宋元之后，以二王书学为中心的所谓碑帖学时代，至今已转入最低潮，而学习汉魏以前的篆隶书法的作者，则逐渐增长，当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时也是名家辈出、各领风骚。而这时的书法理论比前代更有成就，《书筏》、《艺舟双楫》、《书概》、《广艺舟双楫》等理论著作相继产生。

《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读后感 篇6

一、雍正帝心机深沉，足够聪明，对朝局的分析和把握不是一般的精准。对于废除自己一直期望的继承人，康熙帝心里一定不好受。这会儿又见众多儿子，为了自己这个位置，互相斗争，哪里又会高兴。自己还没死呢，儿子们就斗的这么凶，是不是就等自己一死，好坐上皇位呢!这个时候，跳的最凶的一般都没有好下场。比如争夺意图最明显的胤禩，就被康熙斥责疏远。而在兄弟们为了皇位斗的你死我活的时候，胤禛在干什么呢?他竭力营造自己对皇位没兴趣的表象，一边和兄弟们交好吗，谁都不得罪，一边暗自和年羹尧与隆科多交往，加强自己的势力集团。另一方面他在康熙面前表现孝顺，康熙生病时真心慰问，另一方面对于康熙派遣的事情办得漂漂亮亮。这样一个对自己孝顺，又有才能的儿子，和那些只顾皇位的儿子一对比，本来不偏的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偏向雍正。就这样雍正凭借自己的才能和眼光，一步步获得了康熙的信任。

二、雍正自身的才能和他的政绩，让康熙慢慢将眼光投向了他。康熙虽然是一代明主，但在晚年时，又显得过于仁慈，使得官场吏治腐败。康熙皇帝自知如今王朝的问题在哪儿，在自己不好办的时候，自然要选一位能收拾这个烂摊子的继承出来。而雍正在康熙晚年，掌管吏部，政绩颇丰。兼之他为人端正严肃，办事果断，铁面无私，是很好的人选。而其他皇子，为了笼络大臣，多是一幅仁慈面孔，不是好选择。陈疴就要用重药，而雍正就是康熙为积病的清王朝选的那一味重药。而雍正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康熙眼光的毒辣。雍正上位后，改革吏治，以银养廉，设立军机处，巩固皇权等等。这些政策在当时已显颓败的官场，仿佛一剂强心针，收效甚大。

三、雍正生了个好儿子。康熙对自己的儿子从来都是不假辞色的，除了他的结发妻子生的二皇子。而雍正的儿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很得康熙喜爱。康熙不仅将弘历带在身边亲自教导，连处理政事时也毫不避讳。对弘历的喜爱之情也显于人前，应该说康熙晚年的时候，和弘历在一起的时间多过于其他儿子，弘历给了康熙许多的安慰。康熙选择雍正，不仅仅是看中了 雍正帝才能，同时也是看中了弘历的。康熙传位给雍正，实际上指定了大清后两代的继承者。而雍正和弘历也没有让康熙失望，由此可见康熙这位“千古一帝”眼光的毒辣。

而说雍正篡位的传言，很大程度上是当时败给了雍正帝的其他皇子，不甘心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因此制造谣言抹黑雍正。

至于雍正的遗体没有头，缘于雍正死亡之谜。因为当年雍正死的过于突然，而史书上对此又没有详细的记载。因此对于雍正之死，历来都有许多种说法，其中广为流传的就是雍正是被吕留良案中的遗子吕四娘刺杀身亡。吕四娘潜入宫中，将雍正的头割了下来。这才有了后来雍正没有头，而用黄金所铸头颅代替下葬的说法。我们结合各种史书资料，应该已经知道了吕四娘刺杀雍正，致使雍正突然身亡的说法是错的。那么雍正尸体没有头的说法，也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