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模式

变迁模式（通用8篇）

变迁模式 篇1

本土范的“野蛮人”

一直以来，在PE界，九鼎就因为定位上市前火线入股，地毯式搜索pre-IPO项目，而被业界诟病，并冠之以“野蛮人”的称号。但这种做法不无背景，甚至从实用主义角度看，九鼎的思考和行为是最符合当前中国环境的。

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资本市场自成立始就是照顾国有企业，尤其是在最早额度制、指标制的时候，民营企业基本都被挡在门外。而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经过十几年快速发展，一大批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客观上都需要上市。按照2020年前中国上市公司扩容到8000家的大前景，九鼎只要能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就能坐享千亿级别的收益。

对于这样一个富矿，可以挖当然赶紧挖。而且判断一个企业能否上市比较容易标准化，所有的保荐代表、有几年投行经验的人都会干，证监会有股票首次发行的管理办法，就是划勾、挨个对。

另一个原因是跟九鼎的背景有关，九鼎的六个创始合伙人中，除了总裁蔡蕾：吴强曾任宏源证券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安信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副总裁；覃正宇曾任华西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国信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赵忠义曾参与投资设立了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任远东证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投资银行总经理；吴刚曾是证监会风险处置办公室处长，对证券公司违规犯错误的情况非常了解，是九鼎风控委员会的主席。

九鼎通过将投资链条化解成一个个专业的模块，每个人在各自细分市场上达到专业水平，在内部的组织架构中，分为前台、后台等各个业务单元，每个人各自负责自己的区域，然后再快速传导给下一个。而且每个部门都有新人入门的“操作指引”，将投资经验快速复制到各地分公司，实现快速、高效地运作。

结构“流水线”模式

在流水线模式中，九鼎把专业化分成四个维度：行业、区域、流程、投资阶段。

在行业专业化方面，九鼎内部按行业分有很多投资研究组，比如消费投资部、医药投资部、农业投资部等，原因在于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对行业把握的要点也不尽相同，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人才。对于行业的划分，最初也是的一种无奈之举。2007年，九鼎只是刚成立的一个小机构，如果每个投资经理各个行业的项目都关注，反而什么都干不好，于是干脆把有限的几个人按行业进行分类。

在区域专业化方面，九鼎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最早是把全国分成几个大区，在2011年，行业最疯狂的一年，九鼎投了100个项目，市场上曾一度传言，在中国每天每一架航班上都有九鼎的人。当时，九鼎的一个合伙人一年下来竟有200张飞机票。后来觉得这种方式成本高效率低，于是九鼎就建立了各地的分公司和项目团队。

与其他机构按照省份划分不同，九鼎是按照GDP进行面积分配，比如一个江苏省的GDP在西部要两个省。九鼎内部找项目的各个业务板块也基本按照GDP来分，比如一个投资经理所在的地盘，如果GDP占全国的5%，则他需要完成的任务在九鼎中就占5%。各个团队只负责本地的项目，如果山东的业务团队发现湖南有项目，就交给湖南当地团队，然后通过一个内部的激励机制交易市场，确保项目投成后，内部的分成。

现实与假设总是有差距。GDP数据不一定都是真实，尤其是九鼎有很多分公司，分配任务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苦乐不均的状况，而且各地区间经济结构不一样，比如有些地区GDP很高，是因为国有经济占的比例很高，而九鼎以投民营企业为主，这类地区的可投项目其实并不多。尽管管理层也承认制定过程当中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这是退而求其次，找不出更科学的办法。

在流程专业化方面，即所谓的PE工厂化，一直以来是九鼎被诟病最多的地方。流程化模式一出现就被围观，微博上还出现过这样评论：原来觉得投资家是很高端的职业，自从九鼎（JD）出现以后，这个世界没有投资家了，只有业务人员和风控人员。投资人的职业优越感一落千丈，结果也有人把九鼎直接称为基地组织（JD）。

与很多机构采用项目组模式，与一个项目一个团队负责到底的模式不同，九鼎提倡流程的专业化，从项目开发、尽职调查、项目评审、投资实施，到投后服务每一个环节都有很严格的界定，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团队负责执行。

这也是根据当时环境制定的策略，2007、2008年，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刚刚起步，人才匮乏。招不到全才，只能按职能进行拆分。项目开发，就找退休的银行行长，虽然不懂PE，但是对他们来说，找利润在两三千万的企业很容易。尽职调查，就找在事务所里有四五年审计经验的人，审计和财务调查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大差不差。

2008年，当时正好赶上金融危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裁员，九鼎接了一大批人过来扩充队伍，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某一个直辖市分公司的制造业团队一锅端全部被挖过来。赵忠义后来见到该所的合伙人，还向人家表示感谢，让这位合伙人哭笑不得。

考虑到投资的不同环节对人员素质要求也不相同，比如找项目的人可以无名校背景，但是当地的社会资源要丰富；做尽职调查的人教育学历高，考虑问题要全面要深入，两者性格差异大。这两类人捆在一起很困难，一个是要跟董事长喝酒，一个是要坐得住，综合起来太难，索性分开。

在激励机制方面，不同投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比如项目开发团队的激励考核是按照投资金额和未来收益设定一个提成比例；尽职调查团队的考核则参照证券分析师的思路，为防止投资人被忽悠，采取内部制约措施，项目调查内部讨论完成后，要将尽职调查报告提交到项目评审团队手中，签字后存档留底。

报告上对该企业未来的业绩有一个预测，一年以后，根据预测情况实施激励。如果准，发奖金，如果不准，则倒扣。而且上下偏差的警戒线都是20%。比如有个企业今年3000万利润，预测明年可以实现5000万利润，一年以后，如果企业只实现2000万，就要被罚；如果利润实现了一个亿，同样也要被处罚。后者或许令人费解，不过在赵忠义看来，激励机制有一个倒推和反馈，如果实际业绩低于预期的处罚，高于预期的不处罚，就会鼓励大家往低预测，以致失去投资机会。

机构之间有竞争。比如预测5000万利润，按照10倍或者8倍的市盈率估值，是5亿或者4亿，如果预测1000万，就是40倍市盈率，谁敢投？那就只好放弃。但如果别的机构不这么认为，九鼎就踏空了。

项目评审团队的考核则是跟项目的相对收益率挂钩，因为如果跟绝对收益率挂钩，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优秀的小项目被堵。谈判人员要控制价格，考核也是跟收益率挂钩，并实施高薪养廉。投后服务团队的考核比较复杂，先是公司整体上有比例提下来，作为奖金池，再根据内部工作量进行分配。

风控是第一要务

巴菲特说，投资第一原则是不亏损，第二是记住第一条。风险控制是投资的第一要务，这也是当时九鼎极力推崇“流水线”模式的重要原因。

“流水线”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可以强化风险控制；第二容易实现规模扩张，这也是专业化真实的含义和背景。第三是可以避免道德风险和项目情结；第四是可以避免对个人依赖。一个项目流程走完，至少要经过三十多个人的手，如果企业想作假，要把一条链上的人全部买通。当然，这种模式下，错杀的项目也不少。而且投资是个人员流动性很强的行业，员工跳槽把项目带走的情况也不少见。按照九鼎的这套体系，上述情况很难发生，因为各环节上的员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团结协作。而且在九鼎，培训也是分块进行，一环一环相扣。

但是团队过大，总是会存在协作上的难题。问题不是在于人多人少，而是在于每个人的职责和界限是不是明显。为此，九鼎特意邀请了金蝶质量研究院的院长，从各个现有的数据库和软件管理中采购了一大堆模块，自行开发出一套管理系统。

在九鼎的信息技术部，配置有很多大型设备，类似银行证券公司的机房。全国的投资公司有这种大型设备机房的就九鼎一家，靠机器把整个流程串起来。一个项目提交上来，有哪些标志，自动进入下一个系统。

为减少投资失误率，在尽职调查环节，九鼎内部还分业务、财务、法务三个部门，确保各个部门得到的数据要能互相进行印证。九鼎的项目评审团队以专职委员为主，而且大部分没有到过项目现场，以有效防止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项目情结问题。

投后服务也是采取三位一体的形式。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投后专员负责跟踪，项目协议签署完成后交给投后部，安排一个专员做项目的负责人，一般一个专员负责若干个项目。一个专员负责一个地区的项目，如果一个地区投资过多项目，在细分地域。一个企业待一两天，轮回转。

此外，九鼎还有一个专家队伍，基本是按照领域进行划分，包括负责投行、税务、人力资源、媒体等，如果企业有哪方面的需求，比如企业上市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障碍要解决，投后专员就会协调内部的专家。

九鼎的资源来源有三大体系：第一是九鼎的LP体系，以民营企业家为主，有丰富的当地资源；第二是九鼎已经投过的企业，包括上市和拟上市公司，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资源也很多；第三是九鼎的大量员工，都有各自的人脉可扩展。归集起来成立专家组，这就是九鼎的三位一体。目前，九鼎团队在横向上团队遍布全国，在纵向上与各个行业协会保持联系，形成全国一张网。

为了加强对接，九鼎还成立了商学院，专门负责对已投企业的核心人员进行培训，主要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营销，比现行的其他商学院规格更高。九鼎商学院不对外开放，不收学费，唯一的门票就是获得九鼎的投资。

回归董事总经理负责制

整个2012年，强调内部管理模式的专业化，一直是九鼎最明显的标签之一。但专业化不是一好百好。经过一年的运作，“流水线”模式遭遇困境，九鼎开始考虑转型。

流水线的最大特点在于分散，但仅靠分散不能作为控制风险的手段，通过流程化实现的专业化受到环境、成本、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在这几个约束条件下，需要跟基金的组织模式和架构相适应。

在人才方面，九鼎流水线管理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受到人才制约只能把工作简单化。但是，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一批有投资经验的人士，专业化的维度要重新进行考虑。

而且在流水线模式下，专业化分得太细以后，员工容易感觉自己是个螺丝钉，如果离开熟悉的环境，就什么都不是。现在，九鼎内部开始进行调整，在原先体系尽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内部轮岗制度，给员工一个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机会，同时提高决策效率。

比如把一个做尽职调查两三年的投资经理，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可以将其安排到当地项目开发团队，后者需要进行一项初步筛选工作，和尽职调查工作的界限并不明显，就可以节省一个环节的工作。轮岗也能提高员工的技能、信心和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据赵忠义透露，目前，九鼎已经培养出一大批全流程的人才。

在成本方面，无论是公司还是投资机构，最终都要进行成本和效益的分析。专业化水平过高，成本会很高，导致整体收益下降。比如项目开发和尽职调查两个阶段分得太明显，代价就会很高，如果把尽职调查的部分职能往前移，就能省下很多成本。

在环境方面，结合目前PE/VC的投资现状，最主要的是现存项目的情况。九鼎当初投pre-IPO，就是因为有一大批好的民营企业项目被挡在资本市场门外。现在，市场上满足上市条件又没上市的企业已经大幅减少，靠扩张、靠营销网络地毯式找项目IPO不再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2011年九鼎投了100个项目，2012年投了不到50个，也需要结合市场变化不断调整团队、架构。

PE的本质属性是资本。中国的PE新时代中，真正有意义的PE资本应该兼具金融和产业两种资本特色。金融资本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与被动模式，而产业资本则是长期、稳定的主动运作模式。一个好的PE机构应该以金融资本的方式进行募集管理和考核，但同时以产业资本的方式进行运作投资和经营。这对于并购或者VC都适用。这也将是九鼎的发展空间。

因为投资这两类项目难度颇高，九鼎也已经提前进行布局，在模式上采用董事总经理负责制，每一个行业有一个MD，负责项目的全流程。

每个投资机构都有自己的商业模式。赵忠义推崇商业模式的标准化，如果一个商业模式的标准化程度不是太高，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太高，只有标准化，才容易复制。

过去几年，投资上市前企业标准化程度高，可以实现快速扩张，这也是九鼎成功的原因。现在，随着此类项目减少，以及人才结构的变化，如果还是一味强调条块分割的流水线模式，就会出问题。回归传统，即以董事总经理为核心的投资团队，也是题中之义，相应的其他机制也需要调整。

比如在激励机制上，一个是适应性问题，一个是职责权利匹配的问题，把基金的目标和LP的目标调整到一致，最起码要高度重合，这样整个基金才能投出比较好的项目。

康德和黑格尔曾提出“扬弃”的观点，讲的是旧的事物要消亡，新的事物一方面要继承，一方面要抛弃，对于九鼎也同样适用。

在蔡蕾看来，公司是一个生命体，凝集所有员工的生命体。生命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存。必要的时候，要通过进化来实现生存。进化意味着一种宿命。进化会很痛苦，甚至很残酷，因为可能要抛弃掉以前引以为傲的东西。

关于九鼎的业务升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向：一是升级传统的参股投资业务；二是已投优质企业长期运作；三是上市公司主动性参股投资。针对优秀上市公司，我们协助其实施产业整合并购，但不做简单顾问业务，而是通过定向增发投资、二级市场投资、基金管理等深度合作路径实现；四是。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开展控股型投资业务。并在控股的同时，对接多种投资、融资、并购业务。一是针对特定产业，选择合适的目标企业实施绝对控股投资，实现实业经营型投资；二是参与新一轮国退民进大潮；三是把握目前大量优质民营企业面临接班的民企退出类控股机会。

变迁模式 篇2

从建国之初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前, 这期间我国的反腐败基本上是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实现的, 这种反腐败模式称之为运动反腐模式。针对党内出现的腐败问题, 毛泽东领导全党通过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通过群众运动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模式也可称为阶级斗争反腐模式。这种反腐模式, 是以政治思想教育、道德品质自律为主, 以整风等形式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 同时通过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形式发动群众起来揭露腐败分子, 以党纪法规制裁为辅的一种防止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模式 (汪松明, 2006) 。“三反五反”运动就是一个典型的反腐败的政治运动。运动反腐模式具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 纪检监察机关缺乏真正的独立性, 总体上发挥的作用很小。尽管建国之初就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署, 也就是现在的最高人民检察院, 而且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立的四个委员会中, 除政治、财经、文教外, 也有人民监察委员会, 负责协助总理“监察政府机关和公务人员是否履行职责”。但是这些机构的独立性非常有限, 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 特别是文革以后, 这些机构就停止运作了。

第二, 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毛泽东的亲自挂帅领导下, 全国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很快被发动起来。单单从实际效果来看, 这种发动群众运动的反腐模式还是发挥了较好的打击和震慑作用的。但是由于缺乏正常的司法程序, 不免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当时的人们更多地看到的还是群众运动所带来的良好社会效果, 而没有注意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给正常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 杀鸡儆猴。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时, 时任天津市委书记黄敬委托薄一波向毛泽东求情, 希望考虑他们曾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 能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泽东回复说:“正因为他们俩人的地位高, 功劳大, 影响大, 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 才可能挽救20个, 200个, 2000个, 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黄敬同志应该懂得这个道理。”薄一波同志对此解释说:“毛主席在处理这个问题时所下的决心和所做的深思熟虑, 他当时的心思完全倾注在如何维护党的事业上面, 如何更好地挽救犯错误干部的多数上面, 如何更有效地防止干部队伍的腐化上面。”1对刘、张二人判处极刑, 无疑充分发挥了刑罚的惩罚功能、威慑功能和教育功能, 在当时和以后很长一个时期内, 都对保持干部队伍的廉洁产生了重要影响。

尽管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反腐思路和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但是一定程度上是非理性的。如“三反五反”, 当时的反腐运动主要是依靠党的领导、群众运动, 甚至对腐败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Melanie Manion, 2004) 。这种缺乏明确的规范、忽略腐败产生的具体制度和体制的原因, 不注重制度建设, 仅仅依靠群众性阶级斗争的办法治理腐败, 是不可持续的, 也不符合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

二、制度反腐模式

第二代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改变了过去靠群众运动来反腐的理念和做法, 开始注重法制和制度建设, 依靠建立和完善制度来预防和惩治腐败, 这种反腐模式可以称作制度反腐模式。

在反腐败斗争中,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反腐败思想, 坚持反腐必须依靠群众民主监督。他说:“要有群众监督制度, 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 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殊化, 经过批评教育而不改的, 人民有权利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 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 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2但与毛泽东不同, 邓小平认识到不能再搞群众运动。依靠群众有效监督政府, 政府才不会懈怠, 才能最终维护人民的利益, 然而, 依靠群众反腐并不是放任自流, 大搞群众运动, 而是必须在法制轨道上有领导、有规则、有步骤地实施。

同时, 邓小平认为反腐败“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3。1980年8月18日,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 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 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 甚至会走向反面。”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 特别是针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 党内出现的严重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清醒地认识到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性、紧迫性, 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并规划和实施了依靠制度和法制反腐败的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后, 在新旧体制的转轨时期, 腐败现象呈现日益复杂的态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看到了新时期惩治腐败的紧迫性和长期性, 认识到反腐倡廉是一项涉及面广、政治性强、影响大的极其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第三代领导集体逐步探索出一条着眼于长远的反腐思路———标本兼治, 更注重治本。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反腐倡廉, 既要治标, 更要治本。标本兼治, 教育是基础, 法制是保证, 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 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指出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 逐步加大治本力度。”5从90年代中期开始, 党和政府在科学总结以往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反腐败标本兼治的新思路, 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正式确认这一思路。按照这一思路, 实行制度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被提到了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从1997年开始, 党中央、国务院在实行制度创新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方面相继出台许多重大措施。它表明我国己经自觉地走上通过制度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道路。6从此以后, 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变成全党的共识, 这标志着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反腐败新思路的最终确立 (何增科, 2003) 。

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到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提出了依靠制度和法制治理腐败的正确的总体思路, 但没有进行严密有效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实施, 只注重打击和遏制腐败, 结果是查不胜查, 疲于应付, 不能打破被动的局面。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定了预防为主的反腐败思路, 认识到只有立足于教育, 着眼于防范, 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长与蔓延。加强教育、监督和制度体制创新, 实现反腐败关口前移, 纠偏于既遂, 防患于未然。反腐倡廉工作从被动走向主动, 不但在最后一道关口设防, 事后惩处, 而且超前防范, 事前监督, 在思想、体制、机制、法制等各个方面层层设防。7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依靠法制和制度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三、和谐反腐模式

和谐反腐模式, 是指注重预防腐败、挽救干部, 重点预防和打击民生领域的腐败, 构筑官民和谐的反腐败模式。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反腐败工作中实施的就是和谐反腐模式, 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 注重和强化腐败预防。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选择和谐反腐模式是基于对腐败形势的准确判断。在2003年2月19日中纪委二次全会上, 胡锦涛对腐败形势有一段经典的描述:“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 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 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基于这样的判断, 反腐工作就不能只靠打击, 更需要预防措施, 否则就会疲于奔命, 收效甚微。建立制度和规章, 减少腐败机会是和谐反腐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只依靠打击, 不注重预防, 不仅腐败仍然会层出不穷, 而且会使得大批的公职人员“前腐后继”, 毁掉他们的前程。因此, 只有依靠健全的制度才可以使反腐工作更加人性化和和谐。

2003年12月, 中共正式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试行) 》, 这是中共执政以来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将党内监督的对象明确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 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抓紧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全面勾画出了一个依靠民主、法制和德治多管齐下防治腐败的完整体系, 标志着从单纯依靠打击到多管齐下全方位围剿腐败的高压态势初步形成, 我国的反腐工作进入了“体系反腐”的新阶段。此后, 体系建设成为中国反腐工作的重要内容 (程金福, 2007) 。2005年1月, 《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正式实施, 明确了“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 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战略决策。

第二, 注重打击民生领域的腐败, 维护老百姓的利益。这是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谐反腐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近些年落马的贪官把黑手伸向了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一些公共服务领域, 以牺牲大众利益来中饱私囊。中央因此加大了民生领域的反腐力度, 处理的省部级高官包括:涉及医药监管领域的前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及房地产领域的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及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涉及社保资金问题的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涉及教育领域的原天津大学校长单平。打击民生领域的腐败, 赢得了民众的认可和好评, 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 重视官民互动。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 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公众通过网络提供的反腐建议和官员腐败的线索, 有效拓宽了反腐的途径。2003年, 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 2005年12月28日, 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了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2009年6月22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更新举报网站网址的当日, 该网站因点击率过高一度陷入瘫痪, 公众与政府协同反腐的热情, 可见一斑。

四、权利反腐模式:中国未来反腐败的大趋势

建国60年以来, 我国反腐败斗争走过了运动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和谐反腐模式的轨迹, 每一种反腐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建国之初, 面对严重的贪腐现象, 毛泽东延续了革命运动的思维, 运用运动反腐模式打击腐败;邓小平和江泽民反思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运动反腐模式的存在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背景下, 开始转向以制度和法制治理腐败, 而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 走的是保障民生、爱护干部、预防为主的和谐反腐模式。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 网络推动了信息的飞速传递, 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不断觉醒, 国家越来越重视公众的民主权利, 创造公众监督的软硬件环境, 以此推动反腐倡廉工作, 这种反腐模式可称之为权利反腐模式。

2008年被称为“网络反腐年”, 网民在行使自己的监督权利、在反腐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局局长周久耕因抽天价烟被免职, 并判处有期徒刑11年;江西新余、浙江温州官员“出国考察”被查;江苏徐州泉山区原区委书记董锋及情妇受贿案和山西煤矿事故记者领取“封口费”等的曝光和查处, 都是民众通过网络行使监督权的重要表现。

2009年9月18日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 要加强网络舆情分析, 健全反腐倡廉网络举报和受理机制、网络信息收集和处置机制。坚持依纪依法办案, 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 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 依法追究诬告陷害行为。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 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 增强监督合力。这些表述明显反映出中央在反腐上以权利制约腐败, 推行权利反腐模式的动向。

正如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强大的、活跃的和警觉的公民社会, 是制约国家权力, 防范政治腐败的有力屏障。从网络社会出发, 积极培育公民社会并促使它发展壮大, 是未来中国反腐败的大趋势。党和政府会更注重借助公民社会强有力的支持与合作, 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 不断深化反腐败体制改革。更多地依靠外部力量, 而不是局限于体制内的制度建设, 只有这样才可能更大限度地遏制腐败。

摘要：建国以来, 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工作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取得了不少成绩。在这60年中, 我国的反腐工作经历了运动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与和谐反腐模式的变迁, 每一种反腐模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既一脉相承又有创新突破。目前我国的反腐败斗争正朝着权利反腐模式的方向迈进。

关键词：运动反腐模式,制度反腐模式,和谐反腐模式,权利反腐模式

参考文献

[1]汪松明.制度反腐:历史的回顾与理论分析[J].理论探索, 2006, 5.

[2]Melanie Manion, “Corruption by Desig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England 2004.

[3]何增科.中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研究 (上篇) [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03, 1.

九鼎模式变迁 篇3

一直以来，在PE界，九鼎就因为定位上市前火线入股，地毯式搜索pre-IPO项目，而被业界诟病，并冠之以“野蛮人”的称号。但这种做法不无背景，甚至从实用主义角度看，九鼎的思考和行为是最符合当前中国环境的。

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资本市场自成立始就是照顾国有企业，尤其是在最早额度制、指标制的时候，民营企业基本都被挡在门外。而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民营经济经过十几年快速发展，一大批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客观上都需要上市。按照2020年前中国上市公司扩容到8000家的大前景，九鼎只要能在其中占得一席之地，就能坐享千亿级别的收益。

对于这样一个富矿，可以挖当然赶紧挖。而且判断一个企业能否上市比较容易标准化，所有的保荐代表、有几年投行经验的人都会干，证监会有股票首次发行的管理办法，就是划勾、挨个对。

另一个原因是跟九鼎的背景有关，九鼎的六个创始合伙人中，除了总裁蔡蕾：吴强曾任宏源证券资本市场部副总经理、安信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副总裁；覃正宇曾任华西证券投资银行总部副总经理、国信证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赵忠义曾参与投资设立了上海远东证券有限公司，任远东证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投资银行总经理；吴刚曾是证监会风险处置办公室处长，对证券公司违规犯错误的情况非常了解，是九鼎风控委员会的主席。

九鼎通过将投资链条化解成一个个专业的模块，每个人在各自细分市场上达到专业水平，在内部的组织架构中，分为前台、后台等各个业务单元，每个人各自负责自己的区域，然后再快速传导给下一个。而且每个部门都有新人入门的“操作指引”，将投资经验快速复制到各地分公司，实现快速、高效地运作。

结构“流水线”模式

在流水线模式中，九鼎把专业化分成四个维度：行业、区域、流程、投资阶段。

在行业专业化方面，九鼎内部按行业分有很多投资研究组，比如消费投资部、医药投资部、农业投资部等，原因在于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游戏规则，对行业把握的要点也不尽相同，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化人才。对于行业的划分，最初也是的一种无奈之举。2007年，九鼎只是刚成立的一个小机构，如果每个投资经理各个行业的项目都关注，反而什么都干不好，于是干脆把有限的几个人按行业进行分类。

在区域专业化方面，九鼎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最早是把全国分成几个大区，在2011年，行业最疯狂的一年，九鼎投了100个项目，市场上曾一度传言，在中国每天每一架航班上都有九鼎的人。当时，九鼎的一个合伙人一年下来竟有200张飞机票。后来觉得这种方式成本高效率低，于是九鼎就建立了各地的分公司和项目团队。

与其他机构按照省份划分不同，九鼎是按照GDP进行面积分配，比如一个江苏省的GDP在西部要两个省。九鼎内部找项目的各个业务板块也基本按照GDP来分，比如一个投资经理所在的地盘，如果GDP占全国的5%，则他需要完成的任务在九鼎中就占5%。各个团队只负责本地的项目，如果山东的业务团队发现湖南有项目，就交给湖南当地团队，然后通过一个内部的激励机制交易市场，确保项目投成后，内部的分成。

现实与假设总是有差距。GDP数据不一定都是真实，尤其是九鼎有很多分公司，分配任务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苦乐不均的状况，而且各地区间经济结构不一样，比如有些地区GDP很高，是因为国有经济占的比例很高，而九鼎以投民营企业为主，这类地区的可投项目其实并不多。尽管管理层也承认制定过程当中有不合理的地方，但这是退而求其次，找不出更科学的办法。

在流程专业化方面，即所谓的PE工厂化，一直以来是九鼎被诟病最多的地方。流程化模式一出现就被围观，微博上还出现过这样评论：原来觉得投资家是很高端的职业，自从九鼎（JD）出现以后，这个世界没有投资家了，只有业务人员和风控人员。投资人的职业优越感一落千丈，结果也有人把九鼎直接称为基地组织（JD）。

与很多机构采用项目组模式，与一个项目一个团队负责到底的模式不同，九鼎提倡流程的专业化，从项目开发、尽职调查、项目评审、投资实施，到投后服务每一个环节都有很严格的界定，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团队负责执行。

这也是根据当时环境制定的策略，2007、2008年，中国私募股权行业刚刚起步，人才匮乏。招不到全才，只能按职能进行拆分。项目开发，就找退休的银行行长，虽然不懂PE，但是对他们来说，找利润在两三千万的企业很容易。尽职调查，就找在事务所里有四五年审计经验的人，审计和财务调查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大差不差。

2008年，当时正好赶上金融危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裁员，九鼎接了一大批人过来扩充队伍，有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在某一个直辖市分公司的制造业团队一锅端全部被挖过来。赵忠义后来见到该所的合伙人，还向人家表示感谢，让这位合伙人哭笑不得。

考虑到投资的不同环节对人员素质要求也不相同，比如找项目的人可以无名校背景，但是当地的社会资源要丰富；做尽职调查的人教育学历高，考虑问题要全面要深入，两者性格差异大。这两类人捆在一起很困难，一个是要跟董事长喝酒，一个是要坐得住，综合起来太难，索性分开。

在激励机制方面，不同投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比如项目开发团队的激励考核是按照投资金额和未来收益设定一个提成比例；尽职调查团队的考核则参照证券分析师的思路，为防止投资人被忽悠，采取内部制约措施，项目调查内部讨论完成后，要将尽职调查报告提交到项目评审团队手中，签字后存档留底。

报告上对该企业未来的业绩有一个预测，一年以后，根据预测情况实施激励。如果准，发奖金，如果不准，则倒扣。而且上下偏差的警戒线都是20%。比如有个企业今年3000万利润，预测明年可以实现5000万利润，一年以后，如果企业只实现2000万，就要被罚；如果利润实现了一个亿，同样也要被处罚。后者或许令人费解，不过在赵忠义看来，激励机制有一个倒推和反馈，如果实际业绩低于预期的处罚，高于预期的不处罚，就会鼓励大家往低预测，以致失去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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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之间有竞争。比如预测5000万利润，按照10倍或者8倍的市盈率估值，是5亿或者4亿，如果预测1000万，就是40倍市盈率，谁敢投？那就只好放弃。但如果别的机构不这么认为，九鼎就踏空了。

项目评审团队的考核则是跟项目的相对收益率挂钩，因为如果跟绝对收益率挂钩，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优秀的小项目被堵。谈判人员要控制价格，考核也是跟收益率挂钩，并实施高薪养廉。投后服务团队的考核比较复杂，先是公司整体上有比例提下来，作为奖金池，再根据内部工作量进行分配。

风控是第一要务

巴菲特说，投资第一原则是不亏损，第二是记住第一条。风险控制是投资的第一要务，这也是当时九鼎极力推崇“流水线”模式的重要原因。

“流水线”模式的优点在于：第一可以强化风险控制；第二容易实现规模扩张，这也是专业化真实的含义和背景。第三是可以避免道德风险和项目情结；第四是可以避免对个人依赖。一个项目流程走完，至少要经过三十多个人的手，如果企业想作假，要把一条链上的人全部买通。当然，这种模式下，错杀的项目也不少。而且投资是个人员流动性很强的行业，员工跳槽把项目带走的情况也不少见。按照九鼎的这套体系，上述情况很难发生，因为各环节上的员工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团结协作。而且在九鼎，培训也是分块进行，一环一环相扣。

但是团队过大，总是会存在协作上的难题。问题不是在于人多人少，而是在于每个人的职责和界限是不是明显。为此，九鼎特意邀请了金蝶质量研究院的院长，从各个现有的数据库和软件管理中采购了一大堆模块，自行开发出一套管理系统。

在九鼎的信息技术部，配置有很多大型设备，类似银行证券公司的机房。全国的投资公司有这种大型设备机房的就九鼎一家，靠机器把整个流程串起来。一个项目提交上来，有哪些标志，自动进入下一个系统。

为减少投资失误率，在尽职调查环节，九鼎内部还分业务、财务、法务三个部门，确保各个部门得到的数据要能互相进行印证。九鼎的项目评审团队以专职委员为主，而且大部分没有到过项目现场，以有效防止投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项目情结问题。

投后服务也是采取三位一体的形式。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投后专员负责跟踪，项目协议签署完成后交给投后部，安排一个专员做项目的负责人，一般一个专员负责若干个项目。一个专员负责一个地区的项目，如果一个地区投资过多项目，在细分地域。一个企业待一两天，轮回转。

此外，九鼎还有一个专家队伍，基本是按照领域进行划分，包括负责投行、税务、人力资源、媒体等，如果企业有哪方面的需求，比如企业上市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障碍要解决，投后专员就会协调内部的专家。

九鼎的资源来源有三大体系：第一是九鼎的LP体系，以民营企业家为主，有丰富的当地资源；第二是九鼎已经投过的企业，包括上市和拟上市公司，都是当地的纳税大户，资源也很多；第三是九鼎的大量员工，都有各自的人脉可扩展。归集起来成立专家组，这就是九鼎的三位一体。目前，九鼎团队在横向上团队遍布全国，在纵向上与各个行业协会保持联系，形成全国一张网。

为了加强对接，九鼎还成立了商学院，专门负责对已投企业的核心人员进行培训，主要是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秘、营销，比现行的其他商学院规格更高。九鼎商学院不对外开放，不收学费，唯一的门票就是获得九鼎的投资。

回归董事总经理负责制

整个2012年，强调内部管理模式的专业化，一直是九鼎最明显的标签之一。但专业化不是一好百好。经过一年的运作，“流水线”模式遭遇困境，九鼎开始考虑转型。

流水线的最大特点在于分散，但仅靠分散不能作为控制风险的手段，通过流程化实现的专业化受到环境、成本、人才等方面的限制，在这几个约束条件下，需要跟基金的组织模式和架构相适应。

在人才方面，九鼎流水线管理模式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受到人才制约只能把工作简单化。但是，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一批有投资经验的人士，专业化的维度要重新进行考虑。

而且在流水线模式下，专业化分得太细以后，员工容易感觉自己是个螺丝钉，如果离开熟悉的环境，就什么都不是。现在，九鼎内部开始进行调整，在原先体系尽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实行内部轮岗制度，给员工一个站在不同角度看问题的机会，同时提高决策效率。

比如把一个做尽职调查两三年的投资经理，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可以将其安排到当地项目开发团队，后者需要进行一项初步筛选工作，和尽职调查工作的界限并不明显，就可以节省一个环节的工作。轮岗也能提高员工的技能、信心和工作热情，提高工作效率。据赵忠义透露，目前，九鼎已经培养出一大批全流程的人才。

在成本方面，无论是公司还是投资机构，最终都要进行成本和效益的分析。专业化水平过高，成本会很高，导致整体收益下降。比如项目开发和尽职调查两个阶段分得太明显，代价就会很高，如果把尽职调查的部分职能往前移，就能省下很多成本。

在环境方面，结合目前PE/VC的投资现状，最主要的是现存项目的情况。九鼎当初投pre-IPO，就是因为有一大批好的民营企业项目被挡在资本市场门外。现在，市场上满足上市条件又没上市的企业已经大幅减少，靠扩张、靠营销网络地毯式找项目IPO不再适应当前的市场环境，2011年九鼎投了100个项目，2012年投了不到50个，也需要结合市场变化不断调整团队、架构。

PE的本质属性是资本。中国的PE新时代中，真正有意义的PE资本应该兼具金融和产业两种资本特色。金融资本的突出特点是流动性与被动模式，而产业资本则是长期、稳定的主动运作模式。一个好的PE机构应该以金融资本的方式进行募集管理和考核，但同时以产业资本的方式进行运作投资和经营。这对于并购或者VC都适用。这也将是九鼎的发展空间。

因为投资这两类项目难度颇高，九鼎也已经提前进行布局，在模式上采用董事总经理负责制，每一个行业有一个MD，负责项目的全流程。

每个投资机构都有自己的商业模式。赵忠义推崇商业模式的标准化，如果一个商业模式的标准化程度不是太高，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太高，只有标准化，才容易复制。

过去几年，投资上市前企业标准化程度高，可以实现快速扩张，这也是九鼎成功的原因。现在，随着此类项目减少，以及人才结构的变化，如果还是一味强调条块分割的流水线模式，就会出问题。回归传统，即以董事总经理为核心的投资团队，也是题中之义，相应的其他机制也需要调整。

比如在激励机制上，一个是适应性问题，一个是职责权利匹配的问题，把基金的目标和LP的目标调整到一致，最起码要高度重合，这样整个基金才能投出比较好的项目。

康德和黑格尔曾提出“扬弃”的观点，讲的是旧的事物要消亡，新的事物一方面要继承，一方面要抛弃，对于九鼎也同样适用。

在蔡蕾看来，公司是一个生命体，凝集所有员工的生命体。生命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存。必要的时候，要通过进化来实现生存。进化意味着一种宿命。进化会很痛苦，甚至很残酷，因为可能要抛弃掉以前引以为傲的东西。

关于九鼎的业务升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向：一是升级传统的参股投资业务；二是已投优质企业长期运作；三是上市公司主动性参股投资。针对优秀上市公司，我们协助其实施产业整合并购，但不做简单顾问业务，而是通过定向增发投资、二级市场投资、基金管理等深度合作路径实现；四是。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开展控股型投资业务。并在控股的同时，对接多种投资、融资、并购业务。一是针对特定产业，选择合适的目标企业实施绝对控股投资，实现实业经营型投资；二是参与新一轮国退民进大潮；三是把握目前大量优质民营企业面临接班的民企退出类控股机会。

九鼎的股权投资业务的升级方向是按照产业属性方向重点发展，明显增加投资的产业属性。在金融属性的升级方面，九鼎已经设立了规模较大的债权基金，开展了私募二级市场投资，并正在开展其他金融业务筹建。在投资圈中，只有不断进化，才能真正实现投资梦想，真正去做一番具有挑战性的事业。

从标语的变迁观文化的变迁的历史 篇4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楚兴，陈胜王”被学者认为是中华大地最早的标语口号之一。

公元前2XX年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陈胜、吴广在权衡了“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之后，陈吴做出“举大计死国”的抉择。遂“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

一直到明末“闯王来了不纳粮”、清末“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再到“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呐喊，以及中华大地上历次革命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65年漫漫长路，标语，未曾有一刻离开过我们的生活。

无论是“高层权力的宣示”，还是“升斗小民的呼喊”;无论是给学生精神食粮的“励志名言”，还是让人睹之色变的“计生恐吓”;无论是激情澎湃的“盛世警句”，还是温情脉脉的“文艺小清新式劝说”……标语，无疑都在属于它的特有时代发挥着特有的作用。

触摸历史的`年轮，有太多的印记留给后人。标语，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符号，而这个符号，注定清晰地镌刻在各个时代的经脉上，它给了我们足够多的故事、足够多的思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篇5

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1摘 要：由于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当今中国正经历着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从政治社会到商业社会的转变，伴随着这些巨大变化而来的是中国价值观的变迁。通过价值观的变迁可以透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运动，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发展关系。

关键词：社会价值观；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变迁

学术界关于价值观有狭义和广义两种观点。狭义的价值观是指人们关于好坏、得失、善恶、美丑等具体价值的立场、看法、态度和选择。广义的价值观，相当于哲学基础理论中的“价值论”，是关于价值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而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价值观就是指广义的价值观。

一、由一元价值观向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价值观的转变

一元价值观是指一个社会只有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在这个社会中具有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并发挥着对其他各种价值观的主导作用，那么这种价值观就具有 “一元”的性质。多元价值观则表明一个社会拥有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价值观[1]。建国之后，为适应全国财经统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的需要，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为了发展经济，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当时极端落后的生产力状况和极端稀缺的资源，也决定了实施计划经济的必然性。而计划经济意味着中央和各级政府是一切资源配置和使用的主要决策者。也就是说，建国以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单位制的社会结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单一化为特征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使得中国社会总的来说是以一元价值观为特征的，这种一元价值观主要表现为集体主义价值观。集体主义价值观处于绝对的统治和主导地位，其他价值观处于边缘地位。

随着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计划经济体制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日益显示出其固有的弊端，经济体制的改革刻不容缓。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党的首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大力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市场经济时代，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港澳台企业营业额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上升，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已占相当比重。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外的思想文化逐渐传播到中国，作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衍生物，新自由主义思潮也涌入中国。中国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不断地碰撞和交流，使得西方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念传播到中国，功利主义价值观渗透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各个领域，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西方价值观念成为新经济关系背景下一些人所信奉的价值理念[2]。在国内，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由于中国是一个传统文化悠久且沉重的国度，加之社会生产长期以来仍带有传统方式的痕迹，社会体制结构的改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3]。因此，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不可能根本消除。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摩擦，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使得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市场经济体制下，集体主义价值观依然是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价值观实现了由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元主导价值观到当下的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的价值观的转变。

二、由偏重集体价值观向集体与个体和谐共生的价值观的转变

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价值观是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状况相适应的，并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要求。集体主义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单位社会和集权政治等密切关联、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并且是这些因素的必然产物。首先，只有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真正维护单一公有制。其次，计划经济必须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得以贯彻执行。人们通常将计划经济时代称之为集体化时代，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是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再次，单位社会必须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得以顺利运行。最后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也只有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才能得以广泛推行[4]。由此可见，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价值观是偏重于集体主义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社会的终结以及政治权力向公民权利的转型，与计划经济相伴生的依附观念、等级观念、平均观念正在让位于自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伴随着科技发展与工业的现代化，与计划经济关系密切的安贫思想、自足思想、保守思想正在被致富意识、创业意识、开拓意识所取代；伴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与计划经济相关联的闭锁心理、排拒心理、狭隘心理正在逐渐被开放意识、协调意识、全球意识所代替[3]。在这些思想观念的变化中，最重要的就是人们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凸显。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个体自主性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普遍贫困、平均主义和物质贫乏，开始追求个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利益。伴随市场经济基本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竞争、信用等思想观念的潜移默化，人们开始排斥过去那种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的集体主义，主张建立一种保护个人正当利益的集体主义，同时旗帜鲜明地主张以个人权利、个人独立等个体价值为核心的个体价值观。也就是说人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既尊重集体利益，又追求个体正当利益，形成了集体与个体和谐共生的价值观。

三、由偏重精神价值观向精神与物质协调发展的价值观的转变

人是由物质和精神、肉体与灵魂二者所构成的，每个人都既有物质利益的追求，也有精神思想的追求，物质追求能满足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精神追求则能满足人的精神生活的需要[5]。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主要是从价值主体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这两种生活态度以及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这两种价值世界的角度而言的。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物质匮乏、资源有限，生产力状况极端落后，实行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导致劳动者的生产热情不高，劳动效率相对也比较低下，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单位可以支配和可供分配的社会消费资料匮缺，人民群众节衣缩食、只求温饱，生活状况也只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被当时的人民群众津津乐道，这也充分体现了计划经济时代人们不注重物质但却偏重精神的价值取向。

计划经济时期，极“左”地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唤醒人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狂热的信仰和追求。在这种社会心理作用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被忽视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被过分夸大，导致“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出现，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指标、大规模、高速度、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等严重盛行，导致中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并给经济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为了摆脱困境，使国民经济走上理性、健康发展的轨道，1960年中共中央提出和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虽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国民经济大调整过程中，“左”的错误思想再次抬头且愈演愈烈，在“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全面发生，从此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上来。人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是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或者是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提高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所有这些思想指导和精神鼓励使我们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价值观是偏重精神的价值观。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全球化浪潮的冲击，物质一词充斥着现代社会的很多角落。物质价值观逐渐凸显，马克思的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人们的利益有关”，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理论武器。物质利益和物质价值在中国得到了第一次的承认和肯定，并成为了人们追逐的重要目标，物质价值观在当前成为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我们应该看到当下绝大多数人都是既注重精神需要，又追求物质满足的。

在邓小平倡导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指导下，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协调发展体现在一系列的行为中。首先，政府部门在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提高的同时，对于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造成自然环境污染的企业坚决予以取缔，保留了人们对于自然和生态的敬畏，使人们可以在工作之余倾心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愉悦[6]。其次，社会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忙在不同的生产流水线和工作室内，都在创造着物质价值，同时他们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自己的诚实劳动和勇于奉献的精神，诠释着自己对精神价值观的理解和追求。最后，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追求物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同时，都在追求亲情、友情和爱情等人类社会中高尚的情感，遵循着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规范。精神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观的协调发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 廖小平.价值观变迁与核心价值体系的解构和建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 叶启绩，谭毅，等.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互动发展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3] 赵渭荣.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社会化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76.[4] 廖小平.论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J].学习与实践，2012，（11）.[5] 蔡毅.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J].云南社会科学，2011，（2）.[6] 宣兆凯.中国社会价值观现状及演变趋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中国社会变迁论文

2自1840年战争开始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充满曲折和艰难。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朝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一系列对峙中失败，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上，传统的王朝都难以应对新型国家的各种挑战。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近代中国最具有完整维新思想的理论家郑观应（1842—1921）出生在第一次1840年战争失败的1842年，去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1921年。早在1880年，郑观应就编辑发行了反映其改良主义思想的《易言》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在一个长期“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郑观应主张发展机器工业，加快工商业发展，鼓励民间投资，通过新办开矿、造船、修建铁路等产业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在《易言》中，他还大力宣扬西方议会制度，力主中国变革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制。1894年甲午战争的战败，更是深深刺痛了像郑观应这类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定的背景下，一部体现他成熟而完整变革思想的《盛世危言》终于完成。《盛世危言》贯穿了郑观应对近代中国如何摆脱积贫积弱的痛苦思考。如何实现“富强救国”的理想，他开出的药方是改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教育。通过发展教育，培养掌握现代知识的新式人才；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制西人以自强”的目标。少年毛泽东在读了《盛世危言》后，深受启发，并对他走上救国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政党组织

1840年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终于发生了100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政府的建立，并没有使中国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人民的幸福仍然是中国人未完成的目标。袁世凯“君主立宪”也在举国的反对中失败。如何才能实现中国人的百年期盼，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外有帝国主义压迫，内有传统专制统治的国家实现民族和国家的解放？时代要求新的政党组织、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是应时代变更而诞生的新型政党组织。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他扮演的不仅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角色。1915年9月，他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传播民主与科学思想，启蒙了几代中国青年。在民主与科学思想影响下，1921年7月，在近代中国发展得最快的现代都市上海，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或许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在28年以后，这个成立时仅有50多位党员的政党会开启中华民族新的历史篇章。

作为新型政治组织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现代政党。成立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动员民众，整合各种力量，迅速凝聚起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在此后90年的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根本改变了几千年不变的古老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执政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之路，初步完成了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正如美国学者李侃如指出的，“由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保持了对于一个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确是令人惊叹的强大的行政能力。”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

中国共产党促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变迁

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在社会学中，社会变迁这一概念比社会发展、社会进化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包括一切方面和各种意义上的变化。任何社会在运行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系列变迁。自近代政党政治产生以来，社会的变迁便离不开代表一定阶级和阶层利益的政党主导。

社会变迁既包含社会的进步和退步，又包括社会的整合和解体。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的历史，就是传统中国社会既不断解体又不断整合的历史。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90年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前进的历史，尽管这一历程充满曲折和艰难。

在60多年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着自己成立时的理想和宗旨，使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通过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继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努力在发展还很不平衡的国家，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现代化主题。也正是在这一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和实践。

中国的社会变迁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表现在广大民众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中国人从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农社会，变成了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中生存的社会。今天中国已经有超过50%的人口，离开了世代生活的乡土社会，开始了他们在都市的全新生活。他们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仅以通讯方式的变化为例，2010年，中国的手机用户就已经超过8亿，计算机上网的网民也超过4亿。而微博也正在改变中国这个巨型社会。

不仅是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引起世人的关注，更使世人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要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的“两阶级、一阶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分化，使中国社会日益阶层化。2002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完成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当代中国社会分化为十个阶层，报告认为，标志中国现代社会结构雏形的基本形成。

2004年“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推出了又一部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未来8至10年，中国的社会中间阶层将有一个跳跃式扩大。报告的核心发现是，现有的社会阶层结构，还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对于将现代化作为自己追求和实现目标的现代政党组织而言，当前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还只是现代化国家的雏形。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进程则滋生着**”。社会的稳定需要有一个追求稳定的中产阶层，而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中产阶层在中国还远远没有形成，努力创造条件以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的一个巨大挑战。

当代中国处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时代，所有的变化都使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阶段性特征。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发展不平衡、利益分配不均衡、资源浪费与环境污染、群体性的事件激增等一系列发展中问题。如何顺应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的新要求，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执政党仍然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变不适应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旧发展观与发展模式，以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思路、新的路径积极回应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党的执政基础必须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强调：“支撑中国新社会长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这是中国稳定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独特的政治理念的关键”。2011年6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启动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标志着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这对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险，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当中国共产党高举起公平正义首要价值的旗帜，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时候，当中国共产党开始将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放在和经济工作一样重要位置的时候，当推进政治、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有着近8000万党员，世界上最大执政党的工作目标和责任的时候，我们应该坚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家，一定能建设一个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结语

海陆变迁教学反思 篇6

反思一：海陆变迁>教学反思

学生在课外阅读中多数对《海陆变迁》的内容有所了解，但是具体内容并不一定清楚，学生的好奇心比较强烈。这节课比较抽象，以初中预备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来说，要想全部理解和接受是比较难的。而且这节课在高中也有设置，在进行教学设计的时候，如何设置教学重点，把握教材难度，让学生能够用发现的眼光经历和体验学习过程，使不同程度的学生都能够学有所得，对我来说是需要重点把握的。

在一开始引入的环节，我尽可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求知欲，通过化石的实物投影和乡土地理知识，将遥远的海陆变化拉至学生的身边，通过这样两个事例，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挑起了他们的好奇心，为后面的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心理基础。

在教学中我尽量把课程内容和日常生活相联系，引入了印度洋海啸、最新的地震资料等信息，让学生能够从中发现板块运动与火山地震活动的关系。使他们觉得地理是一门有用的学科，可以以此解释生活中的相关现象，达到活学活用的目的。

这个部分专有名词很多，学生在理解和运用的过程中有难度，我在设计教学思路的时候虽已想到，但还是估计不足。尤其是海底扩张学说的动画，没有收到想象中的效果。学生讨论回答板块运动和地形的关系，如果换成学习卷的形式可能会更好。对板块构造地图的利用还应该更充分，比如可以查找中国在哪个板块之内。

从这节课来看，我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希望下一次会更好！

反思二：海陆变迁教学反思

针对上一阶段片面关注课堂多媒体制作、课堂重难点把握、个人教学信息的收集、个人教学素养的提高等问题的反思，而部分忽略了学生在课堂中的反响、学生的主体学习、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研究和关注，因此本阶段的课堂教学改进和实施，将注意力集中到学生上来，希望通过每一节课不断的反思和改进，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了解学生的需求、最大程度上获得最好的教学效果。通过本节课的教学改进过程，有以下几点体会：

1、估计学生的学习能力，设计教学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总是对学生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但是如果这种期望超出了学生的能力范围，就会使课堂教学适得其反。本节课的教学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将资料展示给学生，希望他们通过资料自主得到问题的答案或者是进行>总结，但是由于所给的资料比较多，学生难以将大量的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以至于与我预设的教学效果之间有了一定差距。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学习的主人，课堂是属于学生的。老师对于教材的选择、教学方式的选用还是要取决于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于预备年级的学生，我在这节课里的设计对于他们来说要求是太高了，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现实情况，以至于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

2、按照学生的思维习惯，设计教学流程

在教学过程中，要根据学生思维特点设计教学流程，而非教师的思维方法。经常使学生带着问题进行学习，能够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在进行“大陆漂移学说”的教学时，我尝试以讲故事的形式先将魏格纳提出学说的经过讲一遍，再演示大陆漂移全过程，尽管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也很感兴趣，但是总是感觉缺少点什么。静下来仔细思考一下，发现这样的教学缺乏深度，带着“为什么”去思考问题才会使学生加深理解。当换了一种方式：先根据学生得到的世界的海陆分布原本不是今天的形状进入大陆漂移的演示，再提问人类是凭借什么蛛丝马迹得到这样的结论的，使学生们带着这样的问题聆听魏格纳的故事，能加深思考和记忆，更容易理解。

3、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教学细节

作为预备年级的学生，刚刚从小学升入初中，从心智来讲还比较幼稚，喜欢新奇有趣的东西。因此在教学中我比较注意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和生动的例子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如在一开始上课时就通过“喜马拉雅山上发现有海洋动物化石”、“台湾海峡发现有陆地动物化石”等一系列有趣而又耐人思考的问题吸引了学生注意力，带领学生一起深入学习；在了解板块的相背运动时，也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将大洋的生长期同人类的生长期的名称相对应，分为胚胎期、幼年期、成长期、衰退期、终了期，十分形象也容易记忆，学生乐于接受。

本节课的教学改进让我深深体会到，细微的改进在教学效果上能出现巨大的落差。虽然一个很小的改变对于老师来说没有多大差异，但是对于学生来说却是另外一种思维方式，所以通过这次的反思，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在教学中不容忽视的是每一个细节。在目前“细节决定成败”的经典名言前，我不得不说“细节决定成效”，特别在教学上，每一个细节都能够改变教学效果。所以在教学中，重视每一个细节的设计，全面、多方位考虑学生的需求，根据学生的特点把握好每一个细节，才能最好的利用好课堂四十分钟的时间，提高教学效果。

反思三：海陆变迁教学反思

我认为本节与以往或其他教学设计相比有如下特点。

1．以对知识的理解为基础，通过师徒式的问题引导而进行，形成相互联系的知识。学生建立了大量的基本思维模式和海陆变迁的基础知识，因而可以灵活的对问题进行表征。这节课的关键是学生找到根据自己本节课学习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知识，分析教师所给材料，才能达到真正能用板块构造学说解决世界生活中的问题的目的。学生的认识路线是先认了解板块构造基本内容，再了解生长边界和消亡边界分别形成的地理事物，然后阅读材料提取自己需要的有效信息，再根据自己建立起来的表征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地理问题。“仔细读图+知识落实+提取有效信息=正确的判断”。

2．问题引导是本节地理课的特色。用问题作为导入，激发学生学习海陆变迁的学习兴趣，以问题为主线，层层深入，带领学生进入到板块构造学说的学习。导入时我提出的问题是“我们脚下的大地是否在运动呢？你们能感觉到大地的运动吗？”；在进行海陆变迁讲述时，我提出的问题是“你们能不能举出海陆变迁的例子？这些例子又分别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进行大陆漂移说讲述时，我提出的问题是“海陆是变迁的，那么世界上的大洲和大洋是否是就是固定不变得呢？但就是这件事却在20世纪地理科学史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然而机会总是垂青于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这次是一个躺在病床上的气象学家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是谁？你们知道他的故事吗？”；在进行板块构造学说的讲述时，我提出的问题是“请同学们读图，看看全球被分为几大板块？都是大洋的板块是哪个？用大洋的名字命名，但包括陆地的大陆的是哪个？看图，注意图上的箭头表示板块运动的方向，看看板块又是如何运动的？哪些地理事物是板块运动的结果呢？”；在落实板块构造学说基础知识和海陆变迁成因时，我提出讨论的问题是“（设计6个给材料分析问题）每个小组首先分析这个事例是否是海陆变迁？其次分析这个事例是否与板块运动有关，为什么？”；在讲述板块构造学说与世界火山地震带关系时，我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刚才提到了”火山国“和”地震国“，它与板块的运动有关吗？看图，对比板块分布图，和世界火山地震带分布图，有没有关系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能否总结出火山、地震带的分布特征？”。我提出的这些问题是层层深入的，有些问题有转折的意义，逐步引导学生学习海陆变迁的原因和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内容，并能用板块构造学说的基本内容解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学生被我设计的问题，一点一点引入本节重点难点的学习，将抽象难懂的问题细化，并逐步完成每个步骤问题的讲述，最终到达落实重点难点的目的。

3．设计讨论活动激发学生学习海陆变迁的积极性，教师给材料放手让学生间合作共同探索问题，刺激学生知识的内化。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学生落实课标的效果很好。

我认为本节课存在的缺点是：

在讲述板块运动时，如果有实物模型模拟，学生可能接受抽象知识会更加容易。

反思四：海陆变迁教学反思

变迁模式 篇7

一、模式节目的发展变迁

(一) 从起步到“高潮”, 模式节目到达巅峰

模式类节目在我国的引进, 较早的可以追溯到中央电视台1998年购买英国已有30多年历史的博彩节目《Go Bingo》的版权一年后, 剥离其博彩形式改编而成的《幸运52》。在随后的几年中, 以湖南卫视为代表的省级卫视, 开始尝试引进海外成熟节目模式, 但数量较少。2010年以后, 随着卫视频道之间竞争的日益白热化, 以及部分卫视频道引进国外成熟节目模式取得成功的示范效应, 2011年开始, 全国市场迅速掀起了一场节目创新与模式引进的高潮, 并在2012年到达巅峰状态。 (见下页表1)

(二) 限令之下风潮减弱, 版权引进仍是收视重要保障

2013年10月12日, 广电总局下发《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 也就是业界常说的“加强版限娱令”, 明确规定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年播出的新引进境外版权模式节目不得超过1个, 当年不得安排在19:30—22:00之间播出。限令下发后, 自2013年第三季度起版权引进的风潮有所减弱, 但从全年新节目的收视效果来看, 版权引进类节目仍然是新节目高收视的重要保障。在71城市晚间18:00—24:00时段开播的卫视新节目收视前30位中, 17个节目都有明确的版权引进“血统” (见下页表2) , 且全部为综艺类节目。原创节目尽管也占据了一定的数量, 但其中一部分节目是版权类节目的衍生节目, 另有一些节目也是强势频道集中大量资源重金打造的节目。

(三) 模式引进变身联合制作, “轻题材”模式更为盛行

随着“加强版限娱令”对上星频道引进海外模式节目的限制, 2014年起各家卫视与海外版权方的合作方式全面升级, 由以往单纯的版权引进变为联合制作, 此举除了学习外方制作理念外, 也是规避“限娱令”打出的擦边球。以2014年上星频道高收视真人秀为例, 在近50档真人秀中, 有明确版权引进方的节目逾10档, 较往年相比数量大幅下降。从版权引进国来看, 韩式节目更为流行, 《奔跑吧兄弟》《喜从天降》《2天1夜》《不朽之名曲》4档均引进自韩国, 引进自欧美及亚洲其他国家 (如日本) 的相对分散。 (见表3)

与版权引进的低调运作相比, 2014年各种联合制作进行得如火如荼, 上星频道高收视真人秀中有近20档节目采用了不同方式的联合制作模式推出, 除了与韩国、英国等国外节目制作方的合作外, 各家卫视与国内专业节目制作机构的合作也全面展开, 如央视、浙江卫视等与灿星制作、光线传媒、天娱传媒等的合作, 上海东方卫视、北京卫视与蓝色火焰的合作等等。 (见表4) 在版权引进与联合制作模式上, 2014年上星频道高收视综艺节目的创新和本土化改造上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 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的具有浓厚的博彩意味、个人主义色彩等的表现手法减少, 展现明星父子友爱、互动, 通过艺人游览自然风景, 尽显环保、礼仪、历史、风俗等各种风貌等的“轻题材”更为盛行, 这不仅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和观念, 也更契合中国观众的心理和接受习惯, 在收视上更加赢得观众。

(四) 原创节目成为创新主流, 中国模式初长成

经过2014年在联合制作领域的广泛试水, 加之广电主管机构对原创的大力扶持, 从2015年起, 在上星频道节目创新中, 版权引进的踪迹越来越难寻, 而与国内众多专业节目制作机构合作推出的原创节目则成为创新的主流。 (见表5) 2015年1月至2016年6月间, 上星频道收视较高的新节目中, 仅有上海东方卫视《我去上学啦》、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了不起的挑战》、安徽卫视《我们的法则》、浙江卫视《谁是大歌神》、江苏卫视《看见你的声音》这几档节目有明确的版权引进方, 其他节目均为各家电视台自主或与制作公司联合制作的原创节目。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原创文化类节目

二、从模式引进到原创的突围路径

回望近年来我国电视节目的创新历程, 不难发现, 在市场和政策的双重作用之下, 电视媒体的节目创新已经从单纯的海外模式引进, 历经在成形的海外节目模式基础上联合制作, 发展到向自主研发原创节目的方向大步迈进。尽管距离真正的自主原创乃至于模式输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但我们可以从近年来各级电视媒体的成功探索中提炼出几条行之有效的突围路径。

(一) 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娱乐引导价值

2014年1月23日, 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积极开办原创文化节目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通知》, 明确提出了“原创文化节目”的概念。自此, 电视荧屏的娱乐过剩之风得到有效抑制, 文化之风因势而起。在此后的几年中, 各级电视媒体开办了不同题材的以传承和展示传统文化为主旨的原创文化节目, 节目数量壮大的同时, 借助于在节目内容和形式上的不断探索和创新, 文化类节目开始走出收视低迷的困境, 在观众中形成越来越强的影响力, 开始逐步进入发展快车道。综观近两年来在电视荧屏上大放异彩的人文类节目, 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国谜语大会》《中国诗词大会》《成语英雄》《汉字英雄》等, 其获得成功的根本在于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和寻找出具有核心价值的元素, 并通过价值凝练形成新的潮流, 进而为人文类电视节目的本土原创树立根基。

在此基础上, 对于这些宝贵的文化素材, 敏锐的电视媒体人又对内容和形式进行精雕细琢的大胆创新, 使传统文化在新形式、新包装下与观众形成互动, 激发观众内心深处的文化认同感。如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2016年2月开播的《中国诗词大会》, 采用“以一敌百”和“击败体”的内循环竞赛机制, 不仅体现了题目难度, 更增加了赛事的戏剧性, 让水平高的选手有返场机会, 大大提升节目的吸引力和期待度。从节目第一季的收视表现来看, 自2月12日第一期开播起, 节目整体收视都保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上, 较开播前1个月同时段频道播出的电视剧, 收视提升明显。

(二) 制播重组:创造力的再次整合

在节目创新模式发展的研究中, 英国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案例。作为世界上电视创意产业的聚集地, 英国“电视台数量不到中国的1/150, 却拥有800多家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形成了一个以电视台为中心, 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研发并提供各类创新节目模式的产业竞争格局”。[1]在我国电视节目创新由版权引进到自主研发的转变过程中, 也经历了从最初对海外模式较强的路径依赖, 到变海外模式引进为联合制作, 发展到以制播分离的制作形式、强强联合的制作团队, 通过整合不同主体的创造力, 逐步实现原创实力的提升。

观察2015—2016年上星频道收视较高的原创节目, 除了部分电视台独立制作的节目, 多数节目都采取了电视台联合制作公司或直接由制作公司创制的方式, 灿星制作、千足传媒、能量传播、中传视界、华录百纳、蓝色火焰、元纯传媒等, 均成为参与节目制作的玩家, 与电视台一道, 推动新一波的制播分离浩浩荡荡展开。

作为在省级卫视江湖中拥有极强内容自制功力的湖南卫视, 也于2016年打开了制播分离的大门, 2016年1月23日开播的《旋风孝子》, 由湖南卫视、华录百纳、蓝色火焰联袂打造, 成为湖南卫视首档制播分离节目。这也是在卫视频道竞争惨烈、频道制作团队满负荷运营的客观条件下, 开放资源、引进社会制作团队充实节目制作力量, 进而完善频道的节目布局和编排的顺理成章的选择。

制播分离之下, 自由、弹性的机制环境是电视人创意的沃土。以《旋风孝子》为例, 该节目另辟蹊径, 颠覆了人们对于“孝”的传统认知, 采取类纪录片真人秀平行拍摄剪辑, 围绕家庭孝道这一主题, 节目在汇聚传统优势年轻观众的同时, 也吸引了他们的父母辈进行观看。 (见图1)

数据来源:CSM媒介研究

(三) 电视碰撞电商:占据场景赢得未来

罗伯特·斯考伯在《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中描述:未来即是一个场景时代, 我们将运用移动设备、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这五大原力, 开创出无所不在的场景, 改变我们的生活。如果说互联网时代争夺的是流量和入口, 那么移动互联网时代争夺的就是场景。微信、支付宝与打车软件的合作, 实际上是在争夺用户支付场景, 腾讯对大众点评网的收购则是其进入生活消费场景的尝试。对于传统电视来说, 通过与电商的合作, 将节目内容与购买场景连接, 则是应对未来市场竞争、提前占据先机的不二选择。

2014年, 上海东方卫视联合广东蓝色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打造的《女神的新衣》开播, 节目通过电商的深度介入, 实现节目内容和场景的电商化, 引发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女星在节目中制作的新衣直接打通电商, 天猫以B2C品牌电商平台身份提供独家体验和渠道发售, 实现了即看即买的娱乐内容电商化模式, 将内容直接、即时转化成商业价值。

三、结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 电视模式产业的大发展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综观我国电视节目模式的发展创新之路, 已经从最初模式引进的捷径迈进借助国内各方资源合力原创探索的新阶段。如何在此基础上寻找引进模式本土化和原创模式产业化的平衡点和突破点, 需要政策保护、传播环境改善、制播理念升级等方面的共同努力, 唯其如此, 原创节目才能从孵化、成长达到量变突围的新阶段。

注释

民营企业管理模式的制度变迁 篇8

一、民营企业家族化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过渡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民营企业的家族制管理模式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具有被创造和发生变迁、创新的理由。在创业的初期，面对激烈的竞争和不确定因素，一个家族中的亲情容易使大家意志坚定，相互信任，为了企业的利益而乐于奉献，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家族企业形成的必然基础；家文化的影响力是家族企业形成的文化基础。实践证明，当民营企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时，家族制管理有时表现出凝聚作用而抵御外部干扰，有利于企业发展；权力集中的家族制管理模式也使得资本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完成原始积累过程，但在资产达到一定规模，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与市场交往不断频繁时，家族制管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

1．以个人产权或家庭产权为主体的业主个人产权、所有者、经营者、生产者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这种共有式产权造成家庭成员之间产权不清晰，形成“家庭”大锅饭，与现代企业“产权明晰”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是一种封闭性的产权。“利益独享”的原则使他们不愿让投资者来参股分享利益，也不愿产权结构向多元化转变。因此，这种排它性的产权加剧了民营企业融资的困难，使创业家族有限的物质资本动员能力与现代企业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内部产权(索取权与控制权)配置结构的封闭性与现代企业专业化分工管理的内在要求不相适应。

2．管理以人治为主，缺乏健全的制度与科学的治理结构。家族化管理民营企业中经常出现以“亲情代替制度”管理企业的现象，部分家族成员可能凌驾于企业制度之上，造成管理不顺畅，容易形成不合理的权力运作机制。如果家族成员之间关系处理不当，还容易产生内部矛盾，最后导致家族血缘关系的内聚功能转变为内耗功能，表现出其致命的弱点。此外，经验性管理在家族化企业管理中普遍存在。从家族化企业整体来看，经营者的素质普遍不高，缺乏应有的管理知识，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将逐渐超出家族成员所拥有的有限经验，造成家族化企业难以适应多变的市场，给企业生存带来风险。

3．管理的集权性。一方面，企业经营者处于管理的最高层，集权式管理必然使他陷入繁杂的日常事务中，不能集中精力进行企业的战略决策；另一方面，家族化管理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企业的决策往往是由家长个人拍板，缺少必要的权力监督，不利于企业的权力制衡。如果决策者素质不高，则难以保证决策质量，这往往是许多家族化管理民营企业决策失误的重要原因之一。

4．管理上的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唯贤，难以从外部吸收高素质的其他人才，限制了外来优秀的技术、管理人才的输入。当家族成员在企业中掌握了重要职权时，非家庭成员难以得到提升，必然挫伤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正是上面这些弊端以及我国已告别短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正逐步建立和完善，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国际化，民营企业与其它企业在制度层面上的正落差优势已弱化，而与西方成熟企业的制度落差劣势却正逐渐显现。在这种内外部环境均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原有的家族化管理模式已由当初的一种制度均衡走向了非均衡，即意味着既有的模式不是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安排，经济中潜在地存在着另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安排(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这时管理模式的变革或改进能够增加企业的总收益。

二、民营企业管理制度创新的路径及措施

制度经济学一般认为制度变迁有两条由不同动力驱动的基本变迁路径：一是所谓“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即把制度作为一个由政府强制导人的独立变量来强力替代原有的制度安排；二是所谓“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原有制度安排下经济主体的自我逐利冲动为制度变迁诱因，逐渐推进新的制度关系的发育，逐步取代并最后完全取代原有制度关系。民营企业管理制度创新这一制度变迁过程的原始动力来自民间企业家自身的逐利冲动和追求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强烈愿望，因为只有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创新收益大于在此过程中所耗费的创新成本时，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才会产生和持续。事实上，在这一“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路径中，我国的民营企业从实际出发进行了大量的产权制度创新活动，出现了几种典型的制度创新模式：一是股份合作模式；二是以原创业家族为治理核心的新型有限责任公司模式；三是创业家族增资扩股但依然由家族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上市公众公司模式；四是专业化企业群落中的优势家族企业整合相对集中的弱势家族企业，形成产权独立、统一经营、统一晶牌的新型合作联盟模式。在这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中，要实现家族制管理向现代企业制度管理过渡，必须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1．建立开放的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与一元化产权结构相比，它可以聚集更多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解决资金瓶颈问题，使企业以较低的资金成本享受规模经济；通过引入更多的外部智力、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使得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更加民主透明，减少失误的可能性。主要途经有：第一，通过增资扩股、出让产权、资产转换等形式导人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第二，家族财产清晰到自然人，实现产权多元化。家族财产清晰到个人之后，每个个人都作为产权拥有者，成为独立利益主体，企业当然就成为多元化的产权结构了。第三，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虽不是企业的出资者，但其与出资者具有同样的投票权，尤其是独立董事有独立的人格，对企业投资行为可做出独立的判断，可见从权力上讲，独立董事相当于一个产权主体，对企业的决策经营有重大的影响权。从这种意义上讲企业也达到了产权多元化的目的。第四，实行股票期权激励制度。这是一种比较流行的人力资本激励制度。在操作上要求企业拿出一部分股票给那些对企业发展有重大作用的人才，使他们不仅能获得工资收入也能从股票价格升值上获得巨大的差价所得。从这点来看，人力资本就成为了企业的真实股东，实际上也成为企业的一个产权主体。

2．构建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实现财产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相互分离，即企业所有者将其财产委托给代理人经营。现代企业治理的核心就是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及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由家族化管理向制度化、专业化管理转型，设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人形成其治理结构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形成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

3．在已经明晰产权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在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为了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最高管理者必须转变观念，在引进优秀人才之后，加强他们本身之间以及与企业留用的家族成员之间的竞争。引入竞争机制使企业员工包括优秀的家庭成员都有一种忧患意识，才有可能使企业突破家族制管理旧模式，逐步向充满竞争活力的现代企业制度过渡。

4．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制度，吸引和重用非家族优秀人才。在家族制民营企业中，既有优秀人才，也不乏庸人，对优秀人才可以委以重用，充分发挥其特长，为企业创造利润；对于庸人应淡化“家族”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宁可养起来也不能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