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思想汇报

中国近代史思想汇报（精选8篇）

中国近代史思想汇报 篇1

初入大学，最震撼我的一课应该是中学从未接触过的中国近现代史，在这一课上，我们触摸到中国是怎样从满清的闭关锁国走向屈辱与压迫，又惊叹于我们的民族是如何在一群青年的带领下走向血性勃发，走向改革与复兴。最使我惊叹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青年人以自己的学识与一腔年轻的热血将马克思的理想介绍给古老的中国，使腐朽与愚昧一步步走向终结，使中国的所有青年觉醒然后奋进，使中国共产党成长而后壮大，最终成为历史必然的选择。

掩卷沉思，同样的年轻岁月，相仿的受教育水平与成长环境，相似的热血，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如此惊天地的事？想当年的中国，列强侵袭，军阀主义蹂躏着四万万中国同胞的精神与灵魂，那时的时局无疑是困难的多的。然而，正是在那个时代，青年的灵魂获得了觉醒，一次次搭上前途的请命、游行，一次次秘密的会谈、筹资，青年的热血酿成了旧中国的灵丹妙药，一剂马列主义救了一头震天撼地的东方雄狮。

想今天，为什么自己没有如此的豪迈霸气勇于实现自己的大理想呢？是自身的觉悟不够；是自己思考的过于狭隘；是自己从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即中国的命运，自己的理想就决定了民族的未来；是自己从未将自我与中国联系紧密；是自己的发展从未与大众紧密相连。而，这一切未做之事，都是从小党所教育过我的，只有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自己的成长才能与世界休戚相关，只有让党的光辉存在心间，才能永恒的提醒自己：不被世界抛弃，做有大作为的中国人，做有理想的永远的青年。

毛主席曾经告诉过我们，最伟大的变革应当是思想领域的变革。党的建设最应当做的，就是给予青年精神上的顾问与鼓舞。九十年的岁月变迁，党员们的面庞可能由青春转向沧桑，但其思想却永远有着不老的活力。一代代的老党员，以其几十年的奋斗给我们以指导，一代代的新党员也同样应该奋发向前。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启明灯与引路牌，是一句涵盖所有的宣言，是一个庄严与伟大的承诺，是一种期盼，是一种气魄，是一种所有青年的品德与热血，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伟大工作。因此就像17岁的马克思所信奉的，我们所选择的应是为所有人的快乐而做的，应不会让我们的未来悔过而做。

中国近代史思想汇报 篇2

本第一个编为“旧典范的危机”, 的鸦片战争之前传统的学术上所有的变化, 有些是学术的内在的发展过程, 当然更重要的是知识与现实的变化、知识和人生出现裂缝。理学的复苏, 是汉学想要以“通经”以致“实用”的尝试失败。方东树“汉学反对的例子, 使宋学回潮, 代表新时代的趋势。汉学的反动, 越来越脱离现实, 调和汉宋之今文经学的复兴, 并迅速成为晚清思想的主流, 没有其他的想法离开了房间。方东树《汉学商兑》的例子, 重新使宋学复苏, 并代表了新时代的趋势。汉学的反动导致调和汉宋之今文经学的复兴, 日益脱离现实, 并迅速成为主流的后期清认为, 并没有离开房间的其他想法。方东树《汉学商兑》, 以反映国学汉学本身, 邵易陈“仪式由通论”宋学遗产宋学嚣张气焰。邵氏的观点来在三几十年后被康有为所用, 掀起了“思想界之大飓风”。

第二部分在复杂外力的影响下, 产生了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从近代到现代的道路是十分曲折的, 而非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平实和线性。传统本身也再一次诠释它的生命力, 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它的风格。只有在特定的时代把“传统”加以特定的解释和考虑, 才能了解那个时代的传统的关系。

在后面的两篇文章里, 作者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 以及清朝末年的“政治的概念”、新史学对学术政治的互动和侧重点的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近代的新名词被引进到中国, 王先生显然注意到了引入这些新词汇的影响。从《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里, 可以看到在刘师培升看到思想上的两个特质, “第一个是近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难心态”和“第二个是追求一个乌托邦世界的心态。”面对“新”和“旧”, 知识分子在这股潮流逐渐转变自我形象。当然, 还有另外一群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精英主义的主要群体, 这是第三编重点讨论的问题。

本书的第三编讲述了仕学分离之后, 仕已不再是唯一的出路的读书人, 一些知识分子试图为知识而学习作出持续的努力建立一个学术团体。面对西潮, 中国人在不自觉中改变了思维方式, 并开始一个新的定位。王先生专注于探讨了傅斯年, 在《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里, 作者通过将王国维、傅斯年作比对研究, 找到两代学者不同的学术价值取向, 展示出一种模式, 形成了一个新的解释曲折的过程。可以看到傅斯年对王国维历史观点的继承和发展, 还可以看到王国维作为一名坚持传统的道德价值的学者, 隐藏地为新文化运动做出贡献, 可以说是看到一个更深层次的历史方面。所以或许将“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志业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以前“士”的主要区别, 或许还需商榷。全书论述的重点是在于“新”与“旧”, “中”与“西”之相互关系。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 已经有很多的声明和强调, 读者从众多的思想拉出来, 遗忘的整个大背景。同时还强调, 新和旧的讨论是传统史学家只是一个很粗松的讨论, 扩散范围的文化和历史领域都十分广泛。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作者有意回避, 使读者觉得很抽象的, 再回头看看, 其实, 是希望建立的“学术社会”的知识分子, 他们是不是真的有一种别样的“士大夫情怀”?作者, 胡适也算作建立学术社会乌托邦的成员, 那么从他历来所为, 我们也知其“士以天下为己任”的风流余韵, 而傅斯年也算是混迹政治的仓鼠, 不然浩大的史语所也不会这样岿然屹立。“要保持精神独立, 思想自由, ”陈寅恪先生,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学术社会的建设人, 因为社会属于很多人, 而他保持了自己的清宁。所以, 也许建立一个学术社会, 成为现代知识分子与以往的学术青年的主要差别是值得商榷的。这本书论述的重点在于“新”与“旧”, “中”和“西”之相互关系。

本书共有二十篇文章, 各编各篇, 逻辑紧密, 又舒张有度, 将大转型时期思想与学术的各点各面都有发覆。既能关照今日西方学界思考的重大问题, 又能体现作者对晚清学术内在理路之把握。并不空言理论与概念, 言必有征, 征必有信。每篇论文都是富有启发性质的, 又有延伸讨论空间。皇皇巨著, 可为典范诶。传统的转换和消亡不是单行线的过程中, 也不只是学习西方的影响所带来的后果, 王汎森先生试图从内在的理路出发, 寻找传统的反抗与自我更新过程。这与20世纪80年代西方的古代思想史研究重点的变化相似, 以美国为例更倾向于引进社会学理论, 以实现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在这一点上, 或许是由于思想史研究的创新, 这也是《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的价值所在。这本书由二十篇文章组成的, 各篇的每一个章节, 逻辑严密, 张弛有度, 将大转型时期的思想与学术方方面面都有涉及。关照了今日西方学术界思考的重大问题, 也体现了作者对晚清学术理路的把握。不空言理论与概念, 每言必有实例佐证。反复阅读受益颇大。

摘要：《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主要探讨的是从道光到1930年代约100年间的思想学术变化中的几个问题。该书清楚地分为三编:从“旧典范的危机”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 再到“新知识分子与学术社群的建立”。这三编实际上是问一个问题, 即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形成。与此相呼应的其他论文, 也是试图探讨现代中国历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革。

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内在理路

参考文献

[1]《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2]《傅斯年全集》第2卷,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中国近代史思想汇报 篇3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思想道德；教育；作用

中图分类号:G4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07—0104—02

一、从帝国主义对华掠夺史实中，认清帝国主义本质和罪恶发家史，懂得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转变青年学生的思想观念

近代中国历史上，英、美、法、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先后发动了大小数百次的侵略战争，签订的不平等

条约竟多达1100多个，勒索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的赔款白银达1000亿两之多。其中《南京条约》、《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9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16倍；《马关条约》日本勒索白银2.3亿两，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半的财政收入。在勒索赔款的同时，各国又竞相掠夺中国大片土地，仅沙俄一国就掠夺中国领土1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天8个湖北省、4个多日本国土。此外，帝国主义掠夺了长达1.9万公里的铁路投资和建筑权；攫取了386处采矿权；开埠达72处；在16座城市设置租界，开设银行，操纵金融市场。以香港割让为例，无论是1842年的《南京条约》，还是1860年的《北京条约》以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都是“在炮口下强给对方的对华条约”，[1]都是十足的侵略行经。正如爱国人士谢缵泰绘制的一幅题名《时局图》一样，祖国山河变色，神州瓜分豆割。“天涯何处是神洲？”国家主权丧失，领土被瓜分，资财被抢劫，堵住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道路，使中国无法摆脱贫困。帝国主义通过侵略和掠夺，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伍。帝国主义通过侵略和聚敛财富，成了暴发户。原来，西方帝国主义的富裕史，是罪恶的掠夺史！

我们有些青年学生，不了解近代中国国情，没有真正了解一百多年前，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没有地位、没有尊严，沉浸在无休止的屈辱和苦难之中。有些青年学生，只是横着看世界，不善于同时纵观世界，只看到我们今天物质生产生活水平与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差距，就以为一切都是国外的好，对其盲目崇拜，对祖国妄自菲薄。不懂得今天的中国是近代中国发展而来，中华民族创造的财富，在近代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掠夺得一干二净的历史；不懂得新中国成立后底子薄，起步迟，发展只不过经历了短短的60年，期间改革开放只不过30年，但发展速度却是很快的历史；有些学生和社会青年，不懂得资本主义国家表面的繁荣，是包括了用中国人民的民脂民膏和白银堆积起来的历史；不懂得近代中国人民不仅要承受本国腐朽、反动、顽固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又要承受外国帝国主义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身受双重压迫和剥削的苦难史。

二、从中华民族顽强抗争的史实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献身于现代化建设

国家多难，民族垂危，山河破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多少优秀人物，前赴后继，奋斗牺牲，以拯救中华民族危亡为已任，致使帝国主义永远不能灭亡中国。这些史实，为我们在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三元里人民“脚踏故土，头顶苍天”，以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精神，挫败了英国侵略军的横行，在农民阶级反侵略的斗争中，率先竖起了第一面反侵略的旗帜——三星旗；接踵而上的太平军，更以大规模的农民武装痛打“洋枪队”，击毙了侵略军头目华尔；义和团高举灭洋大旗，风起云涌，展开了反帝斗争的强大攻势，英勇顽强地抗击侵略军，以不惜肝脑涂地，喋血神州的英雄气概，煞了帝国主义威风，破灭了八国联军的梦想，粉碎了强盗们瓜分中国的野心；彪炳史册的“虎门销烟”惩办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不法商人，揭露了他们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企图，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为中华民族谱写了一曲反帝斗争的光辉乐章；甲午战争“血染黄海，丹心映碧波”的邓世昌全舰将士，开足马力，撞向敌舰的英雄行为，表现了爱国将士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

在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解放祖国的28年历程中，中华儿女在为挽救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献出宝贵生命的又何止千千万万？在他们中间，有“宁可断头，也决不复工”的共产党员林祥谦;惨遭暗杀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北伐战争中，长眠于武昌城头的191名“铁军”义士;坚信“试看将来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从容就义的革命先驱李大钊；长征路上，牺牲在雪山草地的20多万红军官兵；嘴嚼树皮草根，肩挑救国重担的抗联名将杨靖宇；重创日寇，舍身跳崖的“五壮士”；少年英雄刘胡兰；战斗功臣董存瑞；还有血洒春城的民主斗士闻一多；蔑视酷刑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江姐等等。是他们的鲜血凝结成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我们后人；是他们的鲜血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升华为民族之魂。他们的英灵要求我们不要忘记。怎样实现英烈的夙愿？加强中国近代史爱国主义教育，是最好的回答。

中国人民受西方列强的欺负长达一个多世纪，但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巨大作用。爱国主义作为凝聚民族的力量和精神，一直是推动中国进步的动力。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善于运用中国近代史上具体、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典范激励学生，以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升华其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强烈的责任感，以振兴中华为已任，满腔热忱地投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洪流之中，奉献自己的力量是有其独特功效的。

三、从志士仁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史实中，进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教育，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中国在经过百年屈辱后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近代中国贫穷和落伍。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致使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的先进人物，为争取国家独立富强，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忍辱负重，不惜舍家弃财，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其精神十分感人，却未能实现其奋斗目标。封建士大夫先进人物林则徐、魏源，主张用武力抗击侵略者，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进步思想，要求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虽说主张较先进，但在封建政治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运动，虽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农民长期要求得到土地的愿望，但由于《天朝田亩制度》本身的局限性和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没有能完成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任务，因此，洪秀全不能实现“人间天国”的梦想。戊戌六君子，推行维新变法，以挽救国家“大同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虽说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权，但革命果实却被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窃取，并妄图复辟帝制，孙中山还是带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憾离开了人间。资产阶级的建国方略，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未能行通，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直到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先进的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并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后，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过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但经受住了白色恐怖年代的大屠杀考验，而且愈战愈强，锻炼成长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历史以雄辩的史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民主革命纲领为指导，才能掀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各民族人民的彻底解放。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才取得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史实，无可辩驳地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才能扭转中华民族近百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失败的局面。改革开放30年的事实胜于雄辩，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巩固革命胜利果实，才能实现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地主阶级中少数人的先进思想，还是农民阶级的理想天国；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施政纲领，还是革命派的建国方略，都没有能挽救中国的命运。他们的探索和挫折表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是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只有代表中国先进工人阶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争取社会主义为前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为指导，才能取得革命成功，走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才是唯一出路。所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近代中国人民长期奋斗，探索的科学结论。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奋斗，才能实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正在高速发展，世界银行发布报告说，从2005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连续三年超过美国。过去推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是美国，今天中国正在替代美国。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大历史系教授钱乘旦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要做西方那样的大国，这里的意思是：要超越它，创造更优越的现代社会。”中国成功的举办了奥运会，摆脱了中国百年悲情，我们不能忘记百年前的历史。因此，充分利用中国近代史教学，向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以坚定其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信念，拥护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1.

康有为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贡献 篇4

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伟人之一.他不仅领导并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而且在近代思想、文化方面也卓有建树.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他把近代中国维新变法思想推向最高峰;把进化史观与民主政治有机联系起来;集大同思想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传统儒学作了民主主义的新解,成为新儒学的鼻祖;大力倡导发展现代科技;对书法艺术也有独到的贡献.

作 者：吕明灼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青岛,2660071 刊 名：东方论坛 英文刊名：ORIENTAL FORUM 年，卷(期)： “”(4) 分类号：B258 关键词：康有为   戊戌变法   进化史观   大同思想   新儒学  

中国近代史思想汇报 篇5

毛主席曾经说过：“党内要是能多几个真正实事求是的同志，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对于当今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而言，按照实事求是的标准办事，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深入认识实事求是的理论基础，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觉得是一个既深奥高原又紧贴生活的话题，毕竟在今天这种充斥着很多社会转型时期躁动、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浮华的社会中生活，要始终坚定不移地保持自我，天天向上，有一定的困难。我觉得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不断提升自我素质，脚踏实地，在每一项实践活动中，首先树立起牢固的“实事求是”观念，时刻保持“实事求是”之心上面。

在最浅显的认识层面来看，与“实事求是”这一概念最相近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诚实”，对主观的人真诚相待，对客观的事物尊重规律，总是“求是”，根据客观事实来主导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言行，是人的基本道德规范。看起来，诚实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利益分配的差异、个体禀赋的区别、评价标准的单一，很容易使人动摇这一基本准则，这样还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呢？而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最多的不诚实体现在学术上，比如抄袭作业、考试作弊、抄袭论文甚而是发明专利。我自己就有亲身的经历，每次看中文论文的时候，总感觉同研究领域的论文有多篇具有很高的相似度并且言之无物，根本没有任何实际的参考意义。这些论文的撰写都没有建立在真正的实验基础上，没有任何的事实基础就胡乱发表，只为了一时的名誉，如此的不尊重科学事实，是对于“实事求是”精神的亵渎。所以，我觉得我们学生首先要做到学术诚实，学习的时候做到正确而真实地对待自己的学习情况，“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学术研究的时候要尊重科学事实，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真实地展示自己的进展成果。而要做到这些，其实是要从小就开始的，如同美国一般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灌输要独立思考，自我创新绝不抄袭的观念，于是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就时刻很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渐渐地也就形成一种原则和习惯了。所以，我想说，要做到学术诚实是需要我们时刻把它作为一种信仰和原则明确在心的，在遇到诱惑时，用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不给自己开先例，渐渐地内化于心，也就成为一种习惯一直延续下去了，如此做到在学术上“实事求是”。

正确认识利益与劳动，从长远的角度，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做到对客观实际事物的诚实就有了坚实基础。然而，对自己诚实，也就是正确看待自己，有自知之明，对自己负责，就需要更多智慧与勇气。

有一位哲人曾说，人最难认识清楚的其实就是自己。原因也很简单，人总是需要找到各种理由来支持自己的内心，从心理学来说，人总是要不断地自我肯定从而获得内心的安定和安全感。而在这个过程中，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我的认为与客观事实不相符，于是“实事求是”就无法做到了，而人是无法直接感知到这一点的，所以这时，我们就需要有一种反省机制。“吾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的行为、思想、言论是否与实际相符，是否有夸大和虚浮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反省所需要的参照物从哪里来呢？首先可以是他人的评价，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般情况下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总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广泛地听取他人的意见和想法，带着一颗虚心接受的心去思考和反馈这些看法，甚至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反向思考自我，你就能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还可以通过查看一些书籍和报刊来了解我们想要成为的人应该是怎样的，标准有哪些，再来和自己的现状作一一对比比较，这样也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而做到了对自己诚实，正确认识自己，也就能向“实事求是”迈进一步了。

其实，学习就是一个追求“实事求是”的过程。我们学习医科知识，是为了清晰地且客观地认识生命规律，从而将认识成果应用在保证人类健康事业上，从“实事”出发，探求一个“是”字。而学习社科知识，是为了明辨事理，掌握思考这个世界和自我人生的方法，从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也就能在分析判断事物时不主观臆断，而是主动去运用正确的方法和思路，引导自己的思想走上“求是”的道路。人无知识，则只能胡思乱想，“思而不学则罔”，到最后是无法追求到真理的，这时候就需要广泛地涉猎文化知识，研习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不断给自己的大脑输入正的能量，在这个基础上再形成自己的思想，才能保证不会走偏，不会走向自我而与“实事”背道而驰。当然，在学习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做到时常与他人多交流多讨论则更好，思想火花的碰撞只会带来更多更新更正确的认识。

“实践出真知”，这句话告诉了我们事物的真实存在形态和发展规律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摸索和总结出来的，而社会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应运而生。我们这些身着白大褂“书生”平时总是只在校园里生活，很少有与社会接触的机会，这样就导致我们对社会的了解只能停留在感性的基础上，甚至是零，以这样的认识去思考社会、思考国家层面上的问题，难免会因为缺少对事实的认知而无法做到尊重“实事”，而没有“实事”的基础也就无从谈起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的探究，即“求是”。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珍惜进入到社会中去实践的机会，并且在每次实践时要注重对社会的真实状况的感知，越是与自己的想象或是原有的认知不符的地方，就越是要积极地去了解、去挖掘，从而来修正我们认知的错误。

人总是有一个共同的弱点，那就是容易趋于大众化，意即其观点和思想容易受社会舆论的影响而将自己的想法弱化了，而谁又能保证大多数人掌握的意见就一定是对的呢？“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大量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十分正确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一定要让他人的观点凌驾于自己的深思熟虑上呢？要“实事求是”就需要我们拥有批判性思维，“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时候对待事物都要持有批判和怀疑的精神，不要轻易地下结论，也不要随意“跟风”，将他人未经检验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而要从不同角度、辩证地去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结合事实、结合多方的观点，再加上自我的思考，慎重地得到结论。对待事物，如果能总是做到这一点，克服轻易下结论、顺从他人观点的弱点，就离“实事求是”不远了。

创造性的思维和工作总是需要以事实为基础的，脱离了“实事”的创造性是幻想，是空中楼阁，于实际、于社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要做到创造性首先就需要我们努力去做到“实事求是”。而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最大的创造性体现在学术和社会工作上，比如说学术上，我们所学的知识都是前人的成果，其中有很多地方是空白的，或者是没有研究清楚的，还有待我们去探求、去发现。

中国近代史思想汇报 篇6

摘要：

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7月, 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为奋斗纲领。它的产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无数革命者奋斗的结果，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苏俄的帮助则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关键字：革命的奋斗 明确思想 苏俄帮助 社会背景

一．无数革命者的奋斗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在中华民族遭受外国列强侵略和欺凌沦为 殖民地半殖民地之后，近代中国出现了众多仁人志 士、很多思想解放和新生革命力量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不畏困难与生死，英勇斗争。中 国 出现各 派 爱 国 的 政 治 力 量 和 无 数 仁 人 志 士 为 之 苦 苦 求 索。有的先 是 选 择 了 资 本 主 义。像在太平天国时期洪 秀 全 的 《 资 政 新 篇 》 纲 领 与康 有 为、梁 启 超 的 “ 君 主 立 宪 ” 设 想，直 到 孙 中 山 的 “ 民 主 共 和 ” 尝 试，他 们 的 最 终结 果 都 是 以 失 败 而 告 终，而且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后引发“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使 中国思想文化界开始出现一股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热潮，正是许多的思想青年、知识精

英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决定走社会主义的一种尝试。最 终，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二．正确的思想

而正在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中不知道寻求那一种救国之道的时候，俄的十月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希望。当时马列主义认为 ,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阶级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产生的思想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与本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中国共产党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才于1921年诞生的。

中国共产党最 终选 择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科 学 社 会 主 义 作 为 救 国 救 民 的 理 论 武 器。是对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有 较 多 的 悟 性 和 修 养，加 上 中 国 的 特 殊 国 情 ： 资 本 主 义 未 得 到 充 分 发 展，农 民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忠 实 的 同 盟 军，又 经 历 了 社资本主义革 命的风 风 雨 雨，最只能够选择共产主义。因为它恰好适应了国人对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强烈渴望。自创立以来就在为推翻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 和后来产生的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斗争。这个思想吸引了无数革命家为其奔走。

三．苏俄的支持

五四运动期间，苏俄政府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北南政府的宣言》。它公开宣告：苏俄红军越过乌拉尔山向东部进发，不是为了横行霸道，奴役人民，而为了“使人民摆脱外国刺刀和外国金钱的桎梏”，同时也愿意“帮助中国人民”。为此，苏维埃政府愿意“沙皇政府独立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包括无偿交还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放弃庚子赔款；“废弃一切特权，废弃俄国商人在中国境内的一切商店”；放弃领事裁判权，等等。

苏俄的对华宣言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一举扭转了国人对苏俄革命的恐惧，不少人迅速开始把目光从过去瞩目欧美，转向了苏俄。

四．当时的社会背景

1917年 ,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向全世界宣告:只有推翻资主义制度 ,工农才能当家做主;只有打倒帝国主义 ,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才能得到解放;只有马克思主义 ,才是指导产阶级革命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惟一正确的思想武器。这使在历次斗争中屡遭失败、于绝望状态的中国先进分子受到深刻的影响和强烈的鼓励。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察国家的命运。第一个把十月革命的真理和马克思主义的真义告诉给中国人民的 ,是民主义者李大钊。他在1918年7月、11月发表的 《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 和 《布尔什主义的胜利》 文章中 ,论述了十月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以及十月革命的性质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向。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 ,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型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和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开辟了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人民革命斗争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 ,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胜利有了可靠的保证。

中国近代史思想汇报 篇7

“文艺复兴”是欧洲14至16世纪的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 它标志着从中世纪到现代时期的过渡。在三百多年后的中国近代, 同样发生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思想解放运动, 其影响延续至今, 那就是西化思潮运动。之所以用“中国文艺复兴”这个名词, 是因为Renaissance的意义已经不局限于“再生、复苏”, 而是包含其中更深刻的“思想解放、人文主义”意义。

中西文化的交流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从16世纪末开始, 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文化通过传教士、商人、旅游者等传到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各国, 形成了随后的“中国热”。然而相对于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来说, 中国的“西学东渐”时间较晚, 而且态度被动。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 中国人经历了从最初的排斥, 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的态度变迁。

二、西学思想的发展过程

1. 萌芽:

鸦片战争前的西学东渐。西学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明代了。当时大批欧洲传教士来华了解和研究中国文化, 同时也以传教的方式向中国传播了西方文化。那时的中国人大都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 更将西方宗教当作西洋镜一笑了之。但也有少数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开始思考西方文化, 比如利玛窦的好朋友徐光启。他与利玛窦探讨的话题并不仅局限于宗教, 天文、历法、数学、军事、经济、水利等无所不谈。他对数学的兴趣最大, 并和利玛窦一起译出了一套《几何原本》。当时还是明万历年间, 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 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非常缓慢, 远远落后于欧洲。到了清朝, 中国一些士大夫和皇帝接受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 如康熙是对于西方文化持比较开明态度的皇帝, 然而, 康熙的西学只是一种个人行为, 最终没有形成大范围的社会影响。他去世后, 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皇帝的禁教, 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 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终止。此时的西学东渐, 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为主。西学的内容仅限于天文学、数学等方面, 传播范围也只限于少数士大夫贵族。

2. 初期:

鸦片战争之后到“五四”之前的西学东渐。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 西方人以悍然发动战争的形式再次进入中国。鸦片战争的船坚炮利使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蒙中惊醒, 一些士大夫阶层的有志之士开始思索救国之路。林则徐和魏源成了新思想的最初倡导者, 他们提出了向西方学习, 并开始编译西方著作, 魏源更是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们的西学主要以学习科技、军事为主, 希望建立一支新式海军。他们的这些探索开了一代西学风气之先, 对以后的洋务派、维新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后的洋务运动, 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武器制造和器械运输等, 而没有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进行应有的关注。至此, 西学东渐都只局限于学“技”, “中体西用”是这一时期西学的特点。甲午战争一役, 中国惨败, 举国震惊。这也是西学的转折点。一些思想家们认识到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 更要主张政治上的改革。西学由此实现了从单纯学习科学技术到以学习先进思想为主的跨越。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领导的维新运动是思想界一次伟大的变革, 对于近代西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一些有系统的思想体系也在这一时期形成。

3. 极大发展:

民国时期的西学东渐。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以归国留学生和进步青年为主体, 以探索救国之路为目的, 出现了多种思潮,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西学最兴盛、思想最活跃的时期, 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一是中体西用, 华化、儒化西学, 以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代表, 如五四时期的“东方文化派”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一战爆发, 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和矛盾, 这对中国人的西方观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30年代的“本位文化派”以及现代新儒家;二是全盘西化思潮, 陈序经、胡适等西化派或反传统主义者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三是拿来主义, 鲁迅是这一主张的倡导者;四是洋为中用,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西学的态度。对于不同国家的道路, 也存在各种各样的观点, 如五四时期对法兰西启蒙文化的倾慕, 以及后来对俄国革命的赞扬。这些思想论争与晚清时期的论争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 从“要不要学习西方”到“如何学习西方”和“选择哪一种西化”的转变, 说明中国人对于西学的认识已经更进了一大步。此时的西学内容之丰富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如果说1894年以前, 西学主要指西方的自然科学, 1895年后是以社会科学为主, 那么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 几乎所有的西学门类, 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史学、文学、美学、语言、文字、艺术、科技、医学、教育等都传入了中国。传播途径较之从前也是多样性的, 除了翻译西方著作这一重要途径, 著书介绍之风也异常盛行。如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对杜威实验主义哲学的介绍, 张申府、张东荪等人对罗素数理逻辑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 张铭鼎、范寿康、郑昕等人对康德哲学的介绍, 朱光潜对克罗齐哲学的介绍, 李大钊、李达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 等等。另外, 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也是当时传播西学的一条重要途径,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德国著名哲学家杜里舒等都曾来到中国宣传其哲学思想, 使得西学在进步学生中迅速传播, 直接推动了西化思想。

4. 高潮:

陈序经、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 (1) 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思想。陈序经出生于海南, 长于广州, 沿海侨乡的生长环境对于他以后思想的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在中国近代, 广东是最早被打开为通商口岸的, 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思想上都更加开放, 也成为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陈序经从小接受新式学堂教育, 后来又游学欧美, 亲身体会到西方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于是开始思考中国的出路, 撰写各种论文, 而后形成了自成一派的“全盘西化”思想体系。在论述全盘西化之前, 陈序经首先阐述了自己的文化观原理, 提出了“文化圈围”这个概念, 它是由地理、生物、心理及文化各种要素的影响而组成的某一社会的文化, “是某一种文化的整个方面的表示, 而别于他种文化圈围。它也可叫做研究文化的单位, 好像政治学上的政治, 经济学上的财产, 生物学上的生命, 天文学上的天体。”他认为, 同一圈围的文化自然是和谐一致的, 不同圈围的文化通过互相接触与融合, 其最终的结果也是趋于和谐一致。进而他又提出适应新时代与环境的文化要素, 将成为共同的文化组成部分, 反之不适应新时代与环境的文化要素, 将逐渐消亡, 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之后, 陈序经对于复古派和折衷派都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前者大都是尊孔复古, 陈序经就提出了孔子复古思想的自相矛盾:一方面, 孔子承认文化的演化是进步的, 周之文化胜于夏商;另一方面, 孔子又把尧舜时代的文化作为绝对的理想世界, 此后的文化演化又是退步。这就是没有充足事实根据与严密理论支撑的孔子思想, 只是“孔子个人的空中楼阁”。而对于折衷派的批评, 陈序经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好像一间旧屋子, 我们随便可以部分地拆毁, 看看哪几块砖石, 或是木料, 可以留用。他们忘记了文化的各方面的特质的分析, 不外是我们自己的假定, 而非文化本身上有这么一回事。”因此, 陈序经认为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就是全盘西化, 他从中国人对于西学的态度以及中国近代西化的事实来说明了自己的观点。从明末清初的漠然置之, 到鸦片战争的震惊警醒, 再到甲午战争的中体西用, 再到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 整体来看, 近代中国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 是朝着全盘西化的趋势发展的, “从很小的范围放到较大的范围, 从枝叶的接受主张, 而走到根本的采纳主张”。但是, “能够彻底和贯穿而做有系统的全盘西化的主张, 还是找不到。”不仅是态度上, 就是事实上, 近代中国也不可避免的沿着西化的趋势发展:西洋物质文化的大量流入, 西洋宗教的传入与信徒的增多, 新式教育的日渐发展, 等等, 都说明了近代中国事实上已经走上了西化之路, 而不可能再倒退回去了。由此, 陈序经提出, 全盘西化是中国必然的趋势。之所以如此主张全盘西化, 是因为陈序经认为, 当今西洋文化就是现代世界的文化。“假使中国要做现代世界的一个国家, 中国应当彻底采纳而且必须全盘适应这个现代世界的文化。”而且西洋文化的特点是个人主义的提倡, 只有实现个性的解放, 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个人才能, 最大程度地创造和发展文化。中国要走全盘西化之路, 就是要彻底打破中国传统思想对于个性的压制, 实现个性解放。 (2) 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胡适的思想一向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 对于他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作为全盘西化思想的另一主张者, 胡适也有着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对美国社会倾慕不已, 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又经常以日本为例说明“无保留地接受”西方文明的必要性 (“日本无保留地接受了现代西方文明, 因而成功地实现了它自身的文明的再生。”) 。他指出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 对于中国旧文化“反对盲从, 反对调和”。上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 胡适提出了他全盘西化的主张。他指出, 中国百不如人, 继而又提出, 既然中国百不如人, 那么就必须全盘接受西方文明。他对于西化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然而对于实现西化的途径却陷于保守。他反对以革命的形式建设新文明, 主张渐进的改革。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反应类型属于“发散渗透型”, 其特点是循序渐进, “变化总是以新事物悄无声息地取代或修正旧事物的形式发生”。这也是胡适思想体系的矛盾之处。

可以看出, 胡适的全盘西化思想与陈序经的思想存在着不同。陈序经注重于文化的整体观, 胡适则重点评判了西方文化的进步与中国文化的落后。陈序经的思想理论更加系统, 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并认为全盘西化是必然趋势, 是有可能实现的;胡适则更注重实践, 而且并不对全盘西化报有十分乐观的态度。

三、一些论者对于西学思潮的评价

1. 对于新文化运动造成的“激进主义”的评价。

近年来, 一些论者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激进主义进行了批判, 认为新文化运动激进地“全盘反传统”, 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 以至于自从“五四”以后, 中国的精神文化发展极为缓慢, 如文学、艺术, 等等。诚然, 五四时期的西化思潮确实有着激进的倾向, 主张彻底的除旧布新是当时进步青年的热切要求。在文化建设的目标上, 他们坚持以西方文化为取向, 作为中国文化变革的方向, 而绝不是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取向。在文化建设的立场上, 出现了“全盘性”的态度, 要求从传统文化中彻底解放, 并彻底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然而, 只因为这些偏激的倾向就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作用, 则也陷入了一种极端。任何事件都应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中来看待, 脱离背景的评论都会有失公允。当时的中国面临内忧外患, 再加上当时的统治者在战后对列强的奴颜和谀态, 使人民对其失望透顶。此时以西学为取向的教育体制的建立, 又推动了西学热潮的发展。许多有志之士急于寻找救国之路, 在当时中国日渐衰落的情况下, 不免要有一些激进的言论与主张。况且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仍然顽强, 这就更激起了进步思想家在思想取向上的激进, 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西化”并不就是“激进”, “崇洋”也不等于“媚外”, 西学的发展与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变化息息相关。而且对于晚清以来多灾多难的中国来说, 向西方学习已成为基本潮流, 其深度与广度与日俱增, 已是不可遏制的趋势。因此, 我们应该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历史意义, 继承五四精神。

2. 对于全盘西化思潮的误解。

全盘西化思潮历来就受到政治家、学者的批评和抨击, 他们总是会把这种思潮与激进、崇洋、背叛传统、丧失民族意识等相联系。然而并非如此。首先, 全盘西化不等于完全走资本主义道路。虽然陈序经和胡适提倡的西化思想, 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上, 都与资本主义相吻合, 但是社会主义也是他们思索的内容。陈序经认为, 社会主义本身也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按照他的“文化圈围”理论, 同一圈围的文化是和谐一致的, 在这一点上, 他就抹平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胡适在这方面也有着相同的见解, 18世纪的新宗教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19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宗教信条是社会主义。这是西洋近代的精神文明。其次, 全盘西化不等于丧失民族意识。当时的中国危难重重, 有识之士们无不忧国忧民, 他们绝不愿看到国土沦丧、民不聊生甚至亡国灭种。提倡全盘西化的学者们都是以探索救国之路为出发点而提出自己的主张的, 他们希望中国能够避免沦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 而尽快摆脱愚昧落后, 跟上世界现代化的步伐。无论是陈序经还是胡适, 正因为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忧国忧民之心, 才会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探寻中国文化的出路的思考中, 把他们一概推为“丧失民族意识”, 是过于简单化了。再次, 全盘西化不等于非理性的思潮。如陈序经的思想, 它有着严密的系统性及深刻的理论性, 绝不是感情的产物。而胡适则更为理性地预测了文化演变的前途, 他认为全盘接受了新文化, 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它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不妨拼命走极端, 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的。因此, 胡适的理想是通过鼓吹实践上的全盘西化, 以达到建立民族新文化的目的。这就是胡适的高明之处, 他的眼光是极其长远的, 他救国救民的渴望是极其热烈的。这和他对于日本西化的理解是基本相同的。

四、中国文化的出路

1. 历史的回眸。

回首“五四”, 启蒙者们所呼号的、痛苦的、愤怒的、期望的, 在近百年后的今天, 仍然余音未了。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 其坚固无比的封建中央集权统治, 塑造了忍让保守的国民性格, 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力冲击, 是很难被撼动的。正因为这段近代史, 历史不再停滞, 古老的帝国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少年中国, 东西文化的大冲突, 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 中国的社会制度、国民性格、生活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段风雨飘摇的历史中, 西学始终是学者、政客之中以至全社会共同的学习风气, 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迁所产生的巨大作用, 是无论如何去强调其重要性都不为过的。

2. 文化交融与个性。

随着当今社会的日益开放,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与之相伴的, 世界文化的一体化也迈开了它前进的步伐。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非常频繁, 各国之间互相学习, 互相影响, 彼此发展, 已是大势所趋。因此, 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是“西化”, 不如说成是“世界一体化”。这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虽然道路是缓慢而又曲折的。而这并不与民族性相冲突, 民族性与世界性从来就不是相对立的, 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 具有世界性的因素, 而不能以某一文化 (如西方文化) 作为衡量其他文化的普遍标准。全盘西化论者的局限性就在于, 他们只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世界性因素, 却抹杀了其他文化中所具有的世界性因素。各种文化由于不是出于一源, 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这就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并且不断传承的文化特征, 它与其他文化是交而不融、汇而不合的。全盘西化论者提倡吸收西方文化的全部, 也就是没有分清西方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我认为, 任何文化的民族性都不能强加于另一个民族, 那是一种民族征服, 是违背人类发展的。对于民族性的理解, 我们也应该解放思想。任何事物都不是停滞不前的, 而是不断运动、变化、向前发展的, 文化也是如此。我们不能够片面地认为固守孔孟之道或先秦其他流派的观点才是中国文化, 近现代文化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西学则是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时代特征, 更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前发展、走向世界一体化大目标的重要条件。因此, 中国近现代的西学运动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 应该给予肯定。

3. 中国文化的出路。

无论是回望历史, 还是静观现状, 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一个世纪以来始终遭遇着冲击与挑战, “西学”也是我们一直采取的文化发展之路。如今中国人的生活, 处处都有西方的影子, 我们的吃、穿、住、行较之以往都“西化”了很多, 青年人喜欢过洋节, 西式婚礼也是现在的主流风气。这是当今无法遏制的潮流。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会被逐渐遗忘吗?中国文化的未来会怎样发展, 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认为, 中国的传统文化永远不会被遗忘。无论是“五四”国家危亡的时期, 还是现在国家需要快速发展的时代, “西学”始终立足于中国, 以拯救和发展中国为目的。一个国家对于先进文化的渴求总是为了使本国永远立于世界前列, 使本国人民充满民族自豪感。因此, 这种民族自豪感是不会让一个民族失去民族性的, 中国的传统会代代相传, 永远不息。然而, 西方文化以及价值观也并非是绝对的文明, 这是我们在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中, 先进学者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整理国故”运动, 以评判的态度, 重新估定一切的价值, 直面中国传统文化的“罪孽”。那么对于西方文化呢?我认为, 我们也应该采取评判的态度, 客观的估定西方文化的一切价值。生产高度发展, 生活普遍富裕, 掌握高科技的国家未必就是文明的, 而生产力低下且弱小的国家未必就是野蛮的, 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代表着西方价值观的野蛮成分, 曾为人类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利益, 学习西方文化中的积极、文明、先进的成分, 才能求得发展。

五、结论

维新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篇8

【关键词】明治维新；维新思想；传播

明治维新是日本资产阶级领导的、中下级武士为主力、下层民众广泛参与的一次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归大政于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改革，并卓有成效，促进了日本的近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对世界历史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与其隔海相望的中国。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艰难行进，他们将每一次思想上的收获都付诸中国的政治实践，及时且必要的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向。因此，从思想层面上来说，日本明治维新的对中国近代社会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因为如此，日本维新思想在中国人被动与主动的纠结的情绪中传入中国。

广义上的明治维新以1868年成功倒幕、新政始行为开端至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而终结，历时近三十年。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明治政府以“富国强兵”为总目标，实行资产阶级改革，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与此同时，明治政府积极拓展国外市场，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后又订立通商章程，互开口岸，进行贸易，为两国的相互往来和增进了解提供了便利。1874年日本侵台，这给中国人的震惊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蓑尔小邦”竟敢侵侮“天朝上国”，中国人对此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正是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耻辱感和日趋强烈的复仇意识，迫使中国人在“轻日”情绪下也不得不睁眼看日本及其正在进行的明治维新。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明治维新在中国思想界影响不大，因为当时“中体西用”思维指导下的中国主要是向英法学习，他们排斥其他外来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这必然导致明治维新在中国思想界影响受阻，但另一方面，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推进，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台之后，中国人逐渐认识到学习与了解日本的必要性，于是开始抛弃过去“舍近求远”向英法学习的做法，转而向日本学习，这实际就开启了中国向日本学习的进程，这算是中日学习交流史上的一次逆动，因为长期以来都是日本向中国学习，早在唐代，日本派出了众多的遣唐使来到中国，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技术培养，回到日本后大力的推广和传播，现在变成了中国向日本学习。学习日本，势必先了解日本。中国驻日使馆的设立为中国人东游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联翩东流，耳闻目睹了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情况，留下了一批介绍日本情势的、代表中国人对明治维新最初认识的著述。如陈其元的《日本近事记》、金安清的《东夷考》、李圭的《东行日记》、何如漳的《使东述略》、王韬的《扶桑游记》、王之春的《东游日记》以及李筱圃的《日本记游》、陈家麟的《东搓闻见录》等等，据统计，自明治初年到甲午战争前，在中国出版的有关日本情况的书有23种。

中国人向日本学习并对中国社会进程产生影响的举措，是明治维新时期维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明治维新初期，由于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日本社会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思想启蒙时期，其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加藤弘之和西周，以及因成立于明治六年而得名的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他们以批判、清算封建的意识形态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学说为己任。之后，随着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又出现了中江兆民、大井宪太郎和植木枝盛为代表的自由民权运动理论家。二十世纪初期，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界利彦等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黄遵宪在1885年撰写的《日本国志》中说：“福泽谕吉始译刊英文，名西洋事情，世争购之”。后梁启超有在《论学术左右世界大势》一文中指出：“福泽谕吉著书数十种，专以输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日本人之知有西学，自福泽始也。起维新改革之事业，亦顾问于福泽十而六七也。”从介绍思想家出发，他们的思想也先后传入中国，加藤弘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在中国传播，特别是戊戍维新前后，他们的著作被翻译到中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广智书局，其先后翻译出版了《福泽谕吉丛谈》、加藤弘之的《天则百话》、中江兆民的《理学钩玄》。他们的思想无疑给处于苦闷和彷徨中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线光亮和希望，他们负载儒家知识分子“治平天下”的历史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政治勇气，迫不及待的将自己思想上的收获运用于中国政治实践，影响着中国近代社会的进程。

随着维新思想在中国传播，明治维新所倡导和推行的西方政治道路的确给中国树立了榜样，从思想意义上，中国也确实提取了明治维新中的思想元素，在百日维新前，特别是甲午战争前后，这些思想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中发生作用，从思想精英到普通民众都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日本选择的近代化范式，從而为中国近代化的推进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章扬定.黄遵宪的明治维新观及其思想表现[J]，广东社会科学，1995（3）.

[2]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M]，钟叔河辑校.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5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