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论文

户籍制度论文（精选8篇）

户籍制度论文 篇1

《两会关于户籍制度热点解读,2018年全国两会关于户籍制度提案(一)》是一篇好的范文，感觉很有用处，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两会关于户籍制度热点解读,2016年全国两会关于户籍制度提案

中新社北京3月12日电(记者 李金磊)“改革户籍制度，首先应该改革那些衍生的权利福利，弱化或者剥离附加在城市户口上的特殊待遇。”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江西省主委刘晓庄今年提案关注的是户籍制度改革。

关注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止刘晓庄一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6日表示，“户籍簿

就是几张纸，换了一个城镇户籍簿，但是户籍簿后面所承载的一切，社会公共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不能解决的话，那这张纸也没有太大用处。”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讨论该议题的一大背景是，当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亟待从形式走向实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进行，许多地方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河北、辽宁等10多个省区市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分，统一称为居民户口。

但上述地方户籍改革，大都局限于取消形式上的户籍歧视，即户籍登记上体现的城乡不同身份，而实质上的户籍歧视(户籍身份产生的各种差别待遇，如社会福利、医疗保险、基础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并未取消和实现平等。

导致户籍制度改革举步维艰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平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将给地方政府带来较大的财政压力和管理上的巨大考

验。

在陈锡文看来，一定要通过加快发展经济，使国家有更雄厚的实力来解决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

全国政协常委、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建议，应尽快在中小城市推行以居住证为载体的城市人口管理制度，个人简历统筹解决城市常住人口的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实行不同规模城市差别化落户政策。

“差别化”成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一大关键词。所谓的差别化，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均提出的“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户籍制度改革其实已有了明确的时间表。中国公安部副部长黄明2013年曾表示，到2020年，中国要基本形成以合法稳定住所和合法稳定职业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城乡统一、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

“为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的步伐，求得最大公约

户籍制度论文 篇2

户籍制度是政府行政职能部门对所辖人户的出生, 死亡, 迁徙, 婚姻等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它通常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仅指以反映人口基本信息为核心的户籍登记, 户籍统计, 户籍档案, 户籍证件等一系列法律制度, 也是世界各国最根本的社会管理制度, 在国外通常更多地称为“民事登记制度”。广义的户籍制度包括与户籍制度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 不仅仅提供人口统计的基本信息资料, 而是包括与公民的身份, 职业, 迁徙等权利相关的一系列的社会管理制度。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广义的户籍制度。

二、户籍制度变迁及理论分析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 (建国初-1958年) 、发展 (1958年-1978年) 、初步改革 (1978年至今) 这三个阶段。

1 第一阶段:

在20世纪50年代, 我国的户籍制度不是为了束缚农民的, 也不是针对农民流动的, 而是为了便于当时的宏观管理。1950年8月, 公安部制定了《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 (草案) 》, 加强了对特种人口的管理, 主要是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1950年11月, 第一次全国治安工作会议要求在城市开展户籍管理工作。在镇反运动中, 公安部着手建立了渔民, 船民的户籍管理。1951年7月16日, 公安部实施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 是新中国全国城市统一户口管理制度开始形成的标志。1952年8月6日, 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中要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应积极设法使之在生产上发挥作用, 发展多种经营, 兴修水利, 道路等, 克服盲目流入城市;对老弱病残流浪儿童分情况收容教养和救济。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使用“盲目流入”这个词语。“盲流”一词可能源于此, 这一话语显现在当时特定的社会情境中, 反映出了当时我国的政治权力关系, 为后来对农民身份建构埋下了伏笔。

1953年4月17日, 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1954年3月20号内务部和劳动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继续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 要求各有关方面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 做好对已进城农民的还乡工作。这些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但未从根本上制止农民涌入城市。这些法规已经开始针对农民的流动, 并且用“盲目流入”的词语, 暗含的意思是农民的不合理性的流动, 然而,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犹如施坚雅所认为那样:农村居民总是极力“沿着城市阶梯向上爬”, 在他们的观念里, “外出是家庭、门第、村庄、市场社团、县甚至府的一种极端形式。特殊的地方培植了为‘输出’提供甚多机会的城市的特殊职业技术”。可见, 农民拼命地涌向城市、向城市流动, 并不像行政性宣传中所说的那种“盲流”, 或非理性的盲目的流动, 而是理性人的自然选择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必然趋势和必然结果。1956年12月30日, 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今年秋季以来, 安徽, 河南, 河北, 江苏等省灾区和非灾区的农民, 复员军人和乡, 社干部盲目外流的现象相当严重。流出的50年代初开始,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 城市人口迅速增加, 1953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了7826万人, 比1952年增加663万, 比1949年增加2016万。农村非种粮人口和因灾害减产造成的缺粮人口, 需要供应商品粮的有1亿人左右。加上粮食市场的混乱, 就出现了1953年春全国性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因此, 1953年12月, 全国城乡开始实行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城市人口供给商品粮, 农村人口粮食自给。1955年8月, 国务院发布了《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和《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 对农村中粮食“三定” (定产, 定购, 定销) 制度和市镇中定量供应标准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说明。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 在当时对于扭转粮食购销紧张的被动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85年, 奠定了后来中国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一个重要基础。1955年11月, 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规定》, 把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所占比例列为划分市镇标准的指标之一。但总体来说, 1958年以前, 我国实行户口迁移政策。1949年9月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宪法》都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有关户口管理的政策也只对迁移提出须办手续的要求, 并未加任何限制条件。

因此, 从1949年到1958年间, 人口流动与迁移十分频繁。虽然如此, 但从上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情况来看, 为了稳定国家政治和经济状况, 国家不断加强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 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同时户籍管理的功能是针对不同的群体出台相应不同的法规, 可以说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但是无形中构建了不同的“社会空间”。布迪厄所谓的社会空间实际上指的就是具有若干权力关系的空间, 它向任何试图进入这一空间的行动者强行征收一种入场费, 也就是相对于这一场域而言具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在我国, 对农民索取的资本就以统购统销政策的形式表征出来, 使农民这一本身拥有的资本量很少的群体处于更加边缘的地位, 并且强化他们作为农民身份的固定性和不可转化性。这一时期的户籍制度在功能上的扩展使原本管理人口的制度和粮食供应制度挂钩, 远远超出了户口制度作为一个文本所涵盖的法律法规的部分, 而是成为包含了实践中的或行动中的制度, 使其对农民身份的构建合法化。

2 第二阶段:

1958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 全国大炼钢铁, 不顾客观条件大搞工程建设, 使得原本十分剩余的劳动力反而蒙上了一层人力不足的假象。劳动部党组报告指出, 力求从城市招工, 一般不从农村招工, 但招工权的下放, 使大量农民再次涌进城, 以前制定的制止农民进城的各项制度, 政策等, 都付诸东流。但1958年以后, 政府把自由迁移政策定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政策。如同前所述, 在20世纪50年代, 中央多次发出要劝阻农民盲目进城, 盲目四处流动的指示。1958年1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以国家主席令形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户籍管理的宗旨、户口登记的范围、主管户口登记的机关、户口簿的作用、户口申报与注销、户口迁移及手续、常住人口与暂住登记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 正式确立了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和凭证落户制度, 以法规的形式限制农村户口迁往城镇, 标志着全国城乡统一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和经济危机的出现, 国民经济被迫调整, 出现了城市人口向农村的反向大迁移, 主要针对的也是来城里打工的农民。1964年8月, 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草案) 》, 该文件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 即两个“严加限制”:对从农村迁往城市、集镇的要严加限制;对从集镇迁往城市的要严加限制。此规定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这一法规从1975年修改的《宪法》取消了关于公民迁移自由的条文。1977年11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 提出“严格控制市、镇人口, 是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一项重要政策”。该规定进一步强调要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稍后, 公安部在《关于认真贯彻〈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的意见》中, 具体规定了“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 即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这样就在数量上严格地控制农民的流动, 使农民固化在的土地上, 实质上是剥夺了他们机会均等的权利, 使他们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农转非”指标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户口的价值意识, 使“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 出现了认同的边界。

当然, 这时的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在农民中也不是没有任何的分化的, 在60年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 也出现了三类家庭:干部家庭, 社员家庭和工人家庭, 工人家庭就是家庭里有一个人当工人的, 这种家庭常常被人羡慕, 因为他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即“每月有活钱”。在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下, 工人和城市人一般是同国家所有制相联系的, 国家负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 而农民则是和集体所有制相联系, 具有的说是和生产队相联系, 因此说是集体还不如说是自己安排和负责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被排除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这样就从根本上使工人和农民, 城市人和农村人具有不同的身份和地位, 而且这种身份和地位具有不可转换性, 他们完全从属于不同的“场域”, 即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 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 集中的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 布迪厄认为“策略是实践意义上的产物, 是对游戏的感觉, 是对特别的, 由历史性决定了的游戏的感觉……这就预先假定了一种有关创造性的永久的能力, 它对于人们适应纷纭繁复, 变化多端而又永不雷同的各种处境来说, 是不可或缺的。”

因此, 这里的场域可以被视为不定向选择的空间, 个人可以进行竞争策略的多种搭配选择, 这样既体现出个体的能动创造性, 又体现出选题的框架要求和限制。但是, 在我国, 农民所处的场域更多受制于结构性制度的框架, 农民自身的个人选择途径非常有限, 除了参军, 升学以外, 基本没有被招工, 招干的机会。这表明农民自身所拥有的资本很少, 无论是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 而这两种资本在布迪厄场域的竞争中是最重要的, 然而, 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 这两种资本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政治资本, 或者说布迪厄所说的象征资本, 它对于个人身份的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种资本只掌握在代表国家行政权力的少数人手中, 因此他们要改变自己所占据的不利的社会空间非常困难, 毋宁说是他们身份的改变了。

3 第三阶段:

1980年以后, 在户籍管理制度上, 把“农转非”的控制指标由不超过当地非农业人口的1.5‰调整到2‰, 针对的对象无所不包, 如归侨, 难侨, 知青等等, 当然这样大大减少了盲目流动人口, 促进社会的安定。1984年10月, 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 规定凡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 在集镇有固定住所, 有经营能力, 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 准落常住户口, 口粮自理。1985年又以粮食合同定购制度代替了统购派购制度。这为农民流入城市打开了一个缺口。1985年7月13日, 公安部颁布了《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 决定对流动人口实行《暂住证》、《寄住证》制度, 允许暂住人口在城镇居留, 这些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关于超过三个月以上的暂住人口要办理迁移手续或动员其返回常住地的条款, 作了实质性的变动。这一阶段出现了“民工潮”, 产生了所谓的“农民工人”, 即使他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农业活动, 在职业上从事非农产业, 但从根本上说, 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却未发生大的转变, 在城市他们还被认为和定位成农村人, 而回到农村, 他们又被认为是和真正种地的农村人不同的群体, 这样他们的身份具有模棱两可的模糊又暧昧的特点, 身份划分的界限和边界也是既明朗又含糊。户籍制度在这种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起到的是一种强化城乡的差异, 弱化乡村内部差异的作用, 构建了“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身份和地位的差异, 这种差异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被表征出来, 又不断地被强化。

1985年9月,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规定凡16岁以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均须申领居民身份证, 为人口管理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 是户口管理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居民身份证的特点不仅体现在能证明公民身份, 保障公民权益, 方便群众, 更重要的是, 它突破个人身份依附于户或家庭世袭性的传统, 使个人的独立人格和公民权利得以尊重。居民身份证所展示的是个人属于国家的公民, 而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因此, 居民身份证制有利于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的建设, 而户籍身份制则强化世袭差别和地缘社会。1992年8月, 公安部发出通知, 决定在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 以解决要求进入城镇落户的农民过多与全国统一的计划进城指标过少之间的矛盾。1986年, 安徽滁州市天水县秦栏镇实行“绿卡户籍制”。1992年, 浙江温州推行“绿卡制”。1993年, 上海推行“蓝印户口制”。1995年, 广东深圳施行“蓝印户口制”。以此为代表, 部分地区实行投资入户、购房入户或蓝印户口等政策, 以吸引人才和资金。这一制度的核心是要收取买者的一笔城市建设费, 但对以城市长期务工经商的农民有一定的吸引力, 尤其是那些在城镇已经投资办企业, 开店等的农民来说, 还是有益的。然而, 这一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蜕变, 在某些城市变成了单纯的买卖户口, 政府只管收钱, 进城后的农民完全无人过问。

这一制度使户口符号价值化, 其表层的意义是为符合实际情况的农民转化身份提供了条件, 而在这种身份的转化过程中, 我们更多地是看到了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差距和鸿沟, 更加彰显出城市户口所拥有的优越性, 一方面, 在户籍制度的不断的变迁中使这种差距和鸿沟制度化, 另一方面, 也看到了那些农民在这一制度的实施中对自己身份的建构, 他们越是想要改变和转变现有的劣势身份, 也就越是强化了那种劣势身份所包含的分量, 使我们能更加明显地感受到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状态。

这反映的正是场域和习性的双重关系, 习性, 即一种在个体之上体现出来的社会化了的主体性。习性和场域是一种互动关系, 布迪厄说过“场域和惯习之间的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制约关系:场域构造了惯习, 这是一个场域的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另一方面, 它是一种认识的建构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世界, 在其中值得个体的能量为之投资。”也就是说, 从习性的角度可以看到铭刻在人的躯体上的社会制度, 而从场的角度, 我们可以观察到客观关系的体系, 它们是铭刻在事物或制度上的铭文。因此,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户籍制度构造出的农民的习性以及农民的习性所体现和构建的场域, 当然习性也能使个人超越原有的场域而获得新的本质, 而这终究是个艰难的历程。

1997年6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根据此方案, 已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 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8月, 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 主要规定: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志愿的政策;放宽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投靠子女的老人可以在城市落户;在城市投资、兴办实业、购买商品房的公民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 符合一定条件可以落户。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进。?

这一时期的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农民身份的转换是有利的, 特别是对于农民中一部分强势群体, 在城市工作多年, 又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并且买了住房的这部分农民, 他们本身已和城市居民没有什么区别, 而那些来城市打工的处于弱势的农民, 在一度对城市户口羡慕和狂热之后, 也已经有更加理性的思考和选择了, 对于获得城市户口本身没有太大的兴趣, 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他们对自己身份改变的态度很漠然, 其实不然。他们深深地感触的到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空间, 也意识到正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的极度缺乏, 导致他们没有能力在竞争过程中获胜, 因此, 他们把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的希望寄托在他们子女的身上。

高考户籍制度“谋变” 篇3

这些民间改革方案一经推出，便引来了社会各方的争议和讨论。赞同者认为异地高考有助于推动整个高考户籍制度的改革，反对者表示这样会造成新的不公平。如何理解高考户籍制度改革的民间方案？是合理诉求的表达，还是只为“倒逼”教育主管部门加速高考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高考户籍制度“谋变”真的能拿出“时间表”吗？

回原籍高考无奈复读

1997年，孔志夫妇俩从山东来北京发展，不久便购置了房产和汽车。随后，两人的事业也都稳定在了北京。1999年，孔志的儿子来到北京就读小学，从小学一直念到高三第一学期，直到今年3月才回到老家的一所中学准备高考。“之所以这么晚才把孩子送回去，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高考有户籍限制，也觉得不一定能在北京待这么多年。” 孔志说。

作为拥有“北京居住证”即所谓“北京绿卡”的外地人，孔志的孩子在北京读书时，免除了一笔高额的赞助费和借读费。但也正是这张“绿卡”给他们带来希望，而在孩子中考时未能及时抉择。

由于北京和山东的教材不一致，孩子在北京读书时还是班上的前十名，可在2011年的山东省高考中成绩并不理想，只达到当地三本录取分数线。为了让孩子考回北京，孔志夫妇决定让他在山东复读一年，尽管“复读生在学校和专业的选择上会受到很多限制”。

由于孩子一直在父母身边长大，极少回老家，巨大的落差也让孩子的心理产生了变化，“因为不适应，孩子就不停地吃东西，现在胖得已经不成样了，满脸都是痘……” 孔志说。

作为家里顶梁柱的孔志，为了孩子已经辞职回老家陪读。“这是我们把孩子留在身边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之一。” 孔志的妻子说。

“黑户学生”和“被留学生”前途未卜

自1993年大学毕业后，贵州户籍的茉莉（化名）就留在北京工作。现年14岁的女儿从幼儿园、小学直至初中毕业都在北京就读，今年在北京参加中考。

茉莉告诉记者，早在三年前，女儿面临小升初的时候，他们一家就难以抉择。因为如果不在贵州中考，上高中就没有学籍，就不能参加高考，而如果把儿子送回去，“监护从何谈起”。为了女儿的高考和升学，茉莉甚至想过举家迁回贵州，但“如何挣钱养家”，“原本只是孩子的教育问题，却升级成了全家的生活问题”，痛苦地挣扎了许久之后，她最终选择让孩子继续留下来读初中。

参加中考前，茉莉全家做了一次人生的“赌博”，“赌的是自己孩子的未来”。中考结束后，茉莉走访了十几所中学，最终孩子被一所学校录取，“女儿上学了，成绩很好，但仍然是个黑户学生，因为无论在北京还是在贵州，孩子都没有学籍。”

茉莉稱，如果延续现行政策，2014年，孩子有可能只能以社会人士的身份回贵州高考，但“社会考生不能参加军队、国防等类学校的招生，也不能参加全国名牌大学的招生，并且课本不一样，试卷不一样，难度程度不一样……”想到女儿将要面临这些，茉莉就泣不成声。

赵女士全家来京已十几年，儿子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在北京借读，今年高中毕业。因没有北京户口，他无法参加北京的高考，只能通过申请出国留学，继续求学之路。

“其实我们早就已经预料到这个结局。”四年前，赵女士通过申请“绿卡”（北京居住证）为儿子争取到了在北京考高中的机会。因为根据北京市引进人才的相关规定，拥有北京居住证的外地人可以在一定期限内转为北京户口，而在转为北京户口前，可享受与北京户籍一样的同等待遇。但从此，赵女士和老公就意识到要尽快帮孩子选国外的学校，以备无法在京高考，赵女士无奈地称自己的儿子是“被出国”。

许多持有北京“绿卡”的家长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不公，他们常为了子女们小升初、中考及高考的权利不停奔走，“学籍与户籍分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问题，我只想让全家过正常的生活。”赵女士很平静。

她算了一笔账，大学四年，儿子出国留学的费用要比在国内学习的费用多100多万元。为了送儿子出国留学，赵女士夫妇拼命地工作挣钱，“我们的生活都很节俭，几乎从不打车，也很少添新衣服，甚至计划过把北京的房子卖了为儿子筹学费。”

高考户籍制度改革背景：2.2亿人“人户分离”

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现有2.2亿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和生活。这些人以中青年居多，如果结婚生子，他们的孩子即“流二代”，要么被留守在户籍地，要么随迁，但随迁最终还是需要面临在读初三时是否回户籍所在地的抉择。孩子不回家读初三参加中考，将不能在户籍所在地获得学籍，也就不能参加四年后的高考；如果选择回去，就必须承受至少四年的骨肉分离生活，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如若举家回迁，工作难找，全家生活又成问题。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3月4日表示，有关高考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主要矛盾集中在北京、上海及广东。解决异地高考“既想到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和上海等当地考生的权益”。

似乎京沪考生成了异地高考的“拦路虎”。但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户籍制度和资源配置没到位的前提下，高考改革很难单兵突击。

教育部之所以抬出“京沪考生”，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2010年，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小学和初中就学的达到997万。京、沪、粤等地作为人口流动的集中区域，肯定问题最突出。

异地高考“全国一盘棋”，是需要实现条件的。它起码受着户籍制度、高考制度以及教育资源配置等多种限制。如果人口不是充分流动，高校还依赖于地方财政投入，教育资源还是存在着严重的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高考录取还是像过去一样按地区分配，那么异地高考也会带来新的一些问题，北京、上海以及广东的高考竞争将会加大，京、沪、粤高考考生的上学机会将会降低，这也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京沪考生”的权益应该考虑，但这并不是不实行高考户籍制度改革的理由。改革要有“更大决心和勇气”，随着各项改革的推进，这一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但这并不意味此时只能被动等待。

我们要考虑到实际情况，在保证全国高考公平的前提下，允许北京、上海及广东的异地高考方案有适当不同。方法总是有的，关键是教育部门想不想找。我们可以看一看有关高考户籍制度改革民间方案的具体内容：

（一）随着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3年以上连续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二）北京和上海两地，随父母在经常居住地上学至高中毕业，有连续4年以上学籍的，高中毕业即可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高考和录取；

（三）父母经常居住地是指公民在工作和生活所在地连续工作和生活一年以上，根据自愿原则认定为经常居住地。工作和生活的证明包括：工作和收入证明（劳动合同、单位出具证明、工资发放依据、纳税证明及社保证明等之一），租房合同（或房产证）及水电费收据等。

（四）作为以上建议的补充建议，应尽快实现本城市区域内部的中、高等教育资源均衡。努力实现城市内部公办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相对均衡，居民子女能够就近上学，杜绝“择校”现象。同时，严格控制学籍的有效性，彻底消除高考移民的投机行为。

户籍制度改革 篇4

绪论

户籍作为确定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法律地位的基本法律文件，是对自然人按户进行登记并予以出证的公共证明簿，我国户籍记载的事项主要有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婚姻状况、学历程度、搬迁记录等。而户籍制度是国家对其所辖范围内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并按一定的原则进行立户、分类、划等和编制的社会制度，是统治者征调赋役、落实行政管理、执行法律的主要依据。

（一）研究当代户籍改革方略的意义

在加速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户籍制度需要改革，这是大势所趋，因此加强对户籍改革方略的研究为国家户籍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参考具有重大的意义。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1．有利于明确户籍改革的目的。有人认为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体系。有人认为户籍改革是为了放宽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农村建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但我认为户籍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生存权，能够享受同样的利益。一项改革的目的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及最终的命运，因此明确户籍改革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

2．有利于确定改革的方向。户籍改革是对现行户籍制度进行改良还是完全废除现行的户籍制度？对此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些人认为户籍改革的主要方向是将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剥离开了，因此在实行“一元化”的前提下只需对户籍制度进行改良就行了；持相反观点的人认为，应当借鉴外国的经验，废除户籍制度，用身份证制度来代替现在的户籍制度。

3．有利于保障公民权利。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对户籍和人员迁徙的管制，不仅符合社会选择的方向，还可以最大限度的保障并发挥公民基本权利的效用。

（二）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结构

要研究当代户籍改革方略当然要先了解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结构。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为了解决城乡差别引致的农村人口向城镇大量涌进的压力，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将全体社会成员的职业、居住和生活空间固定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度。二元社会结构，最早由荷兰经济学家博克提出，是指国内存在两种生活条件、方式和观念等的相互独立运行的社会子系统。

1958年1月9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10条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向常驻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样，中国就不仅从法律上违背了1954年《宪法》对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的规定，还正式确立了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制度已经明显不适应时代的要求。稳妥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国家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需要”，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还可以有效地保障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众多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利。

一、中国现行户籍制度影响下产生的社会问题

由于历史传统和计划经济体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二元化”户籍制度带有深深的身份烙印，不仅存在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诸种严重的等级差异，还因户籍的地域差别产生了“户籍歧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六大方面：

（一）不经济的住房。

在北京、上海、深圳这样大城市的无房者中，没有当地户口的人数占去总比例的40%左右。尽管如今不少城市降低了对外来人口的落户要求，但进城后的风险和经济成本也随之

提高了，其中经济成本的提高主要体现在购房价格上。很多地方规定，准予落户的条件是要在居住地具有合法固定住所，而据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3864元/平方米，经济适用房全国均价也要1754元/平方米。可是当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为14908.61元，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年收入只有5791.12元。面对如此高的房价，就算降低落户门槛的条件，又如何让中、低收入的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在城市安家立业？

（二）不统一的社保。

我国当前户籍制度背负很多有关社会福利的限制，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保险的不统一问题，而这样的问题对农民工尤为显著和严重。在这里介绍一个政策：不管在哪里交社会保险费,等到退休的时候都只能回原户籍所在地享受当地的退休待遇。比方说，一海南人在北京打工，就算按照北京的社会保险最低缴纳基数缴纳保险费，如果交了20年的平均基数是3000元,而当他退休的时候海南的缴费基数才1000元,那他退休的时候也只能享受1000元的待遇!另外，虽然我国已经实施新农村建设，各类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初步构建，但是比起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仍然没有达到现代社会保障的基本要求和目的。

（三）不均衡的就业局势。

2009年11月21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表示，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30余万人，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今许多学生到外省读大学就是希望毕业以后到发达城市谋求一职，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带来的优厚福利待遇的城镇居民户口。因为没有本地户口，既无法享受城市优待，也会比别人付出更多的精力与财力才能换取某种便利，而这也是人才流失最大的原因，不仅使各地人才不均衡，大大限制了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使得东部各大、中城市就业压力异常膨胀，西部偏远地区人才奇缺，极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正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艰难转型的中国不得不面临诸多发展中的问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愿意种地、能够种地、并且会种地的农民正在变得越来越少。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２亿多农民工中，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只占８．８％。其中，超过９成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愿意回到农村。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１６岁到６５岁农村人口）有５亿，其中有２．４亿人离开农村，流失的这部分农村劳动力主要是青壮年，近一半留下的农村劳动力年龄在５０岁至６５岁之间。村家指出，越来越多的中国新生代农民不愿回乡定居，缘于中国城乡之间收入水平、劳动环境、业余文化生活等方面的差距依旧明显；缘于种粮收益仍然较低，农业生产无法实现年轻人的理想；缘于农村缺乏可靠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农村环境污染也在日益严重。

中国户籍制度 篇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空间扩大了三倍多，但空间上的城市化没有相应产生人口城市化，户籍问题将3亿农民工挡在了城市之外，他们难以享受城市化建设的成果。

但是，户籍政策正在逐步调整，公平的城门正在从制度层面逐渐打开。

4月8日，发改委官网发布的一份“超级文件”引发社会热议，不少媒体认为，它意味着中国户籍制度将发生巨大的变革。

这份名为《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文件本身并不是针对户籍制度改革的，但其内文中提到：

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 100 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城市政府要探索采取差别化精准化落户政策，积极推进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落户。允许租赁房屋的常住人口在城市公共户口落户。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强化督促和监测评估。

若干年后回头再看，这份文件或将成为新的户籍政策改革分水岭。

这份文件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它将户籍改革的目标瞄准了城市端。根据这份文件的精神，5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很快就会基本消失，而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数量在中国占比并不太多，这也就意味着绝大多数城市端的户籍限制会消失。

那么，这里可以追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发生这样的转变呢?

答案是，形势正在起变化。

近年来，计划生育制度的弊端慢慢已经获得全社会广泛认知，这个计划经济体制里最顽固的制度已经导致了中国人口断崖，在这个新形势之下，中国农村的可城镇化人口已经不多了。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农村人口的释放为城市建设带来了巨大的人口红利，那么当代中国农村的人口红利已经基本消失。相应的，农村入城人口给城市端的压力大大减轻。

其次，中国许多城市的人口正在飞速下降。，古城西安率先打起“抢人大战”，全国几十个城市闻风而动，加入战团。很多城市与其说是在抢夺人才，不如说是在抢夺人口。因为年轻人口的不断流失，许多城市的老龄化形势非常严峻，而一座没有年轻人的城市也就意味着它没有未来。

当初城市端户籍政策难以放开的关键在于城乡人口之间的利益之争，而当下这里的利益蛋糕已经很小了，可争的东西已经不多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东北三省，当地老龄化问题特别严重，以致于社保养老金缺口巨大，没有足够的年轻人缴纳社保，却有大量的老人要取养老金，这致使当地的财政捉襟见肘。当年争得头破血流的城镇户口，现在的吸引力已经不如从前。形势的变化促使城市的决策者们必须重新权衡户籍放开的利弊。

这个逻辑其实也正好解释了为什么5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户籍政策还不能全面放开。

秦朝的户籍制度 篇6

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

秦的户籍制度的开始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公元前375 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伍”之上是否有“什”，尚不得而知。但到了秦孝公时期，就确知“伍”之上还有“什”的组织，即每十家为一“什”。《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索隐》曰：刘氏云：“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也。”“收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正义》释“什伍”曰：“或为十保，或为五保。”同书又云：“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显然是连坐法的具体内容。因此，不论是五家为保还是十家为保，知秦孝公用商鞅变法之时，已确立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的关于户口编制的“什伍”组织系统，借以实行互相监督的什伍连坐之制。1975 年出土于湖北省云梦的秦简，给我们提供了商鞅变法后确已实行什伍连坐的户籍制度的新材料。秦简中的《秦律》（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及《封诊式》）简文，多次提到“伍”及“伍人”，《秦律杂抄》中的《屯表律》中一次提到“什伍”，《法律答问》两次提到“即伍人谓也”的“四邻”。此外，法律还有“伍人相告”必须属实的规定；也有“什伍”组织必须对于回乡兵士弄虚作假者进行告发的规定，如果“什伍知弗告”者，“赀一甲，伍二甲”（见《屯表律》）；还有对百姓傅籍时弄虚作假而“弗告者”，“伍人，户一盾”（见《傅律》）的律条。所有这些，无一不证明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确有按什、伍编制户口的制度，也有同伍、同什必须互相纠举连坐的法律，表明《史记》所载不诬。值得注意者，是秦律简文透露了较《史记》所载更为详细的情况。首先，以什伍连坐的法律而言，对同犯人同什的人的惩罚，要轻于同犯人同伍的人的惩罚。如《屯表律》关于逃避兵役者规定，“屯长、什伍知弗告，赀一甲，伍二甲”，意即与逃兵同什者弗告只罚出一甲，而与逃兵同伍的人弗告则要罚出二甲。可见同伍的连坐重于同什的连坐。其次，秦律告诉我们：每伍的头目叫做“老”，而且对头目的惩罚又重于一般“伍人”。这从《傅律》关于百姓傅籍时“敢为作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皆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规定中清楚看出，因为在这里，“典、老”与“伍人”并举，且同犯一罪而惩罚轻重不同。又《法律答问》有某甲因遇盗而呼号，“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时，对于“四邻”，可以不追究，而对于“典、老”，虽然外出不在家，也在论处之列。可见对于“典、老”的惩罚，确重于“四邻”即同伍之人。其三，官吏享有不连坐的特权。《法律答问》云：“吏从事于官府，当坐伍人不当？不当。”意即当官吏在官府有事时，与他们同伍的人犯了罪，官吏不在连坐之列。其四，有爵位达到“大夫”一级者，不同一般平民同伍。《法律答问》云：“大夫寡，当伍及人不当？不当。”意即为数不多的大夫爵获得者，不应当与其他人合编在一伍。所有这些内容，都为《史记》及其他关于秦的记载所无。据此，知什伍连坐制，仅仅是适应于秦国一般平民的户籍制度和法律规定。

什伍组织之上，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为“里”。“里”的头目叫什么名称，史书无载。《秦律》中有“典”与“老”并称。“老”既为伍之首，则“典”有可能是“什”之长，也有人认为是“里典者。”

用强制手段迫使一般平民建立一夫一妇的小家庭，是秦的户籍制度的又一特征。《史记·商君列传》云：孝公用商鞅变法时，制定了“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规定，这显然是为了取缔大家族制下的大家庭，鼓励小家庭的建立，以发展小农经济。户籍的申报

为了编制户籍，官府还制定了一整套申报户籍、迁移户籍和除去户籍的法律程序。前引 1

《商君书·境内》所云“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就是关于人人必须登记户口，生则著籍和死则削籍的规定。人人必须在官府的户口册上登记户籍的制度在秦简中也有反映。《秦律杂抄》中有《傅律》的名称，所谓“傅”，《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给公家徭役也。”因此，所谓《傅律》，就是关于登记户口而准备服役的法律。据《傅律》内容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的规定；又有“百姓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典、老弗告，赀各一甲；伍人，户一盾，皆迁之”的条文。这表明百姓“傅籍”时，既有隐瞒人口的情形，又有以小报老和以壮报残的事实，而且要经过“占”即自报的手续。如果“傅籍”不是登记户口，也不是为了征发徭役，又何至于出现“匿敖童”和“占癃不审”等“敢为诈伪”的行为呢？又有什么“不当老”而“请老”的必要呢？因此，《傅律》确是关于登记户口以备服役的法科，而且登记时是由户主自报和经典、老审查的，如有不实，自报者与审查者都要受到惩处。

“削籍”的规定，也见于秦简，而且是一种惩罚。《秦律杂抄》中的《游士律》规定：“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意即凡帮助秦人越出国境者，在户籍上除名，如果其人有“上造”以上爵，则罚为鬼薪，如果是有“公士”以下爵，则刑为城旦。可见这种“削籍”，与“死则削”不同，它是一种政治上的惩罚，即不承认其为一般自由民的身份，而另入刑徒名册。

居民要迁徙户口，必须向官府办理“更籍”手续，方为有效。秦简《法律答问》简文云：“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何论？耐以上，当赀二甲。”意即甲要迁居，请求吏迁移户籍，吏推脱不办，致使甲受到耐罪或罚款处分，吏是要受到罚款二甲的惩罚的。由此可见，居民要迁居，必须向官府申报，经过批准，并办理迁移户籍的手续；如果不办“更籍”手续而擅自迁移者，要受到法律惩处。由此可以想见，所谓“更籍”，不仅是改变户籍的地址，而且意味着有迁移证明之类的东西。《秦律杂抄》的《游士律》中，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的规定。所谓“游士”，是指无固定住址的游食之士，“亡符”，即没有身分证明。流动人口尚且需要有身份证明，则迁移户籍自然必有证明。这种迁移户籍必办“更籍”手续和取得迁移证明的制度，反映出户籍是不许随便迁移的，这同《商君书·垦令》中所说的“令民无得擅徙”的规定是一致的。

在秦国及秦皇朝时期，并不是所有民户都允许单独立户的。一般说来，允许立户的对象必须具备如下的一些条件：第一，必须不是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方可单独立户。秦简《为吏之道》简文尾末附有《魏户律》，其中明确规定：“假门逆旅、赘婿、后父，勿令为户。”秦简中滥入《魏户律》的这一条文，表明商人、开客店者及赘婿、后父这些人，在魏国不能单独立户的情况，对秦国也同样适用。第二，立籍的对象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或者是官府授田的对象。秦时存在名田制度，自秦简公七年（公元前408 年）实行“初租禾”制度后，就意味着私有土地在秦国的合法化。因此，这些土地的拥有者，就成了必须登记户口的对象，通过户口的登记，官府才有可能对他们实行“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和“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政策①① 《史记·商君列传》。另外，就是官府的授田对象。据秦简《田律》，秦确实行了“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的授田制度。根据授田多少，不论垦种与否，一律课以“顷入刍三石、稾二石”的租税，可见授田民都是受官府控制的课户。反之，象上面《魏户律》规定的“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在“勿令为户”后，接着就是“勿予田宅”，即不给予土地。这就更反证授田民户是可以单独立户的。还有《商君书·徕民》讲到三晋的“宾萌”，是一些“上无通名，下无田宅”的人。他们的不向官府登记户口，同他们没有任何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岂不进一步说明单独立户者必须是土地的拥有者和官府的授田对象吗？

户口册的内容

秦时户口册的内容，史籍虽无正面记载，却可以从有关资料中寻觅其梗概。

首先，户口册必须写明户主的姓名、籍贯、身份及其家内人口的情况。秦简《封诊式》简文的《有鞠》一目，讲到男子某受到审讯时，供称他是“士伍，居某里”；然后由审讯机关去查证其姓名、身份、籍贯是否属实，谓之“定名、事、里”。“名、事、里”在当时法律中成了一专门术语，可见它是户口登记时的必备项目。

其二，户主及家内成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必须在户口册中注明。秦简《秦律杂抄》中的《傅律》规定：百姓傅籍时，“匿敖童”、“占癃不审”、“不当老”而请老等等弄虚作假行为是不允许发生的，这显然表明百姓申报户口时有诈老、诈小和以健康人作残废人登记的情况存在。如果户籍中没有年龄、健康状况等项目，又何来诈老、诈小和“占癃不审”呢？至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秦王政十六年（公元前231 年）“初令男子书年”，则更是明显的必须登记年龄大小的铁证。

其三，必须在户籍中注明其祖宗三代的出身情况：前引《为吏之道》简文中滥入的《魏户律》，有“假门逆旅”及“赘婿、后父”，必待“三世之后，欲仕仕之”，否则是不许为官的。即使如此，“仍署其籍曰：故某闾赘婿、某叟之乃孙”。由此可见，“假门逆旅”与“赘婿、后父”，虽然不许他们同一般平民一样立户，却有特殊的户籍，而且其内容确有载明其祖宗三代出身情况一目。另外，另立市籍的商人，也得注明其本人为商人、父母为商人及大父母为商人等情况，应当也与赘婿之户籍相同。

其四，家庭财产与类别，也可能要记入户口册。《封诊式》中的《封守》爰书，讲到有关官府查封被审讯者的家财时，其中包括被审讯者的家室、妻、子、臣妾、衣服、器用和牲畜，还有一间堂屋，内间卧室，皆用瓦盖、木构齐备及门前桑树十棵等记录。《封守》爰书虽不等于户口册，但没收犯人家财时，必以户口册为依据。那么家内财产的多少与类例，也应是户口册的登记内容。《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公元前216 年）条，有“使黔首自实田”的规定，可能也与户口册的登记内容有关。

其五，也可能有户内成员的身高记录。如《封诊式》的《封守》爰书，讲到没收被审讯者的家财时，还有“子小男某高六尺五寸”的话；《仓律》讲到隶臣妾时，也有“隶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隶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为小，高五尺二寸，皆作之”的规定，都反映户籍有身高记录。综而言之，秦的户籍登记，约有户主姓名、身份、年龄、籍贯、身体特征、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也可能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

民户户籍和特殊户籍

秦时除有一般的民户户籍外，还有其他不同类别的特殊户籍。

民户户籍，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为“故秦人”，即秦国境内土生土长的民户。《史记·灌婴列传》谓：“汉王乃择军中可为车骑将军者，皆推故秦骑士重泉人李必、骆甲习骑兵。”“汉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军不信臣，臣原得大王左右善骑者傅之。’”又《商君书·徕民》也讲到秦国招诱三晋之民后，“令故秦民事兵，新民给刍食”。这里两次提到的“故秦民”，就是秦国的土著居民。二为外来人：相对于土著居民，就有不同的称呼，总称为外来人。如称三晋之民到关中者为“新民”，在秦简《法律答问》中，称这种从外地迁入秦国境内的人口为“臣邦人”，有“臣邦人不安其主长而欲去夏者，勿许”的规定。“臣邦人”中，又依据其不同情况而被区分为“真臣邦”与“夏子”两类。所谓“夏子”，即“臣邦父、秦母”所生，也就是“故秦人”与“臣邦人”的混血儿；所谓“真臣邦”，即“臣邦父母产子及产它邦而是为真”，也就是其父母都是臣属于秦国的外邦人和出生在他国而随父母入秦定居者。既然秦的法律把“故秦民”、“新民”及包括“夏子”和“真臣邦”在内的“臣邦人”区分得如此清楚，而且有不同的地位与待遇，如“新民”只能“给刍食”而不能当兵，那么，这种歧视外来人的措施，必在户口册上也有所反映。否则，又何以知其为“故秦民”与“新民”呢？李必、骆甲已身为汉兵，又何必以曾为“故秦民”而忧虑呢？由此可见，在平民户

籍的大类别上，必有“故秦民”与“臣邦人”的划分。

在特殊户籍中，有官吏的“宦籍”，官吏子弟的“弟子籍”，有爵者的爵籍，属于王族的“宗室籍”，属于贾人的“市籍”以及其他贱口的户籍等。

关于“宦籍”：《史记·蒙恬列传》云：“（赵）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此为官吏有宦籍之确证。这种官吏另立户籍的制度，似始于商鞅变法之时，故《史记·商君列传》云：赐爵制度实行后，出现了“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的局面，《索隐》曰：此“谓各随其家爵秩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也。”由此可见，所有因军功获爵而为官者，是有其特殊的户籍的。关于有爵者的爵籍，可以从秦简中获得启示。秦简诸法律简文，多处讲到各种拥有不同爵级者所应享受的传食、减刑和豁免等特权，如果有爵者无专籍，又何以证明呢？且《法律答问》有“大夫”不与一般平民同伍的规定，已于前述，岂不也可证明有爵者有不同于平民的特殊户籍吗？这种户籍，由于史书无专名，姑名之曰爵籍。

关于“弟子籍”，其名见于《淮南子·道应训》：“公孙龙曰：‘与之弟子之籍。’”又秦简有《除弟子律》，似为关于任用官吏子弟为官的法律。结合《除弟子律》关于“当除弟子籍不得，置任不审，皆耐为侯”的规定看，表明官府确有官吏弟子的专籍，而且同委任他们为官吏有密切关系。又《秦律杂抄》中的《佚名律》规定：“县毋敢包卒为弟子”，违者，“尉赀二甲，免；令，二甲”。所谓“包卒为弟子”，即私藏兵卒而冒称为县令、县尉的弟子。以此观之，则作为官吏弟子，可能有某种免役的特权。综而言之，秦时确有为官吏子弟设置的“弟子籍”，凡列入“弟子籍”者，既有被任用为官的权利，又有某种免役的特权。关于“宗室籍”，《史记·商君列传》云：商鞅变法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不得为属籍。”《索隐》曰：“谓宗室若无军功，则不得入属籍。”由此可见，王室宗族确另立户籍，谓之“宗室籍”。

关于贾人的“市籍”的问题，详见《汉书·晁错传》。晁错于汉文帝追述秦的戍边之制时说：“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这说明贾人有“市籍”，确系秦制。至于赘婿、后父等身份卑贱的人，从前引《为吏之道》中滥入的《魏户律》来看，表明他们确实是于平民户籍之外另立户籍的，不过他们的户籍叫什么籍，史书缺乏记载，秦简也无反映，只得统称之为不同于平民户籍的特殊户籍。

户籍制度论文 篇7

1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演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土地政策始终是我国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后,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颁布的《土地改革法》, 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 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对“所有没收和征收来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除本法规定收归国家所有者外, ”均应“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到1952年底, 除新疆、西藏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台湾以外, 全国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已全部完成。

从1953年起, 中共根据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 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 开始对农业等三大行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在承认土地私有权的前提下, 农民以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 集体劳动、民主管理, 按劳分配和按股份分红相结合, 土地使用权由个人使用变为集体共同使用, 这是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到1956年,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农民私有的土地和牲畜、大型农具以及土地上的附属物如塘、井等水利设施转为合作社集休所有, 取消土地报酬, 取消土地入股分红制度。在人民公社化阶段, 更是全面无偿剥削农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自然资源, 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以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农民的“包产到户”为开端, 中国开始了又一次重要的土地制度变革, 将纯粹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变成为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制虽然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 但在土地的使用权方面却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对农民具有重要的产权意义, 他们不但获得了土地产出的大部分劳动产品的所有权, 还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的支配权, 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

从我国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看出, 我国的土地制度是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目标, 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基础, 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而作出的制度安排, 基本上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静态管理关系和管理制度, 忽视了土地资产的动态配置规则, 片面注重城乡土地制度的二分格局, 而无视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必然趋势。随着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与城乡统筹的矛盾与冲突日益严峻, 土地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

2 户籍制度改革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瓶颈”

时至今日, 我国城市土地制度改革逐步趋于完善, 先后出台了《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 从根本上改变了土地资源长期无偿使用的状况, 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实现了土地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土地利用的效率最大化。而在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举步维艰。作为农村最主要的财产——土地, 其产权主体模糊, 使他的资产价值无法在土地使用者中得到显化, 土地价格严重扭曲, 农民难以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成果。一方面, 农民有突破制度框架谋求自身发展的利益诉求, 而另一方面, 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设计却无法提供与现实需求相适应的制度保障。2003年颁布的土地承包法规定, 农民进入小城镇务工或定居, 仍保留原土地的承包权, 而进入大中城市务工定居, 则要放弃原上地的承包权而得不到任何补偿。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设定了3年过渡期, 允许转户农民最长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保留林地使用权、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各项补贴等“三件衣裳”;实行有偿退地, 转户居民退出承包地, 可以按照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标准得到相应补偿, 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和农房的, 将获得3笔补偿资金。重庆户籍制度改革中的“新政”是对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的一次创新和突破, 对推进重庆统筹城乡发展, 向以改善民生为导向的发展模式转变,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 笔者在调研中却发现, 很多农民对转户还存在许多顾虑和担心。

2.1 农民的非农收入不确定

截至2009年10月止, 重庆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总量突破800万人。目前, 进城农民工以非正规就业为主, 大多数是没有经过组织的。根据调查的结果, 94%的农民工没有放弃土地的承包经营权。不愿放弃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低, 外出务工的非农就业不确定, 非农就业收入不稳定, 很多农户为此不愿意转户。

2.2 失去土地后的社会保障担心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 农村的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完善, 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只能把土地作为安身立命的基本保障。事实上, 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已经成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最大的制度瓶颈。根据笔者的抽样调查显示 (如下表) , 尽管农村土地收益低廉, 但大部分理性的农民还是选择继续耕作, 不敢轻易放弃土地, 甚至不惜撂荒弃耕也不愿将土地进行流转。可见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 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增强农民离开土地的安全感和适应市场风险的能力。因此, 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与否, 直接影响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的速度。

农民不愿放弃土地的原因统计:

3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的“瓶颈”消除路径

3.1 加快农村土地产权的立法进程

从我国土地制度的演变看, 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的关键在于强化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承包经营权下分离使用权。目前, 农村土地制度与以农民户籍制度为代表的城乡二元分割成为解放农村生产力、解放农民的瓶颈制约。因此, 要进一步明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界限, 赋予农民明确的而不是模糊的土地权利。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的使用立法, 根据土地利用目的的差异, 构建多层次的土地权利体系;强化法律对土地使用权内容和形式的约束, 实现土地权利的物权化;进一步对土地所有者与利用者之间, 土地利用者相互之间关系的界定, 实现各种土地权利的独立化;在对承包经营权进一步分离的前提下, 实现直接经营土地者的土地经营权的流动化。据此, 《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应该对土地权属及转移、土地权属转移补偿、土地使用权、土地双层经营等内容进行相应的创新。

3.2 创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

土地制度的创新, 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 必然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的市场化。1994年《土地承包法》的出台改变了农村土地绝对禁止流通的格局, 但将耕地承包经营权排除在抵押权的客体范围之外。《物权法》的出台并未改变这一立法格局。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不完整导致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不完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无权向金融机构通过耕地抵押获得融资, 抑制了农村土地的价值担保功能, 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 在强化耕地保护制度的同时, 应创新农村土地的流转机制, 开放农村士地市场, 将耕地承包经营权纳入抵押权的客体, 显化农村土地的资产价值, 增加农民的生产性土地收益。当然, 农村土地的流转, 需要有健全的组织保障, 政府要成立土地流转管理机构和社会中介服务组织, 发放土地确权证书, 规范流转程序。短期内, 即使大部分农民通过户籍制度改革, 摆脱了对土地的依靠,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属性也不应当完全消除。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某一块土地上, 向土地支出劳动, 开垦、改良土地, 对于这块土地本身就存在一种不可否认的利益, 这种利益是基于长期的历史联系而形成的。即使不考虑农民生活保障的成分, 这种利益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形成法律上的权利。更何况在一段时间内, 土地在农民生活保障方面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3.3 完善农村的土地退出机制

建立和完善农村土地退出机制, 首要的是将农民的土地产权价值化, 农民对土地不只能“用”, 还可以“兑现”带走, 从土地产权的价值化流转上实现最大化的利益。在自愿的基础上, 允许农民放弃土地承包经营权, 或者允许农民宅基地使用权进入土地流转市场, 将农民土地权益变现, 作为对价, 鼓励农民进入城市生活, 并向其提供购买经济适用房的资金补助。这必将激发农民转户进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实现农民身份向市民身份的转换。其次, 还土地以正常的生产要素性质, 逐步弱化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兴办养老、医疗、生育、伤残等社会保险, 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考虑由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尽快制定和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同时由国务院出台该法的配套条例, 将城乡社会保障统一起来。对转户进城的农民, 同等享受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从而为农民提供较为完善的退出机制。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加快立法, 明晰农村土地产权界限, 实现土地权利的物权化、独立化、流动化, 完善农村土地的市场化配置机制, 显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 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 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1]吴金和.农村土地流转的动因、问题与建议[J], 集体经济, 2009 (5) .

[2]张慧芳.土地征用问题研究[M],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喻文莉.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土地法律制度的创新[J], 农业经济, 2010 (8) .

户籍制度改革的财政难题 篇8

在这篇名为《地方财政能力与城市户口自由化》（Local Fiscal Capability and Liberalization of Urban Hukou）的文章中，两位学者一开始就指出，户籍本身代表着一系列权利和福利，比如医疗、教育、养老等服务体系均基于户籍而有所区别。在分税制的财政体系下，地方承担了大部分基本的公共服务支出，因此其是否有动力推进流动人口在本地落户，这不仅取决于中央和地方的美好意愿，还取决于各地的财政支出。一旦财政支出过于庞大，就会降低地方落实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性。作者通过两个方面搭建了评估框架，一方面测算支付需求，如果给当地流动人口提供城市户口会产生多少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成本；另一方面测算地方的财政能力，地方现有的财政预算是否能够满足流动人口落户后的支付需求。考虑到中国城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区域差距，两位作者选取了分布在全国各地的45个城市样本，意图在整体上对户籍制度改革提供客观的评估结论。

尽管流动人口申请城市居住证也能享受到部分福利，但户口毕竟才是最完整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保障。作者将其分为义务教育、低收入群体住房补贴、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金五个大类，并认为以往的学术研究通常低估了这方面的支出标准。当然，由于地区的差异，每个城市户口带来的平均公共服务支出区别很大，最低的城市只需要北京五分之一的支出。但即使是样本平均数8500元乘以相当大的流动人口基数，也会是一笔相当大的财政负担。那么，对于各个城市来说，是否有能力消化这部分支出呢。作者详尽分析了样本城市的财政能力之后，发现答案是比较消极的。如果强行推行流动人口落户，绝大多数城市的地方财政将面临严重的赤字，不但是欠发达地区，甚至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财力也很难覆盖。除非地方政府加大预算之外的税收来源，否则在现有的预算体制下，强行实施流动人口落户确实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行为。

那么，由于地方财政能力的欠缺，是不是就应该暂停户籍制度的改革呢？当然不是，财政能力的欠缺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事实上，中国财政多年来的快速增长已经足够负担起流动人口落户的大部分成本。只是基于现有分税制的财政体系，地方税收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小部分，却要承担起绝大多数公共服务的职能，因此不得不勒紧腰带。两位作者最后建议，要完成中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通力合作，在行政层级和区域之间构建起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增强地方财政能力，共同承担起城市基本公共服务的建设责任。（文/金韬）