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形态的历史变迁

美术形态的历史变迁（精选8篇）

美术形态的历史变迁 篇1

试论自然观历史形态的变迁

人类的自然观的演进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都形成了特定的历史形态.只有理清自然观发展的不同历史形态,对其进行全面深刻地剖析,才能揭示其本质,从而有助于人们树立科学的`自然观与发展观.自然观历史形态的变迁经历了三个时期:古代朴素的自然观,近代机械的自然观和当代辩证的自然观.

作 者：朱林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南京,210016 刊 名：凉山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NGSHAN UNIVERSITY 年，卷(期)： 6(3) 分类号：N031 关键词：自然观   历史形态   发展  

美术形态的历史变迁 篇2

新闻言论的演变形式是社会进步带来的产物,同时它的演变形式也代表当代的通讯器具和各种思想与民众的需求的进步,能够让民众清楚的、整体的、发掘品味各种事件,认识当代人间百态,顺应科技进步。拥有明确的思维观点、独立的关注形式和合法的政治建议的报纸内容能让各界的主体思想得到推动和更新,并且对各界的议论有大大的作用。

一、由广播式到自主讨论的转变

过去,我们一直是通过让播音员对各种事件和文字进行阅读给大家听,这是一种特别冰冷的播音形式。同时在过去的时代里面运用胶卷作为记录,特别是运用它进行拍摄时候,工作人员要早早的对它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机。在录制每一版演出的时候都要早早的去特定的棚子里面进行很多次演排,所以在工作当中特别繁琐。此外,编辑的语言组织的各种词语也有较高的标准,对政事不能有消极态度,当发生特大的死伤事件的时候要逐层的上报得到高层的同意,同时要少量的形容事态,安抚民众的思想,所以在过去的时候要想对有关政事进行讨论的规定要求是特别严格的。[2]自相关报社开设了民生与政治这些栏目以后,报纸这一传统的媒介在广泛的民众里面受到了深深的赞扬,它确实关注了民众的各种需求,同时以往的只播报好的一面的场景不会在出现了。把对各种观点的讨论权利给予各界群众,它是在报纸新闻上面做到了一次大大的革新。然而在随着同样的栏目出现,在我国的新闻界做出了巨大的促进,好比电视媒体的《新闻广角》在到当前的《东方时空》,它们的关注指数创下高点。

在现如今,除了在电视屏幕上还有互联网上能够看到最新的信息,报纸新闻的实时性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温家宝总理曾和我国民众在网络上有过沟通,大家能够随心的咨询了些有关政府事宜的题目,总理做到了每一问一答的要求,把大家对政府事宜的需求大大满足了,很快就有很多报社对这一画面进行了文字传播,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二、索取当场的真切情况到简易的公开平面

把ENG使用到新闻传递上面,过去只把“谈”放在了里面,却把“访”进行隐藏,把发生情况的事情和人物,只是进行了对音频的录制,当时的场景和人员并没有在大伙的眼中体现出来,让新闻的真实感丧失了。对于这一情况,就需要广大记录人员必须要能够实地取景然后将其传播。在我国2008年对四川地震的新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在现场的真切情况和现场记录人员在地震地区的各种心情。[3]还有在阿富汗战役里面,记录人员为了给广大民众还原真实的场景直接在当地的实战区域里实行了实时播报,场景采集。为了每次播报的真实性,有数不尽的记录者们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奉献了出来,在我国有一个男记者,他为了把播报的真面目体现出来,把公道还给大家,悄悄潜伏在坏人的团伙里,当他最终拿到了凭证时,准备要走出团伙时不料让坏人发现了把他的生命无情的夺取了。要想把新闻的真实和本质表现出来,使用过去的方法会被当前的需求所抛弃,除了坚持革新发掘有价值的新闻内容,这样才可以吸引各界的民众。在当前“访”的模式也有渐渐的升级,政府人员下基层关心民众,关心民众的日常生活,让各界农民吃饱饭穿暖衣,这一幕幕的场景都出现在当前的报纸画面里面,也能够将民众的思维带到真实的环境中去,以此提高新闻的真实感。

三、话题方面向敏感位置发展

以往的报纸媒体传播的多是一些正面报道或者是一些对时事政治影响不大的报道,即使有时事政治的内容也是一些以叙述为主,基本不添加评论。然而近些年来,有不少的报社专门针对时下热门的事件进行刊登,并且添加以图片来呼唤大家的阅读,这是一种进步的表现也是一种大胆的表现。[1]比如去年比较热门的话题拆迁,某地有一拆迁现场有强拆现象,并且有人员的伤亡,换做以前,这样的消息是很难传播出来的,由于多方面因素的阻碍,导致一些关系到民生问题的事件很难曝光,也就很难引起大家关注,然而,报社的大胆创新,勇于发现并且指出社会不良现象的做法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实事的追踪与评论。

四、稿件来源广泛

最早的报社稿件来源主要是依靠报社的自有编辑进行撰稿,到后来发展的也从社会进行征稿,然而这些自有撰稿人也多是一些地方有名望的人士。很少能够在报纸上看到普通老百姓的声音,最近几年,报社在信息来源方面大胆创新,积极采用民间案例,并且很多的报社在民间设立兼职小记者,以此来提高信息的来源,由于很多普通人的加入,在稿件内容方面就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所谈的话题也不仅仅是一些空谈大事了,这对于报社在民间的声誉有了很大的提高,让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报纸不再是空谈,而是能够从报纸上找到自己身边的事情。这一大胆创新,对于报纸新闻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这一传统媒介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帮助。

五、新时期新闻言论发展趋势与思考

市场经济在成长,社会也在向前发展,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中国的新闻言论将以多元化的形式来发展,从新闻内容来讲,在有助于政府与民众利益、促进社会发展的关键条件下,还要多关注观众的爱好,关注老百姓的发言自由;在播放形式方面,现阶段新闻言论除了有新闻社论、本报讲评、评议、短叙等,还包含了通过宣讲、电视、因特网等传播方法向百姓播放的新闻叙事与思维方向,而且由于信息水平的迅猛成长,微博、QQ等均可变成新闻发言人传播事件和民众发表言论的公开场所;从作用方面而言,新闻言论有一定的反映、推广、指引、讲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金永辉.捍卫新闻语言的规范性与纯洁性[J].新闻爱好者,2010(6).

美术形态的历史变迁 篇3

关键词：美术教育；历史发展；价值；变迁

在学界关于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价值取向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但从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上，国内的研究目前仍处于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解释、辩证和划分阶段。如何将美术教育的历史性发展与不同阶段的价值取向相互关联起来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把握美术教育的发展进程和脉搏，从而不将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当成是孤立的问题对待。正是基于此种现实需要与研究现状，本文拟以“概述美术教育的历史发展和价值变迁”为题，进行比照分析，希望以此来促进当代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确立，促进美术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1 美术教育的历史源起与发展

1.1 美术教育的形成

随着人类审美意识的萌发和深刻，人们用美术手段装饰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需要将自己的经验横向传播，纵向传承，口传、身受等方式催生了美术教育。由拜师学艺的形式开始，逐渐发展成为有计划、有目的、有标准、有组织、有场所、有评价的形式化美术教育。这些方式现代仍然存在。中国美术教育按历史断代划分，有古代美术教育、近代美术教育和现代美术教育几个阶段。众所周知，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基础要素支持的，尽管这些要素需要我们一层层的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甚至要透析其中的文化原因，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在这些历史发展的轨迹中找到我们需要的资源和佐证，正如我们所要论述的美术教育历史与发展，从存在中找到我们需要论证的具体内容并在其传承中找到逻辑即可。美术教育的历史起源显然出现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社会活动，这种社会活动依存于人类自身的进步，究其关键要素就在于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体现出了具体的价值。我们经常会讨论美术教育的价值问题，关于其取向如何，如何通过教育来达到发展的目的，这同样反过来支持了美术教育的历史起源问题。所以，研究美术教育的变迁问题关键在于研究其历史的起源和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价值。

美术教育从具体层面上讲同其他各类教育方式是一致的，本质上都是一种思想和意识上的培养，比如说游戏有游戏的发展方式，巫术也存在巫术的产生基础，美术教育的关键在于其思想来源和意识上对人类产生的贡献。

1.2 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古代美术教育大致可分为两种：以博雅为目的，和以实用为目的美术教育。以博雅为目标的古代美术教育又可分为宫廷画（或院体）与文人画之分。以实用为目标的美术教育，传授方式多采用师徒或家族传承；注重技艺的训练与精湛。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存在两种教育观念：一是以图画教育为特征，我国学校美术教育的地位由此确定；二是以美育观念为特征，近代教育学家蔡元培曾经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观点，主张美术教育要摒弃纯粹的实利主义。以实用为目标的美术教育渐变为兼及审美需求与体验的教育。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以1949年建国为分水岭，美育被国家定为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经历了模仿、提高、深入、完善等过程，美术教育改革也加深了广度、力度和深度，美术教育工作者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

2 当下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

2.1 传统的延续

现实背景下，我国美术教育一个重点就是要大力建设发展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承续了美术教育“教化和共性”的特征。同时，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入，学习者个性得到重视和尊重，有关鼓励个性发展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也被认同与接受。这种价值取向积极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大胆实践，鼓励学生发挥个性追求。至于有关谋生与追求利益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可以透过美术专业报考与招生火爆现象，以及全国各大高等院校纷纷开设美术专业等现象了解。

2.2 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随着国家经济的日趋繁荣，人们对审美的需求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增长，一种有关谋生与利益实现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在当下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内流行。这种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出现，平衡了为了表现而表现，为了个性而个性的极端美术教育价值取向，极大地丰富了美术教育活动的物质空间与生存基础。然而，这种价值取向也容易走向另一种偏激功利主义，从而给当下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带来负面影响与损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便是中考、高考前的各种美术考前强化班。家长和学生追求的不是审美熏陶与个性表现，而是前途命运。综上所述，当前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内，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上，我们所面临或者说需要好好考虑把握的一个主要矛盾与问题，便是如何平衡各种有关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之间的关系问题。

2.3 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与思考

当前，因受时代与社会发展的多元和开放的文化背景，我国美术教育领域反对将美术学科教育课程再禁锢于单一化、风格化、样式化的藩篱，从尊重人性鼓励个性的层面，提出和实践一种有关表现与个性发扬的美术教育。我们暂且放弃遵从那种价值取向之争，结合世界和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历史和演进，便不难理解和明白，那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之争以及无原则的折中思想，对美术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遵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之道，应该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这种中庸之道符合孔子的思想，但绝不是简单的二元之间的简单平衡和折衷。

如前所述，中庸之道认为任何事物的内部都会产生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孔子强调“过犹不及”，思辨事物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事物的发展是一种循环往复、螺旋上升式的发展。因此，美术教育也应符合这种规律。只是我们要把握好尺度，采取积极主动调整的态度，当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越过了中心线后，不能让其自由发展而走向另一个极端，而是要及时对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发展的方向做出调整和改变。

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建构过程中，美术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应主动承担起指导和推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任務。常锐伦说过，中小学美术教育从事的是人生的美术教育，区别于专业学校的职业美术教育。美术学科的“双基”目标的提出便是中庸之道的最好例证。知识基础：是以与目标密切相关和必备的，且对其后学习美术有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基础。造型基础：是以对美术和学习美术有普遍意义，在任何空间皆可以和容易运用，长久时间不过时，诸多职业可以其作为表达手段的内容为基础。这是我们当前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建构中所需要的积极思想和实践，能为我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参考。

如果说对我国新时期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趋势做出预见性的思考，坚持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来建构一个相对平衡、稳定，并能满足新时期我国美术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参考文献：

[1] 俞剑华.中国古代画论类编[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2] 李福顺.中国美术史[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0.

[3] 徐建融，钱初熹，胡知凡.美术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元白文历史评价的变迁 篇4

但是古文运动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他们对元白文的不满并没有改变人们对元白文的追慕，无法消除元白文的影响。因此，五代时修撰的《旧唐书》仍对元白推崇无比，极尽赞扬之能事：

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选之司。由是务争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学《补亡》之句。咸欲缁铢《采葛》，糠秕《怀沙》。较丽澡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庚，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以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前，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词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奥，尽治乱之根gái@③，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注：《旧唐书・白居易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这段文字从人才选拔制度对文学的影响谈起，认为元白的文学成就(包括散文和诗歌)远迈往古，雄视一代，是元和文坛的盟主。还将元白与建安的曹刘和永明的沈谢并称，认为他们都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文中特别强调元白的作品兼收古今之长，律度严谨，让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欣赏。可见，文章是着眼于骈偶丽对，欣赏元白的富艳浅易。这固然是因为《旧唐书》的作者乃史家，他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记录历史，自然不会无视元白文在当时的影响。更主要的原因则是《旧唐书》的作者生活在五代，正是骈俪文风盛行的时代，他们深受时代文学风气的影响，《旧唐书》的论赞就是用骈文写成，(注：关于《旧唐书》的文学观，参考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隋唐五代》第三章《复古运动的消沉时期》第四节，百花文艺出版社版。王运熙、杨明《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三编《晚唐五代的文学批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对元白的极力推崇就是这种影响下的自然结果。

但是到了宋代，自唐末五代以来绮靡的骈文文风，引起人们的不满，开始寻求变革，于是，古文再度复兴，元白文的地位也就日益下降。石介是宋代古文复兴早期的重要人物，曾经描述唐代古文运动的过程，极力突出韩愈的文学地位：“韩吏部愈应期会而生。学独去常俗，直以古道在己，乃以《空桑》《云和》千数百年希阔泯灭已亡之曲，独唱于万千人间，……爱而喜，前而听，随而和者，唯柳宗元、皇甫shí@①、李翱、李观、李汉、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辈数十子而已。吏部志复古道，奋不顾死，虽摈斥摧毁，十百千端，曾不少改初守，数十子亦皆协赞附会，能穷精毕力，效吏部之所为。故以一吏部十数子力，能胜万百千人之众，能起三数百年之弊，唐之文章所以坦然明白，揭示日月，浑之hào@④hào@④，浸如江海，同于三代，驾于两汉者，吏部与数十子之力也。”(注：石介《上赵先生书》，《徂徕石先生文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在《旧唐书》的作者看来，元白是文坛的盟主。而在石介的眼里，韩愈才是文坛的中心，元稹、白居易只是他领导下的参与者。

《新唐书》的主要编修者欧阳修是宋代古文复兴的主要领导，宋祁也是古文的积极提倡者。他们对《旧唐书》非常不满，认为：“衰世之士，气卑力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注：曾公亮《进唐书表》见《新唐书》书后附，中华书局点校本。)对元白散文的评价也不高，《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颇以规讽得失，及其多，更下偶俗好，至数千篇，当时士人争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八几乎是照抄这段话。)后文又云：“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称是也。”二者评价略有矛盾，但对元白文的轻视是很明显的。《文艺传》序论述唐文至韩愈“为一王法”时对元白散文根本不提，只是在下文讲到唐诗时才提起元白。

自宋代以后，古文确立了对骈文的优势，元白文就再也没有受到象《旧唐书》那样的推崇。但具体的评价，也还有较大的差异。有的认为元白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参与者和协助者，与石介的观点相近，如谢采伯：“唐之文风，大振于贞元元和之时，韩柳倡其绪，刘白继其轨。”(注：谢采伯《密斋笔记》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全书本。)有的则认为元白与韩柳一样都是唐代散文的杰出作家如郑献甫：“韩子文起六朝之衰，而诗则不废六朝之体。欧公文c

hàn@⑤五季之弊，而诗尚沿五季之风。彼岂不欲尽变?理固不能尽变也。文则安可如此乎?且诗不必有用，而文则不可无用。诗不可无格，而文则不容有格。唐人不尽为有用之文，亦不为有格之文，故其善者如韩柳元白，各自成家，其余或骈枝丽辞，小说隽语，其弊也杂。”(注：郑献甫《补学轩文集》甲集卷三，清咸丰刻本。)郑氏也还是在承认韩文的正统地位的前提下来肯定元白文的地位。另外还有些人对元白文比较评价较高，如刘麟曰：“元微之有盛名于元和长庆间，观其所论奏，莫不切当时务，诏诰、歌词自成一家，非大手笔，曷臻是哉?”(注：《元氏长庆集原序》，《元稹集》附录。)胡震亨也称“乐天平生诗文既高”，(注：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上海古籍1981年版。)但是，这些评价要么人微言轻，要么过于简略，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有人对元白文极力诋毁，如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引李朴之言云：“吾尝论唐之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shí@①，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譬如哇淫之歌，虽足以快心便耳，而类乏韶hú@⑥。”(注：王正德《余师录》卷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这种批评对元白文艺术特征的认识完全错误，主要是立足于文章内容，所用的词语让人想起李戡对元白诗歌的抨击。(注：杜牧《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全唐文》卷七五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

北戴河避暑胜地的历史变迁 篇5

黄金生

北戴河的名字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这个美丽的海滨小城因与政治的不解之缘而充满了神秘色彩。

北戴河距离北京不到300公里，18公里长的海岸线曲折蜿蜒，海面清澈平稳，沙滩洁净绵软，到处是天然浴场。这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每年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平均只有7.6天。优良的气候条件、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北戴河成为避暑的好地方。北戴河的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秦代，秦始皇东巡派人入海求仙时就曾住在北戴河；曹操更是在此留下了“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天下名篇。但在中国古代重陆轻海观念的影响下，即使畏惧酷暑的清朝皇室，也从未考虑过到海边避暑。北戴河作为避暑度假区是从清末，伴随着列强的侵略才开始的。

骑驴的仕女

1858年，英法俄美等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列强由此获得了公使驻京的权利。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中又赋予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各省可以“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权。西方人员在华日久，便利用特权四处寻找适合夏季避暑的地方。与游牧民族出身的清朝帝王选择承德不同，欧美人开始把他们的海滨避暑之风传到中国。

1878年，25岁的英国传教士甘林来到中国，在天津、唐山等地传教。当他来到北戴河海滨的时候，立刻被这个世外桃源般的海域所吸引。1895年，他租下联峰山东峰鸡冠山约400亩的土地，盖起了两栋别墅，鸡冠山因此也被叫作甘林山。

甘林的别墅是北戴河最早的西洋别墅之一。别墅建成之时，他请一些亲朋好友前来“暖房”。当时一位英国女士在北戴河车站下车后骑驴到联峰山下，因为天气炎热，就骑在驴背上休息了一会儿。她戴着白帽，左手控缰，右手擎伞，骑着驴在绿荫下的样子很是迷人。同行中一位擅长绘画的人用水彩把她画了下来，这幅画后来被京奉铁路的英国总工程师金达所得。金达在修建天津至山海关的津榆铁路时也发现北戴河村南面不远的海滨，风光秀丽，非常适合休闲避暑。以他在英国的经验，认定将来必有升值，便想在这里购地盖房。但当时一般外国人没有这种权利，他只好怂恿铁路包工头天津人杨季琳抓紧购地建房。杨季琳听取了金达的意见，很快在北戴河海滨建了一座房屋，租赁给来这里避暑游玩的外国人住。这是外地人在海滨建的第一幢专门出租给外国人用的房屋。

金达将那幅“仕女骑驴图”印制成京奉铁路局的英文招贴广告，每年夏季在火车站和外国人的居住地张贴，用以招揽中外人士到北戴河旅游。据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旅游招贴画。有了金达绘声绘色的宣传，几年之后，在北戴河的海滨上，一栋栋别墅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英、法、俄、美等外国人纷纷涌进，争相圈占和抢购土地，北戴河成为西方殖民者的避暑乐园。到1898年，应西方驻京使节的要求，北戴河正式被清政府“钦定”为中外人士避暑之地，“戴河以东至金山嘴沿海向内三里，及往东北至秦皇岛对面为各国人士避暑地，准中外人杂居”。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确定的对外开放的各国人士避暑之地。

北戴河海滨被清政府辟为中外人士避暑地后，当地临榆县衙门（治所在今山海关）因该地地处偏远，鞭长莫及，无暇管理，境内的外国人则以北戴河海滨是通商口岸为借口，于1898年首先建立起他们自己的自治团体组织——石岭会。石岭会以其监理会名义大肆收购土地，在区域内建有办公楼、大会厅等。并自作主张地倾销其所租土地，大量吸引会员。即凡愿为该会会员，承认其会章者，都有向该会租地买房的权利。“骎骎然几有喧宾夺主之势。”到1900年，北戴河已建成50多幢专用于疗养的别墅。一些外国人看到北戴河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便开始靠囤积土地获利。英国人施爵儿1905年在此低价买得88.9亩土地，1914年他出手10亩，1916年又出手33亩，1920年再出手11.74亩，坐吃土地升值就发了大财。

1916年，曾任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的朱启钤来到北戴河，他见此情况，便积极联络京津上层人士，在1919年成立了地方自治团体北戴河海滨公益会，“保护主权，规划市政，管理避暑区之行政事宜。”他主持制定北戴河街区道路规划，规定“近海沙滩不准建房，其他地区所建房屋以能美化环境，点缀风景为宗旨”。这是我国旅游风景区的第一个城市规划。之后，正是朱启钤以“修路为第一步”，把北戴河的建设有步骤地推向了科学轨道。

风姿绰约的“西洋美人”

在公益会的治理下，北戴河的公共秩序井然。1929年7月，张学良到北戴河来疗养，为遵守公益会严禁在海滨使用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的规定，把带来的小汽车、摩托车全部留在了专列上。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在游玩时贪看风景，骑驴错走了人行道，即被路警所阻，并被告违犯了交通规则。于凤至下了毛驴，连说对不起，不但交了罚款，还奖给那位恪尽职守的路警10块大洋。

由于公益会及有关方面的努力，也由于石岭会在外国人中的影响，北戴河海滨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逐渐成了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在远东罕有其匹的避暑旅游胜地。当时北戴河的旅游业，在中国有很多开先河之举：建有中国第一条旅游专用铁路支线，即建于1917年的从津榆铁路北戴河火车站到北戴河海滨站；这里还开辟了中国第一条旅游航线，即辟于1921年的从北京南苑机场到北戴河海滨赤土山机场航线。

现代旅游业的兴盛，吸引了外国人大量涌入北戴河海滨。据有关资料披露，1936年北戴河海滨人口调查显示，当时住在北戴河海滨的中国人有7902人，外国人有2535人；当年的中外观光客有6127人。也就是说，当时在北戴河居住的外国人已接近那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把中外观光客中占据大多数的外国人算进去，那暑期北戴河海滨的中外人口比几近相等。这在远东除租界地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是没有的。

奇特的山光海色使北戴河海滨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和韵味。早在1910年，北洋女子公学创办人，做过袁世凯公府秘书的吕碧城就在用文言文写的《北戴河游记》中把北戴河海滨比喻为是“西洋美人”。她开篇就写道：“‘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此二句于西湖之神态，殆摹拟矣！然犹中国美人态也。若夫海滨之风景，清奇高亢，气象万千，有如西方美人，细腰捷足，长裙飘飘欲仙，令人见之具潇洒出尘之想，则北戴河似焉。”二十多年后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西洋史》的作者陈蘅哲，也写了关于北戴河的游记，其中《再游北戴河》一篇开篇就说：“提到北戴河，我们一定要联想到两件事，其一是洋化，其二是时髦”。

不平凡的“老别墅”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统计表明，北戴河海滨境内有中外别墅719栋，其中外国人别墅483栋，涉及美、英、法、德、日本、苏联、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奥地利、瑞士、加拿大、丹麦、西班牙、瑞典、爱尔兰、挪威、波兰、印度、韩国等20个国家；中国人别墅236栋。在旧中国四大别墅区（江西庐山、河北北戴河海滨、浙江莫干山、河南鸡公山）中，北戴河海滨是唯一的海滨别墅区，外国人的别墅数目比例最大。但是，这个依山傍海的避暑之地，绝非不问世事的世外桃源。在这些老别墅的群楼中，有1903年建造的“海关楼”；有解读北方工业巨子周学熙心声的“趣园”；有建设北戴河的功臣朱启钤的“蠡天小筑”以及曾作为少帅张学良行辕的章家楼等等。这里见证了中国近代许多不平凡的历史事件。

1930年夏天，张学良来到北戴河避暑时，正值蒋介石、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而张学良的东北军参加哪一方，将对整个战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张学良此时所在的北戴河聚集了各派的代表：蒋介石集团的张群、吴铁城、方本仁；阎锡山派出的贾景德、傅作义、温寿泉；冯玉祥派出的邓哲熙、薛驾弼、门致中；汪精卫派出的郭浆祺、陈公博等。他们云集北戴河游说拉拢张学良，避暑胜地一时俨然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

“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6月，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曾在北戴河起草调查报告书。张学良指定北宁铁路局局长高记毅等组成“国联调查团海滨招待组”。其后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北戴河逐步被日本人所控制。1940年4月，日本在北戴河海滨开设“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社员休养所”。5月，日本驻天津陆军特务机关强占陆庄小河以西土地建日本陆军医院，供侵华中负伤生病的官兵治疗休养。

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接收北戴河，北平官员及一些富商大贾决定恢复北戴河作为避暑胜地，然而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使多数官员不敢到此。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后，东北解放军挺进山海关，到11月26日，北戴河终于“换了人间”，获得解放。

第一个中央休养区

北戴河解放的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便引起了中央组织部的重视。中组部当时正考虑全国胜利后如何安置伤残将士，显然，北戴河是疗养的好去处。于是中组部在北戴河选择了风景最好的西山，对原有别墅进行接收或购买，组建了疗养院。接着，全国工会系统也效仿苏联的做法，开始组织劳模到北戴河休养。1949年6月，身体欠佳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来到北戴河海滨，成为第一个来此休养的中央领导人，住在原铁路宾馆1号楼。此后，朱德几乎每年都来北戴河休息疗养，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年。1950年8月，又有李富春、聂荣臻、杨尚昆等中央领导到北戴河海滨疗养。

1950年初，经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亲自选择，批准在北戴河建设外交人员休养所。当年暑期，成立了“外交部驻北戴河联络组”，开始接待当时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等国的驻华使节。1952年，中组部疗养院移交给中央办公厅，改名为中直机关疗养院，规定中直机关的干部一年有一周去北戴河休养的假期。

北京的夏天十分闷热，解放初期因条件所限，不仅没有空调，甚至连风扇都少有。于是在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后，中央决定寻找夏季避暑办公之地。据参与编写北戴河地方志的朱桂新介绍：“北戴河海滨沙子质量很好，海滩不是很陡峭，鲨鱼也很少，中央一个考察小组曾考察了大连、青岛等地，从环境、地址、路途等方面考虑，最后确定了北戴河作为中央领导办公地点。”另外，北戴河所留下大量现成的别墅也使领导人去避暑不用劳民伤财重新建设。

1953年，行政区划上的“海滨区”易名为“北戴河区”。1954年，中直疗养院改名为中直干部休养所。

毛、邓的初次北戴河之旅

虽然日后毛泽东非常喜欢北戴河，但在1954年之前他却一直没有来过。1950年2月，毛泽东在访苏归来途中曾来到山海关。在长期战乱的摧残下，昔日的雄关已是残破不堪，满目疮痍。据当时跟随在毛泽东身边的师哲回忆，解放之初无论毛泽东走到哪里，望着残破的山河，经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此刻的毛泽东，望着破败的“天下第一关”，可能也没有了游山玩水的兴致，他看了一下山海关，便匆匆登车回京，更没有去相距不过十余公里的北戴河。

毛泽东初次来到北戴河，是在1954年的春天。1954年4月21日他考察秦皇岛，出发的第一站又来到了山海关。毛泽东一下汽车望着已修整一新的“天下第一关”城楼，惊喜地说：“这儿变了！”当晚，毛泽东便住在北戴河的章家楼休息。可是，第一次到北戴河，或许是因为大海的涛声太大，或是因为天气较凉，长期被失眠困扰的毛泽东当夜并没有休息好。第二天，毛泽东便告别北戴河海滨，前往唐山视察。

同样喜欢在北戴河畅游的邓小平，初次北戴河之旅也颇为仓促。1952年8月，邓小平从西南局第一书记的任上调至政务院担任副总理。刚来中央，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周恩来总理出访苏联，他要主持政务院的工作，整个夏天也无暇休息。1953年7月17日，邓小平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便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可是，那次邓小平只待了两周，就在毛泽东的电召下提前结束休养匆匆赶回了北京。

夏季办公制度的形成

中共中央确定夏季在北戴河办公，实际上带有半休养半工作的性质。1954年，秦皇岛市设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简称“暑办”，专职为中央领导服务。同年11月，国务院正式确定北戴河休养区的使用方针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

夏季办公制度确定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专门组成暑期警卫、服务班子，到北戴河工作。在当地，也有一个暑期工作班子，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再加上警卫师四团，共同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驻地、浴场和外出活动的服务及警卫工作。

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面临着重整山河的紧张工作。1950年10月，志愿军赴朝参战后，毛泽东日夜关注朝鲜前线的情况，半个月间办公、起居全在床上，睡眠极少。此外还有“三反五反”、土地改革等运动，这一段时间，毛一直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1953年朝鲜停战的消息传来，据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高兴地在院内清着嗓子唱了一曲京剧，接着说：“我们该脱军装了。我脱，你们也脱。”他还回忆说：“从这一年始，毛泽东每年都要到海边去一次。我们都了解他一个喜好，就是观潮。每次观潮胸脯都会和着潮水的节奏起伏。”

1954年的夏天，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休养。出于常年的习惯，毛泽东不爱住洋楼，愿意住中式平房，却又喜欢房间高大。因此中直疗养院专门建了1号楼，实际上是一排平房。这年夏天毛泽东便住在这里，而且一住就不想走，直到9月天凉，其他中央首长都走了，他仍没有走，并坚持每天下海游泳。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随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到来，此后的每年夏天，“一片汪洋都不见”、“白浪滔天”的北戴河便在中国政治史上有了特殊的地位而变得异常神秘。这个“魏武挥鞭、东临碣石”的地方开始与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和重大事件联系起来。

高中历史大众传媒的变迁知识点 篇6

1、兴起：互联网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90年代以后风靡全球。1994年，中国正式接人互联网。

2、功能：互联网具有迅速传播信息的功能，被称为 “第四媒介”。网络媒介可以集文字、图像、声音于一体，还能模拟三维动态效果，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3、特点:互联网可以高度互动，双向传受，传者与受者之间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等方式及时沟通，人们还可以上网参与讨论，随时发表自己的意见。

1.互联网产生的社会影响

(1)促使知识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传统产业不断得到更新改造。知识经济成为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部门，而且创造的社会财富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当大的部分;命名知识产权的保护得到空前的重视，对劳动者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的要求也逐渐提高;知识对社会经济的作用日益加强，促使了传统产业不断得到更新改造。

(2)引发了工作和生活方式的革命：人们的工作方式不仅突破了空间限制，而且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乐趣;人们的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多彩，社会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3)引发了教育和学习方式的革命：互联网不仅使传统的学校教育更加完善，而且使远程教育成为可能，从而引发了一场教育和学习的革命。

(4)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变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对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的形式等多方面的认识发生变化，从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

2.美国科学家米歇尔?科兹曼对近现代历史作的划定：“19世纪是铁路时代，20世纪是高速公路时代，21世纪将是宽带网络时代。”那么，网络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有何启示?

A互联网的优势：

(1)集报纸、广播和电视的优势于一体;

(2)费用低廉;

(3)可以高度互动，双向传受;

(4)可以更主动、更便捷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

B互联网的缺陷：

(1)不法分子传播影响青少年的成长的不良信息;

(2)利用网络进行犯罪;

(3)使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

美术形态的历史变迁 篇7

“话语权”的讨论具有多个理论源头, 包括:20世纪20年代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从话语批评性分析的角度, 揭示了在思想、文化和道德方面国家如何对社会实施“合意”的生产。70年代符号学大师鲍德里亚以“仿像”为逻辑起点, 提出在数字技术时代, 由符合自我指涉所构建的“超真实”逐渐取代了真实。在他看来, “这不再是一个模仿问题, 也不是一个重复问题, 甚至不是一个戏仿问题。确切地说, 这是一个用现实的符号来取代现实本身的问题”[1]。显然, 话语作为符号的一部分, 也被纳入“超真实”的构建当中。90年代, 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出版了《交往行为理论》《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等系列著作, 希冀通过话语的理性交往重构被权力和商业所侵蚀的公共领域, 以促进现代民主的形成。显然, 这些前人的理论成果对福柯提出“话语权”的概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福柯之后,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借用“话语权”的观点延伸出“象征性权力”的概念, 在其著作《实践与反思》中提出, 象征性权力“通过影响世界的表象来影响世界”[2], 或者说是“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 干预事件进程、影响他人行为甚至制造事件的能力”[3]。其关键在于, 通过包括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符号, 即话语来制造某种被广泛认同的“误识”, 这正是权力所追求的至高境界。

以上关于“话语权”的研究, 为我们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的话语权力体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这些理论同时也存在着一个缺陷, 即它们都没有再深入解释话语权是如何变化和流动的。本研究试图以话语权为研究视角, 探讨媒介形态演进与话语权的关系变迁问题, 提出了权力集团对大众实施的“询唤”和规训超越了过去“人盯人”的监视形式, 进入了更为隐蔽和有效的“颠倒式敞视”阶段。这种基于话语权的控制方式在互联网时代受到来自技术赋权的挑战, 而这个过程也恰恰折射出了新媒体时代话语权力的一种转移和嬗变。

从监视到“颠倒式敞视”:从肉身、电视到互联网的转换

从发生学角度而言, 监视是一个政治的产物。戴维·莱昂将监视定义为一种“惯例性行为, 主要关注的是个人的生活细节, 这一活动由组织实施, 其目的是为了影响、管理或控制特定的人或人群”[4]。监视行为试图消除隐私, 其目标是为了形成规范性的遵从或者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影响个人。[5]由此, 我们可以认为, 监视的产生与发展一直伴随着控制与权力的巩固。

在监视技术诞生之前, “人盯人”是监视最常用的手段。从中国历史上的监视发展来看, 从周厉王时期便诞生了专门到民间监听市民言论的卫巫, 它的存在一度造成了“国人莫敢言, 道路以目”;明朝时期执掌“诏狱”的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 弥补了原有权力结构体系中的缝隙;明清、民国时期盛行的“保甲制度”则负责“清查户口, 查验枪支, 实行连坐切结”等, 旨在将全国变成一个权力的大囚笼。中国政府成立以后, 始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在实行之初主要用于改造四类分子 (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 , 由于“效果良好”, 得到了领导集团的肯定与支持, 毛泽东以及时任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充分肯定了“枫桥经验”中“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矛盾不上交”的核心理念, [6]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枫桥经验’是以政治权威为后盾, 实现国家目的、传播社会主义价值的过程。”[7]作为前技术时代最有效的监视方式, 这显然意味着日常生活细节的规训体制的建立和控制方式的转型, 同时这也表明了人口和身体成为权力集团的管理和监视对象。[8]

“媒介是人体的延伸”, 麦克卢汉对电视等媒介的乐观心态, 显然没有太多顾及媒介延伸所牵扯的权力与控制问题。媒介虽延伸了作为一个共同体的人类的感知能力, 但对不同的个体或群体而言, 这种延伸比例显然并不等同。例如, 麦氏认为报纸是眼睛的延伸, 但对于不同地理区域和文化程度导致对于信息的关注度和吸收度不同, 所以这种延伸程度显然不在同一水平;而从报纸信息生产与接收主体的维度来看, 受众的眼睛延伸程度一定会受到生产者的限制, 生产者也完全可能控制这种延伸的方向。这种传播技术的影响具体到个体所产生的差异是麦克卢汉没有看到的。在传播技术相对发达的信息社会, 权力集团开始使用各种技术手段来替代传统过于耗费人力且过于明显的“人盯人”的监视模式, 比如遍布各大城市和场所的监控摄像头、庞大的个人信息数据库, 等等。对于新媒体研究而言, 笔者更希望将研究客体聚焦到新媒体技术条件下形成的更为隐蔽的、有效的监视方式———颠倒式敞视。

1975年,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出了权力运用的两种模式分析理论, 分别是纪律封锁与纪律机制。在这里, 纪律机制指的是“监视技术的多样化和交叉, 是控制的软性方法, 是功能性的”[9]。这种分析理论之后很快被引入电视研究领域, 用于分析电视媒体与权力运行之间的互动。“电视可以被看作一种组织空间和控制时间的制度模式, 持续监视个人和保证个人行为的正面性”[9], 这里的“监视”并不是通过纪律机制起作用, 而是通过生产幻象、诱惑和真理起作用。电视媒体的意识形态职能正是来自这种“颠倒式敞视”, 从而形成构建符合权力需求的社会化主体。与西方社会不同, 中国的电视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被确立为一种宣传工具, 承担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社会化的功能。通过影像话语, 不同的社会主体在电视技术的视觉层面被重新定位和赋予意义。在这里, 权力与媒介结盟, 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运行电视媒介与生俱来的象征性权力以重构现实, 生产真实, 最终达到社会话语和行为的规训。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 基本上也是在任何社会中, 有许多种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机体中, 确定其性质, 并构成这一社会机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 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的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 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 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 我们才能行使权力。”[10]在大众传播时代, 电视媒体成为这种真理生产和再生产的最佳途径。通过话语, 每个受众都在不同程度受到质询, 而这正是信息传播技术履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理想和可行的方式。

如果说电视媒体明显带有意识形态色彩, 那么在互联网时代, 权力集团对社会大众的监控则采用更为隐蔽和完备的方式, 并借助移动传播设备, 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颠倒式敞视”效果在互联网平台上发挥到了极致。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认为, 技术的特性可归结为“展现” (Entbergen) 和“限定” (Stellen) , 即技术在展现事物面貌的同时, 也将人受制于技术的视野, 抹杀事物的丰富本质, 迫使人们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按技术的需要行动。[11]这一过程在新媒体技术平台上被展现得淋漓尽致。随着互联网日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展现自我的主要场所, 人们逐渐通过日常接触互联网来持有和培养出政治语言及其象征意义。[12]这也正是互联网传播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所在。

任何科学技术的产生与发展都无法摆脱社会生活在强制性再生产中形成的社会利益, 互联网传播技术亦如此。由网络技术所构建的数字化虚拟空间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现实社会结构所衍生出的新社会生态, 权力集团和商业利益可以时时监控, 并随时介入互联网虚拟空间中, 利用把关过滤、敏感词屏蔽等信息控制模式, 将信息传播和公共辩论导入符合领导集体权力与商业利益目的及权力巩固的狭窄管道之中。因此, 互联网空间所呈现出的信息首先是一种“话语, 因为它们导致了一种主体构建。它们是一种书写形式, 一种铭写符号痕迹的形式, 它把书写的基本原则延伸成延异, 使该原则改变了它必然的终结认识, 并疏远、区分和延宕了这种认识”[13]。互联网时代的颠倒式敞视“所造成最重要的后果是让我们自己去‘感知’和‘接受’网络信息中的意识形态, 造成一种主体自主、自由地去选择压抑和可被规范的局面, 这样的培养比电视更为高妙, 因为它确实更民主、自由, 这样形成的秩序定然是一种稳定的秩序, 因为它得到了人们积极主动的维护”[14]。

杰姆逊说:“事物变成事物之形象……然后, 事物仿佛便不存在了, 这一整个过程就是现实感的消失, 或者说是指涉物的消失。”[15]由信息抚育带来的视觉充分延伸, 网民获得了身体的充分享受, 这就给凭空缔造一个视觉体验膨胀的虚拟空间带来了可能性, “超真实的拟真视界使审美化成为一种遮蔽本真现实的媒介, 人们生活于想象界的虚幻快感中而丧失了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与改造的能量”[16]。电影《盗梦空间》中, 部分人群沉浸于自我想象所构建的梦境中重新塑造自我, 不愿回归现实, 这或许就是人们对互联网迷恋的一种隐喻。这似乎也验证了哈贝马斯所说的, 现实问题在想象的延宕中被彻底剔除, 技术的意识形态由此承担了排除社会实践和掩盖社会矛盾的功能。互联网给网民带来的虚假享受, 加上“网络暴力”的存在给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提供了一种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网民对互联网的依赖与政府权力、商业操作二者之间达到某种“合意”, 自觉自愿地接受过滤、审查和监视, 缺乏应有的反思与抵抗。“网络是一种更为完备的‘圆形监狱’, 一种更新的权力技术。网络收买了人们, 因为它的确给被束缚的人们带来了诸多小小的, 或许还是虚拟的、游戏式的解放, 给了人们一个新的关于‘未来’‘进步’的解释和幻象, 从而让人们更加心满意足地呆在‘网中央’”。[14]

从“颠倒式敞视”到全视:新媒体技术赋权的双向性

权力的产生往往伴随着权力对象的抵抗。尤其在互联网这个“流动空间”里, 符号的延宕使符号的读解始终伴随着生产者的意义强加与接受者的意义反抗。约翰·费斯克借用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 提出电视对权力的参与是“行使监督的权力, 揭露世界的权力, 侦察人民的秘密的权力, 监视人类行为的权力, 但是, 这个权力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则是对它的抵抗或众多抵抗。权力的双向性质意味着它的抵抗本身是权力的多元层面。自相矛盾的是, 权力可以因此而使人民从使他们臣服和顺从的自身力量中解放出来”[17]。如果我们将费斯克的研究客体转向互联网, 那么, 这种“解放力量”则源自信息接收者借助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技术应付、改变和创造经济政治力量和强迫性影响所构成的环境。

美国学者杰弗里·罗森曾提出一个新概念———全视 (omnipticon) , 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多数观看多数”的“全视监狱”, 强调互联网空间里象征性权力的转移, 权力的眼睛由原来的单向监视转变为互相凝视, “我们从来不知道在任意时间内我们看到谁, 以及谁在观看我们, 个人不得不担心自己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现的一致性”[18]。比如, 2012年8月26日凌晨, 在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县境内的包茂高速安塞服务区附近, 一辆双层卧铺客车追尾一辆罐车, 造成36人死亡, 3人受伤。网友“@Jade Cong”在当天发出微博, 称“事故现场官员满面笑容, 情绪稳定———延安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公路发生卧铺客车与罐车追尾事故, 致36人死亡”, 并附有相关图片, 令人悲恸欲绝的事故现场与现场官员的“嫣然一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一种新的媒介的产生, 都开创了人类感知和认识世界的方式, 传播中的变革改变了人类的感觉, 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并创造出新的社会行为类型”。[19]不言而喻, 包括互联网、手机在内的新媒介技术使信息传播突破地域因素和时间因素的束缚, 降低了沟通成本, 信息的发布和获取变得十分便捷和廉价, 受众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很容易被激发和调动起来。如果说Web1.0时代的互联网交流模式改变了人们的信息获取方式, 那么以微博为代表的Web2.0互联网交流模式则改变了人们信息传播和交流的方式。“我们的时代渴望整体把握、移情作用和深度意识, 这种渴望是电力技术的自然而然的附属物……我们时代的标记, 是厌恶强加于人的模式。我们突然之间热心起来, 希望万事万物和芸芸众生都宣示自己的存在和个性。”[20]就是在这样一个新媒体平台上, 受众不断解放自身的无穷智慧和创造能力, 并在与他人观点及见解的碰撞中形成自我纠正机制, 摩擦出更为理性和成熟的思想, 由此, 社会个体参与到公共决策的制定和公共领域的对话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 利用新媒介技术, “人人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性地利用象征性权力, 帮助个人和群体应付、适应、创造和改变经济政治力量和强迫性影响所构成的环境”[21]。“全视”在互联网空间里产生的最大意义在于, 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有权力结构的话语霸权, 构建了一种多向度、多层次的复调式话语叙事, 呈现出多维的历史事实, 逐步消解过去单向度的主流意识形态霸权。

有学者认为, 受众在互联网上的话语生产“只不过是网络把革命的表征幻化成了革命的行动, 让‘革命者’在网络上‘大干了一场革命’而已, 一切都只是虚拟的”[14]。不过, 越来越多的现实事件已经证明, 这个观点显然是过于悲观的, 它所忽略的是互联网线上话语生产的仪式性抵抗作用, 以及它对线下的动员能力。这种抵抗作用和动员能力虽然十分有限, 但却预示着成长的可能性。

结语

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媒介形态的不断演进。从电视的诞生到新媒体技术的普及, 权力集团对大众实施的“询唤”和规训实现了从肉身到“颠倒式敞视”的转换。通过无所不在、包含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符码, “询唤”和规训得以更为顺利地完成。但与此同时, 这种基于话语权的控制方式在新媒体时代受到来自技术赋权的挑战。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中指出:“新媒体会导致新的权力中心的出现, 从而在现存的主导型威权结构内部引发日趋激化的紧张状态。”[22]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和变迁来自线上线下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与象征性权力的互相转换和兑现, 从而引起现存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滑动, 由此, 话语权力在新媒体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流动状态。来自普通大众的话语构建了一种多向度、多层次的复调式话语叙事, 各权力主体在文化的抵抗与“收编”、话语的限制与突破的不断博弈中消解过去单向度的主流意识形态霸权。

美术和陶瓷的变迁刍议 篇8

中华民族的绘画历史悠久，早在六千多年前的先民时期就出现了简单的绘画艺术作品，这些作品都是被当作装饰画在各种陶皿器具上的，线条简单却生动，体现了当时人类的生活现象，随着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绘画艺术和陶瓷艺术都日益成熟，但是无论怎样变迁，陶瓷的发展都离不开绘画的表达，陶瓷与绘画的结合对弘扬我国传统历史文化起到了必不可少的作用，同时陶瓷的绘画无论是其构思方面还是设计方面，都是来源于生活，体现于生活的。本文对美术和陶瓷的时代变迁进行了相关的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以后的陶瓷绘画艺术发展提供些许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美术绘画；陶瓷艺术；历史变迁

早在6000年以前，我国就发现了当时最早的绘画作品，虽然只是简单的线条绘制而成，但是内容的丰富、图案的生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水平，充分体现出了当时较高的绘画水平。

当时的绘画内容主要体现了人们的现实生活状况和生活习惯，通常都是狩猎方面的写照，构思巧妙，想象丰富多彩。无论是细节还是内容都无可挑剔，与现代的陶瓷绘画相比，则更加的淳朴和生动，因此，从另一方面来说，陶瓷美术的持续发展在不断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

到中国汉代，绘画艺术的发展速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传统的山水画就是起源于此时期。公元前211年，秦朝统一中国以后，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革，而其中的艺术文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从汉朝开始，随着国家统一政权的稳定，民族绘画艺术的风格也逐渐清晰稳定。汉朝统治者都非常注重绘画的政治功能，这对绘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各种象征着忠孝节义的绘画内容成为当时绘画的主要题材，无论是在壁画上还是画像上都体现了当时绘画艺术的雄浑深厚，是我国绘画艺术发展光彩夺目的一页。

中国山水画在各个时期都有相关记载，唐代杜甫的《存殁口号》之二中写道：“郑公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 宋代张淏的《云谷杂记》卷四中也有记载：“王象先 于鹅溪绢上作山水，不如意，急湔去故墨。”宋代画家宋发仕说过：“开辟以来，汉与六朝，作山水者，不复见于世”。清代时期焦循的《忆书》六中有：“先曾祖母 卞孺人幼时，卞公无子，深爱之，延师教以诗画，遂工山水，诗画外无他好也。” 张天翼的《新生》中对山水解释道：“章老先生总炫耀他家藏的东西，吴昌硕刻过一幅图章送他，他还藏了一幅倪云林的山水，上面有张延济的题跋。”但是，我们现在能见到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开创了青绿山水一派，影响延续数千年。后来的马远、王希孟、夏圭、李唐、仇英、冷谦、赵伯驹等著名诗人和画家都受到该青绿山水画风的影响。

到了南北二宗时期，山水画有了更加系统的规范和模式，在荆浩的论著中提出了“代去杂欲”、“气、韵、思、景、笔、墨”、“明物象之深”、“搜妙创真”、“有形之病与无形之病”、“筋、肉、骨、力”、“神、妙、奇、巧”等各种说法。提出了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系统化，以及山水画的构成发展，提出了进行中心全景模式的山水画创作，对山水画的空间直觉和心理范畴进行了完善和优化，对空间理论进行了改革和完善并加以详细的诠释，改变了传统中山水画的单调画风，开辟了北派山水，同时借鉴了更多优秀画风，并进行改良，进一步创造了具有丰富画法并且内容复杂生动的新型中国山水画。被称为“宋画第一”的范宽以及“古今第一”的李成，与荆浩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将山水画的创作和技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使此时期的中国山水画具有了里程碑式的建树。

南派山水的创始人董源则注重对自然景观的挖掘，其画清幽淡雅、温润清净、素雅苍茫，形成了引禅入画并以水墨之法加以虚空明镜的审美意趣，诗情画意由此而生，体现了以诗为画、禅意澄明的悠远境界，是我国水墨画的巅峰，也是中国山水画家至今参悟的画派模版。这也无疑是一次革命，使以皴為美的山水画林立与美学之林。

到了元代，元人的山水则更加要求诗情画意的融合，诗画相融的同时追求情意的抒发，而绘画材料上的选择也与宋人不同，改用了以纸为主的承载材料。明代时期的山水发展相对来说较为开发，融合了不同种类的政治艺术观念，形成了各种不容的画派，这对清代以后的山水画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而到了清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又一次到了极致，此时绘画人才奔涌而出，保守派和创新派的出现，使中国山水画又一次出现了大的变革。

在我国山水画的变迁过程中，陶瓷装饰艺术也同样随着山水画的变革而改变，画家对山水画的要求也被逐渐引人到陶瓷绘画中，强调了画中有情意的陶瓷工艺技法，提倡将中国山水画画法同陶瓷工艺进行结合，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意蕴的陶瓷艺术装饰品。然而陶瓷艺术的载体与山水画的载体是不同的，因此，绘制手法也具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在艺术表现形式，以及情感抒发上却有着相同的方式，因此，只有与中国绘画完美的融合，才能够使陶瓷艺术具有更加独特的气韵，才能够使观者得到更加有美感的艺术享受。

【作者单位：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学院】

【参考文献】

[1]余峰.瓷都“珠山八友”[J].陶瓷科学与艺术.2005（03）

[2]熊微.论近代景德镇瓷画装饰的历史意义及其当代影响[J].陶瓷研究.2007（04）

[3]张婧婧.以当代的视点检视绘画与瓷绘——记2007“瓷绘与绘画”专题研讨会[J].美术观察.2007（05）

[4]王锡良.王锡良陶瓷作品选登[J].陶瓷研究.20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